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母亲姜玉兰，是呼兰县城西北四十五里外的姜家窝棚屯人，出生于1886年。姜玉兰的父亲姜文选是地主，也是私塾先生，在呼兰当地以博学闻名，姜玉兰是他的长女，自幼随他读书，颇为聪颖，1909年8月嫁给张廷举为妻，1911年6月生下长女萧红，之后姜玉兰又接连生下了富贵、连贵、连富三个儿子，富贵和连富先后夭亡，姜氏长大成人的孩子就只有一女荣华（萧红）和一子连贵（张秀珂）。1919年，姜玉兰因病去世，留下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张家族谱上一句“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惟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的文字记载。
姜玉兰的死因，族谱上说是“罹疫逝世”，即感染时疾而亡。有学者认为，姜玉兰是死于虎列拉传染病，也就是霍乱，一种传播快、死亡率高的急性肠道传染病[24]，但当时张家除了姜玉兰，没有其他人染病；也有学者将姜玉兰的死因归结为“毒火郁结于心，不得外溢”而导致的“血凝心窍”[25]，意即某种急性心血管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此说虽无确切证据，但联系到富贵和连富的夭亡，张秀珂盛年时患上严重心脏病，年仅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以及萧红临终前向端木蕻良表示胸口疼等种种蛛丝马迹，这种说法也并非全然是无中生有；导致姜玉兰早逝的，确有可能是某种心脏遗传疾病，而且，它还早早地在她的儿女身上投下了死亡的阴影。
据张家族人回忆，姜玉兰生前是个“精明强干的‘理家’的人”，张廷举读书毕业后去了汤原、巴彦等县任教，长期不在家中，家事由姜氏代劳，萧红故居的厢房（现已拆毁）就是姜氏一手操办建成的，姜氏和婆婆范氏一样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她上学读书。[26]
将族谱记载和族人的评价结合起来可以推知，身体一向不大好的姜玉兰嫁到张家十年，生下了四个孩子，因丈夫常年不在家，她要承担养育孩子操持家务的重任，还要承受婆婆去世和孩子夭折的家庭变故。这十年对姜玉兰来说并不好过，那么，她对萧红的冷淡和忽略，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不爱她而是分身乏术力不从心呢？一个从小接受三从四德教育、生活在重男轻女社会氛围中的年轻母亲，禁止生性调皮的女儿上学读书，有没有可能是出于和张廷举后来反对萧红上中学一样的原因——便于管教呢？萧红写下“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这句话时，比较的对象是对她无条件溺爱和纵容的祖父，跟好脾气的老顽童相比，其他长辈当然显得严厉、“并不十分爱我”了。
母亲的另一个比较对象是继母。萧红的继母梁亚兰在姜玉兰去世不久就进了门，当时她还只有二十三岁，《东昌张氏宗谱书》中说她“亦名门女，佐理家务具有条理”。萧红则说继母“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祖父死了的时候》）据梁亚兰的妹妹、萧红少女时代的好友梁静芝回忆，梁亚兰对萧红实在不错，萧红在哈尔滨念书的那几年，有时家里没钱，梁亚兰就偷偷到别人家借上两三百给萧红带上。萧红在家整天看书写字，梁亚兰从不说她，也不支使她干这干那，萧红想要什么，梁亚兰没有一次不答应的。梁静芝说梁亚兰从嫁入张家，确实从未对萧红有过“声色俱厉、恶言恶色的时候，更不用说打骂了”。[27]梁静芝的话从侧面印证了萧红的说法，继母待她客气，但疏远。
萧红和继母发生矛盾冲突还是在学业和婚姻这两桩大事上，中学毕业后萧红想继续求学，父亲和继母都希望她和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女青年一样——女大当嫁，双方都不愿让步，但梁亚兰不像张廷举那样直接管教孩子，而是在萧红大吵大闹时打开屋门，向外人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她还向萧红的大舅也就是姜氏的弟弟告状，大舅专程从乡下赶来，扬言要打断萧红“这个小犟种”的腿。[28]后来萧红出走失败，从北平回家，被软禁在阿城福昌号屯，梁亚兰也没有停止履行她身为母亲的责任。据张廷举的弟媳、萧红的婶婶王氏回忆，在阿城，梁亚兰把萧红不肯出阁非要念书跟家里吵闹的事告诉了张廷举的大哥张廷蓂，张廷蓂就去打萧红，“有一次荣华没处躲了，只好跑到我屋里（东北习俗，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妇的卧室），一天到晚不敢出屋，连饭都是我给盛好端进去的。她躲在屋里没事给我织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袜子手套”。[29]在萧红看来，继母和父亲是一伙的，她憎恨家庭憎恨父亲，不可能不捎带上这个继母。
对母爱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萧红写母亲时总有些酸楚有些委屈，《生死场》里写金枝娘的那句“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就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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