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喀什葛尔爆发了一场叛乱，这是自他登基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叛乱活动。最终，这场叛乱被大清将领残酷镇压。不久，两个民间秘密组织开始一系列煽动性活动，一个是南方的“天地会”，另一个是北方的“白莲教”，它们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铺平了道路。
道光帝去世后，其子奕詝继位。1852年，慈禧以秀女身份选入宫中，赐号兰贵人，她精彩的人生从此拉开帷幕。
奕詝在道光帝九个儿子中排行老四，而他的三个哥哥均在道光帝在位时去世。因此按照皇家传统习俗，在奕詝19岁时，他登上了皇位。他父亲旻宁，年号“道光”，意为“大道无疆”，奕詝也有自己的年号，即“咸丰”，意为“天下丰衣足食”。
与大多年轻人一样，咸丰帝既贪玩又固执，为了摆脱束缚，他在登基后不久便撤掉了其父道光帝为他安排的辅政大臣，让亲信取而代之。这些亲信主要有其侄子怡亲王载垣、乾隆帝之子庆亲王以及大胆而贪婪、对待汉人十分残暴的谋士--满族旗人肃顺。
对外方面，咸丰帝憎恶外国人，以他们手段强硬。登基后，他推行完全孤立的政策，不与任何外国人交往，这充分显露出他的狭隘与愚昧无知。
由于咸丰帝对外政策失误，举国上下陷于水火之中。令人欣慰的是，从咸丰帝早期颁布的一份诏书中我们可看出他对此的歉意，并且诏书中他也承认由于决策的失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悲剧不会因为他的醒悟而停止。此时，咸丰帝因关闭福州口岸违反了《南京条约》，为此事他坐立不安，而北京周边地区的饥荒、四川的大地震也让他焦头烂额。更糟糕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在两广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
当然，对于这些天灾人祸，也许咸丰帝只需要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但是由于性格使然，他认为自己要承担的还有很多，因此不遗余力地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企图以此来弥补之前的过错。作为清朝新一任皇帝，咸丰帝在治国上似乎无所建树。
作为一国之君，咸丰帝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给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而这些迈出的脚步，将有可能造就一个贤明的君主。乾隆帝就是一个贤明君主的例子。但是由于之前咸丰帝失信于民，人们已经不再期待他的任何动作，这反而使大家将目光聚集到慈禧身上，由于年轻貌美，此时的她深得咸丰帝的宠幸。
慈禧生长于一个大家庭中？，在咸丰统治初期，15岁的慈禧跟其他满族？慈禧太后的兄弟姐妹中，一位是醇亲王的妻子，一位是著名的裕隆皇后的父亲。
姑娘一样，到相关部门去登记个人信息，如姓名、家庭情况、年龄、外貌特征以及特长等，令人诧异的是，登记这些信息的部门竟然是掌管税收的部门！接着，这些满族姑娘将会作为秀女被挑选进宫，她们将来有可能成为皇后，有可能成为皇妃，也有可能成为丫鬟。
由于慈禧姣好的容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帝的妃子。很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不能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妃子是卑微的代名词。即使在一夫一妻制国家中，做妾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受人尊重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大老婆却享有特权，丈夫与其妾所生的孩子都必须要以她为尊，并且要称呼她为母亲。因此对妃子而言，她的身份、地位都不如皇后尊贵。
成为妃子的慈禧犹如被关在笼中的金丝雀？，正为自己的未来发愁。她想，如果长得不够漂亮，也许这辈子都不能让皇帝多看自己一眼，但是如果有幸得到皇帝的宠幸，她自己就不得不变成穷凶极恶的魔鬼。因为在后宫的争宠游戏中，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够时刻制造阴谋与破解阴谋，只有这样才能在权力斗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皇宫中“最孤独男人”的妃子，慈禧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遭受多少耻辱。
慈禧入宫时已经16岁了，而此时，她的前途仍是未知数，谁也不知道在这深宫大院中她能有怎样的发展。入宫后，慈禧被封为贵人，在后宫中位列第五等。对于后宫的人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据说？后宫中大概？赫兰先生在《中国的宫廷生活》中曾描述过一段妃子对赫兰夫人所转述的光绪帝的话便能说明问题，即“一旦入宫，她们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付付躯壳而已，她们开心也好，难过也罢，我也不会去见她们，更不会给她们安慰。”
？由于资料遗失，很遗憾，提供这些数据的人已无从得知。贾尔斯教授曾经告诉过我：“皇帝的后宫主要由皇后以及五个等级的嫔妃组成。但是我不能找到记录每个等级嫔妃人数的权威资料。”关于这方面，赫兰教授也曾说过：“皇帝的后宫中有皇后1人，嫔妃60人，太监2000人以及无数的宫女。”
有281位嫔妃：其中位列第一等的有1人，第二等有4人，第三等有72人，第四等有84人，第五等有125人。咸丰帝登基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并且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因此贞贵妃慈安顺理成章成为了皇后？。我们知道，慈禧在将来会与慈安一同分享至高无上的的皇权，但是在争夺权力的这条漫漫长路上，她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1854年初，慈禧才从第五等嫔妃晋升到第四等；而到了1856年春节时，她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晋升到第二等，在后宫中，她的地位仅比慈安低一等。
慈禧的晋升之路如此顺畅，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迷人的容貌。在后宫中，姣好的容貌是一个杀伤力极大的武器，这能够帮助后宫嫔妃们得到皇帝的宠幸，尽享荣华富贵。正如前面所说，慈禧除外貌出色外，对学习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极有天赋。在一个专门负责调教宫女的有学识的太监指导下，她开始刻苦学习汉语，这对于一些汉族人而言也非易事，对于满族人，其难度更可想而知了。她还努力练习毛笔字，希望能早日练就一手好字，这也是汉文化所推崇的。此外，她对中国文学也颇感兴趣，由于她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忆力（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也注重对学生记忆力的培养，但是像慈禧这样极有天赋的却凤毛麟角），对于中国文学经典她也能如数家珍。
然而，慈禧在后宫的顺风顺水并不完全因为她的聪明才智或是让咸丰帝如痴如醉的容貌。1856年4月27日，慈禧生下一名男婴，这一天也是她一生的转折点，皇城中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她和这男婴身上，而这名男婴，就是后来的同治帝，他是咸丰帝的第一个儿子。
对于慈安，人们常常说她一生无儿无女，实际上，她曾经为咸丰帝生？帕克教授在《古今中国》137页中曾提到过：“我不清楚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谥号是不是在咸丰帝去世之后册封的。”
下一个女儿，只是这女孩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清朝自开国以来，都是子承父位，因此，咸丰帝自登基以来，一直都在焦虑地等待儿子的出生。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母凭子贵的传统，因此随着儿子的出生，慈禧获得了无上的荣耀，这使得她成为当朝位高权重的第二位女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慈安被封为东宫皇后，而慈禧被封为西宫娘娘，东宫和西宫分别位于紫禁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
从慈禧进宫做嫔妃那天起直到1881年慈安去世，她们俩都一直和睦相处，至少表面上看来一直是相安无事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女人的嫉妒心理，后宫的生活一定是尔虞我诈、硝烟不断的，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哪个时期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咸丰帝的皇后慈安没能为咸丰帝生下一个儿子，不能延续皇家香火，这在后宫中是一件非常有失颜面的事情。慈禧是一个极有野心的人，她无时不刻不想将大权全部收入囊中。因此，照这样看来，在她们之间，我们理应嗅出其中的硝烟味。但实际上，她们是坚定的盟友，从她们平时交往中就能看出她们对彼此的感情。
没有哪个西方作家曾经见过慈安皇后，实际中的她与他们想象相距甚远。一些人认为慈安是一个懒惰而放纵的人，她可以为了安逸的生活而丧失野心，还有一些人认为慈安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温柔、顺从但是体弱多病的人。不管是哪种看法，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慈安是一个非常随和，而且逆来顺受的人，对于竞争对手的步步逼近，她也能够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然而慈禧却是一个野心家。毋庸置疑，她拥有无与伦比的精明机智，而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在她与欧美女性的交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她绝妙的外交手段。其实慈禧的这种精明在她说服慈安皇后在形式上身份平等的前提下同她共享权力一事上就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毫无疑问，慈禧和慈安会对大清政治产生影响。由于咸丰帝的软弱无能，朝野上下，结党营私，其中包括一些年纪大而心胸狭隘的宗室子弟。女人当权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紫禁城中已经流言四起，甚至这些流言被添油加醋传到了国外。
实际上，在慈禧入宫的前八九年间，她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朝廷政事。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不断发展，清军节节败退，南京被占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与清政府足足对峙了11年，这使得咸丰帝统治下的清朝岌岌可危，而在同治帝出生那一年，“亚罗号”事件更是让清政府的统治雪上加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对外战争的开端。
现在，让我们暂且略过太平天国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亚罗号”事件上，因为这一事件对慈禧将来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截获了插有英国国旗的三桅帆船？--“亚罗号”商船（此商船被海盗用来走私，而此时该商船在香港注册的有效期已过，已经不再受英国政府保护），这让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一触即发。
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广东人民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这些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持支持态度，这让温果洛夫·科克十分不满。温果洛夫·科克便想方设法败坏其名声，因此“叶总督”成为了英国人眼里臭名昭著的人？。
中国历史上，叶名琛是一位负面人物，他狭隘、自满、残酷至极，非常瞧不起外国人，这使得他与同样自以为是的英国驻广州贸易专员宝宁爵？（Lorcha）三桅帆船，在葡萄牙语中意为快速航行的船舶。
？源自科克给泰晤士报的来信，在1857-1858年间，中国将此重印。
士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还有很多，如：由于临近自由港--香港，广州的鸦片走私非常猖獗；广东叛军非法走私军火并从中牟利，扰乱社会秩序，叶名琛对其进行血腥镇压；葡萄人涉嫌绑架中国孩童作为苦力；对于对外开放广州港仍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等。
在英方看来，他们的愤怒不是无理由的，中方无休止地阻碍中英合法贸易、不停地辱骂外国人，尤其是两广总督屡次拒绝接见英国代表并且放任广州人民将写着屠杀“洋狗”的布告贴满全城，这些一次次触动了英方敏感的神经。
然而英方所选择的宣战原因却令人匪夷所思，额尔金勋爵在其日记中义愤填膺地写道：“‘亚罗号’事件对我们英国而言是一场不幸，这一事件让我们的国家形象受损，让我们国家被流言蜚语伤得体无完肤，除了那些极少数妥协的人，我想我们有理由去争取我们的权益。”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英国而言，是不明智的举动，在道义面前也无法得到支持。
“亚罗号”事件爆发后，对于英国人的抗议及所提出的要求，叶名琛选择回避，并加以蔑视。自此，中国海军在珠江上的保卫战便打响了。随着防线被一一攻破，英国海军上将迈克尔·西摩甚至想渗透到广东内陆，在内陆发展其势力，但是由于兵力有限，他打消此念想。叶名琛方面，他以每一首级30美元作为奖赏，鼓励人们去杀英国人，还烧毁了他们的厂房，甚至对一些外国人执行了死刑，并把他们的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接着，他把这些事件作为成功抵抗外国人的光辉战绩呈报至京城，咸丰帝对此兴奋不己。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这使得只有少数军队驻扎的广州周边地区的反抗斗争士气不高。
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此时，英国找到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法国。法国与中国也曾经有过过节，法国传教士在广西因为政府一纸公文而身首异处，但清政府却拒绝对此进行赔偿。
英国政府指派额尔金勋爵与法国葛罗男爵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并全权处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此外，额尔金勋爵还带着另一任务，即：争取取得中国同意“让外国公民取得在北京的居住权，或至少让外国公使能够不定期地访问北京。”
由于额尔金勋爵极大的个人魅力，这一额外任务圆满完成了，在这方面，其他国家也是极为支持的，因为他们都想让中国从愚昧中醒来，对世界敞开大门（此为本书作者的观点，或许也是当时众多外国人的想法）。
英法两国为此配备了精锐的海军与陆军。由于印度起义的爆发，英法联军进入中国的日期推迟了一些时日，但是在1857年12月底，广州危机正式来临了。对此，叶名琛自我安慰道：“额尔金过去在香港时被我们气得直跺脚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最后他却被英法联军俘获了。被俘获时他正在奋力使自己臃肿的身体翻过城墙。随后，他被关押在位于加尔各答的监狱中，两年后，他在监狱中去世。
他的死对于清朝而言，并没有多大损失。大多数外国人认为，叶名琛应该为许多欧洲人的死亡负责，据统计，仅在1855年，在他领导下的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至少有8万名外国人丧生。
当清政府拒绝派代表与额尔金勋爵、葛罗男爵进行谈判时，英法联军把目光移到了北方，接着，他们溯白河而上，摧毁大沽炮台，攻陷天津。
咸丰帝与他那些无知的参谋们显然期望英法联军止步广州，实际上他们也确实下了相关的命令，只可惜事与愿违。现在，英法联军已经逼近北京，清政府派出三名官员为全权大臣与这些欧洲人接触，并全权处理相关问题。这三名官员中，其中一名是桂良--咸丰帝兄弟恭亲王的岳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天津条约》初步成型。额尔金勋爵胁迫中方同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开放中国内陆的对外贸易，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英法联军将挺进北京。
1858年7月4日，除了关税问题暂且搁置不议，其他一切谈妥，双方正式签署了《天津条约》。接着，英法联军立刻退回南方。签署《天津条约》后，清政府仍然没有对自己进行反思，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在《天津条约》签署第二年的夏天，从北京传出不愿意履行《天津条约》的声音。这使得英法联军失去了耐心，并派遣一支船队快速驶向白河口。海军上将霍普也随着船队溯江而上，可没想到的是，这次行动却让他损失了三艘炮舰以及三百名士兵。随后，他要求清政府对此事道歉并赔偿，并且以此作为《天津条约》的附加条件。但是这次大沽的成功防卫使清政府士气大振，并因此拒绝了英法联军的要求。
接下来英法联军迅速召集兵力，准备入侵北京。这时，不过是1860年夏天。不久之后，大沽炮台被攻陷，天津再次落入他人之手。桂良再次出现在英法联军视野中，他向英法联军表达了要代表清政府妥善处理此事的愿望。英法联军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已经摸出了清政府的外交套路--回避问题、拖延时间，桂良此次前来商谈不过也是同样目的，因此，9月初，英法联军正式向北京挺进。
此时，怡亲王载垣出现了，并且全权代表清政府与英法联军进行协商。然而英法联军并不买他的帐，继续向前挺进，当他们抵达张家湾时，？对于清政府，我还有很多话要说。1858年英法联军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并迫使其答应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明确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并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陆游历；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向其支付每箱10磅为报酬。对于这些不平等的要求，清政府曾强烈反对过，但是它有没有想过为国为民它都有义务挺身而出以武力来反对这些不平等呢？对此，与清政府接触过的外国人冷笑道，当时的清政府怎么会有这样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觉悟。
受到了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的强烈抵抗，僧格林沁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赫赫战功，这使他闻名欧洲，欧洲人把他比作中国的“山姆·科林森？。”此时，英法联军不得不坐下来与清政府谈判。
然而谈判因一场严重的叛乱被打断了，这直接导致巴夏礼与洛克的被俘，参与此次会晤的一些外国人也落入清政府手中，他们将面对的是清政府残酷的折磨，一些人因此丧命。没有人站出来要对此负责，而蒙古将领僧格林沁始终认为对这些外国侵略者应该以酷刑对待。接下来，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战役，最后以僧格林沁的惨败结束。
英法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与清政府在八里桥激烈交火。八里桥是通州附近连接白河两岸的桥梁，这里距北京大约有10英里，是通往北京的大门。英法联军猛烈地攻击城墙，并要求清政府赶快释放被压的外国人，否则他们不会停止进攻。接着，清政府派出另一名代表出面与英法联军议和，这名代表是恭亲王，他是后来号召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发起者。此时，恭亲王只有28岁，刚刚任职理藩院，在当时，理藩院也负责管理外交事务。他的妻子是桂良的女儿，他从他岳父那里学到了很多为官之道。
英法联军第一次与恭亲王接触是源于恭亲王的一封信，信中称其将代表中国全权处理相关事务。恭亲王给英法联军的这封信实是明智之举。僧格林沁曾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能将英法联军打回大洋彼岸，而出乎意料的惨败，使得咸丰帝和他的参谋们陷入深深地绝望中。由于害怕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将自己逮捕，咸丰帝决定逃跑。
在北京东北约100英里处，长城的另一面，临近内蒙，直隶省所管辖之处有一个叫热河的防御要塞，这里也是皇帝的狩猎场。为了皇室的面子，咸？译者注：山姆·科林森为反抗英国的爱尔兰冒险家。
丰帝放出他将要秋猎的消息，接着他带着朝廷要臣以及后宫嫔妃们仓皇逃离了北京。此时，恭亲王正留在离京不远的圆明园里，希望能以损失最小的办法让英法联军停止进攻北京。
把此事委托给恭亲王解决，这似乎是咸丰帝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了。
然而，恭亲王最开始的对策似乎不太奏效。虽然英法联军认为在没有援军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攻下北京，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高涨的士气。此时，英法联军正向圆明园进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恭亲王从圆明园后门溜走之前将其逮住，然后以此要挟清政府释放僧格林沁之前俘获的俘虏。接下来所发生的是欧洲与中国交往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一幕。
幸存者对被俘生活的叙述彻底激怒了英法联军，这使得额尔金勋爵下令毁掉圆明园，在进攻圆明园的过程中，英法联军发现了一些关押战俘的屋子，其中散落着俘虏遗留下的衣服，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此所受的待遇。
圆明园其实是一个大型皇家宫苑，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传统景观，湖亭交映成辉，寺庙在整齐排列的树木与低矮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园中的主要建筑西洋楼是18世纪时由耶稣会士设计建造。英法联军到达时，西洋楼及其附属建筑中藏有至少价值100万磅的奇珍异宝，包括历届皇帝收到的西方君主们的礼物、各地的贡品、多卷丝绸、金器、珠宝首饰、翡翠、瓷花瓶、华丽的皮毛以及价值连城的家具。
当英法联军第一批军队到达圆明园时，法国人和锡克骑兵开始第一轮洗劫，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洗劫，而是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的毁坏和践踏。当额尔金勋爵到达圆明园时，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但是洗劫仍在继续。
由于之前清政府对英法联军战俘的非人待遇，最后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以此来泄愤。“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但是英法联军在那里所作的一切并不是抢劫，而是以一种庄严的行动来表达对穷凶极恶的犯罪的愤怒。”
额尔金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刚果暴行最后没以烧毁利奥波德国王在奥斯坦德的宫殿来泄愤，那么清政府对英法联军战俘的非人折磨，按理来说也不应招致圆明园这样一个历史名胜的毁灭。
从另一方面看，额尔金勋爵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必须以实际行动给清政府以当头一棒。在火烧圆明园的同时，其他几座皇家宫殿也未能幸免于难。英法联军还扬言他们接下来要让整个北京城陷于火海之中。当然，这并不是清政府想要的结果。
在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两天后，恭亲王告知英法联军，清政府将作出让步，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个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包括对英法联军战俘的死亡以及对公使和他们护卫队受到的折磨，清政府将会作出赔偿。1858年10月24日，中方正式批准了中英《天津条约》，包括英法联军新提出的要求，额尔金勋爵与恭亲王在礼部进行了签订仪式，翌日，中法《天津条约》也正式签订了。
现在，清政府同意英国、法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意对其进行巨额赔款，也同意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新的口岸。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而法国（在1858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的附属条款中规定，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陆居住以及旅游，后来，清政府宣称该条款是不合法的）也得到了清政府一个意义深远的许诺，即对罗马天主教原来在中国的财产和土地的损失进行赔偿，这笔赔偿款后来在北京交给了法国代表。
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之前，他们要求清政府将有关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公之于众。为了让这些侵略者早日离开北京，咸丰帝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随着英法联军的撤离，咸丰帝并没有急于回到紫禁城。毫无疑问，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对于英法联军这些“野蛮人”仍然十分恐惧，怕他们再打回北京，而在这些粗鲁残暴的西方人到来之前，北京城已经目睹了许多王朝的起起落落，似乎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后宫嫔妃们正被强烈的仇恨包围着，仇恨的同时，又带有一点恐惧，这些穷凶极恶的恶棍正无视着她们的天子，正打算在北京常驻，这是对天朝极大的污蔑与不敬。
这是慈禧从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那里得到的第一堂生动的课程，这激发了她内心深深的仇恨。大家也许想知道，1900年她携光绪帝向西逃至离北京七百多英里的西安，这与她四十多年前逃亡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是她内心也跟之前一样恐惧吗？其实，两次逃亡的情况是相似的，正因为逃亡热河的不堪回忆使得她选择了陕西。但是在1860年时，她只是个受害者，而在1900年时，她却是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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