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业正在消失吗？

    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用商业的手段去解决，也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商业组织都会变成“混合模式”。然而“混合模式”却的确提醒我们，实现公益目的的路径不止一种。

    或者说，公益行业还能够证明自己和其他行业相比，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离任的英国慈善委员会主席Dame Leather女士。英国慈善委员会作为半官方的机构，负责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所有公益慈善组织的注册和监管工作。Leather女士担任该机构主席一职长达六年之久，提出这样惊人的问题显然不是一时冲动。

    自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经对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公益行业也未能幸免。面对迟迟不见起色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组织不得不减少对社会捐赠和政府拨款的依赖，转而采用更加商业化的方式获得维持业务运转所需的资金，一些有别于传统公益行业的组织类型也日渐兴盛起来。

    这种公益主动和商业结合的趋势其实由来有自，金融危机不过是加速和凸显了这种进程而已。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公益行业里其实一直都不缺少商业元素。简单一点的，看一看遍布英国大街小巷的慈善商店，或者教堂、博物馆里售卖的纪念明信片，只要商业业务与机构使命有关联，而且收入公开透明，这些行为都为法律所许可。

    再复杂一点的，英国的公益领域还包括“合作社(cooperative)”、“互助社(mutual)”等类型的机构。这些机构从事的是商业性活动，却具有很多传统公益慈善组织的特征。它们为自己的成员或者所在社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它们有着“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决策机制，而不是按照股份多少说了算；它们在做利润分配时优先考虑社会因素而非资本因素……正因为这些特质，这些机构同样可以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在慈善委员会注册。

    “社会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公益与商业的结合步入了更加深入的阶段。社会企业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都不是一种单独的法律注册形式，这一称号只是用来表明组织的一种性质——用商业的手段创新性的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声称自己是社会企业的既可以是公益慈善组织也可以是商业组织。

    在英国，能够符合社会企业特性的组织形式多达近二十种。2005年，英国政府为了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专门设计出了“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这样一种新的公司注册形式。这种公司利用收入盈余和资产来服务社区内的公共利益。因为是商业注册，所以它不能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又因为其经营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以它可以接受社会捐赠，但利润分配比例不能超过35%，股东也不能收回资产。类似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推出了新的法律注册形式——如“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L3C)和著名的“B公司(B-Corporation)”——来满足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的需求。

    这些“公益为体，商业为用”的新兴组织类型难以被归于传统的公益或商业领域，因而被广泛地称作“混合(hybrid)模式”。如果将传统的公益和传统的商业分别置于两端，那么在它们之间便形成了一条光谱。从主业外的一点“小买卖”，到“混合模式”的出现，公益行业显然在朝商业方向的探索上越走越远，而这也正是Leather女士的担忧所在。在她看来，公益行业的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公益行业的独特价值也正在减少，而这种独特价值正是这个行业得以享受政府的税收减免和公众信任支持的前提。其实，Leather女士多少有些多虑，而且也有些囿于“行业本位”了。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组织和“社会创业家”们会选择“混合模式”来实想公益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传统的公益慈善组织必须接受各界的监管和种种约束，运作效率和决策自由度由此会受到影响，而享受的优惠便利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注册成为公益慈善组织最大的好处显然是政府的税收减免。通常人们认为公益慈善组织是不需要纳税的，其实不然。以英国为例，政府减免的是营业税、房产税和印花税等，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励捐赠行为，但公益慈善组织仍需要为所购置的物品缴纳增值税(VAT)，而且也需要承担员工保险中雇主应缴纳的部分。与此同时，公益慈善组织每年收到的来自政府的资金有3/4都来自承接政府采购的项目，在这些项目的竞标中，它们需要接受和商业领域的竞争者一样的标准。（这种情况在今年3月英国政府通过了《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后有所改善，该法案要求各级政府在做公共服务采购时需要将社会价值纳入考量。）

    另一方面，以“混合模式”运作却能带来一系列的好处：扩大了经营自主权、有利于尝试更创新的模式运作、收入来源多样化、摆脱因为依赖资助和捐赠而产生的被动性……最重要的好处之一是“混合模式”相比传统的公益慈善组织能够吸收更为广泛的社会投资。在“混合模式”出现之前，一家公益慈善组织如果想要进入资本市场，往往不得不另外注册一家商业公司。而采用“混合模式”，则可以引入更多元的投资人，既可以是传统的基金会，也可以是追求社会回报甚过经济回报的“社会投资人”，甚至还可以包括追求商业回报的风险投资家。而有了更充沛的投资，也就有了在更大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其实，“混合模式”最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利润归于商业，社会价值归于公益”的二元对立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公司的慈善只是些与主业无关的装点门面的行为，而公益慈善组织所做诸如义卖之类的营收活动也与主业无关，目的只是在于希望减少对资助方的依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公益和商业并无交集可言。

    “混合模式”所要探索的正相反。一方面是如何借助商业手段来实现社会价值，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在探索企业经营行为中“正向的外部效应”——也就是说，如何在赚到钱的同时，也能够同时实现社会价值。“混合模式”往往意味着，利润本身使更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更大的利润，就像人们在“小额信贷”领域所看到的那样。

    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用商业的手段去解决，也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商业组织都会变成“混合模式”。然而“混合模式”却的确提醒我们，实现公益目的的路径不止一种。

    作为对这种理念的一种认可，2006年颁布的《慈善法》新近修改了对公益慈善组织“公益准则”的相关条例。新条例规定在慈善委员会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只需要通过公开陈述的机构目的来表明其“公益性”，而不再依据机构所做的具体活动。

    今年9月，英国的“公益行业会计师大会(the Charity Accountants Conference)”将就“公益慈善是否已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举行辩论。而“混合模式”的出现以及传统公益行业所出现的种种变化正在对政府的政策、立法等提出新的要求。伴随而来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衡量这些新型组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指标。

    细细打量一下这些新型的组织，公益慈善的目的不变，而组织形式变得更多样，业务手段更创新，收入来源更多元，参与者更广泛。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行业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日渐壮大。

    原来公益可以更美的

    用“美”来激励公益的参与者——不管你是助人还是受助，公益活动的过程也成为一个不断发现“美”的过程，而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世界不正是所有公益组织与公益事业努力的最终目标吗？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前不久去了趟韩国访问。因为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影响，这个国家初看上去和国内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只要稍稍留意到细节，很快就会发现许多的不同，比如街道干净、空气清新，人们行色匆匆却彬彬有礼。吃饭的时候，每人都是一双不锈钢筷子，拿起来又重又滑，但是想想举手之劳就能为周遭的环境美化做一些贡献，倒也很快就习惯了。

    五天的行程里安排去了很多地方参观，两个村庄尤其有特色。位于完州的Bibi-Hill村据说曾经是个“穷得活不下去”的地方，全村有四十多户，八十几口人，其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前任村长眼看着村庄凋敝村民又纷争不断，因而愧疚自杀。公益组织“希望制作所”受政府委托，前来实施乡村发展计划。他们一心想发动村民，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来改变家乡面貌，然而村民们已是“哀莫大于心死”。

    “希望制作所”可没有灰心。他们召集了一批专业摄影师来到村庄拍下许多风景照，再做成图片展出。村民们突然发现，村子里那些早已熟视无睹的事物原来可以是这样美的。村民们的信心开始恢复了，村子里的那些从未被重视的“资源”也被一一发掘利用。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村头的田地上，一群前“不良奶奶”们（这是以前外人对她们的称呼）正在开心地劳作。田地被用石块精心地围出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块区域，既方便老人边做农活边聊天，也给这片土地平添了许多生趣。

    在另一个村子里，房屋的墙壁上绘满了有趣的图画：一个冰箱装满了东西，撑得肚皮鼓鼓；一个主妇站在灶台边，看着冰箱莫名惊诧；一只老虎用尾巴护住一大堆瓜果蔬菜，虎视眈眈地盯着经过的人们；几根藤蔓沿着墙根向上攀沿生长，凑近一看，却原来是在墙壁的裂缝边上画下了些许鲜绿的叶子。不用再多说什么，这个曾经同样凋敝、老龄化严重的村子，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早已“跃然墙上”矣。

    再来看看我们参观的几家公益机构的墙上，同样是五彩斑斓。“希望制作所”里，顺着楼梯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每颗星上都标有年代月份，写满了当月捐赠者的名字。对于那些大额捐赠者，“希望制作所”特意为他们制作了独特的名片贴满了一整面墙。每张名片上还配有一种珍稀动物的图片，既起到美化作用，又宣传了动物保护。在完州的“乡村发展中心”，一楼的墙壁上全都是当地孩子绘制的图案，绚烂斑驳；而二楼的墙壁上张贴的是当地村民绘制的几幅乡村规划图。他们没有学过专业的工程绘制技术，却用最形象最质朴的方式描绘出了自己心目中家乡的未来图景。

    名字也许最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机构的“精气神儿”来。在考察中，我们经常遇到有趣的名字。知道“给自然大地做针线活儿”是家什么机构吗？他们是一家社会企业，用废旧衣服上的材料制作婚礼上用的婚纱和礼服，又别致又环保，同时还倡导了“节约型婚礼”的理念。

    “美丽商店”是韩国第一家慈善商店，02年成立至今，已经开了114家分店，算起来几乎是平均一个月一家（即便商业连锁店又能有几家做得到？）。成立之初，前来光顾的顾客多是一些支持环保和慈善商店理念的中产阶级，后来购买二手物品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顾客里中低收入的一般民众已成为主流。现在，他们每年的营收能有40亿韩元（大约2600万元人民币），还成立了“美丽基金会”，来支持其他的公益组织。

    照片、图画、名字，这些点滴细节看起来好像只是些小技巧小情趣，然而透露出的却是一种对“美”的习惯性追求。用“美”来激励公益的参与者——不管你是助人还是受助，公益活动的过程也成为一个不断发现“美”的过程，而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世界不正是所有公益组织与公益事业努力的最终目标吗？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公益于是变得苦情、悲情、滥情，好像只有痛苦才最打动人，只有沉重才最真诚，只有苦难才最民间。

    我相信如果换另一群人来帮助那个叫做Bibi-Hill的村子，他们可能会选择拍下村民们满是皱纹的愁苦面容与干涸荒芜的土地，来唤起外界的同情心和援助。就像我刚刚收到的这段来自某爱心捐助机构的宣传短片，其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不少孩子的故事，他们居住在偏远的农村，个个家境贫寒又自强不息，只要有爱心人士的一点点捐助，他们就能吃饱穿暖，从此过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日子。

    我相信会有人被打动，但我也知道同情心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多地面对苦难，爱心也会变得日渐麻木和枯竭。如果一味地用渲染苦难来博得同情，最终只会使公益变成一场展示“谁比谁更苦”的竞赛，当真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几年前，我曾去藏区做过一次助学调查，拍下了很多照片。尽管我接触的那些孩子中大多数来自单亲家庭或是孤儿，我还是有意选择拍下了他们的笑容而不是满是冻疮的手。在一张照片里，这群孩子在尘土飞扬的一小片空地上追逐着一只抛向天空的篮球。我给照片起的标题是：我们不懂篮球，可我们懂得快乐。

    想起来前几天看过的一张联合国难民署的照片，一个女人，当然也是一位难民，手里拎着一件洗衣时被不小心染了色的衣服发愁。图片所配的文字说的是“她多么希望能和你一样，衣服染了色就是生活最大的烦恼”。

    很多时候，打动人的，正是这平凡日子里一点点对美的追求。

    爱的代价

    在传统的印象里，从事公益慈善的都是一些永不知疲倦而又无私奉献的人。因为是在做好事，所以他们一定每天都心情愉快，纵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的心理调适能力也一定更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从业者们在心理承受力和情绪控制上并不比其他人更突出，而公益慈善行业的特性却又使得他们更经常地面临“情绪耗尽”和“职业倦怠”的威胁。或许这正是所谓“爱的代价”。

    今年二月，一名医生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测试人品的时刻到了，有个病人的血压一直在降，半夜很可能要起床收尸，这大冷天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等我下班再死啊……”。这条信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互联网，引来众多愤怒的网友猛烈抨击，指责博主对生命冷漠，有辱“白衣天使”的称号。同时不少媒体以“等我下班再死”为题指责医生冷血，并就医患关系等问题展开评论。当事人所在的医院也迅速处理，停止了其处方权并将其调离工作岗位。

    然而，当一切的矛头都指向这名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格时，我们可能忽略了看待事情的另一个角度。这名医生在留言中反映出的情绪很有可能表明其正处于一种“职业倦怠”（work burnout）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那些涉及到“情绪投入”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却又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

    记得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一家中国著名的临终关怀医院做志愿者。我惊讶地发现，护工竟然在为老人擦洗身体时完全不做任何的遮掩。当我向这位护工提出抗议时，她略带一丝嘲弄地瞥了我一眼说：“天天擦，都这样。”后来我继续向院方管理者投诉，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护工能干满半年的有几个吗？”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仅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还出现了所谓“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Hochschild在40年前提出并经过了后来很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虽然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工作者在人际互动中为了符合一定的期望和要求而对自己所表现出的情绪加以控制和管理。“情绪劳动”在服务性行业中普遍存在。这些行业的工作有的需要工作者经常和公众直接交流，有的要求工作者能够去理解和影响他人的情绪，而更为普遍的要求则是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对自身情绪加以控制。

    “情绪劳动”显然对服务性行业的工作者和其所在的组织都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高强度的情绪投入很容易导致“情绪耗尽”（emotional exhaustion），此时工作者将无法在工作中表现出符合组织或者公众期望的情绪。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工作者将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职业倦怠”。这时，工作者的个人成就感会大幅下降，同时往往将自己的服务对象“非人格化”，也就是说在心理上不再将其视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因而也不会继续在人际互动中投入任何情绪。

    很少有人意识到公益慈善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传统的印象里，从事公益慈善的都是一些永不知疲倦而又无私奉献的人。因为是在做好事，所以他们一定每天都心情愉快，纵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的心理调适能力也一定更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从业者们在心理承受力和情绪控制上并不比其他人更突出，而公益慈善行业的特性却又使得他们更经常地面临“情绪耗尽”和“职业倦怠”的威胁。或许这正是所谓“爱的代价”。

    面对无法满足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深深自责，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亲临暴力和灾难的现场，他们也一样会受到心理的冲击和精神的困扰；看着那些极度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需要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而表现出同理心和专业性；身处救援的一线，他们可能需要在一些与外界断绝联系的地方工作，既要克服自身的孤独感，同时还要向他人提供情绪和心理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公益慈善行业从根本而言是为了使他人的生活和社会变得更美好，所以很多工作没有也很难有非常明确的角色标准和工作内容界定，甚至工作时间也经常是不固定的，需要不断的及时响应需求。从业者因而可能会在工作中面临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过度的角色期望，工作家庭间的平衡也经常难以实现。

    Joy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我在伦敦3月大游行的队伍里遇见他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一样开心。在一家福利机构工作过10年的他，每天打交道的对象不是无家可归者便是有精神障碍的人。支撑Joy长期投入的是看到他人的生活因为自己的帮助而发生改变时的快乐，而当他发现总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时又常常陷入深深的焦虑。由于工作时间非常不固定，Joy一直没有成家，这也成了他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中的理由。

    去年机构来了一位新的上司，对Joy的工作并不认可，而政府大幅削减福利开支也导致机构严重人手不足，Joy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工作。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正处在被“迫害”的境地，于是主动辞职，开始了一年的失业生涯。就在我见到他的前晚，他刚出租了自己的公寓来补贴家用，自己则搬出来住进了汽车里，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Joy把这一切归咎于政府削减支出的政策，但原因显然不仅于此。

    因为长期的情绪性困扰，很多人都像Joy一样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离职的倾向增加。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NGO从业者的职业生涯相比其他行业往往非常短暂，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发展中国家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来说，仅仅3-5年时间，他们已经开始出现“职业倦怠”。另一项针对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NGO所做的研究表明，过度压力的员工经常会忽视自身的安全，也无法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最后往往失去了最初使其投身救援工作的兴趣和动力，同时危及到工作、人际关系和自身的健康。

    高离职率一直是很多NGO很头疼的问题之一，而“职业倦怠”正是离职的重要原因。英国的一项针对临终关怀服务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由于在工作中高度的“情绪性投入”，30-40%的从业者正经历着高度的“职业倦怠”，有离职的念头。离职对原本就人才紧缺的慈善公益组织来说显然意味着重大损失，而招聘培养一个新人的成本将远远高于留住一个“老人”的成本。

    还有一种看似相反的情况，其实也是由于“情绪投入”出现问题所导致的。去年三月，英国的Macmillan癌症支持中心解雇了一名外派的护士。这名护士在一家医院照料癌症晚期的女病人长达15年之久，无论病人还是院方都高度认可她对于工作的热忱。然而这名护士却被揭发出曾先后三次在自己照顾的病人去世后与她们的鳏夫发生罗曼史。这种行为显然有违护士的行为准则，然而机构如果能够对员工工作时的情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这样的事情原本可以避免。

    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NGO开始重视员工的“情绪耗尽”和“职业倦怠”问题。许多NGO在招聘时开始更加地关注应聘者的个性特征与工作的匹配度，他们开始向员工提供更加清晰的工作说明和工作指引，增大工作的自主性，并安排员工参加压力和时间管理类的培训课程。

    很多临终关怀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培训自己的员工，让他们学会更平静地面对自己曾经悉心照料的生命的逝去，愉快地面对下一个护理对象，并尽量使其余生充满快乐。一些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机构也开始将情绪问题的识别与处理写入了自己的培训手册。英国Headington研究所研发的在线培训教程对此提供了很多支持。它的资料已被翻译成四种语言，每个月都会有数以千计的下载量。

    组织内的工作氛围和组织所能提供的支持也是帮助员工有效应对情绪压力的重要因素。美国最大的国际救援组织CARE在2010年成立了“同事社交支持小组”（Peer Social Support Team），致力于培养组织内部的社会支持、有效沟通等能力。在肯尼亚，该小组帮助那里的同事顺利度过前一阵的政治暴力时期；在马拉维，他们协助那里从事HIV检测和治疗的同事建立起相互间的支持体系；在厄立特里亚，他们向经历了裁员期的同事提供情绪疏导。如今，该小组已在非洲建立了10个办公会，并将很快在亚洲建立办公室，向那里的同事提供服务。

    或许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来自于基金会和捐赠人。以往，他们在向NGO提供资金时只关注这些NGO对外提供服务的能力。如今，一些资金方已经开始关注NGO对内部员工提供服务的能力，他们会在拨款前询问这些机构将如何防止自己的员工出现“职业倦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资金方允许NGO在项目拨款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内部员工的心理健康，而这将会对问题的改善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慈善公益是需要投入“爱”的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承受“爱的代价”。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关心慈善公益事业，认识到“情绪耗尽”和“职业倦怠”的危害可以使你加深对这个领域里从业者工作的理解，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如果你已经是一名慈善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可以使你在征兆出现时能够有效地识别和应对。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意识到，你所从事的事业，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跑，需要的是耐力和韧性。

    基金会究竟应该资助什么

    项目也好，机构和人也罢，都只是手段。归根结底，基金会资助的是“影响力”(impact)——也就是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可持续的改变。如果公益机构在申请资助时、基金会在决定资助时，能够首先对资助所要取得的影响力形成共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围绕资助而产生的很多问题。

    基金会究竟应该资助什么？这真是个问题。这厢是公益机构抱怨基金会有眼不识金镶玉，那边基金会却反驳说公益行业缺的不是钱，是好的项目；有好项目的公益机构担心项目周期长，得不到持续资助，有钱的基金会资助了很多项目，却发现结果经常只是广种薄收；太多的公益机构声讨基金会只资助项目资金，不资助行政费用，而同样有太多的基金会对公益机构的运作效率大摇其头，认为不专业，没水平。

    要破解公益机构和基金会之间的这种供需矛盾，首要的问题正是要明确“基金会究竟应该资助什么”。大多数基金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是针对某个社会问题领域或是地理区域或是受益人群的项目，现在也开始有基金会意识到机构发展和行业人才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在这两个方面给予资助。然而，项目也好，机构和人也罢，都只是手段。归根结底，基金会资助的是“影响力”(impact)——也就是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可持续的改变。如果公益机构在申请资助时、基金会在决定资助时，能够首先对资助所要取得的影响力形成共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围绕资助而产生的很多问题。为此，公益机构和基金会需要坐下来认真地探讨一下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这个项目要实现什么“影响力”，如何测量？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要资助的是个“正确的事儿”吗？这里特别要区分“影响力”和“产出”。这两个词乍听起来没什么太大区别，不都是做事情的“结果”嘛。实际上，前者指的是要经过长期才能显现的效应，影响范围更广更深，也更不宜在短期内被察觉。而后者正相反，一家机构一年里帮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项目一目了然，也更容易被外界直观地感受到。我曾问过一家长期支持创业教育的基金会“影响力”几何，对方于是向我展示了历年的培训场次和人数，发展了多少培训老师，完善了几版学员手册。我于是追问其使命究竟为何，答曰“帮助弱势群体脱贫”。那么为什么没有“培训学员收入变化”的数据呢？那才是真正跟使命有关的影响力。

    有些人可能已经皱起了眉头：这也情有可原啊，产出还好说，影响力可就很难衡量了，很多时候根本就是不可能嘛。这话对也不对。其实很多领域的影响力评估都已经开发了现成的评估工具和指标体系，完全可以拿来后再定制（感谢谷歌）。即便没有现成的，也可以自行开发，最起码你也要列出影响力的维度，才能有衡量的标准。另外，再多说一句，影响力并不是有了数字就够的，有条件的话还需要做对比测试，不管你是“before-after比较”，还是“控制随机对比”，或是“标杆分析”，总之影响力不能自说自话。

    这个问题可以成为基金会决定资助与否的第一个筛选条件。那些在项目书中只列出了“产出”而没有预期的影响力的项目都是面目可疑的，有限的资源和紧迫的需求容不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仁慈。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的项目影响力难以测量，你就反问一句：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实现了你的目标呢？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第二个问题是：要资助的活动是在正确地做事儿吗？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变革理论”，也就是关于要做的事儿与要实现的目的之间关系的描述。任何变革理论都要求对要解决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也都暗含着很多假设和约束条件，因而是需要验证其有效性的，绝不能想当然。比如有些倡导同性恋者权益的机构采取的手法是宣传同性恋是天生的，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变革理论。再比如国外有一种常见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就是安排青少年去监狱实地参观以儆效尤。结果却是，去参观的孩子犯罪率更高，因为监狱里的犯人在他们看来实在是酷毙了。

    另一个概念是“成本有效”。一个项目是否成本有效，既要跟最终的影响力相比，也要跟同类项目相比。比如前面那家基金会支持的创业项目，受益人群每增加100元收入所花费的成本就是衡量成本有效性的一个很好指标，那么到底它做得有多好呢，这要靠对比才能评估。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对所谓管理费用/行政成本(overhead)的过分关注。且不说不同机构对所谓overhead的定义本就不同，不同项目的成本结构也大不相同，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问题领域，不同的项目也可能有不同的变革理论、实现路径和操作手法，就像工商领域里有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区别一样。而且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项目成本有效性也会有明显差异，对初创期和创新类的项目，要更宽容，要容许成本有效性低一点，重要的是未来朝积极方向发展。所以基金会应该关注的是整个项目周期里的整体成本有效性，也就是总的最终效益除以项目总成本。

    第三个问题是：影响力是可持续的吗？“可持续”在公益慈善领域是一个日常词汇，但很多人仅仅把它理解为“机构自身（在财务上的）可持续”，却忽略了项目所取得的影响力的可持续性。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影响力有个很简单的测试，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项目结束了，现在取得的影响力还能持续吗？”

    看上去很美妙，却通不过这个测试的项目太多了。比如著名的“一童一机OLPC”，向贫穷国家的孩子赠送可上网的简易电脑，希望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结果是电脑坏了没处修，电脑有了却没有会用的人。再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PlayPump，在南部非洲的贫困地区打水井，水井上按上转椅，利用小朋友玩转椅产生的能量泵水上来。同样，项目撤了，设备坏了，影响力也没了。啊，我怎么能忘记在我国遍地开花的希望小学呢。那些捐赠过希望小学的基金会和企业家们，你们了解过那些学校后来的境况吗？

    要想影响力可持续，一个项目就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是能够明了影响力产生的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持续的。打比方来说，行政命令带来的改变是最不靠谱的，朝令夕改、人走政息的情况比比皆是，很多项目却还总喜欢拿政府关系说事儿。反过来，受益人群在项目中产生自动自发的改变，影响力显然更可持续。另一点是要有清晰的“退出机制”。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不同，干的是“消灭”自己客户的事儿，什么时候没人需要你了，你就完成使命了。一个项目做得再久，也总有结束的那一天，提前想好退出方案，不管它是政府接手，还是培育了在地组织，或者受益人群的需求彻底得到满足、社会问题彻底解决（还真有这样的事儿，比如天花——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

    前三个问题都是对“事儿”，第四个问题是对“人”和“机构”：这家机构有能力实现预期的影响力吗？除了管理能力和团队的稳定性，我强烈建议在资助时考虑一家机构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如何？前不久，我参与评审一个项目，该项目大量的经费用于支付为受益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的“心理咨询师”，而这家机构又强调这些咨询师都是经过自己培训的专业人员，有很强的稳定性和职业素养。那么为什么不去考虑如何用非金钱的方式来激励他们的参与呢？我当然无意于鼓吹志愿者就是免费劳动力，而是说动员社会资源的手段其实很多，就看你是不是深入去探索去尝试。所以我对这个项目投了否决票。我知道有些基金会在资助时会采用“配比”(matching)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资助你多少，你也得自筹多少。这不一定是因为差钱，更重要的是激发受资助者的潜能。

    按说，能通过上面四个问题考量的项目已经足够资助标准了，但是对于那些追求更高影响力标准的公益机构和基金会来说，他们还需要问第五个问题：这个项目的模式可复制性有多高？一个社会问题经常不止是一个地方才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应该，也必须，能够更快更好地扩散到更多的地方。那些简单明了的、没有太多特殊要求的项目模式才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也只有那些有雄心壮志，同时又有扎实的成长计划的公益机构才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以上就是帮助公益机构和基金会就“影响力”和资助决策形成共识的五个问题。如果这种共识真的可以形成，目前在资助领域里很多常见的问题大约是可以减少许多的。以往，因为不确定什么是好项目，结果基金会在选择资助时往往要么比谁更“惨”（啊，抱歉，应该叫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要么比谁更“奇”（恩，应该是创新性）、要么比谁更“铁”（稳妥点总没错，做熟不作生嘛）。现在双方都知道了，原来好项目比拼的是“影响力”。以往，基金会经常对公益机构不信任，在过程中监控过多，要求过多。现在既然选择资助的都是靠谱好项目，那就不要在申请书和报告上折腾他们了，把时间留给他们创造影响力去吧。以往，基金会往往搞不清楚钱花了有什么结果，公益机构也经常苦于难以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因为双方都清楚影响力是什么，那么也就容易对资助效果进行评估，也就便于做纵向（时间上的）和横向（同类项目间的）的比较。

    围绕影响力进行资助还有一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好处：便于围绕共同的社会问题，联合不同的机构共同解决，实现“联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这也是最近一两年在欧美国家的资助领域里新兴的理念。毕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撒胡椒面式的资助难以形成合力，而且没有系统性配合，单一的问题往往也难以解决。

    有些大牛级的基金会已经把“联合影响力”的理念付诸实践。股神巴菲特的孙子小巴菲特先生将家族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放在了全球粮食安全上，制定了从第三世界国家农民教育到影响发达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全方位资助方案。Hewlett基金会要解决的是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问题。于是先资助一个研究机构了解基础教育现状，再资助可汗学院开发更有效地教授阅读和数学的方式，然后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试点，再由非洲人口和健康研究中心来评估效果，最后帮助在地国机构来实施。

    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都太宏大叙事了，那也可以从小处做起。比如同一领域里的基金会是不是可以联合开发一套共享的申报和评估系统，既避免了这一领域里的公益机构在申请资助时无谓的重复填写，也能够将这一领域里实现的影响力汇总，不管是为了标杆分析方便，还是为以后的共同协作实现“联合影响力”埋下伏笔，这都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去找一个看着靠谱的公益机构，别等着人家来申请，主动联系，对TA说：“嗨，让我们一起谈谈影响力吧。”

    公益机构应该如何“述职”

    长期以来，无论是公益机构自身还是他们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政府、基金会、个人捐赠人等，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机构服务所产生的直接成果上，却经常忽略了这些成果究竟带来了哪些积极的改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某些“看上去很美”的成果却有可能带来负面的长期影响。

    三月是英国很多公益机构财年结束的时候，也是它们向社会公众“述职”的时候。与往年一样，各家机构的年报、财报都在此时新鲜出笼，对外公布自己的财务数据，展示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往年不同的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报告中加入了“影响力(impact)”的内容，甚至会再额外再发布一份本机构的“影响力报告”。

    “影响力”和“成果”乍听起来没什么太大区别，不都是做事情的“结果”嘛。实际上，前者指的是要经过长期才能显现的效应，影响范围更广更深，也更不宜在短期内被察觉。而后者正相反，一家机构一年里帮助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项目一目了然，也更容易被外界直观地感受到。

    比方说要在一个少数族裔地区建一个儿童游乐场。一家机构的效率很高，带着方案带着资源，用了一个月就建设完成；另一家机构在建设之前把社区居民都召集起来共同设计，建设的时候又把社区居民都动员起来各尽其能地参与建设，这样一来用了三个月才完成。从直接成果来看，前一家机构效率更高，因而很容易得到交口称赞。然而在后一家机构的做法中，那些看起来是“成本”的参与式活动却充分发挥了社区的本土资源，唤起了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建设游乐场的过程成了社区的一次共同体验，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因此大为增加，从而更有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换句话说，后者的“社会效应”更大。

    长期以来，无论是公益机构自身还是他们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政府、基金会、个人捐赠人等，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机构服务所产生的直接成果上，却经常忽略了这些成果究竟带来了哪些积极的改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某些“看上去很美”的成果却有可能带来负面的长期影响。

    2007年英国“公益机构财务总监委员会(CFDC)”与伦敦CASS商学院针对英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影响力报告现状做了一项调研，发现有68%的公益机构会对外发布自己工作的短期成果，却只有8%的公益机构会提到自己工作的长期效应。

    2010年由著名研究机构“新慈善资本”所做的另一项同类研究则显示出情况正在发生好转，但仍远远不够。根据该研究，90%的公益机构在描述自己的成果方面做得很到位，但却仅有41%的机构能够清晰地描述出自己的工作究竟带来了哪些改变，而在这些机构中又只有不到一半的机构能够解释清楚这些改变同自己机构的使命与工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公益机构这种“影响力”缺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英国作为公益慈善领域非常发达的国家，一向把公益机构的信息披露作为重要的监管手段之一。以往，这种法定的披露主要是机构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但它只能保证一家公益机构不是“坏”的，却并不足以说明它有多“好”。于是在2008年，监管机构英国慈善委员会颁布新的规定，要求注册的公益机构每年必须在“理事年度报告(TAR)”中包括所谓“公益报告(public benefit reporting)”，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目标、自己当年的工作与这些目标的关系以及受益人群是谁，而且还要解释清楚这些人群是如何受益的。

    与硬性的规定相比，现实的环境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持续数年的金融危机让各家公益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普遍面临着政府预算削减、捐赠者捐赠下降的严峻形势。于是很多公益机构不再满足于只做到财务上的清晰透明，开始更加主动地向捐赠者、受益人群、政策制定者和更广大的公众展示自己的工作结果，不仅是在短期成果上比拼，还要深入挖掘自己工作更深远的意义。

    本届联合政府的一系列新举措也对公益机构关注“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执政的保守党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将致力于推动“社会价值”的衡量。由政府支持的“大乐透彩票基金”是对英国公益领域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它将自己清晰地定位为一个“对结果的资助者”，对被资助对象的成果和影响力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在社会服务的政府采购中，过去的按“劳”付酬已经逐渐被按“成果”付酬所取代。今年二月，《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在英国议会正式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英国各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采购过程中选择服务机构时，不能只考虑价格数量等因素，而必须将服务对社会、经济与环境所产生的价值综合考虑，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真正造福于当地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一法案一方面为更多的公益机构进入公共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也对公益机构如何展示自己的社会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更多的公益机构意识到“影响力”的重要性、提高它们在影响力报告上的能力，去年10月由“慈善财务小组”、“英国公益部门CEO联合会”和“新慈善资本”联合发布了《影响力报告基本原则》及《从原则到实践》的应用指南。简而言之，一份好的影响力报告应该体现出这样的六项内容：机构的使命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希望实现怎样的目标、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取得了哪些结果并和目标进行比较、用什么来证明我们取得的结果、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这些内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却大有深意。“影响力”并不是一种“镀金”，而是公益机构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所取得，那种和机构使命根本不相关的结果以及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结果都不属于“影响力”的范畴。对“经验教训”的重视更是在直接回应一些机构在做影响力报告时“报喜不报忧”的情况。

    虽然还存在着诸如成本、技术这样的现实困难，“影响力报告”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述职”的内容，由此也会给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11年12月7日，英国公益领域内的60多家重量级机构汇聚伦敦，共同发布了《激励效应》报告（Inspiring impact）。该报告对目前英国公益领域影响力报告的现状和需求做了清晰的描述，并为推动影响力报告的发展制定了十年规划。

    作为发起机构之一的“新慈善资本”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公益机构有必要围绕共同的期望实现的“影响力”形成行动网络，以便为受益人群带去更大的改变。而英国慈善联合会资助委员会则建议各家资助机构帮助同一个服务领域内的不同公益机构使用共享的框架来报告取得的成果。如此一来，各家机构的影响力有了比较的基础，而这些影响力的汇集也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出同一领域出现的积极改变，也帮助资助机构制定更有效的资助策略。

    对于很多公益机构而言，学会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影响力”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或许在于一次改变自身形象的机会。当人们的关注点从财务报表上的一项项成本转移到影响力报告中的各种深远影响，公益机构的形象才有可能从一个“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公众的关注点才有可能从“行政成本”或是“人员工资”转移到诸如“人们生活的改善”这样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捐赠新举措

    百万英镑一直被视作是“巨额捐赠”俱乐部的入门标准。2011年这一俱乐部的成员数量下降了不少，加上金融危机引起的人们对于富裕阶层的普遍怀疑，使得一些人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者忿忿不平。其实这种不平大可不必，捐了多少钱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已不能被看作是有多少公益心的标志。

    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令人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来自公众的慈善捐赠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这一方面反映了在西方世界公众的捐赠意识和习惯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恰恰在危机之中，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的作用更加凸显。

    在新世纪的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拿英国来说，尽管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欧债危机的阴影驱之不散，英国公众的捐赠热情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根据英国两年一度的“第三部门状况报告”，43%的公益机构表示在2011年中收到的个人捐款较上年持平或增长。如果考虑到去年英国政府对公益机构的支持预算削减了1/5、整个公益行业从业人员下降了5%、总捐款额下降了15%这样的大背景，那一份份来自普通公众的捐赠更显得温暖而有力量。

    英国本届联合政府在上台伊始便推出了“大社会”计划，其指导思想是政府下放权力、开放公共服务、扶持公益机构、鼓励社会参与。正是看到了公众捐赠对于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英国政府将“激励公众捐赠”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内容。2011年5月，政府出台《捐赠白皮书》，提出了超过30种的建议和承诺，期望“通过与慈善组织、商业机构的合作，支持人们以适应现代忙碌生活的新方式进行捐赠，从而重塑英国的慈善文化”。

    在政策层面，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公益机构有利的税政改革措施。按照英国法律，公益机构每获得一镑的捐赠，还可以得到0.28镑的政府返税，每年大约有￡17亿之多。但是由于很多小额捐赠者没有填写所需的表格，公益机构过去经常无法获得这些返税。事实上，有80%的公益机构因为不胜其烦而对小于5英镑的捐款根本不去申请返税。根据调整后的政策，从2011年3月起，5000英镑以下的捐赠无需再向政府申报即可享受免税，同时政府承诺将在2013年前建立起新的网上申报系统。另外，从2012年4月起任何人只要把遗产的10%捐赠给慈善机构，遗产税将从现在的40%下降到36%。这一政策将有望激发更多的遗产捐赠。

    从资助的角度，政府虽然削减了用于对公益机构提供直接支持的预算，但同时新增了预算来支持社会各界设计出更具创新性的刺激捐赠增长的方案。在《捐赠白皮书》中，英国政府启动了总额一千万英镑的“社会行动基金”，用以扶持在一些重点地区里那些最具前景的创新性捐赠计划。由公民社会部长Nick Hurd发起了成立的“转型基金”和“社区优先基金”服务于同样目的，可动用的资金量高达一亿零七百万英镑。

    传统上，公益机构面向公众的筹款方式无外乎是发送筹款邮件、上门募捐、义卖或者慈善晚宴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有效性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上门募捐或是街头募捐，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越来越抵触；另一方面，英国筹款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对此类行为的规范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更重要的是，这些传统的筹款方式并没有充分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对新生代的人群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2011年5月，英国最大的移动通讯服务商之一沃达丰公司和知名网上直接捐赠平台JustGiving联合发起成立了JustTextGiving，向手机用户提供免费的短信捐赠服务。公益机构在网上注册后获得专有代码并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捐赠人只需向70070这个号码发送一条含有机构代码和自己希望捐赠金额的短信，就可以很容易地向指定的公益机构捐款，并且可以即时地在线填写捐赠返税申请。这样的捐赠方式对于那些没有多少筹款预算的小型公益机构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

    与手机一样，无处不在的自动取款机也将被利用来便利人们捐款。在《捐赠白皮书》中，英国政府承诺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便可以从每一部取款机上向指定的公益机构捐款。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和几家最大的银行协同工作，设计可行的方案。这一方案的难点不仅在于解决技术上的“硬”问题，更在于“应该将哪些公益机构列入选项”和“如何使人们不至于因为忙于挑选而使其他用户排队等候太长时间”之类的“软”问题。

    百万英镑一直被视作是“巨额捐赠”俱乐部的入门标准。2011年这一俱乐部的成员数量下降了不少，加上金融危机引起的人们对于富裕阶层的普遍怀疑，使得一些人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者忿忿不平。其实这种不平大可不必，捐了多少钱在今天这个时代早已不能被看作是有多少公益心的标志。事实上，很多成功人士捐出了巨款却并不爱声张，甚至连税收减免都不愿去申请。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捐赠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智慧、免费的办公空间，或是分享自己的人际网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Molgan建议，在英国应该像商业银行一样随处可见“时间银行(time bank)”和“关爱银行(care bank)”。

    如上所述的各种举措都在尝试用更创新的方式激励公众的捐赠，而一种更为简单有效的方式就隐藏在这样一组调查数据之中：根据英国最新的非营利领域行业研究，44%的公益机构承认他们的捐赠者开始要求被告知自己的捐款究竟用于何处，而前一年这一比例只有25%。同时52%的机构声称他们的捐赠者开始要求指定捐款用途，以前则只有22%。而针对捐赠人的调查则显示，绝大多数的捐赠者认为最能够使他们保持捐赠忠诚度的是在捐赠时获得及时和有意义的认可，以及在下一次捐款前能获知自己的上一次捐赠带来了那些可以衡量的结果。

    拜科技进步所赐，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现在已经有能力去满足捐赠者的这些要求。只要他们真的愿意。

    当资本进入公益

    在未来的10年间，仅仅是在为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的人群提供住房、农村饮用水、妇女卫生、初等教育和金融服务等五个领域，就可能出现4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投资，利润则能够达到1830-6670亿美元。

    英国审计署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0%的短期服刑人员会在刑满后的一年内再次犯罪，由此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100亿英镑。报告建议英国司法部将更多的预算用于减少重复犯罪率上。St.Giles Trust是一家公益组织，致力于预防和减少犯罪。他们在犯人服刑期间便开始与之接触，在其出狱后向他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以此来减少重复犯罪。看起来，司法部只要把活儿交给St.Giles Trust之类的机构去干就能皆大欢喜。然而，根据英国政府的政策，此类政府采购只有在实际成果出现后才能付款，在此之前的所有运营费用必须由运营机构自行解决，这就制约了很多公益组织承接大型社会服务项目的能力。

    去年9月，St.Giles Trust接下了司法部的一笔大单，为Peterborough监狱里的3000名刑期少于一年的犯人提供各类有助于他们回归社会的服务，所需花费高达500万英镑。这笔钱由一家专门从事社会投资咨询的公益组织Social Finance，通过他们设计出的“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向17名私人投资者募集。如果六年之内，重复犯罪率可以下降7.5%，那么这些投资者将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而且犯罪率下降的越多，投资回报率也就会越高，直到13%的上限。于是，一项创新的社会服务演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产品。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对全社会而言，如果St.Giles Trust的服务真的有效，则犯罪有望减少；对纳税人而言，与之相关的公共支出也会大大减少；对政府而言，由于是项目成功后才付费，所以避免了服务创新可能出现的风险；对公益组织来说，他们可以有机会应用自己的创新服务去改变更多人的生活；而对投资者来说，也多了一种既能获得经济回报，同时还能直接对社会有益的投资方式。更进一步的，由于资金充裕，使用上的灵活度也大大增加，公益组织于是可以为服刑人员在出狱后设计提供更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从而更加有效地帮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

    “社会效益债券”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全球正方兴未艾的“社会效益投资(Impact Investing)”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所反映出的资本与公益的融合正在成为一股日益强劲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诸多观念和行为。《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融合称之为“一种新兴的慈善与私人资本的混合体”。而在欧洲“风险投资之父”Ronald Cohen爵士看来，社会效益投资或许是自税收优惠政策被引入公益慈善事业以来该领域出现的最有力量的创新之一。

    几年前，如果有人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他的选择无外乎是小额贷款或者实行“反向筛选”机制的“社会责任投资”。而如今，从中南美洲的公平贸易组织到非洲的农业合作社，从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工厂到尼泊尔的节能电脑分销体系，都能看见社会效益投资的身影，而其背后的参与者包括了政府、NGO、基金会和各类商业机构以及新兴的社会投资机构。

    2009年，Monitor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在未来的5-10年里，“社会效益投资”将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2008年全球全部可投资资本量的1%，几乎是美国年慈善捐赠总额的两倍。2010年，老牌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摩根大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将“社会效益投资”定义为一种新的“投资资产类型(investment asset class)”。这种类型的划分并非如通常一样依据资产特性和风险管理方式，而是根据投资人聚集起来的原因。尽管这一分类还没有得到投资界普遍的认可，但它有助于投资人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也有助于这一特定投资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这份报告对社会效益投资的发展规模做了大胆的预言。在未来的10年间，仅仅是在为年收入3000美元以下的人群提供住房、农村饮用水、妇女卫生、初等教育和金融服务等五个领域，就可能出现4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投资，利润则能够达到1830-6670亿美元。

    或许最令人惊讶的发现在于，虽然对大多数投资项目而言，现在谈收益还为时尚早，但许多投资人设定的投资回报率都接近或达到通常的商业投资回报率，尤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项目，投资人往往并不需要通过放弃一定经济回报才能去获得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投资的兴起是多方面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资本的角度，一方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使商业投资的确有利可图。从公益的角度，传统的捐赠方式，经常更关注项目而不重视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往往忽视被帮助对象的尊严，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社会效益投资无疑会扩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

    从政府的角度，吸引和有效利用各类社会资金来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无疑是每一个民选政府应尽的职责。早在2000年，英国财政部便成立了“社会投资专项小组”，研究如何充分发掘社会力量来快速提升经济增长能力，同时改善社会福利水平。正是该机构的支持下，Social Finance设计出了“社会效益债券”。在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希望“社会效益债券”能够为“社会效益投资”在英国的发展铺平道路，进而使英国成为社会效益投资的一个中心。与此同时，由政府发起成立的“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也将在明年正式运作。该机构的资金来自于四家商业银行的2亿英镑投资和银行长期“沉默账户”中的4亿英镑。“大社会资本”的首要职能是向“社会效益投资”机构投资，另外也将开展一系列的工作来推动英国整个“社会效益投资”市场的发展。

    虽然“社会效益投资”的前景被看好，但其现实的规模仍相对较小。按照香港研究机构Asia Value Advisors的数据，亚洲地区迄今完成的“社会效益投资”不超过100个，以平均投资额100万美元计算，当前亚洲的“社会效益投资”总额仅为1亿美元。再来看看英国。目前全英国的“社会效益投资”总额不过在1亿5千万到2亿英镑之间，而其中90%的投资来自于最大的7到8家投资机构。Cohen爵士认为英国需要10-20年时间才可能培育出完全成熟的“社会效益投资”市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虽然潜在的投资领域不少，但“社会效益投资”的投资对象却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可以同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成熟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仍很匮乏。按照“社会效益报告国际标准(Impact Repor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2011年的最新报告，在向该机构提交效益报告的2394家机构中，提供金融服务（主要是小额贷款业务）的就有1941家。具投资价值的商业模式过分单一已成为制约“社会效益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因素在于难以获得充分而准确的相关信息。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类型，从投资对象的信息获取到投资效果的评估标准——特别是如何衡量社会效益，都缺少成熟标准的模式。同时因为时间尚短，很多投资还没有回报，社会效益也没有充分实现，因而难以作出评估和相互比较，也很难为投资人的投资决策提供足够的参考。虽然目前该领域已有“全球效益投资评级体系(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 Systems)”作为评级机构，按照“社会效益报告国际标准”来为不同的“社会效益投资”进行评级，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仅有20家“社会效益投资”机构参加了该测评。

    或许对“社会效益投资”来说，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资本”与“公益”之间潜在的“底线”之争。摩根大通在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布报告的同时，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对社会效益投资的兴趣并非全然基于利他主义。”资本的介入理应需要经济上的回报，这无关道德，与纯粹的捐赠相比也没有高下之分。然而资本的强势介入和对利润的天然追求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加重“经济效益”的砝码，而使“社会效益”一端的天平翘起。这种情况在小额贷款领域已多次出现。印度和墨西哥两家小额贷款机构的上市曾经轰动一时，然而墨西哥的这家机构利润一度高达80%，引起巨大争议；而印度的这家机构则有多名借贷人因无法还贷而自杀。即便是英国的“社会效益债券”，也存在一定争议，焦点在于按成果获得回报是否会使公益机构和他们的投资人更倾向于服务那些容易产生“成果”的人群。

    让我们想象一下，对“社会效益投资”最大的考验将出现在一名投资经理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却没能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的时候，反之亦然。那时，投资人是该奖励他还是该解雇他呢？

    NGO在老龄化社会中的新思维与新机遇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需要的不仅是更长地“活着”，还需要能够更好地“生活”。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充分的医护服务保障了前者，而后者的实现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能否转变惯有的思维方式，消除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正视他们的需求，发挥他们的能力。对于那些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来说，最大的转变莫过于能够意识到老年人不仅是服务的“需求者”，也同样可以成为服务的“提供者”。

    2011年圣诞节，《经济学家》杂志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揭示出人生中不同阶段的幸福感差异。四十几岁的人正逢“中年危机”，幸福感最低，而越往后，幸福感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居住在英国“南十字”护理院的一万多名老人未必会同意这个结论，他们所在的这家全英国最大的老年人护理机构正因为政府紧缩开支而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困境。考虑到英国在最近的三十年间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增长超过30%，而预计到2030年将有至少1/10的老人会住在护理院里，眼下的危机似乎可以看作是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一次集中呈现。

    然而另外一些“已经发生的未来”虽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更加意味深长。人的寿命增加，工作时间缩短，于是老年人有了更多可支配的空余时间。但调查显示，不论是在文体活动还是社交活动或是学习活动中，参与者里老年人的比例均小于他们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就在《经济学家》发布幸福感报告的同时，全英国有50万老人正独自一人过着圣诞节。

    在雇主眼中，老年员工不思进取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公众心里，“老”总是和“弱”连在一起，难怪公共场合的标识牌上，老年人总是以拄着拐杖的驼背身影出现。公益机构也经常不自觉地选择使用满面愁容穷困潦倒的老人形象来赢得公众对自己的支持。影视剧中这个群体很少成为主角，在大众媒体上他们也难以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很多护理院里，老人们只能无聊地看着电视来打发时间，要是再不幸遇上无良的护理人员，还要忍受轻蔑甚至虐待。无怪60岁的英国上议院女议员Julia Neuberger要给自己的新书取名“我还没死呢(Not Dead Yet)”。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需要的不仅是更长地“活着”，还需要能够更好地“生活”。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充分的医护服务保障了前者，而后者的实现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能否转变惯有的思维方式，消除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正视他们的需求，发挥他们的能力。对于那些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来说，最大的转变莫过于能够意识到老年人不仅是服务的“需求者”，也同样可以成为服务的“提供者”。

    事实上，单纯将老年人视作“需求者”往往是基于对老年人需求和能力的错误假设。请不要假设老年人就像孩子一样需要哄着，这是在有意无意地矮化他们的心智水平；也不要假设“老”于是只能被“养”着，仿佛老人都是些“无能”的人甚或已成了社会的负担。不要假设老年人不再需要学习，这样做无异于宣布他们已经进入了“脑死亡”的阶段。不要假定老年人不懂得享受生活，以为居所内的方寸之间就可以容纳他们对于生活的全部期望。不要假定老年人只剩下“余热”可以发挥，似乎社会能做的一切就是帮助老人走好这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一切终归都会走向那不可抗拒的终点。

    那么除了被照顾，老年人还需要什么？在今天这个“组织”的社会，人们通过在组织中工作来获得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可，所以退休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经济收入上的影响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自己失去了和社会发生联系的主要途径，成了一个没有“身份”和没有“价值”的人。这份心理上的落差即便有精心的照顾也难以弥补。老年人需要的是“被需要”。

    那么除了被照顾，老年人还需要什么？在今天这个“组织”的社会，人们通过在组织中工作来获得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可，所以退休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经济收入上的影响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自己失去了和社会发生联系的主要途径，成了一个没有“身份”和没有“价值”的人。这份心理上的落差即便有精心的照顾也难以弥补。老年人需要的是“被需要”。

    老年人其实还有很多优点和优势是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所不具备的。《经济学家》的报告中，将老年人所具有的更高的幸福感部分地归功于他们的个性和行为特征：老年人更少争吵、对冲突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更能够控制情绪、更能够接受不幸的发生、更不容易发怒。许多针对老年员工所做的研究也显示出，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不是随着年龄而有明显下降，相反，他们往往工作态度更加认真，更少缺勤，更乐于帮助同事。一些倡导女性权利的活动家将女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现象表述为一种“隐性的智力流失”，而这一表述也同样适用于日益增大的老年人人群。

    老年人未被满足的“被需要”的需求和他们未被充分发挥的所长之处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意味着新的机遇。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参加志愿服务的成年人每人平均每周的志愿服务时间为4.7小时，而他们中年龄在65岁到74岁之间的老年志愿者每周的服务时间则平均为6小时，甚至是那些75岁以上的老年志愿者每周的志愿服务时间也能达到平均4.4小时。老年人这种主动担当“服务提供者”的热情也被英国的同类调查所证实。2007年，英国政府在一项名为Volunteering in the Third Age的项目中发现，在被调查的477家公益组织的一百三十万志愿者中，有高达2/3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

    老年志愿者所参与的志愿活动种类繁多。有些老人是社区服务的积极参与者，有些则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公益机构筹款，有些在为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提供辅导，有的则在所生活的城市向游人提供免费的导游服务……这些志愿活动惠及的不仅是服务的接收者，也给了老人们以机会来施展自己的特长，赢得了尊严，扩大社交网络，重新感觉到了自己身为社会成员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有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在所有这些志愿服务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由老年人向比自己年龄更大的长者提供的护理服务。其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了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更在于提高了服务的品质——毕竟，还有谁比老人们自己更懂得他们需要怎样的服务。英国的一家公益组织Age Concern 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设计了一个叫做Ageing Well UK的项目，培训了一批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导师”向他们社区里的同龄人提供生活和健康指导。由公益机构Arthritis Care发起的“挑战关节炎”项目应用了美国学者Reissman提出的“助人治疗(Helper Therapy)”的理念，培训患有关节炎的老人成为社区自助小组的领导者，带领参与者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共同应对自身疾病。此时，服务的需求者和服务的提供者已不再是界限分明的两类人群，而是由同一个人承担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角色。

    打破惯有思维，公益组织才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帮助更多的老人成为服务的“提供者”，而这反过来又将有助于改变社会公众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为他们赢得更加平等尊严的生活环境，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满意感。而这不正是这些公益组织的使命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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