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非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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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7月,金剑啸、罗烽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半公开抗日剧团“星星剧团”,这是继半年前那个仅存在了三天就夭折的剧团之后,“牵牛房”同人的又一次演剧尝试。根据萧军作于1936年9月的散文《未完成的构图》描述,“星星剧团”的导演是金剑啸,演员有萧红、萧军、白朗、舒群、刘毓竹、徐志等人,他们一共排演过三个剧目:辛克莱的《小偷》中,萧军扮演小偷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刘毓竹扮演律师;白薇的《娘姨》中,萧红扮演生病的老妇,舒群扮演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张沫之的《一代不如一代》则由年轻的徐志担任主演。剧团纪律很严,成员在排练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没想到辛苦排演了三个月,剧团却遭到演出场馆民众教育馆方面的刁难,被要求在“九一五”也就是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的纪念日当天上演剧目以示庆祝,剧团成员愤慨拒绝,因此不得不另寻演出场地。罗烽四处奔走,找到了当时巴拉斯影院的犹太人经理,可惜对方一发现这是一个演进步剧的穷剧团就拒绝了合作。祸不单行的是,剧团的年轻成员徐志这个时候突然失踪,后来证实是被捕了。散文《白面孔》中,萧红就记下了当时剧团中因徐志失踪而弥漫着的人人自危的气氛,恐惧就像瘟疫一样在空气中传播,演出的事从此没人再提了,“星星剧团”存在了三个月,一个剧目都没有公演就销声匿迹了。徐志被捕一个星期后被放出,他的遭遇为这些革命青年敲响了人身安全的警钟,萧红尤其害怕,觉得“一个人,被弄了去,灌凉水,打橡皮鞭子,那已经不成个人了”。

    徐志被捕和剧团结束的时候,也正是《跋涉》出版和被禁当口,二萧因《跋涉》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流言漫天飞舞,从印刷厂拖回来的新书成为了累赘,只能送进火炉烧掉;房东汪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萧军要绑他学生汪玉祥的票,汪家人并不相信这样明显的诬告,但一连半个多月汪玉祥连二萧的窗下都不敢经过;高压气氛下,二萧开始烧一切可能成为罪状的东西,“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连高尔基的照片和吸墨纸也烧了,萧红“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他们在商市街街口看到一个没有佩刀的日本宪兵,两人都认定那就是来抓自己的,想逃但不知往何处逃,便拐进了路边的面包店,“买了一块面包,我并不要买肠子,掌柜的就给切了肠子,因为我是聚精会神地在注意玻璃窗外的事情。那没有佩刀的日本人转着弯子慢慢走掉了”,两个人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走在大街上,萧军被一个陌生的瘦高个拍了一下肩膀,就一声不响地跟着人家走了,萧红吓得心跳都停顿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萧军的熟人,“多么可笑的熟人呀!太突然了!神经衰弱的人会吓出神经病来”,原来熟人也是来告诫危险的……

    二萧终于下定决心,“非回国不可”了。除了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恐怖气氛,促使他们逃离“满洲国”的,还有一种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对禁锢的反叛和对自由的向往。《跋涉》被禁,“星星剧团”解散,“每次到书店去,一本杂志也没有,至于别的书,那还是三年前摆在玻璃窗里退了色的旧书”,这片土地比过去更加封闭凝滞了,不容他们发出一星半点呐喊的声音,这对立志革命和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将没顶的死水。萧军把离开的打算告诉了友人黄之明,黄之明表示赞成:“走了好!我看你早就该走。”金剑啸也想走,“走就五六月走,海上浪小”。他们开始畅想怎么个走法,路上怎么对付检查盘问,到了上海怎么办……那是1933年年末,又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萧红在故乡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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