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罢黜百家”始于何时
考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政策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中国封建时代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然而，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始于何时，学者中间还是有不同认识的，如有的学者说：
“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可见罢黜百家，是卫绾建议，汉武帝批准的。”这段引文明确指出：“罢黜百家，是卫绾建议，汉武帝批准的。”作者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卫绾建议只是说“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中“申、商、韩非”是法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这主要是罢两家的建议。武帝批准的就是此建议。卫绾建议没有提罢“黄老术”，也没有提“罢黜百家”，所以说这是“罢黜百家”并不恰当。因此，“罢黜百家”不是建元元年冬十月对策时提出的。
尊儒有一个过程，文帝时已置《诗》、《书》两家博士，景帝时又立《春秋》博士。景帝对齐诗博士辕固生很器重，又让诗博士申公弟子王臧当太子少傅，尊儒的倾向已经出现。
根据《史记》的记载，“罢黜百家”最早明确提出是在建元六年六月田蚡当丞相之后，《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对此有明确记载：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一记载对于了解“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最早出现于何时是很重要的。窦太后酷爱黄老术，是不许可“尊儒术”而罢百家的。窦婴、田蚡等人曾因尊儒术被窦太后罢官。据《汉书·武帝纪》载：窦太后是在建元六年五月去世的。同年六月田蚡为丞相。田一当丞相，就“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样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独尊儒术。并且，还把这一精神贯彻在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对策会议上。《汉书·武帝纪》还载董仲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主张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精神完全一致。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是当时的丞相田蚡代表朝廷先提出的。而后董仲舒在对策中响应了这一精神。正如同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对策会议提出罢法、纵横两家是丞相卫绾首先提出的一样，别人是不能取代的。
据《汉书》等有关记载武帝一生只进行过三次举贤良对策会议。建元元年冬十月是第一次，没有提出“罢黜百家”。元光五年是第三次，也没有再提“罢黜百家”问题。只有元光元年五月第二次，提出了“罢黜百家”问题。而提出的人，首先是丞相田蚡，其次对策者董仲舒。这个事实可以说明董仲舒对策时间也在元光元年五月。
这里还应说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又让社会上学习其他各家的著作。文帝时选拔的人才不仅专学一家，也让其兼学它家。如贾谊不仅“能诵诗书”，也“颇通诸家之书”；晁错“学申商刑名之学”，太常又“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而且，两人均有博士称号。同样，武帝时虽然在举贤良对策时先罢两家，后又“罢黜百家”，只是规定要从儒家学派中选人才当官，并不是不让社会上学习其他各家的著作。而且，所选人才也是既学儒术，又兼学它家。如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对策时，经武帝批准罢了法家与纵横两家，这次选拔了严助为中大夫，后又任命其为会嵇郡守。武帝曾写信对严助说“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莫以苏秦纵横对”。武帝在信中要求严助以《春秋》忠君精神来回答他的问题，而不要用苏秦纵横家的学说来回答。这也说明严助既学儒家的经典《春秋》，又可以学纵横家的书。同样，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对策时选拔出的董仲舒则是位“少治春秋”而又学阴阳家学说的学者。人们常常把他的举贤良对策称之为天人三策，而他在天人关系的理论就来源于邹衍的阴阳家学说。元光五年对策选中的公孙弘，乃是位“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因此，可以说他是位学儒、法两家的学者。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就可以知道，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把儒术变成国家的指导思想，并把黄老术“无为而治”的思想从国家的指导思想罢黜出去，这就是其实质。这是国家政策变化前的指导思想的变化。此外，并不要求对策的学者不读其他各家的书。不仅让读各家的书，汉武帝时还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的高潮，搜求的遗书积如丘山，可以读的书更多了，大大促进了当时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所以，决不能把罢黜百家理解为不让读各家的书。
二、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时间考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的时间在何时呢？《汉书·武帝纪》记载在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资治通鉴》卷十七改为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后《文献通考》等书采纳了《通鉴》的意见。究竟何者正确呢？虽然从南宋以来有的学者不断否定《通鉴》的意见，然而有的又认为《通鉴》改的正确。改革开放后，施丁先生又一次著文否定《通鉴》的论断，3其后有的学者又著文认为对策时间在元朔五年，6形成了百家争鸣。
虽然对董的对策时间出现了不同意见，但符合实际的意见只能有一种。本文就此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资治通鉴》卷17载董仲舒与严助都参加了建元元年的举贤良对策，对策后“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严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实际情况是参加这一年对策的只有严助，董仲舒并没有参加。理由如下：
1、据《汉书》卷64上《严助传》载：建元元年冬十月“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武帝对严助说：“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从上述记载可知，建元元年举贤良时，武帝看中了严助的对策，所以“独擢”他为中大夫。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武帝派严助持节到会稽郡发兵救东瓯，说明对他很信任。“独擢”的含义是说参加这次对策的人没有人封官比他大，所以称“独擢”。而且建元年间除元年进行过举贤良对策外，其他年没进行过。所以，严助的被“独擢”恰恰说明董仲舒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一年的举贤良对策。
2、《严助传》又说：武帝对策后任严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其尤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这一记载说明，建元元年举贤良以后，武帝选择了十多人在自己左右，这些人中没有董仲舒。这些人中最受重用升官快的要数严助，所以说“助最先进”。董仲舒如果是在建元元年举贤良的，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对策后，就当了江都相，当了郡守级的高官，这比严助的官大，那么当官“最先进”的就应是董仲舒了，而不是严助。然而这里根本就没有提董仲舒，这岂不恰好证明建元元年董仲舒根本就没有参加举贤良对策吗？所以，《通鉴》卷17的上述论断是不正确的。
（二），《资治通鉴》更改董仲舒对策的年月时间是依据《汉书·董仲舒传》的这一段话作出的。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通鉴》改董对策的时间根据就是这段话。据《通鉴》卷17所附考异原文如下：
“按考异曰：……《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历法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十一月在五月之前），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建元元年）举贤良见于纪。’”所以《通鉴》就把董对策的时间由元光元年五月改为建元元年冬十月，把董对策的时间提前了六年七个月，恰恰是以《汉书·董仲舒传》中所提供的上述事实为根据的。然而，《仲舒传》提供的这些事实恰恰就是错误的。现在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
1、《通鉴》认为如果按《仲舒传》所说“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对策在这年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所以决定把董对策时间改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事实为举孝廉是从汉初就出现的，恰恰不是董仲舒首先提出的。如孝惠四年正月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十二年诏令奖励孝悌、力田、廉吏；孝景后二年举廉士，规定廉士“訾算四得官”。《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举孝廉，是以国家法令下达的命令；比董元光元年五月对策早了六个月，与董根本没有关系。《通鉴》之所以改了董对策的年代，是因为《通鉴》轻信了《汉书·仲舒传》的错话。正是由于《通鉴》相信了《仲舒传》的这一失误，所以才改了对策的时间，最后搞得错上加错。
2、《仲舒传》所说“州郡举茂才……皆自仲舒发之”也是其失误。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等人，兴太学，为博士置弟子，成绩好的“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即有秀才异（茂才异）等，辄（即）以名闻”。这是汉代首次出现的“秀（茂）才异”的称号。汉武帝在元封五年首次在全国范围选拔“茂（秀）才异”，此前无。所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时还没有“秀（茂）才异”这个名词，他怎么能有“举茂才”的建议呢？因此，《仲舒传》出现的这类错误是可笑而又无法令人理解的，是不能作为治史根据的。
《仲舒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简单地说，西汉后期社会上一部分人有对董仲舒的个人崇拜与迷信，上引《仲舒传》所说的话有的地方是捕风捉影地称赞董的功绩，把不是董干的事情也加在他的头上，如果认真察考，又与事实不符。问题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第一次举贤良对策时，《汉书·武帝纪》载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说明这次举贤良对策凡属于法、纵横两家学者皆罢，而不提罢百家。“奏可”，说明奏章是经过汉武帝批准的。当时只罢两家，不提罢黄老之术与罢百家是有原因的。窦太后酷爱黄老学，景帝时窦太后曾严厉惩罚对黄老学不尊重的诗博士辕固生，去与野猪搏斗。而且建元元年朝廷还要向窦太后奏事，如罢黄老在内的百家之言，窦太后肯定不答应。所以罢百家条件不成熟。因此，只罢两家是这次举贤良会议的一个重要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之后，积极尊儒的人都受到了惩处。这次会议过了八个月，建元元年六月丞相卫绾被罢官。《汉书·武帝纪》又载建元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注引应劭曰：“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之。”尊儒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罢官。这说明建元元年前后窦太后能够左右朝廷大局。如果董参加了建元元年冬十月的举贤良对策，又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那么当窦太后严惩尊儒的王臧、赵绾与免去“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的官时，4董仲舒也应受到严惩，为什么他却平安无事呢？这岂不正说明董没有参加这次对策会议吗？
从上述事实看，在尊黄老还是尊儒术方面，窦太后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董仲舒参加举贤良对策会议应在窦太后去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据史藉记载建元六年五月“太皇太后（窦太后）崩”，六月，被罢官“好儒术”的田蚡当了丞相。这时丞相田蚡才提出了“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成为事实。
（五），南宋学者王益之说：“仲舒曰：‘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汉兴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应以为七十余岁矣，至元光之元，乃七十三年，故可云尔。”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年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这就是说从汉政权建立到董对策时已有“七十余岁”。汉朝是公元前206年建立的，如果董的对策在建元元年（前140），则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40年为66年；如果董的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则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134年为72年，恰为“七十余岁”。因此，董对策的确切年代就在元光元年。这应是没有问题的。
从《通鉴》改了董举贤良对策的时间之后，从南宋始，不断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其中有《容斋随笔》作者南宋洪迈、《汉书年纪》的作者南宋王益之、《汉书补注》的作者清朝人王先谦等学者。他们都从事实出发，指出董在对策中曾说过建元六年通西南夷之事，证明董对策的时间应在建元六年之后的元光元年，而决不会在建元六年之前。关于他们的意见施丁先生在《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一文已作了很好的论述，2无须赘述。
基于以上五点理由，所以说董仲舒对策时间应为元光元年。这是符合实际的。
三、附公孙弘举贤良对策时间考
公孙弘举贤良对策在何年？也是有分歧的。而这是由于《汉书》的记载失误所造成的。《汉书·武帝纪》载：
“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人们看了这一记载，自然会以为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对策时间都在元光元年五月，所以，后世的学者有的也认为公孙弘对策在这年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史记》卷112《平津侯列传》与《汉书》卷58《公孙弘传》所提供的事实都说明公孙弘对策的时间是在元光五年。
史、汉两书关于平津侯公孙弘的记载，在年代与对策后的事迹都很详实，二者是相同的。二者差别是《汉书》有武帝策问与弘的对答内容，而《史记》无。今分别陈述如下：
（一），关于对策年代问题：公孙弘第一次参加举贤良对策时间，《史记·平津侯列传》记载说：“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汉书·公孙弘传》载：“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这两段话在弘的对策年令、为博士、使匈奴后免归家，都完全相同。在对策时间上，《汉书》没有“建元元年”，只有“武帝初即位”一语；“初即位”的含义，一般指武帝即位的第一年，有时也指武帝即位的前几年，这样这一词就成了含义不确定的多义词。然而，《汉书·武帝纪》则载“元狩二年春三月戌寅，丞相弘薨。”《史记·平津侯列传》则载“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汉书·武帝纪》又载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建元元年（前140），弘六十岁，到元狩二年（130），弘刚好八十岁。所以，弘第一次参加对策的时间恰恰在建元元年，应无疑问。
弘第二次参加举贤良对策是在元光五年，《史记·平津侯列传》载：“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淄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谢让（感谢与责难）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臣已经西去应征过了），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希望推选别人去）。’国人固推选，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诏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关于这次对策，《汉书·公孙弘传》的记载与《史记》相同。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人，在汉武帝身边作过太史令、中书令，对于后人看不到的有关武帝的材料他当时也能看到，所以他记载的有关公孙弘的材料是有权威性的。在此情况下，人们当然相信《史记》的记载。
其二，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的第二次对策受到武帝的尝试，后迅速升官。据《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用仁爱义礼的德治治国，并说“桀纣行恶，受天之伐；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后又上疏说：“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颇受武帝的注意，武帝问他：“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上异其言”等。
《史记·平津侯列传》：元光五年弘对策后，被武帝擢为第一、拜博士，由于“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后天子考察了公孙弘，认为“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悦）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提出“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3即暂停置西南夷、沧海郡的设置，集中力量专门把朔方郡修筑好的建议，得到了武帝的同意。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公孙弘在元光五年对策被选中后，才参于政治活动而迅速升官的。而在元光元年五月前就没有这类记载。这个事实证明他对策的时间就在元光五年。元朔五年，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这年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为设学官（学之校舍）提出兴太学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另外郡国可以推荐一部分德才兼备的人来太常，也可“得受业如弟子”。一年测试一次，成绩合格者，可在中央或到地方当官吏。这是公孙弘在办教育方面作的重要贡献。此外，公孙弘还在搜求遗书的活动中作出过贡献。
结语总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武帝一生举行过三次举贤良对策。一次在建元元年冬十月，选拔的是严助；第二次在元光元年五月，选拔的是董仲舒；第三次是在元光五年，选拔的是公孙弘。这三次对策，《汉书》都有记载。《通鉴》把董仲舒与严助的对策都说成是在建元元年，那么元光元年五月对策选拔的是谁呢？为什么没有人呢？
对董仲舒对策时间所以会弄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通鉴》改了董对策的时间。另一个原因是西汉后期对董仲舒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具体表现是，把董没有干过的事也加在他的头上。上引《汉书·董仲舒传》就把董没有干过的事加在了他的头上，如把“举茂才异”、“举孝廉”等事加在他的头上就是如此。这就为后来《通鉴》改董对策的年代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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