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内时，慈禧太后看起来似乎很专制、残暴，但是对于紫禁城外的人而言，慈禧太后则不同。
在中国封建统治的理念中，天子对子民进行残暴统治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在宫中，很多满族官员在皇帝面前称呼自己为“奴才”，也许这个称呼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不堪，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在皇帝面前这样称呼自己是一种荣耀。像任何立宪君主一样，中国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权力也是受到限至的。皇帝对国家命运影响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选择的幕僚的好坏（这里的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但尽管如此，即使是处于类似于内阁这样人才济济的地方，也不能够遮住有才能的人的光芒。
对于慈禧而言，她的性别会成为她掌权的最大障碍，但处在这尴尬位置上的慈禧太后却享受去努力改变这样的境况。
慈禧太后是第一个敢于蔑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女性礼教规则的女子。她知道，想要成就大业，就必须将自己渐渐地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898年改良运动失败时，我们才发现慈禧太后已经抛掉传统禁忌，开始与大臣面对面地商议国事，而不用垂帘听政了。四年之后，慈禧太后在冲破礼教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她开始接见外国使臣，让外国使臣一睹她的尊容。
然而，如果慈禧太后想要摆脱那些恼人的限制，掌控大权，她不得不等待数年，但是现在，她已经迫不及待，她想要尽快实现她野心。因此，她决定先发布诏告，革掉恭亲王一切职务。为了避免遭人非议，慈禧太后早已想好对策，她以恭亲王“萎靡因循”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恭亲王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这个过错与恭亲王二十五年来对皇上对大清的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就算恭亲王真的犯了错必须遭到谴责，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
同治帝亲政期间，法国入侵距离大清东南边界很近的东京（东京乃是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正如前文所说，法国此举对于大清而言，凶多吉少，因为东京是大清不法之徒逃脱大清法律制裁的避难圣地，与大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平军余党途经云南、广西地区的时候，为壮大声势，将不少亡命之徒揽入旗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旗军（黑旗军是十九世纪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前期主要军事行动为抗击清朝统治，后在甲午战争中奉清政府命令重新编组，由刘永福率领，进驻台湾岛。）了。为遏制其势力，大清派出常规部队到边界对其进行镇压，同时在红河北岸的一些村庄里还有一些驻军留守。1874年，法国强迫安南签订了《法安条约》，安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然而，随着法国殖民主义野心的膨胀，法国想要在安南获取更多的权利。这使得中国很快便卷入与法国的冲突中。首先，法国与黑旗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法国认为中国地方官员与黑旗军之间相互勾结，并暗中给予其经济支持，但实际上，中国地方官员与黑旗军是死对头。接着，法国决定武装占领东京，并逼迫安南新君签署新的保护条约，更加确立了法国对安南的宗主权。
1883年夏天，在短暂占领了安南首都之后，法国率军一路向北直逼中国边境。清政府对法国发出严正警告，一旦法国率军驱逐清政府在安南北宁地区一带的驻军，大清使臣会立即撤离法国。然而，法国无视清政府警告，对北宁地区进行猛烈进攻，并驱逐了清政府驻军。不久之后，大清使臣撤离法国。
慈禧太后听闻这一消息后，发布了一道措辞强硬的诏书，严厉谴责了恭亲王的失职，并革掉其一切职务。被革职的还有其他一些大臣。对于与这次事件有关的所有军官都予以处罚。
慈禧太后称在法国刚刚开始进攻北宁时，恭亲王并没有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她，是严重的失职。显然，慈禧太后这个借口是没有说服力的。最后，恭亲王被慈禧太后从权力中心排挤出来了。在后来的十四年里，恭亲王并没有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1898年我们还能看到他在总理衙门忙碌的身影，因为光绪帝在登基时曾经表示过，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朝廷服务。但是慈禧太后此次罢黜他后，恭亲王就再也没能踏入军机处一步。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恭亲王有着不可思议的一生。在他人生中的两次重大事件中，即1865年和1874年的革职降级中，他让世人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咸丰帝去世后，是在恭亲王的帮助下，两宫太后才得以成功夺取政权。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恭亲王多年来一直为两宫太后尽心尽责地服务，而没有想过取代她们的地位，虽然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但屈才管理外交事务的他也毫无怨言。
同治帝去世时，恭亲王对儿子载澄继承皇位抱有很大期望，但最终事与愿违，载澄落选而载湉继承了皇位，恭亲王虽然失望，但也默默地选择了接受现实，继续做好本职工作。1884年，对于慈禧太后的革职诏书，他没有丝毫反抗，平静地回归到平凡生活中。然而，在其儿子落选皇帝的九年后，被迫退休对恭亲王而言似乎是最坏的结局。
恭亲王或许是没有野心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想过夺取，所以对于慈禧太后和同治帝分别在1865年和1874年时给予他的责难，我们并没有找到合理依据。也许他所觊觎的是皇位之后的权力，想将其紧握手中，但辅佐两宫太后摄政这么多年以来，他非但没有夺权之举反而尽心辅佐。在1884年时又是什么让他丢掉官职回归平凡呢？当慈禧太后决定除掉他时，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反抗是徒劳的所以才选择默默地离开呢？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关于此事的所有细节，但是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忘恩负义之举我们似乎找不到理由为她开脱，对于成就了她的人，按常理说她没有理由落井下石。然而一些评论家却说，慈禧太后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朋友忠诚。
据说恭亲王被排挤是因为醇亲王在中间作梗。在醇亲王娶慈禧太后的妹妹为妻之后，醇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便不言而喻了。在1889年3月时，慈禧太后公开赞扬醇亲王谦卑的品质以及对国家事务做出的贡献。
十五年前，在光绪帝即位之时，醇亲王在一次出行时坚决拒绝乘坐一乘杏黄色（杏黄色为皇家的专用颜色）的轿子，慈禧太后听闻后说道，此事表明醇亲王朴素而谦虚的品质，他把自己看做是国家的公仆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
事实上，醇亲王给大家的印象与慈禧太后所说截然相反。他并非无欲无求，而是野心勃勃。当然，恭亲王落马，就意味着醇亲王的上马。在醇亲王去世前的七年时间里，他尽情地挥霍着原属于其兄弟恭亲王的权力。但最后军机处的首长以及总理衙门的总理大臣并非醇亲王，而是庆亲王奕劻。庆亲王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他后来被外国人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恭亲王下台，醇亲王集大权于一身后，庆亲王的政治影响力才渐渐开始显现。
1886年清政府建立海军衙门后，命醇亲王为海军衙门总理大臣。为了夺得海军衙门总理大臣之位，醇亲王费了不少心力，但是在上任后，也算是尽职尽责，时不时到天津、烟台、旅顺等口岸视察工作。这份差事让醇亲王开阔了视野，启迪了心智，在众大臣谋划着要修建铁路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将电灯也引入了首都以及他自己的宫殿中。
西方言论对醇亲王很多做法并不赞成，他们对醇亲王的肯定不如恭亲王多。最开始的时候，醇亲王在他们眼里仅仅是一个长着一张讨厌的脸？且无足轻重的人。在天津教案爆发时，外国人还发现，醇亲王有着严重的排外情绪。最后他被外国人视为反动分子以及好战者。渐渐地，外国人感？帕克教授在《古今中国》第131-132页中对醇亲王和恭亲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皇室中所有的亲王在外表上都有着极强的相似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一张非常性感的嘴，下唇丰满，但是却总是皱着眉头，满面愁容。他们的样貌却不丑陋，这只不过是皇室亲王想要显示威严而摆出的模样罢了。”约翰在《中国人》第260页中说道：“帕克教授所描述的醇亲王的模样无异于天马行空，其实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受了他的影响力，但是直到他去世后，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才被外国人真正认同。
接下来，我想我很有必要描述一下，醇亲王在不断地与外面世界接触后，他的思想从封建保守转变到开明自由的表现。醇亲王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顽固保守派变得进步、开明，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他不仅意识到了铁路和电灯的先进性，还把一些西方思想引入中国，并让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官员进行学习。醇亲王在公众眼中原本是淡泊名利、没有野心的，但在如此功利的大环境之中，醇亲王自然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成为野心勃勃的人。
当他的儿子被选为皇帝时，他的事业才真正开始。光绪五年，醇亲王任满族陆军统领，四年之后，他淡泊名利、没有野心、不喜争权夺利的虚伪的外衣终于彻底脱掉了。在他儿子过继给咸丰帝，也就是过继给慈禧太后之后，使得他更有底气漠视一切。然而又一个严峻的问题被推上台面，当光绪帝到了亲政的年纪后，醇亲王在其儿子领导之下担任官职是否有悖传统风俗。在极端的传统主义者看来，这对新王朝而言是极大的冒犯，就如光绪帝的辈分根本轮不到他继承皇位一样，这样都是会遭到天谴的，都会给大清王朝带来灾难。
外国人普遍认为，醇亲王排挤掉恭亲王意味着大清的好战分子取得了胜利，那么对法国的敌意将会随之而来。不过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为了解释清楚导致这个结果的缘由，我想，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再回到几个月前看看当时的情况。
清军在北宁省的战争遭遇失败之后，清政府对继续战争缺乏信心，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与法国人进行接触。不久，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进行会晤，并在五月时草拟了一份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协定--《李福协定》。清政府同意将东京的驻军撤离，并承认法国与安南签订的协议。
朝野上下对此协议甚为不满，对李鸿章有不少怨言，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朝臣们还是接受了该协议。《李福协定》只是初步协定，具体条款还需进一步商议，但法国人尚未等到进一步商定协定，便火急火燎地要求清政府军队撤军。结果在6月21日，法国向安南谅山增兵，试图驱逐此地大清驻军，但这次他们却碰了钉子。两军激烈交火，最后以法国的失败告终。法国随即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进行道歉，并讹诈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清政府拒绝其请求后，在东京边界，战争进一步升级。
由于醇亲王的上位，清政府开始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此时，醇亲王并没有下令开展对法国的进攻。慈禧太后和她的参谋们惊讶地发现，这次战争中，法国人与之前的西方野蛮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在当地做一些引起民愤的事情。
当法国远东舰队总指挥库尔培上将带领舰队陆续闯入闽江口并迫近马尾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拦。8月23日，库尔培指挥九艘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逼迫闽江沿岸的福建水师投降。但是福建水师们并没屈从，库尔培便开始向其开火，这使得福建水师损失惨重。其中，福建水师九艘军舰沉没，沿岸几个重要的炮台被攻陷。第二天福建水师又有十二艘军舰被击沉，四个炮台被严重破坏。至此，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在此次战役中，大约有三千名清军丧生。不久之后，库尔培率军返回台湾。
法国军舰闯入闽江，被皮埃尔·洛蒂称为“福州的无上荣耀”，但并非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跟他的观点一致。洋人中有一人？相当坦率地描述了法国此次胜利后的残酷场面。“涨潮时，此次战役中落水而亡的将士的尸体将会浮出海面，而落潮时，他们又顺势沉下。在此后的几天里，想在这片海域中自由穿行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二十英里的海底之下，法国人的残暴无情已然消失殆尽。”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清政府受尽如此屈辱之后，竟然没有对西方人进行打击。清政府并没有向法国宣战，抗争活动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
库尔培率军到台湾后，并没闹出多大动静。在安南东京，黑旗军正与清军联手与法国军队进行一场拉锯战，在这场战役中，法国军队没有任何优势。
由于中法之战给予那些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商人以巨大的打击，他们怨声连连。此时，安南东京的战乱仍未平息，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出面对中法之战进行调停。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署了《李巴条约》，又称《中法新约》，其中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与安南订立的所有条约，从此以后，安南除了其宗主国外，与其他国家再也没有政治关联。法国与安南间的战争，虽然最终法国取胜，但这次战争对于法国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成为欧洲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在中国方面，与狂妄的法国签署《李巴条约》，对于李鸿章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外交胜利，但同时民众将这一条约的签订视为清政府丧权辱国之举。民众称，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要求革掉其一切职务。但慈禧太后坚持站在李鸿章一边。她并不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也不会将其革职，反而会比以往更重用他。李鸿章还将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从困境？传教士乔治·B·史密斯，福州英华书院的校长，在《北美评述》中引用了史密斯《动乱中的中国》第24-25页的内容。
中救出，使他免于处罚。
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在法国军舰闯入闽江时，非但没有对其进行阻拦，反而还对其热情款待，甚至厚颜无耻地将此视为“福州的无尚荣耀”上报给朝廷。仅凭这一点，张佩纶就应该丢掉乌纱帽，并且被流放至边疆。然而，在李鸿章的干预下，他逃脱了处罚。在1888年时，张佩纶成为了李鸿章的女婿。在如此强大的保护伞之下，即使在1894年他被指控有贪污行为时也照样能封官加爵。但是伟大的李鸿章总督不应该为张佩伦这样一无是处的人动用关系，因为慈禧太后对此已心生不满，并因此默许了那些倒戈李鸿章的行为。
在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这些日子里，大清四面交困，在南边，与安南之间的问题尚未解决，朝鲜东北部麻烦就接踵而至。在俄国与日本眼中，朝鲜犹如一块“肥肉”，早就对其垂涎三尺。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也称汉密尔顿港）使得俄国想要夺取巨文岛的如意算盘被打乱。此时，朝鲜为中国的属国，俄国人便向李鸿章表示抗议。李鸿章派遣军舰到巨文岛附近海域进行抗议，在取得俄国以及其他列强不会占领巨文岛的保证之后，英国从巨文岛撤离。
这次事件还成就了一个人--袁世凯。袁世凯是李鸿章门下吴长庆的手下。在此次朝鲜甲申兵变中，袁世凯的足智多谋令李鸿章令眼相待。在日本占领朝鲜之前，袁世凯带领清军占据朝鲜皇宫，还绑架了排外的朝鲜王，并把他作为人质押送回大清，抢占了控制朝鲜的先机。自此，大清在朝鲜的地位得到稳固，而袁世凯离成功也更近了一步。
光绪帝成年即将亲政的时候，大清迎来了一段平静时期。此时，大清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这友好的局面并不是建立在大清屈辱的让步之上。同时，内部叛乱也已经平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正共同致力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清王朝。这时的朝臣们已经意识到提高大清防御能力的必要性，他们希望光绪帝亲政时所接手的不是一个内忧外患不断、摇摇欲坠的国家。自1883年以来难以平息的一系列的反传教士的暴乱依旧在继续。然而，在光绪帝亲政之前，这些暴乱还未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此，关于反传教士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议。
如今大清这样良好的局面，离不开慈禧太后的努力。在她摄政的这些日子里，她发掘了李鸿章等极富才华的人，在这些人的尽心辅佐之下，慈禧太后才能掌控好国家之舵，让国家在狂风骤雨中仍能保持正确的航向。
在管理外交事务方面，恭亲王比较受外国人推崇。在慈禧太后罢黜恭亲王之后，清政府便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和恭亲王相提并论的人了。但我们必须承认，1887年之前，在慈禧太后提携下进入权力中心的醇亲王、李鸿章、袁世凯，即使他们全部不受外国评论家待见，但仍然值得尊重。另外还有两个人对营造此时良好环境也功不可没，他们是张之洞总督和刘坤一总督，他们性格坚毅、眼光长远，在十九世纪末前外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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