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被捕和剧团结束的时候,也正是《跋涉》出版和被禁当口,二萧因《跋涉》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流言漫天飞舞,从印刷厂拖回来的新书成为了累赘,只能送进火炉烧掉;房东汪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萧军要绑他学生汪玉祥的票,汪家人并不相信这样明显的诬告,但一连半个多月汪玉祥连二萧的窗下都不敢经过;高压气氛下,二萧开始烧一切可能成为罪状的东西,“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连高尔基的照片和吸墨纸也烧了,萧红“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他们在商市街街口看到一个没有佩刀的日本宪兵,两人都认定那就是来抓自己的,想逃但不知往何处逃,便拐进了路边的面包店,“买了一块面包,我并不要买肠子,掌柜的就给切了肠子,因为我是聚精会神地在注意玻璃窗外的事情。那没有佩刀的日本人转着弯子慢慢走掉了”,两个人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走在大街上,萧军被一个陌生的瘦高个拍了一下肩膀,就一声不响地跟着人家走了,萧红吓得心跳都停顿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萧军的熟人,“多么可笑的熟人呀!太突然了!神经衰弱的人会吓出神经病来”,原来熟人也是来告诫危险的……
二萧终于下定决心,“非回国不可”了。除了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恐怖气氛,促使他们逃离“满洲国”的,还有一种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对禁锢的反叛和对自由的向往。《跋涉》被禁,“星星剧团”解散,“每次到书店去,一本杂志也没有,至于别的书,那还是三年前摆在玻璃窗里退了色的旧书”,这片土地比过去更加封闭凝滞了,不容他们发出一星半点呐喊的声音,这对立志革命和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将没顶的死水。萧军把离开的打算告诉了友人黄之明,黄之明表示赞成:“走了好!我看你早就该走。”金剑啸也想走,“走就五六月走,海上浪小”。他们开始畅想怎么个走法,路上怎么对付检查盘问,到了上海怎么办……那是1933年年末,又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萧红在故乡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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