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序的撤退，为国民党军残酷的杀戮提供了机会。

    这是一场带有报复性的残酷杀戮，也是1927年三大暴动中最残酷和最没有人性的屠杀。

    国民党中央政治分会于12月14日免去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本兼各职，但并没有能阻止杀戮的进行。在黄色工会的协助下，国民党军对参加暴动的“红带友”进行了严密的搜捕和镇压。凡是脖子上有红领带的红色痕迹的、讲北方话的、女性剪短发的，全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甚至穿红衣裳的结婚新娘子也不放过，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广州西关大同路遇到两辆迎亲的汽车，车上挂着一块大红的喜布，士兵们不问情由地向汽车投掷手榴弹，将汽车炸个粉碎，新人全家遭殃。

    警卫团的战士们却侥幸躲过了因红色而招致的祸端。他们佩戴的红羽纱印染质量优于红布，红布容易掉色，凡是戴过红布领带的人脖颈上很容易蹭上红色，不容易洗掉。国民党围捕共产党“暴徒”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脖子和胸前有没有红色。警卫团战士就不用为此担心——红羽纱基本不掉色，没有留下痕迹，容易躲过关卡。

    杀害被捕者的方法五花八门，有被集体枪杀或活埋的，有被用火油活活烧死的，有被装进帆布口袋抛入白鹅潭的。尤其是被掳的女战士，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侮辱。教导团内唯一的女班长游曦抵抗到最后，孤军奋战中受伤被俘。

    游曦原是武汉中央军校女生连的学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时，她的未婚夫（黄埔六期）被李济深逮捕，装进麻袋扔进虎门的海里，因此深恨国民党。她的坚贞竟然成了敌人发泄兽欲的借口，连同其他被捕的女性一起被剥光了衣服游街，后来又被挖掉了眼睛，割掉了乳房，用竹竿子插进下体。牺牲之后，尸体又被砍成几段，头颅悬挂在天宇码头示众。

    广州中央公园门口、维新路、永汉南路、天宇码头与太平南路等地都成了陈尸场，尸体满地，积尸层叠惨不忍睹。国民党市政当局征用大量货车收敛尸体，每车装数十具，用了三天才收敛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暴动失败后约五千七百多工农民众被残杀，他们并非全是参加暴动者，借机公报私仇、杀人越货、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的也大有人在。

    值得庆幸的是，牺牲者中共产党员占的比例不算很大，约有二百余人。

    暴动的领导人除了张太雷牺牲之外，其他人都逃过了一劫。

    叶挺并没有随大军撤退，而是潜留在广州市内叶家祠堂密室躲避风头。几天之后，他化装改容，在妹妹的掩护下秘密离开广州，乘船来到香港。

    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在暴动第一天即受伤住进医院。国民党占领广州后，他在家人的帮助下换上了长衫、毡帽、眼镜、手杖，化装逃走。慌乱之中，忘了准备布鞋（穿军队的制式皮靴容易暴露），他从医院太平间的一具死尸上扒下一双布鞋换上，混进医院的行李队逃走，后来从广州湾搭民船去了海南岛，参加了那里的武装斗争。

    陈赓逃入友人家避难。他在广州认识人很多，尤其是在张发奎的四军里当过副官，待在广州很危险，后来辗转逃到上海。因事起仓促，陈赓没有领到路费，囊空如洗，为此还专门写信给中共中央，请发给生活费以维持生活。

    纽曼奇迹般地脱逃追捕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暴动发生的情况。当然，纽曼在汇报中并未实事求是，而是刻意隐瞒了暴动计划和组织指挥的疏漏之处，夸大其词，把责任都推给了叶挺、徐光英等军事上的不坚决。

    ·2·

    广州暴动使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苏联领事馆设在广州城郊的东山，这一地区原本是外国人的居住区，以德国人和日本人为主。他们在暴动的第一天就乘一艘英国炮艇从东山转移到了沙面，苏联外交人员没有走，留在了东山，时刻留意着广州暴动的进展情况。

    抓捕苏联人是蓄谋已久的。广州暴动尚未开始的前两天，汪精卫就密电广州的陈公博、张发奎、李福林等人，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深可痛恨，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此为目前要着，乞速行为荷。”

    12月13日，国民党军和警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B.A.波赫瓦林斯基命令使馆人员停止抵抗，迅速将有关秘密文件焚毁，人员集中到领事办公室内。闯进来的国民党军士兵不顾苏联外交人员的抗议，强行搜查了领事馆，查封了没有来得及焚烧的文件，并将所有人员，包括领事、副领事的妻子和孩子捆绑起来，带往广州城里。

    不久，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获得释放，国民党当局勒令他三天内离开广州。波赫瓦林斯基先到德国领事馆避难，其后乘了一艘德国轮船回国。国民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汉口的苏联领事也已被驱逐，上海的苏联领事被迫停职，不久也被驱逐出境。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惨遭杀害。

    郝西史是在广州街头被斩首示众的，头颅被挂在树杈上，暴尸街头三天，背部写上“俄匪”字样。临刑前郝西史十分镇定，对其妻子做了临终嘱咐，大意是使其子女接受良好的苏维埃教育。郝西史牺牲后，家属得到了苏联政府的优厚抚恤。

    苏联顾问来华支援中国革命，要冒很大风险，苏联政府给这些顾问很高的荣誉，通常要授予他们红旗勋章。红旗勋章的获得者每月可补助五十卢布的津贴，那时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二百卢布，五十卢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驻华外国使团对苏联领事馆被查抄事件幸灾乐祸，他们称俄国人在中国参与内乱应以中国法律惩办。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大肆炒作广州暴动是受境外敌对势力操纵，苏俄就是幕后黑手的消息。苏联政府除了例行的外交抗议之外，对其他细节采取了不予置评的态度。中共方面一直到五年之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才开始大张旗鼓宣传郝西史的事迹，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瑞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纪念这位广州暴动牺牲的英雄。

    在广州暴动中流洒的，并不是只有苏联革命者的鲜血，朝鲜和越南革命者的鲜血也与中国共产主义者洒在了一起。

    广州黄埔军校原本就有二百多名朝鲜青年。李济深反共后，这些人大部分跑到武汉，在武汉分校剩下一百五十多名，被编入教导团的一个连中参加了广州暴动，暴动中的大炮就是这些朝鲜青年操作的。他们中的大部分牺牲在撤退途中。活下来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崔庸健的黄埔军校教官，日后成了朝鲜的开国元勋。

    黄埔军校中的三十多位越南青年也参加了广州暴动。派去训练广州工人赤卫队的黄埔军校一期生武鸿英和胡松茂等都是越南籍。暴动之前，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胡伯伯”也常在广州活动，他是鲍罗庭的助手，中国名字叫李瑞，又名王山而(即“瑞”的三个组成部分拆开)。此时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胡志明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他在广州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

    胡志明没有赶上广州暴动，但他的追随者，名叫范文同的越南小伙子就住在广州仁兴街，恰逢暴动，险些被逮捕。参加广州暴动的越南同志有些人当场牺牲在广州街头。

    ·3·

    中共中央最先得到广州暴动的确切消息，并不是从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而是从苏联领事馆得到的。随后，路透社的电讯稿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几位年轻领袖欢欣鼓舞，当即决定派苏兆征立即动身，经香港转往广州，同时决定增派谭寿林、马骥等人前往广州，充实暴动的力量。

    一天之后，又从广州传来噩耗，张太雷已在阵前牺牲，军中已经失去主帅。起初中共中央还半信半疑，不久就得到证实。两天之后又得到更坏的消息：暴动部队除少数撤离市区向东江转移外，其余大部分队伍均在市内激战中损失，伤亡不可胜计。

    192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立三秘密到达香港，收拾广州暴动的残局。

    由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讨暴动得失。

    会议开始之后，李立三宣布全体代表肃立，为张太雷等暴动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张太雷已经牺牲，广东省委后期的错误与张太雷无关，但活下来的人必须为失败承担责任。默哀之后，李立三面色阴郁、神情严肃地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广东省委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包括事前没有很好发动群众、暴动中指挥失当以及撤退时的混乱。

    根据李立三的调查，广州的许多工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都不知道暴动这件事，甚至暴动开始后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有的工人竟然说要干完手中的活再去暴动。

    李立三认为黄平应该对失败负重要责任，黄平对暴动缺乏责任心，特别是张太雷牺牲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黄平表现得惊惶失措，在通知撤退时没有尽职尽责。黄平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申辩，并指责李立三在大敌当前把矛头对准自己人是亲痛仇快。李立三气愤至极，提出要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黄平。

    黄平的态度不仅让李立三不满，参加会议的工人委员更是不满，他们是暴动失败的直接受害者，最有发言权。当晚休会之后，赤卫队第一联队联队长罗登贤，第二联队联队长沈青以及另外两位工人领袖黄谦、黄强亚，四人联名写了一封书面意见交给李立三，指出广州暴动失败原因与领导人的具体错误。黄强亚是印刷工人出身，他曾屡次在有关会议提出暴动准备不足的问题，结果都被省委的几位秀才压下来。

    第二天的会议上，李立三当场宣读了四位工人领袖的书面意见，并大声为这个意见叫好。黄平势单力孤无话可说。接下来的省委会开成了控诉会，广东省委的知识分子领导成了工人委员们的出气筒，“丢那妈”、“契弟”、“衰崽”之类的广州骂人土话脱口而出，还有人翻出旧账，批评省委个别领导花党的经费大手大脚，而下级同志都没饭吃。

    李立三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会场的情景：“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厉地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改造党的组织，扩大民主化，扫清过去党的许多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不处分相关的领导人是平息不了众怒的。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广州暴动决议案》，称“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的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通过了一系列的纪律处分：

    （1）黄平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重要责任的同志，所以指导机关所犯的一切错误，黄平同志应负重大责任，尤其是退却时，没有具体的计划，未设法通知负责同志的错误更大，所以黄平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书记，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留党察看三个月之处分，请中央批准。

    （2）周文雍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一，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连带负责，同时系赤卫队总指挥，关于赤卫队错误更负重大责任，所以周文雍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3）陈郁同志系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之—，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任，所以陈郁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4）杨殷同志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完全未执行职务，所以杨殷同志应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5）恽代英同志担任苏维埃一切工作，工作毫无成绩，所以恽代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常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请中央批准。

    （6）吴毅同志系广州市委负责同志，又参加指导机关会议，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应负责，所以吴毅同志应予以开除广州市委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请中央批准。

    （7）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8）徐光英同志任红军参谋长职务，表示非常恐慌退缩，前因南昌暴动已犯了错误已经留党察看，所以徐光英同志应予以开除党籍。

    （9）雷荣朴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予以开除党籍。

    这个以处分为主的决议案，与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分南昌、秋收暴动责任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相比，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但李立三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过去党只有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同志在组织上犯了很小的错误，便有处罚，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尤其负责同志，从未加以处罚，并且党内的地位，还是得以提高。”所以这一次，要“对于广州暴动指导机关负责的同志，都加以严厉的处分”。

    ·4·

    李立三的这种“乱世用重典”的做法，后来被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冠之以“惩办主义”的帽子。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被处分者基本上没有多少机会为自己申辩。

    《决议案》共点名处分了九个人，除了最后一个被开除党籍的雷荣朴在党史和军史上消失外，其余八位的下场都不太好，大部分被惩罚性地派到最危险的地区再次组织暴动，以“考验他们是否真正改正了错误”，有几位因此牺牲了性命。

    黄平后来被捕失节，供出了自己同志，成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后半生抑郁而终。

    徐光英的情况比较复杂。李立三对徐光英的评价是“徐光英更是力不胜任，故太雷同志一死，全盘都失其联络”。作为参谋长，徐光英的主要错误在于事先没有制订出一个恰当的撤退计划。徐光英被开除出党之后，曾写了一封书面意见给新的广东省委，请求给他一个机会，保留他的党籍，被省委拒绝。

    被开除出党后，徐光英到广西搞兵运工作。他与李济深私交甚厚，当过国民党南宁警备司令，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徐光英为营救叶挺出过很多力。新中国成立后，徐光英到了香港，据说负有共产党给他的“特殊任务”。去世时中共中央特拨款为他治丧，后来潮州市官方编撰的文史资料中，称徐光英是“肩负特殊任务的无名英雄”。

    叶挺受处分后的经历最为复杂。他到广州的时间最晚，没有参与暴动计划的制订，由于不适时地提出撤退主张而被临阵撤换。作为红军总司令，他只发布过一道书面命令，即《广州苏维埃政府红军总指挥叶挺向商人借取粮食的命令》，这唯一的一道命令并不是作战命令。因此，李立三对叶挺的评价是“赤军总司令叶挺同志之消极等于虚设，且他于暴动前一夕方到广州，什么事都不知道。”

    与徐光英一样，叶挺也为自己进行了申辩。他奉召去莫斯科之后，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坦率地提出在革命低潮时，举行广州暴动很难取得胜利；坚持自己在暴动初期就应该及时撤离广州、到海陆丰与农民运动结合的主张。

    这种申辩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招致更严重的后果。共产国际已经给广州暴动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次暴动“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道最伟大、最壮烈的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暴动”，“广州暴动这种大城市的政权形式之建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从此苏维埃将为全国暴动之政权的模范”，“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广州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再强调广州暴动不应该坚持，叶挺的不识时务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遭到无情打击也在预料之中。共产国际对叶挺的态度强烈不满，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严厉斥责了叶挺“政治动摇”，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则责骂叶挺是“消极怠工”，并撰文批判了叶挺转移农村坚持斗争的主张。

    在莫斯科，叶挺受到有意识的孤立和冷落，好些人故意不理睬他。莫斯科东方大学邀请叶挺去作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进行了干预，不让叶挺去。叶挺实在忍受不了，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跑到德国过起了流亡生活，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又被重新启用为新四军军长，但他这段脱党的经历成了他的难言之隐。

    广州暴动成了叶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德国打工期间，他也没有忘记探询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在学习了军事化学之后，叶挺突然悟出广州暴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攻下长堤，而没有攻下长堤的原因在于武器威力不够大。他曾对昔日的战友这样说：“暴动时，敌人在长堤的（第四军）军部老是攻不下，我们要使用毒气对付敌人，或使用更大的炸弹，也许可以取胜。”

    肃反人民委员杨殷的主要错误是肃反不够积极。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副官，为人有勇有谋，被称为“大元帅府师爷”。加入共产党之后，杨殷卖掉了家里的田产房屋，连同金银细软捐献给共产党做活动经费，来到广州从事工人运动。

    杨殷到广州的时间虽然比叶挺稍早一些，但从建立肃反机构到实施肃反，仍然是时间不够。广州暴动的三天内因肃反被杀掉者不足百人，有案可稽的只有三个：广东省司法厅秘书长沈藻修夫妇和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这也体现了杨殷为人慎重。实际上被抓的人大约有两百多，抓他们的人没有移交被捕者的资料，杨殷不肯滥杀，只好先搁置起来。

    张太雷遭遇狙击身亡之后，杨殷代理张太雷的职务。他一直忙着在西路指挥，顾不上肃反。旋即暴动失败，这些肃反对象捡了一条命。杨殷被处分之后也辗转来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仍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在上海被白鑫出卖被捕，经周恩来等多方营救无效，最终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恽代英的主要责任是组织工作不利。根据李立三的调查，原本在11日计划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结果没有开成。第二次群众大会，也就是张太雷牺牲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大会，仅到会三四百人。

    恽代英后来被下放到上海沪东任区委宣传部长，不久因身上藏有红色传单被捕。在监狱中他化名王作霖，被判了三年徒刑。中共中央正设法保释他的时候，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他的情况，恽代英暴露身份，被追判死刑枪杀于狱中。

    周文雍和吴毅是被重新派回广州而死的。

    吴毅是中山大学高材生，当过陈延年的秘书，写一笔好文章。他被重新派回广州组织暴动，因事泄被捕，被秘密杀害于广州。

    被处分的九个人当中，结局较好的算是陈郁了。他被派到汕头再次组织暴动，失败后撤回香港，被重新启用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不久复任广东省委常委并兼省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首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等职务。

    ·5·

    革命事业从来不排斥忠贞的爱情。

    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文雍，他的牺牲是当时广州最轰动的，也是最浪漫的事件。他被重新遣回广州之后不久，在准备广州“春骚”（即“春节骚乱”）活动的时候，与中共广州各区区委书记一起，在一次会议中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朱晖日亲自审讯了周文雍，动用了酷刑，如将十根钢针插入周文雍的指尖，如用烧红的烙铁烙，如坐老虎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古怪刑具。朱晖日还假惺惺地劝他迷途知返，答应给他官做，给他金钱。周文雍自忖必死无疑，并不理会劝降，与其变节而死为人不齿，不如昂首捐躯流芳后世。

    法官在军事法庭上曾向周文雍核实过张发奎的身份，希望从共产党一方找到张发奎通共的证据。周文雍据实回答：“张发奎不配做共产党，共产党不要这种下流无耻之徒！”没想到周文雍这一骂，反而洗清了张发奎通共的嫌疑。结果周文雍虽然死刑难免，但法官允许周文雍临刑前提最后的要求，并答应尽量满足他。

    周文雍并无遗憾，唯一的要求是在临死前与陈铁军结婚。

    陈铁军是与周文雍一同被捕的年轻女子，也是一位革命者。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一起，但这种关系只是掩护工作、照顾生活，并无夫妻之实。陈铁军是位知识女性，也做过很多革命工作，尤其是在广州暴动中表现积极，鼓动市民参加暴动冲在前头，国民党自然不在乎多杀她一个，也判了她的死刑。

    陈铁军与周文雍两人日久生情，互相倾慕。现在两人都要死了，都觉得没有正式结婚是个遗憾，所以周文雍提了这个要求。法官同意了周文雍的请求。

    行刑那天，陈铁军早早起来梳洗打扮，换上干净衣服走出牢房与周文雍会合，以牢房为背景照了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幅相片。两人脚戴沉重的脚镣，肩并肩，两颗青春的头颅偎依在一起，坚毅的面容中隐约透露出对美好生活的眷恋。

    行刑的地点是广州红花岗。临刑前陈铁军取下自己的白色围巾给周文雍围上，两颗心紧紧依偎在一起，死刑的枪声成了两位爱侣新婚的爆竹。

    陈铁军是幸运的，和自己心爱的人死在一起，遗体也没有受到游曦那样的凌辱。

    他们死后，那幅两人的合影照片很快刊载在香港、日本等地的报刊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政府报刊炒作周文雍夫妇的死，本意或许是想吓唬青年人，不让他们参加革命。但事与愿违，人们在谴责国民党政府心肠太狠、竟然将如此年轻美丽的生命扼杀的同时，对这两位青年人在危难中不弃不离、凄婉中透着浪漫的感情大加赞颂。

    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都是传说中的人物。陈铁军与周文雍为着共同的理想生不同寝死同穴，这就是真人版的爱情绝唱，竟然引得无数青年心驰神往。

    新中国成立后，陈铁军与周文雍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名字叫《刑场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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