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动乱来临
这个日子对袁隆平夫妇来说更是非同寻常——就在这一天，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他与妻子的爱情结晶终于在这一天降临人世。激动之余，袁隆平对妻子邓哲说：“5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又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袁隆平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小眼睛里散发的光芒却是坚定不移的，那种眼神是坚毅的，是不会退缩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那烟雾随风四处飘散。他的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眼睛好像是斜着的。这幅漫画似乎想把袁隆平丑化到底。可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还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东方魔稻之父袁隆平传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向袁隆平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批判袁隆平的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足足有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这时的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的不幸。
袁隆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
因为他的家庭决定了他有这样的预感。
那个曾经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又在风雨中挺立前行的家，那个曾给他温暖与无限向上力量的家，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了他人生路上的羁绊。尽管他从来都为拥有这样的家庭而自豪，尽管家庭对他来说从来就是精神的支柱，而现在家庭似乎变成了他的累赘。
他的父亲袁兴烈在当时已经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他那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善于讲故事、曾在旧社会读过洋书受过教育的母亲也被定为了“反革命”分子。因此，袁隆平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那是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个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不顾天气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吗？一个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在了本子上。“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这个好事者便向造反派提供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袁隆平袭来！暴风雨就这样向他倾盆而下！
客观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了他。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才是与人为善的。
2．孤独与痛苦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则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就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是个逍遥派，此时也是无事可做。
见袁隆平进来，曹胖公忙说：“老袁，咱们杀两盘，你让我一个‘车’怎么样？”
他和曹胖公是棋友，以往他俩总爱在闲暇时光里杀上几盘，而今天的袁隆平却全无那份兴致。他说：“曹胖公，我只想找你聊聊。”
他们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有人说，朋友是生活自然筛选的结果。社会这盘大筛子神秘地颠簸着、动荡着，有些人掉下去了，留在这筛子上面的一些人被颠簸在一起，便成为了朋友。
他认为曹胖公便是与他颠簸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的心灵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袁隆平有事总愿意和他商量，有心里话总愿意向他倾诉，他们也可以说是相知相依的朋友。
这一天，他二人小心翼翼地谈现在，说未来。
曹胖公问袁隆平：“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琢磨我的杂交稻。”袁隆平回答说。
“老袁，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是否应该多找几棵树呢？”曹胖公劝告说。
“我不会在这棵树上吊死，我会把这棵树修剪成举世无双的参天大树，那将是棵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的大树。因为这棵树是我人生的全部乐趣，我会用我的全部精力耕耘这参天大树的。”老袁坚决而又果断地回答说。
“看来人生贵在有所乐，有所追求，但不知老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曹胖公赞叹地问他。
“我追求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说着这话，袁隆平的眼里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光芒。
“看来，老袁的雄心很大呦！”
袁隆平冲着朋友点点头。
曹胖公悄悄地劝他：“老袁，你还是要想开些，还是那句话，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你这是何苦呵！”
袁隆平对朋友善意的劝告总是报以淡淡的微笑，两眼朝远方眺望，似乎想看到什么。然而，有时候他的心头会涌起一阵忧愁、一丝苦闷。那忧愁是恼人的，那苦闷是苦涩的。他暗暗告诫自己：切忌浮躁，莫要浅薄，要警惕害“近视病”。于是，那苦闷、那忧愁就像轻烟一样挥之而去了，微微的笑容在袁隆平的脸上又浮现出来。
他从曹胖公家走出来，顺便又到长廊前看大字报，只见有一张大标语上写着：
“彻底砸烂袁隆平反动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他赶忙奔向他三年来苦心培育的杂交水稻盆栽试验场——那里有他亲手经营的60个坛坛罐罐。那些坛坛罐罐似乎是他的孩子，每天他用自己的爱心，用那粗糙的双手耕耘着眼前的这些坛罐。每天睡觉前，他甚至还要与这些孩子们互道“晚安”。如果碰到风雨交加的夜晚，袁隆平还要为这些孩子遮挡风雨。在这些坛罐身上，袁隆平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总是期待着这些孩子在某一天里成长为令人激动的“人才”。
可是，他去晚了！
只见水池边60多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钵盆全部被砸碎了。那些被砸破的钵盆散乱一地，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巴烂。眼前的这一切好像一把把利剑，一剑又一剑地刺在袁隆平的心脏上。
他看着那些被伤害的秧苗，仰天长啸，可对着苍天，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是太伤心了，也许是太气愤了，他只能蹲在地上，任由自己的腿脚麻木，任由自己的眼睛模糊，任由自己的眼泪直流。他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也忘记自己到底蹲了多长时间。最后，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对着苍天悲怆地呼喊：人们啊，少点恶道，多点善道吧！少点仇恨，多点关爱吧！
终于，他的脚能抬起来走动了。
他慢慢地来到校园，伫立在校园门口，望着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那小路通向田间，看着那匆匆赶路的农民，他感到茫然了。他有些羡慕那些农民，他们能向前走，走到他们乐意去的田间，可那条路似乎已不属于自己，这条路上好像放着很多障碍物，而且无法搬动。袁隆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不知该走向何方。
3．心中的家园
每每遇到挫折和困难，他总会去寻找他心中的“家园”。那“家园”就是流淌在湘西山间的一条条小溪。那一条条小溪一路流淌，它们流经的山路总是曲曲折折，在流淌的路上，它们时而要撞上冰冷的巨石，时而要面对高大的“墙”。最后，溪水从崖头跌落下来，瞬间就粉身碎骨。可就是这样，溪水便成了最为壮观的瀑布。这溪水总是在经历这样一番磨难之后才幻化成了另一番景象。这是展示自己的风范，这是表达自己的信念，这更是对自己极致的美的展现。
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想得很多。
他想到自己未完成的事业，那些幼苗让人怜惜；他想到刚刚来到人世的幼子，想到孩子那令人陶醉的纯洁的眼神；他又想到为他而含辛茹苦的爱妻，每次他经历坎坷，她总是默默地在他身边守护着，不离不弃……想到这些，他似乎有了信心，他坚毅地回转身，向他们居住的那个平房走去。
在他踏进家门之前，他需要把自己的头绪理清楚，他那疲惫的身躯在这时可以彻底放松了。他看着妻子在为孩子的事忙碌着，那背影有些消瘦，上面写满的却是坚毅。他知道他必须和妻子说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一切，这一切只有他的爱妻，他的战友，才能和他一起分担。于是，他向邓哲说明他苦心经营的杂交水稻的秧苗惨遭毁坏的事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向坚强的妻子竟然落泪了。贤淑的邓哲一边给小五一喂奶，一边安慰他说：
“隆平，我落泪不是因为自己付出这么多，结果却付之东流。我落泪是怕你坚持不住。你要坚持住啊，不会永远是这样，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只要我们一起承担，厄运过后便是曙光。你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是最为残忍的，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跨越过去，到那天，我们就可问心无愧了。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做你坚强的后盾。”
妻子的这一席话给了袁隆平无限的慰藉、无穷的力量，他想起了饱经磨难的画家凡·高说过的一段话：
“我庆幸我有藏身的地方，我藏身的地方在美术的齿轮中，好像麦子在磨石下一样……”
此时的袁隆平也庆幸自己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他的藏身之处便是他的杂交水稻事业。在杂交水稻试验的“齿轮”中，他如同一粒杂交稻种，在风雨中成长，在烈日下成熟，他心甘情愿地来到“磨石”下面，而后为他所敬爱的父老乡亲献出洁白的稻米……
在恍惚中，他被一阵骤然炸响的惊雷给震醒了。只见窗外雷击电闪，大雨倾盆，他突然想到，他的那些被摧残过的秧苗又将要经受这倾盆大雨的折磨了！于是，他拿了一只手电筒，又抄起一把雨伞，急匆匆地向雨幕中走去。邓哲见状，也赶忙放下怀中的小五一，拿起一把雨伞追了上去。夫妻二人在大雨的掩护下，悄悄地摸到了那个被造反派砸烂捣毁的“现场”。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光，将残存的秧苗一株一株地收拾起来，用衣服包好，悄悄带回家中。
他做完了这一切，似乎完成了生命的一次飞跃。他想到杂交水稻终于没有离他而去，他觉得他的生命又有了一个支撑点，他相信那可爱的绿色生命将会伴他终身。
西方哲学家诺瓦利斯说：“天国就在我们身边的大地上。”袁隆平以为，那几盆残存的杂交水稻就是他的天国。即使前方的路程依旧艰难，即使风霜雨雪依旧在四季轮回，也要让杂交水稻带给他的那份温情永存。当他干完那一切以后，他愉快地想到，天堂的乐土就在他的脚下延伸……
仰望着袁隆平这位饱尝艰辛的科学家，我们也想到了另一位哲人的一段话：“上帝给了他智慧的同时，也给了他磨难；而只有在磨难中，他的智慧最终才会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4．患难见真情
当袁隆平、邓哲夫妇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风停了，雨止了。他们在漆黑的夜里走路，又刚刚偷藏了杂交水稻的秧苗，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害怕被人发现。当路过“黑帮”居住的“牛棚”时，见一个黑影在悄悄移动，袁隆平不由地问道：
“谁？”
“是我，李代举。”
袁隆平心想，李代举这个“黑帮”组的组长，半夜三更的在这里干什么？
原来这个“黑帮”组长是悄悄地等候在雨地里，想给袁隆平报个信。李代举说：
“袁老师，今天工作组找我谈话，要我准备一张床、一块牌子，说是我们黑帮队伍还要增加上你袁隆平。我特意给你报个信，好让你有所准备。”
李代举劝告他说：“袁老师，你可要想开一些啊！”
“李老师，请放心，对此，我早已做好了准备。”
言罢，李代举匆匆忙忙转回到他居住的“黑帮”牛棚里。
袁隆平的确做好了各种准备。他不惧怕伤痛，也不惧怕枪口。他在遭受诬陷时，不是躲避，而是面对，因为来日方长，他要把自己的年华留给他所痴迷的杂交水稻研究。
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一想起自己早晚会被揪进“黑帮”的牛棚里，袁隆平就常做噩梦。他常常梦见自己会被挂牌批斗，或者被遣送农村，携妻带子当了农民。有时他梦见自己被淹没在潮水中，只得奋力逆流划着。他要一步一步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奋进，决不后退，更不能沉沦。有时，他梦见自己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费力地喘息着，在拥挤的人流中奋力地挣扎着，力求找到出口……
那是一段历史的、群体的灾难。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与不幸。
袁隆平难以入睡，索性爬起来，想给那几株残秧找个“安家”的地方。他悄悄走出家门，走向沉沉的黑夜……
校园里静悄悄的，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天放晴了，幽暗的天幕上，繁星闪烁。忽然，附近有条狗“汪汪”地叫了起来，袁隆平的心紧缩成一团，他害怕黑暗中窜出一条恶犬。
这时候，只见两个黑黝黝的人影出现在他家门前，他问：“是谁？”
“袁老师，是我们！”他的两个学生李必湖与尹华奇同声回答。
那个年头讲究“亲不亲，阶级分”，很多朋友都退避三舍。因此，来家串门的人，都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更何况是在这夜深人静之时！
“袁老师，咱到屋里说话吧！”尹华奇说。
“哎呀，你们俩深更半夜咋敢到我家来？你们就不怕被人发现吗？”袁隆平一边给两个学生开门，一边说。
“我们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子弟，我们怕什么？”他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现在‘文化大革命’势头正盛，你俩应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对我进行揭发。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应到我家来。”袁隆平忧心忡忡地说。
“袁老师，我们可不是那种随风倒的负义之人，我们只相信袁老师的学问大，你搞的科学试验是为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我们佩服你。”
“这么说，你们没有参加砸钵子？”袁隆平问道。
“袁老师，我们直说吧。”尹华奇说，“昨天，我们听到了要砸你的那些盆盆钵钵的风声。夜间，我俩便悄悄地赶往你的盆栽实验场，分别从无雄花粉、雄花粉败育和雄花粉退化等三种类型中各选了一盆不育系秧苗，藏在学校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李必湖接着说：“那臭水沟奇臭无比，无人光顾，是很安全的地方。杂交秧苗虽然少了些，但毕竟没有绝种啊！”
李必湖接着情深意切地说：“袁老师，我们很快就要毕业回乡了，倘若你在学校搞不成杂交水稻，就到我们村里去搞。我俩养活你，我俩继续当你的学生！”
袁隆平与邓哲听了两个学生的一席话，激动得相对而泣。
袁隆平的一颗心被两个年轻人的举动震撼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苦心经营的雄性不育系终于没有被彻底毁掉！他想到，倘若这五年的心血被这场浩劫彻底毁掉，他该如何面对尚在饥饿中挣扎的同胞？如何对得起关心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导和同行？如何对得起为这项研究在骄阳下几度中暑的妻子？他自己又怎样继续杂交水稻的研究呢？
值得庆幸的是，他遇上了忠于杂交水稻事业的两位好助手，他的心里漾起一份自豪。他感到，两位学生给他带来的这份意想不到的厚礼自有它深刻的内涵，似乎在向他昭示着未来的一线光明。
奇怪的是，造反派和工作组迟迟没有把他揪进“牛棚”，这使得他有幸继续偷偷摸摸地挨近那臭水沟，提心吊胆地经营着他那几盆残存的杂交水稻秧苗。
他对这些残存的秧苗怜爱不已，尽管它们的培育价值不如以前了，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残存的秧苗却有着同它的主人一样的倔强性格，它们似乎是一种象征，似乎是以残株在象征一种不可屈服的坚强意志。
连日来，他对那些残存的秧苗倾注了全部的爱。当天空密布阴霾，当灾难临头的紧急时刻，他依旧毫不懈怠地将自己的才智和辛劳无私地奉献给杂交水稻事业。
5．峰回路转
这一天下午，学校“文革”办公室的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叩响了袁隆平家的门扉。虽说袁隆平早已做好了挨批斗、关“牛棚”的思想准备，但这位红卫兵的到来，还是把全家吓了一跳。
“小同学，是要批斗我吗？”
“好像是今天晚上要开你的批斗会。不过，工作组王组长让我叫你到‘文革’办公室去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否与开批斗会有关。你准备一下，自己去找王组长吧，我要布置批斗会的会场去。”
这时，邓哲放下怀中的小五一，走过来为丈夫倒了一杯水，说：“没关系，先喝下这杯水。你又没做错什么，顶多是下放当农民。中国有几亿农民，当农民怕什么？要当农民我俩一块当。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可以重新培养雄性不育系，我们照样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袁隆平眼含热泪，吻别了妻子，吻别了儿子，并发出一声叹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作为妻子，邓哲是真正明白他、理解他的，这是多么不易啊！
袁隆平扣响了学校“文革”办公室的大门。那里挤满了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叽叽喳喳，像是在争论着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袁隆平装作非常镇静的样子来到工作组王组长面前，问道：“王组长，你找我有事吗？”
王组长点点头，轻声细语地说：“袁老师，你等一等，我布置一下今晚的批斗会。”
只见王组长不慌不忙地向那些红卫兵们交待着什么，袁隆平只觉得脑袋发胀，他什么也没听到。然后王组长转身说：“袁老师，这里人多，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谈谈。”
王组长慢悠悠地，像与老朋友散步似的，把袁隆平带到了农校的试验田边，要他一同坐下。面对滚滚东去的沅江水，王组长慢条斯理地讲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
袁隆平心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干吗还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实在等不及了。
“王组长，你还是谈谈今晚上开批斗会的事吧！”袁隆平单刀直入地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批斗会？唉！那是原先的安排，现在——今晚的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说。他又问：“你怎么知道今晚要开你的批斗会？”
“你派去叫我的那个学生对我说的。”
“这孩子真是乱弹琴。今天我们不说这个了，因为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态度很平和，语气很诚恳。
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人生如同登山，时而悬崖绝壁，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
王组长把话题一转，对袁隆平说：“袁老师，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使袁隆平感到茫然。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王组长的提问，他说：
“说请教我可不敢当，那我就简单地把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介绍一下吧。孟德尔是19世纪初的奥地利人，摩尔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他们是当今世界经典遗传学的奠基者和创新发展者。我国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也把研究他们的学说列入了几个发展项目之中。其实，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反动资产阶级。孟德尔曾经是一个修道士，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不起书，没受过正规教育，是自学成才的。他的遗传学研究还是他在修道院当园丁时利用业余时间搞成的。还有美国的摩尔根，顶多算个中产阶级。总之，他们二人都是世界级的著名学者。科学是不分国界的，更何况还是自然科学。所以，我认为把‘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有些勉强。”
袁隆平就是袁隆平，无论遇上什么情况，他总是直抒己见，与人坦诚相见。
这位王组长毕竟是黔阳地委机关的处长，他对袁隆平的一席话表示理解，他说：“这么说，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只是一种遗传学的科学理论而已，今后还是可以研究的嘛，怎么能把研究他们学说的人批判为宣扬反动资产阶级学说呢，真是乱弹琴！”
接着，王组长把话题一转，说：“袁老师，今天叫你来，是请你帮我选一块好一些的试验田搞晚稻，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他问，“你们教师的试验田哪一块好？”
“大垄3号最好。”袁隆平回答说。
“归哪个老师管？”
“归龙振忠老师管。”
“噢，是个‘摘帽右派’，不要，不要！还有哪块田较好？”
“那就数大垄4号了。”
“那大垄4号归哪位老师管？”
“归曹延科老师管。”
“他是个‘中右’，不要，不要！再找一块吧！”
他又问：“袁老师，你管哪丘田？”
“我管大垄6号，不过条件要差一些。”
“差一些没关系，就选你这一丘田做工作组的试验田吧。请你当工作组的技术参谋，要下力气，把产量搞上去！”
王组长与袁隆平的一席谈话，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收场了。
人生真是千转百回啊！正当你感到疲惫不堪时，忽然间，眼前出现一块安全岛可以驻足小憩，该是多么惬意啊！
这天夜间，袁隆平与邓哲彻夜长谈，百思不得其解。袁隆平说：“我一个预备役的‘黑帮’，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工作组的技术参谋，我怎么会如此幸运？简直不可思议。”
“你虽然出身不好，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呀！”
“还有那‘九字宪法’的‘现行’问题呢！”
“那是纯属无心，说错了话，而且还及时认错改错，工作组是会谅解的。”
“可能还因为我种试验田技术好、产量高。”
其实，事情根本就不是袁隆平和邓哲所分析的那样。事情的原委是，工作组和造反派的确已决定把袁隆平定为批斗对象，并准备关进“黑帮”牛棚。材料报上去了，大字报和标语也刷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袁隆平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既然要批斗袁隆平，就要查他的档案，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于是，人们又七手八脚地查阅袁隆平的档案。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不久以前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一份关于肯定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那篇论文的公函。
袁隆平1966年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阅读文献，专心致志原来，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的科学家熊衍衡对它倍加赞赏，他断定水稻杂交优势可以成为现实。于是，他将袁隆平的论文交给九局局长赵石英阅示。赵局长非常重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于是，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预言：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公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这时，一直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但已被打倒的农校党委书记、校长管彦健听到消息后，站出来说话了。他劝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要认真对待这份公函，并谈了他认为不能揪斗袁隆平的理由。
工作组组长王宝林看了公函以后，也觉得这事关系重大，要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于是，他带着国家科委的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待孙书记看完信函后，王宝林问道：“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
孙旭涛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就这样，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当许多教师正在被批倒批臭，当许多教师正在政治旋涡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袁隆平却成了一位很特殊的幸运儿。
终于，袁隆平可以把他的杂交水稻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试验田里，工作组还特许他每天上午不参加运动，搞他的杂交水稻试验。真是老天有眼！
6．磨难与前进
袁隆平曾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抗拒着狂风。草是很平凡的，狂风是很霸道的。可是，狂风可以征服大海，征服森林，征服沙漠，却征服不了柔弱的小草。狂风把小草刮倒，但它却很快挺起来了，再刮倒，再挺起来。小草不曾屈服于狂风。小草引而不发，或以退为进，这是智者的选择。
袁隆平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棵小草，而且还有参天大树在背后呵护——呵护他的参天大树是什么？就是他心目中那可以为之付出所有的——杂交水稻事业！
他用心血写成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竟然创造了奇迹！在狂风暴雨中，它充当了袁隆平的参天大树，第一次庇护了这个想用生命去捍卫理想的年轻人。
不过，许多造反派依旧对袁隆平虎视眈眈。为了杂交水稻事业，他忍辱负重，他愿意承受种种苦难——存高远，只要事业能成功，所有一切磨难、一切不平、一切暴风骤雨，他都能承受，他都愿意承受。
他对杂交水稻投入了全部的爱，而且由于这种爱，他不得不承受接踵而来的艰辛，乃至超常的苦痛。好在有那些残苗相伴，他始终能以苦为乐。他额头的每条皱纹都洋溢着开朗的笑，他的乐观情绪也让他的妻子邓哲感到宽慰。
那茁壮生长的秧苗就像一群与世无争的孩子，铺满了他的几个残盆破钵，静静地生长着。从春天到夏天，就这么绿着，每一片稻叶，都被阳光和雨露濯洗得一尘不染。他看着这些绿色的秧苗，忘掉了一切，仿佛自己也成了一株绿色的秧苗，是那样的自由自在。他真的想把这份淡泊、这份淳美、这份绿色的幽静，留在生命的最深处。
袁隆平那恒久不变的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引导他走向成功。
1967年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他们时常派人来帮助袁隆平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1967年，袁隆平在田间介绍雄性不育水稻第一年，科委给他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以后经费逐年增加。袁隆平利用这有限的经费，从一个瓦窑买了百十个烧废了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试验设备。
经湖南省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决定给袁隆平配备两名助手，袁隆平点名选拔学业成绩优异的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做自己的助手。
不久，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在中古盘7号田拨出0.5亩的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1968年春天，气候非常恶劣，狂风暴雨说来就来了，亟待播种的袁隆平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袁隆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排斥在运动之外。这样，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而奋斗，而不必被其他欲念所驱使。换言之，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去创造一个辉煌的杂交水稻的大世界。
初春时节，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弟子，将珍贵的雄性不育秧苗插在中古盘7号田里。那些躲藏在臭水沟里偷偷成长起来的雄性不育秧苗大难不死，已经发展到可插满两分地的试验田了。
他们插秧这一天，恰好是嫘祖的生日。湘西一带山民每到这个节日，家家都要备香烛纸箔，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去参拜嫘祖坟、嫘祖宫、嫘祖殿，祈求蚕丝丰收。每到这个季节，袁隆平总会忆起儿时妈妈给他讲过的嫘祖的故事，并且不厌其烦讲给他的助手们听。他还说：
“关于嫘祖的民间传说，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意愿。同时，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也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无论传说也好，确有其人其事也好，总之我钦佩嫘祖，我钦佩嫘祖那种透彻的悟性、那种人格的魅力。”
是的，几千年以前，嫘祖发现了吐丝织茧的野蚕；几千年后的今天，袁隆平发现了水稻杂交的优势。他们的灵感、他们透彻的悟性是共同的，他们那惊世骇俗的创造冲动也是共同的，他们对人类无私奉献的饱满热情也是共同的。嫘祖的伟大已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所证明，袁隆平所创造的不平凡的业绩也将为我们的后人所证明。
讲完嫘祖的故事，他忆起了北京农业大学鲍教授讲过的一段话，他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告诉给他的助手们：“几年以前，我曾访问了北京农业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鲍文奎教授，鲍教授对我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是人生价值之所在。’”
袁隆平与助手尹华奇（左一）、李必湖
（右一）在试验田里两位弟子听了袁隆平的话，连连点头。袁隆平喜欢年轻人，认为年轻人之可爱在于其生机勃勃，每当看到他们，他便对事业充满了希望。
一场春雨过后，湘楚大地阳光普照，那嫩嫩的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蘖、拔节、抽穗，每株秧苗都分出了三五个蘖，实验材料越来越丰富了，形势非常喜人。这期间，尹华奇带了无花粉型不育材料去广东繁育，退花型和败育型不育材料则生长在中古盘7号田。
袁隆平每每走进中古盘7号田，总是贪婪地呼吸着那杂交水稻所发出的气息，试图用这清新的气息冲洗那被嘈杂的声浪和浊气塞满的胸膛，试图聆听那秧苗的低语，聆听那强壮的雌花发出的求助。
他看着那栩栩欲飞的雌花，突然感悟到了一种美好和安宁。然而，这种安宁是多么短暂啊！
他固执地认为，那雌花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思想。它们用枝叶呐喊，用果实说话，用它们的生命繁殖后代。
他总觉得每一片稻叶都是会说话，会唱歌的。有时他痴迷地想，那一棵棵、一株株一尘不染的杂交稻，犹如纯情的少男少女那样芬芳袭人。
看着禾苗一天天长大，袁隆平为那些雄性不育材料做了70多块带有不同标记的小木标。那并排而立的小木标们俨然是一个个小卫士挺立在秧苗身边。每天，袁隆平总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古盘7号田。
就在那年，他的第二个儿子五二降生了。袁隆平每天回到家里，总把小五二抱在怀里，亲了又亲。袁隆平爱母亲，爱妻子，爱子女，爱同事，爱老百姓。他有着农民一样的憨厚、母亲一样的慈祥；又有着儒将的风度、大丈夫的气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为某些人所不容。
在那个年代，不干事的人的日子倒好过些，要想干成一件事真是难啊！
安江农校如同丛林中的一只小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在安江农校，读书教学生，是一种享受；搞科研课题，则感到一种超然的乐趣。但面对这五脏俱全的小麻雀，袁隆平有时却感到很累。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热衷于制造或传播流言，其传播速度快得惊人，让你稍不留神便会落进某些人设置的陷阱里。
那天是5月19日，星期日。袁隆平惦记着他的试验田。早饭后，他吻别了可爱的五一，又吻了五二，而后骑一辆单车急匆匆直奔他的试验田——
惨不忍睹的一幕再次发生了！昨晚还是好端端的试验田，一夜之间变得一片狼藉，秧苗被横扫一光，不知去向，留在试验田里的是七扭八歪的脚印。
那一棵棵流淌着他的汗水、浸透着他的心血的秧苗，一夜之间踪影全无。眼看着培育不育系的计划又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这个刚强的汉子眸子里淌着泪水，久久地沉默着。他强忍住悲痛，四处去寻找那劫后余生的秧苗。他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丘又一丘，终于在一潭污泥里，发现了五株半埋着的试验秧苗。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拾起来，像手捧珠宝那样将这五株残苗捧回了家。他喃喃自语：感谢上帝留给了我这份厚礼，雄性不育材料终于没有绝种！
袁隆平从烂泥塘中拾回五株秧苗，似乎是拾回了一丝希望。他决定继续寻找希望——他继续围着安江农校转来转去，依旧寻寻觅觅。5月21日，他在学校西侧的一口水井里发现水上浮着几根秧苗，捞起来一看，又是五株，而且正是他亲手培植的秧苗。原来，他的宝贝被扔进了井里！于是，顾不得水温低，顾不得井水深，他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但他一个人实在无法打捞沉在水底的秧苗，不得不请求校方领导帮助打捞。学校领导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他们请人用抽水机把井水抽干，将沉在井底的秧苗全部打捞了上来。可是，它们已经全部沤烂了。这就是震惊黔阳地区的“五一八毁禾案”。
袁隆平面对那些被沤烂的秧苗，仰天长叹：人啊，为什么这样狠毒！苍天啊，为什么这样绝情！
7．西西弗斯的成功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想干成一件正事真是难上加难！也曾有人劝他放弃；当然，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可是，当袁隆平忆起那两具饿殍，当他想到粮食短缺的祖国，再想到大有希望的杂交水稻事业，他的筋骨又坚挺起来了，他的眼前便又出现了一片生机蓬勃的绿茸茸的雄性不育秧苗。
在袁隆平的身体里，可能有一种抵抗挫折的遗传基因，他周身密集的伤口证明了他的超越与勇敢。
记得法国作家加缪在叙述西西弗斯遭受上帝惩罚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诸神让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从山顶重新滚下山去，而西西弗斯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巨石重新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然而，西西弗斯终于成功了，那巨石终于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而袁隆平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个西西弗斯，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还是挺起脊梁继续干下去。
看着那十棵残缺不全的秧苗，袁隆平忆起了母亲的教诲：“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这使他感悟到，人生总不会是完美的。这话语虽含有某些无奈，但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正因为他时常想起母亲的教诲，当他遇到挫折时，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用理智与挫折、苦难进行周旋。
在现实生活中，每每英雄与小人遭遇，小人总是暂时的胜利者。英雄忍辱负重追求事业，锲而不舍，且不拘小节；小人却心狠手辣地去诋毁英雄。这些小人虽然在业务和学问上全无造诣，但是他们在陷害贤才、作践好人方面却颇有招数。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写到贝多芬遭小人谗言时，曾动情地说：“看到巨人受难，是让人痛心的。”是的，只要是有良知的人，当年看到袁隆平的遭遇，都是会心碎的。
究竟是谁制造了“五一八毁禾案”？给袁隆平带来如此大的打击的小人是谁？这个疑案很快又被一些小人“破解”了。他们传出风声，说袁隆平是“科技骗子”，“五一八毁禾案”是袁隆平自己所为。说他以科研为名，骗取名利，连续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无法向上面交代，便以自毁秧苗嫁祸于人，为的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恰巧，这期间，一位搞常规水稻育种的学者来安江农校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中心议题是水稻乃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因此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没有前途。
“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也的确没有前途。否则，袁隆平为啥搞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果呢？所以他自毁秧苗，自寻台阶下的可能是有的。”某些“高人”抛出了如此“高见”。
掌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和刚成立不久的校革委会轻信了这些“高人”的判断。从此，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名存实亡。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过：人生来具有权力欲，即人生来具有支配欲和控制欲，人们永远在谋求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谁发现了真理，就意味着真理的发现者优于他人。
因此，人们乐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理。
因此，人们也乐于宣称别人发现的不是真理。
因此，真理从最初被发现的那刻起，就注定要遭受被诋毁、被歪曲、被践踏的命运。
所幸的是，袁隆平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很长时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无法诋毁他，因为他们不懂得他，所以他们无从下手。可这下好了，权威人士被他们请来了，权威人士说话了，权威人士被他们利用了。
某些人借权威的理论肆意败坏袁隆平的名誉，诬陷他是“科技骗子”，袁隆平心中自然很窝火。邓哲说：“你是个有志气的人，犯不上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要看开一些。”
一席话，使袁隆平的一颗心变得平展展、舒坦坦的。
每每听到邓哲的话，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儿时母亲讲过的京娘和萤火虫的故事。他想，邓哲便是京娘，邓哲便是一只萤火虫，在关键时刻为他引路。
人是卑微的，但他不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命运向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了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讨回一个说法，在妻子泪眼的注视下，他书写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
他要用科研成果报答人民，用笔、用手去抗争。他不为现实所摆布，他以为被现实所摆布是一种耻辱。
可是，在安江农校，再也没有袁隆平的安身之地了。
1969年6月，袁隆平与刚刚解放的“黑帮”们一起被下放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去劳动锻炼。
命运尽管跟袁隆平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始终情有独钟。在下煤矿挖煤之前，他召集两位弟子开了一个三人小组会议。他说：
“我将要下煤矿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决定，我应当服从。但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你二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批准组建的，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是省科委立项的。所以，我们不应放弃。好在我们保留了南繁雄性不育材料，我们终将会取得成功！”
“袁老师，你是杂交水稻科研课题的主持人，我们离不开你，你也不应该离开课题组，你应当向上级请示，你不应该走。”尹华奇焦急地说。
“既然校革委会作出了要我离开学校的决定，我就该服从。”他无奈地说。
“人生在世，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袁隆平牢记古人的教诲：是非审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他只管理智地面对人生。
袁隆平就是抱着这种坦荡超然的态度，和数十名刚刚获释的“黑帮”一起奔向低庄煤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他和其他教师都分散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白天下煤矿挖煤，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到夜晚，便是无休止的“斗、批、改”。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
袁隆平因为与北京农大几位教授常有书信往来，眼看着他即将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幸运的是，他再一次化险为夷了。
原来，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省委派来一位权威人士夏某到安江农校搞科技大检查。他下车伊始，便说：“水稻自古以来自交不衰退，杂交无优势。”
尹华奇和李必湖听说后，找到这位权威人士，说：“夏老师，请随我们到田里去看看水稻杂交到底有无优势。”
夏某看过杂交水稻试验田的禾苗以后，说：“禾苗长势虽好，但产量不一定高，怕是只增草，不增禾。”
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意味着对杂交水稻这项科研课题的全盘否定。
没过多久，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了。
接着，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了。
总不能饿着肚子搞科研啊！两位年轻人情急之下，给国家科委发去了求助电报，给省科委也发去了一封信反映情况。
国家科委对尹华奇、李必湖的求助电报非常重视，当即派了一位专家赶赴安江农校。
这位年届半百的农业科学家翻山越岭来到安江农校。可是，当年的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却以尹华奇和李必湖越级告状，“违反组织纪律”为名，把这位老专家拒之门外。
于是，这位北京来的大科学家“沦落”为尹华奇、李必湖私人的客人。那么，两个囊空如洗的穷教师怎样接待这位驰名中外的大科学家呢？
他们将这位科学家安排在学生宿舍八人间的一个空床位上。傍晚，他们找来一把钳子，借了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天一擦黑，他俩便一同去池塘夹青蛙。他们在池塘边悄悄行走，手电筒的光圈在池塘边缓缓搜寻。青蛙一旦被手电筒的光圈罩住，就不动了。两个青年人手拿钳子，夹了一只，又夹一只，夹够了一盘菜，二人便打道回府。
次日，他们凑了一元钱，买了一个西瓜。就这样，一盘青蛙、一个西瓜招待了北京来的大科学家。
他们边吃边谈，边哭边说，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们为袁老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倾诉，为他们从事杂交水稻事业的艰难处境而申诉……
老专家走后没过多久，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厅派来工作组，尹华奇和李必湖向工作组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后，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把袁老师从低庄煤矿请回来，继续主持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
第二，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的经费必须得到保障；
第三，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0.5亩试验田的面积应给予适当扩大。
两位年轻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于是，又一次峰回路转！袁隆平从低庄煤矿重新回到安江农校，重新开始了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的研究和培植。
当袁隆平被诬陷为“科技骗子”而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在他最需要勇气和支持的时候，他的弟子们站出来了，再一次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厚礼。
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交往活动，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便是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袁隆平与他的弟子们深厚友谊的基础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有一位学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友谊是独立于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我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人生的意义。所谓朋友，就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磨难，这个总给伟人出考题的专家，它毫不吝啬地用它所有的精力来对待袁隆平这个天之骄子。
磨难如狂风暴雨，一次又一次地拍打袁隆平那坚挺的脊梁。
磨难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一直寻找机会摧残袁隆平那坚实的心。
可是，袁隆平的志向，袁隆平的信念，袁隆平的脊梁，向磨难证明：任何羁绊都不能使袁隆平消沉。他会沿着自己想走的那条路前进的。即便那条路非常泥泞，甚至布满荆棘，他也始终坚信在路的那头，在山的背后，一定会有鲜花灿烂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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