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了好几位南斯拉夫工人，在这里想主要介绍一下德拉干“巴巴维奇。
他是著名的高莎机械车辆工厂（铁托年轻的时候曾在这个厂当过锻工，也是南斯拉夫最早实行工人自治的一批工厂之一）的汽车司机，今年52岁，身体强健，动作敏捷，完全象个小伙子。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就坐他的车。事后我们知道，他是费了好多周折才争取到这个任务的。而且为了表示对中国朋友的情谊，坚持要开着自己的奔茨汽车从巴兰卡来接我们。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和延泽民同志加上两位翻译），这样一来巴兰卡市准备随车来接我们的人就不能前来，一切都委托给巴巴维奇。巴兰卡作家协会主席米路丁在早晨出车的时候还再三叮嘱他，路上往返只需要一个半小时，9点半钟巴兰卡市要为中国作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市长和委员们，文化局长，农工联合企业经理，高莎厂副厂长，电台台长等巴兰卡市的头面人物们准时都在市政府门前迎候，还有献花的儿童和作家以及要为中国作家进行专场歌舞演出的演员们，要他在路上不要耽搁，必须准时赶回来。
这些情况我们一概不知道，巴巴维奇非常健谈，我这个喜欢聊天并负有采访任务的作家尚未发问，他倒先向我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他知道我曾经在工厂里当过车间主任，他就更加显得随便和亲热了，而且还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问我中国有多少大城市？哪些地方最好玩？从贝尔格莱德到北京往返的飞机票要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往返只要2500元人民币，折合南斯拉夫的钱是5万地那尔。他轻轻地回头欢叫了一声，告诉我们他的钱足够明年到中国去旅游一趟。他已经自费旅游了意大利、英国、法国、波兰、苏联、西德等国家，盼望去中国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跟我交换了名片，表示一到中国就给我打电话。这一下又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怎么会有钱周游世界？
延泽民同志轻声提醒我，少跟他说话，在中国的公共汽车上都挂着一个醒目的大牌子：“禁止和司机攀谈！”何况南斯拉夫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早晨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又湿又滑。巴巴维奇不光是和他的乘客兴高采烈地交谈，从他一上车，没有给汽车加油打火，先打开录音机，他是一边开车一边讲话（为了交流感情还时常回头），还一边欣赏着轻柔的音乐。这一点不能怪他，南斯拉夫人似乎是离不开音乐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上的司机是听着音乐开车的；我参观过几个工厂，工人也是一边听着录音机，一边工作的；更使咱们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些做脑力劳动的人，比如出版社操纵计算机排字的工人、校对的工人和在照像制版上改正错误的编辑，也是昕着音乐工作。他们是不是因听音乐而影响了工作效率，我没有打问。但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出不得半点差错的。我伸头看看车速表，指针指向了150公里。巴巴维奇笑了，诙谐地说：“谁受不了这个速度？”
我没有要求他减速。可是谈话也无法终止，表达感情的语言就象萨瓦河水，已经流淌开来，要想设一道闸板闸住是很困难的。但闸板还是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是要付钱的，当我们的车开进一个象龙门牌楼似的卡子口时，巴巴维奇交“买路钱”，我们的谈话只好暂时停止。我把目光转向窗外，哦，一片绝美的好景致。“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山峦起伏蜿蜒，绿色浓如滴，田野青葱，高速公路笔直如带，路旁缤纷的花卉格外耀眼。虽然这个时候在北京已是初冬季节，庄稼早已收完，田野光秃秃一片，由于南斯拉夫接近海洋性气候，空气湿润，我们来了还不到10天，已经赶上了3场小雨，尽管贝尔格莱德在地球上的位置（北纬45。左右）比北京（北纬40。）还要偏北一点，可是气候却比北京稍微暖和湿润一些，花草树木凋谢得就晚。我们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开国际性的作家会议，一走出城市，进入大自然的怀抱，立刻觉得心胸开阔，神清意爽。再加上有这样一位热情健谈的主人，一路上更增加了愉快的气氛。我无所不问，他也无所不谈。“你工作多少年了？”“33年，从一开始就是专业司机。”“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亲在英国，已经退休了。弟弟结婚后自己成立了家庭，家里只有我和妻子。”
“你没有小孩？”话一出口我似乎觉得有点失言，干嘛要问人家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呢！”
巴巴维奇却十分爽朗：“我没有小孩，妻子年轻的时候得过妇女病。多亏她生了那场病，才使我们有钱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你出国旅游都是偕夫人同往吗？”“到英国和意大利是一同去的。”“你的工资多少？”“每年平均收入15万地那尔。”
话还没有谈完，车已进了巴兰卡市。巴巴维奇似乎也兴犹未尽，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他家去做客，我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我并不知道9点半钟巴兰卡市的领导同志还要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巴巴维奇也一点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他也许认为这是主人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客人；他也许还认为市长对我们的欢迎和他对我们的欢迎是一样的，应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既然他先认识了我们，就理应由他先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何况方向盘还在他的手里，舵轮一打，汽车停在他家的门前。
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别墅，白木栅栏，房前一个小花园，奇花异卉，幽雅而别致。正巧他的妻子也在家，他又到另外一所房子里喊来他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个侄子。巴巴维奇一家人在他的指挥下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客人进门先吃甜食，让我们每人吃了一碟蜜制樱桃，然后拿出各种各样的酒和菜，反正他们的菜都是现成的，就在冰箱里存着，除去油就是肉，不管味道如何，都是真材实料。三杯酒下肚，巴巴维奇的话更多了，又大讲起了他即将去旅游的中国：“……美国的卫星在宇宙间为地球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摄下了中国的长城，别的东西一概照不上。可见长城是地球上最突出、最伟大的东西。”
他对中国的友情使我感动，我摘下了自己胸襟上佩戴的“长城纪念章”赠给他。他非常高兴，立刻引我来到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红色丝绒布，布上别满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纪念章。他把“长城纪念章”别在上面最中间的位置上。他的这块缀满纪念章的红布使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布，那上面也别满了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章，以后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又问我喜欢山还是喜欢水？我不知他的用意是什么，按照中国的古训，“仁厚者爱山，智慧者爱水。”就回答他说：“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人类生存离不开这3样，所以这3种东西我都喜欢。”他笑了，告诉我如果我爱山，明天他陪我上山打猎；如果我爱水，他有游艇，可以陪我到萨瓦河上去兜风。老实说他讲的这两样我也喜欢。但客随主便，我们的活动要听从巴兰卡市作协的安排。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巴巴维奇一家人正巧都在家呢？今天是星期六，南斯拉夫是每天工作6小时，每周工作5天，星期六、星期日两天放假。我们和巴巴维奇一家照像留念，临走时参观了他的家，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客厅、厨房、洗澡间和储藏室。年轻的翻译小声对我说：“他两口人住这么多房，也不怕闹鬼。”储藏室里有一股强烈的水果香气，里面堆放着半屋子水果。巴巴维奇一定要给我们每人装上一捧核祧，还说作家要保护大脑，核祧正是补脑子的。他当场表演，用牙齿嘎嘣一下就把核桃咬碎了，在饭桌上吃肉的时候我就对这位52岁的小伙子的牙齿和胃口表示敬佩了，他象中国人吃老虎豆一样轻而易举地咬啐一个个的硬核祧，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的夫人便趁势把一大捧核桃塞进我的书包。
当我们赶到巴兰卡市政府的时候，已经11点多钟了，市里的领导同志焦急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曾几次给贝尔格莱德打电话，还要准备派车沿高速公路寻找。巴巴维奇十分得意地告诉他们是他把我们拉到家里喝酒去了。我忙于接受小学生的献花和同领导们见面，没有顾上看巴巴维奇否受了责备。但是第二天通过一件小事，我得到证实，他没有受到丝毫的责怪。第二天我们访问高莎机械车辆工厂，党委书记正在广部的小客厅里向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巴巴维奇推门走进来，没有向他的领导打招呼，却和我们一个个地握手拥抱，他喧宾夺主，打断了书记的话。书记不怪他，反而笑着对我们说：“是他接你们来的，你们是老朋友了。”
他热情、爽快、无拘无束。我很遗憾没有跟他去打猎和到萨瓦河上兜风，因为我们在巴兰卡只能呆3天，参观和访问安排得紧紧的。直到要离开巴兰卡的时候，才又见到巴巴维奇，他为我们送行，紧紧抱住了我，胡茬子扎得我脸生疼。可是我心里却热乎乎的，对他说：“明年我在天津迎接你和你的夫人，陪你参观我们的工厂和到渤海湾上兜风，请你吃中国的螃蟹和对虾，还有驰名东方的‘狗不理，包子。”
他笑着点点去：“我一定去！”
部长和足球
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日子里，我曾参加过许多次文学晚会、文艺联欢之类的活动，我也曾朗读过自己的作品，背诵过几首唐诗，甚至还唱过两段京剧。也受到过欢迎，有时青年观众出于对中国朋友的礼貌，还让我返场。伹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在克鲁涅瓦茨市，为我们组织的文学晚会正好和一场足球比赛相冲突，连作协的领导同志都耽心，人们会不会都去看足球赛而不来参加晚会？若是亮了台怎么办？发生这种事情是一点不新鲜的。我刚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那是十分自由散漫的，愿来就来，愿走就走；想听会也行，谁要不昕会到外边聊天喝咖啡也行；发言更随便，讲不讲以及讲什么，更没人管你。国际会议尚且如此，小小的文学晚会岂不更加随便？何况欧洲人都是足球热，热到了不分男女老幼。其热劲有点和前不久咱们中国人对自己女排的关心差不多。每到晚上，一个又一个的足球场上灯光如昼，人喊球飞，沸沸腾腾，和饭店里、咖啡馆以及酒巴里传出的乐声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时候有谁愿意坐到大礼堂里，昕你读诗、念小说呢？
然而，我们的耽心是多余的。年轻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对文学的热爱、对中国朋友的热情，战胜了对足球的“热”，礼堂里座无虚席。
但是，几天以后一次隆重而又丰盛的宴席却被一场足球赛给搅散了。
高洛布农工联合企业的经理米哈伊尔喜欢文学，偶而也写一点诗，他请我们吃饭。为了有别于那些大饭店的饭菜，他用车把我们拉到一户农民家里，为我们摆了一桌丰盛的具有塞尔维亚民族风味的宴席，为了加重这宴席的隆重的气氛，又请来他的朋友兼上级——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作陪。我首先对这户叫格鲁几的农民发生了兴趣，他一家四辈单传。每一辈有一个男孩，现在四世同堂，只有6口人：祖母、父母、儿子儿媳、孙子。当家的是母亲，泼辣能干，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战后她同丈夫一块去西德，在西德工作了8年，积存下一笔钱又回到南斯拉夫，买地盖房子，现在成了一个富户。每年纯收入100万地那尔（折合人民币5万元），是经理米哈伊尔的年工资的3倍多。一条肉牛一年可长到500公斤，可卖2.5万地那尔，他的牛棚里至少有100条牛，添料除粪全是机械。老太太最关心的就是她孙子的亲事，她非常喜欢看铁托访问中国的纪录片，中国对铁托的接待是那样隆重和热情，就证明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是十分友好的。她说中国人谦虚，文雅，勤劳好客，中国的姑娘尤其温柔可爱。她很想给她的孙子找个中国姑娘做妻子。因为她没有孙女，如果有孙女也愿找个中国丈夫。今年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中国夺得了全部7个项目的冠军，那些日子里南斯拉夫是中国热，乒乓球热。中国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使南斯拉夫的青年人都发狂了。他们觉得和外国人结婚是很经常很随便的事情，因此老太太就问我有没有女儿，我告诉她我的女儿才6岁，她摇摇头。最后问到翻译郑恩波同志，恩波只好如实回答，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上中学，已经16岁了。老太太欢喜若狂，问恩波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她的孙子。而且叫来她的孙子让恩波瞧，看看漂亮不漂亮，小伙子长得的确很漂亮。老太太又追问恩波的女儿漂亮不漂亮。使恩波很作难，答应也不好，拒绝也不好，老太太很认真，他也认真地说：“我很愿意和友好的南斯拉夫人结亲，但是按照中国的习惯，这种事要由儿女自己做主，得等我回国后和女儿商量一下，再给您答复。”老太太有些失望，但还是和郑恩波交换了通讯地址。
我没有过多地加入他们的谈话，我还有不少问题要向米哈伊尔打听。谈话还是先从文学开始：“你们这儿的诗人很多。”
他风趣地说：“因为诗的稿酬多，每一行诗7个地那尔。”
“你除去喜欢诗，还喜欢什么？”“下象棋。我儿子是象棋大师，我赢不了他，只能勉强臝我的夫人。”
他的夫人比他年轻而娇艳，正用一种优美的姿势吸着香烟。听到这话妩媚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这个联合企业当经理多少年了？”“5年，去年工人选举又把我选上了。”“倘若选不上你怎么办？”
“还干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当经理前在市政府经济部门管生产计划。”
“你的工资多少？”
“每年30万地那尔。”
“你的企业年利润多少？”
“6亿地那尔”。
“你能给我讲讲在企业中你这个经理和工人委员会是什么关系，经理怎样进行管理吗？”
“工人委员会并不削弱经理在管理企业中的作用，经理组织企业的生产过程，直接指挥计划的实现和企业的经营，执行法律和其他法规，执行企业管理处的决议。在经济计划范围内和符合工人委员会决议的前提下，经理可以签订合同并分配流动资产，合同在经理签订后立即生效。经理应为本企业招雇工人，任用其他雇员，有权决定解雇工人和职员。经理应指定每个工人、职员的工作，并确定其职责。工人和职员应对经理负责。经理要确保工作纪律的执行和企业的经营，在日常事务上经理无需同工人委员会磋商，但有关政策的重大变动，须同工人委员会磋商。”他对于自己的职责真是倒背如流。“如果经理不称职怎么办？”
“可以罢免。犯了错误，党委还可以开除其党籍，建议工人委员会免除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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