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春时节，巍巍西岳华山，隐现在一片迷蒙浩茫的云海里，显得那么奇拔峻秀，神秘庄严。

    山下柳色青青，山上的残雪还没有消融，但这并不妨碍善男信女们的虔诚。崎岖的山路上，远道而来的香客络绎不绝。他们不只是来烧香还愿，也想借助神灵的鼓舞，到这天下闻名的西岳华山瞧瞧景致。

    不过，在无数熙来攘往的香客之中，还夹着一个既非烧香、亦非观景的青年汉子。他目光迟滞，脸色憔悴，愁眉不展，只是跟着众人信步漫步。登上青柯坪，爬过苍龙岭，走遍北峰、西峰、南峰、中峰，站在东峰的朝阳台边，凝望着仙掌崖上河神巨灵留下的手印，他默然沉思起来。

    ——这是一则十分豪壮的神话传说，饱含着我们民族的惊人胆识。传说当年黄河的滚滚狂涛，在此受到山脉阻挡，八百里秦川汇作一片汪洋。河神巨灵大怒，左手托起华山，右脚蹬去中条山，给黄河劈开了一条人海的通道，排放出洪水，拯救了生灵。那仙掌崖上清晰可见的指掌痕迹，就是巨灵的手印。

    这汉子注视着那手印，过了半晌，喃喃自语道：

    “如今又是洪水滔天，生灵涂炭啊？巨灵安在？巨灵安在？……”

    南望秦岭，峰峦起伏，碧涛万里；下视平野，白云悠悠，河流隐现。连这如此壮丽的河山，也不能使他眉舒眼笑，暂解愁怀吗？不，不是他心如铁石，眼空无物，而是他确实遇到了人生的极大烦恼。

    为了解脱这烦恼，有人会削发为僧，遁迹空门；有人甚至会面对眼前的绝壁，纵身一跳。但是，这汉子却既不愿遁迹空门，更不能断然轻生。他虽然才是个刚交20岁的青年，已在枪林弹雨中出死入生，懂得自己的不幸，绝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这烦恼，日夜在他胸中萦怀，有如眼前的云雾在这峰峦间绵绵缠绕。也许只有狂飙才能将它吹散，可这狂飙从何而起呢？无家可归，正被通缉，混迹人海，随处飘萍，何时何地，才能找到同志，重整旗鼓呢？

    他在华山东峰思考了许久。晚上，挤在僧房中过了一夜，又无精打采地走下山来。走到青柯坪，飘拂的云雾变成了无声的细雨，冒雨走出那狭窄的谷口，身上已经淋湿。看看路旁有座宏伟的寺庙，门额上挂着上书“玉泉院”的巨匾，便躲到檐下去避雨。避了一阵，雨越下越大，从兜里掏出一块干馍，一卷诗集，边吃边读。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紧闭的山门旁边，一扇黑漆角门咯吱一响，走出一个身穿长衫，面容清瘦，像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来。瞅着这汉子，含笑问道：

    “是上山进香的吧？听你的口音像是陇南人——你念的这诗，是山西张衡玉先生写的。这人进士出身，做过长安县长，诗写得不错……”

    这汉子一听，忙起身请教：“噢？先生尊姓大名？对张衡玉如此熟悉？”

    “在下刘蔼如，在这里教书。跟张衡玉的儿子相识……”

    “在这教书？”这汉子连忙央求道：“先生？你这里有杂活儿干吧，能不能给我找个差事？”

    刘蔼如摇摇头：“你一个读书人，有啥活儿干呢？劈柴、担水这些粗活，干得了吗？”

    “先生？我王小二，并不是读书人，粗识几个字儿罢了。从老家来此投奔亲戚扑了个空，盘费也花光了。先生行行好，留下我给你劈柴、担水吧。”

    刘蔼如又细细打量了一下这汉子，见他生得身高膀圆，浓眉大眼，面貌和善，而且又上进好学，便点点头儿将他领进了玉泉院内。

    这玉泉院，相传系五代时著名隐士陈抟所造，后经历代整修，殿阁宏伟，回廊曲折，绿阴蔽天，泉石清幽。院内一眼泉水，清洌甘美，传说与山上镇岳宫前的玉井一脉潜通，玉泉院即由此而得名。

    此时，袁世凯对大总统的宝座已感到不够过瘾，处心积虑密谋复辟称帝。为此，在各省推行裁兵废督之计，以便控制地方大权。对陕西实力人物、辛亥革命后的都督张凤翩，明升暗降，召入北京，夺去实权，而派其心腹陆建章率部20余万，以追剿白朗起义军为名进驻陕西。这陆建章，原系袁世凯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长，是个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素有“屠户”之称。一任陕西督军，残杀进步人士，排除异己势力，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群起反抗。就在这华山之麓的玉泉院，风云暗聚，正集合着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由陕西学者郭希仁、刘蔼如出面办了个“共学团”，以讲学为名掩护，策划着驱逐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革命活动。陕西的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张义安、岳维峻，山西的续西峰、续范亭、李岐山，河北的孙岳，福建的何遂……这些著名的老同盟会员，先后都到过这里。后来，人们曾称之为“华山聚义”。

    这汉子来到玉泉院后，劈柴、担水、扫地、采购……干活儿十分勤快，对大家极其尊重。一有闲暇，既不推牌下棋，也不找人聊天，摊开一部《三国志》，细细诵读。遇到生字和不了解的人物典故，就找刘蔼如请教。见了谁都只淡淡一笑，谨言慎行，从不说长道短，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喜欢。

    四个多月后，麦收已罢，正是伏暑天气，十分炎热。有天晚上，大家在院中乘凉，有人拿一管洞箫，对孙岳说道：

    “孙二哥？好久不听你唱了。唱唱你的拿手好戏《醉打山门》吧，解个闷儿？”

    孙岳抱拳一笑，解开衣扣，挽起袖子，扎了个姿势，在箫声的伴奏下唱了起来。他不愧为北昆发源地河北高阳人，一曲《点绛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唱得那么激越粗犷，纯正地道，充分显示了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豪侠风度。加上那苍凉的洞箫声，在夏夜的星空下凄清萦绕如泣如诉，听得众人竟潸然泪下。

    第二天午后，大伙儿都在休息，玉泉院一片静悄悄。这汉子正在提水洒地，忽见孙岳向他招手。这汉子走上前去，问有何事，孙岳并不言语，将他领到泉边树阴下石头上坐定，才直视着对方说道：

    “老弟，说实话吧？姓甚名谁？我已观察多日了，腰板挺直，举止沉着，跟我一样，行伍出身。昨晚，我一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见你暗自掉泪。莫非跟我一样，也有家归不得吗？”

    “噢？听说孙二哥乃河北大族，怎么还有家归不得呢？”

    这汉子并不回答，却岔开话题，反问起孙岳来。孙岳将这汉子肩头猛击一掌，叹口气，苦笑道：

    “好？既然你不愿显山露水，我就先自报家门吧。我孙岳，字禹行，明末辽沈督军孙承宗之后。清军入关时，将先祖拴在马后活活拖死。我孙氏子孙誓志反清，世代不应试为官。我年轻时曾路见不平，拔刀杀人，当过和尚。26岁入保定武备学堂，加入同盟会。辛亥年间在新编陆军中任职，准备起事，密谋泄露，被撤职回家。去年南下江西参加李烈钧讨袁军，失败后袁世凯派人到处行刺，我才投华山而来……”

    不等孙岳讲完，这汉子霍然跳起，拱手说道：

    “别说了，孙二哥？怪我邓瑜，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我都是同盟会的同志啊？”

    “邓瑜？莫非就是跟冯特民、李辅黄一道参加过伊犁起义的邓瑜？”孙岳忙问。

    邓瑜点点头，简要地诉说了一下自己的身世经历。讲到他与阿娜尔万里迢迢回到秦州老家，哥嫂不容，阿娜尔病逝在邓家庄一间小庵房中的惨痛遭遇时，不觉泪下。

    “那你是怎么到陕西来的呢？”过了片刻，等邓瑜心情稍稍平静之后，孙岳又问。

    “到处通缉，老家待不下去。想来想去，想起了去新疆时认识的两个陕西人，便来寻访避祸。”邓瑜慢慢回答。

    “这两人是谁？”

    “一个叫姚镇天，是个连长．驻军北潼关。可人家不肯收留我……”

    “另一个呢？”

    “兴平县大名鼎鼎的王马客。老汉疏财仗义，安排我住在他家，每日好吃喝招待。我闷得慌，帮伙计铡草喂马。老汉看见，对我说：‘娃呀？我给你一笔盘费。八百里秦川到处转悠去吧。辛亥陕西起义，有个叫井勿幕的蒲城县人，我见过，是个文武全才，光复后，张凤翩当了都督，井勿幕当过北路招讨使。袁大头当了总统，他就不知去向了。去找吧，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王，找到井勿幕一伙的人就有办法了。’我就拿了老汉给的盘费在关中到处乱跑，来到了华山……”

    头顶绿叶婆娑，眼前泉水淙淙。孙岳听邓瑜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春风满面地笑道：

    “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找到玉泉院，算是找到家了。你以为我们是一伙文人学士吧？不，全是各地来的反袁志士呢。你要找的井勿幕先生，原先也在这里，上年冬天去了南方……走，我领你去给在家的同志先介绍介绍？”

    说着，拉起邓瑜就去见刘蔼如等人。当天晚上，刘蔼如、孙岳作东，叫伙房备了一桌菜，将胡景翼、刘守中、续西峰、续范亭、张义安、何遂、岳维峻等请来，给邓瑜洗尘。邓瑜将酒壶抢在手中，笑眯眯地替大家轮番斟酒，自己却滴酒不沾，只以清茶一杯与别人猜拳行令。酒过三巡，刘蔼如瞅着邓瑜，赧然笑道：

    “你这个王小二呀，连我这双眼睛也瞒过了？这几个月叫你劈柴、担水，真难为你了？”

    胡景翼双手扳着邓瑜的肩膀，连摇带笑，大声嚷嚷：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劈柴担水算啥，当年韩信还甘受胯下之辱呢。邓瑜，我胡景翼没别的能耐，就喜欢交朋友，以后有啥为难之事，只管给我说……”

    才气横溢喜欢作诗的续范亭，喊着胡景翼的字儿忙插嘴说：

    “对啦？立生是关中的实力派，邓瑜，你以后可得多听他的。”

    “不？驱陆讨袁，咱们实力还很不足，谁也不是实力派？”跟孙岳保定同学、现在陆建章的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所办的教导营担任教官的何遂，忧心忡忡地说：“那天，禹行来我家，不巧已被陈树藩碰见……以后我们的行动要更为隐秘才好？”

    孙岳点点头：“是啊？陈树藩虽然跟何遂兄关系不错，但会不会向陆建章出卖我呢？也很难说……”

    胡景翼手拍胸膛：“孙二哥，你放心？陆贼敢动你一根毫毛，我胡景翼立时在渭北刀客①中拉起三五万人马跟他拼？”

    张义安抢着说：“我看先派人进西安给狗日的扔几颗炸弹，叫陆贼也别太张狂？”

    岳维峻举杯挥拳：“扔啥炸弹？干脆以立生的游击营和我的教导营为骨干，举兵起事吧？东躲西藏，叫人家一网打尽咋办？”

    续西峰瞅着沉思不语的刘蔼如和刘守中，边想边说：

    “不过，以往失败的教训也应该认真汲取？前年八月，咱们同盟会在北京开会，与另外四个革命党联合组成国民党时，何等气候？去年二月国会选举，国民党竟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可是，接着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所谓二次革命呢，李烈钧、黄兴、胡汉民……一时纷纷起兵讨袁，又纷纷烟消云散。这都是什么缘故呢？”

    刘蔼如看看一直默不作声的邓瑜，说道：

    “西峰兄所言，确实应引起大家共同深思？邓瑜，对以往革命的失败，你有何看法呢？”

    邓瑜看看大家，沉吟半晌，说：

    “在座数我年轻，也数我才疏学浅，对好些事情，说不出个道理。但我以为过去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根子还在我们革命党人自己身上。拿伊犁起义来说吧，为啥袁大化、杨增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能得到？还不是我们革命党人太软弱，太幼稚，太不争气，太爱占小便宜？叫人家兜里塞几个臭钱，大小封个官儿，就任人宰割。二次革命，纷纷起兵，纷纷失败，还不是革命党内部各吹各的号？听说，上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又成立了个中华革命党。往后，革命的成败，就看这个党到底是个咋样的党了……”

    “那依你之见，咱们这伙人目前该怎么办呢？”

    刘守中一听邓瑜对往日失败的原因讲得颇为中肯，摸摸八字胡，便将话题引至目前。

    邓瑜环视大家一眼，恳切地说：

    “这，我也说不准。不过，在陕西马上举兵起事，恐怕还不成熟。大家团在一起，倒不如分头行动，利用各种关系，先发展壮大势力……”

    大家静静地听着，不少人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半月之后，孙岳、何遂、续西峰、续范亭、刘守中、邓瑜……先后离开了玉泉院。孙岳临别前夕，拉邓瑜又作了一次倾心长谈。谈完公务，还谈了件私事：

    “老弟？我知道你跟阿娜尔感情很深，可是，人死不能复生。我有个妻妹，名叫崔锦琴，年岁跟你相仿，人品容貌，保你满意。只要你同意，我可以替她做主，许配与你……”

    邓瑜一声苦笑：“我这个穷光蛋，连自个也没法养活，还敢说亲？”

    “彩礼分文不要，妆奁由我来办置——”孙岳严肃地说，“一言为定，到时成亲。啥都不图，就图你是个热血汉子……”

    邓瑜点点头：“那就听从孙二哥的吩咐？”

    2

    袁世凯悍然宣布恢复帝制，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遭到全国公愤。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兴师讨袁，蔡锷潜入云南组织护国军，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王绍文等十八位反袁烈士虽被陆建章捕杀于西安，但是，革命党人在渭北各地的反袁护国斗争，仍然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一年多来，邓瑜跟随刘守中，以串乡行医为掩护，在渭北各县到处走动。刘守中蓄起八字胡，身穿长衫，骑着头大青驴儿，显得斯文而又沉稳。邓瑜暗藏一把关山刀子，紧跟在牲口后面，上下接洽，对答如流，机警而又从容。跟这位知识渊博、擅长老庄哲学、交游广泛、洞悉关中民情的“走方郎中”在一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邓瑜不仅交结了许多革命志士，而且结识了不少劳苦群众、学者名流、大贾富商、开明士绅、绿林豪杰、江湖艺人、会党骨干和游方僧道。对渭北一带的历史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习惯、方言口语，也了如指掌。

    为了袭击陆建章驻在这一带的警备队，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刘守中和邓瑜在三原县一个同志家中，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偷偷制造炸弹。

    这三原，以境内有丰原、孟侯原、白鹿原三条原地而得名，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早在秦汉时期，就受到郑国渠和白公渠的灌溉之利，物产富饶，商业发达，历来是关中著名的“壮县”，是渭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炸弹制造工作由邓瑜负责。把据点选择在三原，还由于他在三原有特殊的人缘关系。小时候，他就听舅舅说过，他们昝家是陕西三原人，在当地是个大族，占地十多亩的昝家大坟已有数百年时光，有石人石马护墓，相当阔气。在他们家没有破产变穷之前，每年还要去三原祭祖扫墓。邓瑜来到三原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果然有一些昝姓人家认他作亲戚，这对掩护他的活动，也是一大有利条件。

    邓瑜和同志们挖了一个地洞，在地洞内制造炸弹，昼伏夜出，潮湿阴暗，十分辛苦，也十分危险。经过一番大胆而谨慎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造出了一批合格的炸弹。为了安全，他们一边继续制造，一边利用各种机会把造好的炸弹转移出去分散存放。

    有一次，乘着夜色的掩护，邓瑜领几个同志往外转移炸弹。经过一夜忙碌，眼看晓星明灭，只剩最后一趟的时候，被陆建章派来的密探发现。警备队立刻跟踪追捕，他为了引开敌人，使同志们安全脱身，立刻将一枚炸弹向追捕的敌人扔去。敌人对他穷追不舍，他又回头扔去一颗炸弹，乘爆炸的烟尘纵身越墙而走，使同志和自己都安全脱险。

    后来，他身边的同志发展到二十多人，常常装扮成商贩，四处活动。经过严密侦察，他发现陆建章派驻在临潼县栎阳镇的一股警备队人数不多，防守松弛，便决定前去袭击。二十多个人，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推着独轮小车，挑着瓜担，来到警备队门口。敌人的士兵一见，口角流涎，立刻围了过来。一个大胖子小头目，穿件短袖府绸白衬衫，摇着扇子喊了声：“我来请客？”院里的警备队，几乎全跑了出来。邓瑜使个眼色，带领刘建邦等人冲进营房，摘下敌人墙上的枪支，撒腿就跑。

    警备队扔下西瓜，慌忙来追。邓瑜和同志们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他带领大家用自制的炸弹炸开一条血路，且战且走，突出重围，夺得了十几条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步枪。

    一时之间，邓瑜率领的这支精悍的小股武装，在渭北一带神出鬼没，打得警备队防不胜防。后来，他们与在朝邑、宜川、白水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义山、曹英、郭坚等联合起来，共同推举李岐山为司令，树起了讨袁护国军的大旗。

    为了扑灭渭北的讨袁烈火，陆建章一面调其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从榆林南下，一面派其子陆承斌率所谓“中坚团”由西安北上，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往富平。

    这陈树藩，字柏生，原系陕西地头蛇，辛亥时投机革命，参加过西安起义，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两面派。陆建章督陕后，曾屡受排挤，因此心怀怨恨，常怂恿革命党人起兵反陆。当时，陈树藩部胡景翼的游击营正驻在富平。对胡景翼的革命活动，陆建章已早有风闻，这次派儿子前来的企图，就是想在剿灭护国军的同时，将胡景翼也一并解决，不料这阴谋被胡景翼侦悉，经过周密部署，一举将陆承斌活捉。可是，胡景翼感到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付陆建章，便把陆承斌交给了陈树藩。

    陈树藩得到陆承斌，如获至宝，马不停蹄赶往三原，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独立讨袁。同时，以陆承斌为人质，要挟陆建章，双方达成协议：陈树藩保证陆建章全家安全离陕；陆建章则与陈树藩联名电告袁世凯：

    “……秦人反对帝制甚烈，讨袁讨逆各军风起云涌。树藩图欲缩短中原战祸，业于五月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言独立……现由树潘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当即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接到此电，活活气死。当时有副名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以中药汤头名称嵌入其中，嘲讽此事。“六君子”者，“筹安会”拥立袁世凯称帝的杨度等六人也；“二陈汤”，则指陈树藩、陈宦、汤薌铭三个宝贝。他们都是袁世凯的哈巴狗，为袁称帝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一看大势不妙，争先恐后“独立”，成为老袁的“送终汤”。

    可是袁世凯死去的第二天，陈树藩又首先通电宣布取消独立。不久，北洋皖系军阀段琪瑞任国务总理，这家伙立即摇尾乞怜投入段琪瑞的怀抱，独揽了陕西军政大权。

    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陈树藩独揽陕西大权的野心一实现，便马上使出反革命的两手，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极尽其分化瓦解之能事。一面将支持他的郭希仁等奉为座上客，一面磨刀霍霍，对李岐山、康毅如等暗下毒手。而且，横征暴敛，鱼肉人民，钳制舆论，摧残教育，与陆建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胡景翼任陕西陆军第一旅二团团长。邓瑜为该团“十大连”中之第七连连长。对这支部队的情况，陈树藩十分了解：士兵多系渭北刀客出身，革命倾向十分明显，胡景翼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害怕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会对自己成为威胁，便以整训为名，将他们从渭北老家调往比较偏僻的商洛山中。

    已是初夏时节，地处商洛山中的龙驹寨（今丹凤县），满山浓荫，一川如画。丹江两岸的稻田里，秧苗青青，一群群白鹭在悠闲地觅食。胡景翼刚从七连驻地看完刺杀训练回到团部，突然接到陈树藩一道电令：

    “调邓瑜连长即日来省，面示机宜。”

    这电令实在蹊跷，一个堂堂督军对一个小小的连长，有什么机宜可以面示呢？胡景翼把电报交给在团部担任幕僚的刘蔼如。刘蔼如沉思片刻，断然说道：

    “立生？看来陈树藩要将陆建章的故伎重演了。这既是要收拾邓瑜，也是要吃掉你的第一步。事不宜迟，我看叫邓瑜火速离开部队，先到外地去暂避一时如何？”

    胡景翼问：“去何处才好呢？”

    刘蔼如说：“将邓瑜请来，一起商量吧。”

    蹄声得得，邓瑜接到胡景翼的电话，火速飞马赶来。他跨进团部，给胡景翼和刘蔼如动作敏捷地各行了一个军礼，摘下大檐军帽，一边擦汗，一边喝水。胡景翼默默地注视着这个23岁的得力部下，见他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之间棱棱地突起，浓密的短发又粗又黑，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双精明而深沉的眼睛，竟有点不忍心将这意外的消息马上告诉他。直等他喝完水，休息了一会儿，才将那纸电令，不声不响地递到了他面前。

    邓瑜一看电令，见胡景翼和刘蔼如都在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自己，想到陈树藩这段时间暗杀李岐山、康毅如等人的卑鄙手段，已将自己目前的处境猜知大半，便嘿嘿一笑，诙谐地说道：

    “嗬，好大的面子？小小连长，竟要督军大人发电来调。要收拾我邓瑜，何须动这干戈？”

    胡景翼和刘蔼如见邓瑜的看法跟他俩完全一致，便将让邓瑜暂且外出躲避的想法提了出来。邓瑜眼珠儿一转，说：

    “嗯，这样也好？咱们目前力量还很弱小，只能暂且寄人篱下，不好跟人家撕破面皮——只是，我一走了事，立生兄如何向陈树藩交差呢？”

    “这，我倒有个小小的主意？”刘蔼如胸有成竹地笑道：“半月之前，咱们初来龙驹寨时，你不是‘惹过一场麻烦’吗？你一走，叫立生回电陈树藩，就说：‘接电之前，邓瑜因扰民滋事，已被革职驱逐出境’，不就行了？”

    原来，部队刚到龙驹寨时，邓瑜确实惹了场麻烦。惹恼了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到处告状，一直告到了西安。

    那是丹江边上，距七连驻地不远的地方，有座颇有名气的龙王庙，钟鼓齐鸣，香烟缭绕，人们出出进进，在准备一年一度的盛大庙会，祭祀龙王。据说这龙王非常灵验，只要众百姓不惜钱财，诚心敬奉，庙会这天就会显圣幻化为一条金光灿烂的小蛇，爬进特意停靠在江边的船中。会首率领大家将这“显圣的龙王”迎来供奉在庙里，可保这带地方一年风调雨顺。

    邓瑜听得奇怪，联想到自己小时候跪拜龙王的遭遇，便带了几个随从在庙会前夕暗暗去江边潜伏察看。

    夜幕渐渐降临，一条瘦长的人影从龙王庙里迅速窜出，躲躲闪闪进了江边的林子。他们悄悄尾随在后，发现早有人在林子里接应。两人刚一接头，他们就一跃而上，连人带物通通抓获：一个是龙王庙的老道，一个是江上的船户；一只竹篮里，盘着条遍体涂抹了泥金的小蛇。邓瑜把两人带到连部仔细盘问，那道士抵赖不过，就将年年养蛇涂金骗人的勾当，如实招供。

    第二天，当会首双手捧着香盘，带着丰盛的贡品，锣鼓喧天，率领众人来江边船上迎接“显圣的龙王”时，邓瑜将那道士、船户押送到大家面前，勒令他们当众揭穿了骗人的把戏，并放火烧死了那条小蛇。此事逗得年轻人哈哈大笑，可也引起不少人纷纷议论。生怕从此得罪神灵，招灾惹祸的人，便鼓动地方士绅，到处去告邓瑜。

    幸好，去日本留过学的胡景翼，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也不相信这一套，向地方士绅敷衍了几句，就给搪塞了过去。

    现在，听刘蔼如这么一提醒，胡景翼倒觉得完全可以拿此事去向陈树藩塞责，便点头称是。不过，躲到何处才能逃出陈树藩的魔掌呢？他瞅瞅邓瑜，却一时想不出个妥当之处来。邓瑜见胡景翼为难，想了想说：

    “我看不能光为避祸，也好借此机会去跟外地的同志联络联络。孙二哥现在虽然是曹锟的十五混成旅旅长，但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孙中山先生的。前些日子，还有信来，邀约我去保定一趟，何不就到他那里走走如何？……不过，要联络孙二哥暗中助咱一臂之力讨伐陈树藩，我一人恐怕难以胜任，得请蔼如兄出马才好……”

    胡景翼将胖大的身躯微微前倾，扑闪着一双眼睛仔细琢磨着邓瑜的话。听到这里，拍手叫道：

    “好？咱们迟早得跟陈树藩撕破脸干一家伙，就按邓瑜的主意办吧。蔼如兄，这就得你辛苦一趟了？”

    “辛苦二字不敢当。只是，陈树藩接到你的回电，如果下令通缉，我们如何才能避过他的耳目，安全到达保定呢？”刘蔼如深思熟虑地问道。

    “嗨——？”胡景翼突然情急智生，拍着邓瑜的肩膀说：“你不是表字宝珊吗？从现在起，谁也不准再提邓瑜二字，都喊你邓宝珊好了。”

    邓宝珊笑而不答，连连点头。

    果然不出所料：陈树藩接到胡景翼回电，当即下令通缉。可此时邓宝珊和刘蔼如早已扮作客商，晓行夜宿，抄小路翻越伏牛山，经洛南直趋豫西灵宝渡过黄河，朝河北匆匆而去。

    二人一到保定，孙岳大喜，安排他俩住到自己的旅部后，就履行前言，请刘蔼如做媒，办置一切用品，将妻妹崔锦琴嫁给了邓宝珊。而且，坚意要留邓宝珊在他的部队任职，一起共事。

    怎么办呢？此事倒使邓宝珊十分为难。他是不愿意离开陕军的，特别是胡景翼的二团，有他许多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战友；可是，对孙岳的知遇之恩，他也实在不忍违拂。本来，燕尔新婚，陪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从小饱受流离之苦，好不容易来到温柔富贵之乡的邓宝珊，应该过几天快活日子，现在却在朱阁绣户的新房里，暗自嗟叹起来。不料这崔锦琴也是个巨眼慧心不同凡俗的人，不只容貌端丽，看事也深谋远虑。当她体察到邓宝珊的一腔苦衷之后，对邓宝珊讲信义、重然诺的品格十分赞赏。她通过姐姐崔雪琴，说服了姐夫孙岳，对去留之事，由邓宝珊自己选择。结果，邓宝珊在保定只住了三个多月，便跟崔锦琴依依惜别，同刘蔼如到了北京。

    邓宝珊到北京之时，北京临时参议院正在开会。他听说甘肃也有五名议员来京，便一一去登门拜访。有的议员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屑交往，只是敷衍几句，有的却很看重这个年轻乡，把甘肃督军张广建统治下的家乡人民水深火热的困苦生活，及由焦桐琴、蔡大愚等领导的甘肃护法运动的惨败经过，都细细给他听。

    听着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目睹着糜烂溃疡的中国社会，彷徨苦闷的邓宝珊正在北京街头徘徊的时候，从遥远的欧洲传来一声惊雷：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这惊雷，震撼了古老的中国，也震惊了年轻的邓宝珊。北京街头，议论纷纷，有人咬牙切齿，有人眉飞色舞，更多的人似信将疑，惶惑不知所措。联想到四年前流亡西伯利亚时沿途所见的悲惨情景，看看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邓宝珊不禁神驰心跳，手捧着刊载这一消息的北京《晨报》，凝视着北斗星闪烁的天空，无言沉思起来……

    但是，正当邓宝珊在北京准备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做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孙岳转来胡景翼一封密电：刘蔼如暂留北京活动，邓宝珊速由晋绥经榆林井岳秀防区返陕。邓宝珊便收拾好新买的几本碑帖，戴一顶灰呢礼帽，穿一件青布棉袍，扮作去河套贩卖皮毛的商人，冒着北国风雪，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寒风驱赶着阴云，从蒙古高原上低低压了过来。整个渭北原野，笼罩在一片灰漾潆的尘雾里。

    1917年隆冬，陈树藩派其心腹旅长曾继贤率领严锡龙团，气势汹汹地开进三原，突然勒令原在此驻守的胡景翼团备补营营长张义安交出城防——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从何而起呢？这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琪瑞重新登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宣布讨伐段琪瑞，陕西革命党人起而响应。高峻、郭坚首先在白水树起护法军旗帜，后来耿直在西安发难，刺杀陈树藩未遂，兵退岐山。陈树藩急调胡景翼率部追剿，胡景翼听从曹世英劝告，明追暗放，让耿直东去与高峻、郭坚会合反陈。此事引起陈树藩怀疑。扣留补给胡景翼部的枪械，令其继续追剿，只留备补营驻守三原。接着又派曾继贤进驻三原，监视胡部。

    这备补营营长张义安，家住富平，出身清寒。清末从军，与胡景翼相识结为兄弟，一起加入同盟会，后又一起留学日本。在胡部游击营任学生连连长时，与邓宝珊在华山玉泉院相识。邓宝珊经榆林回到关中，即在备补营担任教练。

    曾继贤勒令张义安交出城防，张义安将东、南、北三门移交，以出入便利为由，仅留西门一处。曾继贤首肯答应，但过了几天，又突然迫令张义安即日离开三原，开往富平。

    张义安再也难以容忍，马上召集教练邓宝珊、连长董振五等人，在营部部近一家染房的同志家中连夜开会密谋对策。他深入分析了形势之后，果断地提出了举行起义的建议。

    “对？事不宜迟。”邓宝珊全力支持这个建议：“吃掉严锡龙这个团，以三原为根据地，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反段讨陈？”

    “不过，咱们才400多人。除了学生连和董振五连装备比较齐全，其余各连刚刚编成。可对手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还有一个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共1000多人呢。敌众我寡，咱们能吃掉剽悍的‘野狸子’严锡龙吗？”对举行起义表示疑虑的人说道。

    张义安坚定地说：“兵不在多，就看如何运用。出敌不意，先发制人，敌人兵虽多而无备，胜算可操……”

    大家听他分析得很有道理，信心倍增，决定起义。

    1918年1月24日，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圆满完成。备补营摆出一副马上就要奉命开拔的模样：邓宝珊亲自写了几张布告，派士兵去街头张贴，命令全营官兵火速归还借用百姓的物品，清还商号借款，严禁开拔后有拖累商民之事；董振五以运输行李为名，通过曾继贤旅部向县政府和商务会要来若干辆骡马大车，摆在街巷路口。在此之前，张义安指派学生连携带测图板以实习测绘为名，已将三原城内外交通地形及曾部番号、驻地、火力配备等作了严密侦察，绘制成详细图表。而且，派专人摸清了曾部每晚的口令，仿制了有曾部官衔字样的灯笼，还对部下约法三章：严守军纪不准扰害商民，不准虐待俘虏，不准私藏战斗缴获物品。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由于伪装巧妙，严守机密，致使敌人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这天傍晚，暮色四起，暗云低垂，北风呼呼怒号，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张义安、邓宝珊、董振五等几个军官，以告别宴请曾部军官中各自的朋友为名，在营部准备了几桌酒席，请来曾部十几名军官赴宴。主人心中有数，频频举杯相劝；客人不知是计，开怀放胆痛饮。当这十来个军官，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连喊：“我没醉？我没醉？”之时，邓宝珊一声令下，全部束手就擒，乖乖地做了俘虏。

    与此同时，张义安给驻军富平的胡景翼飞骑送信：“陈贼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决定今夜与贼决一死战，以报十年知遇。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给驻军耀县的曹世英也送去一信，请派兵支援。

    九时整，张义安与邓宝珊集合全营排长以上军官，宣布起义。漫天风雪，夜幕下的三原城一片寂静，各路人马按计划行动。邓宝珊指挥李同衢连去占领东门。他将部队隐伏在后悄悄跟进，先亲自带领精干官兵四五人，打着事先仿造的曾部官衔灯笼，抱着令牌，大摇大摆，用曾部当晚口令答对，假作查夜，出其不意地走近城门，将哨兵缴械。然后，包围守卫部队住室，一声大喝：“不准动？”不费一枪一弹，将睡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士兵全部俘虏，不声不响地首先智取了东门。

    接着，北门、南门也先后占领。然后，用早先以清理卫生为名堆积的黄土填满大车车厢筑成街垒，控制了各街道重要路口。又兵分两路，来攻打山西街的曾继贤旅部和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对驻在盐店街的机枪连，邓宝珊派士兵潜至门口，用饱浸煤油的芦席一捆将门堵死，喊话警告：“如果开枪，就放火焚毁？”结果一弹未发，全被缴械。

    但是，曾继贤旅部所驻的山西街一家大布店，深宅大院，高墙坚实，周围全是民房商号，易守难攻。那雪越下越大，邓宝珊和董振五指挥部队占据攻击位置后，便派一个机智勇猛的士兵摸爬到那墙下，攀登上房，向院中连投三枚炸弹。轰？轰？轰？紧随三声撕心裂胆的巨响，暴风雨般的枪声，四面同时骤起。正在打麻将的曾继贤大惊失色，不知出了何事，忙给严锡龙打电话，但电话线早被切断。派随从出去察看，出去的人，不是应声而倒，便是抱头窜回。只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抵挡。由于曾部武器优良，弹药充足，双方激战相持，胜负难决。

    此时，张义安所率部队，也将姚家巷严锡龙团部和骑兵营全部包围。趁深夜大雪，枪声四起，人马混乱之机，张义安派人大喊：“骑兵营哗变了？骑兵营哗变了？”慌乱之中，真假难分，严锡龙上当中计，立即命令团部士兵向骑兵营猛烈开火。骑兵营则以为是张义安部前来偷袭，拼命还击。双方自相残杀，打得好不热闹，漆黑的夜空，织成一片火网？直到天亮，才知中计，人马已损伤大半，被张义安部队火力封锁，只能作困兽之斗，无法出击。

    这一夜战斗，缴获敌人大量武器，迅速补充到各连排，士兵们兴高采烈，如虎添翼。围攻曾继贤旅部的官兵，凿墙上房，步步逼近，曾部伤亡惨重。次日午后，素以凶悍勇猛著称的曾部王副官和严锡龙之弟严锡鹏被分别击毙。入夜，曾继贤见大势已去，惟恐活捉，便带领残部由后门突围而出，用布匹缒城潜逃。严锡龙也扔下家眷，匆匆逃命。

    战斗结束，三原城内，恢复平静。那雪花还在漫天飞舞，辽阔的渭北原野一片银白，仿佛变成了一个纯洁的水晶世界。清理完战场，安排好俘虏之后，邓宝珊穿着长筒马靴，领几个随从，来营部汇报情况。厚厚的积雪，在马靴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悦耳得出奇，简直像在欢唱。走进营部院子，见张义安正领几名士兵，在悠闲地扫雪。邓宝珊问：

    “营长？你扫雪啊？”

    张义安直起腰来，拍打着身上的雪花，笑眯眯地答道：

    “仗打完了，我没事儿，把雪扫扫……噢，我还作了几句诗呢——”

    邓宝珊兴致勃勃地说：“那就请你念念吧？”

    张义安边想边念道：“陈逆肆淫威，流毒秦川遍。同人谋倾覆，四出相激劝。嗟予亦秦人，无乃有觍面？决计起义师，池阳②今发难。啮血誓偏裨，渝盟天不眷。乘雪夜兴兵，鸡鸣巷交战。炮火震山峪，声势激雷电。将士争先登，叱咤风云变。杀气亘长空，咫尺不相见。妖氛顿刻灭，天日为之现。所愿我同盟，无为自扰乱。”

    邓宝珊听完，会心地笑道：“是啊，‘所愿我同盟，无为自扰乱’。这两句诗说到了要害之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跟张义安和邓宝珊的美好愿望恰恰相反。这天下午，曹世英、胡景翼先后从耀县、富平率部赶到三原后，一场由谁来担任总司令的内部纷争，立刻在曹、胡二人之间展开。胡部的岳维峻、田玉洁、张义安等共推胡景翼为总司令；曹部的赵子健、杨虎城、李秋轩等共推曹世英为总司令。一个三原，竟出现了两个“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难堪局面？

    面对革命势力的内部纷争，邓宝珊忧心如焚，十分痛苦。从读过的史籍中，从有关太平军洪、杨内讧的父老传闻中，从伊犁起义失败的教训中，他深深知道这内部的分裂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力量，却无法真正弥合这已经出现的裂痕，便只好找几位参加过西安辛亥起义的老同盟会员，折中调和，去分头劝说，以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

    1918年2月2日，经过邓宝珊等人的周旋调解，胡景翼与曹世英握手言和，共同传檄讨陈。胡景翼以三原为据点，将部队编为三个支队，委任田玉洁、张义安、岳维峻为支队司令，邓宝珊为前敌总指挥。曹世英以高陵为据点，将部队编为八个支队，委任赵子健、石象仪、刘锡麟、石强斋、杨虎城等为支队司令，王祥生为骑兵团长。不久，郭坚、高峻等也率部加人靖国军。

    消息传到西安，陈树藩一面派郭希仁来到三原以调停为名麻痹大家，一面暗中拉拢胡部岳维峻，许以团长之职令暗杀曹世英，一面调刘世珑率兵进攻三原。对当年在玉泉院讲起孙中山来敬佩得五体投地的“关中名儒”郭希仁，胡景翼避而不见，让张义安、邓宝珊出面周旋。对暗杀曹世英的无耻诡计，经岳维峻面陈曹世英，倒促使曹、胡二人的关系得到改善。对悍然进犯三原的刘世珑，胡景翼派田玉洁、岳维峻正面迎击，派邓宝珊潜伏侧袭。同时，派张义安率领一支奇兵，由兴平与咸阳之间偷渡渭河，绕道户县，直插西安城之西南近郊。

    陈树藩腹背受敌，顾此失彼，连连败北。靖国军军威大振，又有卢占奎等率部加入。于是，胡景翼与曹世英等决定：由胡景翼留守三原，以曹世英、高峻、郭坚为东路，张义安、邓宝珊为西路，合力围攻西安，直捣陈树藩巢穴。两路军队进展都十分顺利，旬日之间已攻至西安城下。西关、北关、大、小雁塔等处，都一度被靖国军占领。

    在张义安、邓宝珊率部攻击西安西南近郊之守敌时，与樊钟秀相遇——

    这樊钟秀，字醒民，大号樊老二，河南宝丰人，小时曾人少林寺学武，后在陕北聚众造反，被陈树藩收编，与胡景翼相识。时为曾继贤旅的一名团长，曾继贤从三原潜逃至泾阳时，樊钟秀正驻守泾阳。樊曾经与胡景翼密约：若胡部攻打泾阳，愿为内应。后因故中变，被陈树藩调到西安西南近郊之鱼化寨、木塔寨、尹家寨、甘家寨一带驻守。

    张义安奇袭甘家寨，守军被迫不战而降。邓宝珊便修书一封，劝说樊钟秀弃暗投明，以实践前约。樊钟秀听从劝告，回信要求：让条道路，撤至蓝田，整顿队伍，再共同讨陈。张义安、邓宝珊慨然答应。这天大雪纷飞，樊钟秀打起白旗率部东去。邓宝珊领部下将士齐立寨头墙上欢呼送行。樊钟秀深受感动，行军至西安城东三兆镇，即易帜为陕西靖国军。

    陈树藩东西应战，疲于奔命，眼看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便向段琪瑞求救告急。段琪瑞即派驻扎豫西之镇嵩军刘镇华率部援陈。靖国军东路部队曹世英等一听刘镇华进入潼关，生怕自己腹背受敌，便未与西路部队协商，私自退守渭北。这就使直迫西安城下的张义安、邓宝珊成为孤军。而刘镇华一边挥师西进，一边又派人送信给胡景翼和曹世英，说什么他此次入陕，别无他图，不过是给靖国军和陈树藩之间作了调停，要求先行退兵，再事协商云云。

    胡景翼见此情势，便向张义安发函，力主退兵，让回师泾阳、三原，再作计议。张义安见胡景翼、曹世英皆如此举措，十分愤慨，仰天叹道：

    “啊，我们的同志竟如此不可靠？陕西大事，成败在此一举。一旦罢手，兵连祸结，何时是了？三秦父老，继续惨遭蹂躏，谁能负责？……不，三原起兵之日，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岂能临危脱逃？”

    胡景翼见张义安拒不撤兵，又给邓宝珊连发数函。邓宝珊和张义安态度完全一致，收函后与前线诸将士商议，亲自挥笔疾书，给胡景翼先后连复两函。其第二函曰：立生总司令钧鉴：

    十七日派专人递上一函，未知到否？今日连奉手示，仍令退兵。弟等奉令之下，殊为茫然。其令退兵之理由，议和之条件，究属如何？即不令弟等知其详，亦可闻其略矣。兹将此间之情形与不可退兵之理由，约略言之。我军户县之役，实属胜仗．士气并未稍挫，而且精神倍作，义勇勃勃，非与陈逆决一死战不足以快人必。此不可退兵者一也。为陕西大局计，不可视其破坏，为阵亡诸将士朋友计，抱定敌忾同仇之志。此不可退兵者二也。我军势厚，现已布置完善。此不可退兵者三也。自渡河以来，激战十数次，全获胜仗，一旦退回，则前功尽弃。此不可退兵者四也。我军退回泾、原，万一和议不成，则西路为敌所有，进攻不易。此不可退兵者五也。陈柏生患病，严沛霖死亡，潼关敌人气沮。此不可退兵者六也。省城人心甚为惶恐，探闻商务会长要求柏生退位，愿代偿款。此不可退兵者七也。镇嵩军东去，唯留稽查兵防守城门，余为铡刃队，敌人兵单势孤，省城空虚。此不可退兵者八也。经屡次战争，敌人子弹大多消耗。此不可退兵者九也。我军诱敌数次，敌人胆破，不敢出城。此不可退兵者十也。有此种种理由，弟等互相协商，大局未解决之前，弟等决不忍退兵以泄士气。是否之处，唯司令实酌教之。

    职邓宝珊弓富奎董振五

    冯毓东李云龙刘佩蓉

    胡景翼见前线将领均不肯退兵，乃令张义安暂回三原议事。张义安将部队稍向后撤至户县，转骑驰赴三原。议事毕即返前线，中途得知敌人大举进犯已将户县包围，扔下饭碗，飞驰渡过渭河，率随行十数骑纵横冲击，破围而人。城中将士见张义安返回，若增劲旅千百，欲出城决战。张义安和邓宝珊见敌人兵多气盛，坚阻不许。

    3月23日，张义安正在户县城头举起望远镜视察敌情，忽一排冷枪射来，身边最得力的一位排长中弹牺牲。张义安顿时七窍生烟，即刻率队出城向敌进击，左突右冲，连夺数寨。正当他拍马向敌阵继续冲杀时，飞来一弹，透穿胸背，部下拼死营救，收兵回城，血流如注。已脸色如纸，气息奄奄。邓宝珊抱在怀中，忙问有何吩咐。这位跟杨虎城、邓宝珊一起被称为“靖国军三员战将”的勇士，突然双眼圆睁，用最后一口气喊道：

    “宝珊？快请于右任先生回来，主持靖国军……”

    4

    于右任回来了。

    这位同盟会的西北元老，化装为传教士，带着孙中山先生的嘱托，从上海绕道山西，风尘仆仆，抵达老家三原。他苦口婆心，迎来送往，费了两个多月唇舌，才使各怀所图的靖国军诸位将领，同意了一个各得其职的编制方案：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张钫、总指挥胡景翼。第一路军司令郭坚，第二路军司令樊钟秀，第三路军司令曹世英，第四路军司令胡景翼、副司令岳维峻，第五路军司令高峻，第六路军司令卢占魁，第七路军司令王钰。

    邓宝珊任胡景翼部团长。

    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对陕西的局势都十分重视。北洋政府先后派奉军许兰洲、直军张锡元、甘军谢洪涛、皖军管全聚等部队纷纷入陕，协同陈树藩和刘镇华，集中数倍于靖国军的优势兵力，图谋尽快扑灭西北的这场革命烈火。广州军政府则电令滇、川、黔、鄂等西南数省之靖国军，分十路进兵关中，来援助于右任。

    但是，北洋政府对陈树藩的援助不遗余力，而广东军政府的陆荣廷、唐继尧却叛离孙中山，与北洋政府眉来眼去。所谓援陕部队，除叶荃部进入关中之外，其余九路均中途停顿，观望不前。陕西靖国军辖区仅14县，供养军队达30000多人，兵戈连年，人民苦不堪言。靖国军粮饷给养十分困难，特别是枪械弹药的补充，只能取之于敌。这就使野心勃勃的陈树藩，由被动变为主动，联合北洋各军，向靖国军发起了猛烈的全面进攻。

    1919年初，敌军节节逼近，周至、武功、乾县先后被围。为了援助武功一线以解周至之围，于右任派遣董振五、邓宝珊、杨虎城挥师西去。1月27日，他们在武功县东北的大王村与奉军许兰洲部遭遇。董、邓、杨当即在敌垒前深挖壕堑，列阵以待。

    许兰洲依仗自己兵多势众，驱赶部队从三面环攻。炮火轰鸣，弹片横飞，硝烟弥空，杀声震天，打得壕堑边的泥沙哗哗击溅。董振五手提驳壳枪凝神督阵，严令士兵在敌军进入50步以内，才准还击。敌人在一阵疯狂的炮火轰击之后，见靖国军阵地上一片沉寂，便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迅猛推进。一入射程，董振五一声令下，万弹齐发，敌人应声而倒？直杀得奉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得不慌忙退却。

    为了彻底击溃敌人，在奉军集结力量、准备再次发动进攻之际，董振五组织敢死队打算袭击敌军后方。正当他给敢死队指授奇袭路线时，忽被敌人流弹射中眼睛，当即牺牲。

    所部将士，一见主将牺牲，悲愤填膺，怒不可遏，一齐跳出战壕，出敌不意，卷起一道疯狂的旋风，向敌军冲杀过去。邓宝珊在左，杨虎城在右，两员虎将，一声大吼，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冲锋在前，率先闯入敌阵，跟惊惶失措的敌人，白刃格斗起来。一场罕见的厮杀，直杀得奉军胆破心裂，扔下遍野死尸，丢弃阵地，狼狈溃逃。

    在拼刺之中，邓宝珊左臂挂彩。幸好未伤及筋骨，包扎之后，吊起肘臂，照样指挥作战。

    经过这场浴血苦战，不仅使危险局面得以扭转，也使邓宝珊、杨虎城威名远播，令人陕北洋各军闻风丧胆。敌军受此大挫，不再轻意进犯，敌我双方，在军事上进入相持阶段。

    但是，此时广州军政府已经改组，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四省援陕联军先后退回，而北洋政府对陈树藩的援助却有增无减，致使陕西靖国军的处境日趋艰危。凤翔城墙，已无完堞；乾县守县，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毫无外援的陕西靖国军，全凭将士的生命和热血，在抗击着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的虎狼之师？

    于右任如坐针毡，一筹莫展，向孙中山连发电函告急。孙中山无奈，复函于右任：“北既不舍，南不能救，不得已唯有借力于议和。”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广州政府派唐绍仪，双方在上海几经谈判，于3月底达成协议，派出划界专使，在陕西划界停战。

    停战之后，邓宝珊率部回三原休整。一日，春光融融，他身着便服，正在团部对着窗前刚刚舒瓣吐蕊的一树白玉兰，临写王右军的《兰亭集序》，忽见房东老汉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这老汉名叫张伯良，秀才出身，是三原城内有名的书香人家。他家门庭高大，宅院宽广，从大门到后花园一宅三进，中间轩敞的过庭两厢还有抱厦，过庭后院又有跨院。三原起义后，他将前院让给邓宝珊做了团部，自家在后院居住，另有偏门出入。老汉饱读诗书，待人和气，见邓宝珊虽系武夫，却谦恭敦厚，儒雅好学，进驻为邻之后，约束部下秋毫无犯，逢年过节还要亲自登门致贺，因此十分敬重。

    这天，他看邓宝珊临写的王羲之书法，骨秀神丰，比以往大为长进，摸着胡子鉴赏片刻之后，微微笑道：

    “宝珊？看来这拼刺刀和写字，也能相辅相成啊？经过武功这番血战，你的字好像也更有骨力了。改日给我写张条幅如何？”

    邓宝珊招呼老汉坐下，吩咐卫兵沏茶，搁下笔，摇摇头，回敬一笑：

    “老叔？你们三原人杰地灵，出了于先生这样的当代书圣，我岂敢班门弄斧，在你面前献丑啊？”

    “于先生确实是当代人杰，可他老家不在三原，而在你们甘肃静宁哩？”老汉端起盖碗，慢悠悠地说道：“他出身很苦，光绪五年春天，甘肃大旱，他妈从老家逃荒到陕西，将他生在三原东关的新庄……”

    “噢？如此说来，我跟于右任先生还算是乡党哩？”

    “是乡党，确实是乡党？你去细细地考究吧：自古以来，陕甘就唇齿相依，亲如一家。周文王的先祖，早年住在董志塬上，沿泾河南下迁入关中，日渐兴旺，建立了周朝。秦始皇的先祖，早年住在你们秦州一带，沿渭河东来迁人关中，也逐步打下了一统江山。八百里秦川，水肥土美，养人啊？不然，刘汉李唐，为啥都要建都长安呢？打个比方，这陕甘两省就像一个戏台，关中是前台，甘肃是后台。多好的角儿，如果装扮整齐只在后台踢腾，不到前台来亮相，咋也红不起来……”

    邓宝珊饶有兴趣地听着。讲到这里，老汉却适可而止。邓宝珊连忙央求道：

    “老叔？继续往下讲嘛？”

    “不，你要愿意听，以后再讲吧？”老汉搁下盖碗，站了起来，“今儿是我的生日，家里准备了一桌便饭，想请你去赏光坐一坐呢。”

    “这……”

    “这啥？没有外人，客人只你一位。”

    邓宝珊见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便搔着浓密的短发，嘿嘿一笑，戴起大檐帽，换上最干净的一套军服悄悄拿了瓶酒，不带任何随从，独自跟着老汉，绕道偏门向内宅走去。

    房东一家，早在恭候。果然没有外人，仅老伴和几个孩子。主人知邓宝珊滴酒不沾，只几样时鲜果菜，也未备酒。招呼客人坐上炕后，就跟家人一般边吃边谈。吃完鲜果凉碟，老汉隔窗一声轻呼：“玉燕——”就见一个身材苗条、衣着素雅的姑娘，双手捧着个带盖儿的蓝花细瓷盆，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瓷盆搁上炕桌，轻轻揭去盖儿，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一只肥嫩的清炖全鸡。

    老汉拿起筷子招呼邓宝珊趁热快吃。邓宝珊却忽然想起了他刚回三原休整时的一件怪事。那时他臂伤未愈，每天清早去城外看部队出操回来，发现茶几上总搁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他以为是伙房里搞的，还批评过几次，说大家都困难，不该给他特殊。伙夫们嘿嘿一笑，也不言语。后来，他似乎听人议论自己，却未深究。现在，他夹起个鸡翅膀尝了一口，偷偷看那姑娘一眼，见她双目秋波盈盈，腮边泛起两朵红云，也在偷偷地瞧着自己，一下恍然大悟……

    “宝珊？”正当两个年轻人都在心里审视着对方的时候，老汉郑重其事地说道：“不是我想高攀，我这玉燕，自从见到你后，就发誓非你不嫁……我老两口万般无奈，今儿才请你来商量……”

    玉燕一听，满面羞红，悄悄退出门外。

    邓宝珊也满面通红，慌忙回答：“老叔？多谢你这番好意，可我在保定已经成了家啊……”

    老汉轻轻叹了口气，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有过，男子汉大丈夫，多一房妻室，也并不碍事。保定距此数千里，你身边也需要有人照料。如不嫌弃小女丑陋，你就成全了她吧……”

    邓宝珊迟疑不决，以需要请示于右任先生后再作决定为借口，起身告辞。不料，他还未去见于右任，这位大胡子总司令倒主动登门来当月老。于是，不久之后，邓宝珊和张玉燕便结了婚。

    陕西划界分治的局面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之间发生内战。皖系段琪瑞败退出京，直系曹锟、吴佩孚把持北京政府，派冯玉祥率部入陕，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败退到汉中。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被冯玉祥派遣韩复榘诱骗到西安杀害。第二、第六路军司令樊钟秀、卢占魁率部离开了陕西。轰轰烈烈的靖国军，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处境。除杨虎城、石象仪等少数部队坚持靖国军旗帜外，为了保存实力，其余部队先后接受了北京政府的改编。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怀着十分复杂而又难以明言的心情，在三原县城隍庙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取消靖国军旗号，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而且，背着于右任，推举他为“陕西全省自治会长”。当晚，他去于右任家中，表白心迹，于右任十分气愤，避而不见。胡景翼无奈，只好向于夫人高仲林留言：“一切诚不得已，景翼誓死终身不负于公。”

    对于胡景翼的这一重大举措，邓宝珊也十分痛苦和不满，为了寻求补救的办法，这年10月他找机会独自去见于右任。此时，于右任已离开风雨飘摇的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三原北乡东里堡的半耕园中闲住。他听了邓宝珊慷慨激愤的陈述，手抚浓髯，半晌默然，眼圈儿一红，不禁流下泪来。

    原来，不仅胡景翼如此。于右任夜走高陵去劝告曹世英等人坚持靖国军旗帜，诸将也无人听从。面对如此惨痛的局面，他感到上有负于孙中山先生重托，下有愧于陕西八百万父老，因此悲从中来。可是，外地的革命同志，并不理解于右任的处境艰危。当三原召开国民大会推他为“陕西全省自治会长”的消息传开后，章太炎还致书于右任，给以辛辣的嘲讽：

    “……先生就北虏自治会长，而陈树藩反知为虏抗。魏武云：‘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难不如庞德。’思君家法，为之慨然？”

    于右任将此信取出交给邓宝珊看，邓宝珊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部下的分崩离析，同志的误解怪怨，前途的危险渺茫，使邓宝珊对内外交困的于右任不能不产生由衷的同情……

    回到住处，面对窗前玉兰树光秃的枝丫，邓宝珊闭门谢客，挥笔疾书，只好将一腔苦闷和希冀，向遥隔云天的孙中山先生尽情倾诉？

    百折不挠，正在组织部队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先生，收到邓宝珊肝胆照人的信件，深为感动。对这位虽被迫改编，但不改变坚贞革命信仰的素昧平生的年轻同志，先生亲笔签名，来信大加慰勉：

    宝珊仁兄惠鉴：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血战历年，苦心孤诣，中外共仰。乃闻立生忽受奸人蒙蔽，招集少数无赖之徒，托名国民大会，变更靖国军名义。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如执迷不悟，恐此后身家之安全亦不能保。郭司令坚附伪督被害，即其前车之鉴。闻于总司令及靖国军各统兵长官成明大义，誓不附和，为之欣慰。尚望足下坚持初志，百折不挠。现在正式政府已决定出师援鄂。文尅日出巡以作士气。连日接蜀电，川中刘总司令仗义救邻，有进无退。现复大举增援，陆续进发，声威大震，肃清武汉，为期不远。陕靖国诸君万不可稍自暴弃，功亏一篑。语云，有志者事竞成。唯足下勉之。兹因有便入赴陕，特修寸楮藉问劳苦，并以为勖诸，唯为国珍重。孙文

    这封信，给彷徨无主的邓宝珊以多么巨大的鼓舞和慰藉啊？使他在纵横交错、龙行蛇走的密流河网中，看清了一条主流，也使他在纷乱如麻、风云突变的人事纠葛中，看到了一个革命者人生价值之所在。此后，每当大雾弥天之日，或艰危困顿之时，他都常常用这封珍贵的信件，自省、自戒、自勉。

    注：

    ①刀客：清末民初陕西特有的民间自卫组织，以佩带“关山刀子”而得名。

    ②池阳：三原县之旧称。

    血沃中原

    1

    中国的现代历史，犹如中国的黄河，滚滚九曲风涛，蜿蜒南北折转，不时泛滥，不断改道，迟迟不肯人海？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岳任直系西路军司令，被吴佩孚调往河南，协助冯玉祥攻打与奉系联合的河南督军赵倜。赵倜以优势兵力，将驻守郑州的冯玉祥部张之江旅和直军靳云鄂师重重包围。6月，冯玉祥发电向胡景翼求援。胡景翼的陕西陆军第一师，东出潼关援助郑州。

    时为胡景翼部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的邓宝珊，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和本团官兵，乘火车疾驰东进。邓宝珊在第一线指挥，部队一下火车就迅猛冲击。一场战斗打得激烈而又快捷，伤亡很小，解除了郑州之围。战斗结束后，邓宝珊从勇敢善战的普通士兵中选拔了一批基层骨干，16岁的杨嘉瑞被提拔为班长。

    郑州解围之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郑州第一次相会。早在西安就与冯玉祥相识的邓宝珊，也同冯玉祥再次见面。不久，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但因河南是吴佩孚的地盘而难以就任，又改授为陆军检阅使，去驻兵北京南苑。孙岳兼任大名镇守使，辖河北42个县。胡景翼部驻扎在顺德至安阳之间的京汉铁路沿线。这样，冯、胡、孙三家部队的驻地，从北京到河南就联为一气。

    此时，同在“华山聚义”的何遂，正担任孙岳的参谋长。胡景翼派邓宝珊商请孙岳同意，在孙岳辖区的何遂和徐永昌团驻地邯郸，设立了一个陕军第一师教练所，由何遂与邓宝珊共同负责为胡部轮训军官。在此期间，邓宝珊结识了孙岳的许多部下，特别是跟徐永昌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而垄断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气焰日益嚣张，丑闻越来越多，他们买官鬻爵，镇压工农，钳制舆论，收买猪仔议员贿选总统……闹得乌烟瘴气。曹锟为贿选筹款，仅对孙岳的大名镇守使辖区，就摊派银币32万元？而且，由身为直隶省长的曹锟之弟曹锐，交给孙岳一个名单，诬陷名单上所列的人为贩卖毒品的“金丹犯”，令通通抓起拷问索款。弄得孙岳叫苦不迭。

    对于冯玉祥、胡景翼的部队，曹锟、吴佩孚则一面利用，一面伺机消灭。对这些部队不仅待遇极低，而且常常尅扣，有时好几个月无饷可领，甚至连军粮也无以为继。‘特别是曹锟的爪牙李彦青，对冯玉祥更是仗势欺辱，百般刁难，惹得冯玉祥万分痛恨，又莫可奈何。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以俄为师”，邀请苏联顾问，接受苏联援助。消息从广州传来，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孙中山也先后多次派人潜入北方，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秘密活动。而且，还派孔祥熙将他亲手书写的一部《建国大纲》，面赠冯玉祥。这使走投无路的冯玉祥，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面对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自从接受改编后心情一直十分苦闷的胡景翼，常常找岳维峻、李仲三、邓宝珊、刘守中等“华山聚义”的老同志交换意见。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等革命主张，邓玉珊热烈拥护；对曹锟、吴佩孚的一系列丑恶行径，邓宝珊深恶痛绝。他力劝胡景翼伺机易帜，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旗下来。对邓宝珊等人的言论，胡景翼心中暗暗同意，但起初不明确表态，只是静静地观察着、等待着，等待着风云突变……。

    这年秋天，败退出关的奉军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大肆扩军备战，步步逼近山海关。曹锟急调担任直鲁豫巡阅使、拥兵十数万、坐镇洛阳的吴佩孚进入北京，任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兵分三路：第一路彭寿钎，直发山海关；第二路王怀庆，趋喜峰口；第三路冯玉祥，出古北口。胡景翼部移驻通州。孙岳部卫戍北京。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紧锣密鼓，正在敲响。

    一天，胡景翼找来邓宝珊，拿出两封信，神情严峻地说道：

    “宝珊？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就看你的了。我已派李仲三兄找过冯焕章，他虽已同意联合反对曹、吴，但对是否请孙二哥参加，心怀疑虑。认为孙是曹锟的老朋友、老部下，他的部队又是曹的卫队，不大可靠。此事，我再三考虑：没有孙岳参加做内应，仅凭胡、冯两家，定难成功。现在派你辛苦一趟，一是劝说冯焕章解除疑虑，二是劝说孙二哥能主动去见见冯焕章。你看如何？”

    邓宝珊接过两封信，严肃地回答道：

    “立生兄？你能将此事交我去办理，这是对我邓宝珊的看重；我还有啥话可说呢？对孙二哥，我保证说服他去见冯焕章；对冯焕章，我也能说服他解除对孙二哥的疑虑。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对你、对冯、对孙都得有这个条件……”

    “噢？什么条件？”胡景翼困惑地问道。

    邓宝珊抬起头，深邃的目光直视着胡景翼，缓缓说道：

    “事成之后，得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胡景翼“扑哧”笑出声来：“这还用说吗？宝珊，别人不理解我，你也不理解我？……”

    “不？凡事预则兴，不预则废。预先未做充分准备，中途受人挟制，临渴掘井，发违心之言、办违心之事的教训，你我都有啊？”邓宝珊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在北方的将领中，冯玉祥是一个杰出人物。当年参加滦州起义，也不能说没有革命思想……但是，矜才使气，多疑多变，到底能不能成为革命梁柱呢？还很难说啊……

    胡景翼沉吟半晌，说：“好？起草通电文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拥护孙中山先生明确写进去……这一点请你放心？”

    邓宝珊便带着胡景翼的信件，进了北京。

    他先去见孙岳。此时的孙岳，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副司令，负责城防，司令部设在贤良寺。邓宝珊见到孙岳，寒暄几句，正要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不料孙岳却打断他的话，诡秘地笑问道：

    “哎，有一个当今的重要人物，你认识不？”

    “谁呀？”邓宝珊见孙岳神情异样，不禁感到纳闷。

    “是我们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过《晨报》主编，五年前领导过五四运动，如今又帮助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邓宝珊想了想说：“噢？你说的可是正被通缉的李大钊先生？”

    “对。我们这位河北老乡，胆子真大，还派人给我这个曹大总统的亲信，送来了一封信呢？”孙岳说着，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邓宝珊。

    邓宝珊接过信封，只见上书：

    “孙禹行仁兄玉展，李大钊托。”

    抽出信笺一读，他马上联想起这几年陆续刊登在《晨报》和《新青年》上署名“守常”的那些文章，许多问题忽然一下融会贯通。他一边将此信奉还孙岳，一边取出胡景翼的信来，笑问道：

    “对李大钊先生的意见，孙二哥准备怎么办？我这里还有胡立生给你的信呢。”

    孙岳读罢胡景翼的信，连连点头：“对，咱们再也不能跟贿选政府同流合污了。你转告立生：孙中山先生的代表徐谦也来找过我和冯焕章。我跟冯焕章已约定，找机会在陶然亭见面，请立生也参加吧？”

    邓宝珊一听冯、孙之间的误解已经消除，心里既感到庆幸，可也有点隐忧，向孙岳试探性地问道：

    “不过，孙二哥想过没有：推倒曹、吴之后，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呀？”孙岳不假思索地回答。

    邓宝珊又问：“实现这一条有把握吗？”

    孙岳哈哈一笑：“老弟？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现在，八字还不见一撇，你问我，我去问谁呀？”

    邓宝珊欲言又止，心事重重地与孙岳告别，又去旃檀寺冯玉祥司令部。

    冯玉祥见到邓宝珊，十分器重，一口一个邓先生，待为上宾，请进宽敞明亮的书房，两人促膝密谈。邓宝珊看那书房，窗外花木扶疏，室内一尘不染。墙上挂一张中国地图，凡列强割据霸占的我国领土，皆用箭头和鲜明的颜色一一标出。地图两旁，是八个道劲的大字：“卧薪尝胆”，“誓雪国耻”。临窗大书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文房四宝之间，搁着几部书：一部颜色发黄的、线装的《易经》，一本黑皮烫金、装帧考究的《新旧约全书》，相互映衬，格外醒目。

    冯玉祥衣着朴素，举止稳练，谈吐浅易而诙谐。看完胡景翼的信，笑眯眯地说道：

    “嘿，立生兄真是个有心人？上次他派李仲三兄来，谈到禹行兄，我不过随口说了个‘人家是曹三爷的卫队旅长’，其实，我哪敢不信任孙二哥呢？又劳邓先生来解释，真是……担当不起啊？”

    邓宝珊不卑不亢地说：“冯先生不必客气？立生派兄弟来，也不专为解释此事，还想请教冯先生，将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

    “依立生兄之见呢？”冯玉祥身子微微向前一倾，反问道。

    邓宝珊见冯玉祥不肯吐露自己的意见，也绕了个弯子说：

    “听说，冯先生跟南方的使者已有密约，这恐怕不是谣传吧？”

    冯玉祥注视着邓宝珊，眼珠儿一转，闪烁其词地答道：

    “密约，还谈不上。不过，按我个人的意图是要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但是，事情既然由三方联合，也得尊重立生和禹行的意见……”

    邓宝珊一听，十分高兴地说：“冯先生？只要你有此意图，事情就好办？兄弟此番前来，就是要听你这一句话。”

    冯玉祥朗声大笑，又说了一些恭维邓宝珊的话。言谈之间颇有拉拢邓宝珊跟他干事之意，邓宝珊佯装不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理睬。谈话结束后，请邓宝珊吃了顿便饭，派人送回通州。

    过了几天，在凉风送爽、芦花摇曳、僻静荒寂的陶然亭，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聚义盟誓，约定伺机发动政变。

    不久，冯玉祥部队开往古北口。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驻守通州外，也开往喜峰口。吴佩孚见冯、胡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心腹隐患，而山海关前线又连连告急，便率领本部人马东进驰援。

    1924年10月19日，趁北京空虚之际，邓宝珊代表胡景翼前往滦平与冯玉祥会商，决定秘密班师回京。此事在冯玉祥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部鹿钟麟旅悄悄进入北京。此时，孙岳夫人崔雪琴，还借跟其结拜姊妹曹锟夫人孙菊仙打牌，将曹锟蒙在鼓里。结果，一枪未放，于次日凌晨，由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由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强迫交出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成功？

    10月24日下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旃檀寺冯玉祥司令部开会。会议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邓宝珊因在“北京政变”中的特殊贡献而崭露头角，升任为胡景翼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成为整个国民军中引人注目的少壮派将领。不久，即被派往南线，去阻击漳河一带沿京汉路北犯的吴佩孚部队。

    但是，“北京政变”后，局势复杂而迅速的变化，远远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张作霖与吴佩孚握手言和，奉军长驱入关；段琪瑞东山再起，重新粉墨登台，入主北京政权；冯玉祥则到京西天台山隐居，对抱病北上的孙中山避而不见。北京，出现了一个由段、张、冯同床异梦的联合政权……

    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为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全部开往河南，邓宝珊因留驻北京从事联络工作而最后出发。就在他离开北京的前夕，就在他面对白云苍狗般不断变幻的政局嗟叹不已的时刻，发生了一个影响他整个人生历程的重大事件——

    2

    192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大钊负责。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也由李大钊主持。这样，在北方，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合作，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制定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琪瑞和张作霖的正确策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许多负责同志，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做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由于邓宝珊已成为国民二军乃至整个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这就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著名学者，化装为一名出诊行医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隆冬的风雪，轻轻敲开了邓宝珊在北京寓所的小院大门。

    此时此地，能见到久所仰慕的李大钊，邓宝珊惊喜过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他安排副官徐耀斌去门外警戒，吩咐夫人崔锦琴亲自在院子里望风，将李大钊和那位国民党左派朋友请进书房，拉下窗帘，促膝密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孙中山谈到列宁，从五四运动谈到尊孔读经，从陈炯明叛变谈到段琪瑞重新登台，从李大钊在苏联的见闻谈到目前面临的斗争……。这次谈话，不仅使邓宝珊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而且使他在冰封雪盖的中国大地上，终于听到了春的脚步声。

    临别的时候，李大钊从手提的出诊箱里取出两份中共北方区委办的《政治生活》周刊，送给邓宝珊。他摸摸两撇浓密的髭须，摘下眼镜一面擦拭着镜片上的水雾，一面深情而诚挚地注视着邓宝珊说：

    “邓先生？我知道你是个讲信义的人。大丈夫处世就应当如此，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到了河南，请向胡先生致意：如果国民二军需要苏联顾问，我可以替他聘请。至于你刚才谈到的秘书长一事，我很快就给你派来——派一个保证叫你满意的人……”

    邓宝珊坦直地说：“太感谢你啦，守常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只恨我邓宝珊见到你太晚了。我们不仅需要苏联军事顾问，需要秘书长，还需要大批革命同志来帮助我们训练军官，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大钊戴上眼镜，站起来，紧握住邓宝珊的手，目光炯炯地说道：

    “好？这些要求我们都能满足。再见吧，邓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目送李大钊乘坐的马车在风雪黄昏中渐渐远去，邓宝珊才折身回来。这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到达天津，便叮咛崔锦琴，他明天去开封之后，只要孙中山先生一到北京，就赶快给他写信。

    邓宝珊到了开封，下火车没有休息，就去见胡景翼。他将自己同李大钊在北京的接触，向胡景翼一一作了汇报，并劝胡景翼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同时，还将李大钊对陕军当年驻守河南时，拒不执行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命令的高度评价和称赞，也转告了胡景翼。胡景翼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决定请求苏联援助。结果，使他成为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取得苏联援助的人。

    1925年初，为了消灭直系军阀余孽，阻止败退南撤的吴佩孚死灰复燃，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准备继续南下，直捣武汉。但是，盘踞豫西一带的刘镇华得力干将憨玉昆，却勾结奉军张作霖、晋军阎锡山，与武汉的吴佩孚此呼彼应，对国民二军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不解除侧背威胁，就无法进军武汉。于是，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除指挥自己的第七师和李虎臣、蒋世杰两个师外，还指挥孙岳国民二军的徐永昌、叶苓部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米振标部的毅军等兄弟部队，去协同攻打憨玉昆。

    这憨玉昆，本是豫西的一个惯匪，后任刘镇华的镇嵩军第三师师长。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后，派憨玉昆留守豫西。吴佩孚败退之际，这家伙乘虚占据了吴佩孚的老巢洛阳，招兵买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将军队扩充到10万之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自称“豫军总司令”，扬言要将国民军赶出河南。他气势汹汹，挥师东进，与邓宝珊指挥的部队，在洛阳以东的巩县接火。

    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指挥官的任务格外复杂艰巨。如何部署兵力，如何团结友军，如何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发挥各家部队的优势攻敌之不备，不仅需要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需要坦荡的襟怀，宽厚的气度，和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作风。对邓宝珊来说，这不仅是他从军以来所独立指挥的最大战役，而且也是他第一次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尽管身边的幕僚们认为憨玉昆的部队是一些由土匪匆忙拼凑的乌合之众，但邓宝珊在运筹帷幄时还是十分慎重。他认真听取了各家将领的意见，决定在正面战场采取守势，右翼依托黄河，也不部署重兵，而将精锐之师集中在左翼，轻装速进，向敌后迂回。

    战斗打响后，邓宝珊一直在第一线指挥。巩县一仗，敌人败退，撤到黑石关。憨玉昆亲自指挥八个旅，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凭借险要地形，要与国民军决一死战。邓宝珊把攻打黑石关的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三个师，让他最得力的部下刘继邦旅，担任先锋。

    夜，残月斜挂，浓霜铺地，冻僵的中州原野，仿佛停止了呼吸。总指挥部里，马灯下，对着摊在桌上的军用地图，邓宝珊向刘继邦交待完任务以后，用敬重的目光凝视着这位在三原起义前就跟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叮咛道：

    “继邦？这一杖，对你、对我、对国民二军，可都是个严重考验啊？憨玉昆是惯匪出身，这一带又是他的老家，千万不能轻敌？”

    刘继邦点点头，说道：“师长，我的任务，你放心？我还琢磨，樊钟秀也是豫西人，能不能请他起更大的作用？”

    邓宝珊一听，刘继邦把“更大”二字咬得特别重，立刻心领神会。送走刘继邦，就亲自打电话给驻地距总部不远的樊钟秀，请来议事。

    此时的樊钟秀，已非昔比。当年，他离开陕西靖国军后，接受直系改编，被吴佩孚派往江西阻击孙中山北伐；后投向孙中山，在镇压陈炯明的叛乱，解除广州之围中受到孙中山嘉许，被委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他刚刚率部返回到老家河南，协助国民军对直系军阀作战，其地位和声望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在憨玉昆的部队中，有不少同事和老乡，这对帮助邓宝珊制订作战方案，能提供许多情况。

    现在，面临一场恶战，邓宝珊又跟樊钟秀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樊钟秀听完邓宝珊的意见，扳着指头儿默默想了想，立刻亲自修书两封，派身边的两名亲信随从，向憨玉昆部的李有才和袁英送去。

    进攻黑石关的战斗打响了。寒风凛冽的黎明，随着一阵密集的炮声，一条血色的光带，映红了西边阴沉沉的天空。刘继邦在电话上报告：尖刀团已突破敌人防线，敌人顽强反扑，双方在激烈争夺。邓宝珊下令后续部队火速推进，指挥身边的马华瑞、伍郎亭两个旅，亲自去前线增援。

    这真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战斗。惯匪出身的敌人，虽然缺乏统一的有力指挥，却一股一股全是疯狂的亡命之徒。他们头缠青布，额贴神符，口里念着咒语，双手端着刺刀，蜂拥蚁攒般乱冲乱杀，跟国民军紧紧胶着在一起，使轻重火力都难以展开，只能短兵相接，肉搏格斗。双方直杀得横尸遍野，血染戎衣，难分难解？国民军杀退一批，又是一批。他们哇哇大叫，继续拼命……

    邓宝珊来到前沿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阵，便命令刚提升为排长的杨嘉瑞，挑选数f名精壮士兵，穿起早已准备好的敌人的服装，悄悄沿一条隐蔽的小路向敌后绕去。

    战斗进行到下午，憨玉昆鸦片烟瘾大发，喷嚏连连。他正躺在设在一座破庙的指挥所里点灯吸食鸦片，突然庙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杨嘉瑞已跟他的卫队接火。憨玉昆慌忙指挥卫队，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杨嘉瑞朝那破庙放了把火，立刻烈焰腾腾，浓烟四起？

    看到指挥所火起，一心想邀功请赏的惯匪们，马上望风而逃。邓宝珊组织全线出击，憨玉昆的八旅之众，在一天内被击溃。

    接着，驻守崿岭口的憨军李有才部接受樊钟秀劝告倒戈，与樊部一起向敌后包抄。憨玉昆收编的土匪袁英部，也听从樊钟秀意见，在前线反水而去。憨玉昆腹背受敌，狼狈退撤。邓宝珊指挥各家友军，强渡洛水，会攻洛阳。憨玉昆抵挡不住，气得暴跳如雷，眼见部下土崩瓦解，只好弃城乔装，逃上邙山，学了乌江边上的项羽。

    邓宝珊占领洛阳，马不停蹄，继续挥师西进，又连克陕州、灵宝，直抵潼关，河南全境为国民军占有。此役速战速决，前后仅36天，歼敌十万之众，是国民军成立以来最漂亮的一次战役。

    后来，孙岳被命任为陕西督军，邓宝珊又协助徐永昌进军西安，打垮刘镇华。国民军势力直达陕甘边境。刘镇华逃出陕西，只身偷渡黄河，去投靠了阎锡山。

    但是，在国民军节节胜利、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4月10日，胡景翼在开封因疔毒不治，也离开人间。

    胡景翼的早逝，不仅使邓宝珊十分悲痛，也给国民二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胡景翼去世后，邓宝珊在给胡景翼父母赠送的照片后面题写了一首诗。这诗，既反映了邓宝珊当时的心境，也反映了整个国民二军的处境。诗曰：

    遍地哀鸿泪，

    来思雨雪霏。

    干戈犹未定，

    何时解戎衣？

    到处为家日，

    群龙无首时；

    前途无限事，

    唯有此心知。

    胡景翼死后，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军长。邓宝珊率领七师驻守陕州。

    为了拉拢邓宝珊，分化瓦解国民二军的力量，段琪瑞任命邓宝珊为豫西镇守使。邓宝珊坚辞未就，没有上当。在陕州，他办了一个“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天水同乡胡重差为所长。通过李大钊，聘请来志明、马合池捷耶夫、瓦林等三位苏联顾问。从各团选拔了一批基层青年军官来培养训练。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之外，还有政治课，讲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19岁的排长杨嘉瑞，就是第一期学员。时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的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也曾一度在这个传习所里担任过政治教官。

    黄河之滨的大操场上，配合着整齐的步伐，“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有力呼喊，是那么振奋人心？悲壮豪放的《国际歌》旋律，伴随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惊涛，更使这些驰骋疆场的热血男儿，心潮澎湃。桐荫深处的课堂上，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言论，在启开一扇扇心扉。王若飞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和热情洋溢的演讲风采，不时引起学员们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邓宝珊也常常带着随从副官徐耀斌前来听课，坐得端端正正，一坐就是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李大钊实践前约，给邓宝珊派来了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秘书长——葛霁云。

    “啊？是你——？”邓宝珊看完葛霁云带来的李大钊的亲笔信件，瞠目结舌，审视着自己童年时的这个小伙伴，万感交集，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西装革履的葛霁云，扶扶金丝眼镜，洒脱地笑道：

    “没有料到吧？宝珊兄？我们会在此时此地重新聚首……守常先生，还托我给你带来一些书呢？”

    “哎，守常先生办事太周到了？太周到了？”邓宝珊感激地说，“你这个大学生老乡，往后可得好好帮我一把啊？”

    “宝珊兄？我们是互相帮助，合作共事，同乡，同学之外，还是革命同志。我初来乍到，环境生疏，有办事不周的地方，你也得批评指点？”葛霁云谦虚而诚挚地说着，还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讲了讲。

    自从葛霁云来到身边，邓宝珊如虎添翼，十分信任。此后，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与邓宝珊在一起共事，达八年之久，两人建立了终身难忘的革命情谊。通过葛霁云介绍，还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了邓宝珊的队伍，使这支部队在北方众多的军队中，显得特别富有生气。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准备北伐。国民军同情支持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撕下与冯玉祥等联合的面纱，公然与国民军为敌。8月，邓宝珊被任命为北路司令，率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及高桂滋独立团，北上与奉军作战。

    邓宝珊接到命令，先派刘继邦旅去攻占保定。由于奉军北撤时炸毁不少桥梁，兵员辎重难以运输，邓宝珊派马文彦找京汉铁路工会负责人康景星，发动组织工人架桥铺轨。在铁路工人的大力支援下，刘继邦旅顺利地占领了保定，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第二天，邓宝珊赶到保定，非常高兴，亲自去慰问铁路工人，并奖给大洋3000元。

    此时，冯玉祥的张之江部已将天津包围，但守敌李景林兵力雄厚，双方相持，久攻不下。为了迅速打下天津，邓宝珊决定集中本师部队和史可轩、高桂滋及国民三军徐永昌部，会攻马厂。

    马厂（今河北青县）在天津西南，易守难攻，为天津门户，历来是屯兵之所。国民军连攻数日，伤亡惨重，未能攻克，各部将领，十分忧郁。

    时值仲冬，地冻天寒。在夜色掩护下，邓宝珊带着担任过苏联红军工兵营长的军事顾问瓦林等人，亲自到前沿侦察。大片的高粱早已收割，只有一捆捆高粱秆，还在地埂上堆着。开阔的原野上，流淌着一条大河，河东岸就是马厂。守军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着河面。宽阔的河面结了层薄冰，冰上冲锋，载不住人；涉水强攻，又受到浮冰阻挡。怎么办呢？邓宝珊伏身在前沿的战壕里，望望身边的参谋和苏联顾问，谁也想不出个主意。邓宝珊又观察片刻，忽然，对身边的参谋微微一笑：

    “传我的命令：沿河各部队一律动手，将地边的高粱秆分别捆扎成若干四方墩子，备用。”

    对这命令，谁也不解其意。但人多手快，眨眼之间，捆成的高粱秆方墩，堆积如山。接着，邓宝珊又下令，给这高粱秆方墩里赶快浇水。不到半夜工夫，高粱秆全部冻结。邓宝珊命士兵将它们通通投入河中，霎时一座浮桥就在河上出现。将士恍然大悟，齐声称赞。苏联顾问瓦林也翘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说：

    “你，将军，苏沃洛夫，聪明——？”①

    拂晓，浮桥搭起，部队抢攻渡河，迅速攻克马厂。激战中，邓宝珊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身负重伤。李景林见马厂失守，慌忙退出天津。

    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善后督办，邓宝珊为帮办。因孙岳已在陕西任督军，由邓宝珊代理主持天津军务。

    在攻打马厂期间，李大钊由北京潜来前线，再次与邓宝珊会晤。两人就当前的形势和国民军应取的策略交换了意见，同时，由邓宝珊领衔，于12月13日，发表了由李大钊起草的通电：

    ……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兹特郑重宣言：此战之目的，不仅在颠覆张作霖等之个人势位，而在根本廓清军权，交还于民众，一任民众自由行使。……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决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们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成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马陈词，伫候明教。

    3

    在命邓宝珊率部北上的同时，岳维峻按照自己“花打四门”（即四面出击）的错误战略方针，还派兵南下湖北，东进山东。结果，树敌太多，兵力分散，纷纷失败。迫使邓宝珊的北路军，不得不于1926年初，匆匆撤回河南。经过这番波折，整个国民二军伤亡惨重，就邓宝珊的第七师而言，各连能作战的官兵，已不足50名。此时，冯玉祥已通电下野，准备去苏联考察，国民一军撤往察绥，奉军占据北京。张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沿津浦、陇海两线，向国民军大举进攻。

    如何摆脱吴佩孚、张作霖南北夹击、四面受敌的危险处境？在国民二军的高级将领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邓宝珊、史可轩等向岳维峻建议：

    退出信阳，缩短战线，避开郑州四战之地，将部队撤到黄河北岸，与国民一、三军靠拢，集中力量对付南来之敌。然后，北撤察绥，与各军联合，共同抗击张作霖和吴佩孚。

    不幸，以胜利者自居的岳维峻，被马屁政客包围，骄横自是，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而且，引敌为友，在二军内部培植宗派，向河南人民乱摊乱派，引起许多进步人士和河南人民的不满。对邓宝珊等人的建议，不仅不予采纳，甚至还认为是一种怯敌退避的懦弱表现，给以严词驳斥，并命令邓宝珊急速率部南下去援救信阳。

    邓宝珊的心情十分矛盾。明知挥师南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为了维护团结，囿于封建义气，再没有据理力争，却委曲求全地服从了岳维峻的错误命令。

    早春时节，颍水两岸人口稠密的中州原野上，杏花绽苞，麦苗返青。邓宝珊、田玉洁、李纪才、李虎臣、冯子明……除了留守黄河北岸的弓富魁部之外，主力近八万多人，浩浩荡荡开往信阳。前锋刘继邦旅刚抵达驻马店，信阳前线的国民二军部队，已惨遭失败，向北溃逃。早先收编的一些直军部队，见吴佩孚重新得势，纷纷倒戈。河南各地的民团组织“红枪会”，也乘机蜂起，四处截杀。转眼之间，烽烟遍地，草木皆兵，分不清前方后方，辨不出敌军友军，变成了一场犬牙交错，无法指挥，纷乱如麻的大混战。

    惊烽四起的夜晚，邓宝珊双目炯炯，紧握话筒，正跟旅长刘继邦联系。突然，话筒里一声惨叫，电话线被切断，刘继邦的旅部遭到包围。邓宝珊急与杨嘉瑞率师部警卫团亲自去援救。经过一阵猛烈的冲杀，突入重围，才知刘继邦早已牺牲……

    邓宝珊抱起死不瞑目的刘继邦，不由痛哭失声。

    随后，吴佩孚占领郑州，岳维峻收集残部逃往洛阳。再次负伤的邓宝珊，只身潜入甘肃同乡宋子安在郑州开设的永安医院，得以脱险。后来，不等伤口完全愈合，找到跟红枪会有联系的樊钟秀，在樊钟秀亲自护送下到达洛阳。

    留在洛阳的国民二军残部，尚有二万余人。但岳维峻无意坚守，下令西撤，准备进入潼关。途经陕州，不料驻守陕州的麻振武部叛变投敌，勾结刘镇华、阎锡山拦路截击，将国民二军残部的武器收缴而去。部队溃不成军，四散逃命。邓宝珊乘木船渡过黄河，只带葛霁云、孟练百、杜汉三、徐耀斌、杨嘉瑞等数名亲信随从，经晋南逃回三原。

    随着这场惨不忍睹的大溃败，由吴佩孚撑腰，刘镇华踩着国民二军的血迹重新爬起，纠集十万之众，向关中杀来，将西安围困。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率其所部仅一万余人，苦守西安达八个月之久。西安郊区的十万多亩麦子，被刘镇华付之一炬；西安城内的五万多军民，惨遭牺牲？

    邓宝珊回到三原家中喘息未定，刘镇华派麻振武就向三原杀来。邓宝珊无力抵抗，撤往乾县，收集旧部，重整旗鼓。他在乾县办了个军官教导队，由团长黄展云担任队长，聘请李大钊派来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教官，加紧培养军官，编练人马，准备援救西安。

    不久，广东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占领武汉三镇。面对革命形势的重大发展，李大钊委托于右任去苏联邀请冯玉祥回国，并写信给冯玉祥，提出“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冯玉祥、于右任在共产党员刘伯坚等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完全采纳李大钊信中所提出的方针，举行“五原誓师”，宣布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组成国民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就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部长。冯玉祥并委其二师师长孙良诚为援陕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

    10月下旬，冯玉祥先头部队到达乾县。于右任、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苏联顾问赛夫林和翻译马文彦，在乾县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确定组成国民联军第二、第三军。多数人提议邓宝珊为总指挥，邓宝珊坚辞不就，婉言谢绝，笑着说：

    “我就当个代表吧？”

    从此，邓宝珊即以二、三联军迎接冯玉祥援陕部队“代表”的名义，统一指挥西安城外的联军部队。

    按照邓宝珊在乾县会议上提出的迂回兴平、进攻咸阳的作战方案，激战一周，敌军败退撤出咸阳。但是，当孙良诚挥师追至咸阳东南郊之三桥镇时，却遭到顽强反击，联军伤亡甚重，双方对峙，相持不下。孙良诚想撤，赛夫林坚决反对，总指挥和顾问意见不一，便连连发电催促副总指挥邓宝珊，速来前线商议。

    此时，不巧邓宝珊双腿正在生疮，步行骑马都有困难，不能立刻成行。孙良诚迫不及待，便派马文彦到乾县催促，用一顶轿子将邓宝珊抬到前线。

    11月中旬，联军在三桥镇猴儿寨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邓宝珊听取前线敌我形势的详细报告后，胸有成竹地说道：

    “西安城西一线，敌军防守严密，看来不宜正面硬攻，良诚兄继续牵制三桥之敌即可。由吉鸿昌旅偷渡渭河，经未央宫一带佯攻西安北郊，将敌军注意力引向城北。再派一支骑兵，插向子午，迂回南山，直捣西安城东韩森寨刘镇华司令部。诸位以为如何？”

    对邓宝珊提出的这一作战方案，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得到与会者和苏联顾问赛夫林一致赞同。并决定由邓宝珊亲自率领骑兵，去完成袭击刘镇华巢穴的任务，邓宝珊慨然应诺。

    散会出来，邓宝珊的老朋友、翻译马文彦担心地问邓宝珊：

    “你腿疼，骑不成马，咋能去啊？”

    “作战打仗，命都不要了，还管腿疼不疼？”邓宝珊圆睁双眼，大声说道：“文彦兄，成败在此一举啊？进军后，如胜，我将追敌直出潼关。你不要进西安，可速去三原，请于右任先生到西安主持善后？”

    次日拂晓，吉鸿昌混成旅偷渡渭水，在未央官方向发起佯攻，战斗十分激烈。

    晚间，乘夜色掩护，邓宝珊将自己双腿绑在马上，率领马鸿逵的骑兵四千，吉鸿昌骑兵一千，衔枚疾走，绕道南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韩森寨，将刘镇华司令部打了个人仰马翻。

    敌军失去指挥，全线混乱，联军城内外各部队一起出击，刘镇华军迅速溃败。第二天，西安解围，历时八月之久的西安守卫战，胜利结束。

    1927年1月，冯玉祥、刘伯坚等来到西安。原第二、第三联军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确定不设省政府，由驻陕总部统一行使军政职权。葛霁云、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王尚德等许多共产党员，都在总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个“驻陕总部”，其实就是国共合作的临时军事政府。

    在邓宝珊支持下，驻陕总部创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等任教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以后的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期间，邓宝珊与一起合作共事的共产党员，始终真诚相待，彼此支持，亲密无间。特别是跟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对刘伯坚，对这位跟周恩来一起主持过中共旅欧总支工作的四川农民的儿子，邓宝珊由衷地钦佩和爱慕。那坚贞的信念，高洁的品质，过人的胆略，出众的文笔和充满魅力的演讲，给邓宝珊以多么巨大的启迪、激励、感染和鼓舞啊？“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的饷。”听刘伯坚演讲，成为国民联军官兵的一种享受。每逢刘伯坚去西安北院门中山学校演讲，座无虚席。身为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几乎每讲必听？

    在邓宝珊关怀下，经邓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三原女士王叔振结婚。邓宝珊筹办了结婚所需的一切，并主持了他俩的婚礼。婚礼热闹、隆重而又简朴，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续范亭、吉鸿昌等国共两党在西安的主要人物以及苏联顾问全部出席。大家站在上书“完成国民革命”的大红横幅喜幛下，喜气洋洋地陪着后来为革命双双流血牺牲的新郎新娘，留下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历史性的照片

    但是，就在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

    消息传到西安，不仅使邓宝珊震惊莫名，万分悲痛，而且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疑问。南方的蒋介石，北方的张作霖，这似乎水火不容的交战双方，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为什么却能声息相通、密切配合呢？而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为什么冯玉祥的眼神，也突然出现了难以言传的微妙表情？

    邓宝珊坐在西安东柳巷五号公馆书房里，默默无言，正在苦苦思索，秘书长葛霁云面有难色地走了进来。邓宝珊抬头看看这位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想听听对方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葛霁云却开门见山说道：

    “宝珊兄？有件事想求你给办一办。”

    “啥事？”邓宝珊忙问。

    “我党的刘伯承同志，在四川泸州起义失败，现在来到西安。在秦中旅馆住着，没有盘费，行动也不方便……”

    邓宝珊忽地站了起来：“刘伯承？就是那位川中名将？好，我这里有600大洋，你先叫门厅的于宝宣给他送去——”邓宝珊说着，背着双手来回在书房踱了几步，又回到写字台前，抽出毛笔，给陕西督办李虎臣写了个便函，对葛霁云微笑道：“帮人帮到底？这样吧，让虎臣兄凑足1000元，再开给刘伯承一张关防护照。”

    葛霁云带上便函和银元，匆匆而去。

    经过一番复杂的酝酿准备，这年5月1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宣誓就任总司令，出师东征。鹿钟麟指挥的东路军出潼关后连克洛阳、郑州、开封。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经商洛出荆紫关攻占南阳。两路兵马都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会师中原。

    邓宝珊时任第五军军长，隶属于岳维峻的南路军方面。

    正当革命紧急关头，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联合通电反共，驱逐苏联顾问，查封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所属部队中进行“清党”。7月15日，冯玉祥电令其参谋长石敬亭和邓宝珊，在陕西省党部召开大会，胁迫已被扣押的一百多名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布脱党反共。石敬亭派兵包围会场，架起机枪，杀气腾腾地叫嚷：

    “谁不服从冯总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

    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邓宝珊挺身而出，一面巧妙而委婉地劝阻了石敬亭，一面苦口婆心地安慰了这些共产党人。结果，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将这些共产党员分批“礼送出境”。

    对于冯玉祥的突然翻脸，不仅共产党人十分气愤，邓宝珊也感到心寒。在刘伯坚被“礼送出境”去武汉的前夕，邓宝珊找刘伯坚做了竞夕之谈。

    秋雨绵绵，夜黑如漆，疾风摇着窗前的百年老槐，发出阵阵狂啸。两人对着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越谈话儿越多，直谈到鸡鸣报晓，曙光透窗。临别时，考虑到刘伯坚的安全，邓宝珊百忧煎心，瞅着这位仅比自己年轻一岁的处变不惊的共产党人，像对亲兄弟般地叮咛道：

    “伯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走后，叔振和孩子，就接到我家来住吧——只要我邓宝珊活着，就决不会叫他们受亏？你一心去干你的事……不过，发芽太早的种子，大都很难成活。前途多艰。好自为之？”

    刘伯坚站起来。这个从小练过硬气功的职业革命家，顺手抓起邓宝珊桌上的一块青铜镇纸，稍一用力，将它曲成一个圆环，又拉直成为原样，诙谐地笑道：

    “宝珊兄？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可种子既然已经发了芽，死活就在所不计了？感谢蒋、冯二位先生给我们上了一课：革命，不能依附军阀？孙中山依附军阀，革命半途而废；共产党依附军阀，致有今日的下场。我希望你：宁可成为光杆司令，也千万别当军阀？只要你不当军阀，总有一天，我们又会走到一起的……”

    邓宝珊紧握着刘伯坚的双手，没有做声。

    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风云变幻的时局，两人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彼此人格与才能的相互倾慕，对革命道义与真挚友情的共同恪守，一直穿透大革命失败后的凄风苦雨，系结着两颗赤诚的心。直到八年以后，红军长征，刘伯坚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的前夕，还在留给亲人的信中提到他和邓宝珊的深厚友情——

    “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泸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泸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

    对于跟自己合作共事过的其他共产党人，在他们被迫离开时，邓宝珊也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度过困境。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也通过葛霁云，得到邓宝珊送给的二百银元作路费，才辗转又去了国外……

    1928年初，以陕军为班底的南路军，夹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处境日趋困难。蒋介石为了挖冯玉祥的墙脚，大肆拉拢收买西北将领。岳维峻跑到应州投靠了蒋介石，并与李虎臣、田玉洁、高桂滋、樊钟秀等密谋酝酿反对冯玉祥。邓宝珊既不愿参与其事，也不便断然拒绝，穷于应付，极为痛苦。而恰在此时，雪上加霜，冯玉祥又干了件使邓宝珊十分难堪的事情：当初由邓宝珊劝归冯玉祥指挥的弓富魁部队，竟被冯玉祥吞并解除武装？

    邓宝珊痛心疾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弓富魁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为了摆脱这不愉快的人事纠葛，他将第五军由南阳东撤至驻马店后，便离开部队，只带葛霁云等亲信随从，先到郑州，后经武汉，去上海“休养”。

    在郑州的永安医院里，邓宝珊与刚由国民党中央派到冯玉祥部队中担任政治部宣传处长的甘肃同乡李世军，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很能反映邓宝珊其时的心境——

    “宝珊兄？”李世军针对冯玉祥的“反共清党”活动，很有感触地说，“刘伯坚对冯部政治训练方面功劳不小，冯焕章却翻脸不认人？早就有人说这位先生朝三暮四，果然很难相处。你离开，我也离开，你看如何？”

    邓宝珊沉思片刻，喊着李世军的字儿，苦笑道：

    “汉三？你与我不同。我是带兵的人，我把弓富魁等朋友，劝归冯部指挥。结果未过河先拆桥，弓老大被解决了，我在道义上再不愿跟冯带兵打仗了。为了打倒吴佩孚、张作霖，你可以留下做点部队政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至于冯的为人，我了解较多，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信义是谈不上的。当年，他和立生、禹行在陶然亭聚义，发誓在搞垮曹锟之后，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来了，冯被段祺瑞、张作霖恫吓，把政权拱手送给了段祺瑞，自己跑到天台山庙里去装和尚，连中山先生的面都不敢见？以后连对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的保护责任也放弃了，致使‘三·Jk’惨案，段祺瑞放手屠杀学生……好在，今天他愿意参加北伐，你就暂时跟他工作一个时期吧。能否长期跟他？你很聪明，会本着择人而事，行止从义的精神，决定去留……”

    4

    这就是上海吗？

    这还是中国的城市吗？

    一直在北方的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邓宝珊，一来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立即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天堂与地狱并存，正义与邪恶为伴，生命与死亡纠缠。蛆虫在鲜花上游行，菩萨在魔窟中卖笑，盛装艳服的太太小姐，跟蓬头垢面的乞丐挤来挤去。污浊的黄浦江上，在无数简陋的驳船、帆船、小舢板之间，游弋着一艘艘威风凛凛的外国军舰。厚厚的钢铁甲板上面，黑河洞的炮口，直指着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

    邓宝珊和他的随从住进了法租界。为了安全，他不得不违背良心，向杜月笙孝敬了一笔厚礼。杜月笙，这个当年烤红薯的小贩，此时，早已由在法捕房当警房的敲诈鸦片贩而成为租界“大亨”。他，爪牙密布上海滩，控制着整个黑社会，还由于帮助蒋介石屠杀工人的特殊贡献，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座上客。没有他的许可，就没有一家妓院能够正常开业，没有一个大烟客可以逍遥地做黄粱美梦，没有一家店铺能够安稳地赚钱。

    对于邓宝珊，对于这个不肯追随岳维峻等人一起投靠蒋介石的北方将领，杜月笙表面上倒相当客气，但在暗中却派人严密监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发现邓宝珊也跟一般失意军阀下野政客一样，出入舞厅、“燕子窝”（大烟馆）和赌场之中的时候，才慢慢减弱了他监视邓宝珊的兴趣……

    不过，此时邓宝珊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并非完全是一种韬晦之计。回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看看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一个个先后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他确实感到有点儿心灰意冷。这些人是没指望了，共产党如何呢？对于共产党的主张，他认为确实不错，但能不能在中国实现呢？他又觉得有点儿为时过早，没有把握。而且，从亲身接触中，他看到共产党内确实有一批像李大钊、刘伯坚、王若飞、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但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将来有没有希望，还很难说。因此，离开血流漂杵的中原大地，来到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外国租界，邓宝珊竟失魂落魄似的，感到那么寂寞、孤独、苦闷、抑郁？就像大海退潮时留在海滩上的一尾鱼儿，张口鼓腮，翻转腾挪，左右无依？

    对邓宝珊的心境，葛霁云自然明白。可是，革命处于低潮，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每天的报纸上，几乎都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的消息，也几乎都有软骨头们宣布脱离共产党的“自首声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党已完全转入地下活动，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十分注意隐蔽，以便保存力量。此时此地，怎好要求一个党外朋友昂然奋起呢？

    但是，邓宝珊并没有真的消沉下去，在这迷乱的世界里，他依然努力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他铭记着孙中山的嘱咐：“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他也铭记着李大钊的叮咛：“大丈夫处世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在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朋友称兄道弟、极力周旋的同时，他一面密切注视着蒋、冯之间关系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盼望满天乌云中响起几声惊雷，炸开一道裂缝，透透气儿；一面跟躲入租界避难的进步文化人士暗暗接触，大量涉猎中外各种书刊，从中吸取着丰富的思想营养。

    就在这段时间，邓宝珊先后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和邓演达。使他在一片冰盖下得到鼓舞，感受到一些深刻而隐秘的变化。

    那是一个满天阴霾的早晨，葛霁云提着口皮箱，敲开了邓宝珊卧室的门：

    “宝珊兄？我有个朋友有病，没有钱治疗，想把这口箱子出卖——”葛霁云直视着刚刚起床的邓宝珊说，“你，是不是把它留下？”

    邓宝珊一挥手：“霁云？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我还分什么彼此？拿200块大洋送给这位朋友吧。箱子还让人家带走——嗯，这还是进口的法国皮箱呢……哎，朋友现在哪里？可以见见吗？”

    “就在客厅，他也想见见你？”

    “好？”邓宝珊换件衣服，跟葛霁云向客厅走去。

    大沙发上，坐着一位头戴暖帽，身穿棉袍，白口罩遮住半张脸的老人。身旁一位手拿拐杖的年轻姑娘，显然是他的孙女。

    葛霁云把钱和皮箱交给那姑娘，嘴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喊：

    “五叔？邓先生来看你。”

    老人慢慢站起来，握住邓宝珊的手轻轻一摇，没有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注视了邓宝珊一眼。

    这是谁呢？晚上，邓宝珊久久难以入睡。那浓密黑亮的剑眉，那寒似冰、烈如火、钻石般神采闪射的目光，仿佛乌云下的闪电，一下就能透穿入的肺腑？邓宝珊找来葛霁云询问，葛霁云轻轻地回答了三个字：

    “周恩来？”

    见到周恩来后过了两个多月，邓宝珊又认识了聂荣臻——

    暮雨潇潇，邓宝珊正读着他喜爱的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突然，寓所附近传来凄厉的警笛声。租界捕房的印度巡捕，显然又在追捕什么人。邓宝珊警惕地走到窗前朝楼下察看。透过朦胧的雨雾，只见葛霁云和杨嘉瑞，陪着一个人疾速地走进了楼外梧桐树下的铁栅栏门。警笛声越来越近，邓宝珊搁下手里的书，向葛霁云的房间走去。客人已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跟葛霁云在若无其事地品茗聊天。一见邓宝珊，故友重逢般地说道：

    “邓先生？刘伯坚兄托我向你问好……”

    邓宝珊一听此言，心领神会，朝葛霁云语意双关地吩咐说：

    “朋友来了，可不敢马虎？一定要尽心招待——”

    葛霁云点点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邓宝珊踱到窗口，雨雾笼罩下的夜上海，显得那么光怪陆离，迷离恍惚？一盏盏街灯，绕着一轮轮光晕，仿佛一只只模糊的泪眼。淫荡、刺耳的爵士音乐，浸润着霉烂的心。可是，跟初来上海时不同，透过眼前扑朔迷离的种种表象，邓宝珊发现，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在身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灰飞烟灭，一场特殊形式的战争，还牵动着自己的每根神经……

    警笛声终于消失了，一直在外面望风的杨嘉瑞走了进来。客人穿起雨衣要走，邓宝珊主动送了一笔盘费，让葛霁云和杨嘉瑞从寓所的一条秘密通道，把客人护送了出去。

    认识邓演达，已是1930年春天的事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被蒋介石通缉，流亡欧洲，刚刚回国，正在上海秘密策划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由于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引起邓宝珊的敬重。他一回到上海，邓宝珊立即通过朋友的介绍，设法前去探望。

    北伐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的邓演达，此时虽然身无实力，但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个人声望及杰出才干，根本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大量印发郭沫若三年前所写的讨蒋檄文《清看今日之蒋介石》，利用一切场合发表反蒋言论。跟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的代表频频接触，发动各方面的势力起来反对蒋介石，日夜奔走，不遗余力。邓宝珊对他的革命精神十分钦佩，但对他的麻痹轻敌、锋芒毕露，深感忧虑。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劝告邓演达提高警惕，谨防蒋介石暗下毒手。豪放洒脱的邓演达，却总是报之一笑，劝邓宝珊打定主意，去帮助冯玉祥进行讨蒋战争。

    “宝珊兄？”在邓宝珊的书房里，邓演达以广东人特有的热情，对邓宝珊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大小小的新军阀，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是，权衡轻重，环顾今日之中国，蒋介石显然是国民公敌，头号敌人。为了打倒蒋介石，我们可以跟一切人搞联合，为什么就不能跟冯玉祥再次一起共事呢？……”

    邓宝珊没有回答。从去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脸以后，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上海来找邓宝珊，敦请他回去。邓宝珊既没有贸然答应，也没有断然拒绝，一直在慎重思考。从感情出发，他再也不愿意跟冯玉祥带兵打仗了。可是，从他到上海两年多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出发，他又不得不承认邓演达的分析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是的，我理解你的疑虑。但即使暂时的联合也好啊？只要打倒蒋介石，回头就可以收拾其他新军阀。”邓演达继续说，“这几年，我在欧洲考察了许多国家。一个国家，要真正繁荣富强，就必须有民主政治。蒋介石在屠杀共产党，也是在帮共产党的忙。不打倒独裁卖国的南京政府，中国必将搞赤化。可赤化能否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呢？从俄国的例子来看，很难。因为，赤化的结果，还是独裁？而任何独裁，即使革命的独裁，也最终要走上压迫人民的道路……如果赤化而不独裁，当然很好，可惜恐怕不会实现……”

    邓宝珊静静地听着。对邓演达关于中国前途的议论，他没有作过深地思考，只是迫切地感到：打倒蒋介石，确实是当务之急。于是，不久之后，他便答应冯玉祥的敦请，秘密去北京面见冯玉祥，共同商讨了讨伐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马的军阀大混战。冯玉祥坐镇郑州，挥师欲占武汉，早已加入蒋系的樊钟秀统兵十万，驻守许昌，与之抗衡。冯军屡战失利，寸步难以推进，莫可奈何？

    一日，樊钟秀正在许昌城内的总司令部下棋，忽报邓宝珊远道相访。樊钟秀心中诧异：正当两军对垒之际，下野蛰居上海的邓宝珊忽然出现，所为何事呢？他一声“有请”，出门相迎，只见阔别数年的老朋友，轻装简从，风尘仆仆，仅带邢肇棠一名随员，完全是一副落魄失意的模样，不禁有点儿黯然神伤？

    樊钟秀立刻为邓宝珊设宴洗尘。餐毕，又请人书房，品茗话旧。樊钟秀问到今后行止，邓宝珊喟然长叹，野鹤闲云般答道：

    “醒民兄？落荒之人，何言勇进？去年陕甘大旱，天水故里饿殍载道，胞弟天德亦因与村民争食斗殴而死……目前，兵连祸结，时局又如此动荡不安，我避之惟恐不及，岂能重蹈覆辙？我已决意返回三原或天水故里，去过与世无争的清闲日子。顺便前来探望，叙谈片刻，便要登程……”

    “哦——？”樊钟秀一听此言，微微笑问，“这次冯阎联合讨蒋，我以重兵防守于此，以老兄之见，持何态度，方保万全？”

    邓宝珊摇摇头，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深忧时局不稳，黎庶不安，国家不治，才想退居乡里。对于军事，早已厌倦，也无心研究，不便多言？”

    樊钟秀霍然站起：“当初，孙中山先生致书足下，要你‘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不料你竟会一蹶不振？……前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我皆为军人，岂可坐视生灵涂炭，妄言苟安？”

    “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邓宝珊沉吟片刻，慢慢说道：“可是，当今之际，争权夺利，四处杀戮，到底谁个是为国为民者呢？就拿醒民兄来说，统民十万，集结许昌，声势赫赫，可也是替人火中取栗，到头来也无非‘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于国于民，有何裨益？”

    “……”樊钟秀欲言无语，低下头来。

    邓宝珊接着说：“诚如兄台所言，你我不是一般军人，而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当以国家民族为己任，救民于水火，即不名垂青史，虽死亦可瞑目；弄权于乱世，侥幸飞黄腾达，亦必唾骂于后代……”

    “那以兄之见，钟秀该怎么办？”樊钟秀抬头问道。

    邓宝珊倾身向前凑近樊钟秀，低声说：

    “蒋氏背叛中山先生，已成国民公敌，冯阎讨蒋，乃为国为民之壮举，可联合而不可相抗，望兄三思？”

    樊钟秀经再三考虑，决定通电反蒋。蒋介石大怒，派出飞机多架，连日轰炸许昌。5月25日，樊钟秀不幸被炸伤，经多方抢救，终未见愈。临终之时，召集所属主要将领至榻前遗嘱：将部队交邓宝珊指挥，与冯阎合作，完成讨蒋大业。众将领一致赞同，邓宝珊为不负重望，也慨然允诺。于是，即将部队编为冯部第八方面军，邓宝珊为总司令。

    邓宝珊任总司令后，严明军纪，士气大振。蒋军多次进犯，均被采用“先疲后打”战术一一打退。蒋介石见硬打不行，便来封官许愿，收买邓宝珊：许任邓宝珊湖北省主席，所部官兵各升一级，补发三月薪饷，补充大批装备。对蒋介石的这一手，邓宝珊付之一笑，不为所动。蒋介石见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以巨金收买了樊钟秀的外甥警卫师长焦文典，于9月28日率部倒戈投蒋，并将邓宝珊及其亲随扣押于许昌。

    一听邓宝珊遭此不测，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即派监察院职员、邓宝珊的天水同乡杨扬村专程至许昌，通过蒋军前防总指挥何成浚进行营救。焦文典无奈，只好将邓宝珊和秘书长葛霁云、随从副官曹远峰、译电员雷和等一行八人，派士兵团一辆大卡车押解，送往武汉。

    秋夜，斜风细雨，卡车行至坝陵桥，突然被一支人马截住。邓宝珊一听口音，原来是随岳维峻去投了蒋介石的他的老部下任德修。任德修跳上车来，一面扶邓宝珊下车，一面将焦文典派来的士兵缴了械。

    “邓先生？”任德修向邓宝珊行了个军礼，恭敬地说：“一听你蒙难，岳先生即派我从禹州来探听你的下落。焦文典这东西实在可恶，咱们把他这几个走卒给宰掉再说？”

    邓宝珊挥挥手：“焦文典阴谋得逞，也与我警惕不够有关，跟押解士兵有何关系？德修，把枪还给他们，每人再赠送十块大洋。让他们回许昌转告焦文典、何成浚：我到禹州招抚使岳维峻处去了。”

    11月初，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参加，而以冯阎的惨败告终。邓宝珊不愿投靠蒋介石，在禹州岳维峻处住了一个时

    注：

    ①苏沃洛夫：俄国元帅，著名军事家，著有《制胜科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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