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汪恩甲既不是什么统领、汉奸的儿子，也没有大地主之家的出身，他甚至够不上“浪荡公子”的格，他只是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普通年轻人，中学毕业后在一所小学里任教，经萧红的六叔、张廷举阿城的异母弟弟张廷献保媒，于1928年冬天与当时读初一的萧红定下婚约。这些信息，从萧红的初中同学刘俊民、徐微的回忆中均可得到印证。
刘俊民清楚地记得萧红与汪恩甲订婚是在读初一时，汪家在哈市顾乡屯，汪恩甲当时一边在其兄汪大澄任校长的滨江小学做教员，一边在法大读夜校，萧红一度和他来往密切，给他织过毛衣。萧红初二那年，汪父去世，她还以未过门媳妇的身份去他家吊过孝。[77]徐微的说法与刘俊民的完全一致，她说当时从德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是工大、法大的学生，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也是法大的学生。[78]按照刘、徐二位的说法，萧红起初并未反对包办婚姻，也接受了汪恩甲为未婚夫，他们的婚约并不像骆宾基、萧军等人所渲染的是张廷举卖女求荣为个人升迁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两个年轻人是般配的，两个家庭也是门当户对的，萧红是认识了陆振舜，发现了汪恩甲的纨绔习性特别是吸大烟之后，才开始讨厌他的。
共同生活共同求学了半年之后，陆振舜在父母施加的经济压力下回了东北，萧红在北平衣食无继，除了回去她别无出路，但萧红没有回呼兰张家，而是由汪恩甲从北平接到哈尔滨，和他一起住进了位于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萧红的这一决定，与她后来的反封建家庭反包办婚姻的进步女作家形象不符，因此萧军、骆宾基等人坚持她逃婚到北平后汪恩甲赶到并无耻狡猾地纠缠她[79]，她是被动受骗的。但姑且不论倔强的萧红是否那么容易受骗、被降伏，汪恩甲如果要追赶逃跑的未婚妻，难道不是更应在她出逃之初，而非她逃走已半年缺银短粮的时候吗？所以，更为合理的推测是，陆振舜回东北后，失望之极的萧红主动向汪恩甲发出了想要回头的信息，他对她有情，她肯重修旧好他求之不得，得到一点点信号他就会赶来迎接而且不会过多指责，回到他身边不需要太低声下气，对自尊心很强的萧红来说，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能接受的妥协方式。何况，她和他本来就有婚约，在结婚并不一定要注册的那个时代，他们已经算是夫妻了。
但萧红没想到她逃婚、与陆振舜出走北平的行径，已经单方面违反了她和汪家的婚约，汪恩甲能接纳她，他的兄长、汪家家长汪大澄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丑闻”，他决定退掉这门亲事，而汪恩甲的自主权，并不比陆振舜的多。刘俊民很清楚地记得，汪大澄对汪恩甲也采取了断绝经济供给的对策。在东兴顺旅馆和萧红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汪恩甲回顾乡屯家中要钱，被母亲、哥哥和妹妹扣住了，萧红等不到他，就赶到汪家，被汪家人骂出，汪恩甲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萧红一起回市里，被家人硬拉了回去，萧红独自回到哈尔滨，找律师写了状子，上法院告汪大澄代弟休妻。开庭时，汪恩甲怕大哥受法律处分，便说是自己要离婚，否认哥哥代自己休妻，于是法庭判了他和萧红离婚。下庭后，汪恩甲跟萧红道歉，说这个离婚不算数，萧红很生气，跟着前来法庭旁听的父母回了家。[80]
萧红打过离婚官司，这个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1955年张秀珂口述《回忆我的姐姐——萧红》提及他小时候对姐姐萧红的很多言行感到无法理解时，说到其中一项就是“如不同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呢”[81]。可见，萧红千真万确和汪家打过官司。
很多作家和学者在探讨萧红感情经历时，偏爱使用“软弱”“依赖”等字眼，萧红与汪恩甲的纠葛，也常被写成一出年轻女子遭到纨绔子弟诱骗并最终抛弃的悲剧。这些表述让人不禁生疑，那个自幼就叛逆、倔强、横冲直撞的萧红哪去了？那个为升学与父亲斗智斗勇并最终获胜的萧红哪去了？那个敢于到有钱人家里募捐、敢于在游行示威中主动请缨当宣传员的萧红又到哪去了？而所有这场离婚官司的来龙去脉恰恰说明，萧红绝非逆来顺受、软弱可欺的女子，至少到打离婚官司这个阶段，她都在试图主动掌控自己的婚姻和命运，虽然结果都在她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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