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故地一开始并没有纾解萧红的愁闷，在给萧军的第一封信里她就说：“北平的尘土几乎是把我的眼睛迷住，使我真是懊丧，那种破落的滋味立刻浮上心头。”只是意外地在旧友李镜之的带领下找到李洁吾的住处时，她才兴奋起来，那是自1931年3月之后萧红第一次与李洁吾重逢，她一放下大衣，就急步走向李洁吾给了他一个拥抱。六年过去，李洁吾孩子都满周岁了，妻子是寡母为他相中的，出于“孝”他才同意结婚成家。萧红热情的拥抱正好落在了李洁吾妻子的眼里，所以李洁吾为妻子和萧红作介绍时，李的妻子态度很冷淡，眼神里有怀疑和防备，李洁吾疑心敏感的萧红可能会感到有伤自尊，[232]不过从萧红写给萧军的信来看，她并未留意李洁吾妻子的敌意，反而庆幸孤身来到北平的自己终于有了熟人。第二天，萧红从昂贵的旅馆搬到了李洁吾家暂住，她把分别以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李洁吾夫妇，李洁吾问到萧军的为人，她坦白回答：“他为人是很好的，我也很尊敬他，很爱他。只是他当过兵，脾气太暴躁，有时真受不了。”同时，敏感的萧红注意到了老友的婚姻并不和谐，她写信给萧军说：“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过了几天，她就搬出李洁吾家住进了北辰宫公寓，还是常去李家拜访，但不愿多坐，因为那是个“沉闷的家庭”。
在北平萧红过着如在异国日本一样寂寞单调的生活，因为久久收不到萧军的回信，她感到十分空虚，5月3日给萧军的信中还说“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到了5月4日，恶劣的情绪便再也不受控制了：“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作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萧军晚年注释这些书信时说，他知道萧红并不真正欣赏自己“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他也不喜欢萧红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两人的结合是“历史的错误”。但萧军似乎忘了，1936年8月萧红从东京写给他的信里就说过：“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萧红深知萧军不喜欢那个柔弱敏感的自己，和他在一起久了，她甚至把他的喜恶变成了自己的，他轻视她的多愁善感、力薄体弱，她便把自己看得很低很渺小，她否定自己批判自己，试着用逃避、工作等各种方式约束伤感的泛滥，努力变成一个具有“粗大的、宽宏的”灵魂的人，但长期的自抑反而使痛苦淤积在胸间得不到疏通，她几近精神崩溃：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绝望中萧军仍然是她唯一可倾诉的对象，尽管她的痛苦大都因他而生。而萧军，也的确尽他所能给予了鼓励，他接连写了两封很长的回信，第一封里他向萧红传授了几个“治理自己的方法”，如早起就对自己说我要健康我要快乐我要安宁我要生活我要工作下去等，又如静静地躺在大床上看窗外的天和黄杨树，看那只要有一点风就闪颤不定的叶子们，以此寻觅内心的安宁。他还以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告诉萧红，哪怕处于极坏的情绪中，也应该珍惜这种情绪，因为从中可以观察人类心理变化的过程，这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是很宝贵的经验，他说：“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他提醒萧红可以计划她的长篇了。第二封信，是收到萧红那封宣泄情绪的信之后回的，说教意味就更明显了，他说自己用了多种方法试着减轻痛苦，已经成功了，希望萧红不要束手无策，不要无力，要寻找，忍耐地寻找力量的源泉，做一个能充分操纵、解决和把握自己的人。
不能说萧军的话不是发自肺腑出于好意，但和萧红的沉湎于自己的感受无法自拔一样，他亦囿于自己的理性和逻辑，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和同情她的痛苦，更不用说给予有效的安慰。他们虽然通着长信，声嘶力竭地向对方剖白自己，想要修补和挽回多年的感情，却像游弋在两个相邻鱼缸里的鱼，无法游进对方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里。萧军的建议于萧红不仅是隔靴搔痒，没有她真正需要的歉疚和忏悔，他信中所描述的自己的生活也远比她在北平枯寂的日子充实丰富，他冷静超脱、高高在上的姿态让萧红忍不住讥刺他：“我的长篇并没有计画，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5月15日，写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里，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萧军也知道这是反话，是讽刺他的“唱高调”。
北平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萧军也迟迟没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去北平与萧红会合。为了不让萧红一个人飘飘荡荡游魂似的留在那里，5月12日他写信给她，谎称自己睡眠不好恐怕旧病又要复发，请她见信后立刻返沪，到6月底再一同去青岛。收信后，萧红启程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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