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

    我的第一辆车是驰豹，但朋友说它是“迟到”。这车的亮点是方向盘猛劲一揪能揪出来，而且车子启动必须要人推，推的时候还不能停，你必须边推边跑边跳上车，路边警察都看呆了。认识戴军以后，他也在长安街上帮我推过车。他一边推还一边说，哎呀，我也是有人认识的好不好。但我当时特别宝贝这辆车，我是开着它去闯荡江湖的！当时我一遇到困难就想，没事，那么失控的车都被我开得好好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有人问我是不是瞅准了时机才从央视离开，自己做工作室。不是。我走是因为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李静，你的梦想能够在这儿实现吗？如果不能，走出去。于是我就开着我的驰豹走了，就这么一直开，一直开，开到20世纪的尽头，终于成了一朵末路狂花。

    --李静

    十多岁的时候，我心里“躁”，就跟着家乡的“野鸡团”出去走穴，也不会唱歌，就负责装台卸台，跟长工一样。后来到了深圳打工，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歌手。那两三年，我觉得好像有十年那么长。那些一起唱歌的朋友，现在只要聚在一起肯定会跟老年人一样，聊得全是深圳的岁月。其实那时候很苦，我刚从工厂出来的时候，租的是农民房顶楼的铁皮屋，盛夏闷热无比还没有地方洗澡，所以凌晨收工回家我就把一桶一桶的凉水往身上浇，冻得发抖。后来我终于发现，有一种苦，是只有酿得特别好的酒才会有的味道。我品尝过不少好酒，但最好的那瓶永远留在了深圳，留在了路上。

    --戴军

    有故事的人

    19世纪，某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两座钟楼间的黑暗角落，发现了这样一个手刻的词：“ΑΝΑΓΚΗ”（命运）。

    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写道：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

    或许在几百年前的法国，“命运”是一个飘浮在时代上空的宏大叙事，如今它却有了全然不同的隐喻。不过总有些什么是不会变的，因为不论轻重深浅，它总会用执着又暧昧的腔调诠释着每一个个体与时代。

    凡尘中的人们，终究不是雨果，只是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同样刻着这个词语--命运。

    走过90年代的中国人，必定会将这个词刻得深邃空灵。他们被冲入开放与保守交替纠缠的时代，他们感受着理想与迷茫的日夜共生，他们在破碎中寻找。

    于是，他们为此写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实。在深圳打工的19岁上海小伙戴军到了北京。

    他是以海豚训练师的身份，跟着深圳的“海豚表演团”一起来的。6月24日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两只海豚叮叮和当当死了，他失业了。回到深圳，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适应那里黏稠的空气了。一场炎热，一场雨，接着又是一场炎热，似乎没有尽头。他开始低烧。很快在深圳的工厂里找到一份新工作，只是无趣极了。每天下班后，戴军就和几个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厂区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台阶坐下，灌几口酒，胡扯闲聊。

    那时候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很流行，和工友们一样，戴军会借着酒兴吼上几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在深圳打工的这两年，他总望着集体宿舍的天花板，一个人呆呆地唱，只是唱到后头，总会觉得心里特别潮湿。

    重阳节那天，下班早，戴军心情难得不错，就叫上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骑着车上了笔架山。一路喊着叫着疯狂地往山顶冲，最后仨人累倒在一个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围是满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风异常清爽，戴军大口地呼吸着，指着远处一排跳动的灯火说，那是香港吧，等我长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适合唱《我的未来不是梦》了，因为不是望着天花板，而是望着星空。最后，大家讨论的成果是“以后要挣好多好多钱，然后回家买房子买地，还要讨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个工业区再次从单调的喧闹中醒来。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打工仔瞬间如流水般从各个角落倾泻、交织，随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个属于自己的流水线。

    前一晚发梦的余温还在，戴军和几个工友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仿佛这份畅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们绝不会想到，就在下一个畅快的拐弯之后，一辆加长的香港货柜车竟直直地撞上了身边的一位工友！

    或许在昨晚和之前的任何一个瞬间，戴军都未有过如此清晰的做梦的感觉。那个几小时前还在和自己说“买房讨老婆”的人，变成一只断翅的蝴蝶，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弱的弧线后，落在了路边。

    人死了。血液从他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来，在阳光的炙烤下蒸腾出最后一丝鲜活的生气。接着是彻骨的寒冷。戴军感到自己在太阳底下浑身发抖，他想，原来人在大悲之下是没有眼泪的啊。之后就是很长时间的失眠。只要一闭上眼，工友平日鲜活的形象和最后垂死的面容就会不断在戴军的眼前交替出现。终于，在反复的辗转与焦虑过后，戴军提出了一个极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我是否也会在20岁的时候死去？

    20世纪80年代末的诗人们或许也曾发出过这样对死亡的疑问。海子在他的诗歌《春天，十个海子》中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只不过对于20岁的戴军而言，青春的故事，是如此的写实。

    为了让自己不至猝死于虚无，戴军果断地到深圳中学去报了好几个补习班，他不想再做一个简单的打工仔了--这个愿望很简单，而且还有点粗暴，但的的确确成为支撑他进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切，他宁愿相信是命运的安排。

    几乎是同一时间，19岁的张家口女孩李静即将从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在这个人生的关口，她没有忙于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风琴，去和命运来一次争斗。

    两年前，李静本打算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可惜比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最终选择了河北师大。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个专业先不分本专，两年之后经重新考试合格即可升入本科，于是李静就奔着读本科的机会去了。结果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改了，学校只能发给李静和她的同学们一个大专的文凭。

    被骗了。这是李静的第一反应。告他们！这是她紧跟着的第二个反应。于是，颇有几分侠气的她迅速组织起一众同学去省教委和省办公厅“告状”。那一天，省办的大门口嗡嗡地围着一群年轻人，就见为首的大眼睛女孩儿手拿材料，面色凛然。

    有人说，小姑娘这么年轻，还上了大学，有什么冤的啊，你看，这门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静不管，她见一次不成，就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一家一家地把整个政府部门找了个遍。

    其实很多年后，李静和母校间早已化解了心结，但那一刻，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年轻的李静来说，世界就是一根铁棍，要么直要么弯。

    在最后的最后，李静的老妈站出来了。李妈妈是当时铁路系统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但劳模妈妈也堪称当时的潮妈，对女儿李静大胆采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富养”政策，不仅亲自为女儿做最时髦的牛仔裤，而且从不吝啬赠送赞美加鼓励，这使得少女李静成长得快乐、自由，而且率性。面对女儿的折腾，她只是经常对李静讲一句话：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被征服。于是这一次李妈妈说：“走，我陪你到国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静说：“好，要是这次失败了我就去找工作。”那一天，母女俩昂首挺胸走进了国家教育司的大门，就见很多人蹲在地上正在分带鱼。

    没人理他们。“我们要告状！”李妈妈说。还是没人理他们。只见李妈妈“啪”地一拍桌子说道：“分带鱼，下班了吗？国家正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闹不好！”那帮人顿时一愣。再看看李妈妈的形象，一米七的个子，戴着眼镜，颇具领导气质。对方马上说：“别急，我们接待。”

    这幅画面，让少女李静异常地兴奋，母亲的强势生生将自己的初次抗争在心理层面上实现了峰回路转。尽管结局还是“没戏”，但李静已经觉得畅快了许多。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按照母亲最后的话来说就是，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当到北京游玩一次吧。

    1990年的夏天，李静毕业了。

    无论是对于戴军还是李静，这个20岁都显得太过离奇。似乎有什么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拉扯出来，人生的情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断裂。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到了90年代，绝然不会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

    90年代初，大众娱乐文化卷裹着来自世俗景观的诱惑，挑逗着国人渴望娱乐的胃口。1990年，舞厅、歌厅、卡拉OK厅，以及台球厅和电子游戏厅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同年，作为当时央视唯一的综艺性娱乐栏目，《综艺大观》高调登场，预示着电视节目领秀大众文化时代的大幕已然拉开。华裔音乐人费翔在春晚的亮相，使得他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启蒙者，也成为风靡中国的一代偶像。因为模仿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戴军在公司的歌唱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干吗？唱歌。朋友说，惠州有一个歌厅，过年去唱半个月，能挣1000块。戴军没给自己一丁点犹豫的时间，立马点头答应了。他一个月工资才250块！

    1990年的春节，戴军没有回家，他去了惠州。从惠州回到深圳，戴军口袋里有了1万块钱。买了两套衣服，他开始跟几个哥儿们跑场试音。刚开始找了一个很小的场子，一个键盘，一个歌手，一天就几首粤语歌，并不耽误白天厂里的工作。但后来慢慢唱到三个场子的时候，喉咙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戴军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会让本已疲惫的嗓子更加煎熬。

    三个月后，戴军辞去工作，开始了职业歌手的生涯。又是一个燥热的夏天。当戴军走进“音乐”这个圈子的时候，李静却以“音乐”专业毕业生的身份与“电视”遭遇。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晃，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于是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静陷入了纠结。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电视台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是李静新梦想的酝酿与勃发。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别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彼时，在遥远的南方，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几乎每一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本不安分的灵魂，又遭遇世纪末最初的躁动，叛逆或许才是唯一的归宿。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90年代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文艺复兴。而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只不过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场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一切都对了。”

    戴军这么想。1993年他终于来到北京。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三份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是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已结下了与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公司与流行乐手共谋中国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1994年冬天，戴军正式进棚录制了这首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莲》。

    通常故事讲到这里，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的确，在翻过来的1995年，“实验”迎来了一个小高潮。这一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火了，电影百年盛况空前：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蜚声与哗然并起；这一年，邓丽君、张爱玲走了，带走多少痴怨眼泪。

    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而对很多热爱流行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对流行音乐最初的集体记忆--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95新歌”的隆重登场。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当时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黄小茂。作为音乐总监，他在这一年制作并推出了52首流行音乐MV，让更多人认识了高枫、罗中旭、丁薇、老狼……当然，还有戴军。

    《阿莲》在电台已经是连着好几周的排行榜冠军了，戴军却人在深圳。那天演出间隙，他接到了大藏唱片的电话：中央电视台找你拍MV。

    拍MV是戴军没有想过的事情。直到栏目组的人在深圳夜总会找到他，把他带回北京，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第一天棚内，第二天外景，在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手应该如何挥舞的时候，《阿莲》的MV就已经拍完了。整个过程并没有造型师的指点，戴军就穿着自己的马甲和T恤，耷拉着头发，纯纯地结束了表演。但他相信这一定是大制作，因为导演用的是电影胶卷。接下来，摄制组又和他奔赴上海拍摄《申江水》的MV。戴军更加坚信这是大制作，因为他们竟借了一辆老爷车，而且这一次有了造型师，给戴军粘了一脸的胡子。他是当年唯一拍了两首MV的人。

    电视，是那个年代塑造明星的最佳舞台。当大杂院里的街坊开始排队来参观他，戴军意识到自己红了。躺在床上看书也会猛地发现，窗户上出现了一张“猪脸”--来参观的人已然把整张脸严严实实地挤在了玻璃上。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戴军住的大杂院没有卫生间，出了院子步行一百米是一个简陋的公共厕所，里面有四个蹲位，且蹲位之间没有隔断。经常，他蹲在那里，就听旁边一个声音道：哎，我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作为一名曾经长期潜伏夜场的歌手，戴军将他与电视台的相遇比喻成“从黑暗走向光明”。而音乐电视的出现，真的就像命运的又一次安排，将戴军带入了一个更为奇妙的音乐世界。

    感谢黄小茂。其实，当时还有个人在做着和黄小茂类似的事情，她就是李静。1995年，李静离开北京电视台，来到央视主持一档“向海外华人介绍中国”的节目--《欢聚一堂》。

    这个节目有好几个板块，李静负责的叫《流行风》，确实疯。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李静会拿什么镜头来刺激中国电视文艺的神经：她和另外一个主持人带着耳机随意地出现在画面中，先是随着一段音乐蹦跳，然后有人问，你们在听什么？他们答：我们在听中国最流行的音乐。这正是当年的前卫串场。

    《流行风》刮过中国的流行乐坛，当时众多大腕级歌星都以亮相于此而荣光。那一年，陈明唱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李静觉得她很厉害，就请她来唱，这是陈明第一次上中央台。对于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其实面向大众的舞台很有限，中央台的机会尤为宝贵。李静手中仿佛握着一条控制幕布的绳索，轻轻拉扯间，就有了孙悦、林依伦、解晓东等人的精彩亮相。

    也是在这股风中，歌手戴军与主持人李静有了初相遇。只是李静说，没印象了。戴军说，我可有印象，你傻漂亮傻漂亮的。

    这是实话。1995年的短促相遇，似乎让戴军、李静，甚至黄小茂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可惜彼此的人生轨迹在仿佛将有所交集之时，又各自划向了不同的维度。或许，这便是命运对他们的欲擒故纵吧。

    1996年3月8日，戴军应邀参加了山东电台的一档音乐节目。成为唱片歌手后，他开始频繁地现身于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中，谈音乐，和一些音乐之外的事情。从前，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开口说话的人，因为在他眼里，不开口的人总是更有想法。可在1996年，突然之间，他想说话了。那天山东台的领导看了他的节目，当天就亲自找到了他，说，你的逻辑和别的歌手不一样，思维很独特，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音乐节目？戴军说，行。

    这就是戴军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开端，这个节目叫《大藏音乐专线》。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所有在节目中播放的音乐都来自他从唱片行一张一张淘来的CD。而且节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录音室制作的，每个礼拜要寄去山东。过程麻烦了点，但让他独自体验到了一种和唱歌很不一样的乐趣，说话的乐趣。

    戴军就在被他称为“小黑屋”的录音室里，录了三年的《音乐专线》，也连着三年获得了“听众最喜欢的外来节目”第一名。大夏天，在严丝合缝的“小黑屋”里，也不开空调，对着话筒，按键一按，《戴军讲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如果一首歌与当年南下打工潮有关，那他肯定会把这个背景融入到对歌曲的解读中去。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领导口中的“特别”，不只陷于自我遐想，还会观照一种集体情结。

    在主持《音乐专线》的同时，戴军还在报刊上开设专栏，并担当电视节目的主持与策划，广播、电视、报刊，他果然一个也没落下。除了“唱”，“说”已然变成了一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了戴军考验自我的一种尝试。后来过了很多年戴军才意识到，这段有点忙乱又虚渺的岁月，是一种隐隐的蜕变，而这种过渡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前夜。

    如果那几年的戴军是“想要表达”，那李静就是“太想要表达”。她的角色转变似乎要干脆得多，只是她的内心百转千回。

    在央视文艺部，李静那时候只能做一些编辑性的节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原创的空间。李静很痛苦，她想，为什么老天给了我一个最安逸的工作状态，我却如此渴望创造与折腾。

    她一点也不想老老实实地待在演播室。为了做一首《蓝色多瑙河》的串场，她冲到人家咖啡厅里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你能不能借我场地拍点东西？人家说，我有什么好处？李静说，我给你打一个字幕。她还教唆自己的老同学来帮她做“不一样”的摄像。那期节目李静自己很满意：一首《蓝色多瑙河》结束，镜头切到李静在咖啡厅里欣赏风景的侧影。然后镜头渐渐摇近，李静转身过来，说，一首《蓝色多瑙河》，把我们带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放松……这在现在看来是惯常手法，当时却是李静的创意冲动。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让镜头晃来晃去，也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从一条落满黄叶的大道尽头走过来。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台里碰到她，对她说，我特喜欢看你的节目，《周末大回旋》，还有《中外歌舞》。李静听了差点哭出来。

    这种感觉很复杂，也让李静不快乐，因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越冲动，越无力，她陷入了新一轮的痛苦。她每天都会哭，有时甚至放声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个小丫头，面对“命运”总有挑衅的蛮勇，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李静的抉择总在一瞬间与自己达成：自己确实不属于这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她轻吐一口气，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然而，脱离物欲后的精神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品尝。李静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央视的工作无法让她实现梦想，但毕竟能够为自己这样一个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孩提供体面的身份和不错的收入。但她显然更加关注梦想。她只是蒙在被子里问了自己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和平饭店喝咖啡？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赛特买东西？那些飘着的东西和你有关系吗？

    然后睁开眼，天亮了，这一次她没有丝毫的慌张。虚名与浮华，如果你为此贪恋，你就将永远被梦想折磨--这便是李静给自己最后的告诫。

    于是，在4年的迷茫之后，她离开了央视。

    崔健在20世纪的最后一张专辑《无能的力量》（Thepowerofthe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90年代》。歌词写道：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其实心中早就明白/却只能再等待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

    狠角色

    无论如何执拗，引领灵魂飞升的先是抽象的梦想，紧接着便由具象的物质来折磨灵魂。还好，在李静开启独立之路的伊始，她就有幸傍上了大腕，这位大腕就是自己永远的精神支柱--母亲。

    从央视离开以后，李静迅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她最先找到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就开始了围绕理想和艺术的创业实验。这些人中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和来自其他专业的好朋友等，但当时都是一群不懂商业套路的文艺青年。李静说，咱们要成立一个工作室，自己写剧本拍戏。然而，撞击现实的疼痛一点也不亚于触摸理想的狂喜。在连续拉不到钱的情况下，剧本无法顺产，大家也无奈地渐渐散去。

    而此时现金已经快断流了。一天，李静走在马路上，突然悲从中来，就像和自己赌气一样，冲到路边花2块钱买了一张奖券，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真好，以后我就可以骑车上班了，省钱。”欢喜异常的李静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结果骑到一半实在累得不行，就下车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激励自己。朋友骂她：“你会算账吗？一根冰棍6块，面的才10块，你还不如打一面的！”李静心里一沉，若有所思。以前的自己或许真的是一个好运气的人。从刚毕业的音乐师范学生一下变成了大屏幕上的主持人，后来又进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一路都极为顺利，几乎都是机会自己找上了门。可现在她终于要自己找机会了，这山地自行车原来是传说中最后的好运。

    “妈，你能借我10万块钱吗？”李静向母亲寻求支持。李妈妈有点担心地看着她：“你想干吗？”李静从兜里掏出两个章来，一个财务章，一个公章，说：“妈，这是我注册的公司。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制作公司。但我现在要先搭个景，需要10万块钱，你能先借我吗？等我搭完景，节目一赚钱我就还你。”

    李妈妈看看李静，心想这孩子太可爱了，数数都常常数不清楚，坐在地上拿两个章，说要做中国最好的制作公司。但话一出口只剩一个字：“好。”李静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10万块已是能给李静拿出来的最大数目。李妈妈说：“孩子你做吧，我也不指望你能还我，你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后来李静的妹妹李媛也把多年的积蓄借给了她。筹够了钱，李静带着两个章和一颗红心上路了。

    这一次她很清楚，自己没有退路，不在电视圈爆发，也要在电视圈爆发。不是电影，不是电视剧，一定是电视节目。这情景多少有些“壮士一去兮”的悲壮，但她的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坚定，她终于选择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执迷不悔也是一种尽兴，这种尽兴来自于她内心对另一种玩法的渴望。

    回望历史，民营电视制作的发展与90年代以来的两大潮流密不可分：一是制播分离，一是电视的娱乐化浪潮。就在李静选择了民营电视的当口，也是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开始松动的时机，“电视节目制作多元化”呼之欲出。于是在1999年底大批民间电视机构带着勃勃雄心跳入了这片暗潮涌动的海洋。其中不乏大手笔的试水和大规模的炒作，一群满怀理想与野心的人企图在新世纪的前夜将民营电视推向一场真正的波澜壮阔。

    出走体制内的李静并不了解中国民营电视的历史与现状，但做一位“独立制片人”的念头却与体制内共事过的一个人有关--来自于台湾的黄阿原，他也是把李静带进电视综艺圈的“师父”。说到黄阿原，中国的电视观众并不陌生。他曾两次主持春晚，并制作了当年大陆电视上的“第一个娱乐节目”和“第一首MTV”。来大陆发展之前，他曾是台湾“中华电视台”的顶梁人物，由他精心打造的《爱心》一度成为台湾民众必看的王牌栏目，并为他夺得台湾电视最高奖项“金钟奖”。

    因为《北京您早》，李静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综艺大佬”。当时，作为早间新闻节目的《北京您早》已经分为了很多不同的板块。李静负责的是音乐板块，叫《唱我心曲》。她除了要串新闻，还要像个VJ一样播放流行音乐MV，做一些简单的音乐采访，虽然时间只有5分钟，但也足以让她过过瘾。有一期节目，嘉宾正好是台湾的艺人黄阿原。采访结束后，阿原对李静说，你不像做新闻节目的。李静说，我以前是学音乐的。阿原说，你可以做娱乐节目。

    两年后，正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筹办《欢聚一堂》的阿原把李静找了过去。这个节目组有个暗暗的决心，就是要向全球展现中国的娱乐精神。这种定调注定了这是个在当时比较“洋气”的节目，跟李静以往接触的任何节目都不一样。或许也正是因为它不那么一本正经，所以阿原才看中了李静的“不正经”。作为初创团队的一员，李静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品尝到了做制作人的滋味。如果说以前的她还是端着主持人的碗看着制作人的锅，那《欢聚一堂》就是让她美美地在那锅里舀了一大碗。

    李静说，做了制作人自己才真正找到了做主持人的感觉，自己的第一层壳是被阿原打破的。当时黄阿原有个制作公司，看准了市场空白，就开始制作一档明星访谈节目《金光综艺》。这又是一场实验。那会儿能让明星坐下来好好聊天的节目很少，走全国发行的节目几乎没有。李静跟着阿原，再次看到了综艺节目的另一种可能：一个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小演播室里，明星就乖乖地坐在李静和阿原中间，接受全程15分钟的贴身访问。后来事实证明，《金光综艺》真的在观众中亮了，也在李静心里亮了。它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李静，电视也有不一样的玩法。

    1999年，这个命题又一次疯狂地钻进了李静的脑子里，就像一种精神疼痛，平时没在意，发现的时候已经如此严重了。她想，兜兜转转一大圈，还是回到了这一点，实在没有理由再绕道了，做中国最好的电视制作公司，就做明星访谈！于是才有了问母亲借钱的一幕，才有了“壮士一去兮”的感慨，也才有了划时代的“小西天革命根据地”。

    最初，李静的公司战斗力只有三个人--一个制片主任是她以前的同学，妹妹李媛做导演，还有就是她自己。在小西天租了一套民房，工作室就算是正式开始运转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策划会，连着轴地开，三人固定班底再加上过来客串的老同学、老朋友，有时一聊就是通天亮。后来一个北电的老同学跟她说，我给你推荐个实习生吧。

    这个实习生叫张艳艳，是北师大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位家教严谨的湖南女孩，她的每一步路几乎都是由父亲来安排，从上什么学校，到去哪个城市生活，再到找一份怎样的工作。艳艳对这些事情并无多少觉知，因为已经有父亲为她做好选择。然而这种高度的呵护已经漫过了艳艳的头顶，在她的身前投下一片阴影。还在读中学时的一个暑假，艳艳决心要和同学一块去打工，在一个船舫餐厅推销酒。那天中午，艳艳端着酒走进了一个包间。一看，不对，坐在那儿的竟是父亲的属下！说了声叔叔好，这妮子撒腿就跑，一路跑出餐厅也不敢回头。她跑了一会儿觉得胸口很闷，为什么这个城市这么小呢？

    选择北京，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城市足够大，大到几乎没人认识她，也不再需要她向任何人展现乖巧。而且她觉得，自己欠父亲的太多了，欠自己的更多，这一次就让自己做个主吧。在北师大读书的日子单纯而快乐，时光变得非常慢，直到有一天教编剧的老师跟她说：“你那么聪明别把大学玩过去了。我的同学李静做了一个工作室，你去那实习帮帮忙吧。”好啊，艳艳答应得很痛快。她对“李静”这个名字并没有太多印象，不过听老师说以前是央视的主持，那应该就是很端庄很漂亮的那种女人吧。

    李静的工作室离艳艳读书的地方并不远，靠近后海。那天，艳艳按照老师给的地址摸到了小西天里头的一个六层居民楼里。走到顶层的一个复式门口，又对了对地址，确定这就是工作室没错。可是怎么连个招牌都没有，艳艳边想着边缓缓敲起了门。门开了，李静不在，接待她的是李媛。一进门，只见第一层有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客厅被改造成了会客厅的样子，卧室则是财务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上楼再一看，是一个单间，里头放着一张巨大无比的床垫，床垫之大令艳艳无法揣摩它的用途。但，这就是李静公司当时全部的家当。中午时分，李媛接到一个电话，对艳艳说，走，咱们下去搬东西。艳艳也没问是什么，说了声好就跟着下楼了。一出居民楼就看到眼前停着一辆旧款的小车，一个女人正弯着腰从后备箱里往外拽箱子。艳艳赶紧过去帮忙，那人一抬眼正好和她四目相对。诶，这人我见过。艳艳脑子里开始迅速闪回。她是《欢聚一堂》的主持人！艳艳下意识地说：“李老师好。”李静没多说什么，冲着艳艳点点头，“一起搬东西吧。”有一句话艳艳很想说，但最终忍住了--我可是从小看你的《流行风》长大的。这么说于情于理都夸张了些，但对于小时候鲜少关注综艺节目的艳艳来讲，《流行风》确实是记忆中一个格外洋范儿的记号。她脑海中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李静留着齐肩长发，坐在吧凳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的画面。可谁会想到，有一天这个曾经令自己大开眼界的人物会把自己也拉进电视圈呢？

    尽管学的是影视制作专业，但一开始艳艳对节目制作流程一窍不通。她从打唱词干起，后来工作室买了对编机放到会客厅里，她又开始学着做编辑，并试着做前期策划、采访。因为有很多东西要学，艳艳开始逃课。那会儿学校查得严，艳艳每天一大早坐车去学校，等老师点完名就从后门溜走，赶到工作室编片子。快下课的时候，同学会给她发短信，她就又从小西天奔回来，老师一点名，她又在。

    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艳艳终于毕业了。终于不必再逃课了，她直接将全部家当从大学宿舍搬进了小西天工作室。

    半年后的一天，李静、李媛带上艳艳出去谈事。工作结束已是傍晚，三个人决定找个地方一起吃饭。车子开到长安街上，李静突然问艳艳：“将来你要是翅膀硬了，会离开我吗？”艳艳坐在后座想了半天说：“应该不会吧。”李静一听乐了：“你这孩子真实在，要是别人早就拍着胸脯说’绝对不会‘了，你还想半天。”

    那一年的国庆节，李静给艳艳塞了一个红包，里头装了500块钱。艳艳不想收，李静说：“拿着吧，我觉得你可以开始独立做片子了。”张艳艳没想到这几个月自己的变化会这么大，在遇到李静之前，她不知道什么是“非线编”，不知道什么是综艺脱口秀，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就像十年前的李静，以无知者的魄力，风风火火地闯进电视这个圈子。

    另一个迷迷糊糊掉进这个圈子的，是胡博。一天李媛跟艳艳说，我们招了一个后期制作人员。艳艳想，好，第一个后期，后期应该是男的，咱工作室终于有一个壮劳力了。6月3号，发工资的日子，全公司的人都集结在财务室等着领工资。突然，一个人影窜了进来，艳艳定睛一看，是个又高又瘦的男孩，神色漠然，关键是还留着一头披肩的红发，有点颓的摇滚范儿。“这什么情况？”艳艳和胡博心里不约而同地想。

    伟大的福尔摩斯说：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无论剩下的是什么，即使是不可能也一定是真相。这个瞪着眼看大家数钱的红发男孩就是新来的后期，胡博。如果按照通常的逻辑来分析，胡博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而应该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的课堂上。只是不久前，命运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胡博是北京孩子，从小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临近中考因为种种原因（自称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结果考得一塌糊涂。父亲想花钱把他弄进一个好一点的高中，他说：“不。为什么要花钱，我倒看看命运能把我分到哪儿。”

    结果，命运把他分到了一个中专。刚开始，胡博是有点错愕，好歹也500多分啊，不过他不执着，心想既然命运如此安排，就不要用外力去改变它。时间一晃到了毕业，一天，以前初中的几个好友出来聚会，聊起了毕业以后的人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到哪儿上大学”“我的军训”“我的宿舍”之类的话题。这次聚会回来，胡博对父亲说，我要复读考大学。父亲问，想通了？胡博答，我只是不想让自己的人生有一块缺失。

    后来，胡博如愿进入了首师大的声乐作曲系学习。学校的宿舍不够用他只能走读，而生活似乎也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和他设想的状态相差太远。于是渐渐地，他再次失去了对上课的兴趣，开始醉心于玩乐队。那可是个很飒的乐队，由四个北京男孩组成，其中有两个光头，两个披肩发；两个喜欢黑色的，两个喜欢浅色的；两个特爱说话的，两个特不爱说话的。这个搭配倒是很衬得起他们乐队的名字“极端分子”。胡博是队里的吉他手，当时他们常去马甸桥那边的一个地下室练习。地下三层阴得厉害，潮气恨不得渗进骨子里，但这里没有阳光，没有时间，没有人，他们可以忘掉很多，仅用本能来为自己嘶吼，表达懵懂的愤怒。

    可到了大二的上学期，一次对愤怒的表达却彻底改变了胡博的生活--他在学校打老师了。事情的原委已无从考证，胡博只记得对方先骂了他，而且骂得很没底线。于是结局就和所有青春热血小说里惯有的情节一样，胡博退学了。离开校园，他想打工。胡博的母亲是酒店总经理，就说那你来当门童吧。胡博一撇嘴，那就真成了一个机器了，他可是喜欢做动脑子的事。一天闲着无聊，他到同学家玩，这同学家里有电脑，于是他第一次看人拿Photoshop做艺术字，就觉得这个挺好玩。其实，胡博之前就曾到一个广告公司去打过几天闲工，见识过所谓的广告创意，很有兴趣，但说真的并不大懂，只知道要学一些软件。这次从同学家回来，他就打定一个主意：考证，做广告。

    胡博清楚地记得，7月份父亲花一万五给他买了个高配置的电脑，8月份他报了个平面设计的辅导班，9月份开始上课，10月份结业的时候已经拿到了设计师资格证。从“不会电脑”到“电脑就是个玩意儿”，胡博一气呵成。他想，我终于能做动脑子的事了，我想创造新的东西，我想传播新的概念。

    转年，胡博应聘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葛老板恰巧和李静的工作室有合作，帮他们做片头的三维设计。5月份的一天，李媛打电话过来问葛老板，你们这有会做后期的吗？葛老板说，这个真没有，不过我们这有一个小孩特聪明，学东西快，你可以教他。就这样，胡博被推荐到了李静的工作室去工作，第一天报到正好赶上了发工资，被全公司的姐姐们盯得发怵。

    胡博以前不太看电视，不知道李静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团队究竟是做什么的，更不知道“后期”要怎么做。他一问三不知，但隐约间有一种兴奋感，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明星，这个工作貌似能和明星走得很近。胡博想，难不成我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娱乐圈？！这种恍惚的虚荣感在一个月后被打破，因为他连续22天没回家，只做了一件事情，剪片子。其实基本的技术他四五天就学会了，可接下来就是反复地修改，修改，修改。艳艳说，“这句话剪掉”，胡博就剪掉；艳艳说，“这个地方加一个效果音”，胡博就加上。后期其实就是操机员，操机员的职责就是配合编辑剪片子，当胡博反应过来时，他对自己说，我不能做机器，机器人也不行。那时候工作室也处在摸索阶段，很多样片的调子也没有完全定好，于是胡博就开始见缝插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比如这个字体应该是什么颜色，这个画面怎么布局比较好。他毕竟是学过设计的，意见够专业，再加上愿意和艳艳她们沟通，渐渐地就成为了编辑团队的微妙一员：做的还是后期剪辑的活，却又总是充当着半个编辑的角色。后来李静一拍板，你就叫“后期编辑”了。胡博对这个生造出来的职位相当受用，他想，我果然能做动脑子的事了。

    李静曾经说，自己的团队就是一帮泥腿子。谁也不比谁有经验，谁也不比谁专业，谁也不比谁有天分，大家都是相互搀扶着一路往前奔。那时候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身的劲儿。每天晚上6点下班也没人回家，大家都不愿走，坐到一起开策划会，一起讨论样片，直到半夜。然后一大帮子人下楼去喝酒吃羊肉串。李静觉得特别快乐，比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天都快乐。她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和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嚼羊肉串，她觉得太好吃了，心想我怎么没早点这么干啊。艳艳也很快乐，她对自己说这比困于小城的郁闷强多了。胡博也很高兴，他暗自惊叹名人也是可以穿着拖鞋和大裤衩，和大家一起吃大排档的啊。

    每个来到工作室的人，之前大体都有一段自我对峙的时期。李静说，她自己被梦想折磨了好多年。可能有人会说，有病吧，只听过被困难折磨的，还能被梦想折磨？哪那么多梦想折磨你？这个问题，没有梦想的人或许不会理解。并不是说安于现状的人不对，但如果心中确实有一堆想法，但没路子干不了，那你就会体会到它的躁动与失望。而当有一天，这种内心的翻腾冲破了现实对你的包裹，那梦想就会决堤了。李静就属于决堤了的那种。

    有些人一辈子都决不了堤，这也好，不过一旦决堤了，那就别控制，走两步，多走两步。总会看到路的。

    工作室的第一个产品是一个叫作《小鸡捉老鹰》的明星访谈节目，可以看作是《超级访问》的前身。这个名字多少影射出了整个制作团队的原始气质，机敏、诡邪，以及野蛮的生命力。节目录了20期后，艳艳决定邀请一个心目中的“高白帅”来做嘉宾，这个人就是戴军。对于当年的这一判断，艳艳从不曾怀疑：“我是看《东方时空》的’95新歌‘知道他的，当时推出了好多歌手，不过我觉得正常女孩子都应该喜欢他那一款。”

    于是抱着“小私心”的艳艳拨通了戴军的电话：“喂，戴军吗？我们是《小鸡捉老鹰》剧组的，是个访谈节目，想请你来上一下。”1999年的戴军状态陷入低迷，他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又和自己的唱片公司打了一场官司，实在没什么心情上节目，就懒洋洋地说：“我都过气了，也不唱歌退居幕后了，天天待在家里，没有什么可谈的。”艳艳不甘心，继续劝，可戴军还是不松口。第二天，李静出马了，她用尽量温柔的声音对着电话那头的戴军说：“你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你以前上过我的节目，记得吗……”聊了半天，戴军终于同意来了。艳艳怕戴军在现场不说话，还特意安排他和歌手何静到时一起接受采访。

    录影的日子很快到了，戴军和何静是当天第二场的嘉宾。第一场录制过半的时候，艳艳坐在导播间盯着监视器，录影棚里的李静和嘉宾胡兵聊着天。一切顺利。

    “你们这个棚里刮大风了吗？”戴军一进了导播间，就问了一个很怪异的问题。“不知道啊，怎么了？”艳艳感到有点困惑。“你看他的头发。”众一个是不离不弃的搭档，一个是风雨同行的爱人。李静的生命里，注定与这两个男人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疑问：“这两个人，谁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吧。

    据戴军讲，他有个比自己帅气的哥哥。在青少年时期，哥哥比他更能吸引周围人的眼球。甚至在父母和自己眼里，哥哥也是他的榜样。在这些已然泛黄的旧照片里，你分得清哪个是榜样哥，哪个是戴军弟吗？

    在主持节目的舞台上，李静负责端庄，戴军负责俏皮。而在台下，他们之间的“分工”可就不那么明确了。

    “两情若是暖如风，又岂必含睇凝眸？”有一种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感情，比夫妻更轻盈，比恋人更纯净，比朋友更细腻，那会是何种模样？如果无法准确地描述，那么就看李静和戴军吧。

    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顿了2秒，瞬间都笑翻了。胡兵那天的造型极不正常，头发就像被大风劲吹过后，四散奔走，偏巧那天他还穿了件毛衣，还连了副大手套！活脱脱一个摩托车暴走族！再配合着戴军的言语渲染，喜感十足。一个活生生的大帅哥就这么被他给调戏了。相比胡兵的动感，在戴军看来，主持人李静小姐的装扮更具荒诞色彩：额头上一条黑色头带拖出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这样的造型，令戴军直呼：这假发实在可笑。但这副假发并没有消解他对她的好印象，在后来的回忆中，戴军用“声音好听，思维敏捷，端庄迷人”来形容这位未来的搭档。

    不用说，等到录第二场的时候，气氛就更活跃了。本来还担心他不说话，结果聊着聊着就变成了他和李静一起采访何静。戴军本来就和何静认识，而且那时何静是一线歌手，所以戴军就把话题尽往她身上靠。李静问完一个问题，何静答，接着戴军还能补充追问，一来二去，节目节奏控制得非常好。一气呵成，节目录制非常成功。

    如果说几年前的那次碰面，戴军没有给李静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那这一次的合作绝对是让李静眼前一亮。那会儿她正好想要调整一下节目风格，戴军的出现立马让她心生一计。李静问艳艳：“戴军在干吗呢？”艳艳说：“不知道，他好像说没什么事干。”“要是我给咱们节目再加一个主持人怎么样？”“有看头。”于是，李静拨通了戴军的电话：“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很适合做主持人，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搭档主持这个节目吗？”戴军的答复很干脆，也很啰唆：“有！有！有！”

    于是，在楼下大排档吃羊肉串的又多了一个人。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呢？每天夜里亢奋地讨论着又从哪儿看到一个桥段，能把水泥地跺得直响；早上起来一边刷牙一边默默踢醒脚下睡成一团的身体，浴室里随时都能冲出头发滴水的“女鬼”；还有“静姐”和“戴军哥”此起彼伏的挤兑与调侃。李静说，这就是一支身在苦中不知苦的队伍。

    一次，几个人一边开策划会一边和来打扫的钟点工瞎侃。那钟点工笑着说，等你们节目火了，还是赶快把房子装修一下吧，瞧瞧这水泥地就像我老家的地面。李静心想，我的地挺好的。以前我是在央视的云端，可那不是我的云，现在我从云端下来了，我要我的地！后来李静还跑去宜家花几十块钱买了个“小桔灯”回来。每天傍晚，几个人就迫不及待地把灯打开，淡淡的橙色光束随即缓缓晕开在房间里，说不出的温柔。李静说，你们看，这灯多好，照亮前程。

    两年后的夏天，李静的公司从小西天搬迁到了聚龙花园7号楼。千回百转，梦想为大，狠角色总会举重若轻地掐住命运的咽喉。以老板和师父的角色，李静带领着她的团队展开了一段奇妙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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