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已调任巴彦县督学，长期不在家中，他知道梁亚兰无力约束萧红，而萧红逃婚出走以及被汪家休妻之事又已在呼兰传开，张家人在当地无颜立足，于是他就让梁亚兰带着萧红和其他几个孩子（张秀珂已随张廷举转学到巴彦）回了阿城福昌号屯老家。比起呼兰，作为张氏家族成员聚居地的阿城福昌号屯更加保守封闭，萧红的到来不啻自投罗网，给家族长辈提供了惩戒她之前忤逆行为的好机会。在作于1934年的散文《夏夜》中，萧红写到了自己在阿城老家的遭遇：“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丫头。’”文中的“她”指的是萧红的亲祖母，她的话反映了家族长辈对萧红的普遍态度。
在阿城福昌号屯忍受了六七个月的沉闷之后，萧红再度逃走并永远离开了家庭，如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所说，“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这次出走的原因，学者铁峰上世纪六十年代走访了萧红的姑姑和七婶，得出的结论是目睹了伯父在歉收之年无情逼债行径的萧红为穷人仗义执言，遭到毒打，还被关进了黑仓房中。伯父还给她在巴彦的父亲张廷举拍急电促其速返，共议对萧红严加处置。那天晚上萧红在小婶和小姑的帮助下，藏在送白菜的车里逃到哈尔滨，从此走上了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的道路。[86]考虑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语境，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是可以存疑的。后来张抗写萧红离家出走的背景，就略去了阶级冲突的部分，只说在大伯父的威吓下她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手坐上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福昌号屯。[87]其实，就萧红来说，逃走是势所必然的，福昌号屯缓慢凝滞如死水的生活向她展示了妥协的严重后果，为了温饱她能暂时忍受，但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未来，因此再次出走只是时间问题。
逃到哈尔滨之初，身无分文的萧红尚能寄居亲友家中[88]，时间一长就难免受到冷落和嫌弃了，她后来在散文《过夜》中回忆了当年自己被亲友拒之门外流落街头的经历：
“那夜寒风逼着我非常严厉，眼泪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我敲打姨母家的门的时候，手套几乎是结了冰，在门扇上起着小小的粘结。我一面敲打一面叫着：
‘姨母！姨母……’她家的人完全睡下了，狗在院子里面叫了几声。我只好背转来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
姨母家的门叫不开，萧红只好冒着严寒投奔另一位熟人，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去按电铃，电铃不响了，但是门扇欠了一个缝，用手一触时，它自己开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人们都睡了。我停在内间的玻璃门外，我招呼那熟人的名字，终没有回答！我还看到墙上那张没有框子的画片。分明房里在开着电灯。再招呼几声，仍是什么也没有……”萧红又饿又冷，在卖浆汁的布棚里稀里糊涂地被一个老妇人带回了家，第二天醒来才知道老妇人和跟她在一起的女孩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暗娼和雏妓，她们的屋子狭窄而阴暗，让萧红觉得自己简直是和老鼠住在一起。以套鞋和单衫为代价，她摆脱了她们，她的脚上只剩一双通孔的夏鞋了。
又陷入了衣食无继的困窘局面，不过这一次，萧红下定了再也不回去的决心。初冬的清晨，她在街头上遇见了在哈尔滨东特区第一中学就读的堂弟张秀璿，他是萧红在阿城福昌号屯的二伯父张廷选的长子，萧红从福昌号屯逃跑的消息已在家族中传开，张秀璿担心这个“女浪人”堂姐，劝说她回家去。堂弟的关怀和同情让萧红的心“微温了一个时刻”，但她态度坚决，“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她这样告诉他。告别了堂弟，萧红和遇见他之前一样，迎着寒风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投亲靠友不是长久之计，露宿街头更不可行，寒冬在逼近，“九一八”后东北时局恶化，流浪者也没有人身安全可言，萧红必须为自己找一个落脚之处了，“娜拉”拒绝“堕落”不愿“回来”，那么，可以让她走的就只有一条似堕落非堕落似回来非回来的路了——再次投靠汪恩甲。1931年11月中，萧红和汪恩甲又住进了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靠赊账和借钱度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