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

    “宋四家”之一的蔡襄，虽说名字排列在“苏、黄、米”之后，但有人认为他的书法应当列为宋朝第一。而持这种看法的，恰恰是“苏、黄、米、蔡”中排在首位的苏轼。关于苏轼评价蔡襄书法的具体文字，《东坡题跋……评杨氏所藏欧蔡帖》里有详细记载。

    自然不单单只有苏轼持这种观点，北宋皇帝书法大家赵佶也说：“蔡君谟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把蔡襄比做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可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褒奖了。

    蔡襄是以他的行书跻身于“宋四家”之列的。然而，在他的传世行书中，最能让人击案叫绝的，却是他不多的数件手札。譬如他书写于宋皇祜、嘉祜年间的《扈从》《安道》《澄心堂纸》三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蔡襄行书中的极品。那种温润超轶，雍容华贵的韵致，恰与当时蔡襄身处高位的心曲相表里，是他含蓄而又细腻情感的自然流露。

    对于自己的书法，蔡襄自视甚高，并引以为自豪的，是他自创的“飞草”书体。“飞草”又叫“散草”，是蔡襄用散卓笔所书写的一种草书。蔡襄曾自述创作“飞草”书时的感觉道：“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宋仁宗皇祜以后，蔡襄的书法开始风靡天下，朝野士庶皆学蔡氏书体。苏轼早年就对蔡书下过很深的功夫，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蔡襄书法如此被天下看重，那么，想求蔡襄只字片纸以装点门面的人自然就多了。

    皇祜元年癸酉，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去世，被追封为温成皇后。下葬时，需立一块温成皇后碑，仁宗思前想后，觉得只有蔡襄才配给自己最喜爱的妃子来书写碑文。于是，一道圣旨，把蔡襄召进了集贤殿。

    宋仁宗亲自召见了蔡襄。

    御案后面，宋仁宗温和地注视着已经微微发福的蔡襄，亲切地说：“朕想让蔡爱卿来书写温成皇后碑，也只有蔡爱卿的法书朕才觉着对得起张贵妃。”

    蔡襄平静地向宋仁宗行了君臣之礼，然后回答说：“陛下，臣不适合书写此碑。”

    宋仁宗一愣，不禁问道：“爱卿何出此言？”

    蔡襄说：“这应当是待诏的分内之事，臣不想越俎代庖。”

    宋仁宗沉默了一下，说：“朕会重重地赏赐爱卿，不会亏待爱卿的。”

    蔡襄慌忙跪拜道：“臣丝毫没有想让陛下赏赐之意，臣若因为书写碑文而领取了皇上的赏赐，那就更无颜面对待诏们了。同朝为官，还望陛下谅解臣的难处。”

    宋仁宗沉默良久，慨叹道：“君子之德啊！朕不难为爱卿了。”

    事后，待诏们知道了这件事，凑份子在樊楼宴请蔡襄。席间，一个待诏喝得高了点，他捉住蔡襄的手，一个劲儿地摇着说：“若非蔡公贤德，换做他人，我们的饭碗岂不被端了！”

    蔡襄无言。

    很快，蔡襄拒绝为皇帝书写碑文的事在朝野传扬开去，一时间，说啥话的都有。有些话传到蔡襄耳朵里，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他并不去做半句的解释。

    平素，朝中无事的时候，蔡襄喜欢与欧阳修、韩琦在一起小聚一下，喝喝茶，填填词，或者在垂杨柳下手谈两局，其乐融融。他们的关系很融洽。

    蔡襄不仅书法名重天下，他的品茶功夫更是世间一绝。他碾造了两种名茶，一种是大团茶，另一种是小团茶。显然，小团茶要比大团茶精致了许多。

    与欧阳修、韩琦二公在一起的时候，蔡襄都会特意嘱咐童仆，要碾造沏泡小团茶待客。

    有一天，欧阳修来造访蔡府。蔡襄吩咐童子去泡小团茶，自己在书房和欧阳修闲聊。也巧，茶还没好，韩琦也来了。

    蔡襄喊来童子，说：“再备一副茶具。”

    随着缕缕清香飘浮，茶上来了。蔡襄端起茶杯，轻啜了一口，旋即，他皱起了眉头。

    蔡襄问：“二公可喝出茶中的蹊跷？”

    欧阳修和韩琦把茶含在嘴里，细细品了品，摇摇头，都说和平日的没有什么两样。

    蔡襄笑笑，转过头问在一旁侍茶的童子：“这茶中不独有小团茶，怎么还掺有大团茶？”

    童子脸红了，说：“本来只碾造了老爷与欧阳大人的茶，中途韩大人又来了，怕再碾造让大人们等久了，小人只好掺进了些许的大团茶。”

    欧阳修与韩琦听童子一说，不禁面面相觑。

    韩琦的书室雅号“昼锦堂”，欧阳修为他的书房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昼锦堂记》，情文并茂，韩琦很满意，想让人书丹勒石，传诸子孙后世。

    让谁来书丹呢？

    蔡襄！

    韩琦拿着《昼锦堂记》找到了蔡襄，说明了来意，把文章放在蔡襄书案上，只丢下了一句话：“都交给你了。”

    蔡襄满口答应：“我要好好写！——尽我最大本领吧。”

    宋时书碑，通常都是书写者用朱笔直接写在碑石之上，这就是所说的“书丹”，然后再由工匠镌刻。蔡襄写《昼锦堂记》，没有采取这种方法，他怕有败笔，刻碑后自己不满意。他太在乎与欧阳修和韩琦的友谊了——他把韩琦托付给他的这件事，当做一项神圣的使命去完成了。

    《昼锦堂记》八酉余言，蔡襄备了六百多张宣纸，每个字都要满满写上一张纸，然后在这张纸上的数十个字里反复比较着挑拣出一个字，直到确信这个字比其他的字都叫人满意了，才用裁纸刀很小心地裁下来，布列在碑石上。等到碑石布满，蔡襄已是裁了六百多张纸，十数万个字！

    事后，有人问蔡襄：“你对皇上与韩公，怎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蔡襄很认真地回答：“书法只是自我游乐消闲的一种方式而已，想写了就写，不想写了就不写，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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