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见下页注①:“以处大原”。亦称“大夏”：“迁实沈于大夏”。又《左传》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而《经》则为“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是“大原”亦名“大卤”。《尚书·禹贡》亦有“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此数“大原”（包括大夏、大卤），均指汾河平原。但具体方位争论颇大。一曰为今山西太原市一带，一曰为晋南平原。此处所说是指汾河平原南部，是古夏人活动的地域。
[3]《左传》昭公元年：“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这里的“宣汾、洮”，杜预注：“宣犹通也。汾、洮，二水名。”而“障大泽”之“障”，杨伯峻注为筑堤防。所以“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就是疏通沟渠，引水入川，在泽旁筑堤防水，在平原上发展生产之意。
[4]《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狄之广莫”是说狄土广大无边，《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谏和戎则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说明戎狄轻于弃土。而其生产力落后，相对生产用地较多，尚轻弃之，是土多人少也。
[5]关于戎狄族的社会生产情况，一般多认为是游牧经济。这种看法是欠分析的。春秋时代所载的戎狄族，大部分是农业部落，而不是游牧部落。理由有三。第一，游牧民族以放牛、羊、马为业，为适应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动生活，一般以畜力作为交通工具，但春秋以前的戎狄族，既不习骑马，也很少以车代步的情况。证据是：这时的戎狄族与诸夏各国的战争，基本是步兵，很少使用战车。例如：《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亦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为行，五乘为三伍。”其实，这已不是始为“行”了，晋文公时，已是“作三行以御狄”，说明戎狄族的军队基本是步兵。第二，戎狄族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国家，有城郭。建立城郭是农业民族的特征。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这里提到“昔阳之门外”证明是城门。这是戎狄有城郭之明证。第三，戎狄族从事农业生产。《左传》宣公七年载：“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若非农业民族，取禾何用？宣公十五年：伯宗数潞子之罪云：“不祀，一也。耆酒，二也。”酒为粮食所作。普遍饮酒，亦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之证。文公十七年又载：“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甘歜是乘戎人聚饮的时候，采取突然袭击把他们打败的，证明戎狄饮酒成风。以上都说明，戎狄族必是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民族。但是，以往不少人把戎狄族解释成游牧部落。例如：对于“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解释就是如此。如杨伯峻先生在注中说：“荐，同薦，草也。《庄子·齐物论》‘麋鹿食薦’，尤可证。《汉书·终军传》‘北胡随畜薦居’，即此‘荐居’，谓逐水草而居。则当时所谓戎狄，基本以游牧为生。”从实际情况看，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杜预、韦昭都是解“荐”为“聚”，“荐居”就是“聚居”的意思。戎狄族这时还处在大面积抛荒耕作阶段，一个地区耕种一段之后，地力用尽，就迁于他处。“聚居”是指他们是以整个部落整体进行迁徙居住的，这种情况，夏代、商代前期、周人迁岐以前，还都普遍存在。所谓“聚居”，是说这时的部落还没有分散开来。只有定居以后，部落才分散开居住。这正是戎狄族生产还比较落后，处在比较原始阶段的证明，而不能认为是游牧经济。是否进行游牧活动，主要还要依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晋国所在地区，古为冀州，此地分为两类经济地区，其南部是农业区，其北部才是游牧区。关于其分界线，史念海在《河山集》（二）中明确地予以指出。他说：“这里的分界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前代史学家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所划分的。这里是指西汉司马迁所说的一条界线。这是自碣石到龙门的界线。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与山西河津县间的黄河两侧，就是说，这条分界线是自渤海北侧西行，过现在北京的西北，沿吕梁山山脉南段而至于龙门所去的黄河岸边。另一则是沿用旧长城作为分界线。”晋国这时的戎狄族，大部分在司马迁所划的这条线的南部，证明这些戎狄族大部分是从事农业。
[6]《左传》昭公四年：“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案：古冀州包括今山西全境、河北大部，其北土，杜预注为燕、代，包括晋北高寒地区。所以，晋北高寒地区为游牧区。
[7]《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8]《荀子·儒效》。
[9]《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0]《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11]《仪礼·丧服传》。
[12]《左传》定公四年。
[13]《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云：“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是一乘为三十人的一个作战单位，则百乘为三千人的一支军队。
[14]《左传》定公四年。
[15]见《日知录》“韩城”条和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59页，“韩侯受命”注。
[16]《禹贡》“冀州”云：“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此“梁”即吕梁山，其说见李民《〈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17]见《日知录》“韩城”条和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59页，见“奕奕梁山”注。
[18]《论语·泰伯》。
[19]《周礼·考工记》“匠人”条。
[20]《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21]《资本论》“协作”中说：“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62页。
[22]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3]《左传》桓公二年；《史记·晋世家》。
[24]《左传》成公十年。
[25]《周礼·考工记·匠人》郑玄注。
[26]《孟子·滕文公上》。
[27]《孟子·梁惠王下》。
[28]《孟子·滕文公上》。
[29]杨向奎：《先秦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57页。
[30]《孟子·滕文公上》。
[31]《孟子·滕文公上》。
[32]引自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第112页。
[33]《国语·周语上》。
[34]《孟子·滕文公上》。
[35]《诗·小雅·圃田》《诗·小雅·大田》。
[36]《左传》僖公四年。
[37]《左传》昭公十三年。
[38]《左传》昭公十六年。
[39]《国语·周语上》。
[40]《孟子·滕文公上》。
[41]《左传》隐公六年。
[42]《国语·鲁语下》。
[43]《国语·周语上》。
[44]《诗·周颂·载芟》。
[45]《诗·周颂·噫嘻》。
[46]《令鼎》。
[47]《左传》定公四年：“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
[48]《左传》桓公二年。
[49]《左传》桓公二年。
[50]《国语·晋语一》有郤叔虎。《元和姓纂》云：“晋大夫郤文生豹，豹生芮，芮生缺，缺生克，克生锜。”程公说《春秋分记》云：“豹字叔虎。”引自《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
[51]《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2]《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汲冢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另：《左传》庄公十八年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伐原，“迁原伯贯于冀”，此为原庄公之后。昭公十二年有原伯绞，十八年有原伯鲁，此又为其后。这是另一原氏。未知何者为叔向所指之原氏，姑取最早者。
[53]《国语·晋语一》韦昭注：“狐突，晋同姓，唐叔之后，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并“案：‘狐突伯行’，公序本作‘大戎伯行’。”故《春秋世族谱》云：“唐叔之后别在戎狄者。”
[54]《左传》文公二年有续简伯，颜师古《急就篇》注曰：“续简伯号狐鞠居，以食续地，更为续氏。”引自《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
[55]《左传》僖公十四年。
[56]《左传》宣公十五年。
[57]《国语·晋语一》有“羊舌大夫”，《左传》闵公二年亦见。《新唐书》云：“晋武公子伯侨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食邑于羊舌，因以为氏。”引自《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礼记·王制》。
[58]《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59]《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60]《仪礼·丧服传》。
[61]《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62]《国语·晋语四》。
[63]《国语·晋语四》。
[64]《史记·晋世家》。
[65]《国语·周语中》:“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
[66]《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汲冢竹书纪年》：二十年，擕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適，故称‘擕王’。”《通鉴外纪》则云：“《汲冢纪年》曰：余为晋文侯所杀，是为擕王。”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此“晋文公”为“晋文侯”之误。
[67]《史记·晋世家》。
[68]《左传》隐公元年。
[69]《左传》隐公元年。
[70]《史记·晋世家》。
[71]《诗·郑风·叔于田》《诗·郑风·大叔于田》。
[72]《左传》庄公二十六年。
[73]《国语·晋语二》。
[74]《国语·晋语二》。
[75]《左传》文公六年：“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欲立长君，赵盾欲立公子雍，公子雍仕于秦。而贾季欲立公子乐，公子乐在陈。二公子皆文公子。证明文公之子，除適子为继承君位之人在国内外，其余公子则仕于他国，不能在国内立足了。
[7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91页。
[77]关于晋武公灭荀年代，清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列于晋武公九年，但云：“此未详何年事，姑附于此。”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较》则列于三十九年。从王氏。
[78]关于献公娶骊姬年代，《左传》列于庄公二十八年，即献公在位十年。而《晋世家》及《年表》皆列于献公五年。《左传》所记，当为追忆，不是当年事。故从《世家》，所以说武公娶骊姬为在位初年事。
[79]《周礼·地官司徒·载师》“官田”郑注：“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
[80]卫文选：《晋国灭国考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案：卫文选考证漏翟柤一国。《晋语一》:“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而不寐。郤叔虎朝，公语之。对曰：‘床笫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辞焉。出遇士，曰：‘今夕君寝不寐，必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兢谄以求媚，其进者壅塞，其退者拒违。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 以告，公悦，乃伐翟柤。郤叔□虎将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无老谋，而又无壮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韦昭亦注曰：“翟柤，国名也。”因此，献公之时，据文献所载，共灭十六国。与《韩非子》所载“并国十七”只差一国。因此，《韩非子》所说是可信的。
[8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3，第103页。
[82]《国语·晋语三》。
[83]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第123页。
[84]张政烺：《中国古代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8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6，第160页。
[86]《左传》僖公十五年。
[87]《国语·晋语三》。
[88]《国语·晋语三》。
[89]《国语·晋语四》。
[90]《孟子·万章下》。
[91]《国语·周语上》。
[92]《国语·晋语三》“作爰田”韦昭注。
[93]《汉书·地理志》注引张晏云：“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
[94]《国语·晋语三》“作爰田”韦昭注。
[95]《左传》僖公十五年：“作爰田”杜注。
[96]高亨：《周代地租制度考》，高亨《史文述林》，中华书局，1982。
[97]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
[98]赵光贤：《晋“作爰田”解》，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
[99]《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33页。
[100]见孙曜《春秋时代之世族》，中华书局，1931，第67页。
[101]《左传》哀公十一年。
[102]《吕氏春秋·当赏》:“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彊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说苑·复恩》:“晋文公亡时，陶叔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见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国行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谊，蕃援我使我不得为非，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是子固为首矣，岂敢忘子哉！'”案：此二处所记，除人名，所说之事略有出入外，基本内容与《史记》所载同。可佐证文公行赏之原则。
[103]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和《说苑·复恩》。
[104]《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05]《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0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07]《左传》隐公八年。
[108]《古本竹书纪年》:“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
[109]《左传》桓公三年。
[110]《左传》文公六年。
[111]《左传》闵公元年。
[112]《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113]《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14]《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115]见常茂徕《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48册。
[116]《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117]《左传》僖公十五年。
[118]《左传》宣公十二年。
[119]《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20]《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121]《左传》文公八年。
[122]《左传》文公十三年，成公元年。
[123]《左传》成公十八年。
[124]《国语·晋语一》《左传》闵公二年。
[125]《左传》僖公十五年。
[126]《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27]《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714页。
[128]《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29]见常茂徕《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48册。
[130]《左传》僖公十二年。
[131]见《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
[132]《左传》定公元年、二年。
[133]《左传》昭公七年。
[134]《左传》昭公十一年。
[13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136]《左传》成公八年。
[137]《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138]《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139]《左传》昭公十四年。
[140]引自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1]《国语·晋语一》。
[142]《国语·晋语二》：夷吾谓秦使者曰：“君实有郡县。”一般认为，这是沿黄河秦晋争夺的天险地区，晋曾设有县。
[143]《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使“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晋之县宰称大夫，故此为设县。
[144]《国语·晋语四》：晋文公使箕郑“为箕”，韦昭注：“以为箕大夫。”《左传》成公十三年又云：“入我河县，焚我箕、郜。”“河县”与“箕、郜”对文，证明箕、郜都应为县。《左传》宣公十五年：“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
[145]晋设县在公元前661年，即《左传》闵公元年。此前楚、秦已设县。《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婚尹之。”楚武王于公元前740～689年在位，故楚在公元前689年前已设县。秦初设县在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伐封、冀戎，初县之”。
[146]杨宽在《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指出：当时的楚县都设在边境的交战地区，起着边防重镇的作用。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冉光荣在《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发生与发展》中也指出“县初多置于新征服地区”，目的是“建县以巩固国防”。见《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47]《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这里的“宗氏”即六族之大宗，“分族”即小宗，这都是自由民。“类丑”即六族之奴隶，“职事于鲁”即全体变为鲁国的奴隶。
[148]见冉光荣《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产生与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26页。
[149]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5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95页。
[151]《左传》昭公七年。
[152]《国语·晋语六》。
[153]《国语·晋语六》。
[154]《左传》襄公十一年。
[155]《左传》襄公十四年。
[156]《左传》襄公十四年。
[157]《史记·晋世家》。
[158]关于春秋时代普遍存在书社制度，有以下一些材料：《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东，请致千社。'”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荀子·仲尼》：齐桓公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与鲁君地，山阴数百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蒿邑反市者十一社。”《管子·小称》:“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吕氏春秋·知接》:“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吕氏春秋·高义》：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史记·孔子世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159]见《荀子·仲尼》《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60]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96页。
[161]《国语·鲁语下》。
[162]《左传》成公元年。
[163]《左传》哀公十二年。
[164]《左传》昭公四年。
[165]《左传》襄公十一年。
[166]《论语·颜渊》。
[167]《孟子·尽心下》。
[168]《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06页。
[169]《左传》哀公二年。
[170]梁启雄：《韩子浅解·五蠹》“土橐”注引，中华书局，1980。
[171]《左传》昭公五年杜注。
[172]《左传》昭公五年杜注。
[17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为季氏宰。”《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谓其宰冉求曰。”《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
[17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7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7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77]《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78]《战国策·赵策一》。
[179]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80]《史记·晋世家》。
[181]《史记·晋世家》。
[182]《史记·晋世家》。
[183]《史记·晋世家》。
[184]《史记·晋世家》。
[185]《史记·晋世家》。
[186]《左传》哀公二十年。
[187]《左传》昭公二十年。
[188]《战国策·齐策四》。
[189]《史记·魏世家》。
[190]《孟子·离娄下》。
[191]彝族的祖先笃慕（汉称仲牟由）是西周末年人，传说他为避洪水从四川迁居云南境内。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6页注（31）和第32页注（16）。
[192]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6页。
[1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20～221页。
[19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9页。
[195]《孟子·万章下》。
[196]《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85页。
[1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20～221页。
[1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41页。
[199]《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91～892页。
[200]《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第60页。
[20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19～220页。
[20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06页。
[203]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389页。
[204]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390页。
[205]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96页。
[206]余宏模：《古代彝族布慕刍议》，1983年《人民大学报刊复印材料》。
[207]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86页。
[208]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122页。
[209]《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第43页。
[210]《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第79页。
[211]《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第71页。
[212]《天启实录》卷53，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5页。
[213]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58页。
[214]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62页。
[215]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35～236页。
[216]吴用先：《征蛮疏草》卷上，引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84页。
[217]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3页。
[218]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124页。
[219]《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第10页。
[220]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345～346页。
[221]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50页。
[222]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58页。
[223]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50页。
[224]清《世宗实录》，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6页。
[225]清光绪《毕节县志》卷七，引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6页。
[22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秩官志，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5页。
[227]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38～239页。
[228]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81页。
[229]明《永乐实录》，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4页。
[230]嘉庆《清溪县志》，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6页。
[231]雍正《四川通志》，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0页。
[232]《古侯曲涅史略》，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64页。
[233]《年羹尧奏折》一四〇号，故宫明清档案部，引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3页。
[234]乾隆八年四月三十日，《贵州总督张广泗贵州提督韩勋奏》（朱批），故宫档案部，引自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3页。
[235]《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906页。
[2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
[23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3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759页。
[239]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5页。
[240]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6页。
[241]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8页。
[24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4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4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4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4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47]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8页。
[248]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9页。
[249]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6页。
[250]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8页。
[251]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2页。
[252]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2页。
[253]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5页。
[254]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1页。
[255]黄烈：《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第214页。
[25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57]《荀子·儒效》。
[258]《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259]《仪礼·丧服传》。
[260]《孟子·滕文公上》。
[261]《孟子·滕文公上》。
[262]《孟子·滕文公上》。
[263]《孟子·梁惠王下》。
[264]杨向奎：《先秦时代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57页。
[265]《左传》隐公六年。
[266]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9页。
[267]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第96页。
[268]《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69]《论语·颜渊》。
[270]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第7页。
[27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第11页。
[27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7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801页。
[274]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2页。
[275]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3页。
[27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19页，补注三。
[27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补注二。
[27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8～9页。
[27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14页。
[28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19页，补注五。
[28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34页。
[28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55页。
[28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55页。
[28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第280页。
[285]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1页。
[286]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8页。
[28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8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8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9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9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292]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8页。
[293]郭沫若：《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3，第119页。
[294]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6页。
[295]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8页。
[296]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2页。
[297]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2页。
[298]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页。
[299]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19～20页。
[300]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17页。
[301]见《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页。
[302]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465页。
[303]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第1页。
[30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第34～35页。
[30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第37页。
[306]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第37页。
[30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第37页。
[308]赵吉惠：《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第1页。
[3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0页。
[310]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11]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学习出版社，2004。
[312]参见业师余敦康先生为拙著《中国礼文化》所作《序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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