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交往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属空前，在当时世界上亦为仅有。唐文化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亦为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因此唐朝受到各国尊重，享有极高声望。从这一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唐人，这一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中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对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帝国建立者穆罕默德（57—3632）以《古兰经》鼓励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而强盛稳定的唐朝，在政治上奉行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针，在文化上施行其并蓄兼行，群花同放之政策。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对国际交往不加限制。再加上对外交通发达，对扩大国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如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河北、辽东达朝鲜半岛，西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玉门关，分三路穿新疆，一经于阗，一经龟兹、疏勒，一经碎叶、然后越葱岭，通印度、波斯、阿拉伯，此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自山东、江苏出海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海经越南海岸，过马六甲海峡，分别达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直至波斯湾沿岸，并初步开辟至埃及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唐代中国航海大船长20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大食海舶，可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外国船只有“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婆斯舶”等数十种。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4000余艘。可见唐代国际交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使当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70多个。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都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数十国家的使节汇于长安，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商人集合于西市，大批各国留学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外国僧人来中国研习佛法，中亚诸国艺术家在长安也异常活跃。高度繁荣的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新成分，选择取舍，汲取发扬，使自身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东西各国，各国依据自身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国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唐朝经济文化对许多国家发生巨大影响。在与唐通商往来的70余国中，以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与我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唐朝时期中国同朝鲜交往十分密切。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三国皆遣使与唐朝往来，并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完成后，唐太宗特将一部赠给新罗。唐高宗上兀二年（675）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后，直至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进一步发展。

    双方互遣使节，频繁往来于陆、海两路。据不完全统计，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武宗会昌元年（841）约190年中，仅新罗遣唐使者即达21次。其使命或为“贺正”（祝贺春节），或为赠礼，或为国丧致哀，或贺新君即位。唐朝也不断遣使赴新罗，当时海路常冒覆舟之险，代宗大历初归崇敬充新罗册立使，在海上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成惊骇①，他毫不畏惧，坚持航行，胜利完成出使新罗的使命。钱起《送陆埏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②，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使者带来珍贵礼物，如开元闻新罗使者带来牛黄、人参、朝霞纳（绸的异体字）、鱼牙锦、纳绅、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朝也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如开元时曾一次即赐予新罗使者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唐朝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很多新罗商人来唐贸易，他们主要活动于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达楚州（今汪苏淮安）、扬州（今属江苏）一带，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新罗馆”，以接待新罗商旅。在我国东部沿海尤其是山东牟平、海阴、文登、荣成，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地有许多朝鲜侨民聚居，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唐朝地方政府，设“勾当新罗所”管理其事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是中国和朝鲜交往的中间人。山东文登县有新罗人所建佛寺，当地新罗人经常按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新罗语讲经。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和尚圆仁来唐时，在文登县参加过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新罗男女200余人听讲。唐朝与朝鲜的商船经常行驶在中、朝、日之间的航线上，常多达数十艘。从朝鲜输往唐朝的物品有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输往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③。在唐朝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新罗居各国首位。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遣更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文宗开成二年（837）旅唐新罗学生多达216人，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批就有105人，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进士科举考试，从穆宗长庆元年（821）至唐末，共58人考中进士，时称“宾贡进士”（意为外籍进士），他们“登唐科第语唐晋”④，有的担任了唐朝的官职，归国后使汉文学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其中如崔志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职，29岁返新罗，他的书法和诗文在新罗发生很大影响。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至今仍为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在当时已受重视，它不仅在我国流传至今，亦为朝鲜现存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唐以前，朝鲜已利用汉字作为表达思想和记事的工具，七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帮助阅读汉文，更加丰富了朝鲜语汇，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八载（749）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传授生徒，如新罗医学博士即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和张鹜的文章等深受朝鲜人喜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很大，八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政治制度改进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尚书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乡，亦与唐朝相似，德宗贞元四年（788），新罗设“读书出身科”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文宗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从唐朝带茶种回国，自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朝鲜。由于新罗大量吸取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学习汉人的诗赋辞章，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下于中国作家。新罗文物昌盛，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唐朝常选饱学之士出使新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选经学家邢臻（sh6赎）前往吊祭，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⑤可见在唐文化影响下新罗文化之发达。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亦产生一定影响。朝鲜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南北朝初期已传入中国。隋朝时作为宫廷乐舞，隋文帝选定“七部兵”和隋炀帝选定“九部乐”中都有“高丽乐”。唐初，唐太宗选定“十部乐”，“高丽乐”仍为其中之一，直至武则天代唐称帝时，高丽乐仍保存25套曲谱，其后逐渐散佚。中朝经济、文化交往，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密切，双方多次互相救助。一次，登州商人马行余由江苏去浙江，在海上遇暴风，船飘至新罗，新罗王闻中国商人遇险而来，即以贵宾之礼相待，并助其回归中国⑥。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唐朝，船被恶风刮至楚州盐城县，当地官府妥善安置，并及时报告唐朝廷。是年，新罗发生饥荒，“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⑦，唐朝亦予周到接待。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

    ②《全唐诗》卷二三七。

    ③《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④《全唐诗》卷五六，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

    ⑥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⑦《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玄奘取经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阳缑（gōu勾）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十三岁出家，玄奘是其法名，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

    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等地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分成许多宗派，佛经译文多误，自己无所适从，想亲自到天竺学佛经，研究解决关于佛教教义的玄奘一些疑难问题，在长安结伴准备出国西游，由于唐朝初建，突厥贵族扰边，暂时禁止私人出境，同伴退缩。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偷越玉门关，然后独自西行，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访问参谒了古代无忧王为释迦牟尼佛建造的三百多尺高的“牵（音素）堵波”（宝塔）以及佛诞生处、逝世处、说法的讲堂等胜迹，还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省）调查了有关中国的桃、梨传进印度的传说，这样度过了四年，贞观四年（630）他到达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来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主持（当家和尚）戒贤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玄奘到达时受到热烈欢迎，一千多人捧香、花沿路迎接，时戒贤已一百多岁，本已不再讲学，但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意收玄奘为弟子，用十五个月的时间给他讲了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并研究了波罗门教经典、印度方言，取得优异成绩。全寺除戒贤通晓全部理论外，能通晓20部的有一千人，通晓30部的有五百人，通晓50部的只有十人即十大法师，玄奘即其中之一，他并未以此满足，636年辞戒贤外出游学，一路之上多次参加各地的辩论会，战胜许多学者，声誉满天竺。

    贞观十四年（640）返回那烂陀，戒贤叫他主持寺内讲座，有一位戒贤的弟子，对经论不能贯通，玄奘用梵文（古印度文）写了一篇论文，阐发义理，指明其谬误，得戒贤与僧众同声赞誉。那时曷利沙帝国已统一了天竺北部，国君戒日王崇信佛教，本人又是诗人剧作家，经他提倡备宗教学派论辩争鸣十分活跃。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脑季）举行学术大会公开辩论。戒日王非常高兴地会见玄奘，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情况，引起戒日王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到中国访问。贞观十二年（642）十二月辩论大会开始，与会者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佛教徒三千多人，波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那烂陀寺来了一千多人。玄奘担任大会的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没有人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十八天，大家都被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也各以厚礼相赠，他全部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华幢（音床）装饰的大象游行一周，又特邀他参加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五年一次的天竺佛教盛会），表示对这位中国大师的尊敬。

    公元643年，深切怀念祖国的玄奘表示将要回国，戒日王一再挽留他，一个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愿为他建造一百所寺院，但他归志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朋友们争相赠礼，玄奘一一谢绝，只接受了鸠摩罗国王送的一件鹿毛披肩，以备途中防雨。动身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送他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带着657部佛经，经西域回到长安。唐太宗在洛阳行宫接见他，极有兴趣地听他介绍西域及天竺见闻，并劝他还俗到朝廷任职，他婉言谢绝。三月初一玄奘回长安，随即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场有负责翻译的，有检查译意的，有整理译文的，有推敲字句的，各任专职，分工细密。玄奘不懈地工作了十九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1335卷，由于他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一词，表示时间的“刹那”一词就是经他确定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

    玄奘还回忆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涉及地域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把当时各国的方位、道路、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一一写下来，内容丰富生动，准确可靠，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玄奘当时可能认为他留给后世的主要贡献是取回的佛经和他的译经，我们今天看来，他那些宣扬佛教的经书的总和也未必抵得上这一部《大唐西域记》的价值。玄奘也向天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据说他曾经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这应是第一部中国典籍的外文译本，但现已散佚。

    天竺朋友十分怀念他，高宗永徽三年（652）天竺和尚法长来中国，玄奘老友那烂陀寺的智光和慧天特意托他给玄奘捎来书信、著作和礼物，表示亲切的问候，信中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希望你不要怪带去的东西太少，还是接受下来吧。如果你需要什么书，我们会抄出来送去的。”玄奘请法长捎去回信，回赠了礼物，并捎去一份他在回国途中丢失需要补抄的书单，在回信中玄奘感谢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对戒贤老师逝世表示深切悼念，还报告了自己的译经工作进展情况，这种动人的友谊，是中印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玄奘是中印人民友谊的使者，是唐初佛教高僧，是世界著名的伟大旅行家和杰出的古代翻译家。他所以能在交通条件还极其落后的时代，用了十八年时间跋涉五万余里，征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极其顽强的性格，目标既经确定，就决不动摇，就要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实现它，这种性格是十分可贵的，他的顽强精神和动人事迹，将永远留在中印两国人民的记忆中。

    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玄奘圆寂于长安附近的玉华寺，葬于长安兴教寺。生平事迹由其弟子慧立、彦宗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中叶已有关于玄奘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林甫专权

    李林甫，高祖从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善音律，曾任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多与宦官结交，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也因母而得帝宠异。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通过宦官告知武惠妃“愿保护寿王”，武惠妃德之，阴为内助，得拜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又厚交宦官、嫔妃，能伺上动静，出言相奏，甚合主意。

    李林甫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均以母失宠而有怨语，驸马都尉杨洄告之武惠妃，妃泣诉于上，玄宗大怒，谋于宰臣，欲罪之。张九龄日：“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①玄宗不悦，林甫初无语，待退下后对得宠之宦官说：“此主上家事，何必向外人。”②自此，日毁誉九龄于帝前，终致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贬九龄为荆州长史。不久，玄宗又用林甫言，废太子瑛，贬鄂王、光王为庶人，封李林甫为晋国公。

    开元二十五年（737），废太子瑛和武惠妃均死，储位虚空，李林甫对上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③欲立忠王玛，又犹豫不决。高力士乘间问其故：“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对曰：“大家（指玄宗）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④上遂立玙为太子，林甫以立太子非己意，遂有戒心，欲阴查事端以倾太子。

    韦坚以皇太子妃兄，在朝中身居要职，李林甫密令御史中丞杨慎矜监视韦坚的行动。正月十五，皇太子出游，与韦坚见面相谈，慎矜知之，奏上。玄宗大怒，以为不轨，罢免韦坚，后又寻故赐坚自尽。杨慎矜权势渐大，李林甫又忌之，遂推荐王鉷为御史中丞，以为心腹。王缺诬奏杨慎矜左道不法，族灭其全塞。天宝六载（747），李林甫又唆使洛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说他曾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深意好，想拥兵佐助太子。玄宗不信，曰：“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⑤

    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凡以为上所厚者，必设法结交，然位势相逼时，辄以计去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三载（744）唐玄宗纳原寿王妃杨太真于宫中，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说：“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无事，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⑥玄宗不悦，高力士自此不敢深言天下事。

    林甫更加有恃无恐。天宝四载（745）李适之任左相，林甫为右相，二人争权，林甫深恶之。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改日，适之奏于圣上。玄宗问李林甫此事，林甫却曰：“臣父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育。”⑦圣上听之，认为林甫爱己，适之则虑事不周，遂疏远之。

    开元、天宝年间，常有边关大将入朝为相者，李林甫志欲专权，杜绝出将人相之源，对玄宗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⑧于是哥舒翰、安禄山得为节度使，终导致安史之乱。

    杨国忠以椒房之守入朝，位至中司，权倾朝列，引起李林甫妒忌。时南诏犯边境，李林甫奏请国忠赴镇，临行，玄宗安慰说：“卿暂到蜀郡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⑨李林甫十分不悦。不久，林甫病危，玄宗召国忠还京，国忠谒林甫，林甫流涕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⑩遂卒。

    后，杨国忠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上信之，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子孙、亲信、朋党亦遭流贬。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李林甫专政》。

    ③《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⑤《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⑥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⑧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⑩《通鉴经事本末》卷三一《少林甫专政》。

    安史之乱

    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治所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叛。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种胡人，初名轧荦山。其部落破散后，外逃，冒姓安，取名禄山，因懂蕃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充当经纪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他为捉生将。安禄山用诈诱捉契丹人，每次带数人外出，总能捉几十名契丹人回来，屡建“战功”，逐步提升，终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唐开元二十四年（733），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叛军时，因轻敌冒进，大败。张守琏奏请斩之，宰相张九龄为严肃军纪，判处安禄山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精明强干，下令释放。张九龄力争：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据我观察，他非良善之辈，不杀必留后患。玄宗不听劝谏，赦免了他。

    开元二十九年（741），安禄山厚赂玄宗亲信，得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两蕃（指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第二年，又被授予平卢节度使。唐天宝三载（744），以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过三年，又兼任御史大夫。他每岁必以奇禽异兽、珍玩贡献朝廷，又竭力迎合玄宗所好，百般逗趣，以博其欢心。安禄山体胖，腹垂过膝。一次，玄宗指其腹问：“这肚子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他马上回答：“无有他物，只有一颗对圣上的忠心。”又一次，入宫，见玄宗与杨贵妃并坐，便先拜见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何故，对日：“胡人先母而后父。”帝、妃皆喜，于是，安禄山认贵妃为母。

    当时，常有以有功之边将人仕宰相者。中书令李林甫欲谋相位，设法杜绝边帅入相之路，他一边排挤颇有战功的朔方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一边在玄宗面前竭力推荐安禄山，认为胡将无文化，不大可能入京为相，玄宗正担心边将谋反，于是听信李林甫，命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并赐与铁券①。玄宗又为安禄山在京师造宅第，不限财力，穷极富丽，并以金银为筹（音旁，竹笼）、筐、笊篱等。

    安禄山在范阳北修建雄武城，对外说是为御敌，实则内贮兵器，广积谷物。又养同罗、奚、契丹降兵降将八千人，号“曳落河”（壮士）；有家僮百余人，一以当百；畜养战马数万匹，多聚兵器，阴谋叛乱。天宝十载（751），安禄山率三镇六万兵马进攻契丹，大败，全军覆没，玄宗却仍宠信有加。

    第二年，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安禄山蔑视之，二人矛盾极大。杨国忠屡次对玄宗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不以为然。天宝十三载（754）春，杨国忠又对玄宗说安禄山必反，又云“召必不至”。玄宗派人召之而至，在华清池见驾，对玄宗哭诉：“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彼杨国忠欲得杀臣。”②玄宗安慰他，并更加信任。从此，人人皆知安禄山必反，却无人再敢在玄宗面前提及此事。

    天宝十四载春二月，安禄山派人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宰相韦见素对杨国忠说：“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③二人力谏，上不听。

    安禄山与孔目官太仆丞庄严、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秣马厉兵，伺机反叛。十一月，安禄山诈为敕书，召诸将矫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④遂发所部兵及同罗、契丹、奚等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范阳发动叛乱。

    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反叛，才仓促布署防御：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派他去东京（今洛阳）召募兵士，十天得六万人，拆断河阳桥（今河南孟津县北），以防止叛军由此渡黄河，调任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以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立河南节度使，管辖陈留（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个郡，任命张介然为节度使，从内府拿出钱币，在京师募兵十天，得十一万人，号“天武军”，都是市井子弟，任命皇子李婉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丽人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军东征。十二月初，高仙芝率兵五万，出关屯守陕郡，以宦官边金诚为监军。

    安禄山从灵昌渡黄河，兵临陈留城下，此时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叛军攻城，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近万名将士遭杀害。安禄山引兵攻荥阳，守城士兵闻号角声，惊得纷纷坠城，陷荥阳，杀太守崔无波，气焰益加嚣张，以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东京进发。封常清所率皆为新募士卒，未受过训练，在武牢与安禄山对抗，兵败。安禄山陷东京。封常清率余众至陕郡，与高仙芝合兵一处，退守潼关。叛军追至潼关，攻城不下，退屯陕郡，宦官边金诚向玄宗进谗言：“封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陆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⑤玄宗遂令就地将封、高斩首，高仙芝临刑大叫：“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⑥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染病居家，唐玄宗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八万讨伐安禄山。这八万人多是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的镇兵、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以及潼关高仙芝旧部，计十几万人，号称二十万。玄宗让这支由病将统率、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去攻取东京。

    安禄山攻潼关不下而归，于天宝十五载正月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年号圣武。

    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河北十七郡起而响应，归顺朝廷，安禄山仅剩下范阳、卢龙、密云、渔阳（今河北北部）、汲、邺（均在今河甫南部）等六郡。

    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一万人马分两路攻打常山。颜杲卿顽守四天，昼夜拒战，终因粮尽矢绝，兵败城破。叛军杀害了一万多军民，抓获了颜杲卿，押送洛阳。颜杲卿大义凛然，痛斥安禄山，惨遭杀害。颜真卿募勇士万人抗敌，邻近诸郡纷纷响应，杀死安禄山所派守将，共推颜真卿为盟主，派兵收复魏郡（今河北大名县西）。二月，河东节度使、原朔方军将领李光弼率朔方军万余人、太原郡弩手三千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攻克常山，收复其九县中的七个县，安禄山守将史思明仅据九门、藁城两县与李光弼对峙。四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井陉，在常山与李光弼会合，集汉、蕃兵十余万，与史思明大战。史思明败逃，唐军追拔赵县（治今赵县）。史思明奔博陵，收集散兵数万人，旋即又败于郭子仪、李光弼。安禄山在东京分出骑兵两万人，又从范阳派出郡兵一万人，与史思明残部会合，约五万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兵占五分之一。六月，郭子仪、李光掰在嘉山（今河北曲阳）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捕获千余人。史思明坠马，徒步奔回博凌，李光弼追至，围城，军威大震，范阳和洛阳之间联络被隔折。

    哥舒翰带兵守潼关，玄宗和杨国忠疑其按兵不动，别有他图，于是召募万余人屯于灞上，以各哥舒翰有变。玄宗令哥舒翰进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郭子仪也奏请引兵攻范阳，而认为潼关大军不可轻率出征。杨国忠又怀疑哥舒翰图谋自己，向玄宗进谗言，派出一个个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无奈，拍胸恸哭，只好引兵出关，存灵宝县西遇埋伏，大败，哥舒翰为一反叛蕃将诱捕，解送洛阳。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叛军入潼关。玄宗、杨国忠带领杨贵妃姊妹，诸皇子及一些随从朝官、宦官、卫兵逃出西京（长安）往蜀地避难。郭子仪、李光弼闻潼关失守，遂放弃河北，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去灵武，河北诸郡皆陷史思明之手。安禄山进入西京后，叛将们沉迷于酒色，争权夺利，士气大衰。

    玄宗一行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将士又累又饿，皆怒气冲天，以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为借口，追杀之，并杀了他的妹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军士围驿，玄宗闻声问何故，左右答曰杨国忠谋反。玄宗出驿门慰军，令收队，军士不从。玄宗使高力士问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奏：“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⑦玄宗尢法，乃命高力士引贵妃至佛堂，缢杀之。留太子李亨讨伐安禄山，玄宗入蜀，至成都。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即位时，身边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想平定叛乱无从着手，于是请来好友李泌，任命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共议国事。不久，郭子仪率精兵五万到达灵武。李泌为肃宗献计说：“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③肃宗甚以为然。

    唐至德二载（757）春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帝位，派遣尹子奇率兵十三万人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六千八百人，日夜苦战，杀敌两万余。三月，再败尹子奇。五月，尹子奇再围睢阳，张巡等率五十骑突人敌营，射中尹子奇左目，败走。七月，尹子奇复征兵数万，再攻睢阳，城中粮尽，以茶纸、树皮为食。八月，城内死伤之余，仅剩六百人。张巡令南霁云突围至临淮（泅州，在今江苏盱眙北水下），向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进明不肯发兵，尹子奇知睢阳援绝，围之益急。城陷，张巡、许远、南霁云先后遇害。张巡守睢阳，大小四百余战，杀叛军十二万人。

    时史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安庆绪命他退守范阳。二月，肃宗到风翔。李泌主张先取范阳，以求彻底消灭叛军，肃宗不听，决定先取两京。从河东召回郭子仪，任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兵攻打长安。五月，郭子仪为安守忠所败，退保武功。郭子仪劝唐肃宗派人至回纥部求援。九月，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业护率精兵四千余至凤翔。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朔方镇兵及回纥、西域兵计十五万，大破叛军，收复了西京。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率败兵逃出潼关。

    失西京后，叛军军心动摇。郭子仪乘胜率大军攻东京洛阳，安庆绪率残部奔河北，占据邺郡（今河南安阳）。他招兵买马，很快拥兵六万。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叛将史思明请降，封归义王、范阳节度使。

    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再叛。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攻打安庆绪。大军不立元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月，围邺郡。从十月至第二年二月，邺郡城中人相食，斗米值七万钱。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二月，引兵救邺。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战败，遂解围南行，以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史思明至邺郡，杀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鱼朝恩将罪责推给郭子仪。肃宗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抑退李光弼做准备。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渡河，攻取汴州。李光弼只好放弃洛阳，退守河阳。不久，史思明在河阳败于李光弼，逃回东京。上元二年（761），鱼朝恩、仆固怀恩怂恿肃宗命李光弼出兵攻打洛阳，李光弼被迫出战，在邙山（今河南偃师北）大败，因此失去兵权。

    史思明欲乘胜攻击西京，朝廷大惧。正当此时，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肃宗皇后，惊死肃宗。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十月，代宗任命其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出宦官向回纥请兵，会合唐军，攻打史朝义。连战连胜，收复东京、郑、汴等州。十一月，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渡河北进，追赶史朝义，围史朝义于莫州（治在今任丘北）。

    唐宝应二年（763）正月，叛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范阳降，史朝义在逃亡中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注释

    ①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契。

    ②《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

    ③④⑤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安史之乱》。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

    ⑧《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

    刘晏理财

    唐代名臣、理财家刘晏是曹州南华（旧址在今河南东明县东南、金代时被黄河淹废）人，从小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年幼时即被带往京师，授予正字（校对）之职。曾历任夏县、温县县令，四十岁调任侍御史。安史之乱后，肃宗任用为户部度支郎中（主管财政的收支），主管江淮租赋之事。

    刘晏宝应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刘晏为长安京兆尹、户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铸钱、盐铁使及转运使。第二年，刘晏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广德元年（763）、刘晏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因主管财经，被称为“计相”。后以功升“户部尚书”，管理财政经济十余年，功勋卓著。德宗继位后，户部度支仍由刘晏兼管。杨炎做宰相后，为替劣迹昭著的前宰相元载报仇，排挤、构陷刘晏，引起德宗疑虑，先将之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又“赐死”。

    刘晏受命于安史之乱后的危难之秋，理财十多年，使唐王朝渡过严重的财政难关，得以延续下去。刘晏理财，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恢复，改进江淮漕运，解决向京师运粮之事。关中地区虽产粮，却难以满足供应京师百姓和大批禁军之需，每年需从江淮调运百万石粮食。水路运输，路长水远，过水势湍急的三门峡，常常船翻粮沉，走陆路则山道崎岖，牲畜拉驮，劳民伤财。安史之乱时，漕运更加艰难，京师严重缺粮，米价涨到每斗一千至一千五百钱，官府厨中都无多余粮食，京畿农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给缺粮的禁军。广德二年（764），刘晏率随从南下江淮，沿途察视河道，看三门峡的栈道和石渠，到河阴（今河南河阴县东）、洛口（今河南巩县）观察汴水、洛水人河口，计谋对策，组织佚丁，疏浚汴水；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县）建立十个船场，令人打造装粮千石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水手，以十只船编成一队，由军官督运，改私运为官运，保证了运粮的安全；又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往江南船只二月在扬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黄河口，需历时半年始能往京师运，这样耗费巨大，粮食受损严重，分段接运是将全程分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损耗小；又以运一段，在岸上存贮一下，减少损失，三门峡一带，则采用部分人撑篙，部分人拉纤的办法，一步步将船拖过陕峡逆流，避免了船翻粮沉。

    从此，汴、黄漕运通畅，粮食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人们称赞刘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①。每年运粮四十万石，有时多达百万石，而且大大节省了运费，从过去“斗钱运斗米，到每石粮运费只需三百四十文钱，京师米价跃降，朝廷收人增加。刘晏刚办漕运时，朝廷年收入四百万缗，大历末年增加至一千二百多万缗。

    久经战乱，朝廷财政亏空，刘晏决定从食盐专卖上获利。从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每斗一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载为户部尚书，任盐铁使。他广设盐官，选派豪吏督收盐利，卖不掉便强行摊派，常常“一吏到门，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浅。

    刘晏接管盐务后，首先精简管盐机构一一监院，裁减冗员，清除贪官豪吏。在主要产盐区，保留十个盐监、四个盐场。盐监是管理食盐生产和收购的机关，盐场是中转的栈场。此外，在主要城市设立十三个巡院，负责管理食盐市场、缉查盐贩走私活动等。刘晏还着手改革食盐专卖制度，由官运官销改为“就场专卖制”：即由盐官统一收购，集中到盐场后再转卖给盐商，食盐流通税包含在盐价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自由运销，即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边远地区，刘晏令存贮部分食盐，称“常平盐”，以防止盐价上涨，稳定市场。此外，还采取一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盐仓，可就近调拨运销；请求朝廷严禁地方乱收费，以减少运盐成本；鼓励以绢代钱购盐，以解决将士的衣着；等等。

    刘晏管理盐务后，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盐利每年约四十万缗，大历末年增到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征税方面，刘晏也一反元载的做法，废除额外的横征暴敛，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农事，上报朝廷以决定减免或调整租税。还设立“常平仓”，注意调节粮价。在粮食上市时，商人压价，各地官府则以高于市场的价钱收籴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在青黄不接或欠收年头，官府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缺粮农户，避免“谷贵伤民”，并以重价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价情况，三五日内京师就可知晓。刘晏掌握情况后，及时平抑物价。这样，既稳定了民心，又保证了官府的财税收入，“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刘晏理财的另一做法即“均输”，朝廷将赋税收入折成钱，以低价从产地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师和高价地区出售，这样，既调节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人，对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到大历末年，刘晏所辖各事总收入每年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务占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时增加十倍。

    当时，朝廷因铜料不足，钱币短缺，物价转跌。刘晏以铸钱使身份，精工足料，铸造足值的货币。他还在征收或换购的物资中，把一部分零星不值钱、供应京师都不足以抵偿运费的东西运到盛产铜砂的淮楚地区，以换回铜砂铸币，一年可达十余万贯，保证了京师等地市场流通的需要。

    对于刘晏的功绩，《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评价：“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②。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推行两税法

    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②。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③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王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善”，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④。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土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干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弊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尽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⑥。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⑦。而且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⑧。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③《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175页，中华书局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3页，中华书局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5页，中华书局版。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4页，中华书局版。

    吐蕃犯唐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与唐建立密切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唐中宗时，又将美女金城公主入嫁吐蕃（710）。此期间，虽吐蕃时有侵扰，但唐蕃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边关精锐者皆征发人援，所留边兵单弱，吐蕃乘机不断入侵，虏掠杀伤，数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数十州均落入吐蕃之手。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上半年，吐蕃犯唐，陷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兰、岷（治今岷县）、廓（治今青海化隆西）、临（治今甘肃临洮）、原（治今宁夏固原）等州。七月，人大震关（今甘肃陇县西）。九月，吐蕃陷泾州。十月，又寇邠州，陷奉天县，京师震骇。

    代宗诏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抵御吐蕃。吐蕃率党项、吐谷浑、氐、羌20余万人抵长安，京师失守，代宗仓猝出逃陕州。郭子仪退保商州。吐蕃入京师，剽掠府库市里，纵火焚掠。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在商州收散兵四千，欲夺回长安，以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吐蕃闻之甚惧。百姓欺骗吐蕃说：“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①又遣将入城，阴结少年数百人，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遂收复京师。年底，代宗还京。

    广德二年（764）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反叛。八月，引吐蕃、回纥兵十万人寇，京师震惊，诏郭子仪出奉天以御之。十月，吐蕃两万人逼邠州，节度使白孝德一闭门拒守，先锋郭唏在梆州西斩俘吐蕃兵数百人。吐蕃兵进逼奉天，京城戒严。郭子仪屯奉天，众人请战，子仪日：“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式。”②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吐蕃不战自溃。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

    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三十万人，分三道入扰，吐蕃以十万军赴奉天，京师震恐，命郭子仪等屯泾阳等地。代宗又下诏亲征。吐蕃攻醴泉，大掠男女财物而去。吐蕃退至永寿北（今陕西郴县），遇回纥，又合兵一处，来攻奉天。郭子仪知回纥与吐蕃不睦，遂与数骑飞驰回纥营，说服回纥与官军联合对付吐蕃，在灵台（今甘肃泾川东九十里）斩吐蕃五万，掠牛羊无数。

    大历二年（767）九月，吐蕃又以数万人围灵州（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诏郭子仪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破吐蕃二万余众，生擒五百人，获马一千五百匹，吐蕃败走。

    大历三年（768），吐蕃又以十万人侵灵武，大将尚悉摩率两万人马寇邠州。邠宁节度使马麟破敌两万，关内副元帅郭子仪于灵州又破吐蕃六万余众，剑南西川亦破吐蕃万余众。

    吐蕃连年劫掠、滋扰，至大历八年（773）吐蕃六万人又扰灵武，践踏禾稼而去。十月，吐蕃以十万人寇泾、邠等州，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浑球拒之，初败于宜禄（在邠州西），后与马磷合力，杀数千人，吐蕃败走，夺还被掠居民、牛马。

    大历十一年（776）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突厥、氐、吐谷浑、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十月，又攻下吐蕃望汉城。十二月，西川兵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级。

    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派遣韦伦送归吐蕃俘虏。吐蕃人极言唐天子盛德，其赞普（首领）大悦，修道路迎韦伦，并遣使随韦伦人唐朝贡，唐蕃关系转机。建中二年（781）赞普请改敕书称贡献及赐，并请以贺兰山为界，皆许之。建元三年（782），吐蕃放归设蕃将领、僧尼等八百人。双方协议会盟之事。时朱此反，吐蕃出兵助唐收复京城。

    到贞元三年（786）五月，以侍中浑瑊为吐蕃平凉会盟使，率军两万至盟所。将盟，吐蕃伏兵数万齐发，唐将卒被劫千余人，浑王瑊侥幸逃归。不久，吐蕃又遣使请和，拒之。于是又大掠开阳、吴山等地，继而围陇州、陷华亭、连云堡，扰长武城，屯原州。

    贞元四年（788）盛夏，吐蕃以三万骑扰泾、邠、宁、庆、鄜等州，掠人畜约二、三万而归。十月，吐蕃又发兵十万联合云南兵滋扰西川（今四川西部）。节度使韦皋说服云南王引兵回去，而在清溪关（四川汉源西南）外大破吐蕃兵。第二年，韦皋又遣将破吐蕃兵于隽州（治今四川西昌）台登谷，斩首二千级，投崖赴水者不可胜数。

    德宗贞元八年（792）吐蕃扰灵州，毁营田。六月，又扰泾州、掳屯田士卒千余人而去。八月，韦皋攻吐蕃于维州（治今四川理县），虏其大将论赞热。第二年五月，又遣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吐蕃，拔堡寨五十余所。

    至贞元十七年（801），吐蕃又大举进攻，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毁城池，大掠居民。韦皋遣将率兵两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进，从八月到十二月，转战千余里，累破敌十六万众，拔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万余，遂围维州，擒吐蕃大首领论莽热。吐蕃元气大丧。韦皋治蜀二十一年，数次出师，破吐蕃凡四十八万，擒杀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获牛羊二十五万，收机械六百三十万。

    唐宪宗元和六年（806），吐蕃遣使入唐请盟，唐亦遣使入蕃，自此遣使朝贡不绝，并开互市。到长庆元年（821），吐蕃会盟使论纳罗入唐，据吐蕃宰相钵阐布提的盟文，穆宗命宰相及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盟使会盟于长安西郊。次年，唐会盟使刘元鼎入吐蕃，与钵阐布会盟于逻些（今拉萨）东哲堆园，建“长庆会盟碑”。规定：“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③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的战争。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上》。

    ②《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下》。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朝廷多以安史残部降将为节度使，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古代名画唐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以叛将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第二年正月，以降将薛蒿为相、卫等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六月，改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形成成德、魏博、幽州三个藩镇。这些节度使表面上服从朝廷，实际上蓄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河北三镇节度使与镇守淄青（治所青州，今山东益都）的高丽人将领李正己（怀玉）互为表里，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设文武将吏。朝廷对这些藩镇一味姑息，忍辱退让。

    李宝臣、李正已和田承嗣议定，在藩镇确立世袭制。唐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死，侄田悦接替他，李宝臣奏请朝廷承认田悦的继承权，正式任命其为魏博留后。建中二年（781），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也要求继承其父之位，田悦屡次为李惟岳奏请继袭。唐德宗坚决不允，于是田悦、李正己、李惟岳联合起来，为争取继承权而对朝廷出兵。田悦派大将康情以八千人围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并亲率数万人围临沼（今河北永年县西）。唐德宗调各路兵马讨伐叛军。又封靺鞨人、原郭子仪部将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秋，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将李晟在临沼大破田悦军。田悦引兵夜逃，求救于李纳（时李正己死），和李惟岳。李纳派兵万余，李惟岳派兵三千，与田悦散兵合到一处，计两万余人，屯于洹水（今河南安阳以北）。淄青军在东面，成德军在西面，首尾呼应。八月，范阳节度使朱滔奉命讨李惟岳，游说易州（今河北易县）守将张孝忠归降朝廷。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十一月，宣武节度使刘洽、朔方大将唐朝臣等率兵破淄青、魏博兵于徐州。

    唐建中三年（782）正月，马燧、李抱真等军在洹水破田悦军，斩首两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田悦收集残兵败将千余人，逃回魏州。朱滔、张孝忠与李惟岳战于束鹿（今河北束鹿东北），李惟岳大败，逃往恒州。李惟岳部将、契丹人王武俊因遭到李惟岳猜忌，杀李惟岳，归顺朝廷。二月，唐德宗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便，王武俊为恒、冀州都团练观察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管辖德、棣二州。朱滔拒绝交出深州，朝廷不允，因此甚为怨恨。王武俊自以为有功而不被朝廷重用，亦甚不悦。田悦得知，派人游说朱滔、王武俊，要求三镇连兵。此时，朝廷又下诏要王武俊、朱滔讨伐田悦，朱滔却率步骑兵两万五千人南下救助田悦，将士们鼓噪反对，杀了二百余人，复率兵南行，无人敢再反对。朱滔反叛，连累其兄朱泚（原镇守凤翔），被夺兵权。朱滔、王武俊南救魏州，田悦杀牛备酒相迎，大败前来征讨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

    田悦感激朱滔援救，与王武俊议立朱滔为王。朱滔认为不可，遂商议共称王而不改年号。十一月，朱滔称翼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称孤，王武俊等三人称寡，四人又向怀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又派出部将四方骚扰，取尉氏（今河南尉氏）、围郑州，另有少数兵马逼近洛阳，东都震惊。战火从河北蔓延到河南。奸相卢杞怂恿唐德宗派三朝元老颜真卿为淮西宣慰使，前去说降李希烈，颜真卿利用一切机会，多次劝说李希烈，李希烈有野心，不听劝告，并将颜真卿送到蔡州拘留起来，于公元784年将他杀死。

    秋八月，李希烈将兵三万围襄城，朝廷派淮西招讨使李勉救襄城。九月，又派泾原等诸道兵马救援襄城。冬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降雨天寒，士兵只有粗食劣菜，怨声载道，于是张旗鼓躁，口华变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一宫室人员仓皇出走，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过了几天，郭子仪手下大将浑城来到奉天，统率各路到京的援兵。叛军拥朱訿为王，因朱訿曾担任泾原节度使，于是朱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与河北三镇遥相呼应。

    唐德宗派人去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兵驰援奉天，神策军将领李晟也沿途收拾兵将来奉天。马燧等各守本镇，李抱真仍留在河北。朱批从东西南三面合力攻城，浑瑊苦战却敌。朱泚围城月余，城内粮尽，唐德宗也只以糙米、芜青根充饥，将士们更是困饿不堪，但士气尚可。李怀光引兵五万至长安附近，其余援兵陆续到达。朱洮闻讯退去。

    李怀光生性粗鲁，自山东来救援，解奉天之围，自忖皇帝必以礼相待，厚赏重赐。不料德宗听信卢杞谗言，诏令李怀光不必入朝，可直接攻取长安。李怀光愤恨不已，说：“我遭奸臣排斥，前途可知！”屯兵不进，连连上表，揭发奸相卢杞。

    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归罪于卢杞。德宗无奈，于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接着，李怀光又逼德宗杀了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改元，下诏罪己，宣布除朱就外，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等人之罪。李纳、田悦等见赦令，皆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归顺朝廷。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本是节度使，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遂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朱泚改国号汉，自称汉元天皇。

    李怀光胁迫朝廷赶走卢杞等后，内心十分不安，遂有反叛之意。他屯兵咸阳，以士兵疲乏为由，不进攻长安。李晟屡奏其反状，德宗不信，派使臣前往加封，赐铁券。李怀光大怒，投铁券于地说：“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①李怀光遂与朱泚通谋，声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须引避。”②唐德宗仓皇逃往深州（今陕西汉中）。

    李晟率孤军驻长安东北边的东渭桥，夹在李怀光和朱泚之间，两面受敌，处境十分困迫。此时，驻铘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官军，纷纷接受李晟指挥，军威大振。李怀光一怕部下生变，二怕李晟袭击，急忙烧营房东逃，中途掠夺泾阳等十二县。四月，朝廷加封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任浑城为朔方节度使，引乓屯奉天，与李晟东西呼应，进逼长安。朱滔攻贝州百余日，不下。泽潞节度使李抱真与王武俊驰援贝州。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驻军。朱滔引三万人出战，抱真、武俊合兵奋击，朱滔军死者万余。当夜，朱滔焚营，趁雾逃往德州。李晟率军收复京师长安，军纪良好，秋毫无犯。是日，浑城等亦收复咸阳。朱泚想出奔吐蕃，为部将所杀。唐德宗论功行赏，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城为侍中。

    唐德宗回长安后，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统帅，进爵西平王。加封浑城为河中绛州节度使，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骨节度使。六月，朱滔病死，将士们拥涿州刺史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光困守长春宫，马燧、浑王成奉命讨伐李怀光，先劝降了李怀光的部将，使之孤立无援、李怀光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

    唐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接连派人攻襄州、郑州，均失败。四月，李希烈病，部将陈仙奇买通医生将其毒死，然后率众投降。朝廷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吴少城杀死陈仙奇，朝廷只好任命他为淮西留后。

    唐德宗回长安后，对宿将握兵多者渐生猜忌，如李晟、马燧、浑城等，加之回纥、吐蕃连续内侵，使朝廷与割据势力的矛盾暂退第二位，但藩镇割据并没有结束。

    公元805年，唐宪宗即位。宪宗意在统一全国，因而对藩镇斗争较有决心。田承绪、田悦、田绪相继为魏博节度使时，曾选拔一万精兵充作卫兵。称牙军。后来，牙军势力越来越大。元和七年（812）秋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立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牙将田兴知书达理，有勇有谋，任步射都知兵马使。时宪宗与宰相李绛商议讨魏博之事。李绛反对出兵征讨，劝宪宗坐待魏博自归，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控制魏博局势，很快发生内讧。牙军废除田氏继承人，拥田兴为留后。十月，朝廷闻讯，采纳李绛建议，用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犒赏魏博将士。军士受赐，欢声雷动。其间，诸藩镇，如李师道、吴少阳、王承宗先后派人到魏博游说，田兴不为所动，田兴安葬了田季安，又将田怀谏送到京师。元和八年（813）正月，宪宗赐田兴名弘正。田氏割据魏博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告一段落。

    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想割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打算由朝廷遣官去成德，如不服即出兵征讨。时淮西节度使吴少城死，其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元庆而代之，自为留后。元和五年（810）七月，朝廷讨伐王承宗，失利，只好赦王承宗，任为成德节度使。元和九年（814）淮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为帅。他派兵四处滋扰，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业县（今业县西南），掠鲁山、襄城（均属河南）。朝廷派宣武节度使韩弘等进军淮西，讨伐吴元济。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成德王承宗请赦吴元济，不允。李师道又派人烧毁河阳军粮，遣刺客入京刺死宰相武元衡，并想焚掠东都洛阳。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但数年讨伐，久战无功。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用李愬为唐（今河南唐河）、随（今湖北随县）、邓（今河南邓县）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盘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字元直，甘肃临潭人，名将李愬之后，为人有谋略，武艺过人，尤擅长骑射。李愬到任后，见军士厌战，为安定军心，同时为麻痹淮西，绝口不提蔡州事。故意对迎接他的人说：“天子知恝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③二月，李愬部下在巡逻中捉到吴元济的捉生虞侯丁士良，李愬义释丁士良，在他的帮助下攻取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收复敌将李祐和李忠义。不久，裴度以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身份亲临郾城，统一指挥淮西军事。冬十月，李愬接受李祐建议，雪夜飞奔蔡州，出其不意一举攻占，进入吴元济外宅。吴元济还以为是洄曲（淮西精兵所在地）将士来讨寒衣！李愬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镇。消息传出，各藩镇多震动。于是，平卢李师道献沂、密、海三州；成德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幽州刘总也要求归顺朝廷。随后，李师道反悔，不肯献地。朝廷令宣武韩弘、魏博田弘正、义成李光颜、武宁（今徐州）李愬、横海（今沧州）乌重胤共同讨伐李师道，屡战屡胜。元和十四年（819）平卢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归顺朝廷。宪宗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自李正己从公元765年割据以来，长达四十五年。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幽州、成德两镇反叛。第二年，魏博牙将、奚人史宪诚亦反叛，节度使田布自杀。三镇联合起来，又恢复了割据。太和三年（829），魏博军哗变，杀史宪诚，拥立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此后，动乱不止，先后拥立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直到公元912年。魏博镇自田承嗣到罗弘信，共割据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以田弘正为节度使。长庆元年（821），都知兵马使回鹘人王庭凑鼓动牙将杀死田弘正，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直到公元921年，部将张文礼杀王氏继承人。从李宝臣到王氏灭亡，成德镇割据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朱滔死后，将士拥立刘怦为节度使。后来，其子刘济接任节度使。长庆元年（821），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替刘氏后人刘总。后内部不断残杀，互相代立，直到公元913年。李存勖杀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达一百五十一年。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③《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

    宪宗削藩

    唐后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各方节度使实力大增，各霸一方，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各藩镇不仅节度使官职父子相传，不接受朝廷指派，而且有时还联兵攻打朝廷，故削藩、裁抑藩镇是当务之急。唐宪宗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致力于改革内政，而且在平藩方面多有建树。

    古代名画唐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韦皋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上表请求朝廷封任，不许。以袁滋为西川节度使，以刘辟为给事中，刘辟不受，阻兵自守，袁滋不敢强进，被贬为吉州刺史。十二月，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刘辟益骄横，宪宗元和元年（806）仍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不得，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攻陷梓州（今四川三台，治所东川）。

    宪宗召集群臣商议讨伐平蜀之计，众皆以为蜀地艰困难取。宰相杜黄裳却说：“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①遂拜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右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讨伐刘辟。时朝中大将不少，人人自谓可当选，待诏令出，皆大惊。

    高崇文屯兵长武县，练精兵五千。三月取梓州。四月，以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五月，刘辟在成都北一百五十里鹿头山（扼西川之要）筑城，连八栅，强犄角之势，屯兵万余，以拒高崇文。不久，崇文破贼于鹿头城下。刘辟将栅移至关东万胜堆，崇文派勇将高霞寓攻之，夺其堆，烧其栅，前后八战皆胜，刘辟军军心动摇。八月，河东将阿跌光颜深入到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刘辟军粮道。城中忧惧，于是锦江栅守将李文悦以三千军归顺。鹿头守将仇良辅以城降崇文，俘获刘辟之子、婿。崇文军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攻成都，刘辟大惧，率守军数十骑西走吐蕃。崇文派高霞寓等将急迫，刘辟走投无路，遂自投岷江，被擒，押至京师，强诛。崇文军入成都，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至此，一境皆平。授高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进封南平郡王。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原田季安手下牙内兵马使田兴有勇有谋、知书达理，经常规谏田季安的不轨行为，田季安欲杀之，先出为临清镇将，田兴佯得风瘅，才得免。田季安死后，夫人谋诸将，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怀谏年仅十一岁，军政大事决于家僮蒋士则，不断以个人爱憎移易诸将，引起军中不安。

    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出兵讨伐，李绛则认为不必用兵，当可待其自归：“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以断，军政大权，必有所归……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②

    一日，田兴早上入府，数千士卒围住田兴，拜请他为留后。田兴惊倒在地，众人仍不散，田兴只好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众应：“诺。”田兴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政籍请吏，勿犯副大使，可乎？”③众曰：“诺。”遂杀蒋士则十数人，移怀谏于外，后送往京师，宪宗封其为右监门卫将军。

    朝廷闻魏博事变，李绛力劝宪宗“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宪宗从之，加田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沂国公等，并赐名弘正。田兴感恩流涕，士卒莫不欢欣。

    李绛又对宪宗说：“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宦官反对，宪宗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待贮之府库何为！”④十一月，派中书舍人裴度到魏博宣谕，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缗，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田兴请裴度遍至所部州界，宣布朝令，魏人郊迎感悦。

    自弘正归朝，幽、恒、郓、蔡各州屡遣说客，多方诱阻，而弘正始终不听。弘正于府舍起书楼，集书万卷，政事之余，与宾客讲古论今，后有《沂公史例》十卷留世，为弘正宾客所著。宪宗平蜀，魏博归朝后，大大鼓舞了宪宗削藩的信心和决心，开始讨伐吴元济。

    唐德宗年间，淮西将陈仙奇毒杀节度使李希烈，夺其位，后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留后，贞元五年（789）进拜节度使。

    贞元十五年（799），吴少诚兵袭唐州，杀监军，掠百姓，又进围徐州，再掠西华。德宗诏削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军讨之。因统帅无勇无谋，宦官监军专进退，致使官军节节败退。十月，吴少诚引兵回蔡州（今河南汝南），上表谢罪。德宗召大臣议论，宰相贾耽日：“五楼军退，而少诚卷甲不追，有自新路。”⑤遂下诏罢兵、赦吴少诚，官复原职。顺宗即位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徙封濮阳郡王。

    宪宗元和四年（809），吴少诚死，部将吴少阳杀少诚子元庆，自为留后。朝廷因河朔用兵无力讨伐吴少阳，只好任之为淮西留后，元和六年（811）以为节度使。吴少阳阴聚兵马，时常外出劫掠，不肯朝顺宗，然而却屡献牧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及死，其子吴元济匿表不报，自为留后，并四处焚掠：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叶县（今叶县西北），掠鲁山、襄城（今均属河南）。十月，朝廷任用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

    元和十年（815）正月，吴元济纵兵侵掠，逼东都。诏令宣武韩弘等十六道进军讨之，胜负互见。三月，吴元济遣使求救于平卢、承德。平卢李师道、成德王承宗数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许。李师道发兵二千，声言助官军，实助元济。有亡命少年为李师道献计说：“河阴者，江、淮委输，河南、帝都，请烘河阴敌库，募洛壮士劫宫阙，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⑥李师道遂遣人烧河阴转运院钱三十余万缗、谷三万余斛、仓百余区。六月，又使人刺杀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受伤。京师戒严，怀疑王承宗所为，诏数其罪恶，绝其贡赋。宪宗以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因严绶讨吴元济无功，改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十月，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攻吴元济；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调五地赋税充为讨吴军饷。高霞寓讨吴，在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大败，朝臣多主张罢兵，宪宗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⑦遂贬高霞寓及李逊，以河南尹刘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李光颜等攻吴元济，拔陵云栅等六栅。

    年底，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以对付吴元济。

    元和十二年（817），李愬到唐州，见士兵多畏战，遂说：“天子知恝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⑧众人安心。李愬关心士卒，伤病者多恤之。淮西闻之，遂渐轻敌，不为备也。二月，李想谋取蔡州，诏以昭义、河中、鹿坊步骑两千充用。李愬派十将（军中小校）马少良率十余骑外出巡逻，恰遇吴元济捉走虞侯丁士良，擒之。丁士良常来滋扰，众皆欲刳其心，而士良毫无惧色，李恕佩服，遂释其缚，丁士良表示愿效死命。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⑨不久，丁士良果擒陈光洽。于是吴秀琳以文城栅降。

    时淮西兵缺粮，百姓更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为活命，相率投奔官兵者达五千余户。宪宗置行县管制。

    李与吴秀琳计议讨蔡州事，秀琳说：“必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者。”④李想设下埋伏，果然擒获李祐，待之以礼。又重用秀琳部将李宪，更名李忠义，常与二人商议至夜半。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想待以益厚。将吏一致要求杀李祐，李想只好将之械送朝中，上表极言李祐对取蔡州的重要作用。宪宗诏释李祐，李想乃用为六院兵马使，统率三千随、唐牙兵（卫队）。

    其时，李光颜数战皆胜，吴元济将兵力集中于洄曲对抗光颜，李韦占建议乘隙突袭蔡州。李愬请示前来淮西督师的宰相裴度，裴度亦认为这是出奇制胜之道，可行。李想命李韦占、李忠义以三千死士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再令三千人殿后，军队东行六十里。袭张柴村，留后镇守，以绝吴元济后路。天降大雪，天昏地暗，冷风扯裂旌旗，人马冻死道上十之一二，李想又命令东行，众将问去何处，李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皆大惊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夜半，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李想令人击之，声四起，以掩盖行军声。四鼓，李愬军至城下，无一人知晓。李祐、李忠义砍城墙为坎登城，尽杀守门卒而留击柝者（打更人），依旧打更。黎明，雪止，李想军已进到吴元济外宅。有人报告：“城陷矣！”吴元济不相信，说：“是涸曲子弟来索褚衣尔。”李愬遂擒吴元济，械送京师问斩。余众二万余人相继投降，淮西平。

    收复淮蔡后，又陆续收复了幽州镇、成德镇、淄青十二州等，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统一。

    注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蜀》。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③《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⑤《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帝义泽潞》。

    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横海》。

    ⑦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淮蔡》。

    ⑨⑩《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

    宦官专权

    唐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扩大。安史之乱后，宦官形成左右朝政的势力，发展到“法度隳驰，内臣戎帅”，肃宗、代宗均使用宦官执掌禁军。德宗时，改用朝官白志贞统帅神策军。建中四年（783）泾原兵东征，路过京师，因无犒赏而哗变，禁军竟无人救驾，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原泾原节度使朱訿称大秦皇帝。第二年，朱訿叛乱被平定后，德宗回到长安，由此“忌诸将”，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古代名画马使，自此宦官统领神策军遂成定制。神策军势大人多，控制着京畿地区，将士出征，派宦官为监军使，从此“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①。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崩，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原东宫侍读王侄善书，王叔文善棋，俱有宠。顺宗患风疾，口不能言，以王侄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他们又将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人推荐给顺宗，一道商议革除时弊，夺取宦官集团的权力。时宦官借“宫市”（采购宫中用品）为名，四处敲诈勒索，成为京师一大祸害，顺宗下旨罢“宫市”，又除去以捕鸟养狗为名进行勒索的五坊小儿（在鹛、鹘、鹞、鹰、狗五坊供役者），恩免了百姓积年所欠赋税，废除了地方官吏和盐铁使的月进钱等。不久，王叔文兼任户部侍郎、度支和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掌握朝廷财政大权。

    “二王”改革的关键是夺宦官执掌的兵权。五月，朝廷调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车司马。遭到大宦官俱文珍等强烈反对，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又与剑南、荆南、河东等藩镇勾结，发动宫廷政变，迫顺宗立李纯为太子，是为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不久，王侄病死，王叔文赐死。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到边远地区做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任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后又任为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等，负责讨伐藩镇，大败。宪宗想恢复朝廷的统一，起用李绛等朝臣。元和六年（811），改任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由李绛任宰相，辖京西、京北神策军，朝官势长。元和九年（814），李绛因病罢相，又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占上风。

    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为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沣王李恽，王守澄等则拥护太子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宦官陈弘志杀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太子恒，是为穆宗，自此，宦官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

    唐穆宗、唐敬宗是听任宦官摆布的两个皇帝。敬宗因打骂宦官，于宝历二年（826）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刘克明欲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刘克明、李悟，迎立江王李涵，是为唐文宗。宦官在朝中地位愈加巩固。

    文宗时，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光右军中尉，横行无忌。文宗深知两朝之弊，想改变宦官专权局面。大和二年（828），文宗考试举人，进士刘黄写了一篇痛斥宦官的策文：“……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②对宦官的倒行逆施，朝官不敢过问，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要求“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③，剥夺宦官窃取的军政大权。考官叹服，而不敢取用。

    唐文宗的宦官强盛，王守澄尤其跋扈，“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大和五年（831），文宗与翰林学士宋申锡商议翦除宦官，为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察知，遂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上信之，贬为开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本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反替宦官除去了宋申锡。唐文宗转而收买王守澄的党羽李训、关注。大和九年（835），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又指使人酰杀王守澄，并罢免路隋、李德裕、李宗闵三宰相，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当年十一月，李训指使亲信谎报禁卫军厅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准备在左右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率众宦官前来观看时一网打尽。途中，仇士良发现有异，急挟文宗入宫，随即率兵五百出来，逢人便杀，李训、郑注均被杀。史称“甘露事变”，从此权归仇士良、鱼弘志。由是“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④。

    唐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颍王李湟为皇帝，是为唐武宗。唐武宗不甚信任宦官，而以朝官李德裕为相，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唐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宦官立痴人、唐宪宗之子李忱为帝，即唐宣宗。

    唐宣宗的痴是装出来的，他立志为父亲报仇，诛杀了谋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和勾结宦官的郭太后。大中八年（854），宣宗又与宰相令狐绚商议杀尽宦官。令狐绚密奏：“宦官有罪必罚，有阙不补，自可消除。”

    唐大中十三年（859），宣宗死，宦官王宗实等立其长子李淮，即唐懿宗。成通十四年（873），懿宗死，宦官杀其年长诸子，立年十二岁的李儇为帝，为唐僖宗。僖宗专务嬉戏，政事全交给中尉、宦官田令孜，并呼田为“阿父”。田令孜出主意，让僖宗派人去市上劫夺商人财物，敢反对者，一律交京，兆尹杖杀。光启四年（888），宦官杨复恭立皇弟寿王杰，为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之分掌兵权，又养宦官六百名为义子，分做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恨杨复恭专权，数次发动朝官翦灭宦官，均事败。唐昭宗恨极，于大顺二年（891）发兵攻打杨复恭私宅。杨复恭只身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景福二年（893），昭宗发兵攻打不听朝廷号令的原山南道招讨使李茂贞。李茂贞打败禁军，进逼京都，昭宗杀了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才平息这场风波。光化三年（900），宦官刘季述与人合谋废昭宗，率兵人思政殿，逢人便杀，昭宗惊倒床下，刘季述指责他“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数几十项犹未完，立逼帝传位太子监国，将帝后囚之于少阳院。凡帝之亲信皆杀之，出尸十数车。帝于囚所无衣穿，公主嫔妃无被盖，哭声传入外廷。刘季述想杀尽百官，再弑帝，挟太子以令天下。宰相崔胤以离间计，串通部将孙德昭、董从实、周承海等，杀刘季述，夷其三族，迎接昭宗复位。

    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宦官中尉韩全诲探知，他勾结驻京凤翔兵统率李继筠，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接见朝官。后又与李茂贞一道将昭宗劫持到凤翔，为他配备百官，皇帝完全成了傀儡。903年，李茂贞败降，送回唐昭宗。昭宗派人杀了韩全诲等宦官十六人，崔胤等人在凤翔城，又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唐昭宗回长安后，顺从崔胤等要求，杀死全部宦官。几年后，昭宗终为黄巢起义军降将朱温所杀，唐朝灭亡。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传》。

    ②《唐书》卷一七八《刘蔷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刘蒉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政，战事连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

    德宗是个性情急躁，刚愎自用的皇帝。即位不久，即听信谗言，免去名将郭子仪的一切职务，任用臭名昭著的卢杞为宰相，朝政更加昏暗。大臣陆贽为人正直，敢于谏诤，却遭免职、贬逐出京。德宗猜忌文武官员，却信用宦官。兴元元年（784），任用大宦官窦文埸、霍仙呜监左、右神策军，后又升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十五万禁军统率权归于宦官。

    古代名画德宗于“奉天之难”中吃了苦头，流亡十个月后回到长安，遂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他令宦官当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到市场上抢劫民间货物，以供宫廷日用。各地节度使也以“进奉”迎合皇上的贪欲，名目为“内外方圆”、“用度羡余”，即将他们掠夺的额外财物送给皇帝十分之一二，每月或每日送来，称做“月进”或“日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重用王伾、王叔文，二人均为顺宗做太子时的侍读，王拯善书，王叔文善棋。叔文有心计，侍读时常对太子讲民间疾苦。一次，太子与众侍读论及危害民间的弊政，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叔文无言。太子独留叔文问故，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如有小人间之，谓陛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曰：“非先生不闻此言。”①心中感激，遂大爱幸，与王拯相依附。

    顺宗即位后，以王丕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宫中之事，依以裁决。时顺宗病不能言，由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由帷中可其奏。二王内结李忠言、牛昭容，外引荐吏部尚书韦执谊为相，又结交了陈谏、凌准、程异、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共谋革除时弊，打击宦官势力。

    首先贬逐了京兆尹李实。李实为官贪暴，不体恤百姓。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德宗召李实问民间疾苦，李实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②强征租税，聚敛进奉，以固主恩。百姓只好拆房卖瓦、卖青苗以供赋税。第二年，有诏免畿内租赋，李实违诏征之，官吏多遭笞罚，顺宗即位一个月内，李实即打杀数十人于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二王通过顺宗，贬之为通州（今四川达县）长史，百姓欢呼，皆持瓦石于道旁，欲击其首，因避道而出，方免。

    二月，罢百姓深恶痛绝的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贞元末年，宦官及其爪牙在长安购买民间货物，或付价极少，或不付价，称做“宫市”，甚为扰民。亦设五坊小儿——在宫中雕、鹘、鹞、鹰、狗五坊供役之人。他们横行闾里，或张网于门，不许人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许人汲水。如有违碍，则痛殴之，曰：“汝惊供奉鸟雀！”敲诈钱财，或留一袋蛇给卖主，嘱不许使之饥渴，吓得卖者连声哀求，才带走。这些时弊，顺宗做太子时已深知，故支持二王罢除进奉、宫市，五坊小儿，又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及盐铁使每月所进的“羡余”。

    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③谋整理财政，冀得国赋在手以固权，又恐人心不服，故加杜佑度支及诸道转运使，自为副使，实际专总，控制了财政大权。

    王叔文改革的关键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五月，任用宿将、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欲使神策军脱离宦官掌握，遭到俱文珍等大宦官的反对，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④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范希朝赴任奉天（今陕西乾县），诸将无一来见，数月后，只好返京。

    俱文珍恶王叔文弄权，借王叔文加任户部侍郎之职，削去其翰林学士，叔文大骇：“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⑤王侄为之力争，仍不许保留学士之职，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先是叔文因王侄，丕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由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韦执谊承奏于外。韦执谊升迁后，遂逐渐摆脱叔文，曰：“非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⑥数事与叔文作梗，叔文诟怒，遂成仇。

    第四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裁抑藩镇。永贞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云：“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心相酬。”⑦叔文怒，欲斩之，逃去。

    第五，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实行盐铁专卖，设盐铁使经营。后巧立名目，除正课捐税外，每月要向皇帝送羡余钱，供其私用。这项弊政加重了百姓负担，影响国库收入，永贞时罢除。

    第六，释放宫女和女乐。唐代宫廷奢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诗，可见后宫宫女几千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凄惨日子，永贞年间，放出宫女、女乐九百人，使之与家人团聚。

    第七，宫中禁征乳母，唐德宗时，往往要寺观选送婢女入宫，充当乳母，往往不能当选，只好卖掉产业从民间买有姿色的女子送上。这是当时一害，王叔文改革时下诏废除。

    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永新改革，其目的是推翻宦官专政和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革除弊政，因而遭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强烈反对。刘辟为韦皋求为三川节度使不成，韦皋就勾结宦官，上表攻击王叔文紊乱朝政，又联合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相继上表反对王叔文，要将他赶出朝廷。大宦官俱文珍等策划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又屡请让太子监国，以取代顺宗。同时，俱文珍伪造敕书，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调任吏部尚书。四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七月，王侄请宦官和杜佑建议王叔文为相，且总领北军，不获；又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当夜，王坯盛怒中风。

    此时，俱文珍等又请太子监国，顺宗许之，令皇太子李纯主管军国大事。八月，顺宗亦自称太上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第二天，大宦官俱文珍便对革新派下毒手。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侄开州司马。王侄病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

    二王之党亦遭贬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虞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彬州司马；人称“八司马”，永贞革新亦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公元806年，顺宗亦被宦官毒死。

    注释

    ①《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②《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

    ③《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丕文用事》。

    ⑤《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⑥《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第三四《丕文用事》。

    甘露之变

    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劝太子李亨在灵武（宁夏青铜峡县东北）即位，以收揽人心，是为肃宗。李亨由宦官拥立，则收权力付予宦官，以大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节制九个节度使，使李辅国内掌玉玺、外管禁军。李辅国专横跋扈，终致逼死肃宗，杀死张皇后和越王，挟太子临朝听政，立为代宗。自命为定策功臣，对代宗说：“大家第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①唐代宗处处受李辅国挟制，于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他，而程元振又替代李辅国仍独揽大权。

    到唐德宗时，经过“奉天之难”，更加信任宦官，以大宦官霍仙鸣、窦文塌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掌管十多万禁军，使宦官得以挟兵操纵皇帝废立大权。德宗之后，顺宗、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

    公元826年，宦官王守澄拥立唐文宗后，日益骄横，招权纳贿，文宗深患之。王守澄通过襄阳节度使李愬结识了郑注。郑注多艺，诡谲阴狡。王守澄人总枢密，郑注随任京师，日夜为王守澄计议，“出入禁军、卖官贩权”。大和四年（830），文宗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翌年，宋申锡引吏部尚书右丞王瑶为京兆尹，告之以谋宦官之事。王璐泄密，郑注知之，又告诉王守澄。二人设计反诬宋申锡欲谋立文宗之弟漳王凑。

    王守澄、郑注唆使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先行揭发，再由王守澄密报文宗。漳王凑素多众望，文宗本有猜忌，于是命王守澄侦察此事。王守澄欲派二百人去杀宋申锡，遭到宦官飞龙厩使马存亮的反对，说宋申锡罪状未明，如乱杀无辜，会引起众怒，最好先召集宰相们核实一下情况。牛僧孺、李宗闵等来到延英殿，宋申锡被挡在门外，宦官言：“所召无宋申锡”，宰相们亦认为此事当慎重。牛僧孺说：“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了，宋申锡已当了宰相，他怎么会反对陛下呢？”文宗以为然，于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卒于开州。

    大和八年（834），文宗中风。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竟大有成效，遂宠信。前宰相李逢吉遣侄李训以金币珍宝数百万厚结郑注，郑注又引之谒见王守澄，王守澄以其善疏易经而荐于文宗。由是郑注、李训并有宠，言无不从。郑注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四门助教、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翌年秋，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法，行宰相事。李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先以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

    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想置之于死地，遂与李训合谋，追查当年杀害宪宗的凶手，宫廷内外均以为宪宗为王守澄与陈弘志所害。这时，陈弘志在襄阳做监军，李训奏请文宗将之召回，遣使者途中杖杀之。李训为相后，改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夺其实权，又寻故赐酰杀之。

    唐文宗以功封李训、舒元舆、王涯为宰相，他们策划一举消灭宦官。大和九年（835），任大理卿郭行余为分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为河东节度使，部署他们招兵买马，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训因郑注得进，然二人得势后，互相争功、势不两立，遂以内应外援谋，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待诛灭宦官后再杀郑注。又擢选相厚者分掌兵权，以京兆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御史中丞。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朝拜完毕，韩约上奏：“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②群臣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③文宗许之，即乘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召宰相，侍臣、文武两班随之。又诏宰相率群臣往观之，李训回来奏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文宗目：“韩约妄耶？”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内臣验之。此时，王瑶、郭行余部下皆执兵列于丹风门外，李训传呼：“两镇军人受诏旨！”④只有王瑶从兵人，邠宁兵不至。王瑶惧怕不敢靠前，只有郭行余拜于殿下。仇士良等至仗所，见韩约气慑汗流，不敢抬头。仇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尔？”恰风动幕布，仇士良见幕后有许多仗兵之人，大惊，急走。门者欲闭大门，遭宦者叱止。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⑤仇士良跑回含元殿，让宦官急推辇迎帝：“事急矣，请陛下人内。”扶辇下殿疾趋，李训抓住辇车曰：“陛下不可去！”仇士良叫：“李训反！”文宗曰：“训不反！”金吾卫士数十人随李训人。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计四百余人，上殿来与金吾卫士斗杀，内官死伤数十人。

    李训推辇愈急，至宣政门，内官郄志荣奋拳击李训胸部。李训倒地，宦官将辇推人东上阎门，门随闭，宫中呼“万岁”。⑥很快，仇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禁军五百人，持刀出阎门，逢人便杀。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捕李训余党千余人，斩之，血流成河。宰相王涯、贾悚、舒元舆均闻难出走。

    李训中拳仆地，后出走终南山，投寺僧宗密，本欲剃发藏之。后又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被捉获，械送京师。李训恐受宦官侮辱，对押送的士兵说：“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⑦乃斩之，以其首上报。宰相王涯、舒元舆及王瑶、郭行余、韩约等，均遭捕杀，亲属亦无一幸免。

    郑注本与李训谋为外援，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京。中途闻事败，欲还。时监军使张仲清已接密诏，将之诱入监军府议事，伏兵突起，斩之。

    以上史称“甘露之变”。自是，宦官之权愈大，天下之事皆决于宦寺。

    注释

    ①《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

    ②③《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李训传》。

    ④以上事见《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

    ⑤⑥⑦《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其中突出地表现为牛李党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首领，笼络一批进士科出身的人结成朋党，李德裕、郑覃是李党首领，其成员大多出身世家大族，靠门荫入朝做官。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牛党对割据的藩镇一惯持姑息养奸态度，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叛。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做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李吉甫为唐宪宗出谋划策，平定刘辟叛乱。

    中国名画在朝中，李党主张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吉甫看到朝廷人浮于事，就建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宪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3）精简京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外官八百零八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员一千余人。精简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牛李党争开始于宪宗朝，持续到宣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李宗闵、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对策，策文指斥李吉甫“炽于武功”，李吉甫泣诉于宪宗，宪宗贬逐了考官杨於陵、郑敬等人，李宗闵、牛僧孺也长期不得升迁。

    穆宗长庆元年（821）用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初，韩弘入朝，人多流言，其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以钱财贿交朝中权贵。公元823年，韩弘父子俱卒，孤孙弱小，不能主事。穆宗遣使至其家，取其账簿自视，朝中权贵多纳弘贿，至牛僧孺名下，牛句细字注其左：“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①帝大喜，谓左右：“吾不谬知人。”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李德裕与牛僧孺均有人相之望，而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以为是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为相，于是牛李之怨愈深。

    第二年，穆宗服长生药致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相，勾结内官王守澄，排挤守正的朝官。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会发生变乱，于是上表辞相，出任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由于部分朝官竭力推荐，公元826年，裴度出任宰相，李逢吉遭贬，出任节度使。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弑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李悟，发禁军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深患宦官势倾朝野，欲借助朝官力量与宦官对抗。太和三年（829），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朝夕且为相。李宗闵得宦官帮助，先入仕为相，排挤李德裕出任文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春，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排斥拥戴李德裕的朝臣，并将李德裕调至远离朝廷的西川为节度使。“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②不久，文宗又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大和五年（831），宋申锡推荐王瑶为京兆尹，且告之除宦官之谋。王瑶泄密，郑注知之，使王守澄诬宋申锡谋立皇弟李凑。文宗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信严加审讯。宰相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中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③郑注恐诈谋被侦知，乃不追究。文宗贬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向南诏索还被虏蜀人四千，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收复维州。文宗使群臣大议，牛僧孺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④文宗以为然，诏李德裕以城归吐蕃，执悉怛谋送还，吐蕃诛之于境上。牛李结怨益深。

    大和六年（832），有人对文宗说：“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文宗亦后悔，牛僧孺因此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还朝，为兵部尚书。第二年，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乎章事。李德裕人谢，文宗问：“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答：“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⑤不久，李宗闵亦罢相，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

    大和八年（834）底，文宗中风。第二年，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颇见效，遂有宠；又荐“善《易》”的李训人宫，文宗欲用为谏官，李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⑥文宗不听，授为四门助教。由是王守澄、李训、郑注皆憎恨李德裕，怂恿文宗召回李宗闵为宰相，排挤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后，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吏调动频繁。唐文宗无策，只好叹息：“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⑦他原想去除朋党，却加强了李宗闵朋党，而李宗闵又依附于宦官王守澄。

    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将心事告诉郑注、李训，二人为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郑注又在文宗前诋毁李宗闵，将之贬为明州刺史、再贬为处州长史、潮州司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同党，贬斥到外地，重要官位均安置上二人心腹。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李训、郑注二人劝文宗下诏曰：“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⑧人心稍定，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合势以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11月，李训等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又策划“甘露事件”谋杀仇士良，不料事败，反被宦官所杀。

    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李瀍为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德裕入谢，对武宗大言朋党之弊：“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⑨。自以为没有朋党之嫌，岂不知已卷入朋党。时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恰襄州（今河北襄阳）大水，李德裕将此地遭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他的职务，调为太子太师。不久，又将牛僧孺藉故废去，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激起牛党仇恨。

    牛僧孺、李宗闵被贬，李德裕犹不甘心，于会昌四年（844）借机揭发牛、李与昭义镇叛乱分子勾结。唐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把李宗闵流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两个月内，连贬三次，实属罕见。

    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李忱继位，是为宣宗，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宰相，贬斥了李德裕，又起用遭李德裕贬斥的人，牛党得势。此后，李德裕、牛僧孺相继去世，朋党之争渐熄。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②《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太和五年。

    ④《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

    ⑤《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⑥《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⑦《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五年。

    唐末农民战争

    唐朝末期，政治日趋腐败，战祸连结，地方割据势力连年争战；朝廷中宦官和官僚、官僚与官僚、宦官与宦官之间各树私党、相互倾轧。自唐懿宗以来，官僚日趋奢侈，官府为维持庞大开支，横征暴敛使之关东连年灾害，百姓实无生计，遂相聚起事。此伏彼起，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浙江东部农民在裘甫领导下起义，攻陷象山，屡败官军。第二年，陷剡县（今浙江嵊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咸通九年（868）桂林戍兵起义北返，攻入徐州。在粮科判官庞勋领导下，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活动于山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广大地区。

    古代名画咸通十四年（873），关东大旱，颗粒无收，众多百姓死于饥荒。曹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元年（874），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旧城）人王仙芝聚集数千人起事，发展迅速。第二年正月初三，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濮阳西南）发表檄文，痛斥朝廷吏贪赋重，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夏六月，攻陷濮州、曹州，发展到数万人。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

    黄巢与王仙芝均为私盐贩子。黄巢善骑射，曾读书、屡试不第，做诗以述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起事后横行山东，百姓争相投奔，数月间发展到几万人。河南、淮南一带农民亦纷纷起义，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太平五军节度使辖区亦多起义农民。

    乾符三年（876）7月，王仙芝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唐僖宗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与王仙芝遭遇，王仙芝转向河南、淮南一带活动，一时盛传王仙芝已被打死。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城）、郏城（今河南郏县），进逼汝州（今河南临汝）。九月，攻克汝州，执刺史王镣，东都洛阳震惊。冬十月，王仙芝南攻唐、邓二州（治所在今泌阳、邓县）。十一月，攻陷郢、复二州（今湖北京山、沔阳）。十二月，王仙芝从湖北一直打到安徽，攻下五六个县，又从安徽南部打到湖北蕲州。

    朝廷围剿不利，企图用招抚的办法瓦解起义军，派人到蕲州诱降王仙芝，授予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遭到黄巢的反对。黄巢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遂殴打王仙芝。众怒难犯，王仙芝不敢接受任命，遂与黄巢分头带领义军活动，黄巢率一部分人打到山东，王仙芝则留在湖北。乾符四年（877）二月，王仙芝攻克鄂州（今湖北武昌），八月，攻陷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执随州刺史崔休征，兵锋直指襄州。

    唐王朝惊慌不安，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农民。提升诸道行营招讨副史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川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曾元裕率军追击王仙芝。第二年王仙芝率众攻入江陵城，再转战申州（今河南信阳县），被曾元裕一直追到黄梅岭（今湖北黄梅）。二月，黄海一战五万起义农民战死，王仙芝亦被杀。

    王仙芝死时，黄巢正在攻打毫州今安徽毫县）。王仙芝部将尚让率余众投奔黄巢，起义农民增加到十数万人，声势大振。黄巢被推为统帅，称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三月，黄巢攻破沂州、濮州，遭到曹元裕的拦阻，又转而攻打河南襄邑（今河南睢县西）、雍丘（今河南杞县），再次受到唐军阻击，转而西击叶县（今河南叶县）、阳翟，再次威胁洛阳。

    唐僖宗急调驻守荆门、襄州的曾元裕军队回洛阳正面防务；并调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宣武、昭义兵两千余人守卫皇宫；又调义成军三千人守辑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军事据点。黄巢见形势严峻，决定转战江南。此时，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已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在湖南、安徽、苏北一带活动。四月，黄巢率军渡淮河、长江，进入江西境内，攻下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朝廷调荆南节度使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来对付黄巢。黄巢率军转入浙东，攻下首府越州，至衢州，无法从海路进入福建，遂开山路七百里，经仙霞岭到达建州（今福建建瓯）。十二月，攻克福州。

    乾符六年（879），黄巢率军从福州南下泉州。四月，至东莞（今属广东）。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又以李晟曾孙李系为副都统，以精兵五万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阻拒黄巢。五月，黄巢给浙东节度使崔嵺、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写信，要求转告朝廷授予他太平节度使官职。二人为之转奏，朝廷不允。又自己上表要求广州节度使，仍不允。六月，朝廷授予黄巢率府率（皇太于属官，正四品上）。黄巢闻之大怒，遂急攻广州。十月，城破，抓住李迢，杀之，又掠岭南一些州县。

    这年，岭南发生瘟疫，部将劝黄巢离开岭南北还，以图大事。黄巢军先攻取桂州，编大木筏子数千个，乘筏沿湘江攻取衡州、永州；又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尚让率军一支，号称五十万，乘胜进逼江陵，王铎慌忙逃往襄阳。十一月，黄巢、尚让合兵一处向襄阳进军，在荆门中了官军埋伏，战败，损失惨重。黄巢渡江向东进击，攻下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起义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朝廷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募兵七万，准备率军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此时正屯兵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遇瘟疫，将士多死亡。听到官军进攻的消息，派人送信给高骈，表示要投降。高骈立即以代请官职相引诱，以便一举歼灭。为了独占功劳，还奏请朝廷令各镇援兵退回淮河以北。黄巢乃假降，见诸道兵退去，遂与高骈大战，败淮南兵，声势大振。六月，黄巢连续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号称六十万人马。七月，黄巢率部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距高骈驻守的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畏惧，不敢迎战，谎称“中风”。朝廷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最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率军阻挡黄巢渡淮河。九月，黄巢率十五万大军突破曹全最防线，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进攻河南诸州。十一月，黄巢以天补大将军名义通告各节度使：“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东进洛阳，再攻长安，向朝廷问罪，与众位无关。”②黄巢向洛阳顺利进军。十一月十七日，洛阳守将投降。唐将齐克让率一万军马退守潼关。十二月，黄巢攻克潼关。十二月初五，唐僖宗带领嫔妃、亲王等逃离长安，奔成都。当天，黄巢率军进入长安。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即位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停职，四品以下官员留任。尚让通告百姓：“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③

    公元881年四月，朝廷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诸道行营都统，各道节度使分别屯兵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渭桥（今长安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元明（今陕西元明）等长安外围据点。在副都统程宗楚和行军司马唐弘夫指挥下，从长安西、北两面夹攻，黄巢弃长安东撤，官军人长安，大肆劫掠。黄巢侦知官军所为，又率众杀回长安，官军死伤十之七八。

    中和二年（882）正月，朝廷又任命王铎为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以王处存、李存昌、拓跋恩慕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二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攻取同州，击败了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王重荣。四月，各道节度使的军队集结在渭北、兴平、渭桥、武功等长安外围重镇，形成包围之势。在官军重重包围中，长安城内粮价猛涨，斗米值三十千，黄巢人马无粮，处境困难。五月，黄巢将领尚让打败了邠宁、凤翔军，收复了兴平。九月，朱温为抵御王重荣的河中军，屡次向黄巢求援。黄巢不予理会，朱温遂投降王重荣。十月，朝廷任命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为对付起义农民，朝廷起用西北境内游牧部落沙陀族贵族李克用，十二月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今山西大同）。李克用率四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第二年自夏阳渡黄河，进驻同州。

    唐中和三年（883）正月，李克用在沙苑大败黄巢之弟黄揆，王铎用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李克用进攻沙苑西南的乾阮，会合王重荣、王处存和宦官杨复光所率三路官军，与屯住在深田陂的尚让十五万军队激战。尚让大败，死伤数万人。

    二月，黄巢袭取华州，李克用随之围住华州，尚让将兵来救，战败。起义农民撤出华州，以三万兵力扼守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控制了从商州（今陕西商县）出武关（今陕西武关）的道路。四月，李克用与黄巢战于渭南（今陕西渭南），一日三战，大败农民军。黄巢率军退守长安。黄巢力战不敌，遂焚宫室退出长安，自蓝田人商山。五月，黄巢部将孟楷率军一万攻下蔡州（今河南汝南）。接着，孟楷又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兵败，被杀。黄巢闻讯大怒，在陈州北面建房，设置办事机构，围困陈州达三百多天。第二年，河南大旱，围陈州之起义军严重缺粮。

    是年，朝廷任命朱温（全忠）为宣武节度使，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朱温与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三路军马兵临陈州。但尚不敢轻举妄动，又求救于李克用。

    中和四年（884）三月，李克用率兵五万，从太原出发，会合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等路官军，赶赴陈州。五月，黄巢义军失利，退到陈州北面故阳里。六月初，大雨倾盆，黄巢军营帐皆被淹没，只好北移，引军攻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并准备渡过汴水，向河北转移。渡河时，又遭到唐军袭击，损失惨重。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投降了朱温。

    渡过汴水的黄巢军同李克用军在封丘（今河南封丘）激战，损失惨重，只剩下一千多人向山东兖州撤退。七月，黄巢军在山东莱芜以北的瑕丘，同武宁节度使时溥打了最后一仗，大多数人战死，黄巢在莱芜东南的狼虎谷自杀身亡。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以失败告终。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全然不能管领藩镇，政令不出长安。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宗李晔，自立为帝，国号梁，唐朝灭亡。

    注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七。

    ②③《旧唐书》卷二○○《黄巢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拓石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我国很早就出现的印章和拓石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近几十年来，周秦印章不断出土。战国墓出土的铜印，成为《史记》所载战国时苏秦佩带六国相印的有力证据。汉朝时印章已很流行。印章通常只刻有三四个字，两晋时我雕版印刷术国古代著名炼丹家葛洪（2817—341）的著述中，记有刻着120个字的大木印。拓石是用浸湿的薄纸敷在石碑上，轻轻拍打，有字处微微下陷，然后在纸上刷墨，再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成了墨地白字的拓本。东汉灵帝时，蔡邕把重要的儒家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读本。许多人对照校正、抄写、拓印，街道为之堵塞。后来人们又把字刻在木板上，较刻石省力。印章和拓石相结合，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雕版印刷一般是在尺寸相等的纹质细的密坚实如枣木、梨木等的木板上涂胶或浆糊，把写好的文字的薄而透明的绵纸正面贴在木板上，使字成反体，再用刻刀把文字和插图刻在木板上，即成雕版。然后在雕版上涂墨，把纸覆盖上，用刷子均匀刷拭，揭下来，文字和插图就转印在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弘简录》说，在贞观时（627—649），曾令“梓行”长孙皇后写《女则》。说明七世纪前半叶即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因为这里只是说“梓行”（即刻印传布），并未说开始“梓行”，故一说此前已有雕版印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琛《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如是则公元六世纪末即隋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此说尚有争论，因“雕板”二字或作“雕撰”，“雕”指雕刻佛像，“撰”是撰写佛经，而非雕版印刷。又近年英国发表了斯坦因盗自我国新疆吐峪沟的古物残纸一片，上印“延昌卅四年（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外国人曾鉴定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印刷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手迹而非印刷。学术界一般将雕版印刷的开始定于七世纪上半叶。

    早期雕版印刷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仙像，发给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年五驮无余，说明唐初印刷技术已达较高水平。长庆四年（824），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至于缮写模勒，出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①“模勒”即模刻，说明在元和、长庆时市上已刻板印书出卖或以之换取酒茶。则唐中叶以来，雕板印刷使用渐广。到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每岁“以板印历日”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②。大和九年（835）文宗下令“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③。唐末柳王玼（音pín，频）说，他在中和三年（883）在成都书铺看到许多雕版印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等。说明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雕版印书盛行，政府亦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22年间刻印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它为书籍从手抄进步到印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雕版印刷术逐步传播到国外，成为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唐朝时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其中包括印刷术。十二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欧洲直到14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的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派遣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玢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这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第一张雕印佛的故事图，图为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故事，四周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是一张优美的版画艺术。后6张刻有《金刚经》全部经文，这卷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浓厚均匀，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现存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僖宗中和二年（882）的日历残本和唐末印的一张《陀罗尼经》等。可惜这些珍品绝大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往国外，目前国内尚存的只有那张《陀罗尼经》，它发现于1944年成都望江楼五代墓，居中部分的正文是梵文，上面还印有佛像，纸边印有“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卡家纸马铺发售”的字样。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日本至今留存着雕印本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日本宝龟元年（770），印数相当多，刻工和技术颇似初学，日本学者认为这个经书的印刷，是由中国传去的。

    注释

    ①《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②《册府元龟》卷一六○。

    ③《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僧一行制定《大衍历》

    僧一行本名张遂（683—727），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襄州都督郯（tán）国公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多藏古书，张遂往借《扬雄太玄经》，归家读数日而还其书。尹崇说，此书深奥，我探求积年，尚未通晓，你可进一步研求，不必速还。张遂说已弄清其要旨，因而拿出他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僧一行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惊，“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①。张遂由是远近知名。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张遂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跋涉千里，访师求学，先后到郯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数学。开元五年（717）唐玄宗礼迎一行至长安，安置于光太殿向他征求治国安邦之道。一行切直谏净，玄宗皆予采纳。开元八年（720），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②受法，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721），因据当时行用的麟德历所推算的日蚀多误，玄宗诏一行研究前代诸家历法，制定新历。

    测定日、月、五星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它们的运行情况，对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至关重要，而以前的天文仪器基本上都是赤道装置。赤道是赤道面和天球的交线，它垂直于地球自转轴。这样的仪器所测得的天体位置，都是用赤道坐标表示的，还须经过坐标换算，才能确定天体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这就需要应用球面三角法。但那时的学者们还没有掌握这个方法，都是用近似的经验公式来计算，误差较大。一行知道这个缺点，他希望有一架能够直接测量日、月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一道换算手续，并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一行对梁令瓒等与工人设计的黄道游仪木模进行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制造成器，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中视运动③的路线，即从地球上看太阳，感觉到太阳在宇宙空间一年当中运动的轨道。用黄道游仪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从而减省换算手续，避免误差。开元十二年（724），黄道游仪正式制造成功。惜史书缺详细记载和图样，其具体结构和形状已无法了解。大致是由几个金属圆环交织在一个“中旋枢轴”的周围，很像一个大球。“枢轴”与地球自转轴平行，指向南北两极。仪器由四个高四尺七寸雕成龙形的柱子支持着，坐落在水平槽上。在金属圆环间装有“玉衡望筒”用来观察天体，类似后来的天文望远镜。金属圆环中的黄道环，白道环（白道是月亮在天球中视运动的路线）和赤道环的交点不固定，能够开合，观测者可以从黄道环上读出所需要的数字来。一行用黄道游仪测量150余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同汉代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很大差异，从而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一个创举，比英国人哈雷1712年发现恒星自行大约早了一千年。

    开元十三年（725），一行与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是一个球形物体，有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球和轴有两个交点，作为球的南极和北极，球面上刻着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球的外围套有两个圆圈，一为地平圈，一为子午圈，交叉环套，天球半露在地平圈上，半隐在地平圈下，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边。另外，在球体上还有黄道和赤道，互成24度交角。在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24节气，并且从冬至开始，刻分成：3651／4度，每度分为四格，太阳每天辐射在黄道上移动一度，如是天体现象皆可在球上表现出来。为使浑象能自己转动，利用我国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大柜做地平，使天球一半在地下，地平上有两个木人，面前置钟鼓，每刻击鼓，每个时辰（两小时）撞钟，皆由柜中齿轮操纵，这架演示天体现象并能自动报时的仪器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

    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创举。测量任务主要是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正午各点的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测量日影的长度是把一根长八尺长的标杆（古代叫做“表”）直立于地面，至时量其影长。北极高度，即观测点和北极的联线同通过观测点的子午圈的切线所成的角度，这需要比较复杂的仪器才能解决。为了测量北极高度，一行设计了一种测量工具——复矩，并且绘制《复矩图》24幅（可能是配合复矩的天文图）。“矩”是我国古代一种制图工具，很像木匠使用的“曲”尺，“复矩”就是把“矩”倒过来放置，在“矩”的直角上安装一个由0度到91．31度的分度器（这里的度指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圆周的365．25分之一），顶点系一铅锤，这就是一件完整的工具了（见图一），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把复矩临近91．31度的直角边直指北极，使北极、观察者的眼睛和直角边的两端正好在一直线上，另一直角边“向下倾复”，这时铅锤线在分度器上就能指出观测点的北极高度来，北极高度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地理纬度。复矩不仅构造简单，灵巧，容易作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在当时的天文测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观测点的北极高度都是利用它测得的，这是一行在天文测量上的一项贡献。

    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这四个点是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四个观测点处于一条子午线上，他们测量了各点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各点之间的距离。

    这次测量彻底推翻了《周髀算经》中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派往龙编（治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一带的测量队测得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夏至日影为表北一尺四寸九分，两地如以直线步量不到5000里，结果合277里左右影差一寸。南宫说等测得从白马到上蔡，距离526里270步（唐尺），夏至日表影长度差二寸有零，合263里左右影差一寸，这就证明了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不是一寸，而随着地点的不同，影差和南北距离的比率是不固定的；也证明了隋朝的刘焯和唐初李淳风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使一行等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

    这次测量最重要的成就，是一行根据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同一平原地区内同一子午线上四个点观测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唐代尺度。合129．22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这与现代测量北纬34．5地方子午线一度的弧长111．2公里仅差18．02公里，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通过实测认识地球的道路，把地理纬度测量和距离结合起来，既为制定新历法创造了条件，又给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一再著文论述，认为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经过几年的观测研究，开元十三年（725）一行着手编订新历，开元十五年（727）新历法草稿完成，名为《大衍历》，一行也于这年逝世。后经张说、陈玄景等将新历草稿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1卷7篇，《七政长历》3卷，《历议》10卷，《历立成》12卷，《古今历书》24卷，《略例奏章》1卷，《天竺九执历》1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从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过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历法都更为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从。《大衍历》最突出的成就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实际应当是地球绕太阳运动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指出冬至前后日行最快，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前后日行最慢，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长；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之间共为88．99日，从春分到夏至之间共91．73日；秋分前后的情况与此相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衍历》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在当时《大衍历》是最先进的历法，故宋代科学家沈括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从唐朝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甚大。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贡献。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未完成其《天文志》，一行续成为2卷。后人将此2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成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并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7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20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1卷；著《摄调伏藏》10卷；《梵天火罗九曜》1卷（存）。

    1955年8月25日，我国邮电部发行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中，有僧一行一种，肯定了他的创造性成就和古代科学家的地位。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颜子，孔子高徒颜回，敏而好学，问一知十。

    ②灌顶，天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上以表祝意，佛教密宗效此法，于堪为众僧规范之高僧嗣阿閤黎位时，设坛而行灌顶之仪式。

    ③视运动是直观看到的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运动。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视运动，真实运动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并绕太阳公转。

    史学的发展

    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Pǐ）人物者，皆令禁绝。”①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菜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②，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二十卷。

    古代名画《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休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问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止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③；《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孤，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楠（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④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元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几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做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瑁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渚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自序说明备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账、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注释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③《史通》外篇《惑经》。

    ④《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唐诗的成就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许多杰出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根据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二百余家，作品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唐朝诗歌发达的原因，除封建经济的繁荣给它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给它提供了动力而外，还有以下几点：一、从高宗开始，科举考试考诗赋，这是诗歌发达的反映，反过来又给它以很大的推动；二、南北统一，南方文风与北方文风互相融合，原来南朝宫体诗，追求词藻华丽，缺乏思想内容，北朝诗，质朴刚健，却少文彩，融合后发展成既有词彩又有内容的唐诗；三、民族大融合，使诗歌题材中加人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风光，扩大了描写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四、大量民间口语和民歌，被吸收到诗中来，使诗歌增加了新血液，加强了诗歌的生命力。

    唐诗题材广泛，大地、山河、战场、边塞、农村、城市和阶级对立、政治风云、人民生活、妇女遭遇等等，无不加以描写，反映了唐朝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诗，一般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诗人犹沿南朝宫体诗气息，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自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至沈俭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及至初唐最杰出的诗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说是一扫六朝粉黛，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朴素，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时期，唐诗发展至繁荣的顶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盛况，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的边塞诗派，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在客居碎叶的汉族商人李客家中（碎叶当时辖于安西都护府，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旁）。五岁时候，随父入川，移居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在蜀中度过了少年时代。李白“十岁通诗书”，年轻时尚义任侠，向往着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常以张良、诸葛亮自比，想在政治上有一番抱负。这时他已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以诗文见赏于世。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浪游四方当中度过的。少年时候，游览过蜀中的许多地方。二十五岁，开始远游，由四川到湖北停留十余年，主要往来于襄阳、江陵一带；中间也曾游过洞庭，到过金陵。三十七八岁以后，他到过山西，东游山东，在任城住了几年，并在那里安了家。又南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这一过程中，祖国河山的自然景象深深地感召了他，他也接触到社会各个方面，一些游侠、道士对他影响很大。玄宗天宝元年（742）他四十二岁时，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京城长安。他很兴奋，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来到了。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到长安，去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声名大振，玄宗召见，大加赏识，任为翰林院供奉，掌管机密诏命的起草。一日，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饮酒看牡丹。召李白作乐词，白正醉卧酒肆，召人后左右以水湎面，援笔成《清平调》诗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爱其才华，几次宴见，李白在殿上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深以为耻，以其《清平调》词激杨贵妃，因诗中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因李白诗名太高，难免指斥杨贵妃的罪责。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想得到宰相之才，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义的主张，使他遭到权臣贵族们的排挤。在当时，只有用牺牲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他的政治活动才能够成功，但他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杨贵妃、高力士之流，他不但没有奉承拉拢，反而毫不掩饰地予以鄙视，终于遭受他们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仅三年，就被变相地放逐出宫（赐金放还）。此后他漫游四方，并一度到达幽州，目睹了安禄山势力之大。安史之乱期间，他五十六岁时，被当时镇守南方的永王李磷召为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磷起兵，与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次年，永王兵败，李白被捕，囚在浔阳。五十八岁时，被判处流放夜郎，途中遇赦。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在穷困飘泊中病死当塗（今属安徽）。后世有李白是醉后入水捉月淹死之说，不足为信。

    李白的性格是非常浪漫和豪放的，感情是炽烈的，他热爱祖国，热心于政治。这些是建立在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上的。而这是和当时统治集团有矛盾的。所以，他一生中真正的政治生活，只有短短的两次，时间总共不过五年，并且都以失败告终。他虽已享有极大的诗名，但仍在四方浪游中度过一生。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封建经济空前繁荣，李白出身于富商之家，生活优裕，得以漫游全国名山胜地。他对自己对社会都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以大量的诗篇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写长江：“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些诗是李白对祖国江河千古绝唱的赞歌。写庐山瀑布：“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西北高原的塞外风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写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即青衣江，在峨眉山东北）水流。”“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人们读了这些再现大自然的雄伟形象的诗篇，自然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古代名画李白一生的后期，正是唐朝由强盛的顶峰走向衰落的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他离开长安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并和最高统治集团有过直接接触，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对宫廷腐败进行大胆揭露，并预言唐帝国大难将临。在当时只有李白的作品具有这种政治敏感。如《行路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赠蔡舍人雄》、《梁甫吟》、《远别离》等。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亦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使他怀才不遇的抒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表现在一些以饮酒、游山、吟咏山水为题材的诗篇中，如《将进酒》、《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蜀道难》、《横江词》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写出描绘九土横溃和生民涂炭的悲惨景象并愤怒谴责唐统治者的昏庸与无能的名篇，如《猛虎行》、《永王东巡歌》、《万愤词》、《赠张相镐》、《流夜郎闻酺不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等。李白还有政治色彩淡薄，多以吟咏山水，抒发羁旅别情或反映与下层社会的接触为内容的作品，风格清新隽永，显示了诗人天真恳挚的性格，富于生活情趣。如《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望庐山瀑布》、《秋浦歌》、《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诗作同样是李白诗歌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李白的诗篇，介绍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有惊奇绝险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远的田园村舍，有穷边绝塞的苍茫，有曲涧清溪的幽静，有风雪怒吼，有花月争辉，有江南水乡的白鹭，有沉香亭畔的牡丹，有侠客的剑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台走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卧的幽人隐士，有百战沙场的老将，有秋作夜舂的农民，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东山谢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语的若耶溪旁采莲女……这个世界是这样丰富多彩，无论那一个角落，都流贯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奋发的情感。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而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也就在这里得到一个极其雄辩的证明。诗人李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在现存的李白的作品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并不很多。但是，人民对于光明和自由的热望，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却通过诗人自己的同样性质的感情的抒写，而得到鲜明的反映。它们原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东西，被诗人吸收和集中起来，予以艺术的提高。于是随着诗篇的流传和感染，重又新注进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李白诗篇的巨大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傲视权贵和敢于反抗的性格深受历代读者喜爱。

    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李白全面地、富于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同时也总结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向乐府民歌学习的经验。因此他就用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把唐诗推向一个高峰。他融会吸取口语、民歌，写出许多感情真挚、语句自然的极其动人的诗篇，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诗作感情奔放，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并惯于采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表达感情。他最擅长乐府歌行，近体则以七绝和五律著称。现存李白诗共1000余首，有的被翻译到朝鲜和日本。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曾一度在成都做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也称他杜工部，诗中曾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世多称少陵。他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自夸，时即以诗赋受长者称许。二十岁以后，漫游吴、越、齐、赵，开始诗歌创作。登泰山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初步显示了诗人的才华。25岁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三十三岁时，在洛阳遇李白，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诗中说他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诗中怀念杜甫“恩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后来虽未再见，但彼此总是互相深情地怀念着。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本想凭着自己的学问能够为皇上所用，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次年应举，再次落第。当时朝政黑暗，他找不到出路，只得陪贵族做诗喝酒，维持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困居长安将近十年，在失意和贫困之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不得不使诗人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他的笔触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这个时期，杜甫写了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如《兵车行》，揭露由于兵役苛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对朝廷贪边功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不义战争，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又如《丽人行》，斥责杨贵妃姊妹和杨国忠等的奢侈荒淫，从两个极端反映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真实。还有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755年冬，他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子，路过骊山时，知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避寒，肆意挥霍，尽情欢乐。而长安街头和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诗人不禁感慨系之。他刚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他由一家的贫困想到天下的贫困，又想到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愤慨地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反映阶级对立因而流传千古的名句。既是叛军攻陷长安前的一幅社会缩影，也包含诗人自己的切身哀痛。个人的穷通和人民的命运相沟通，杜诗成为一代诗史即始于此。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带着全家，饱尝逃亡的苦辛，受尽了穷困的折磨。一度被叛兵捉住，送往已被攻陷的长安。长安经过战乱洗劫，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的景象。757年春，他潜行曲江，见宫殿紧闭，满目萧条。《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集中表现了他当时忧愤心情。他逃出长安，到凤翔见肃宗，先后做了两年小官，因曾拜左拾遗，故称杜拾遗。不久就放弃官职，决心作野老，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诗人接触现实日多，亲眼看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促使诗人写出很多不朽的诗篇。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羌村》等。759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传诵千秋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杜甫在这些诗里深刻地写出了生活在战乱和阶级压迫下的人民的惨痛遭遇，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揭露了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把结婚才一天的新郎，没有成年的中男，以至老太婆都一起抓去服役。在《新安吏》中，杜甫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杜甫还劝送儿子的母亲不要哭：“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里是说了许多的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接着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代表人民呼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的哀痛，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诗中劝那些防关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对战争的性质认识的比较清醒，尤其难能可贵。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光辉遗产。

    760年，杜甫来到成都，靠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修了一座草屋，暂时得到了栖身之处。除一度因兵乱又流亡一年多，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其间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参谋，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又离开成都草堂，由四川经湖北、湖南到处漂泊。以舟为家，居无常所。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贫病交加，在湘水一艘客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卒年59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大量的诗歌揭露了唐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必须有高尚的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杜甫早年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现实的不满还较含糊。在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遭流离之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目击战乱酿成的灾难，切盼早日结束战争，说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他自身生计艰难，推己及人，说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写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由于这样的抱负，才产生了高尚的意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农民起义。但杜甫对社会现实深刻地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把社会疮痍更强烈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感受它，有所警觉，引起不满。杜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阶级的局限使他能感人的描写人民的疾苦，却写不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能揭露某些封建统治的罪恶，却往往为皇帝开脱辩解；能反映社会矛盾，却指不出现实的出路。但杜甫能超越一般封建文人，达到了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可能达不到的较高水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杜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使醮满血泪写出的沉郁悲哀的诗篇，并不使读者情绪低沉，读之反倒常常精神振奋，意气高昂。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在同谷县时，穷困到每天在山谷里拾橡粟充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的开阔壮丽的诗句。《登岳阳楼》写诗人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可是在这四句之前，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浩瀚的景象。同样情形，当他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前面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是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白居易杜诗在艺术上被公认为唐诗集大成者，律诗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后期七律，最能体现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属对精切而毫无斧凿痕，高度凝炼却又挥洒自如，代表着唐代近体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一生写下几千首诗，留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广阔地、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的诗感情真挚、气势雄浑，语言凝练、自然、朴实、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都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屋，后人修为祠宇。解放后重建为“杜甫草堂”。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白居易和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圭（今陕西渭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在小官僚家庭，十一二岁时，为逃避藩镇战乱，同百姓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接触人民，了解一些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苦竭读书，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赋，十五六岁时他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受到当时有名诗人顾况的赏识。27岁时考取进士，由校书郎、县尉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因反对宦官和顽固的大官僚贵族专权，四十四岁时（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在牛李党争中，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妹，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作地方官时曾做过一些好事，如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兴修湖堤，利用湖水灌田一千多顷。晚年退居洛阳，滋长了消极思想，这是他局限性的一面。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出一套进步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不能脱离政治，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斗争。并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一棵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枝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像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没有意义的诗就像不结果的果树，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是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也好，思想感情尤其重要。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的讽喻诗。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左拾遗谏官。每日论事，对朝政和诏令小有遗阙他都密陈所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喻诗。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也是白诗精华所在。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

    《新乐府》中的《杜陵叟》指斥封建政府的苛敛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则斥责当时的宫市宦官掠夺人民，“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简直是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白白抢去了。这首诗很快传播到西域一带，新疆蜡羌县发现了回鹘诗人坎曼尔抄写的这首诗，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新丰折臂翁》写杨国忠征兵攻南诏时一个“偷将大石槌折臂”以避兵役的人。白居易看见他时，已有八十八岁了，尽管每逢风雨阴寒，还要“直到天明痛不眠”，却仍以得保全残生为大幸。诗人愤怒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秦中吟》中的《重赋》直斥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逼得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卖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了严重的贫富对立。

    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据他与友人书中说：他的诗使权贵闻之变色，执政柄者闻之扼腕，握军要者闻之切齿；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其诗者。这正是这些诗的人民性之所在。也与他的诗深人浅出，通俗易懂分不开。

    除了讽喻诗外，白居易还写了《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美和谐的叙事诗，显示了诗人的巨大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其感人之深，据此可见。他的作品广泛为国内外读者所传诵、所仿作。

    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留下诗歌三千多首。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李商隐诗隐晦朦胧，文字清丽。杜牧在艺术上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

    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注释

    ①《隋书》卷六六《李谔传》。

    传奇小说的影响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忆，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祖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小说称之为“传奇”，是由于晚唐时期出现大批小说专集，如牛僧儒《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裴铡《传奇》等，宋以后人遂以“传奇”概称唐人小说。

    传奇小说的盛行，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首都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扬州、成都、洛阳、广州也是闻名全国的大城市。城市聚集着贵族官僚、商人、手工业者和各行各业的市民，知识分子也在城市谋取官职。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更复杂了。封建文人的见闻也丰富了，他们不满足只用散文诗歌去表现自己的思想生活，希望扩大题材，创造出反映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这就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其次，唐代的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提高了散文技巧，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较强的新散文体，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再次，唐代士人应科举考试，求进士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投献达官贵人称为行卷，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达官贵人，免被遗忘。如果得到达官贵人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宣扬推荐，及第的可能性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达官贵人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达官贵人容易看完，这就是短篇小说。如牛僧儒喜看志怪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玄怪录》一书。因为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随着中晚唐投卷风气的盛行，也促进了传奇的发展。

    唐代传奇小说现存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按其历史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未全脱六朝志怪小说的窠臼，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作品有《古镜记》、《补江白猿传》、《游仙窟》等。

    二、中唐时期：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作品空前增多，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艺术技巧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流传较广的作品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等。

    谈神说怪的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热烈追求的飞黄腾达“出将入相”的一生，醒来时主人在他人唾前正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煮熟，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灰。《南柯太守传》写谆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遭到排挤，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两国，原来是两个蚁穴。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两篇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官场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宣扬了人生如梦的主题。《南柯》一篇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代传奇小说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婚姻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它们以“郎才女貌”对抗“门当户对”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如《李娃传》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感情真挚，当某生资财用尽，她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被其父打得半死，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当某生高第得官，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不影响某生仕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品格高尚，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虚伪狠毒。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是可以突破的，它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而妓女可以封为“开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这篇小说艺术表现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成就不是很高。

    三、晚唐时期：如前所述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这些专集虽有可喜之作，但总观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的养刺客，于是描写剑侠这类新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晚唐传奇作品虽为数不少，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都远逊于中唐时期那些名著。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一大飞跃。它把小说从记述神怪的狭小天地，引向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歌颂伟大理想的广阔道路。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唐代传奇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大多结构严整，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语言简洁、准确、丰富、优美；情节惊奇，想象大胆；人物塑造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这些都说明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唐代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它不仅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并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霍小玉、李娃、红拂等的生动形象，和她们反封建势力的压制，坚持爱情自由理想的反抗精神，则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在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三言”中的杜十娘、花魁娘子等人物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娃、霍小玉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大量描写人神鬼狐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显然受《任氏传》、《柳毅传》的影响。唐代传奇小说，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重要来源。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渊源于元稹的《莺莺传》，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明朝的《绣襦记》，都取材于《李娃传》。清朝洪升的《长生殿》取材于唐人的《长恨歌传》。

    当然唐传奇中没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赶不上唐诗和后来的小说。

    敦煌艺术的形成

    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的断崖上，有很多石窟。这是从两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宋、元前后一千多年中陆续凿成的。这就是莫高窟，共有一千多个洞窟，也叫千佛洞。现在还保存了492个，其中60％以上是隋唐时候开凿的。隋窟95个，唐窟213个，足见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

    敦煌艺术的产生，一是由于自汉代以来敦煌成了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热闹的国际都市。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就是通过这里传入中国内地的。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用以麻醉和欺骗人民。战争带来的灾祸，也给佛教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当时人们希望从宗教里得到一些安慰。因而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凿石窟、雕佛像、绘壁画等佛教活动盛行起来。于是产生了敦煌艺术。这不但是中国艺术史上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大事。

    关于莫高窟开凿的年代，有人说自西晋开始，比较多的人认为是在前秦。根据唐《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莫高窟记》和156窟的题壁载，大致是：符秦建元二年（366），乐傅和尚西游至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时近黄昏，忽见三危山放射出万道金光，仿佛有千佛之状。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三危山对面鸣沙山上开凿石窟。其实乐傅看到的金光，只是落日的余辉照到山顶红色岩石上的反射。从乐傅开始，陆续开凿，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

    莫高窟凿窟的崖壁，是冲积岩，质地松软，虽可凿窟，却不能用来雕刻。所以，在莫高窟看不到像云岗、龙门那样的大石雕刻。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敦煌艺术向泥塑和壁画发展，这就给我们留下这一份丰富多彩的艺术宝藏。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素朴的浮雕、圆雕，不会这样绚丽多彩了。

    莫高窟的塑像据初步统计有2415身，其中唐塑就有670身，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千佛（多用影塑或浮雕）。这些塑像，有的秀骨清风，有的肌肉丰满，有的体态玲珑，有的气魄雄伟，有的色彩朴素，有的色彩华丽，显示出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大雕塑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唐窟出现了前代不见的高大塑像。如武则天延载二年（695）的北大像高33米，玄宗开元年间（713—714）的南大像高26米，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涅槃像长17米。唐塑有很大进步，头和身子的比例适当，菩萨像有高高的发髻，圆圆的面庞，风度优美，薄薄的贴身的衣服起着微波似的衣褶，在沉思，在微笑，眼腈和嘴角是那样的传神，俨然是唐代美丽的中年妇女的形象。艺术家们不是在颂扬神，而是在歌颂人类女性的善良、美丽、智慧和尊严。天王像更表现了男性的健美。或是全身盔甲，或是半露上身，用肌肉的紧张和暴露的青筋表示出勇猛、坚毅的性格，显示出唐代武士跃马横戈的神情。“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像便是怎样的”，由于对人的尊敬，对生命的歌颂，才创造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卓绝作品。

    古代名画莫高窟四壁45000多平方米光彩夺目的壁画，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北魏的色彩沉着，用笔豪放。隋代的线条流利，用色柔和。唐代的构图宏伟，色彩富丽。内容主要是描绘佛教故事，如：经变，就是佛经的变相，也就是佛经的图画；本生故事，本生指释迦的前生，印度佛教徒相信轮回，认为释迦在降生前就经历了许多世，便把许多民间的寓言和传说穿凿、附会编成本生经，其中好的主角就是佛的前身。另外有供养人像，就是那些出钱修窟的人，把自己的像画在壁上，表示这窟内的佛菩萨是他们所供养的。他们是现实世界的人，穿着当时的服饰。这些供养人像，是一个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服饰展览会，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即使是佛教故事，因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生活方式、经验等等，去设想天堂和地狱，所以它还是复杂而曲折的反映了现实生活。我们可以从壁画中看到，有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把他们剜去两眼的血淋淋的场面，有农民辛勤劳动耕种、收割、打场的场面，有泥瓦匠正在修建楼阁亭台的劳动场面，有画师们在洞窟里借着微弱灯光，一笔一笔地绘制壁画的场面，有贵族官僚观看精彩的歌舞伎乐的场面。敦煌艺术所以永远保有清新的力量，主要是在于它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给我们用图画留下这一千多年的社会生活面貌，敞开了无数扇历史的窗子。也看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能。

    莫高窟里还保存有大量古书、古画、户籍、契约、小说、词曲以及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写本就有两万件以上，刊印本约占百分之一二。这些文物大约是在北宋中叶西夏占据敦煌前，和尚们逃难时藏进一个洞窟的复室里的。外面用泥壁封好，并绘上壁画，直到1900年才被人发现。后来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骗走24箱写本和五箱绘画、织绣品。法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盗购经过精选的文书经卷特制的化学胶布揭走无比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搬走几尊最优美的唐代塑像。由于人民的反抗，才使莫高窟嘲塑壁画和部分藏经保存下来。

    建国后莫高窟回到人民的怀抱，洞窟得到修缮，文物和艺术品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这个艺术宝库才得以大放光彩。

    佛教的发展与禁佛毁寺

    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①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②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③。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④。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⑤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著辩证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阒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⑥。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麓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凯（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诗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100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⑦。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⑧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

    注释

    ①《大正藏》卷五二《集古今佛道论衡》。

    ②《全唐文》卷七八八，李节《饯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④《隋书》卷三五《经籍志》。

    ⑤《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⑦《文苑英华》卷八五五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

    ⑧《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

    花间派和李煜的词

    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唐歌曲中的和声，有和于句中与句尾者，如《竹枝》即以“竹枝”两字和于句中，以“女儿”两字和于句尾。由于音乐的发展和需要，整齐的五、七言诗谱入曲调中已经不合要求。于是根据和声辞的长短，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可以配合曲调歌唱的新诗体，这就是词。

    李煜词产生于初盛唐，它本来自民间。根据敦煌发现的文卷编成的《敦煌曲子词》说明早在唐中叶以前已经出现的民间词，歌咏的内容比较丰富，有涉及农民起义的，有歌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者压迫的斗争的，有感伤边塞征战之苦的，有专咏疾病医疗的，有感慨赴考落第的，有自慨贫病不能还乡的，有咏夫妇离别的，也有不少谈情说爱的。其中有不少好词。有一首已失词调残缺不全的词：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

    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敦煌曲子词》文字通俗，情意真切，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张志和是较早的作家，他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描绘水乡风光，在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爱自然爱自由的情趣。白居易、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作家。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通过自然景物的烘托，袒露了诗人的襟怀，已经离开了民间歌词的情调。

    晚唐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长期出入歌楼妓馆，由于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在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在晚唐其他词人之上。温词现传60多首，多数是描写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的。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也有描写闺情的，如《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前一首写妇女服饰之华贵，容貌之艳丽，体态之娇弱，适于宫妓歌唱以点缀没落王朝醉生梦死的生活（相传是温庭筠代宰相令狐绚写给唐宣宗的）。后一首表现妇女的离愁别恨相当动人，曾赢得一些不幸妇女和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爱好。温庭筠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她的如花薄命。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也暗示行人的悠悠不返与闺中人的脉脉多情。他在词艺术方面的探索，有助于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推动了词的发展。但温词题材偏于闺情，表现过于柔弱，词句过于雕琢，也带来消极影响。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奠花间词派的基础，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唐末战乱，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西蜀依靠山川的险固，受战祸较小，割据军阀、官僚地主，弦歌宴饮，昼夜不休。这些文士继续做词寻乐，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词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家的词500首。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皇甫松、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蛊、鹿虔康、和凝、孙光宪等。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更空虚。在艺术上缺乏意境的创造，只是片面发展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所以陆游《花间集跋》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他们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花间词人中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作品稍有内容，风格也较温词清新明朗。如《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写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追逐爱情幸福，比其他花间词中的妇女形象生动得多。又如《女冠子》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前词写闺中人陈诉离别之情，后词写行人叙述梦中相见，在构思布局上别具匠心。且语言生动，与专事雕琢词句者不同。韦词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启冯延巳、李煜，可说是花间词中的别调。另外，牛希济《生查子》中的：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颇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李殉《南乡子》中的：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花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把南国水乡风光和劳动妇女的形象带到词里来，颇为清新开朗。然而他们的成就在后来崇拜花间派的词家中反未得到继承。

    五代时期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几个跟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南唐的首都金陵。金陵、扬州原为长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这时经济又继续有所发展，中原人士不少到此避乱，南唐国君又爱好文学，于是出现了南唐词。南唐词的生活基础与花间词并无两样，然而南唐中主李璟后期就面临周、宋威胁，面临亡国危机，这些没落小王朝的君臣，即使还强欢作乐，也不能不流露他们绝望的心情。这就决定了南唐词的感伤基调，在这一点上与西蜀词稍有不同。

    南唐词重要作家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曾官至中主朝宰相，留词一百多首。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有《鹊踏枝》十几首。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些词逐渐摆脱了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而着力抒写人物内心的哀愁。在缠绵悱恻的“闲情”、“春愁”中，流露出对南唐没落王朝的关心和忧伤。语言也比较清新流转。冯词把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推进了一步。

    南唐中主李璟，前期还能扩展国土，使南唐成为南方大国，后期只能对周奉表称臣。留词四首，如《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内容虽还是离愁别恨，但境界更阔大，感慨也更深沉了。李璨曾问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词《谒金门》的开头两句）’，干卿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即引此词。

    李煜，世称李后主，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他即位时，宋已建立，南唐形势岌岌可危。他对宋委曲求全，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纵情声色，侈陈游宴。公元975年宋兵破金陵，他投降，被俘到汴京，度过两年囚徒生活，于978年被宋太宗派人毒杀。

    李煜前期有些词写他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当南唐王朝进一步走向没落时，他还得意洋洋地写他的酣歌狂舞生活，这是十足的亡国之音。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随着南唐内外危机的深化，李煜逐渐感觉到他无法摆脱的没落命运，因而在部分词里流露出沉重的哀愁。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虽属描写离愁别恨的传统题材，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和“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里，反映出他心情的沉重。

    南唐的亡国，他由小皇帝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使他后期的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成就。面对亡国之君的残酷现实，在词里倾泻他“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巨痛，读起来哀婉感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词里的“故国”、“江山”、“往事”实际只是小皇帝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必然没落，他本身又不可能看到更好的前途，就只能沉没在一江春水似的长愁中。这些词曾经感动过不少失去自己美好生活的人们，但不能给人看到自己的前途而为之奋斗的力量，这是以感伤为基调的诗词与格调悲壮诗词的明显区别。

    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更多地决定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倾泻自己的深哀剧痛，使词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在艺术手法上给后来豪放派词家以影响。另外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生活感受，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构成了画笔达不到的意境。他还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语言明净、优美，摆脱了花间词人雕琢字句的作风。

    伊、袄、摩、景教的传入

    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达，许多西方宗教在这时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麦加人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Islan），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以犹太教、基督教之神为基础，以祈祷、清洁、斋戒、布施等为功德，尊奉安拉为唯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附从安拉的意志。《古兰经》就是安拉对穆罕默德的默示。传教三年，得信徒四十人。深为富商权贵所忌，有遭捕杀古代皇帝的危险，乃于公元622年逃到麦加东北的麦地那，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信徒日益众多，当地人民更委以行政立法权，于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630年穆罕默德占领麦加，632年完成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使命。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用武力向外推行伊斯兰教，并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伊斯兰阿拉伯大帝国。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政体。唐永徽二年八月四日（公元651年8月25日）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瞰密莫末腻”）派使者来到长安，朝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第一次正式交往。但民间来往可能较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他们来华主要从事贸易，不是传教，因而伊斯兰教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故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地区，如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他们集中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作为礼拜之处，伊斯兰教就这样传入中国。7世纪中叶，大食占领了波斯，到8世纪中叶，进而控制了原来服属唐朝的康国、石国。唐天宝十载（751）唐朝将领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前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大败，伊斯兰教势力的前锋达到中国的西域。唐军中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于是中国的丝织、画法、金银制作等技术特别是造纸法由此而传入欧洲。这次被俘后才回国的杜环撰《经行记》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的对伊斯兰教情况的记载。安史之乱时唐朝也用大食兵以收复两都，这些伊斯兰教士兵，不少就落籍中国。大食商人陆路来华因吐蕃西进而被阻，唐后期多改寻海路来华，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是主要口岸，因而这些地方伊斯兰教徒也最多，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和波斯人数以万计。

    袄教原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六世纪创立的。教义备载于《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着，二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从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而关中谓天为袄，故称之为火袄，简称为袄教，俗称拜火教。三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神龟（魏孝明帝年号518—519）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袄教东传，先经今新疆南部，由波斯商贾传来。《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记载。如《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仪志》说：“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又说：“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记也。”胡天即指袄教的崇拜天神。看来北魏时传入中国的袄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袄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的官名。典客署是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的机构，设这样的官职，反映当时来华胡商中有不少袄教徒。唐朝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袄教的信奉者，袄教也进一步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来华经商的极多，袄教随之在长安、洛阳日益流行。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袄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袄祠。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有袄祠。另据宋敏求《河南志》及张骜《朝野歙载》：洛阳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袄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袄祠。只称祠而不称寺，因袄教主要是在华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政府置萨宝府，设萨宝（正五品）、萨宝府袄正（从七品）等官以掌其祭，皆以胡人充之。袄教一度极盛，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袄祠亦加禁毁，袄僧勒命还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会昌以后弛禁，到宋代还有残存袄祠，南宋以后，中国典籍就不见记载了。

    摩尼教是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其教义是揉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和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主要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意为两个本原，指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声称摩尼为光明之代表。“三际”意为三个时期，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认为，光明和黑暗原来是互相对峙着，互不侵犯，两者断然分开，这是初际的情景。但到初际末期，黑暗群魔闯进光明王国，结束了和平的初际阶段，进入激烈斗争的中际时期，自有人类直到现在，都属于中际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到世界被大火毁灭为止，这就标志进入后际时期，那时恢复到初际时的情景，光明和黑暗断然分开，黑暗将永远被囚禁。摩尼教与波斯国教（袄教）相对立，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摩尼教却传播颇为迅速，三至六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摩尼教传入中国。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阁）。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摩尼教自唐传入回鹘，受到可汗尊崇，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回鹘人以助唐有功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依仗回鹘的势力，更加推行于唐地。大历三年（768）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大江南北都有它的寺院。清末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在回鹘可汗支持下摩尼教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后来这个称号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时回鹘破亡，会昌废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如五代后梁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末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用以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弥勒派的结合。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唐时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五世纪时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flus）是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与摩尼教、袄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于中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来长安，将此教传入中国，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许其传教。高宗时也加以保护，准于诸州各置景寺。初期景教寺因阿罗本从波斯来，我国人称其为波斯寺。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将两京和各地的波斯寺一律改称大秦寺。可见景教寺院不仅建于长安、洛阳，地方府州也有。肃宗时，在两北地区亦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西域人，也有中国居民，并有翻译的经典。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大秦寺僧波斯人景净撰文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明代出土，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的话，以“景”名教，可能是取其与“基督”谐音，又取其光明辉煌之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唐末至两宋，不再见于中国。元代再度传入，被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五代更替和十国兴亡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之后，相继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十国是指围绕在五代周围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小国，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虽言五代，称帝的却有八姓，虽仅历时54年却更换了十四个皇帝（后唐三姓，后周二姓，余各一姓）。首尾两代的君主是汉族人，中间3代的君主是沙陀族人。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和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时期和其他三代皆都开封。疆土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十国中九国割据南方，仅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十国与五代并存，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之前，灭亡于五代结束之后。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更替

    后梁

    黄巢起义失败后的唐朝，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知名的割据势力不下20支，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不断地互相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

    朱温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叛降唐朝并帮助唐朝镇压了起义军之后，受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在藩镇相互兼并的战争中，他逐渐扫除了割据于今华北一带的许多武装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被迫归附。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开始。后梁建国后，除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但与宿敌河东李克用连兵不已，境内方镇跋扈依旧，加上朱温私人生活又极为荒淫。乾化二年（912）被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称帝八个月，被其弟梁末帝朱友贞起兵杀死。梁末帝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的战争更为激烈。因连年用兵，暴征于民，激起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义军首领80余人壮烈牺牲，但后梁统治也难以继续。同光元年（923），被后唐李存勖所灭。后梁共经三帝，历时17年。

    后唐

    李存勖是沙陀人，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本名朱邪赤心，世统沙陀部落。因助唐镇压庞勋起义，赐名李国昌。李克用又率部助唐屠杀黄巢起义军，封为河东节度使，进爵晋王，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朱温灭唐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李存勖继承晋王位，继统河东后，攻取河北，累败后梁军，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国号唐，史称后唐，是为后唐庄宗，改元同光。同年，他派兵攻占开封，灭后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不久后唐迁都洛阳，统一华北地区后，又派兵攻灭前蜀。但李存勖大修宫室，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残酷掠夺人民，以至“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①。于是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在一片混乱中李存勖为部下所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原名邈佶烈，此系赐姓名）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他在位八年中，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蔽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明宗死，子李从厚继位，明宗养子王从珂起兵夺取了帝位，国内陷于混乱。天福元年（936）明宗女婿石敬瑭攻入洛阳，灭掉后唐。后唐共经四帝，三姓，历时14年。

    后晋

    石敬瑭沙陀人，随后唐明宗打仗，积战功屡任大镇节帅，后为太原节度使。他以太原为根据地，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勾引契丹为助，来抢夺帝位。清泰三年（936）夏，他向契丹上表称臣，并认比他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幽蓟十六州，愿岁输帛30万匹，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国号晋，史称后晋，是为后晋高祖。继而攻入洛阳，灭后唐，迁都开封。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是为出帝，或称少帝。他在主战派景延广等的影呼下，对挈丹不再恭顺。耶律德光在降将赵延寿等协助下，进攻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军攻下开封，俘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后晋共二帝，历时11年。次年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群众群起反抗，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后汉

    刘知远沙陀人，原为石敬瑭部将，后任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5万，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契丹进入开封，将出帝迂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自言不忍改晋国号，又恶开运年号，乃用出帝原天福年号，以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统兵南下，是年六月进入开封，诸镇多降，他改国号为汉，史称为后汉，是为后汉高祖。时中原一带，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其侄隐帝刘承佑继位。隐帝不甘受制于将相，杨铘、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同日被杀。隐帝又密令杀邺都留守郭威未成，郭威举兵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后汉亡。时乾祐三年（950）。后汉历二帝前后约四年。

    后周

    郭威灭后汉，于广顺元年（951）正月在开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周太祖死，养子郭荣（原姓柴太祖内侄）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革新政治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显德六年（959）柴荣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次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周共经三帝，二姓，历时十年。

    十国兴亡

    前蜀和后蜀王建在唐末据西川东和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富饶，但自后主王衍继位后，朝政浊乱，盛行卖官，赋敛苛重，土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前蜀凡历二主，共割据35年。庄宗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杀董璋，取东川。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盂知祥称帝，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成都。其子孟昶继位后，于契丹灭后晋之际，又得秦、成、阶、凤诸州，拥有前蜀故地。后以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后蜀凡历二主，共割据四十年。

    吴和南唐杨行密在唐末据淮南28州，景福元年（892）唐封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他一面招合遗散，恢复地主经济，一面选练军队，战必争先。乾宁四年（897）杨行密打败朱温南下的军队，使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暂时稳定不卷入中原混战的漩涡。天复二年（902）他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杨行密死后，诸子皆政治庸人，大权旁落于部下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之手。徐知诰访求贤才，采纳规谏，清除奸猾，杜绝请托，减免赋敛，休兵息民，于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顺义七年（927）杨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吴亡，共历四主，割据46年。徐知诰废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次年改姓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徐知诰本姓李，为徐温养子，冒姓徐氏。至此复姓李氏改名昪。自言为唐室后代，故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是为南唐烈祖（前主）。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遣使巡视民田，以肥瘠为等定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璩继位，是为中主。派兵攻灭闽国，占领汀、漳、建、泉等州，加新置秦、筠、剑等州，共辖35州，成为南方大国。因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交泰元年（953）李璟献江北淮南14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即李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兵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凡历三主，共39年。

    吴越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又吞并浙东。占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大国吴及后来的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结交中原朝廷，以牵制吴及南唐的侵扰。吴越在十国中最为安定，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入朝，降于北宋，吴越亡，历五主，共经86年。

    闽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王审知继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30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赋，奖励农业，促进生产，开辟海港，发展商业，建立学校，发展文化，境内富实安定。王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不稳。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大兴土木，费用不足，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凡历七主，共经53年。

    楚马殷在唐末割据湖南，被任湖南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造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政局混乱，租赋沉重，农民逃亡。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楚历六主，共经56年。

    南汉刘隐在唐末任岭南东道节度使，逐步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扩大了势力范围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南汉君主都极其奢侈，而且刑法惨酷，所以南汉统治下阶级矛盾尖锐，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67年。

    南平（荆南）高季兴于开平元年（907）被后梁封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阻兵自固。同光二年（924）被后唐封为南平王。故荆南又称南平。南平只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占地最小，势力最弱，靠征收商税和掠夺过境使者的财物维持财政开支。其统治者向四周称帝各国一概上表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57年。

    北汉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任后汉的太原留守，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崇也在太原称帝，占据河东12州，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北汉占地不大，土瘠民贫，勾引契丹为援，以反对后周、北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凡历四主，共经29年。

    注释

    ①《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一。

    契丹的强盛和南扰

    契丹族出自东胡，西汉时东胡为匈奴所破退保鲜卑山，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开始有历史记载。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从北魏时开始，和中原王朝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经济交往，以名马和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和纺织品等。当时他们进行交换，是各古代名画个部落独立进行，没有联合起来，没有出现共同的领袖。六世纪中叶以后，契丹受突厥控制，为反抗突厥的统治，各部落渐趋联合。隋唐之际，构成契丹主体部分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族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首长为大贺氏这一氏族所独占）。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和唐关系相当密切。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部落联盟长窟哥为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承认这些州刺史隶属于松漠都督府，受窟哥统辖。唐和突厥是契丹的两个强邻，随着他们力量的消长，契丹依偎于两者之间。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孙万荣并为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岁羽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翔，据营州反，领导了一次和唐朝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前锋，兵至数万。武后遣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击之。契丹故纵唐俘，告以“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唐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契丹设伏兵拦腰横击，擒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等，将卒死者填山谷，唐军大败，全军几尽。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机攻契丹，虏李尽忠、孙万荣眷属，武后封默啜为立功报国可汗。突厥再攻契丹新城，尽俘以归，孙万荣军心震动，唐军夹击，契丹溃败，孙万荣为部下所杀，余众降于突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说明当时契丹族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这一次战争之后，契丹转而依附突厥。开元三年（715），在突厥渐趋衰败的情况下，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失活再度投靠唐朝，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松漠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通过和婚达到密切政治联系的目的。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将可突干杀部落联盟长李邵固投靠突厥，持续了100年的大贺氏部落联盟结束。经过内部纷争，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契丹将涅里推举遥辇氏阻午可汗为部落联盟首长，契丹族从此进入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直至五代开始阿保机自立为可汗为止，共延续170年。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使，重用胡人安禄山，以致酿成安史之乱。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契丹，先依附于突厥，突厥衰亡后，契丹又被置于回纥的控制之下。从唐朝玄宗天宝年间至九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内，契丹虽受回鹘控制，和唐朝交往并未中断，如代宗大历年间，十四年中，契丹“朝献”竟达十三次。九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新立屈戍可汗重新归附于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九世纪中叶以后遥辇氏部落联盟迅速发展壮大，契丹族正在加速它向奴隶制过渡的过程。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对外战争从掠夺财富和杀戮战俘演变为主要是掠夺人口。据《新唐书》记载，咸通年间（860—873）遥辇氏鲜质可汗对奚族的战争，俘奚人700户。到了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时候曾俘虏7000户奚人，由此可见，契丹族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向奴隶制社会发展。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任契丹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任总知军国事的重要职位，总揽了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后梁开平元年（907），唐朝覆灭的一年，阿保机经“国人推戴”，在遥辇氏部落联盟首长痕德堇死后，取得了契丹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从而结束了遥辇氏部落联盟170年的历史。

    阿保机连年四出征讨，不但掠夺了邻近的女真、室韦、奚等族大量人口为奴隶，而且还南下河东（今山西）、河北，俘虏了大批处于封建生产关系下的汉人。契丹族的奴隶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掠夺人口而迅速发展，基于这种奴隶占有制的政权也在迅速发展。阿保机这个部落联盟首长，实质上已经是奴隶制政权的君主。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继皇帝位，建元“神册”，立长子信为皇太子，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国号契丹。至此，契丹奴隶主政权正式建成。它不仅统一了契丹八部，征服了邻近的奚、誓、室韦等部，并且灭掉了东北的渤海，已是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政权了。

    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时常南扰唐、五代北边。不过当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统治幽州时，还能抵挡住契丹统治者的南扰，他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以讨契丹。当霜降秋深，则焚塞下野草以困之，契丹马多饥死。这样一面扼守榆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东山海关）险要，一面焚烧契丹马草的办法，收到定效果，契丹统治者不能大举进扰。后梁末年，晋王李存勖攻克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命周德威镇幽州，周德威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进而占据营、平二州，并曾进攻幽州，危害渐大。不过当后唐庄宗时，定州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反抗后唐，契丹派兵助王都，皆为后唐大将王晏球打败。溃逃的契丹军队投奔村落，村民到处以锄头木棒打死进扰的契丹军。说明在中原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五代的封建政权如能坚决打击进扰者，则契丹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南扰的。

    至石敬瑭为乞求契丹耶律德光支持他夺取帝位，不惜称臣、称儿、割幽云十六州另加岁贡帛30万匹。当时连刘知远也进谏：“称臣可以，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耶律德光自将五万骑援石敬瑭，大败唐兵，唐兵死者近万人，被围士卒五万人投降。耶律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之后，石敬瑭割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檀州（今河北密云）、顺州（今河北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邱）、涿州（今河北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河北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镇）、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十六州与契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契丹既得幽云十六州成为南扰中原的根据地，进扰之祸日甚日。如单从地理角度谈，契丹和以后的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割地卖国流毒四百余年。

    晋出帝石重贵天福八年（943），因出帝向契丹主称孙不称臣，契丹发兵十余万攻晋，爆发晋、契丹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南扰军，双方死伤很重。契丹军回国，沿途烧杀掳掠，方圆1000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绝灭。

    两年后（945）契丹又大举南侵，所到之处杀掠殆尽。出帝征诸道兵，下诏亲征，诸将各率所部奋击契丹军，契丹大败，势如山崩。契丹主弃车，骑一只骆驼逃走，晋、契丹第二次战争，以契丹大败告终。

    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仍不断进扰，晋遣天雄节度使杜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等大发兵攻契丹。下诏宣告：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杜威早存卖国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使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契丹也大举攻晋，两军夹滹沱河对阵，杜威不敢渡滹沱河与恒州（今河北正定）军合势，结果为契丹切断粮道及归路，杜威李守贞等密谋投降，派密使入契丹营要求重赏，契丹允其称帝，乃降于契丹，军士皆痛哭，声振林野。耶律德光引兵南下打入开封，晋出帝降，晋亡。晋百官藩镇皆降。

    耶律德光服汉衣冠，登正殿，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契丹兵入开封，大肆抢掠。胡兵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数千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开封洛阳一带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又遣使赴诸州括借钱帛，民不聊生，争起抗拒。于是山东、河南等地，农民纷起，“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①。竞起抗击契丹。保义都头王晏和壮士们杀契丹所派保义节度副使和监军。滏阳民帅梁晖袭相州，杀契丹数百人，赶走契丹守将。晋州百姓杀契丹括钱帛使赵熙。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南）王琼起义，围契丹澶州节度使数日，契丹救兵至，王琼失败牺牲。耶律德光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由是无久留之意。

    公元947年三月耶律德光被迫北撤，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归。沿途屠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妇女北去，掷婴儿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城中仅存七百余人，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中原，杀人泄忿。他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契丹自谓其国为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晋降将）还镇（镇压民众）三失也。”北撤途中耶律德光死于杀胡林。

    此后，契丹统治者还不断南扰，后周时又助北汉攻周，沿边受其劫掠，耕作俱废，周世宗不得不进行收复幽云抗击契丹进扰的自卫战。

    注释

    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周世宗的改革和南征北伐

    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郭威（周太祖）出身贫家，知道民间疾苦。他即位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任用贤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停止州县贡献珍贵食物及土特产；免除正税以外的一些苛敛，如斗余（概量之外，又取其余）、称耗（计斤之外，又多取之，以备耗折）等；废除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梁太祖击淮南，掠耕牛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周世宗民甚苦之），并将民间牛皮一律输官，禁止买卖的办法，改为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停废营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耕种。唐末中原驻兵所在皆置营田，募民为佃户，不隶州县，由户部置官总领。强迫编户为营田户，使封建国家纳税户减少，营田收入多被管理营田的官吏侵吞封建国家的营田收入不多），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使封建国家增加了三万多户的纳税户。农民得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提高，收成超过往年。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继续推进改革。在政治方面如整顿科举，再开制科，注意选拔搜罗人才，破格用人；澄清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修订刑法，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又有新颁敕条，汇编附益，有的已难解释，有的矛盾重复，世宗令大臣整理、注释、删简，汇编为《大周刑统》21卷，想做到刑法不滥；下诏求谏，令臣下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特别是整军工作和严肃军纪对加强军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后周抗击北汉和契丹联军的高平之战中，大将樊爱能、何徽临阵奔溃，世宗处决了樊爱能、何徽及中级将校70余人，使骄将惰卒无不知惧。高平之战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来充当禁军。高平战后，世宗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留用精锐，选拔特别优异者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勇猛强壮的禁军，“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①，为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周世宗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为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供纳租税。规定如田主三周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房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都相对放宽，如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二。十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二分之一。十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招人承佃逃户庄田，和招还逃户回乡，使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有利恢复农业生产。

    二为均定田租，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制成《均田图》，颁发州县，下诏均定田租，这是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而采取的措施。元稹在同州时，见到不少民户逃亡，田地荒废。有些近河田地，被河水冲刷，变为沙碛，但农民还要按原来田亩数分摊两税。一些豪富之家，广占田地，“十分地才税二三”。于是元稹建议，除去逃户荒田和被河沙侵吞的土地，把两税税额按现有耕地分摊到田亩中。这样既可免农民分担逃户荒田和河水冲坏田地的租税，也使富豪难于逃避两税，这多少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周世宗认为此法妥善，按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遣使臣34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60州田租，连受历朝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交纳。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两税。因均定田租，具有抑制地方豪弘势力，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故宋太祖赵匡胤继续采用它。

    三为打击寺院经济势力，唐武宗禁佛毁寺，给寺院经济势力很大打击，但宣宗继位，恢复崇佛，故寺院经济继续发展。五代时各地寺院林立，大量隐匿编户，故郭威曾废开封僧尼寺院58所。世宗继位后，于显德二年（955）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开封、洛阳）、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度人为僧尼，禁止私度。申请剃度出家者，必须是男年15、女年13以上，得到祖父母、父母或伯叔兄的允许，并能背诵或读过一定数量的佛经，否则不许受戒出家。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2694所，废除寺院30336所，批准僧系籍者42444，尼1856。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继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用以铸钱。世宗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记》载镇州有一尊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此像。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铜像面胸，带以制止反对派的反对阻挠。废除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并限制剃度出家，使封建政府控制较多劳动人手，显德六年，世宗以幽、云未复，乘辽内部纷争，下诏亲征，统率水陆大军北伐。遣将自沧州（今河北沧县东）治水道入契丹境，遂通瀛莫二州。世宗乘龙舟，沿流北进，舳舻相连数十里。连下益津关（故址在今河北羁县）、瓦桥关（故址在今河北雄县）、淤口关（故址在今河北羁县信安镇），攻取瀛、莫、易3州17县，契丹守将皆举城降，不到两个月，兵不血刃而取燕南之地。正当周军向幽州胜利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不久世宗死，子柴宗训七岁继位，被赵匡胤取代，建立宋朝。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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