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

    李德南

    早在去年，向梅芳女士就告诉我，她打算写一系列带有纪实性质的著作，用以再现“高州人”下南洋的历史。我口头上虽说“可以尝试”，心里却有不少忧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矛盾心理，首先是因为纪实类的文章并不好写。如果所写的事件、人物与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过于接近，缺乏足够的距离，那么写下的作品很可能不但没有揭示事件的真相，再现人物的面貌，反倒可能导致对真相的遮蔽，以及对人物的扭曲。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情、普遍听不得也讲不得真话的国家，纪实文学往往不过是歌功颂德的载体。另外，她想要书写的题材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阔，如果作者本身缺乏大胸襟，心中没有足够的笔墨，对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没有一定的见识，那么所写下的文字很可能是苍白无力的。这种种难度，都会对她的写作构成极大的挑战。可是我又觉得，近几年来，家乡的文化人在文化参与上不够积极，缺乏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出场机会的动力与激情。现在仍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不少作家，对文学也渐渐失去信仰，没有大的文学抱负，更缺乏关注大问题的热情。从这一角度而言，我看重向梅芳的努力，也愿意看到她进行自我挑战，作新的尝试。只有敢于付诸行动，我们才有可能谈论成败得失。

    我不清楚向梅芳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困难，心里是否也有类似的矛盾，可是在交往中，我确实能感到这一写作计划所给她带来的激动。为了写作设想中的作品，她曾专程去马来西亚进行采访、收集资料，并且很快就写出了“南洋纪事”系列中的两部著作，也就是《“高州人”在马来西亚》与《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

    读完《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的初稿后，我的担忧减轻了许多，同时也觉得有几分意外和惊喜。在我看来，这是向梅芳写得最好的作品，也是家乡文化界近年在文学创作上“最美的收获”之一。

    它首先吸引我的，是书中所征引的丰富的历史资料。我也是信宜人，也一直有兴趣想看看李季濂、李孝式、李剑桥等信宜籍华侨、华人在外打拼的历史。而要了解历史，丰富而准确的历史资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史学界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特别强调对史料的掌握与辩证。对这种史观，我既持保留态度，也认同它对史料之重要性的强调。传记文学的写作，与历史学著作有很大差异，却也同样需要注意史料的可靠。传记与历史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任何人都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中存在，这样的话，作为个人精神史、生命史的传记就不能不涉及个人之外的大历史。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靠，一味地胡编乱造，人物性格演进的线索就难免会破绽百出，人物的精神也无法站立起来。因此，对于向梅芳的这部著作，我首先看重的是它在史料上的价值。

    此外，《百年风华——李孝式传奇》不少章节所流露出来的史识，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说史料对于历史学这个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史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比史料更重要的，是史识。史料永远是死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作家个人心灵的浸染与重新安排，史料之间的联系就无法建立，写下来的著作也很可能仅仅是材料的堆砌。是贫乏而机械的记录，是远离文学的本性的。缺乏独特的史识，作家也无法有效地与历史中的人物进行精神对话，更无法接近历史本身。因此，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要能以史识来照亮史料。

    就史料与史识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向梅芳的处理是比较到位的。这部传记，以李孝式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带出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风云。在面向这段历史的时候，向梅芳并不只是机械地罗列事件，而是投入反思的目光。20世纪的中国与马来西亚有着不同的国情，却面临着同样的使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们都经受了众多的大灾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作为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李孝式也被深深地卷入到两国的历史当中。他先后担任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兼行政议员、海港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位，1956年还作为马来亚代表团成员两次随东姑阿都拉曼赴英国谈判马来亚独立问题，参与宪制的制定。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后，他又出任首届内阁财政部长，任职期间组建中央银行，参与制定财税政策，并首倡工业建国、兴建工业卫星城市等，为马来亚持续的稳定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政治家，李孝式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极大。作为一名海外华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身体力行地与中国同胞共赴国难，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年代则被划为资本家和地主。由于政治身份的独特，李孝式的人生也成为我们理解两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这本传记中，向梅芳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点。尽管她所面对的是一位对多数人来说是“须仰视才能看见”的大人物，向梅芳还是能以自己的心灵体悟、精神资源和历史观为凭据，与传主进行精神对话，并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出示自己的独到见解。她的观点（史识），有的还可再议，予以更为深入的思辨，但毕竟为我们理解这些事件提供了属于作家本人的角度。

    通读全书，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不单是在为李孝式这位大人物立传，更是在为他（也包括李季濂等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大精神立传。李孝式不单有学识，有智慧，更有感时忧国、顾全大局的精神。他对祖国、故乡怀有大热爱。他漂流海外，却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自然情感，从而在中国遭受战争蹂躏的时刻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孝式有深厚的民族情感，却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能跨越国界，推己及人，将这种国族情感推向他国、他乡、他人。因此，他既爱中国，也爱马来西亚。在他眼中，祖国不是某个朝廷，不是某个政治集团，而是同胞兄弟，是国民。故乡，也不只是出生地，更是养育和造就其情感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家园。对于他来说，故乡的意义是多重的，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既是情感上的，又是文化上的。他不但有拳拳的爱国精神与家园精神，还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李孝式曾涉足多个领域，而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官，是从文（学术）还是从政，都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而是走大方大正、径直前行的路。他的身上，有个体生命的庄严与光辉，有关怀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有儒家持志前行的道德勇气。这些重要的精神面向，在向梅芳的著作中都有鲜活的呈现。

    在和向梅芳的交谈中，她曾提到，写作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是为李孝式正名。我不敢确定她的这一意愿真能得到落实，却看重她的著作在“为一种大精神立传”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比之于李孝式的具体身世，比之于李孝式的一得一失，他身上所具有的大精神，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对于李孝式而言，所谓的功名利禄，早已是过眼云烟。即便是大人物，其人生亦难免短促，惟有浩荡的精神可以长存。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欲望丛生、灵魂受苦的消费时代，也惟有具备此大精神者，才有可能和李孝式一样自成其大。

    “李德南，男，1983年生，广东信宜人，在读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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