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光回溯到1927年8月7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

    这里表面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秘密活动场所。

    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到会的有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征、毛泽东等人，共计中共中央委员十二人、后补中央委员三人，共青团中央委员三人，地方党代表两人和中央军委代表一人。跟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都没有到会，邓小平以秘书长或称秘书处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并没有到会。南昌暴动之前，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陈独秀、谭平山将要去莫斯科学习，蔡和森、瞿秋白要去海参崴办党校，毛泽东到四川去发动群众。

    但这些人谁也没有去。毛泽东对负责中共中央组织和干部工作的李维汉（罗迈）幽默地说：“四川没有党组织，又不给写介绍信，去干什么哩？”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不愿跟他们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象地作了比喻：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就像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当统一战线的主人。他还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意义：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里不仅表述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且还提到了“秋收暴动”的概念。

    “八七会议”召开之前，秋收暴动就已经基本定下来了。毛泽东等人早在7月底就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8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正式行文下达，这就是秋收暴动的雏形。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参加，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的暴动战略。

    这个暴动大纲给贫苦的农民兄弟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经济图景：“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佃七东三，佃农拿七，地主拿三。”“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对反革命势力施行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此后，秋收暴动的手段和步骤又经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8月5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提出了以经济战作为瓦解敌人的手段：“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鼓动兵士闹饷，要求发现洋。”为此，还拨付一千元专款作为秋收暴动的破坏费用，这笔经费主要用于破坏水陆交通，特别是粤汉、株萍路要不惜尽力破坏，捣毁城乡税收机关，炸毁军事机关。

    “八七会议”又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提出没收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改良农村中贫民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对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地筹措基金救济并与以工作，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这个决议案还揭露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二五减租”政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应“捣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

    确实没有什么能比土地更能让农民兄弟更动心了，从这一时刻开始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八七会议”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和候补委员七人，瞿秋白、罗亦农、张太雷、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两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降为候补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瞿秋白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定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毛泽东和湖南的另一位代表彭公达，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在中共省一级的委员会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如此青睐湖南省委呢？

    ·2·

    湖南是南方乃至全国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在中共中央领袖层中，湖南的彭公达和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 两人都是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彭公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马日事变后，彭公达在长沙提议湖南省委发动三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具体的行动计划，即是出自他和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的手笔。

    设计中的秋收暴动，以湖南为重点。

    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派代表专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番考察。没有料到的是，刚从长沙考察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狠狠地告了湖南省委的“御状”，甚至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这句话的分量，在以阶级划分阵线的时代着实不轻。

    共产国际代表之所以对湖南省委有如此恶劣的印象，主要是由于8月4日晚间召开的一个会议，史称“麻园岭会议”。麻园岭是长沙的一个地名，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所在地。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易礼容、夏明翰等人，罗章龙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也尔（对外身份是苏联驻湖南领事馆工作人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传达了在湖南进行土地革命暴动的有关指示，由饶漱石担任英语翻译。

    毛泽东和彭公达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前不久，从中共长江局转来中共中央的通知，命湖南省委派主要负责人到武汉参加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湖南省委决定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去参加。8月2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动身前往武汉，省委的工作主要由易礼容主持。

    易礼容不仅是毛泽东生意上的搭档，而且还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坚定合作者。在三个多月之前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易礼容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却被列为候补中央委员。易礼容认为预定名单不公道，毛泽东的能力和威望都强于自己，自己是中央委员而毛泽东才是候补中央委员，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把选票退还给组织者，直接退出选举。事后，大会秘书长张国焘说：“易礼容是毛泽东的死党。”

    “马日事变”后，原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和代理书记郭亮先后离开长沙，陈独秀派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主持湖南省委工作。随后，易礼容在长沙下达了进攻浏阳县城的命令，未果，攻城命令被唐生智查获登在报上，并悬赏三千块大洋取易礼容的人头。易礼容与毛泽东还搭过一段班子，毛泽东任省委书记，易礼容任军委书记。毛泽东被调回武汉中共中央工作，代理省委书记易礼容专门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盼望毛泽东回湖南工作，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这次长沙麻园岭会议开了整整一个通宵，但资料留下来的甚少。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次气氛融洽的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各派人物之间，很多意见相左，无法弥合。

    在讨论将要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时，易礼容一开口，就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先拨发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给湖南省委，而且下拨的经费不要纸币，要光洋。革命需要真金白银，不能只靠社论和传单。

    南昌暴动时共产国际已经明确表示没钱，怎么可能专为湖南的秋收暴动提供如此多的枪支和如此大的款项呢？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在目前白色恐怖下，苏联领事馆同意在这里开会，就已经很给中国同志面子了。此前湖南省委曾想借用苏联驻长沙领馆办公，以避开国民党的追捕，甚至请中共中央出面再三交涉，苏联都不肯答应。

    让共产国际代表不满的，还有湖南省委对陈独秀的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让湖南省委带头签字，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三天之后的“八七会议”作些舆论准备。这个提议让湖南省委感到突然，易礼容当即表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明确不赞成打倒陈独秀。陈独秀确实犯有错误，湖南省委也未必满意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但用签字的方式来打倒自己的总书记，这是不妥的。易礼容本人甚至坦承自己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大革命的失败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共产国际指示和工作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土地问题上，易礼容还不赞成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主要是担心树敌太多。如果要没收土地的话，也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

    麻园岭会议不欢而散，没有什么结果。国际代表悻悻然回了武汉，于是就有了在中央会议上告湖南省委状之举。

    中共中央自然要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批评了湖南省委。

    但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作了辩护，最后很是不平地说了一句：“湖南省委的同志在前线血滴滴地与敌人斗，你们却坐在租界说风凉话！”

    毛泽东虽然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为湖南省委说了公道话，但毕竟人微言轻。

    新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解除易礼容省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的职务，任命彭公达为湖南省委书记。

    ·3·

    尽管没有三万支枪和二十万元钱，秋收暴动还是要搞的。

    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心目中，1927年秋收暴动的重点应该是在湖南南部，中心就定在湘南的汝城县。可以说，秋收暴动的雏形就是“湘南运动”，为此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湘南运动大纲。

    之所以选择汝城为暴动的中心，是因为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南倚大金岭，地势险要，此前有彭湃率领的广东农军数千人驻扎于此，有着建立政府的优越条件。更为诱人的是，湘南暴动可以跟南昌暴动结合起来考虑，以汝城为中心，进取地处湘粤交通要道的宜章、郴州，便于策应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

    这份计划最终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了“湘南运动论”，打倒的目标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唐生智：

    “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是使唐生智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部下之迅速分化；二是为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三是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以达推翻唐生智政府的目的。”

    在军事方面，湖南省委提出“湘南运动”至少要一个师的兵力。这个师不一定全是正规军，具体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共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汝城的广东农军调往别处；二是湖南浏阳和平江有近千人的农民武装，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是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指南昌暴动的军队）赴汝城。三部分组成一个师，以革命军这一个团为中坚，以广东和平浏农军为基干队伍，至少有占领桂东等五县以上的把握。

    在与南昌暴动前委的关系上，湘南暴动受前委领导指挥，待南昌暴动军队南下广东成立革命政权之后，则受广东革命政府的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以毛泽东为首成立湘南特别委员会，由湖南省委指挥，在交通阻隔的时候，独立行使职权。

    未来的暴动名字叫“秋收暴动”，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就是农民的暴动。实际上，不管叫什么名字，暴动的主体仍然是军队。在暴力为主的革命中，农民毕竟是业余的，军队才是专业的。

    就在南昌暴动同一天，斯大林在《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强调了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现在必须开始从革命工农中间，组织八个或十个师团，并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

    为了强调军队对未来秋收暴动的重要性，斯大林还在“必须消灭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和“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两句话下边，特意加了着重号。

    在汉口中共中央会议上，夏曦曾提出由湖南省委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广东，以充实广东的革命力量。这个意见立刻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他认为湖南如果能够组织起一个师的兵力，还不如在湖南搞起来。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少的就是武装，现在适值秋收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只需有一个师，占据五六个县，形成政治基础，湖南全省的土地革命一样能够轰轰烈烈。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最后说。

    中共中央也否决了“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主张，称“南昌军力离开四省暴动，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组建一个师的军队谈何容易？

    仅是养军队的花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湖南省委在麻园岭会议上开出的价码虽然有虚高的成分，但还是有道理的。

    湖南省委手里更没有足够的经费。根据7月23日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共中央的信中披露：共产党控制的长沙文化书社被唐生智、何键查封了，幸亏没有搜查出文件，但省委少了一个经济来源。此前，中共中央也曾提供了部分经费，湖南省委在此信中汇报了经费的使用情况：“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

    经费的具体开支，湖南省委也列出了细目：“党费、工运费、农运费，此间正在精造预算，约计至少非三千元莫办(军费在外)，因交通等费陡增也。兄处（指中共中央）若仅允千五百元极不够，三千元可筹到否？亦盼明示。”此外，湖南省委还催要拖欠的经费：“此间因中兄（指中共中央）党费久未发下(约已欠百元)，又日近用费较大，存款不多，急欲取得此款。”

    由于经费不足，直接影响了暴动前期的准备工作。制造的土炸弹不仅威力不大，而且质量难以保证，有的炸弹爆炸时间无法掌握，引爆时间很长，影响使用。暴动所需要的枪支弹药需要偷偷从国民党伤兵手中购买，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拖欠军饷，有些士兵经常偷出武器在黑市上倒卖，在长沙的黑市上花钱就能买到。

    暴动经费不敷使用，与当时飞涨的物价也不无关系。长沙城内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也涨了价，尤其是纸币贬值厉害，“票价日低，不值一钱”，就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报告的前一天，长沙发生了何键的士兵强行以每元中央银行纸币向商铺索兑银元的事件，遭到商家抵制，长沙市很多商店索性关张大吉。

    为了跟共产党争取媒体舆论支持，国民党中宣部派了一个名叫黄咸夷的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回长沙活动，随身携款数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进行公关。长沙“马日事变”之后，国民党也在形象上尽量丑化共产党，挑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说共产党一有事情就跑，遇到危险就让农民去死，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农民在失败之后，非常容易听信谣言，因此迁怒共产党，到处有“捉暴徒”（即抓农会干部）的事发生。

    比较而言，共产党的宣传费用投入少得可怜，只能印刷一些简陋的传单偷偷张贴。

    ·4·

    湖南省委的湘南暴动计划，未尝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但是，这个狭义的秋收暴动计划，已经满足不了“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急剧膨胀的胃口。未来秋收暴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从湘南到湖南全省，演变成了一个“湖南大暴动”，以“规复全省政权”，暴动的起点和中心也从汝城转移到长沙。中共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暴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湖南、湖北地区，再后来演变成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范围和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经历了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处反共事变之后，共产党已经从初期的打击中清醒，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击。南昌暴动作为龙头已经舞了起来，可惜的是这场暴动看上去更像一场兵变，与未来将要展开的土地革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工人、农民参与。接下来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应该是这条龙的身子，也是与土地革命直接相关的暴动，它将划分出一个新时代的主旋律——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八七会议”期间写给前委周恩来等人的信中，中共中央认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致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实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面开始秋收斗争。”

    随后，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抬高了秋收暴动的评价：“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做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南昌暴动的龙头作用，中共中央决定从南昌暴动部队中分出一到两个团的兵力，交给毛泽东为首的湘南特委，特意指示南昌暴动的前委：“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炸弹，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

    可惜的是，由南昌暴动分兵助秋收暴动的战略没有能够实现。原因主要是因为根本无法联系正在南下的前委。即使能联系上，恐怕此时的前委也无兵可抽，应付南下途中的非战斗减员就已经使前委焦头烂额了，况且南下途中还要几场硬仗要打。

    既然要搞湖南全省暴动，湘南暴动已经没有必要单独搞下去了。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如此一来，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去湘南了。

    他应该去的地方是长沙，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暴动。

    ·5·

    “八七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落实秋收暴动计划。新上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与毛泽东两人事先约定，8月15日在长沙召集湖南省委会议，但毛泽东却没有如约前来，会议只好推迟一天召开。

    彭公达传达了“八七会议”指示。他是个大嗓门，有人提醒他讲话要小声些，提防隔墙有耳。彭公达颇不以为然，用更大的声音宣布：“谁怕死，就砍了谁的头！”说罢还用手往脖子上比画，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

    会议开了三天毛泽东才露面，他去了杨开慧家乡板仓调查土地问题。未来的革命既然名之为“土地革命”，那么农民和土地问题就不容回避，因此毛泽东的行程才有所耽搁。

    湖南省委改选之后，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未来的土地问题上，湖南省委内部形成三派：

    易礼容还是老观点，他主张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给农民，不应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从策略上讲，如果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他们必定与大地主联合起来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农民分了土地之后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倒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不论大小地主的土地，统统没收。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只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给被没收土地的地主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的老弱地主，应由农民协会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他们。同时应该宣布废除农业税之外的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两人发言之后，站起一位身穿浅灰色长衫，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他就是新任的省委组织部长夏明翰。他当过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别看他人长得斯文，脾气却十分火爆，因为一贯主张暴力而落个“梭镖主义”的外号。他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易礼容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时期，必须全部没收土地。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中农、下中农的自耕土地也要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三种意见中，易礼容的观点失之过宽，农民拿不到胜利果实，如何有革命的积极性？夏明翰的观点则过于激烈，树敌太多，土地革命的目标很难实现。毛泽东主张既没收地主的土地、又要给他们以出路，可以争取到大多数农民支持革命、同情革命，因此得到了省委大多数人的认同。

    在秋收暴动的军事力量上，大家达成了共识：仅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起码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为骨干，至少有一千支枪。暴动夺取政权之后，没有枪杆子的保卫是自欺欺人的话。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暴动区域，大多数人主张四面开花：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同时发动湖南省暴动。这个方案看似轰轰烈烈，但却力量分散，取胜的把握不大。

    毛泽东力排众议，力主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于一个中心地区。这一地区就是省会长沙，围绕这一中心的有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及江西安源等地。这里敌人的力量较为薄弱，此时唐生智的部队大部分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的许克祥部，湘东国民党军空虚，最少的时候长沙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如果将通往长沙的两条铁路——长岳铁路和长株铁路截断，那么在长沙城内的暴动还是有较大成功把握的。

    按照这个思路，湖南省委于8月19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计划：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同时决定，指挥秋收暴动分为两部：一部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二是行动委员会，由党的各县负责人组成，简称“行委”。

    ·6·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简单地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个正当的名分。筹划中的秋收暴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打什么旗号？是像南昌暴动那样，继续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号？

    勤于思考的湖南省委首次提出了“树红旗”的问题，而且旗帜鲜明。在8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湖南省委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

    为什么不能像南昌暴动一样，再继续打国民党这面“黑旗”了呢？

    湖南省委陈述了三条理由：

    一是长沙“马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证明国民党的权力已经不能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局面已经被军阀控制。从这时起，国民党就已经死了。到“七一五”汪精卫等伪左派叛变，国民党不仅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成为军阀争权力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压迫民众、屠杀民众，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是国民党的死，不单是死在唐生智、汪精卫之手，也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的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的时候，则转过脸来镇压民众，如以前应承给佃农的二五减租很快就没有了，借地主钱的利息也恢复了，高利贷也要还，农民说话更无从前自由，土豪劣绅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是国民党虽然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但是不可靠的。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只是同情革命，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共产党后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除了旗帜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政府的组织形式。

    湖南省委也不愿意沿用前不久南昌暴动的模式，主张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因此在给中共中央的公报中主张，在秋收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不能用“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结果都是欺骗民众。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土地制度方面，农民自动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共产党可以不干涉。从根本上取消地租制度。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对地主阶级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参与土地耕种。

    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予肯定，相反而是很快泼了一瓢冷水。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否定了他们“树红旗”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提法：“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中共中央指示还催促湖南全省暴动于月底前开始，利用武汉经济上的大动荡：“武汉三镇米粮绝市，店歇业者百分之七十以上。武汉经济从上至下到了异常摇动的时候，民众的革命情绪亦异常激昂。”

    在暴动中心点的选择上，中共中央不再坚持四面开花，但也不同意仅以长沙为中心点，而是提出湘中、湘南两个中心点。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

    “事实上，××两团（指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至于我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也应当普遍地宣传抗税抗租(用国共名义来号召)，次有力的地方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进而实行杀豪绅官吏。”

    在这封信中，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秋收暴动使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此后，中共中央与湖南省委就秋收暴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书信辩论。

    针对中共中央指责湖南省委以长沙为中心是“军事冒险”，湖南省委在8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不客气地进行了回击：“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一个省的委员会竟然以这样的口气跟中央说话，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一来与湖南人的直率性格有关，二来与初期共产党内的民主气氛有莫大的关系。

    中共中央并不以为忤，仍然试图说服湖南省委。

    一直到秋收暴动开始三天之前，中共中央还在劝说湖南省委，要他们改变重视长沙暴动、轻视湘南暴动的观点：“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从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指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即使能胜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怕分散力量，更不可解，假如真能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则湘南农民在湘南暴动，并无所谓怕分散力量的事情。”

    这种劝说注定成为徒劳。

    湖南省委已经铁了心：抛弃湘南，集中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赣边发动秋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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