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茶，一个人。透过杯中茶叶看人生。人生如白驹过隙、草露风灯，短暂得就像这片片茶叶。我们不应该刻意地去计较生活中的得失，我们应该活得实在、活得真切、活得淳朴、活得坦然。其实人生如茶一样，清淡略带苦涩实为最佳。风雨人生辛酸遍尝，这样的人生才是富有的、充实的、幸福的。
人生何如一盏茶——朱元璋与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家乡皇觉寺当过和尚，曾受世人的歧视，因而当皇帝后对和尚、秃、光头、贼等字眼非常忌讳，曾下令让全国一半和尚还俗，可是独对罗山县的灵山寺另眼相看，亲临降香，拨巨款进行修缮，并赐半副辇驾，亲笔题写“圣寿禅寺”横匾……这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在灵山方圆几百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朱元璋三上灵山寺赞美灵山茶的神奇而动人的传说。
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五。在他十七岁那年，父母和三个哥哥因遇上灾荒和瘟疫相继死去，姐姐出嫁。贫穷到极点的朱元璋只好到皇觉寺去当和尚，寺庙虽然以济善为本，但也因朱元璋赤贫，在寺庙里只让他当个仆人，整日打水扫地。
后来庙里也缺粮断炊，老和尚只好让朱元璋托钵到淮西一带（今信阳一带）化缘。当时官场腐败，“盗贼”横行，他如同浮萍一样到处流浪。第二年农历三月初一来到了灵山寺，灵山寺和尚对他还算不错，不管白天化缘有无收获，都让他吃好穿暖，他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灵山茶。云游七年，有四年是在灵山寺度过的，身体也慢慢壮实起来。
朱元璋二十四岁时天下已经大乱，胸怀大志的朱元璋又回到濠州。他的好友汤和劝他参加起义军，此时恰巧寺庙起火，走投无路，朱元璋于农历闰三月初一加入郭子兴的起义队伍。
朱元璋由于身强力壮，作战勇敢，很陕得到提拔，同时郭子兴将义女马氏嫁给他为妻。郭子兴死后不久，他便成了起义军队伍的首领。
在转战江淮时，又是农历三月初一，朱元璋吃了败仗，幸好离灵山不远，他便只身逃往灵山寺。因他穿一身戎装，与和尚们又分离了几年，和尚们看见他，似曾相识，但又不敢贸然相认，只得不厌其烦地问他姓甚名何，朱元璋此时哪里敢透露真名实姓，被问得不耐烦，便提笔在寺庙的墙上题诗一首：
战罢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管叨叨问姓名。
这首诗向和尚们说明了他就是当年的朱元璋，现在是义军首领。和尚们一看心里都明白了，于是以礼相待，赶忙准备饭菜，敬上一杯灵山茶。和尚们看他身上还有几处刀伤，便按医书上介绍的方法，用九龙潭中水，浸泡灵山茶，替朱元璋擦洗伤口。
说也奇怪，朱元璋在连续擦洗后，疼痛逐渐消失，经过一夜的休息，伤口全部痊愈。第二天清晨，由和尚们指点投奔自己的主力部队去了。
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自己能有今天应该好好感谢灵山寺的菩萨保佑，因为灵山寺曾使他体魄强壮，吃败仗遇难时又得到庇护和茶水疗伤，他虽然因当过和尚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而痛恨寺庙，并下令让全国一半和尚还俗，但灵山寺应该特殊。又一想，我如今是天子，我当年题的诗不知和尚们是否保存着，如果保存下来了，寺里的和尚们更要优待。他曾想：“或许菩萨真的能保佑我。”
为了巩固帝业，他决心亲往灵山降香。于是派一使者先到灵山调查那首诗的情况，并对那使者交代：“如果那首诗还保存着，立即回应天府禀报；那首诗如果被毁无存，将当年毁诗和尚和住持僧一并押进京城。”使者接旨后很快来到灵山。
原来朱元璋题诗后，和尚们怕元军来找麻烦，赶陕用暗红色石灰涂抹一层。搜捕朱元璋的人没有搜到，更没有见到题诗，灵山寺也就在兵荒马乱中相安无事。但当年参与涂抹的和尚听说使者的来意后一个个都吓跑了。唯有一个有才华的和尚陈大同没走，他吩咐其他和尚赶快用水冲去表层暗红色的灰层，隐隐约约地露出原来题诗的痕迹，并指着这些痕迹向使者介绍：“朱洪武皇上的题诗是天子题诗，我们这个小庙岂敢保留，就是留下来鬼神也要怨怨，所以我们才施以法水，涂抹一层予以保护，但仍然盖不住天子的旨意，所以至今还有痕迹。”说完也题诗一首交给使者：“御笔题诗岂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故施法水轻抹去，至今龙泉冲斗牛。”
使者查清情况后，立即赶回京城向朱元璋汇报，这就更加坚定了朱元璋亲往灵山寺降香的决心。于是向所辖的府、州、县发出圣旨，各级地方官员依旨作了迎接准备。罗山县令还专门去灵山向老和尚打听朱元璋的饮食爱好，和尚们也准备好朱元璋爱饮的灵山茶。选个什么日子到灵山寺？朱元璋历数前两次日子，均是三月初一，而且起兵讨元也是三月初一，三月初一，洪武发迹，便决定仍在三月初一上灵山寺。
洪武三年，为了不让世人留下他求菩萨保佑江山的话柄，朱元璋只带几个心腹前来。三月初一，朱元璋第三次来到灵山寺，这次降香与前两次自然不同，不吃斋饭，而是山珍海味。和尚们拿出一枪一旗的灵山茶，这茶是朱元璋过去未曾见过、更未曾喝过的。
当汝宁府派来的厨师精心地用九龙潭中的泉水沏泡好灵山茶送到朱元璋面前时，朱元璋打开茶杯盖，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直扑口鼻，未曾入口，便产生了一种飘飘欲仙之感，一口茶进去，舌尖首先有一种浓郁的醇厚之味。朱元璋虽说当了皇帝，有天下各种贡茶，但此时觉得哪一种名茶都赶不上灵山茶。一杯茶没喝完便对身边的人说：“这杯茶是哪位官员沏泡的？给他连升三级官。”跟随他的一个贴心师爷忙说：“那是汝宁府派来的厨师沏泡的。”意思是他不是什么官员，无法升官。朱元璋也听出了那位师爷的意思。但这杯清香甘甜的茶水使他兴奋得无法克制，再次传旨：“他是厨师也要升三级官。”那位师爷一边照办，一边嘟哝着发牢骚：“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
朱元璋听见这位师爷的嘟哝，知是因为没有给他这位有才者连升过三级官有意见，便对他说：“你刚才像是吟诗，只吟了前半部分，我来给你续上后半部分：‘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就这样，那位厨师连升了三级官。朱元璋降香后即下旨拨一笔巨款，将灵山寺原来的三层殿修成七层大殿，外带厢房。亲笔写下“圣寿禅寺”横匾，封陈大同为金丘峰禅师任住持僧，赐他半副辇驾到京城免费游览。并命州县要在灵山一带大种茶叶，每年贡的必须是一枪一旗的灵山茶。从那以后灵山周围大种其茶，当地不少山因种茶改为茶山（彭新）、茶沟（李家寨）、茶坡等。明朝修的《河南通志》载有河南地方唯一名茶：“罗山茶产在汝宁府信阳州。”明代灵山茶在淮南独占鳌头，与朱元璋的提倡不无关系。
治国思茶道——孙中山与茶
品茶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行为，这一行为里面隐含着历史巨人们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孙中山公元1866年11月12日诞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名文，字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号中山。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期。外患日重，人民在苦难深渊中挣扎。
公元1894年夏，他受当时蓬勃兴起的维新思潮的影响，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希望统治阶级上层实行一些改良措施，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但他的上书遭到冷遇。此时，适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惨败和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使孙中山希望依靠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改良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孙中山更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
公元1894年10月，孙中山再次远渡重洋，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经过多方联络发动，孙中山于同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
章程中指出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处境，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入会誓词，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设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由于长期依赖一派军阀打倒另外一派军阀，其革命始终未能成功。1922年后，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其革命势力逐渐壮大，并巩固了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孙中山在公元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国父的“国饮”主张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倡导饮茶的。孙先生认为，喝水比吃饭还重要，要把饮茶提到“民生”的高度，他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等重要论著中明确论述了茶对国民心理健康的作用，茶被称为“国饮”确实有据了。
孙中山先生曾经是医生，他知茶爱茶，对茶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为今卫生家所考的最有益于养生者也”。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讲演中说：“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茶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为习惯，茶
便成了一种需要品。”在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中，提倡饮茶用茶宜简朴，即“不贵难得之货”。
孙中山主张实业救国，对旧中国的茶叶生产现状了如指掌，并深感担忧。他明确指出：“茶业种植及制造，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业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未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他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及今后的对策：“中国之所以失去茶叶商业者……则中国之茶叶商仍易复旧。在国际发展计划中，吾意当于茶产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可改良。世界对于茶叶之需要日增，美国又方禁酒，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
孙中山先生本人也极爱饮茶，尤其爱喝西湖龙井和广东工夫茶。1916年，他从上海到杭州，特地视察茶店、茶栈，然后品尝龙井茶。
每位爱品茶的人，他的一生都会有自己最为喜爱的茶品，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某一茶品为自己的至爱，是与他们的人生阅历分不开的。
周恩来生前特别偏爱龙井茶，有时工作到深夜，就用一杯龙井、几块饼干充当夜宵。他还认为客来敬茶，以茶为赠礼，礼轻情意重，这既不失礼，又能传播中华文明。中美建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华时，周总理请他共饮龙井茶，又馈赠他少许。对龙井茶念念不忘的基辛格，在第二次到北京时主动向总理讨要龙井茶。
西湖龙井茶历史上有“狮”、“龙”、“云”、“虎”、“梅”之分，每个字代表着龙井茶在西湖山区的具体产地，这些字又称为龙井茶的字号。“梅”字号龙井茶产于梅家坞，是西湖龙井的主要产区。1953年到1962年期间，周总理曾先后五次来到盛产龙井茶的西湖梅家坞村视察、指导工作，其中有三次是陪同外宾来的。他曾指示：“龙井茶是茶中珍品，国内外人士都需要，更要多发展一些。”
1961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梅家坞茶区视察。正值清明，接待人员用山泉水冲泡刚采制的龙井绝品“明前龙井”，敬献给总理和外宾。周恩来品了一口茶，赞道：“龙井茶叶虎跑水，江南一绝。”接着又说：“龙井茶多香啊，日本茶叶不香。”
茶农告诉周恩来：“龙井茶制作工艺精细，要经过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炒一斤特级龙井茶需要采摘三万多个芽头，一亩茶园仅产三斤。”
听了茶农的介绍，周恩来浅斟细啜，更觉浓茶酽香。他满怀深情地说：“农民炒茶多辛苦。”临行前，周恩来望着杯中的翠叶嫩芽说：“龙井茶味道醇厚，倒掉太可惜了，还是把它消灭掉好。”说完端起茶杯，用食指和中指将茶叶夹入口中咀嚼起来，最后全部吃掉。
1961年9月，周总理在梅家坞停留了四个小时，与干部、群众座谈制订龙井茶发展的计划。他亲切地对群众说：“我要和你们做朋友了，以后要经常到梅家坞来。”他在茶园与姑娘们一起采茶体验生活时，看到嫩绿整齐的茶树，触景生隋地说：“茶树常年碧绿，种茶本身就是绿化，既美观，又是经济作物，再好没有了。”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书信中还谈及：“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他对西湖茶区，可谓踏遍茶山路，情满梅家坞。
周总理的到来还为这里的茶叶乃至经济、教育的更高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而且他的人格魅力在这里留下了一连串故事，几乎每一个村民都在不经意问流露着对周总理的感怀。
1993年，梅家坞的村民自发筹资修建的周恩来纪念馆开馆。每年清明节，这里的村民都用当年最好的茶叶泡上一杯茶放在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前。
1975年的深秋，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一天，沉疴在身的总理突然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儿六安瓜片茶！”
当周总理喝着工作人员找遍京城大小商场才觅得的六安瓜片热茶时，回味良久，神情凝重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战友们，想起了叶挺将军，喝到了六安瓜片茶，就好像又见到了他们……”
总理在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惦记的是六安瓜片茶。周恩来与六安瓜片茶的相识，始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接触过的一大批六安人。
1924年初秋，从法国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不久后升任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和中共两广区委中，有一大批六安人，仅黄埔一期就有许继慎、王逸常、杨溥泉、曹渊、孙一中、廖运泽、彭干臣等。周恩来那时和这些六安人朝夕相处，并多次派许继慎等人回乡建党。
周恩来情系六安瓜片茶，并非仅仅是为品味香茗，而是为了重温一段段重要的情感……
许继慎、曹渊后来分别担任叶挺独立团一、二营营长，在东征北伐中，屡立战功。彭干臣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过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许继嗔、孙一中分别受周恩来委派前往大别山和洪湖苏区担任红一军、红六军军长……
1939年4月下旬，叶挺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六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任务。叶挺先后到过六安、舒城、庐江、肥东、金寨、寿县，六安各界人士用来招待叶挺将军的，就是此地盛产的六安瓜片。
叶挺和周恩来一样十分器重许继慎，北伐时许继慎担任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团参谋长，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许继慎都冲锋陷阵，担任前线指挥；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许继慎指挥一个团，阻击夏斗寅叛军七个团，成为保卫武汉的功臣。
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功臣，竟然牺牲在张国焘煽动的“肃反”狂潮之中，让人扼腕叹息。叶挺到达重庆，把一大筒来自六安的六安瓜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叶挺的拳拳之心，他一见到茶叶就如同见到当年的六安故人。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囚，出狱后又不幸牺牲。后来，周恩来身边和六安瓜片茶有联系的学生和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了。除叶挺外他们大都只活到30岁左右，他们的革命生涯并不长，但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出了辉煌灿烂的光彩。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六安瓜片茶。新中国成立后，六安瓜片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特供茶；1972年基辛格博士来华访问，周恩来曾用六安瓜片茶招待他。
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十分沉重地说：“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正是周恩来的一席话，奠定了许继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地位，这是何等可贵的同志式的关怀！而他的临终茶思，更如同一滴水，折射出这位伟人高尚的情操、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
寓于茶事的人品——胡适与茶
胡适祖籍是徽州。明清时徽州商人走遍大半个中国，闻名天下，胡适祖上是其中的一员。徽州是有名的茶乡，胡适祖上经营的就是家乡的茶叶。其曾祖父曾在上海东边的川沙开“万和”茶铺，胡适两岁时就曾随母亲在此居住。其祖父不仅继承了祖业，还把业务进一步扩大，后来又在上海开设了茂春字号。山水的孕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之茶本为文人学者所宠爱，从而胡适的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除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绩溪县生活过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均是在外地奔波，然而饮茶却是其一生的嗜好，无论到哪里，他都是标准的茶人。这在他两次出国旅美期间，表现得尤为深刻。如1914年9月，胡适在美留学，在寄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乞母寄黄山柏茶，或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次年8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这里说“不必多买”，绝不是嫌茶量过多，而是出于对母亲手头拮据的考虑。这一点在1916年3月先生收到母亲寄来的黄山柏茶后的回信中可以证明：“前寄之茶叶……除分送友人外，余留自用。”“茶叶尚存许多，可敷一年之用。”而当毛峰茶寄到后，先生又说：“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及此种茶之善。即当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若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1937年胡适再次赴美，所不同的是，此次担负寄茶任务的不再是胡适的母亲，而改成妻子江冬秀。如1938年胡适给冬秀的信中写道：“你7月3日的长信，我昨天收到，茶叶还没有到。”后来茶收到了，先生又立即回信道：“茶叶六瓶都已收到了。”1939年4月，先生再次嘱托冬秀寄茶，但这次要求寄的茶有所变化：“（一）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好吃的茶叶就行了，不必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运来。（二）使馆参事陈长乐先生托我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五个月后，先生又给妻子回信：“你寄的茶收到了，多谢多谢。陈先生也要谢谢你。”“陈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从信中看得出，随着先生交际日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但其喝茶档次和品种以及茶叶数量在变化，而且极力宣传华茶，这在先生后来的家书中更可证明：“治平能替我买好的新茶（龙井），望托他买二十斤寄来。1940年3月20日”；（收到）“茶叶两批，一批是你寄的，两箱共九十瓶，另红茶一盒。一批是程士范兄寄的红茶五斤，两批全收到了。1940年7月29日。”值得注意的是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红茶。当时红茶有祁红、滇红、川红、闽红等品种，而胡适祖籍徽州祁门县所产祁门红茶，又为这些茶中之极品。因此，无论是从先生地位身份，还是从先生乡情之恋来看，所钟爱的应是祁门红茶无疑。
以瓶装茶，可谓是胡适的首创。而他的饮茶之法也同样很有特色。下面介绍几例，以窥一斑。
“儿室中有小炉子，有时想喝茶，则用酒精灯烹茶饮之，有时有朋友相访，则与同享之。”这是胡适1916年在美留学时的饮茶法。类似的与人共享饮茶法，先生是经常使用的。又如1937年11月15日，先生记道：“今早九点，我坐汽车回到纽约，中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同一位老师吃饭。下午有人来吃茶，谈了二点钟。”以茶待客，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可以想象，只有茶好才有情好。
至于独饮，先生的饮法是地道的中国式了：“回家吃了晚饭，觉得还有些醉意，便睡了两个钟头，起来喝了一壶茶。”这是1918年2月先生在国内的喝茶小景。
以壶饮茶是中国茶道的独创，所以即使旅居国外，先生对这一国粹也坚持不懈。“林先生带来茶叶三瓶，都收到了。茶叶很好，我有工夫在旅馆，总泡一小壶喝喝。”这是1938年4月先生所记的纽约饮茶生活。如果说独饮是先生一种悠闲消遣的享受，那么以茶驱疾就是先生对茶寄托的另一种希望了。“冬秀，我（1939）12月4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晚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就睡了。”
胡适嗜茶成癖，世人皆知，故他的亲朋好友纷纷以茶这一独特的媒介来向他表达热忱之情。如1946年6月，胡适从美国归来赴任北大校长，7月20日上海的文化界在国际饭店专门为其举办了“迎茶会”。又如1953年1月19日，胡适去日本，日本文化团体为其专门设置了“招待茶会”。再如1961年10月，先生的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中研会全体同人眷属又专门筹办了“欢迎胡夫人茶会”。
胡适因茶受敬固然是其高兴的一面，然而先生因茶受累又有其尴尬的一面。这里仅以先生拒绝做茶广告一事为例。
1929年7月27日，上海裕新茶店老板给胡适去信，请求同意他打出“博士茶”牌号来推销茶叶。先生回信道：“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我与闻其事，借此替自己登广告，此一不可也。仿单中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此又一不可也。”“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看得出，先生对于别人想以自己名声销茶是极其反对的，从中也可看出先生对茶的敬重和对天下茶人的敬重。
因茶受敬也罢，因茶受累也罢，那均是他人借茶表达对胡适情感的逸事。而胡适以茶寓情寓志也很有创造陛，下面的以茶劝友故事就是。1938年8月，身在美国的胡适寄了一首诗给国内的好友周作人。诗是这样写的：“藏晖先生夜做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诗中的“藏晖”，是胡适早年的室名，取李白的“至人贵藏晖”寓意。先生之所以隐去真名，原因在于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先生身在美国，对国内情况不十分了解，为慎重和保密起见而改用室名。“老僧”指周作人。诗的本意是劝告周作人离开北平，随北大南迁。处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身在异国的朋友，心中自然有数话要说，但碍于各种原因，胡适巧妙地选用了双方共同之爱——茶（弃茶而去）来表达心意，此情可谓深厚。
在上海市黄浦区，有一家名叫程裕新茶号的百年老店，保存了一本1929年第三家分号开张时编印的内部出版物，用于馈赠客户。洋红色手绘图案为被茶叶环绕的一个地球，旁边有一行字为“恭祝程裕新茶号万岁”，是胡适题写的，夸张而天真，透露出质朴的新文学风气。扉页是孙中山对中国茶叶的简短论述，内页介绍茶叶的种植及饮用等常识，特别是对徽茶的评价相当专业。书中还录有当时各地名茶的价格，如顶级狮峰龙井，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市斤三元二角。当时上海一个店员每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元银洋。
程裕新茶叶店的创办人是安徽绩溪的茶商程有相，他于乾隆、嘉庆年间来到上海，在大东门外里咸瓜街开设茶叶店。传至他的孙子程汝均时，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增设程裕新茶叶栈。所称栈者，盖因其主营批发，捎带零售。第二家分号于1920年开设在中华路南侧的沙场街，第三家开设在浙江中路，一幢三层西式建筑也是平地而起。后来程裕新又分别在广东路和南京路开了第四、第五家分号。程裕新茶号在上海的发迹，并非孤例。
那么胡适又何以与程裕新发生关系呢？原来胡家与程家关系一向密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一书中写道：“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即1891年12月17日），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谦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
胡适在文中只写了“大东门外”这个大致方位，以《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而为大陆读者所知的陈存仁医生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次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江孟邹请胡适吃饭，他作陪，胡适在席面上问起他的籍贯，他回答：“三代之前是浙江平湖，但是出生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内。”胡适一听“大东门”三字非常兴奋，说自己“出生在大东门外程裕新茶叶栈内”。事后胡适还和陈存仁约了一个日子，搭电车到南市寻访程裕新茶叶栈，随后又到小东门，逛了城隍庙，吃了几样点心。最后又在蓬莱路上寻到了胡适曾经读过书的梅溪小学。胡适访旧的时间应在1927年6月至1928年3月之间，至于胡适的出生地，据专家考证应在里咸瓜街南段，门牌为25l号，这是一幢三层楼房。
今天的程裕新三年前为配合格致中学扩建，移至马路对面，店堂面积略有缩小，但生意很火。楼上的茶室每天一早便虚席以待，五元一杯的毛峰或瓜片仍飘散着阵阵清香。
不久前，近代文学大师胡适的堂侄胡从专程从绩溪县上庄来到黄山市，向外人出示了一本有胡适题字的徽州茶叶广告专刊。
此书为36开本，上海立利图书公司版本，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月出版，版权页署名校订者胡堇人是胡从的祖父，编辑者为程己生。该书广告主体“上海程裕新茶号”老板，原籍是胡适故里绩溪县上庄邻村瑞川。书中铜版纸插页印刷精美，有张群、方振武和胡适等政界名流的题词。
胡适平日喜欢喝茶，在这本广告专刊里，他借前人一首诗来称赞老乡研制出的“芬芳博士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茶缘人生——老舍与茶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最常用的笔名，另有挈青、鸿来、絮予、非我等笔名，北京人。
老舍的饮茶创作
谈到饮茶，可以说是老舍先生一生的嗜好。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
老舍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老舍无论是在重庆北碚还是在北京，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茶与文人确有难解之缘，茶似乎又专为文人所生。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有启迪文思的特殊功效。饮茶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美，自古以来就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老舍先生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一次，老舍出访莫斯科，当地人知道中国人好喝茶，非常周到地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壶。老舍每天一定得喝上一会儿茶，到莫斯科也不例外，他沏上一杯茶，美美地喝上几口后，将杯子放在桌上，正当他慢慢感觉、开始渐入佳境时，忽见服务员走来，二话没说，将茶收去倒掉了。
原来，外国人喝茶多是定时论“顿”的，有专门时间，喝一定量。这位服务员只知道老舍要喝茶，却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全天”的，更不知道茶味妙在第二杯，茶之至味要慢慢品尝，以至于看到老舍喝剩半杯茶，将杯子放置桌上，便以为先生已经喝完了。莫斯科宾馆里的服务员看到半杯剩茶放在那里，以为老舍先生喝剩不要了，就把它倒掉了。这是个误会，这是中西方茶文化的一次碰撞。老舍对此哭笑不得，茶之佳境美味如烟消云散，只得懊丧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粗话在老舍作品中的粗人口中时有所闻，_老舍先生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老舍口中这却是罕见的一句粗话。这也可以看出老舍对茶的嗜好。
旧时“老北京”爱喝茶，晨起喝茶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坦，才有劲头。北京人最喜爱喝的是花茶，“除花茶不算茶”，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有不少人竞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老舍先生作为“老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他也酷爱花茶，自备上品花茶。
汪曾祺在他的散文《寻常茶话》里说：“我不大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虽说老舍先生喜饮花茶，但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他喜好茶中上品，不论绿茶、红茶还是其他茶类都爱品尝，兼容并蓄。我国各地名茶，诸如“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祁门红茶”、“重庆沱茶”……无不品尝。且茶瘾大，称得上茶中瘾君子，一日三换，早中晚各执一壶。他还有个习惯，爱喝浓茶。
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写到他家里穷，在他“满月”那天，请不起满月酒，只好以“清茶恭候”宾客。“用小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叶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在他那篇回忆抗战八年生活旅程的《八方风雨》中，他说：“从1940年起我的生活日渐降格，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
烟——也可美其名日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在云南的那段时间，朋友相聚，他请不起吃饭，就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大家一谈就谈几个钟头，颇有点儿“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儒雅之风。老舍谢世后，他夫人胡絮青仍十分关注和支持茶馆行业的发展。1983年5月，北京个体茶室“焘山庄”开业，她手书茶联“尘滤一时净，清风两腋生”相赠，还亲自上门祝贺。
老舍先生后来喜饮浓茶，当然是因为饮浓茶易于精神振奋，能激发创作灵感。中国人喜欢茶，西方人爱饮咖啡。世界文坛上有个巴尔扎克，写作时一壶咖啡一支笔，边饮边写，这和老舍先生边喝茶边写作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各自在茶与咖啡的刺激下，产生电光石火般的灵感，兴会神来之笔，创作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来。
抗战期间老舍蛰居重庆时，曾在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茶，这不是本意。“不管我愿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飞涨而喝不起茶，竟然悲愤地提出要“戒茶”，以示抗议。嗟乎，茶叶太贵，比吃饭更难。像老舍先生这样嗜茶颂茶的文人茶客，他是爱其物、恨其价，爱与恨融于茶事之中。
老舍与冰心友谊『青深，老舍常登门拜访，每逢去冰心家做客，一进门便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冰心总是不负老舍茶兴，以她家乡福建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浓浓的馥郁花香，老舍闻香品味，啧啧称好。他们茶隋之深，茶谊之浓，老舍后来曾写过一首七律赠给冰心夫妇，开头首联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此怀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送给冰心和朋友们。
老舍一生最杰出的作品也与茶有关，这就是他1957年创作的话剧《茶馆》，是他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观看《茶馆》，犹如随老舍逛王掌柜父子两代惨淡经营的北京老裕泰茶馆。剧本展现自清末至民国近50年问茶馆的变迁，不仅是旧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还重现了旧北京的茶馆习俗。热闹的茶馆除了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在这里歇歇脚、喝喝茶，并让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的，也到这里来。茶馆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坐上半天。
《茶馆》为三幕话剧，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很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的人及农民、村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贫民家庭出身又久居北京的老舍先生，创作《茶馆》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老舍出生的第二年，充当守卫皇城护军的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
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使他从小就熟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喜爱流传于北京市井巷里和茶馆的曲艺、戏剧。老舍出生于北京小杨家胡同附近，当时就有茶馆。他每次从门前走过，总爱瞧上一眼，或驻足停留一阵。成年后也常与挚友一起上茶馆啜茗。所以，他对北京茶馆非常熟悉。1958年，他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中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茶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了绝妙的作用。老舍先生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总是随身携带茶叶。据《茶馆》一剧王利发的扮演者、著名艺术家于是之回忆：《茶馆》在国外演出时，使他较多地想起了茶，原来喝不着热茶，他便觉得什么液体都解不了渴。这时使他想到老舍先生生前告诉过他们的话：“出国时带上暖水瓶，早上出去参观、访问之前，先将茶叶放好，泡在暖水瓶中留着回来喝。”当《茶馆》真要出国演出时，可他们却把老舍先生说的话给忘了，谁也没有带暖水瓶，渴得受不了直嚷着要喝茶。
千百年来，茶道、茶文化显示了一种永恒的生命力，无论是中国茶艺、日本茶道，还是韩国茶礼，无不使人感受到一种魅力，奥秘何在？在于人们经由茶道获得一份真善美的陶冶。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可归结为茶趣、茶德、茶禅。茶趣即饮茶乐趣，包括物质乐趣和精神乐趣，佳茗，清泉，茶具，良辰，美景，知音，相聚品饮，雅俗共赏。茶趣有雅俗之分，无高下之别。茶德即茶之公德，陆羽同代人刘贞亮提出“茶十德”：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驱腥气，以茶防病气，以茶养生气，以茶散闷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雅心，以茶可行道。茶禅是以阐释茶与佛门之密切因缘，真意乃茶禅结合而达到的一种境界，禅在梵语中意为“静虑”、“思维修”、“可恶”等。
在品茶的精神境界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感受到一位西方人士曾说的“从一粒沙看世界”的情怀，但几乎每位爱好茶的东方人都不难体会出从一片茶叶可品尝出山川风景与大自然的精神。茶可独酌，也宜共饮，一杯在手，清香满室，消除烦恼，使人抛掉是非心、名利心。“寒夜客来茶当酒”以茶奉客，虽不像酒会令人豪情万丈，意气风发，但三两好友，沏茶小憩，令人“六腑皆芬芳”，闲话家常，天南地北，气氛更为和乐，茶的世界是一个祥和的世界！
老舍说：“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泡上一杯茶，品味第一泡的苦涩生硬，第二泡的馥郁芬芳，第三泡的沉重浓烈，第四泡的清冽醇和，还有第五泡的澄净清淡，然后逐渐失去味道。茶如人生，先是苦涩，然后成长，感人生之苦涩，却又能悟出苦中寻乐之趣，待成长之后，苦尽甘来，顿感人生之美好，慨叹前程万里，人生得意，之后壮年拼搏，犹留余香，苦味尽退，待得老年余香袅绕，却渐渐淡然无味，有弃之而去、淡薄归隐之感。台湾作家林清玄说一生的轨迹是青涩的少年，香醇的青年，沉重的中年，回香的壮年以及越走越淡逐渐失去人生之味的老年，然而一杯茶中，唯一不变的是醉人的茶香，在生命中，唯一不变的“茶香”，是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
人生如茶道，茶道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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