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怪”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数目之多，流传之广，可谓无可计量。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闻名世界，把徐渭的泼墨手法发挥到顶峰。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但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
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但事实并非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有无限激愤。但他们的日常行为还在当时礼教的范围只内，并不是像晋代文人那样哭笑无常，装痴作怪。所以，从日常行为来认定他们“怪”是没道理的。
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来研究他们的怪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八怪”都喜欢另辟蹊径，而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的风格独创，而是要创造“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他们的作品与人们的欣赏习惯有违，这样便让人们觉得新奇，也就觉得“怪”了些。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之所以对他们有褒有贬，关键问题便是他们偏离了“正宗”，这也便是他们被称“怪”的主要原因。“扬州八怪”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
“扬州八怪”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聪明难，糊涂尤难
郑板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他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年，郑板桥去莱洲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上在山下一老儒家中借宿，这老人谈吐高雅、举止不凡，自称糊涂老人。
老人的家中有一块石质细腻、镂刻精美的极品砚台。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好请人刻于砚台的背面。郑板桥以糊涂为引，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同时还盖上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这砚台有方桌那么大，郑板桥写过之后，还有很大一块空地，于是郑板桥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老人没有推辞，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完之后也盖了方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了之后，知道遇到了高洁雅士，顿时觉得自身的浅薄，敬仰之心犹然而生，看到砚台上还有空隙，于是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
和珅为何会受宠信
和坤，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袭世职，乾隆帝时任军机大臣，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坤出身贫微，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但他靠的还不仅仅是才干，乾隆帝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的时候发现了和珅，被其吸引，此后，和坤不断得到提升，可谓备受乾隆宠爱。和坤靠着乾隆帝对他的宠幸，植党营私，招权纳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就乾隆帝却为何要百般宠幸这样一位恶贯满盈，横征暴敛的大贪官呢？
和珅此人之所以深得乾隆宠信，最重要的一条是揣测上意，他能够时刻替皇帝赴汤蹈火，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乾隆帝一直以来都十分喜欢野游，一天与和坤说起江南的风景，乾隆帝叹息说：“朕想去游幸一次，只虑南北迢遥，要劳动官民，花费许多金钱，所以未决。”和坤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并没有多少怨咨，反都称颂圣祖功德。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巡幸是古今盛典，先圣后圣，道本同揆，难道当今万岁，反行不得？况且国库充盈，海内殷富，即使费了些金银，亦属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欢仿效圣祖，又最喜欢学尧舜，听了和坤的话，当然正中下怀了，高兴地说：“你真是朕的知己！”于是降旨预备南巡。皇帝烦心的事情，和珅来办，久而久之，乾隆就把和珅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当然会重用了。
据说，乾隆帝宠幸和坤是有来由的。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见到了一位雍正帝的妃子，弘历被妃子的美貌打动，从后面去蒙妃子的眼睛。妃子以为是宫女戏耍，拿起梳子往后一挥，右臂贴近弘历前额。弘历急忙抓住妃子的手臂。这情景正好被皇后娘娘和随行的宫女们看见，皇后想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会影响皇家的名声，就说那个妃子调戏皇子，赐给妃子三尺白绫自尽。待弘历赶过来的时候，妃子已经自缢气绝身亡了。弘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有灵二十年后再来找我。
当乾隆皇帝第一次见到和珅的时候，就发现和珅长得酷似当年死去的妃子，随口问起和珅的年纪，和珅的回答令皇上大为震惊──和珅出生的那一年，正巧是妃子死去的那一年。于是乾隆认定和珅就是那位妃子转世，就开始宠信和坤。和珅虽不明此意，但他善于曲意迎奉，讨好皇上，官也就越当越大。但这毕竟是野史，是不能当作史实来看的。
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于。初名“军机房”，不久后改为“办理军机处”。到了乾隆朝之后，省去了“办理”两字，简称为“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这是清代中枢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
乾隆五十六年(1791)，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由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军机处原本是为了办理军机事务而设的，但由于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职权愈来愈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俗称“大军机”、“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
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随时处理皇帝临时交办的一切事物。但军机处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也没有俸禄。军机处没有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的任命以及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乾隆统治初期，在驻藏大臣和拉藏汗旧部颇罗鼐的治理下，西藏的形势稳定。乾隆四年(1739)，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不和，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他袭杀了忠于中央政府的哥哥珠尔默特策布登，阴谋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实现割据为王的野心。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以宣读圣旨为名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其接诏跪拜的时候，从后面诛杀了他。但由于手下只有百余人，寡不敌众，两位驻藏大臣被贼党包围为国捐躯。乾隆得到消息后，命策楞、岳钟琪率军入藏平叛，当清军攻进拉萨时，达赖喇嘛的卫队在西藏僧俗的协助支持下，平定了这次叛乱。
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乾隆下令废除“汗王制”，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设噶伦（噶布伦、噶卜伦）四人，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办理一切行政事务。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提高了中央对西藏事务直接控制的权力。
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侵略军开始入侵西藏。西藏各负责人畏难怕事，向廓尔喀纳银赎地求和。并假造廓尔喀投降的捷音奏告乾隆皇帝。第一次中廓之战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式结束。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派遣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统率满、汉、藏、蒙等各族军队万余人入藏，快便彻底击败了侵略军。
乾隆在驱逐廓尔喀侵略势力出藏后，又推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乾隆五十七年(1792)颁行“金奔巴掣签制”。原来达赖、班禅和大小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时，经常操纵在一批反动的大农奴主手里。他们擅权行私、欺骗中央，随意指认本族亲贵为“灵童”，成为内争不休和产生祸乱的根源。
乾隆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拉萨大招寺内供存一尊金奔巴瓶，当达赖、班禅和其他大小活佛前绝后继时，把呈报出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上，放进金奔巴瓶内，诵经七日，然后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再呈报皇帝批准，才能有效。这样，就解决了大农奴主操纵达赖、班禅等转世的问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又颁布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力。通过《钦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实行，乾隆对西藏的各种制度实行了一次全面改革。从此，达赖、班禅继承人的确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乾隆为何六下江南
乾隆从小就很推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康熙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江浙，对此乾隆更是羡慕不已。乾隆没有在即位之后立马南巡，而是其继位十四年后才首次提出，十六年方得以举行，最关键的原因是：乾隆认为南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典，如果当政初期就到东南游玩，对自己名声没有好处。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百姓中树立起贤明的形象后再巡幸东南。从即位到乾隆十四年(1749)，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服了四川的金川土司，社会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乾隆初年未能举行南巡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朝中管事的是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遗诏中指定的辅政大臣，他们资历很深，影响很大，且凡事谨慎，为政清廉，当他们在朝时如提出南巡一事，恐怕很难不遭到抵制或反对。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去世，十四年，张廷玉退休，这样，南巡基本上就没什么障碍了。
乾隆十四年，南巡时机成熟，乾隆便迫不及待地实施南巡之议，经过将近两年的准备，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初八，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江南之行，去了江苏淮安。
第一次南巡以后，乾隆还在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分别举行了另外五次南巡。前四次南巡都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进行的。三十年后，皇太后年纪大了，经受不住千里辛劳，南巡之事暂时停止。皇太后病逝后，乾隆又两次南巡，到此六次“法祖省方”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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