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教育家的故事-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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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

    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

    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

    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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