（一）汉初黄老思想

    汉武帝要实现理想中的治国蓝图，必须解决所面临的如下一些紧要问题：

    第一，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如果历史条件变化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要跟着变化。“黄老学说”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过去有关“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散失，只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黄帝书五种，计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据考证，这些帛书均属于“黄帝之学”的著作。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它不仅讲道，而且还讲法。汉初把黄老思想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黄老之学有两个特点：一是黄老之学虽然对包括早期道家在内的先秦各家学说都有所批评和舍弃，却在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了它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采阴阳、儒、墨、名、法等各家学说之“善”的特点。二是在阐述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方面，强调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待时而动”“因时制宜”的另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

    黄老之学主张实行“无为”政治，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和“节用民力”等等，要求统治者适当减轻人民负担，不要过度剥削和压榨人民。这就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人民发挥生产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这些基本主张既符合人民休养生息的愿望，也适合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汉初一些重要思想家，如陆贾、贾谊等人的政论著作，也明显地吸收了黄老之学的理论内容。陆贾《新语》中《道基》《无为》《至德》诸篇，贾谊《新书》中《修政语》《道德说》等篇，都打上了黄老之学的思想烙印。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也是这样。这表明黄老之学在汉初十分流行，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汉初黄老之学，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是，随着统治阶级本身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统治者必然要求强化和集中权力，不可能长期安于“清静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于是，西汉初期一度盛行的黄老之学，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也就随着国家由弱到强的转变，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最后让位于为汉武帝“有为”政治服务的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而这也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汉初对诸侯王、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是因为朝廷没有雄厚的实力与之抗衡。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秦之所以传二世，是因为不施仁义，不行德治，而专任刑罚造成的。他认为儒家思想治国的特征是以德治国，而法家治国的特点是刑罚。以德行治国者命运长久，任刑罚者短命而亡。

    贾谊以秦二世而亡为戒，讲专用刑罚治国之害和以仁义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如把贾谊的这些言论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相比，二者简直如出一辙，文帝时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得已用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汉文帝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崇尚节俭，少兴作，以便让民众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恢复经济。这是当时继续保持汉朝稳定长久的必然之路。

    第二，汉初的文化与学术政策问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统治者下达焚书令。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使秦宫中的藏书也付之一炬。所以汉初社会文化处于沙漠化的境地，迫切需要恢复文化，开放书禁。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口授的书可以写在竹、帛上传阅。藏于墙壁中的古文书也不断被发现。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书籍公布于世的非常多，都是先秦诸子的著作。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在学术讨论中，即使在皇帝面前，各学派的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辩论，并不因为尊崇黄老，就对其他各学派实行专制。如景帝时，齐诗博士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就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展开辩论。辕固生是《诗》学博士，在当时堪称《诗经》专家。辕固生说：“夏桀、商纣暴虐，所以商汤诛夏桀，武王讨商纣。天下归于商汤和武王。这是顺应天意和民心的事情。”而黄生却以“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据理力争。意思就是，商纣虽然失去道义，但仍是君王，君王有过，臣下应当劝谏，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黄生用儒家的君臣尊卑观念来反驳辕固生。岂料辕固生回答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以此推论，高祖代秦，即位于天子，也是大逆不道的篡弑行为吗？辩论到此，两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景帝出面制止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列传》）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愚昧。这场辩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人对黄生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

    在汉初开明的学术政策下，实际上形成了尊黄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面。文帝就是一位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时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的重法君主。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着能否继承汉初开明的学术思想政策的问题，是尊儒术而兼用百家呢？还是尊儒术而对百家实行专制？

    第三，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由于秦的暴政和其后的战乱，汉初社会不安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道莫大于无为”。所谓“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要扫除繁苛、与民休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朝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繁苛严法，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如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除“盗铸令”“听民放铸”。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除“关无用传”。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又下令开放池林山泽。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经济繁荣发展，民给自足，社会稳定。但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繁荣局面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法律宽舒，百姓殷富，一些豪富凭借财势，骄傲放纵，在社会、乡里横行霸道。有封邑土地的宗室及公卿大夫都竞相奢侈，住宅、车马、服饰甚至超过了皇帝，没有一点限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也开始出现，普通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文帝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到，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一亩农田收获一石粮食的话，百亩之田收获不过百石。这比战国初期李悝所说魏国五口之家耕作百亩的小农，一亩农田收入一石半的产量还要低。而当时又频频发生自然灾害。如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河决于酸枣；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秋，关中大雨昼夜不停地连下三十五日，冲没九百余家，八千余所民室遭到破坏。三年后，天下大旱。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又发生大水灾。这诸多的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时农民又深受地主、商人的兼并、剥夺，生活日益艰难，许多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这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王侯官僚、农民问题等也是汉朝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是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活跃在北方边境，屡次南下侵扰。高祖建立西汉，到武帝即位后，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白登之围后高祖认识到国力的弱小。于是采纳刘敬的建议，将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并且每年给匈奴许多财物。吕后时，冒顿单于给吕后递书侮辱戏弄，极为无理，吕后却卑辞求和，并赠送大量金银絮缯和亲，以求边境的安宁。虽然如此，匈奴还是不断地对汉朝进行侵扰劫掠。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灌婴率车骑八万五千，逐匈奴出塞。文帝极为重视，亲自到北方劳军。此时，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打算到北方亲自督军，于是趁机反叛。文帝急忙命柴武为大将军，率十万大军出击济北王，自己也回到长安，发诏讨逆，这次叛乱才平定下来。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发兵十四万入塞，大兵逼近甘泉宫，后被汉军击退；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军臣单于率军大举侵犯汉境边郡。从上郡、云中分两路南侵，汉方紧急部署，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紧急调动军队阻击。文帝亲自赴军营视察，了解战况。

    面对匈奴的侵扰，文帝时贾谊在《治安策》中沉痛地指出：“今海内的形势是，汉朝皇帝是天下之首，匈奴乃蛮夷，不足为重。汉朝却每年赠送大量金银絮缯给匈奴，致使本末倒置。”在贾谊看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其实文帝何尝不知，只是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使他无法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这种形势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大好形势，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威胁中央政权的诸侯王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对匈奴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保安宁，还是调整对匈奴的政策进行武力征讨？此外，又该如何处理与南越、闽越这类分裂割据势力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摆在武帝面前的重大问题。

    另外，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恢复发展后，社会出现了几种潮流。一个是思想文化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中国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潮流。汉武帝就是走在这几种潮流正中的天子，在这几种潮流汹涌交织之时所出现的问题，都需要他来解决。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这其中，思想文化的潮流首先需要武帝来面对。秦统一以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学派应采取什么态度呢？秦始皇时是通过博士的论争来解决的，最终有了“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董仲舒建议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在学习时也认为汉武帝是采取独尊儒术的路线。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自古至今都存在不同意见。

    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年）就出现了一次尊儒活动。在这次活动过程中，丞相卫绾提出要罢黜申、商、韩法家和张仪、苏秦纵横家两个学派的学者。罢黜的范围也仅在这一年所举的贤良方正中。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由于酷爱黄老之学的窦太皇太后还健在，如果武帝提出罢黜百家也显然不合时宜。这次活动之后，深受武帝赏识的严助被擢为中大夫。几个月后，也就是建元元年六月，丞相卫绾被免去了丞相职务。同时，任命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武帝的舅父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都好儒术，在两人的推动下，儒家治《诗》学者申公的两个弟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设立明堂，尊儒术。不仅如此，赵绾还建议不再向窦太皇太后奏事，把窦太皇太后排除在政治之外。为此，窦太皇太后大怒，导致赵绾、王臧二人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本来窦太皇太后就专喜黄老，就算赵绾不建议将她排除在政治之外，这场灾祸也在所难免了。窦太皇太后曾对武帝说：“儒生专门注重外表，写起文章来天花乱坠，可是没有一点实用之处。”通过这次事件，儒家执政者受到了一次打击。这也说明，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根本没有执行，尊儒的道路也充满了障碍。经过窦太皇太后的阻挠，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被中断了，继任的新丞相是许昌，新任的御史大夫是庄青翟，新郎中令是石建。他们三人都是顺从窦太皇太后的，都是不信儒家学说的。主管全国军事的太尉一职暂时空缺，政权基本上仍控制在窦

    太皇太后的手中。

    （二）窦氏衰落与田蚡得势

    窦太皇太后是文帝时的皇后，景帝的母亲。吕后揽权的时候，她以良家女入选后宫。后来吕后想笼络刘氏子弟，就从宫中挑选一批宫女准备赐给诸刘姓王，每家各赐五个宫女。窦姬也在被奉送的行列。窦氏被派往的目的地是代地，这离她的家乡赵地是很远的，也是她所不希望的，但是也不得不前往。谁知到了代地后，代王刘恒看中了窦氏，对她宠爱异常，窦氏为刘恒生了女儿刘嫖，儿子刘启和刘武。文帝刘恒做了几个月皇帝后，大臣们请文帝早立太子，这时窦姬所生的儿子刘启因为年龄最大，被立为太子。窦氏也母以子贵，做了皇后。女儿刘嫖被封为馆陶公主。第二年，又把窦皇后所生的另外一个儿子刘武封为代王，后来又改封到梁地，称为梁孝王。

    窦太后喜爱黄老学说，让她的儿子和窦家子弟必须学习《老子》这本书。让他们清静无为，不要心怀奢欲。汉武帝即位后，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对喜尊儒术的武帝进行了干涉。但她年岁已长，而武帝的抱负日益强大。公元前135年五月，当汉朝廷在东南地区与东越闽越的战争再起的时候，窦太皇太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与皇权相结合的儒家思想。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汉武帝在窦太皇太后丧事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信奉黄老，由窦太皇太后旨意安排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踢下官位。罪名是他们没有给窦太皇太后办理好丧事。同时，汉武帝马上把自己的舅父田蚡立为丞相，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他用自己的舅舅来把持相权，代替了窦太皇太后安排在相位上的人，以此来收归大权。皇太后的侄子窦婴失去了靠山，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田蚡（？—前131），长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汉景帝的皇后王娡的同母异父弟。魏其侯窦婴掌权时，田蚡还是个郎官，往来于窦婴家，陪窦婴饮酒，时跪时起，对窦婴非常恭敬。汉景帝晚年时，田蚡渐渐贵幸，为太中大夫。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崩，汉武帝即位。田蚡因为是王太后的弟弟，皇帝的舅舅，就被封为武安侯。田蚡口才很好，学过《槃盂》之类的古书，王太后认为他很有才能。田蚡为丞相后，凭借与皇帝有至亲的身份和关系，独断专行。

    魏其侯窦婴被皇帝疏远后，田蚡对他态度傲慢，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后来，发生了田蚡向窦婴和灌夫征地的事件，以及窦婴、灌夫在田蚡的婚礼上闹事的事件，使得田蚡非常怨恨这两个人，最后终于找到借口将二人诬陷致死。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前131年的春天，田蚡经常看见窦婴和灌夫的鬼魂围绕在自己的身边，说要杀死他。他恐慌至极，不停地大声呼叫，承认自己有罪，谢罪不已。最终在惊慌和恐惧中暴毙于床榻之上。

    （三）招揽人才 统一思想

    武帝深知，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选贤任能。先贤墨子认为，尊崇圣贤，是为政的根本。国家有贤良之士，则兴旺长久；国家缺少贤能之辈便危在旦夕了。因此，武帝在执政掌权的第二年，即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就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两千石、两千石和各诸侯国丞相举荐贤良方正。

    武帝对这次选贤十分重视。亲自出题，策问治国之道。他为董仲舒的文章所吸引。董仲舒论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学说。其可谓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教育家以及政论家。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人。他从小就潜心发奋攻读儒家学说。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合阴阳五行，阐述儒家思想，奠定了汉代儒家思想的基础。司马迁就曾以董仲舒为师。策试后不久，武帝就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汉武帝问道：“三皇五帝时期，天下太平，可是后来，王道衰败，这是否是上天安排？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起，他们的祥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灾异？我现在希望社会的风气是淳朴的，法令是顺承通畅的，刑罚减轻，奸佞改过，雨露滋润，百谷丰登，这些如何才能实现呢？”

    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治久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糅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解说《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天是万物之祖，没有天就不会有万物。人之所以为人，也是天生的。天是百神之君。今海内一统，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结果。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中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警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进谏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的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控制和限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因此，他主张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行（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地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在国家树立一种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既不是“焚”也不是“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他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他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

    于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太学，置明师，培养天下有识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每年都要推举两人。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皇太后死。这就为儒家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田蚡复出，当了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又依据董仲舒建元对策的建议，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举贤良文学，武帝“策诏诸儒”，于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公孙弘复出。在窦太皇太后驾崩的哀乐声中，黄老的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终于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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