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乡和土地的追恋之情，端木蕻良曾在《我的创作经验》中作过这样的表白：
“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在我的家乡那儿的风俗，一个婴儿初生下来第一次亲到的东西是泥土和稻草。我们把‘一个婴儿生下来了！’这句话说成‘一个孩子落草了！’落草了，便等于说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从此，泥土的气息和稻草的气息便永远徘徊在我的前面。在沉睡的梦里，甚至在离开了土地的海洋漂泊的途中，我仍然能闻到土地的气息和泥土的芳香。”
“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象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当野草在西风里萧萧作响的时候，我踽踽的在路上走，感到土地泛滥出一种熟识的热度，在我们脚底。土地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我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总之，我是负载了它。而且，我常常想，假如我死了，埋在土里了，这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可以常常亲尝着。我活着好象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
鲁迅《朝花夕拾》写下的绍兴，沈从文深情拳拳勾勒的湘西，李劼人《死水微澜》里的成都……这些风情各异的水土以独特的气候、地貌、历史和民俗滋养了作家的性灵，然后，借由他们的情怀和妙笔，于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中显影。可以说，故土孕育作家的灵魂，作家增添故土的华彩，从来作家与养育他们的故乡都是相互成就的。
萧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时，她的故乡呼兰所在的东北三省已全部沦陷，她不得不离开那块黑土地，流亡到了上海。其时抗战虽未正式打响，亡国已是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里被动挨打的事实教会了中国人要抵御外辱必先自强，而邻国苏联的暴力革命经验也输送到了中国，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已开始相信，革掉一切旧制度的命注入新血液唤起古国的活力，才是强国的唯一出路。文学随着这一思潮转向，旨在开启民智的“启蒙”文学已成明日黄花，呼吁抗日鼓吹革命的“救亡”文学才是新的时代主流。萧红是生在民国初长在新文化运动氛围中的年轻人，故乡东北早早失陷，直到1942年她在香港去世时也未能收回，她不可能不感染上了那个时代的焦虑症，不能不对土地和故乡怀着矛盾的心理——憎恶土地上的愚昧与残忍，同情挣扎在生死场上的人们，期待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但同时，她也和所有离家的游子一样眷恋故土，眷恋那传统的美感，尽管她可能不太愿意承认，怅惘和缅怀却如叶脉一样清晰地呈现在她的作品中。
《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和《夜风》是萧红最早的短篇小说尝试，作于1933年，编入了与萧军合著的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4年9月9日，逃离哈尔滨流亡到青岛的萧红，完成了她写作生涯的第一次飞跃——《生死场》脱稿，这部没有情节和主角的小说可以说是她对身后故土的一次回望。等到《生死场》几经周折终于出版时，萧红已经到了上海，这部小说的出版和成功令她一举成名，以“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进入了左翼文坛的主流。1936年萧红陆续写作和发表了《马房之夜》《桥》《红的果园》《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王四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同情的对象依然是故土上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1938年秋到1940年底，在战火的催逼下辗转于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时，萧红酝酿并完成了她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是对她曾生活了二十年却回不去的故乡的一声绵长呼喊，萧红放下了救亡的立场，放下了对家庭的仇恨，对蛮横愚昧的故土她直抒忧伤的怜悯和不舍的眷恋。直至生命尽头，萧红还写下了《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等短篇小说。梳理这些萧红生前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它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故乡始终在里面，不是前景就是背景。
萧红在散文中提及家乡的次数并不算多，她早期的小说与散文呈现泾渭分明的两种色彩，前者偏向严肃宏大，后者趋于细微琐碎，这或许与当时文学界对小说社会功能的强调有关。相比小说，萧红的散文更贴近她的真实情感。写于1937年8月下旬的《失眠之夜》记录的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她和萧军在上海同朋友相聚，谈起抗战，谈起打回满洲，朋友们显得信心满满，畅想着回到故乡后要做的事，“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大，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二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但萧红对于回家，却并不怎么热烈，“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早在东北沦陷之前，她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她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但听到别人说家乡，她失了眠，“心慌”地思念起家乡来：
“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
“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象银子做成一样，就象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就又象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或许正是因为回不去，思乡之情无所着落，萧红才决意为一直在她作品中充当背景的故乡写一部《呼兰河传》，在文本中再现她记忆中的呼兰城，她把自己、亲人、爱与憎、追思与怜悯都化入了这部诗意十足的小说里。端木蕻良的那句“我活着好象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用在萧红与呼兰的关系上再确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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