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令狐绹，可说是商隐的通家之好，此时已由翰林学士承旨改拜中书舍人，不久又迁御史中丞，官位节节上升，眼看有拜相之望。李商隐跟他虽不敢像从前那样亲切随便，但还是经常会去登门拜访。令狐绹对商隐虽有不良看法，甚至与他心存芥蒂，但也照常接待，聊些无关紧要的杂事，说些不冷不热的闲话。
李商隐有《梦令狐学士》诗：“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在梦中想象令狐绹翰林学士的生活，是赞美，更充满了羡慕。令狐绹看了这诗，心中肯定是舒服的，但有没有想到照顾一下生活在荒凉山驿中的老朋友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李商隐又有《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五律诗，借着昨日令狐绹颇为得意的谈话，在末尾提问：“何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您什么时候像古人推荐司马相如、扬雄那样也推荐我一下呢？这话写在诗里，题为“戏赠”，比从口中一本正经说出，要显得淡雅平和，也要进退自如些。是戏赠，是雅谑嘛，可以不让对方感到什么压力，说的人也免得难堪。果然，令狐绹装聋作哑，未作反应。
对此，李商隐早有思想准备，也就不以为意，后来仍一如既往地与令狐绹来往着。
杜牧就不一样了，那是李商隐久闻大名，早就盼望有机会结识的。
杜牧出身清贵，他的祖父是中唐著名的宰相杜佑。他本人早中进士，此前既做过朝官，又做过几任州刺史，只因他素怀中兴大唐的志向，故还是觉得仕途颇不得意。然而诗文之名好不响亮，为人又是那么风流倜傥，在当时文坛上是个活跃人物。也是在大中二年（848）秋冬，杜牧卸任睦州刺史（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这样，李杜二人便有了在长安见面的可能。
李商隐当时有两首诗赠给杜牧。前一首是七绝：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古今论者说此诗，大抵抓住两点，一是“高楼风雨”隐喻晚唐政局，而杜牧诗文“伤春伤别”乃对此的反映，商隐充分肯定其价值；二是全诗“推重樊川，正是自作声价”，所谓“高楼风雨，短翼差池，义山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也”。[1]
应该说，李商隐此诗的确表现了对杜牧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一句“人间惟有杜司勋”，把杜牧推崇到了极致。而且，李商隐是真诚的，是自甘取下的，所谓“短翼差池不及群”，说的是自己不敢与杜牧同日而语，态度十分谦虚。
可是，杜牧的成就仅仅在于文学吗？杜牧是怎样期许自己，看待自己的？这诗赠送杜牧，效果如何？因杜牧没有反应，不得而知。是否有多种可能？似乎不妨考虑。
如果考虑到杜牧是个素抱大志奇节且以才略自负之人，他爱的是议兵论政，看重的是《罪言》《守论》《战论》《原十六卫》以及《注孙子兵法》这样的著作，就是在诗歌里，他用力且更为看重的，恐怕也是讴歌素志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这样的作品。这一些，“伤春伤别”一语是否能够涵括概指？不同读者或者会有不同感受，至于杜牧本人能否认可，就难以知晓了。商隐的一番好意，究竟效果如何，还真不好说呢。
然而，也许赠诗之后久无回音，商隐又给杜牧赠送了第二首诗，这回是七律：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当然也是赞美和歌颂。李商隐具体提到了杜牧的名作《杜秋娘诗》，提到了杜牧当时正在奉命撰写的《韦丹遗爱碑》，前者是赞其诗才，后者更有以羊祜、韦丹比拟，歌颂其在地方上的德政和人品崇高之意。其中“心铁”一句涉及了杜牧的志向和才干，写得刚劲有力，写出了杜牧超越寻常文人的杰出之处。“鬓丝”句则是针对杜牧诗中“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一类话的安慰语。
但这首诗也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颔联的戏谑口吻：您的前身该是梁朝的大文人江总吧？您是名牧，字牧之，江总是名总，字总持，你们的名，都和字的第一个字相同。总——总持，牧——牧之，真好玩！
我们相信，拿杜牧比江总，在李商隐完全是善意，而且有点调皮。拿人家名字逗趣，这对极相熟的朋友自无不可，但李商隐与杜牧是否已熟稔到这个程度？似乎尚无把握。再说，江总可不是普通人，他固然是南朝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但同时还是个身居高位的官僚，拿他来作比不论是从文名还是官位的角度，应该不算辱没对方。也许商隐这样写纯粹是开个玩笑，也许此类用典本来允许“取其一点，不计其余”。
然而，你这么想，人家是否也一定这么想呢？说不定你想的是这一点，他想到的却是另一点呢？江总可不单纯是个文学家哦，他由梁入陈，又由陈入隋，做了几次亡国之臣。他最辉煌是在陈代。陈后主宠信他，而他呢？请看《陈书·江总传》怎么说：“（江）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陈）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馀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2]
很显然，江总的文学造诣是高的，但政治作为和大节却不怎么样，陈之速亡，他不但躬逢其事，而且有一定的责任。李商隐在咏史诗《南朝》中曾有“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之句，对他采取的便是批评谴责的态度。万一杜牧朝这方面一想，那感觉将会如何呢？会不会有什么不开心呢？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也许根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李商隐热情赠诗，杜牧没有回应，今杜牧集里不见他与商隐的来往，却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杜牧鲜明的牛党色彩，两人交游圈的差异，杜牧的文艺观与商隐不同（如商隐尊敬白居易而杜牧痛诋元白诗风），以及他们各自出身、个性和仕途遭际的悬殊，那么，他们之没能成为朋友，或一方有交友的意愿和行动，一方未予积极响应，那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关键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各自的成就，特别是文学成就。两个齐名的诗人，成为朋友固是美事，不成朋友也无损于他们的人格、形象和成就。这样的例子在古今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我们评价文学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衡量的主要是他们的创作业绩，没有必要对并不肯定存在的友谊多作渲染，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凸显其人品心灵之美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李商隐和杜牧在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上确有不少差别。
以对牛李党魁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态度看。杜牧刚出道时在扬州做过牛的幕僚，那时杜牧年少浪漫，生活放荡，牛僧孺对他呵护备至，这使杜牧终生感激。而李德裕做宰相时，杜牧在州刺史的位置上，曾给他上书论用兵，论江贼，提出过许多很不错的意见，希望得到重视和重用。李德裕实际上采纳了杜牧的一些建议，却始终未能认真提拔他，这使杜牧深感失望，不免怨恨。
大中二年（848），牛僧孺去世，次年落葬，杜牧为之写《墓志铭》。此文今存，其中歌颂牛僧孺“佐四帝、十九年宰相”、公忠体国、廉洁谦退。在维州的弃取问题上，牛李有原则分歧，杜牧肯定牛僧孺强调“诚信”而放弃领土的做法。《墓志》对李德裕有明显攻击之词：“时李太尉（德裕）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并将牛李对比，从而褒牛贬李，如说李德裕曾恶意加害牛僧孺，平泽潞役起，李向武宗进谗说牛僧孺曾庇护过刘从谏；刘稹平定，又密报牛曾“出声恨叹”，等等，以至于牛僧孺被远贬循州，“天下人为（牛）公挼手咤骂。公走万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无事”。又说“李太尉志必杀公，后（德裕）南谪过汝州，（牛）公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总之，在杜牧笔下，李德裕阴险狠毒，牛僧孺则是以德报怨的仁人君子。[3]杜牧的牛党面目是明显的，派性是很强的。
李商隐则不同。他与牛僧孺、李德裕二人都无接触，只是作为一个士人或者下级官僚遥望朝廷政治。他对李德裕的会昌之政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把李德裕赞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岂不与杜牧笔下的李德裕判若两人？
这还不算，在大中三、四年（849、850）因河湟收复、维州来归而朝野欢呼之际，真正的功臣、当年为此辛苦谋划的李德裕却被迫害得九死一生，李商隐对此大鸣不平。他写了《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等一系列作品，提醒世人：今日的辉煌实乃会昌之政的远期效果而已！后世史家和研究者都认为李商隐的态度更客观公正，反映了历史事实，也代表了更多中下层士人的心声。
可惜的是，李商隐大中三年为牛僧孺葬礼所写的《祭文》已经佚失，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措辞的，有没有在文中涉及牛李之争。但这篇《祭文》确曾得到京兆尹的激赏，事后，京兆尹亲口对商隐说：“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祭文》，二事为不朽！”[4]可见十分尊崇牛僧孺的京兆尹对商隐的《祭文》是满意的。
据此可以猜想，李商隐在《祭文》中对牛僧孺的赞颂和哀悼一定很充分很到位，而牛李之争的种种问题则很可能巧妙地回避了，至少不会像杜牧那样刻意通过贬李来褒牛。
政治观点不同，因而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不同，这并不奇怪，各人申述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态度，本也无可厚非。但他们的差异还是应该指出，不能因为他们是杰出诗人，而且有齐名之雅，就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的友谊去掩盖这种不同。
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诗坛的巨擘，史称“小李杜”，以与盛唐的李杜相辉映，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其响亮的名声是完全相符的。依我看，若加上温庭筠，简直可称诗坛三杰。温李，李杜，在诗歌史上是习惯的并称，温、李、杜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水平。
李商隐和温庭筠有很好的友谊，从现在尚留存的两人交往诗来看，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感情始终相通。但与杜牧的交往好像仅限于此——在向杜牧两次赠诗未获回应后，李商隐也终于沉寂了。
大中三、四年（849、850）的长安生活，对李商隐来说是难得的，也是值得纪念的。这一两年，他和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妻子雪娘身体本来已经很差，但自商隐回来，竟渐渐有了起色，还曾有过一次生育，给衮师添了一个小妹妹。[5]
三个孩子，都长得不错。大女儿已能跟着妈妈学画眉涂妆，儿子衮师已将五岁，活泼调皮，整天跑跳不肯停歇。恰巧此时弟弟羲叟也释褐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把家搬来长安，就在樊南与商隐同住。羲叟的孩子比衮师大，衮师现在既有姐姐，又有哥哥，玩得就更欢了。他们骑着竹马在园子里奔跑，在花丛里闯进闯出，到处是他们的笑声。有客人登门，衮师总要抢先去开门，客人问他话，却又害羞往后躲。听到客人夸衮师聪明长得俊，商隐口中谦逊，心中得意。客人一走，孩子们就模仿他们的样子走路说话，有时甚至学着参军戏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来。也有安静的时候，像晚间学着拜佛，或者看爸爸写字，衮师都能乖乖的，看来还真是个读书种子呢。
上面这些内容，都是李商隐《骄儿诗》所写的。人都爱自己的儿女，文人写骄儿或娇女诗的也很多，著名的，像晋人左思的《娇女诗》把女儿写得娇憨可爱，像唐人韩愈的《示儿》《符读书城南》，卢仝的《寄男抱孙》和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等，都对儿侄辈流露了由衷的喜爱和希冀，写得坦白亲切，跟他们写的其他诗不大一样。这些李商隐都是熟悉的。
这一天，听着衮师他们奔跑欢笑的声音，他忍不住也要写一首《骄儿诗》了。他铺纸磨墨，顺畅地写起来，诗句原来就在他的口边啊：
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
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
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
交朋颇窥视，谓是丹穴物。
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
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
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
……
接下去是一系列细节描写，商隐温柔而喜悦地为衮师写照留影，一个既顽皮又乖巧的男童在我们面前便活灵活现起来。待写到“有时看临书，挺立不动膝。古锦请裁衣，与轴亦欲乞。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的时候，商隐猛地从衮师想到自己，从眼前想到了未来，想到了衮师的前途——自己的今天会不会就是孩子的明天呢？
他把多年积郁在心头的感慨和想法一股脑儿倾泻出来：
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
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
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
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
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
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
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
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
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
商隐痛切地反思半生走过的路。他没有为自己响亮的文名沾沾自喜，相反，他否定了“读书求甲乙”，即只在书本中讨生活，只知孜孜以求把书读好，把文章写好，以此为生活最高目标的观念和做法。
他谆谆叮嘱儿子：不要光会读书，不要学弄纤巧无用的小智术，要学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知识，像司马穰苴的兵法，像黄石公教给张良的纵横捭阖之术，用它们来治理国家，做帝王的老师。当今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尤其是西北边疆的安全亟须巩固。衮师啊，你快快长大，学好本领，勇入虎穴，擒得虎子，为国建立功勋，你的目标应该是凭着赫赫功勋当上万户侯，可别一辈子只会死守经书啊！
在这殷殷的教导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商隐内心的深深痛苦。他为至今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遗憾，也为自己虽善于吟诗作文却缺少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而惭愧，他深刻反省，无情解剖自己，也愤懑地批判社会，批判了当时许多人（主要是读书士子）的生活信条。虽然李商隐“帝王师”的理想打着旧式儒士文人的鲜明印记，但他“勿守一经帙”的呼吁，不但对于晚唐人，对于此后千百年的中国人，就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也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而且是和许多有识之士的觉悟和反抗相呼应的。
李商隐的自我解剖确实是深刻无情的。他甚至对自己作文的习惯由散转骈也作了检讨，甚至由此走向极端，后悔向令狐楚学了四六章奏。
他想，也许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如今世间仅以“能文”视我，以至于我竟只能以代人草写文章来谋生糊口，以至于充当幕僚几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这是多么令人痛苦而不幸的事啊！
他久已陷入思想的苦闷和困厄。他的重要作品，被众位学者一致认为是他“历叙平生而作”的组诗《漫成五章》，其第一首就写道：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对属能。
意思很明显，就算自己的诗文写得跟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一样棒，也曾为获得宗师（指令狐楚）的绝妙点化而庆幸，可是今日看来，不过学会了骈俪偶对的技能而已——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当时自谓宗师妙”不是凭空讲的，商隐多年前确曾写过一首题为《谢书》的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把令狐楚传授今体章奏之法比喻为禅宗五祖弘忍半夜传衣钵予六祖慧能，让其开宗立派。那时以为学得此种绝技，荣名高位唾手可得，连魏晋的王祥获得佩刀，预示他有望成为三公（最高品级的大臣），似乎都不稀罕了。
那时是得意非凡，而今却一口否定，原因何在？就在于李商隐这些年来做人幕僚，被当成了一个文章工具，虽因此博得文名，但实在于心不甘。试想：代人写这写那，都得秉承和揣摩人家的意旨，而用自己的思理和文笔为之服务。这不是自由的创作，不是心灵的展现，相反，这是压抑自我，消磨自我，说得难听点，是出售才能换取生活之资的交易。如果像令狐楚那样，由使府幕僚而做到方面大臣，那倒也罢了。可是自己，莫非要一辈子沉沦于此吗？儿子衮师难道也将步自己的后尘吗？商隐想到这里，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由于否定了弃古学骈的文章之路，一刹那间，李商隐竟连令狐楚也不以为然起来。
《漫成五章》（之一）已说从宗师那里仅仅学到了“对属能”，就对宗师有了不敬的意思。后来，他还曾写过一首《白云夫旧居》的诗，说出了“平生误识白云夫”的话。
这“白云夫”是谁？指的正是自号“白云孺子”的令狐楚。原来，令狐楚年轻时在河东节度使府从事，很受节度使郑儋赏识。郑儋自号“白云翁”，令狐楚为逢迎他，便取了个“白云孺子”的号。而今，在李商隐这辈人来看，“白云孺子”当然就是“白云夫”了。
李商隐因反省自身而迁怒令狐楚，说出这等话来，这就是他的诗人脾气了。诗人往往是这样的，感情容易冲动，说话爱走极端，有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还记得李商隐对令狐楚说过不少感激涕零的话，现在却整个翻了过来，这说明他的思想——至少在写诗的那一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若从封建道德衡量，李商隐恐怕难逃恶评。但若从诗要说真话来论，则又应当允许。所谓“平生误识”，主要是自责、自叹、自恨自艾，不可否认也有抱怨对方之意。诗人就是如此，喜欢即兴发挥，不够严谨，不顾前后矛盾，说了也就说了，写了也就写了。所以，有的寿命长的诗人作家，老来总爱对自己的诗文修修改改，甚或销毁一些。如果李商隐有机会这样做，如果他晚年有机会烧掉一些“少作”，我们没准就看不到这样一首诗了吧。
然而，这首诗毕竟留了下来，留下来就暴露了李商隐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和某种弱点。这本是正常人性的表现，但后世有人细查商隐一生言行，见李商隐始终保持着与令狐绹的关系，后来任国子博士还可能与令狐绹的安排有关，却又看到他的这些诗，便对李商隐的人品发生疑问。也有好心的研究者想为李商隐洗刷，坚决否认“白云夫”是指令狐楚，硬说那是另一个道者朋友——其实，这都大可不必。
李商隐对令狐楚父子的感情确实是挺矛盾的，尤其是对令狐绹。令狐绹与商隐在年龄上是同辈，年轻时曾十分友好，令狐绹的官做得比老子高，在朝中权势也更大，他很了解李商隐的志向和才情，如果他肯援手，李商隐不难获得较能发挥才能的机会。但他没有。不过，倒不需要因此而深责他。即使他与李商隐并无芥蒂，也不见得非要出于私人感情而勉强提携他，一切秉公办事并不错。但李商隐内心有望于他，久无回应，却不免生怨。他的《九日》诗追怀令狐楚，薄怨令狐绹，说什么“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意谓令狐绹官做大了，他家的“东阁”却无因再登了。其中透露酸溜溜的怨恨是无可否认的。汉公孙弘开家中“东阁”延接贤士，为国收揽人才，事见班固《汉书》。所以“东阁无因再得窥”并非说令狐绹家再也不能去拜访了，而是寓意令狐绹不像公孙弘和他父亲那样重贤爱才。
既感恩，又有怨；虽觉无望，却仍抱着某种希冀，李商隐对令狐家两代人的感情就是如此复杂，说不清道不明。
大中三、四年（849、850）在长安，李商隐少不得要到令狐绹府上走走，少不得给他献诗呈文，诗文中少不了谦卑的恭维与婉转的陈情，这都可以理解。在令狐绹只是虚与委蛇，不肯援手真帮的情况下，不免要发发牢骚，说些不中听的话以舒泄怨气，甚至把这些写入诗中——对于涵养功夫更高或性格更内向的人，也许可以不这样做——也算不得什么大逆不道，实在也是无可厚非。试想，李商隐赤手空拳唯有一支笔，再不允许他以自己的方式宣泄一番，岂不把他活活憋死！
[1]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本诗注引何焯、杨守智语。
[2]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2年版，347页。
[3]见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载《樊川文集》卷七。
[4]李商隐《樊南乙集序》。
[5]根据李商隐的文章（辞谢张懿仙的《上河东公启》，见《梓州幕中》一章），我们知道衮师有一个妹妹，那么，王氏在这一两年中应有一次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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