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搜求、收藏遗书对思想、文化的贡献
秦始皇“焚书”，其后秦朝又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书籍是知识、文化的主要载体。焚烧书籍、严禁藏书，知识文化如何继承、传播？古老悠久的中华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从汉初开始就出现了搜求遗书的现象，到汉武帝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形成制度。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载：
“至秦……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武帝）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在《七略》中也说：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在此同时，汉中央朝廷“置写书之官”，把收集起来的遗书抄写工整，妥为收藏保存。
汉武帝时，不仅中央各有关机构大力搜求遗书。郡国也搜求遗书，成绩最大的有以下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载，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保护了献书者的利益，调动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刘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周礼》）、《尚书》、《礼》、《礼经》、《礼记》、《孟子》、《老子》，皆经传说记，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所得《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其书”，“以今文读之”。这些地方郡国所得遗书通过种种途径都献给了汉中央政府。如：献王刘德见武帝时献雅乐；孔安国所得孔壁之书也献给了朝廷，因适“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4后来刘向据其书，校欧阳、夏侯尚书。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搜求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曲辞诗赋，另外还有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这就为古籍的整理、研究创造了条件。根据文献记载，搜求、收藏遗书，主要在下述三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一）、促进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是很明显的。据《隋书？经籍一》载，《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收藏，汉初颜芝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与颜贞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一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武帝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够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论语》汉初有齐、鲁两个本子。齐传二十二篇、鲁传二十篇。成帝时张禹删齐语两篇，依鲁语定为二十篇，号《张侯论》。孔壁中也出了《古论语》，与鲁语同，惟《子张》分为两篇，故为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作传。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语》为之作注。总之，武帝时搜求遗书、典籍，对儒家经籍、诸子传记与《国语》等史书的保存、流传都有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的儒家经书是用当时文字写成的，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与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写成的，叫古文经。此后，儒家经学就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儒家学术思想发展有影响。
（二）、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与史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史记》卷15《六国年表》载：“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讥刺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就是说，秦焚书时，各国史记都被烧毁，留下的只有秦记，因不载日月，又文字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计书、史书，对史籍的保存与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隋书》卷33《经籍志二》载秦灭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令，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必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节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公，嗣成其志。”此外，《隋书？经籍二》还强调了收藏天下计书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必集……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倜傥之士，皆有记录。”又“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等）。”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的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并规定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集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朝廷还优先规定天下计书要“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这就为史官记载、研究历史提供了前提。所以，《史记》虽然是司马迁个人修的史书，但没有武帝提供的有关条件，《史记》仍然是无法写成的。
《史记》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史记》不仅通过《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叙述了我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性的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我国礼仪、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的变化，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读《史记》，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经验教训、兴衰荣辱尽收眼底。它可以增强我们国家、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与开拓未来的勇气。其次，《史记》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又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与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则是我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开端。《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体例是我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是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
（三）、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武帝时搜求遗书、天下计书的活动，后来成了一种传统。为利用这些典籍，就要分类整理、校对、编订书目。成帝时因书藉散亡，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校完后，刘向都要条其篇目，写出提要奏上。刘向死后，哀帝令其子刘歆继父业，总群书提要与目录，编为《七略》。所谓《七略》为：《六艺（六经）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删节《七略》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就成了史籍收录的汉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的第一部简明的分类目录学著作。它的出现，对书籍的收藏、利用与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由于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秦朝焚书、严禁藏书，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汉武帝时建立了搜求、收藏遗书的制度，又置抄书人员，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的高潮。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乐府歌诗与汉赋的发展
汉武帝对礼、乐、诗、赋都很重视和倡导。为什么如此呢？《史记·乐书》说：“礼仪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说，礼能使人区别贵贱等差，乐可以使人感情一致。所以，武帝重礼乐的目的就是为维护、协调封建贵贱尊卑的社会关系。武帝倡导诗赋也有其原因。他尊儒，儒家提倡诗教，《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云：“不学诗，无以言。”古代臣下谏君主常引用《诗》作谏词。“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而采集民歌又可了解民间疾苦和政教得失。除这些原因外，汉武帝倡导诗赋也和个人兴趣、爱好有关。在武帝倡导下，乐府歌诗与汉赋都有很大的发展。
（一）、乐府歌诗的发展：中国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称“乐府”，这一官署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词也称“乐府”，乐府歌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和乐府所采之诗均名为“乐府”。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代有乐府，汉初相沿。《史记·乐书》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归而已。”《汉书·礼乐志》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更名曰《安世乐》。”上述记载说明高祖时乐府词曲有创新，如作《大风歌》唐山夫人作《房中乐》。其后，惠、文、景三帝无所增改，只是让乐府研习旧的词曲。这些材料也说明，乐府在武帝之前已经存在，并非汉武帝所始立。
虽然乐府并非武帝所创立，但武帝时乐府歌诗的发展是空前的，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增加了乐府演奏的歌曲。汉代乐府有三大演奏歌曲，被视为三大乐府：一是《房中歌》十七章，《汉书·礼乐志》说此乐为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是武帝前已有的乐章。二是《郊祀歌》十九章，这部分乐曲为武帝时所增加。关于此点《史记·乐书》载：“至今上（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汉书·礼乐志》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歌。”以上两大歌曲，《汉书》卷22《礼乐志》均记载歌名与歌词。三是《铙歌》二十二曲，又称为《短箫铙歌》，“军中之所用也”。东汉明帝时定为乐，又称鼓吹，“胡乐也”，实为西汉时乐，1共二十二曲。这些乐曲歌词，有的也是武帝时所作。《短箫铙歌》，《晋书》卷二十三《乐下》载有其曲名。二十二曲之一的《上之回》，其词曰：“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今从百官疾驰骋，千秋万岁乐无穷。”这首歌词据前人考证创作“在武帝元封中”，此前在元鼎二年张骞通西域成功；元封元年武帝又遣使告单于要其臣服。这首诗是颂歌，不一定当时已变为现实，但表达了天子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此外，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音乐如胡乐、乐器如胡笳等也传入了中原。关于胡乐传入中原，《晋书》卷23《乐下》载“张博望（因张骞封博望侯，故称其博望）入西域传其法（指胡乐）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章），乘舆以为武乐”。这二十八解乐曲，晋代以后还留下十曲的曲名，即：《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子扬》、《望行人》。总之，新声二十八解是有别于〈郊祀歌〉、〈铙歌〉的另一组乐曲。
其次，增加了乐舞、乐曲、与乐器：武帝之前郊祀不用乐舞，武帝时开始用。《史记·封禅书》载：“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或曰：‘太帝（太一）使素女鼓五十弦琴，悲，帝禁不至，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箜篌琴瑟自此起。”这一记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武帝之前郊祀太一、后土不用乐舞，从武帝开始郊祀使用了乐舞。二是为郊祀太一、后土，革新了乐器。因用五十弦的瑟太悲，所以创制了二十五弦的箜篌琴瑟。瑟是一种拨弦乐器，形状似琴，据说春秋时已流行。二十五弦的瑟是从武帝开始流行的。箜篌也是拨弦乐器。应劭《风俗通》说卧式箜篌为武帝时乐人侯调始造。
再次，定立了乐府收集民歌“采诗夜颂的制度：《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收集的民歌“有赵、代、燕、楚之讴”。这是武帝对乐府制度的一次革新，为乐府制定了“采诗夜诵”的收集民歌的制度。这些歌曲的词就是诗。这一制度制定后，各地的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到汉哀帝时著录的民间歌曲的篇目有：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七篇；周谣歌诗声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
上述这些民间歌诗共二百余篇，在地域上包括了今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与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山东、安徽等地。汉武帝开创的由政府收集、整理民歌的活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从孔子编《诗经》整理周代民歌《国风》之后，历战国、秦没有人继续这一工作，武帝定乐府“采诗夜颂”的制度，继承了对民歌的收集与整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上述二百多篇歌诗就是西汉时期的《国风》。其二，乐府的这一活动，后来继续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些知识分子也用乐府歌诗篇名作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乐府收集的歌诗继承了《诗经》国风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乐府《铙歌》有一曲名《战城难》〉反映了对匈奴作战时将士的英勇、悲壮。其词曰：
“战称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为我谓鸟：‘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之）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据逯钦立先生考订，这首诗反映了武帝时对匈奴战争的状况。作战的主要军种是骑兵，战斗惨烈，“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骠悍勇猛的“枭骑”在战斗中损耗了，而能力低下的“驽马”却在徘徊悲鸣。那么，良臣的出路何在呢？“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他们只能以生命为代价去报效自己的国家。它告诉人们，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是以士卒、将领的生命为代价换来得。此外，乐府歌诗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浓郁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开创了五言体诗，而柏梁台赋诗又使用了七言体，这些都对后来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开了先河，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汉赋的兴盛：汉赋是一种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又有诗的节奏韵律，夸张铺陈，“体物写志”的文学形式。汉代，赋发展的最繁荣，最具艺术和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具有时代特征。他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说是汉武帝倡导和爱好的结果。汉赋最有成就的作者当推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曾任武骑常侍，客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武帝非常爱好赋，读《子虚赋》后，激动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其时管猎犬的狗监、蜀人杨得意对武帝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自言作此赋。”于是武帝召见相如，相如表示有此事，“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求为天子作游猎之赋。武帝令人给笔、扎（木简之薄小者），相如遂作《上林赋》。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以精妙的构思、过人的想象力，张扬汉天子压倒一切的威严，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最后又借天子的言行说：“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恳辟，悉为农郊，以瞻氓隶，颓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武帝阅罢，极为高兴，遂封相如为郎，后又任命其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使者。
汉初作赋枚乘应是有成就的。枚乘先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客。武帝作太子时就慕枚乘之名，即位后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身体不好，死在半路上。枚乘有一子叫枚皋，曾为梁共王郎，后被诬陷遇罪，家室没入官，逃亡长安，遇大赦，上书北阙，自陈乃枚乘之子。武帝大喜，召其入宫，在殿中作赋，拜为郎。然枚皋不通经学，诙笑类同诽倡，好慢戏，以此得武帝宠幸，“自悔类倡也”。枚皋常充当武帝侍从，遍游全国各地。武帝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皋文思敏捷，“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其赋“可读者百二十篇，……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司马相如作赋速度迟慢而质量高，枚皋自以为不如。武帝时被罗致在左右能赋的还有：东方朔、严助、吾丘寿王、婴齐、庄葱齐、臣说等。《汉书·艺文志》对武帝及所罗致的文人、臣下所作赋著录如下：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常侍庄葱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司马迁赋八篇；郎中婴齐赋十篇；臣说赋九篇；儿宽赋二篇；阳丘侯刘偃赋十九篇；上（武帝）自作赋二篇。
以上武帝及其侍从、臣下所作的赋共计183篇，这比陆贾、贾谊、枚乘等西汉初期的人所作的赋数量要多一些，更主要的是质量有所提高。武帝时期的赋，以司马相如为代表，备受人们称赞，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称赞司马相如的赋说：“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越汉代。”因此，可以说武帝时期的赋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向前发展了一步。
武帝不仅有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抱负，而且在歌诗、乐舞、汉赋诸方面有广泛的爱好。他的倡导、爱好促进了这些文化事业的发展。如：他善于发现、使用人才，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又“坐法腐刑”，4武帝用他当协律都尉，又把司马相如、枚皋等文人罗致在身边，这些人才带动了音乐、诗赋的发展。再如，武帝让二千石以上官员能作七言诗者在柏梁台登台赋诗，这种诗体后来被称为柏梁体。再如，武帝还自作诗赋。一类大气磅礴，意志深远，如《史记·乐书》所录的两首《天马歌》即其代表。另一类感情真挚，词藻华丽，《秋风辞》、《悼李夫人赋》为其代表。鲁迅先生说：“武帝词华，实为独绝。……虽词人不能过也。”武帝这些活动对音乐、诗赋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汉武帝搜求遗书、倡导歌诗、汉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一点正是其尊儒术、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学的学术思想政策导致的结果。在汉初的无为而治的宽松环境下，被秦朝焚毁、隐藏的书籍有的已经出现，武帝又“悉延（引）百端”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等促进文化发展的高潮，使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丧失的书籍，又被大量发现，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恢复、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一点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武帝倡导歌诗、汉赋对音乐、舞蹈、诗赋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武帝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也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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