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父子晋阳起兵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集中涿郡（今北京），准备再攻高丽。卫尉少卿李渊督运于怀远镇（今辽宁朝阳附近），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唐高祖李渊像及深夜密论时事，始有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之志。与此同时，特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为“自安之计”。杨玄感起兵后，李渊被任为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留守，关右十三郡兵马皆受其征发。炀帝以李渊貌相奇异，又名应“李姓当为天子”之图谶（古代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宣扬迷信的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征兆），颇忌之。未几，召见，李渊因病未至，炀帝问渊甥后宫王氏：“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病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颇疑惧，因而纵酒纳赂以自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踪迹，以待时变。妻兄窦抗以图谶既谓“李氏当为天子”，劝李渊乘势起兵。李渊曰：勿为祸首。继续等待时机。

    大业十一年（615）春，方士劝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字金才），门族强盛，炀帝忌之。乃杀浑及其宗族三十二人，于是人怀疑惧。未几，李渊受命为山西、可东抚慰大使，前往镇压起事农民。挚友副帅夏侯端谓渊曰：“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①渊“深然其言”，反隋之志愈坚。

    大业十二年（616），李渊迁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留守（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王威、高君雅为之副。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食支十年”。渊“私喜此行，以为天授”，谓第二子世民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渊袭封唐国公，传说中远古部落陶唐氏居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一带）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②乃留长子建成于河东，命其“潜结英俊”；携次子世民至太原，命其“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③。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世民善待之。晋阳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夜见烽火，密论“世事可知，何忧贫贱！”世民深与结纳。文静曾语世民曰：“当此之际，取天下如反掌耳。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可成。”④阴与部署宾客。是岁末，突厥扰马邑（今山西朔县），诏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战不利。炀帝遣使者将执渊与萝恭，送江都治罪。对此，李渊自比文王，将为商纣囚于祗（音攸）里，要建成、世民效法武王，会师盟津以讨伐隋炀帝。世民说渊曰：“今主上无遭，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以为然，秘密部署，准备起兵。随之，炀帝又遣使者赦渊及仁恭。当时农民武装震撼全国，隋室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護及唐宪、唐俭兄弟等纷纷劝李渊尽速起兵。唐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日：“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⑤

    大业十三年（617）初，渊使刘文静伪造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数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年终集涿郡，云将攻高丽。于是群情汹汹，人心息乱。二月，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武周引突厥袭破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世民复说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问计，谓之日：“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皆惧。渊继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未有外将敢得专之。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若拘泥奏报，不予变通，势难挡贼，进退维谷，何为而可？”⑥高君雅乃炀帝旧部，与王威同为炀帝遣使监视李渊者，至此，迫于非常形势，皆曰：“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集新兵，远近应募，旬日问近万人。并遣密使往河东召建成、元吉，往长安召柴绍急赴晋阳。王威、高君雅见募兵云集，疑李渊有异志，欲借晋祠祈雨之机诛之。晋阳乡长刘世龙，与君雅相善，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癸亥夜，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次晨，渊与王威、高君雅同坐晋阳宫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至庭中，称有密状，渊示意王威等取状，政会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视其状云：“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人寇。”君雅大呼：“此乃反者欲杀我耳。”⑦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王、高系狱。适突厥数万扰晋阳，众以为确由王、高所引致。李渊于是斩王威、高君雅，宣示群众，铲除障碍，公开起兵。六月，建成、元吉等始至晋阳。

    起兵后，刘文静劝李渊北结突厥，以解后顾之忧，并“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亲笔致书突厥，卑辞厚礼，遣使驰送始毕可汗，表示：将大举义兵，远迎炀帝，与突厥恢复和亲。如突厥能助兵马，联兵南下，愿勿侵扰百姓；若只待和亲，坐受宝货，一听可汗选择。始毕复书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将佐皆请依突厥所言，联兵南下，渊以时机未到，不可。裴寂等乃请尊炀帝为太上皇，立隋京城留守代王侑为帝，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隋旗尚赤，改用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渊许之。

    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拒不听命，且为南下必经之地，渊命建成、世民率众取之。建成、世民治军严整，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遇战则身先士卒，与之同甘苦。军士虽募集未久，但一战而下西河，执斩郡丞高德儒，其余不杀一人。首战告捷，往返仅只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军，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策。于是建大将军府，李渊自为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刘政会及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其余文武，量才擢用。时募兵已得数万，建立三军，分为左右。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

    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自与建成、世民率领三万大军誓师南下。誓词指斥炀帝“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辽水屡征，歼丁壮于亿兆”，致使“十分天下，九为盗贼”。表示以“废昏立明”为己任，“兴甲晋阳，奉尊代邸（即代王侑），扫定咸雒”⑧。并以誓词檄喻各郡县。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以精兵二万屯霍邑（今山西霍县），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以骁果数万屯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阻击李渊。劲敌守险，又久雨不停，渊军不得进，粮运不继，复传突厥欲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商议，裴寂等以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短期难克，刘武周勾结突厥，威胁太原，且军士家属俱在其地，“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建成、世民则以为“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并未严重威胁晋阳，自应“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阳，号令天下。”渊不听，下令左军发还太原。世民复谏曰：“今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矣。”⑨渊乃悟，令世民与建成分道连夜追回左军。

    八月雨霁，太原粮运亦至。渊率军沿傍山小路趋霍邑，亲与数百骑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率数十骑至城下挑战。老生怒，引兵三万分道出东门、南门。渊后军亦至，拟使军士先食而后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布阵城东，世民布阵城南，渊军战稍退，世民与段志玄引兵冲人老生背后，“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丽之复战”渊军复振，锋刃相交，响若山崩，城楼皆震。渊军传呼“已斩宋老生”，老生兵闻之大乱，弃戈而走，争奔东门、南门欲入，建成、世民率军先已屯守门外，老生不得入，为刘弘基部下军头卢君谔所斩。渊军奋击，血流遍地，日暮下令登城，军士无攻具，肉搏而上，遂克霍邑。赏功时有人提出奴应募者应有别于良人，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勋授。”渊军继进，势如破竹，连下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禹门口），刘文静与突厥柱国康鞘利引突厥兵五百及马二千匹来援。

    九月，进围河东，屈突通凭城拒守，攻之不克。时关中豪杰日有前来归附者，渊欲引兵渡河入关中，进攻长安，正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则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可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⑩。渊“两从之”，留诸将继续围攻河东，自引大军渡河西进，主力渡河后遣建成、刘文静等率军数万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面敌兵；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部数万人攻取渭北。渊女平阳公主于柴绍赴太原后，归雩县别墅，散家财聚众起兵，与起兵于雩县山中之李神通及聚众于司竹园之西域商胡何潘仁联兵政克鄠县，众至七万。及渊渡河西进，平阳公主、李神通等各遣使迎接。世民军至渭北，平阳公主率精兵万余前与会师，营中号曰：“娘子军。”世民引兵趋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帅众归附，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故，任为记室参军，引为谋主。大军所至皆下，吏民及各地武装“归之如流”。世民遣使请李渊会师长安战场，渊命建成选精兵趋灞上（今陕西西安东），世民率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十月，李渊至长安附近，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建成攻东、南两面，世民攻西、北两面。十一月，建成部下军头雷永吉利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诸军继之，遂克长安。

    李渊进入长安，与民众约法十二条，悉除隋朝苛暴，迎代王侑继皇帝位，是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恭帝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义宁二年（618）四月，炀帝凶讯至长安，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以隋民部尚书萧璃瑀为内史令，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立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奉隋帝为酅（xī希）国公。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617年五月晋阳起兵），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618年五月隋恭帝禅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渊览表大悦，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颁示远近。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4页。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2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3～237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5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5～237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19～20页。

    ⑨《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80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⑩《旧唐书》五七《裴寂传》。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9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唐统一全国

    当起义浪潮席卷全国，隋朝统治行将灭亡之际，一些地主官僚乘机打出反隋旗号，纷纷组织地主武装，形成割据势力。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俘杀薛仁杲薛举原为隋金城府（今甘肃兰州）校尉，家资钜万，交结豪猾，雄于西边。大业十三年（617）陇右（泛指今陇山以西地区）农民起义，四月，金城令郝瑗募兵数千，令薛举率领镇压。薛举及其子薛仁杲等乘郝缓置酒飨士之机，劫郝缓，举兵反隋，囚郡县官吏，开仓赈施饥民。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招集群“盗”，攻克袍罕（今甘肃临夏）。岷山羌族首领锺利俗古代皇帝率众二万归附，兵势大振。于是以薛仁杲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宗罗元为兴王，为仁杲之副。分兵略地，攻克西平（治今青海乐都）、浇河（治今青海贵德）二郡，未几尽有陇西（治今甘肃陇西），众至十三万。七月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子仁杲为皇太子。遣仁杲攻克天水（今属甘肃），自金城迁都天水。十二月薛举遣薛仁杲攻扶风（今陕西凤翔），唐弼率领的义军十万拒之。在薛举的招降下，唐弼杀其所立天子李弘芝，请降于薛举。薛仁杲乘其无备，袭破之，兼并其众十万，因而“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①。

    时李渊父子攻克长安不过一个月，立足未稳。薛仁杲率十万大军围攻扶风，意图争夺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李渊遣李世民率军西进应战，大破薛仁果，“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陇山东面侧坡，在今陕西陇州以西南北一线）而还”。薛举深恐李世民越过陇山穷追不舍，因问左右：“古来天子有降事否？”黄门侍郎褚亮说：“蜀汉后主刘禅降魏侍晋，被封为安乐公，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说，汉高祖屡经奔败，卒成大业，“陛下奈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薛举自知失言，随声自解说：“聊发此问，试君等耳。”②扶风大捷沉重地打击了薛举，有力地巩固了长安的李氏政权。

    扶风之役后，薛举东进之心不死，企图勾结突厥，再度谋取京师。

    李渊父子面对东都王世充、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梁师都、武威（今属甘肃）李轨等几支武装力量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制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首先翦除西北方面的强敌，建立巩固的后方，然后再东面而争天下。故武德元年（618）四月，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东进中原，兵至东都城下。城中多欲为内应，李世民则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③遂引兵还长安。集中力量消灭直接威胁长安之薛举、薛仁杲父子。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六月薛举入侵泾州（今甘肃泾川北），进逼高椠（今陕西长武县北），游兵掠岐州（治今陕西凤翔）、豳州（治今甘肃宁县）。唐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与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等率八总管兵以拒之，七月双方对垒于高上。时唐拥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的广大地区，掌握着储备丰盛的长安府库和永丰粮仓，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牧监又供给了不少战马，关中、河东一带又是隋代府兵集中的地方。所以唐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超秦军。而且李渊进入长安后，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朝苛禁，唐统治区阶级矛盾初步得到缓和，唐军有比较巩固的后方。秦军的情况是：薛举父子据有的陇右地区是隋的牧监所在，又是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要地，民习战备，人务骑射，故秦军多精骑骁将，薛举父子即颇能征善战，因而秦军军锋锐盛。但陇右一带，民户寡少，经济落后，天水、陇西、金城等郡，隋盛时合计户数亦不过七万。新占地区，虽户口稍多，但地处前线，尚难严加控制。所以秦军人力、物力、财力皆感不足，难于持久作战。李世民知薛举军粮不足，意在速战，故下令军中“深沟坚壁，以老其师”④。时世民患疾卧病军营，委军事于刘文静与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⑤刘文静、殷开山恐不出战为敌人所轻，竟陈兵于高坡西南，恃众轻敌而不设备。薛举以精锐轻骑从背后包抄掩袭，战于浅水原，唐军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元、李安远、刘弘基等被俘，薛举攻下高坡城，积唐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李世民引兵回长安，京师骚动，刘文静、殷开山皆被除名。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乘唐军新败，将帅并擒，京师骚动，拟进军直取长安。大军出发前，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位为秦帝后居于折坡城（今甘肃泾川东北）。唐再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出击薛仁杲。九月，唐军进临高坡，薛仁杲使宗罗元屡次挑战，李世民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策也。”乃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⑥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薛仁杲粮尽，部将梁胡郎等率部投降。李世民知秦军已将士离心，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扎营浅水原诱敌。秦将宗罗元，一直求战不得，见唐军出浅水原，大喜，全力进攻。梁实守险不出，人马断水数日，仍顽强抵抗。宗罗元急攻不下，士卒疲乏。李世民捕捉战机，复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结阵于浅水原南，威胁敌阵右翼。宗罗元并军酣战，庞玉几不能支，李世民亲率大军突然出现于浅水原北，出其不意，宗罗元忙引兵迎战，但阵势已乱。李世民率骁骑数十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秦军大溃，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率轻骑二千，驰追溃敌，有人说薛仁杲犹据坚城，不可轻进，他说破竹之势，绝不可失，否则溃兵入折坡城，薛仁杲抚而用之，就难于攻克了。遂追抵折坡城下。日暮，唐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夜半守城秦军纷纷下城降唐。薛仁杲计穷出降。唐军俘获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李世民凯旋长安，薛仁杲被斩于市。是役为唐统一战争中第一个大战役。历时近一年，它的胜利，解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的威胁，消灭了争夺关中的对手。

    败逐刘武周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开仓赈济饥民，驰檄降服境内属城，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三月，袭破楼娄烦郡（治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以隋宫人贿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报以战马，兵势益振，又攻陷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⑦，赐以粮头纛（dào道，又读dú毒，古军队大旗）⑧。刘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继而围克雁门（今山西代县）。宋金刚原为易州（今河北易县）农民军首领，有众万余，与魏刀儿相结。武德元年（618）窦建德打败魏刀儿，宋金刚率部救援，战败，率众四千投奔刘武周。得武周重用，委以军务，并纳武周之妹为妻，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⑨。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兵南下，兵锋甚盛，占领榆次（今属山西），包围并州（治所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为齐王李元吉击退。五月刘武周攻陷平遥（今属山西），六月，宋金刚率兵二万攻并州、刘武周攻陷介州（隋末以平遥、介休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介州，治介休，今属山西）。唐遣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刘武同，中伏兵，大败于雀鼠谷（在介休西南），姜宝谊、李仲文皆被俘，既而逃归。九月右仆射裴寂率兵攻宋金刚，大败于介休东南度索原，唐兵失亡略尽，裴寂逃回晋州（今山西临汾）。刘武周进逼并州，留镇太原的齐王李元吉身为并州总管，连夜携妻妾逃回长安，太原失守。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⑩宋金刚又拔晋州，陷龙门（今山西河津），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十月打下浍州（今山西翼城），军势锐盛，关中大震。裴寂无将帅之才，唯知驱赶民众入城堡焚去积蓄，民众惊扰，夏县（今属山西）民吕崇茂聚众响应刘武周。河东大部城镇，均落刘武周之手，唐仅保有晋西南一隅之地，李渊忙颁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世民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发关中丢增益世民所部，使击刘武周，李渊亲自为之送行。

    武德二年（619）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乘坚冰东渡安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屯驻浍州的宋金刚军主力对垒相持。时河东州县，为宋金刚掳掠一空，民情慌乱，无从征敛，军粮不足。世民一反裴寂所为，晓喻民众，安抚人心，号召复业，民众莫不归附，然后收其余粮，以充军食。

    当时形势是刘武周军起于代北边防要地，“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战斗力强，又乘战胜余威，士气旺盛。加之得突厥支持，军锋锐盛。晋阳府库充实，刘武周占据晋阳掌握着充足的仓粮库绢。但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难得人民拥护，深入河东，就地筹粮异常困难，大部军粮皆远自晋阳输运，山重峰险粮道极不安全。唐军在屡败之余，士气低沉。但唐王朝除拥有关中、巴蜀，又得陇右、河西，后方更为巩固。人力、物力、财力优于刘武周，而柏壁距关中不过百里之遥，粮运极其安全，特别是李渊晋阳起兵后，在河东比较注意军纪，此番交战在河东就地征粮比较容易。

    十二月唐将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和唐俭攻夏县，宋金刚遣尉迟敬德合吕崇茂大破唐军，李孝基等四将俱没。尉迟敬德将还浍州，李世民遣殷开山、秦叔宝邀击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破之斩首二千余。尉迟敬德复引骑兵援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旧隋将王行本，李世民自将步骑三千夜趋安邑（今属山西），敬德仅以身免，世民复归柏壁。诸将皆请同宋金刚决战，世民说：“金刚悬军千里，深人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刘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强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坚持“坚壁挫锐”之计。

    所谓汾、隰，“汾”即汾州、浩州，隋之西河郡，治所在隰城（今山西汾阳）；“隰”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刘武周大军南下后，晋州以北城镇只浩州仍在唐军之手，而浩州控晋阳至晋西南交通要冲，对刘武周军运粮线威胁极大。李世民遣刘弘基、张纶进逼西河，牵制进攻浩州的敌军。武德三年（620）三月，刘武周攻浩州，被李仲文击败，俘斩数千；张纶又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宋金刚部深人晋西南，僵持五月余，始终不得与唐军主力决战，士气逐渐下落。浩州唐军又渡过汾水，消灭刘武周的护运部队，占领平遥，介休之间的张难堡（今张兰镇），汾水东侧的运粮线又被切断。四月宋金刚被迫北撤。

    李世民见敌军北撤，战机已至，立即率军尾追不舍。至吕州（即霍邑今山西霍县），大破敌军寻相部，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数十回合。至高壁岭，士卒饥疲，都将谏请驻兵以待军粮与后继部队，然后继进。李世民说：“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豫策马而进，将士虽一昼夜未得进食，但亦不复言饥，继续前进。至雀鼠谷，追及宋金刚，“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继引兵追至介休，宋金刚尚有兵两万，在城西布阵，南北亘七里，欲背城决死一战。李世民命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攻其北翼，翟长孙、秦武通攻其南翼。两翼唐军出战不利，李世民自率精骑三千冲其阵后，大败宋金刚，斩首三千余，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与浩州唐守军会师。尉迟敬德以介休降唐，李世民大喜，重用之为杏一府统军。刘武周闻宋金刚全军溃败，大惧，弃并州率五百骑北奔突厥，宋金刚收其余众拟再战，但已众莫肯从，指挥失灵，亦率百余骑进入突厥。李世民入晋阳，刘武周所占唐河东州县，全部收复，并进据代北一带。时“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陴乐》之风”，以颂扬秦王功业，后此曲编入唐乐府。时李世民年仅二十四。刘武周之翦灭，为唐挺进中原统一全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为统一战争中之重大事件。未几刘武周、宋金刚分别欲逃回其起兵处马邑与上谷，皆为突厥所杀。

    迫降王世充王世充原为隋江都郡丞，因镇压起义有功，顿得炀帝宠任，升为江都通守。大业十三年（617），受命率江淮劲旅与各路兵马同赴东都，共讨李密。炀帝诏诸将皆受涿郡留守薛世雄节度。九月诸军会于东都，薛世雄已为窦建德击溃，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东都守军屡遭瓦岗军重创，不敢复出。大业十四年亦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炀帝凶讯至东都，留守官奉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元皇秦。以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卢楚为内史令与皇甫无逸等七人，共掌朝政，时人号为“七贵”。王世充受封为郑国公。宇文化及拥兵北上，六月，李密向东都乞降，皇秦帝令李密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王世充不满以朝廷官爵与李密，由是与元文都、卢楚有隙，七月李密大败宇文化及，东都皆喜，独王世充激其部下反对李密，元文都与卢楚等谋诛之。王世充勒兵攻人宫城，杀元文都、卢楚等，被任命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掌掺尔都政权。李密将入朝，闻元文都等已死，乃止。九月，王世充乘李密与宇文化及大战后劲卒良马多死，出兵击败李密，得李密将卒十余万。皇秦帝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皆入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寂然。武德二年（619）三月，又受命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四月王世充逼皇秦帝禅位于郑，入宫即皇帝位，国号郑，改元开明。

    李密降唐后，唐以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部出关招抚李密旧部。时徐世勋据李密旧境，在魏征劝说下应命归唐，开仓运粮供李神通军。唐以徐世勋为黎州总管，赐姓李氏。唐在关东声势渐震。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攻克黎阳，俘李神通、魏征，徐世勋亦降。王世充乘机夺取了唐在河南的一部份土地。唐军主力正与刘武周决战，无力东援，关东之地全部丧失。

    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平刘武周后回到长安。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统诸军东击王世充。时黄河流域形成唐、郑（王世充）、夏（窦建德）三方鼎峙之局面。唐欲统一全国，必先统一北方，郑、夏是其必须解决的两大势力。王世充据守坚城，洛阳防卫严密，一时难以攻破。但他原为炀帝亲信，镇压农民起义起家，郑政权直接继承隋政权，因而其统治集团不得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郑政权统治内部，矛盾颇深，一部分关陇军事贵族一直倾向于唐。投降过来的李密旧将，如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先后降唐。郑政权控制的州县亦不巩固，一旦看到唐朝占有优势，大部会倒向唐方。王世充的主力由江淮排手组成，善于防守，不善于进攻，而东郡距新安（今属河南）前线，不过百里之遥，全部暴露在唐军面前。唐朝方面在消灭薛仁杲和刘武周之后，关中更加巩固，后方地区扩大，后顾无忧，可大力翦除关东群雄，军事上完全转入主动的局面。武德三年（620）七月，又在关中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把军事和生产结合起来，有利于前方兵员的补充和粮秣的供应。而唐在屡胜之后，士气较高。唐、郑相较，唐军居于优势地位。

    七月，李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选所属诸州镇骁迤勇集中洛阳，分遣其兄弟子侄防守洛阳五城，及洛阳外围的襄阳（治今河南叶县南）、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怀州（今河南泌阳）等要地，自己统率步骑三万，以抗唐军。李世民亲率大军进行攻坚战。唐军围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率兵三万救之。李世民率轻骑与之猝遇被围，苦战退敌，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次日唐军五万攻克慈涧，王世充逃回洛阳。李世民部署兵力围攻洛阳，自率大军屯驻洛阳以北北邙山，连营以逼洛阳，遣史万定自宜阳（今河南定阳西）南据龙门（在洛阳南），遣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怀州今河南泌阳），遣王君廓自洛口（洛水人黄河之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有洛口仓）切断王世充粮道，遣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攻回洛城（洛阳故城北七里）。八月在洛阳西宛青城宫隔水对话中，王世充对李世民说：“唐帝关中，郑帝河南”，“相与息兵讲好，不来亦善乎！”世民使宇文士及答曰：“奉诏取东部，不令讲好也。”八九两月中黄君汉克回洛城，降其堡聚二十余；刘德威人怀州外郭，下其堡聚；史万宝进军甘棠宫（即显仁官在今河南宜阳附近）；王君廓循地东至管城（今河南郑州），郑属河南郡县相继降唐。至武德四年（621）二月，唐军已据管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亦降唐；王世充太子王玄应率兵数千自虎牢运粮入洛阳，被唐军消灭，玄应仅以身免，既而唐军攻克虎牢；王世充侄王秦弃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遁走，部将以城降；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保据洛口的单雄信亦遁去，洛阳外围据点多入唐军之手。于是李世民移军洛阳西宛之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率大军两万出战。李世民先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击之，然后自行骑兵南下，与步兵配合力战。为探明敌阵厚薄，李世民率精骑数十冲入敌阵，直穿其背，所向披靡，杀伤甚众，其战马中流矢倒毙，从者以己之坐骑授之，终于冲出敌阵。激战自晨至午，郑军始退，世民纵兵追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洛阳宫城。王世充虽婴城自守，不敢复出，但洛阳城守御极严，“大石包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李世民昼夜围攻，旬余不克。唐将士疲弊请求班师，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于是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三月，洛阳于久围之后，城中缺粮，绢一匹只换粟三斤，布十匹换盐一升，百姓吃草根树叶皆尽，竞相澄取浮泥拌米屑作饼食之，人人皆病，死者相枕于道。瓦岗军攻人东都外郭时，居民迁入宫城三万家，至是减至三千家攻克洛阳已指日可待。正当此关键时刻，窦建德军十余万，西救洛阳陷管州荥阳（今属河南），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沿河西上，抵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之东原。形成对围城唐军阵后的严重威胁。

    初郑夏二国交恶，不通信使，至唐军逼洛阳，王世充遣使求救于窦建德。夏中书侍郎刘彬建议说：“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即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窦建德采纳其建议，致书李世民，请退军潼关，返还郑国土地，复修前好。世民不答，至是见洛阳危急，乃出兵。世民集将佐议对策，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认为：唐兵已疲弊，王世充据守坚城，难于立克，窦建德乘胜而来，不易抵挡，与其腹背受敌，不如退保新安，再图后举。郭孝恪、薛收等认为：王世充据东都府库，拥江淮精兵，唯缺粮草，故困守待毙。如坐视郑夏合兵，运河北之粟供应洛阳，必将使战争延续统一无期。宜继续围困洛阳，分兵东据成皋，以拒窦建德，夏兵一破，洛阳可不攻自下。李世民当机立断，采纳郭孝恪等人的主张，命齐王李元吉领兵围守东都，自率精兵三千五百人，驰赴虎牢关，扼止窦建德西进。

    时双方形势：窦建德政治清明，深得河北人民爱戴，后方巩固，粮运亦较便利。但河北、山东农民不习鞍马，骑兵不及唐军精锐。唐军有洛阳的后顾之忧，对夏作战，利于速决，不利于持久。李世民抵虎牢次日即率精骑五百，出虎牢东二十余里，侦察敌营，沿途布留伏兵，最后只余四骑，直抵距夏军营三里处，引夏军五六千骑追入伏中，伏兵奋击，重创夏军，俘其骁将殷秋、石瓒等，斩首三百余。双方相持一月，建德数战不利，唐军又抄其粮运，俘其大将军张青特。其部下凌敬建议：大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越过太行山，乘虚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在（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晋（晋州治今山西临汾），趋蒲津（在今山西永洛蒲州境）。既可避实击虚拓河东之地，可震骇关中，解洛阳之围。窦建德以郑亡在旦夕，舍之而去是畏敌弃信，一心与唐决战。李世民侦知“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五月一日李世民北渡黄河，军看形势，留马千余匹，诱建德主动出战。次晨建德果全军出动，陈兵汜水，南北二十里，鼓行而进。李世民见夏军喧嚣而来，无严格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敌之心，乃按兵不出，待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夏军布阵，自清晨至中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迟疑欲退。时唐军牧于河北的群马已调回，李世民乃下令出击，自率轻骑当先，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逼夏阵。建德群臣正进行朝谒，唐骑突然出现，建德急召骑兵拒之。骑兵阻于朝臣不得过，建德令朝臣退去，进退之间，唐兵已至。世民率骑兵所向披靡，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率程知节、秦叔宝等，卷旗突人敌阵，出其阵后，张出旗帜，建德将士见阵后唐旗飘扬慌乱大溃。追奔三十里，阵亡三千余，建德坠马被俘，壮士皆溃去，所俘五万人，世民即日遣散史还乡里。

    虎牢战后，世民回师攻洛阳，囚窦建德等至城下。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以为所恃者唯有夏王，夏王一败，虽突出重围终必无成。王世充遂率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以洛阳降。

    是役自武德三年（620）七月开始至武德四年（621）五日结束，历时十月，是唐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唐军一举镇压窦建德，削平王世充，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

    俘斩刘黑闼刘黑闼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少时与窦建德为友，隋末参加起义，从郝孝德加入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为王世充所俘，世充任为骑将，使其守新乡（今属河南）。李世随攻新乡，俘黑闼献于窦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

    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失败被俘，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地率数百骑退至洛州（今河北永年），余众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继续抗唐。独齐善行以为不可，他说以夏王之英武，士马之精强，一朝被擒，易如反掌，今丧败如此，不若请降于唐，欲得缯帛者，当散府库之物，不得扰民。于是运府库存帛数十万段，散发给将卒。凡三昼夜始尽。然后与右仆射裴矩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玺并所得珍宝降乎唐，建德之地悉平。七月，李世民至长安，斩窦建德于市。唐官吏严厉惩处建德旧部，“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适逢李渊下令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赴长安，“范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时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为此同赴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欲推他为首，刘雅说：“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时刘黑闼隐居漳南，以种霁为业，范愿等往告其谋，推之为王。黑闼杀耕牛同饮定计，聚众得百余人，七月起兵袭据漳南县城。

    古代人物唐置山东行台于洛州，以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统兵镇压刘黑闼。九月李神通率兵五万与刘黑闼战于饶阳（今属河北）城南，唐军大败，士马军资失之三分之二，黑闼兵势大振。十一月刘黑闼陷定州（今河北定县），俘定州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欲用为大将，玄通引刀自刺，破腹而死。十二月，黑闼率兵数万，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西），黎州总管李世勣弃城走保沼州（今河北永年东南），黑闼追击，杀步卒五千人，世勣仅以身免，黑闼入洛州。另外先后杀屯卫将军王行敏、魏州总管潘道毅，败右武卫将军张士贵、左武卫将军秦武通。先后陷俞县、历亭、瀛州、观州、冀州、相州、黎州、卫州、邢州、赵州。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之，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武德五年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洛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窦建德时文武百官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仍建德之旧，而攻战勇决则过之。又遣使北连突厥，屡败唐军。刘黑闼起兵后，已归附唐朝的徐圆朗亦据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响应，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等八州皆应之。河北、中原形势为之突变。

    武德四年（621）十二月，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大军东击刘黑闼。武德五年春正月李世民复取相州（今河南安阳），进军肥乡（今属河北），列营于沼水（即沼河，在今河北南部）之上，唐幽州总管李艺率兵数万南下配合，在鼓城（今河北晋县）大败黑闼兵，俘斩八千人。洛水（城在今河北曲周南）降唐，李艺取定、栾、廉、赵四州与李世民会合。二月刘黑闼陷沼水城，唐名将罗士信战死，李世民再拔沼水城。三月李世民、李艺屯兵沼水南北与刘黑闼兵对峙，黑闼屡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断其粮道。时黑闼自冀、贝、沧、瀛等州水陆运粮，舟车俱进，遭唐将程名振邀击，“尽毁其舟车”。双方相持于沼水一带凡六十余日，世民估计黑闼粮食用尽，必来决战，于是使人筑堰挡水于沼水上流，嘱以待下流战起即决堰放水。黑闼果率步骑二万南渡沼水，逼唐营布阵。世民自率数骑击败其骑兵，乘胜践踏其步兵，黑闼率众进行殊死战，自中午至黄昏，势渐不支，遂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余众不知，仍在拼死格斗，时上流决堰，沼水猛涨，深丈余，黑闼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河北悉平。世民引兵攻徐圆朗，下十余城。七月，班师，使淮安王李神通等继攻徐圆朗。

    刘黑闼奔突厥后于当年六月引突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聚兵响应。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率总管以讨之。九月，黑闼陷瀛州（今河北河间）。十月诏齐王李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淮阳王李道玄率兵三万攻刘黑闼于下博（今河北深县南），大败，为黑闼所杀，李世民为之流涕。李道玄之败，山东震骇，沼州总管庐江王李援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刘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进据洛州。李元吉畏避黑闼，不敢进军。

    十一月诏太子李建成率军讨刘黑闼，魏征对太子李建成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建成采纳其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人心，安定社会。农民在近二十年战争之后，希望恢复生产，过安定生活。黑闼失去群众支持，军中食尽，众多逃亡，在与唐军交战中大败，与数万骑亡去，武德六年（623）正月被俘，牺牲。山东悉平。二月徐圆朗山穷水尽，与数骑弃兖州出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注释

    ①②《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⑥《旧唐书》五五《薛举传附薛仁果传》。

    ⑦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载：“‘定杨’、‘平杨’，皆取平定杨氏（隋帝）之义。”

    ⑧旧史称突厥本狼种，牙门建狼头纛以示不忘本。

    ⑨《旧唐书》五五《刘武周传》。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册府元龟》四五《帝王部·谋略》。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唐］刘悚《隋唐嘉话》18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以九种礼物，即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上加朱漆）、纳陛（一说纳，内也，谓凿殿基为陛，不使露也，一说纳陛者致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虏贲百人、铁钺（同斧钺）、弓矢、柜鬯（jùchǎn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参阅《资治通鉴》1148页。王莽篡汉之前先加九赐。嗣后禅位者多效为之。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

    宝城（即皇城）、南城（在皇城之南）、东城（在皇城之东）、含嘉城（即含嘉仓城，在皇城东北）、曜仪城（在皇城与宫城北）。参阅《资治通鉴》5886页。余扶危、贺官保：《隋唐东都合嘉仓》1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旧唐书》八三《程名振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唐灭东突厥

    隋文帝曾击败东突厥，使突厥归附隋朝，隋与启民可汗关系极为密切。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死，炀帝立其子咄吉为始毕可汗。隋末东突厥再度强大起来，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裴矩诱杀始毕可汗宠臣史蜀胡悉，始毕由是不朝。大业十一年（615）八月，始毕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自是屡寇北边。时隋朝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封建割据势力乘机各霸一方，始毕支持北方各分裂割据势力，扩大内地分裂局面，借以坐收渔利。正如《通典》所说：“隋末乱离……（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①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南下，为解除后顾之忧，并取得突厥兵马的资助，也一度称臣于突厥。李渊卑辞厚礼致书始毕可汗，并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双方约定：“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②大业十三年（617）八月，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马二千匹来助李渊。唐高祖即位后，“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③。武德二年（619）始毕可汗卒，因其子什钵蕊年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突厥遣使告丧，高祖为始毕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并遣使吊处罗可汗，送丧礼帛三万段。处罗可汗遣二千骑助李世民攻刘武周，刘武周既败，武德三年（620）六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④。处罗迎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立政道为隋王，并欲取并州（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居之。将出师，是年十一月处罗死。隋义成公主以其子丑弱，废之，更立启民可汗弟三子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又纳义成公主为妻。以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按始毕父启民可汗染于本号突利可汗，什钵蓥又称突利可汗，盖袭其祖先号）。颉利遣使告丧，高祖为之罢朝一日，遣百官就馆吊其使者。

    颉利可汗承父兄之业，兵马强盛，气凌唐室，妻隋义成公主，请为隋室复仇，以报隋文帝厚遇启民之德。颉利颇以为然。虽唐高祖以中原初定，国力不足，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继而就不断攻扰。自武德四年（621）至武德九年（626）几年中，突厥贵族发兵侵扰中原地区不下五十次。如武德四年四月，颉利扰雁门（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山上），为李大恩击退。八月扰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王孝基拒之，全军覆没，总管李大恩据城自守，月余始退。武德五年四月颉利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代州总管李大恩于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大恩粮尽突围，部众溃散而死。八月，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扰并州（治所在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又遣兵扰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命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秦王李世民率兵出泰州（时治龙门今山西河津）道以御之。唐高祖与群臣议对突厥和与战孰利，有主张言和者，有主张战而后和，方可恩威兼著者，唐高祖取后者。是月破突厥于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斩首五千级，又遣使见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引兵还。武德六年七月，以突厥屡扰边，遣太子建成率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初，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以突厥屡为边患，请于太原置屯田以充军粮，岁收谷数千斛。十一月，秦王世民于并州境增置屯田。是岁，唐统一战争结束，颉利不欲中原地区出现统一强大的唐王朝，武德七年侵扰更为频繁。或劝高祖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⑤高祖、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以为然，遣宇文化及赴樊（今湖北襄阳北）、邓（今河南邓县）一带寻找建都之地。肖璃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李世民谏日：“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⑥迁都之议乃止。

    武德七年（624）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侵，连营南下，京师戒严，秦王世民引兵拒之，屯兵于豳州（治今陕西彬县）⑦。颉利率万余骑突至城西，居高布阵，将士震骇。世民率百骑，驰奔敌阵，指责颉利背约入扰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以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胜负。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个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惟百骑相御尔。”⑧颉利恐秦王以百骑挑战，而伏大军合围以击之，不敢应战。世民又遣骑告突利说：“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元香火之情⑨也！”⑩颉利狐疑，闻香火之言“阴猜突利”与秦王有约，叔侄离心。世民一面遣使见突利晓以利害，继纵反问之计；一面乘积雨不晴，突厥弓矢“筋胶俱解”，雨夜出师。突厥大惊，颉利欲战，突利以为不可，乃请和亲，引兵退去。突利请与世民结为兄弟，盟誓而去。

    武德八年（625）议大举击突厥。先是唐高祖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起改用诏敕。八月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战败，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所执，囚于阴山。

    古代植物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乘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与突利合兵十余万骑扰泾州（今甘肃泾州县北），进至武功（今属陕西），京城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败突厥于泾阳（今属陕西），斩首千余级，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得突厥主力仍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之北。颉利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一面遣使入长安以观虚实，声称二可汗率兵百万抵达渭水北岸。唐太宗一面囚押突厥使臣，一面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达渭水南岸，隔水责颉利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列队而拜。继而诸军皆至，旗甲蔽野，太宗挥诸军布阵，独留与颉利对话。太宗深知突厥君臣志在金帛，若厚加赐与，理当自退，待其志满意骄，不复设备，再一举而灭之。颉利在唐太宗“啖以金帛”的情况下，又见使臣一去不返，唐太宗轻骑独出，成竹在胸，唐军军容严整，意在必战，而自己悬军深入，归路难以确保，于是请和。隔日，太宗至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渭水便桥之上。突厥始退。

    突厥退兵后，唐太宗日率诸卫将卒数百人在显德殿庭教习射术，射术优良者赏赐弓、刀、帛以加强军事训练。同时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做好与突厥最后决战的准备。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令烦苛，国人不悦，又信任诸胡，疏远突厥，适遇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人民陷于冻馁之中。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叛。贞观二年（628）突利分管之奚、营等数十部，因征税无度，多叛突厥归附唐朝。颉利责突利失众，遣其北征薛延陀，又战败丧师，颉利怒，拘之十余日并加责挞，突利愤怒。颉利征兵于突利，突利拒之，表请归附唐朝。同年，唐太宗遣使问道册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入贡。至此突厥势力大衰，上层分崩离析，下层民饥畜瘦，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变。代州（沦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六可取：“颉利纵欲肆凶……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欲谷丧师（欲谷设为薛延陀、回纥等击败），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北方霜旱，廪粮乏绝，可取四也。颉利疏突厥，亲诸胡……可取五也。华人在北，……一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反攻东突厥的条件成熟了。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与李道宗（大同道）、卫孝节（恒安道）等分道大举出击东突厥，计六总管兵力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一时捷报频传，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突利可汗人朝，突厥郁射设率部降唐。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由马邑（今山西朔县）突抵恶阳岭（在定襄南）。驻扎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颉利可汗不意唐军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军心惶恐，一日数惊。李靖乘机夜袭定襄，大破突厥，夺取定襄，俘获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颉利狼狈逃循。捷报传来，太宗大喜，称赞李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撤军往碛口，途经自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李世勣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设伏，大败突厥，其酋长率部落五万投降。颉利逃于铁山（在阴山北），余众尚数万，遣使谢罪请和，愿举国内附，身自入朝。颉利卑辞求和，实乃缓兵之计，欲俟草青马肥，逃往漠北，伺机反扑。唐太宗遣唐俭等前往慰抚。二月李靖、李世勣已会师白道，皆以为如颉利逃往漠北，则鞭长莫及，必为后患，乘双方言和颉利放松戒备，攻其不备，可不战而擒。于是李靖选精骑一万，携二十日粮，自白道出发，李世勣继其后。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李靖督兵疾进。颉利见唐使，大喜，果放松戒备。李靖使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先锋，乘雾进至去牙帐七里，突厥始发觉，颉利惊遁，部众溃败。李靖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颉利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颉利率万余人欲退往漠北，李世勣早已屯兵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切断退路，其大酋长等率众降，世勋俘五万余口而还。自阴山至大漠尽为唐有。三月，颉利西逃，往依沙钵罗设，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突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沙钵罗设举众降唐，漠南之地遂空。东突厥既亡，唐朝声威远播，薛延陀、回纥、仆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自是太宗赐西北的属国或部族首领下诏书时，也乐意同时使用皇帝和天可汗的名义。

    东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余众约十万口降附唐朝。其一，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其二以魏征为代表，主张对突厥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其三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准（按照）汉建武，（光武帝年号25—26）时，置降匈奴于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唐太宗用温彦博策，将突厥降众按其原来部落分别安置于塞内，置于唐王朝直接管辖之下。在东起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西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区，分突利原统辖区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原统辖区置北开、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六州，分为左右二部，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率部落还蕃。并以阿史那恩摩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并陆续任命史大奈、阿史那苏尼央、史善应、康苏等分别为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州都督。“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

    东突厥前汗国后期可汗世系表

    ①启民可汗（汗干）

    妻隋安义、义成公主

    ②始毕可汗（咄吉世）——突利可汗（体钵苾）

    仍妻隋义成公主

    ③处罗可汗（先为俟利弗设）——阿那社尔

    ④颉利可汗（咄苾）

    隋义成公主

    苏尼失——阿史那忠

    ⑤思摩

    岑仲勉《隋唐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之子弟阴结部落四十人，夜袭御营。帝乃决定还其部落于河北，立颉利族人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率众凌河。

    注释

    ①《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⑤⑥《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⑦有的书上谓豳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实则治今甘肃宁县的豳州唐初已改为宁州。这里的豳州为西魏废帝三年改南豳州置。治所在白土（今陕西彬县西南，隋初移今彬县），隋太业二年并入宁州。唐武德元年复置。

    ⑧《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⑨指焚香盟誓，结为兄弟的情谊。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新唐书·张公谨传》。

    《旧唐书》《突厥传》及两《唐书》《李勣传》，均作“通漠道”，而《通典》及《资治通鉴》误作“通汉道”，今从前者。

    牵靖（571—649），唐初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熟兵法，为其舅隋朝大将韩擒虎所称道。擒虎“每扬论兵，未尝不称善”，常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隋末任马邑郡丞，后归唐属秦王麾下，屡立战功。高祖时任行军总管率军从李孝恭平萧铣，取得岭南地区，任岭南道抚慰大使，参与镇压辅公柘起义军。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公兵法》。

    《新唐书·李靖传》。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唐灭薛延陀

    隋末唐初，北方强大民族除突厥外，当推铁勒。突厥盛时，铁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霄等十五部，散居漠北，诸部中以薛延陀为最强。故薛延陀为“铁勒之别部”①，其可汗姓壹利咄氏②。西突厥方强，薛延陀和铁勒诸部皆臣属之，回纥等六部东属始毕可汗。西突厥势衰，薛延陀酋长夷男率部落七唐太宗像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等相继叛之，大破其欲谷设率领的十万骑兵。贞观二年（628），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夷男为可汗。唐太宗采远交近攻之策，联络薛延陀孤立东突厥，遣使间道持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遣使入贡，建牙于郁督军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的东支，或作于都开山、乌德鞋山）下，疆域“东至棘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霄诸部皆属焉”③。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薛延陀乘“朔塞空虚”，尽据“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④，取代突厥，成为唐朝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唐在北方改为利用突厥降众以抵御薛延陀的策略。

    唐太宗恐薛延陀强盛难制，利用夷男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芯分主南北二部的机会，于贞观十二年（638）遣使册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贞观十三年（639）诏以右武侯大将军、北开州都督⑤怀化郡王李恩摩（即统颉利旧众的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菇可汗，使其率安置诸州之突厥北渡黄河，还其旧部，以便世作藩屏，长保边塞。事虽与突利弟结社率阴结旧部夜犯行宫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为让突厥北迁以抵御薛延陀的进扰。突厥畏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使薛延陀玺书说：“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⑥突厥始渡黄河，建牙于河北，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夷男对此深感不悦，唐朝同薛延陀开始不和。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巡幸洛阳，准备东封泰山。薛延陀真珠可汗估计天子封泰山，士马从行，边境必将空虚，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棘辐、看诸部兵二十万，南渡大漠进攻突厥，屯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突厥俟利苾可汗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今山西朔县），遣使告急。十一月唐太宗命李世勣、张俭、李大亮、张世贵、李袭誉等发兵十余万，东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西至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五道出兵反击薛延陀。薛延陀越过大漠，行军数千里，人马疲困，突厥又烧割秋草，致使马啃林木枝皮略尽。十二月，大度设率三万骑逼长城，李世勣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而北走。李世勣选部下骑兵及突厥精骑六千，追过白道川，至诺真水，双方展开激战。薛延陀万矢齐发，唐战马多死，世勣命士卒下马冲敌阵，薛延陀兵溃，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率残部奔漠北，正值大雪，薛延陀人畜冻死者十之八九。

    贞观十六年（642），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谢罪、请婚、献马。唐太宗以为，遂其请求，结以婚姻，足可安静三十年，表示：“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许以新兴公主妻之。贞观十七年，真珠可汗遣使纳币（缔婚之后男家送聘礼给女家），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太宗征真珠可汗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亲迎，并将亲赴灵州与其相会。发使三道接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素无库厩，真珠可汗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往返万里，途经沙漠，死亡将半，失期不至。太宗乘机与其绝婚，停赴灵州，追还三使。褚遂良等群臣力谏不可失信其戎狄，致屯边患。太宗则认为：今我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献马请婚，实欲假朝廷之声威，以镇服同罗、仆骨等十余部。诸都不敢反抗，亦因其为朝廷所立，今若以女妻之，彼将自恃大国之婿，诸部谁敢不服，助其强大，反而易成边患。今绝其婚，诸部知我弃之，必将起而攻之⑦。

    贞观十八年（644），薛延陀数攻突厥，俟利苾不善抚御其众，突厥人皆弃俟利芯南渡黄河，请求安置于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之间，太宗许之。俟利苾既失群众，遂轻骑入朝，太宗以之为右武卫将军。

    真珠可汗曾请求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铁勒其他诸部；以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本部。太宗许之以分其势。贞观十九年（645），真珠可汗死，二子不和，拔灼杀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多弥可汗乘太宗亲征高丽，一引兵十万攻河南，唐军诱其深入，至夏州境，大破之，追奔六百余里而还。多弥复发兵攻夏州，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唐军再败薛延陀，“虏其众数万”⑧，多弥可汗轻骑遁走，部内骚然，国中震恐。多弥对部下猜忌无恩，国人不附；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六月，太宗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茎何力、薛万彻及张俭等率部分道并进，大举进攻薛延陀。薛延陀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遁走，为回纥所杀。诸酋长互相攻击，争遣使降唐。薛延陀余众犹存七万余口，西归故地，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未几去可汗号，遣使奉表于唐，请居郁督军山之北。太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集，又恐其终为漠北之患，又遣李世宗与铁勒诸部共图之。李世勣至郁都军山，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咄摩支降唐，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至此宣告最后灭亡。

    李道宗、薛万彻分别遣使招谕铁勒诸部，太宗亦亲往灵州，行抵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铁勒十一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各遣使入贡，并请于各部置官以统辖之。九月，太宗至灵州，铁勒各部俟斤遣使至灵州者数千人，皆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太宗诗序其事日：“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⑨并勒石于灵州。至是“北荒悉平”⑩。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灵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瑟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蹄林州，白霫为真颜州，是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⑩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太宗皆许之。至此北方各族同唐朝的关系大为缓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四月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府、皋兰等七州。接着下令访求隋末以来，为戎狄所虏掠的边民，遣使赎还本籍。室韦、乌罗护、棘鞨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高宗永徽元年（650）所置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更名云中都护。以大漠为界，漠北州府皆隶于瀚海都护府，漠南皆隶云中都护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八月，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注释

    ①《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②《册府元龟》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③《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④《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

    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考异日：“《旧传》云为化州都督，按化州为突利故地，安得云统颉利部落也。”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⑦《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⑧《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通典》作“二千余人”。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

    ⑩《旧唐书》三《太宗纪》。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吐谷浑附唐

    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徒河之寿山（在今辽宁义县东北），西晋末（公元四世纪初），其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至其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先后属宋、齐、北魏；北周时其王慕容夸吕始称可汗，建都于伏俟城（故址在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有地方数千里”。隋文帝时，吐谷浑可汗世伏遣使奉表称藩，文帝以光化公主妻之。隋炀帝将通西域，因吐谷浑阻遏商路，出兵大破之。其可汗伏允率数千骑投奔党项，吐谷浑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末，伏允乘隋朝举国混乱，尽复其故地。

    唐初，高祖遣李安远“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①。伏允子慕容顺曾为质于隋，高祖应伏允之请遣其归国。东突厥灭亡后，吐谷浑渐趋强大，成唐朝西南境一大势力。时伏允年迈，由天柱王用事，“数入塞侵盗”，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交通，并成为唐进攻西突厥的主要障碍。贞观八年（634），伏允扣押唐使赵德楷，太宗频繁遣使宣谕，不下十余次，仍无所动，六月，遣段志玄、樊兴等为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兵击吐谷浑。十月间大破之。追奔八百余里，直抵去青海湖三十余里处，吐谷浑仓皇驱青海牧马而遁。接着，唐亚将李君羡败吐谷浑军于青海湖南悬水镇，虏羊马二万头而还。同年十二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诸军及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九年（635）闰四月，李道宗败吐谷浑精骑于库山，伏允轻兵逃入沙漠以避唐军，为阻追兵，沿途悉烧野草。诸将以为途无野草，马已疲瘦，不可深入，不如撤军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待马肥再图进取。侯君集说：吐谷浑于库山“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侦察、候望）亦绝，看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②。李靖从其议。军分两道，分进合击，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侯君集与李道宗由南道。

    侯君集南路军于无人之境行军二千余里，气候恶劣，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咬冰，马吃雪③，艰苦备尝。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一战破其主力，俘其名王。继越星宿川至柏海后始与李靖军合。

    李靖北路军，先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获大批杂畜，用作军食；再败之于牛心堆；三败之于赤水源。五月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被困重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战，从骑死者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命契茎何力率数百骑救援，竭力奋击，反败为胜，敌披靡遁去。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俘其名王二十人。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直抵吐谷浑西境。伏允西走突伦川，将奔于阗。契芯何力选精骑千余，直趋突伦川，薛万均引兵从之，果敢追袭，沙漠无水，将士刺马血而饮。终于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逃遁，俘其妻子。伏允率千余骑逃沙漠中，十余日，众叛亲离，为左右所杀。其嫡子慕容顺本隋朝之甥，为质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别子为太子。及慕容顺为唐高祖遣送归国，意不平而郁郁不乐，至李靖灭伏允，其国人皆怨天柱王，慕容顺顺应众心，斩天柱王，举国降唐，国人立顺为可汗。李靖奏吐谷浑已平，太宗诏复其国，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趟故吕乌甘豆可汗。又虑其不能悉服众心稳定局势，乃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由于慕容顺曾久质于隋，国人不附，为其部下所杀。幼子诺曷钵立，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侯君集等率兵援之。贞观十年（636），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贞观十三年（639）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注释

    ①《旧唐书·李安远传》。

    ②③《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九年。

    唐灭西突厥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西突厥处罗可汗降隋入朝，国人立其叔父（达头可汗之孙）号射匮可汗。射匮开拓疆土，东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至西海（今里海）。射匮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厨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入贡。武德八年（625），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高祖许之，因颉利可汗作梗，未果。贞观二年（628），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立统叶护之子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可汗相攻不已，皆遣使来唐求援，太宗拒绝他们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皆叛之。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被推为大可汗，西突厥暂时统一。贞观六年（632），肆叶护诛杀有功酋长，诸部起而攻之，肆叶护逃康居而死。国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要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太宗遣使立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给旗鼓，以示支援。贞观八年（634）咄陆可汗死，弟沙钵罗咥（dié）利失可汗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赐箭一枝，又号为十箭。再分十箭为左右厢，每厢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咥利失失众心，为其部下击败，西部另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与咥利庆大战，杀伤甚众，自是西突厥分裂，伊列水（今伊犁河）以西属乙毗咄陆，以东属呸利失。咥利失死，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可、穆、康等国皆附之。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终骨、火藜、触木昆等皆附于乙毗咄陆。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太宗立之为西突厥可汗，并赐旗鼓，未几，为乙毗咄陆擒杀，部众亦为其所并。贞观十六年（624），乙毗咄陆自恃强大，拘留唐使，侵暴西域，攻扰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为郭孝恪所败，又败其处月、处密二部。弩失毕诸部遣使来唐，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太宗遣使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礼遣过去拘留之唐使，贞观二十年（646）遣使入贡并请婚。太宗许之，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多聘礼，事未果。乙毗咄陆西奔吐火罗，遭乙毗射匮追击，部落亡散，其所立叶护阿史那贺鲁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率其余众数千帐降唐，安置于庭州（治金满，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莫贺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拜左骁卫将军，立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旗鼓，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并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古代皇帝高宗永徽二年（651），贺鲁羽翼渐丰，闻唐太宗死，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合并其部众，建牙于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布），自号沙钵罗可汗，五咄陆部、五弩失毕部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入寇庭州，杀掠数千人。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发府兵三万及回纥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永徽四年（653），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与沙钵罗不和，与五弩失毕其击沙钵罗，斩首千余级。显庆元年（656）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击西突厥，先败歌逻禄、处月二部，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拨突骑施、处木昆等部斩首三万级。十二月，程知节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骑兵二万，鼠尼施等部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击二十里，杀获千五百，获马及器械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其功，矫称得诏旨，因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收军不许深入。苏定方请囚王文度，飞表奏闻，程知节不从，遂班师。王文度以矫诏罪除名，程知节追敌不力免官。显庆二年（657）高宗发大军攻沙钵罗，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等兵自金山进军为北路，以降唐的西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进军，从南路招集旧众，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北路军至金山北，先击破处木昆部，降其万余帐。泥孰部曾为贺鲁所破，至是从唐军共击贺鲁。至曳咂河西，沙钵罗率兵十万拒战。苏定方以万余人击之，大败沙钵罗，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五弩失毕部悉众来降，沙钵罗率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闻沙钵罗败，皆降步真。苏定方率部追击沙钵罗，适大雪平地二尺，诸将皆请俟雪晴继进，他说：“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②于是踏雪昼夜兼行。至双河与南路军会师，距沙钵罗驻地二百里，长驱直入，直至其牙帐。沙钵罗方将出猎，苏定方攻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沙钵罗渡伊丽河西逃石国（故地在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被石国人擒获，交给唐追兵，西突厥亡。阿史那贺鲁被擒，对唐将萧嗣业说：“先帝（指太宗）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太宗墓）之前，以谢先帝。”③高宗怜之，令免其死。未几贺鲁死，葬于颉利墓侧。

    唐分西突厥地置昆陵、廻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居碎叶川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迪池都护府居碎叶川西，任阿史那步真为迪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各部落酋长，按其部落大小，资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西突厥领土全部归唐所有。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率昆陵、漾池两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北庭都护府辖境东起今阿尔泰山西达今咸海（一说今里海）。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

    ②《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二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唐控西域

    唐初西域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唐朝要战胜西突厥，解除西北边区的威胁，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必须取得西域，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引起内乱，西域震动。

    贞观四年（630）西突厥属地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主举所属七城内附，并亲自入朝长安。唐太宗于其地置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据点。

    第二步是灭高昌。隋唐之际，西域主要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五个王国，天山以北是西突厥人生活地区。高昌国（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两县地）是中原王朝通向天山南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国王麴氏原为兰州汉人，北魏景明元年（500）被推为王，故高昌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模仿和学习中原王朝，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厥（其）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棉花），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①。人口三万七千余，有兵一万余人。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高昌王麴伯雅遣使人贡，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长安，太宗对他赠赐甚厚。高昌除贡献拂蒜狗、玄狐裘等方物外，“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双方关系协洽。时西域通内地之碛路已于隋末闭塞，西域商贾皆道经高昌，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太宗许之。高昌王麴文泰闻之大怒，遣兵大掠焉酋，与西突厥乙毗陆可汗结盟，共同“遏绝西域商贾”，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经高昌的西域入唐贡使，任意拘留，抢掠贡品。并侵扰唐的伊州，扣留逃出西突厥取道高昌南返的汉人，傲慢唐使，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征麴文泰入朝，文泰称疾不至，于是决定出兵平定高昌。“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②。太宗力排众议，十二月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薛万均及契芯何力部步骑数万以击高昌。贞观十四年（640）麴文泰闻唐出兵，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得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以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但出其意料，唐军很快兵临碛口，麴文泰忧惧不知所为，随即惊吓发病而死，子麴智盛继位。时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③八月唐军至田城（即田地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晓谕不下，攻半日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大军直趋其都城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击败高昌军，直抵其城下。麴智盛力图固守，侯君集命填堑攻城，以撞车毁其城堞，炮车（《旧唐书·西戎传》作抛车，四轮，可抛石）抛石，飞石如雨，又作巢车，高十丈，可俯瞰城中。城中大惧。初，麴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相约，有急相助，如唐兵至，“共为表里”。侯君集出兵，乙毗咄陆遣其叶护屯兵可汁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声援高昌。及唐军至，可汗畏惧，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唐。麴智盛援绝计穷，开门出降。侯君集分兵略地，全部收回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

    平定高昌以后，唐太宗欲将其地置为州县。魏征等认为若置为州县，则常需千人镇守，遣兵远戍，轮番更代，往来奔走，徒耗钱财，不能从中得“撮粟尺帛”之利。应援东突厥之例，抚其百姓，存其社稷，立其子孙，长为藩翰。太宗不从，以其地置西州（治所在高昌城），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留兵镇守，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侯君集虏高昌王及其群臣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④。

    第三步是灭焉耆。焉耆国（国都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典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葡萄，颇有鱼盐之利”⑤。有户四千余，从事农牧，贞观初年焉耆王突骑支曾遣使于唐，贡献方物，并获准开通大碛商路，因而遭高昌袭掠。侯君集进攻高昌时，焉耆请为声援，高昌灭后，唐太宗诏以高昌所掠焉耆七百人还焉耆王。高昌既灭，西突厥笼络焉耆，其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与焉耆结为姻亲，互为唇齿，抗拒唐朝。贞观十八年（644）唐以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击焉耆。焉耆城四周环水，恃险而不设备，唐军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将士浮水而渡，至晓登城，俘其王突骑支，留王弟粟婆准摄国事而还。不久于其地置焉耆都督府。郭孝恪锁突骑支至洛阳，赦其罪，后太宗葬昭陵，刻突骑支石像列于陵前。

    第四步是灭龟兹。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在焉耆之西，“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有良马、封牛（一种高背的大牛），饶葡萄酒”。矿产丰富，是我国最早用煤冶铁的地区之一。

    古代龙船唐高祖即位，龟兹遣使来朝，贞观四年（630）又遣使献马，太宗赠赐甚厚，自此每岁朝贡不绝。后臣服于西突厥，唐灭焉耆时，龟兹曾遣兵援焉耆王突骑支，至诃黎布失毕即位，断绝朝贡侵扰邻国，在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控制下，与唐为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行军大总管，契芯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唐兵及铁勒、突厥等兵合十余万击龟兹。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先破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五道进军。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逃走。龟兹王诃利布失毕与其相那利率兵五万拒战，大败，逐北八十里。布失毕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攻克之，由安西都护郭孝恪驻守。布失毕轻骑西走，保拨换城（故址即今新疆阿克苏），社尔攻四十日，拔拨换城，擒布失毕。其相那利逃走，引西突厥兵反扑袭都城，郭孝恪守备不严，于激战中阵亡，唐军力战，那利兵败被俘。阿史那社尔乘胜连下五大城，遣使前往各城晓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⑥。唐灭龟兹，西域大震，各族首领纷纷摆脱西突厥的统治，服属于唐，贡使往还，通商不绝。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王伏阁信闻阿史那社尔灭龟兹，遣使送骆驼三百峰以劳军。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馈驼马军粮”。阿史那社尔立龟兹王布失比之弟叶护为龟兹王，勒石记功而还。

    唐政府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称为“安西四镇”。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龟兹大将羯猎颠，抗拒唐朝，遣杨胄率兵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与，尽诛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⑦。

    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陷龟兹拨换城，高宗下令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勘四镇⑧。

    高宗调露元年（679），西突厥连合吐蕃侵逼安西，吏部侍郎裴行俭乘送波斯质子归国之便，途经西州，“召四镇诸胡酋长”⑨以畋猎为名倍道西进，猝至西突厥部落，擒其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而归，留副使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故址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未。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⑩。至此，碎叶始为四镇之一。高宗永隆元年（680）七月，吐蕃陷龟兹、疏勒等四镇，“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686）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武后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命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番，大败之，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是为四镇之三置。是时四镇仍有碎叶而无焉耆。武后圣历二年（699），西突厥突骑施（突骑施为西突厥十箭之一）首领乌质勒移衙碎叶，其子娑葛继立，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唐赦其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守忠死，部将苏禄为酋长。玄宗开元七年（719），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忠顺可汗“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已有焉耆而无碎叶。玄宗天宝元年（742）时，“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显然其时四镇仍有焉耆而无碎叶。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时，安西北庭为吐蕃所隔，皆假道回鹘始能入奏长安。五月，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需索无厌，与西突厥别部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二千人奔西州，为回鹘所杀。北庭既陷，安西路绝，莫知存亡，四镇遂废。

    注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灭亡》。

    ④《资殆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国传》。

    ⑥《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作七百余城，今从《新唐书》。

    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⑧《资治通鉴》唐高宗成亨元年。

    ⑨《资治通鉴》唐高宗调露元年原注：四镇：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

    ⑩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54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

    《资治通鉴》唐则天后长寿元年。

    逗涔仲勉《隋唐史》上册259页。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

    唐复辽东

    唐初，朝鲜半岛仍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北部为高丽，南部东为新罗，西为百济。三国皆遣使与唐往来，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使其遣还隋末战士流亡于高丽者；亦令各州县索流亡之高丽人，遣其归国。高丽遣还中国流亡人口近万人。武德七年（624），唐遣使册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互相攻击，唐遣使谕止。时唐朝正巩固内部，无暇他顾，唐高祖无意用兵朝鲜半岛，故说：“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①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遣使去高丽，毁高丽用隋战亡士卒尸骸所筑的京观，收葬战亡骸骨并致祭奠。高丽惧，自扶余城（故址在今吉林四平）西南行至海修筑长城一千余里，以资防御。贞观十六年（642）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②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自任莫离支（犹唐之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国政。唐遣使册高丽主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十七年（643）百济攻取新罗四十余城，又与高丽连兵，谋断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求援，唐太宗遣相里玄奖出使高丽，谕以各自收兵，勿攻新罗，否则唐将出兵攻讨。泉盖苏文却说：“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③玄奖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辽东，战国燕置郡，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凌河以东，汉魏皆为郡县，十六国后燕末地入高勾丽，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④泉盖苏文不听，唐太宗闻之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⑤时唐已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等亦相继内属，西突厥在西域势力也已大为衰落，西北边疆渐趋稳定，国内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唐太宗开始着手解决辽东问题，转而东向进攻高丽。泉盖苏文违命与新罗求援，使其获得出兵的时机与借口。贞观十八年（644），决定亲征高丽。群臣多上书劝阻，褚遂良建议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即可成事，不必亲征。太宗不听，并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⑥是年七月遣将作大匠阎立德等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造船四百艘，以供运输军粮。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转运粮饷，自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作进攻辽东的准备。前宜州刺史郑元惠，已年老致仕，太宗以其曾从隋炀帝攻高丽，特召而问之。对日：“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简短数语，道出双方的长短和战争的前途。惜太宗对此未作认真考虑，只说是今非昔比，仍然大举出兵。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等地劲旅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部分西北胡兵趋辽东，水陆两军并进合击。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太宗亲率诸军自洛阳出发至前线督战。四月李世勣军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李世勣、李道宗攻克盖牟城（在辽东城，即今辽宁辽阳东北）⑦俘获两万余人，粮十余万石。以其地为盖州。五月，张亮率舟师拔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兵抵鸭绿水。唐水陆两军皆获战果。李世勣军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李世勣、李道宗，引兵大败之，斩首千余级。时太宗率兵渡辽水，撤桥以示决心。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太宗引精兵与其会师城下，围城数百重，喊声震天地。唐军因风纵火。焚其城楼，火延城中。将士登城，守军力战不敌，辽东遂下。杀万余人，得降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继而进军自岩城（在今辽宁辽阳东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吮血，将军契苾何力中槊，裹伤力战大破高丽兵。六月，白岩城降，得男女万余口，以其城为岩州。

    六月，太宗自辽东出发，进军攻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nòu）萨（类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直抵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李道宗建议：高丽倾国来战，平壤守备必弱，愿率精兵五千，取平壤覆其根本，余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未用其策，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等诸军鼓噪并进，奋击安市救兵。适雷电交作，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猛攻，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率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对二人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⑧是役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高丽举国震动。薛仁贵以功拜游击将军。太宗写信给太子和留守大臣高士廉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⑨

    太宗以安市城险兵精，守将善战能守，谓李世勣曰：“建安（在今辽宁营口东南）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⑩李世勣以为军粮皆在辽东，若越安市南攻建安，恐被截断粮道，遂先攻安市。七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东岭，八月徙营于安市城南。高丽凭城坚守，人自为战，唐军久攻不下。九月，高延寿、高惠真献计先取乌骨城（在今辽宁丹东西北），其他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直取平壤。群臣亦皆赞同，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必取万全之策，建安、新城高丽军犹有十万之众，若先攻乌骨，易致腹背受敌，不如先破安市，再古代皇帝取建安，然后长驱直人，始为万全之策。诸军继续猛攻安市，李道宗督众于城东南筑土山，高出城墙数丈，俯视城中。高丽兵出城夺据土山，唐军攻之不能下，李道宗伤足。太宗以辽东气候早寒，草枯水冻，且粮食将尽，大军难于久留，九月下诏班师，渡辽水。十月太宗人临渝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十一月至幽州。是役计拔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人内地，斩首四万级，战士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太宗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并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始还长安。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虽遣使谢罪，但仍侵攻新罗不止。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将再攻高丽，朝臣建议：高丽善守城，短期难于攻破，不如派遣偏师，轮番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数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得。太宗用其议，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人，泛海攻高丽。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兵自陆路攻扰。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见高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高丽。有人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陆路难于运载，必由水运。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百姓富庶，应令其造舟舰。于是太宗派人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长百尺，宽五十尺。剑南道所属雅、邛、眉三州僚人苦于造船之役，群起反抗，遣张士贵、梁建方率兵二万前往镇压。蜀人苦于造舰之役请纳船庸（一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雇潭州人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遣使求援，高宗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显庆五年（660）百济得高丽支援屡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军十万渡海攻百济；以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配合作战。八月苏定方破百济兵于熊津江口，杀数千人，余皆溃走，唐军水陆并进，直指其都城。百济倾国来战，又大败，死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逃至北部边境。苏定方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隆之子逾城投降，百姓皆从之，扶余泰不能禁，唐军登城，扶余泰开城请降，国王、太子及诸城主皆降。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分统其原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留刘仁愿等驻守百济，苏定方等转攻高丽。龙朔元年（661）百济人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解围班师，高宗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令刘仁愿、刘仁轨撤往新罗。刘仁轨以为欲灭高丽，必先诛百济以牵制敌军。今平壤既解围班师，熊津又守兵尽撤，百济余烬复燃，高丽何时可灭？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龙朔三年（663）高宗遣孙仁师率兵渡海助之。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救兵以拒唐军，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艘，烟焰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奔高丽，王子等率众降。唐军占领百济全境。联合新罗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

    乾封元年（666）五月，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之，其弟泉男建、泉男产起而争权。男建自为莫离之，发兵讨男生，男生遣其子献诚到唐求救。六月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兵攻高丽，使泉献诚为响导。泉男生率众与庞同善会合。十二月以李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水陆诸军总管统归李勣指挥，河北诸州租赋悉送辽东供军用。乾封二年（667）九月，李勣军攻克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唐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高侃进军金山，接战失利，高丽乘胜追击，薛仁贵引兵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会师。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攻扶余城，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降服。九月李勣会诸道军进至鸭绿江，大破高丽守军追奔二百余里，沿途诸城相继逃遁或投降。契苾何力引兵先至平壤城下，李勣大军继至，围平壤月余。高丽王高藏遣泉男产率诸首领九十八人降。泉男建继续抗拒，出战屡败，唐军登城，泉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丽全境皆平。计五部，八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其有功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统兵二万驻守。

    总章二年（669），高丽民众起兵反唐，令迁高丽民三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咸亨元年（670），高丽酋长剑牟岑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起兵反唐。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奔新罗，此后高侃、李谨行不断用兵高丽。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逃亡民众，又占据百济故地，领导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唐朝。上元元年（674）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副之，发兵攻新罗，新罗乃遣使入贡。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迁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遣归安辑百济余众。皆由安东都护府统率。高藏谋叛召还，扶余降不敢归故地，高丽、百济遂亡，新罗逐步统一朝鲜半岛。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遣使于唐，唐赐以高丽膹水（今大同江）以南地。唐末五代初，朝鲜半岛再分裂为新罗、高丽、后百济，五代后唐时，高丽并新罗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姓泉名盖苏文。旧传作“西部大人”。今从《实条》。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④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⑦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胡注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另一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350页作今辽宁盖平县，《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244页作今辽宁盖县，并注明辖境相当今辽宁盖县、庄河县、岫岩县及营口市部分地区。这样盖牟城不仅跑到了辽东城西南，而且也跑到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西南。已达渤海沿岸。李世勣军于645年四月戊戌自通定镇（在今沈阳西北辽河西岸）渡辽水，副大总管李道宗兵逼新城（今沈阳东北），他们活动于辽东城东北。四月壬子李世勣、李道宗攻盖牟城。在渡辽水后十三天，即越过辽东城、安市城南下至今营口一带去攻盖牟城，无可能也无必要，后说当误。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

    诸城位置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l页。

    唐代“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用法与初唐不同。”（岑伸勉《隋唐史》下册557页）例如《资治通鉴》6323—6338页载：661年三月“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因功于663年9月“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

    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法

    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①。“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间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②。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③。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④。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索（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⑤。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⑥。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字文述田以还民”⑦。杨索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⑧。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魏征谏阻太宗东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⑨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⑩。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古代战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二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一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役，减凋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绝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閤、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作“公元581年（开皇元年）”，今取前者。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四八《杨素侍》。

    ⑥《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⑦《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⑧《隋书》卷六六《荣毗传》。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⑩《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关于六品以下官员永业田，汪锾《隋唐史论稿》50页、55页有如下论述可参阅：“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员，则从唐田令和唐律疏议来看，他们的应受田是和一般人同样的”。“唐制六品以下的职事、散官，虽无官人永业田，却可以通过叙勋或赐勋得受勋田。“《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有‘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记录，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等较为原始的资料俱不合，不知其所据。今不取”。

    《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

    《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绝一匹（四丈）或麻土布一端（五丈）。开皇三年（583）正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正好减半；布一端亦当减为二丈五尺，虽史文漏载，但以理推之，布一端不应减为二丈四尺，《唐律疏议》作“布加四分之一”为是。

    陆贽《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恢复府兵制度

    隋唐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屡加改革，至唐而益形完备。

    西魏北周的府兵，另立军籍，家属随营转移，编为军户，住于军坊，不属州县管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颁发诏书说：“隋末丧乱，宇县（犹天下）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完整房间），地罕包桑（根深柢固的桑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按照这一规定，军人除另有军籍，其军役范围内的任务和职责，仍归军府管辖外，还同自己的家属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依照均田法令请占土地。军人平时耕作，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军人皆免租调役，从征时自备资粮，其家属仍纳租税。这是府兵制的重大改革，一变过去兵民分治而为兵民合治，完成了“兵农合一”的工作，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紧密结合，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取消军户后，府兵可从一般民户中简选，不局限于过去的世袭军户和部分编户，扩大了兵源，减少了财政负担，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府兵的统率，隋沿袭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十二大将军为府县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各卫下统军府，为府兵基本组织单位，文帝时称骠骑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集中军事统率权于封建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初沿袭隋的府兵制。武德初，始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分关中为万年、长安、富平等十二道，每道皆置军府。武德二年（619），初置十二军，如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等，分统关内诸府。每军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②。武德六年（623），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武德八年（625），因突厥人扰复置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坊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③。唐府兵制一开始即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贞观十年（636）唐太宗改定府兵制，改府兵基本组织单位名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分别任折冲府长官、副长官。所统府兵名卫士。折冲府下为团，团有校尉，统卫士二百人；团下为旅，有旅帅，统卫士一百人；旅下为队，有队正，统卫士五十人；队下为火，有火长，统卫士十人。折冲府分三等，上府六八百人。《新唐书》卷五○《兵志》载：“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总兵力六十八万人。唐代军府数旧史记载颇不一致，盖因军府有废置，诸书各据一时言之，故有异同。从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十道折冲府数比较表，可看，出折冲府分布情况。道名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山南剑南淮南岭南江南总计军府数28816474463714131065657占总数百分比43．924．911．275．62．131．981．520．910．76100京城长安所在在的关中地区置府二百六十一，拥兵二十六万，约占全国军府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使唐政府能随时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国防与镇压力量，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④的“居重驭轻”的形势。

    全国各地折冲府主要分统于中央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另加不统府兵的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是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各统六十府，其余诸卫各统五十府或四十府。少量军府归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各五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各三府。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官，直接隶于皇帝。凡征发府兵十人十马以上，皆由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铜鱼符或木契，下至州、府，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对勘相合，始得发兵。若全府征发，折冲都尉以下皆行，若部分征发，则由果毅都尉领队；再少则由别将领队。调兵大权握于中央，地方长官、折冲都尉无权征调，卫大将军、兵部尚书亦不得专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⑤。贞观年间，边将连续领兵，一般亦“三年一易，收其兵权”⑥。以防大将拥兵擅权。

    府兵的来源是从军府所在地均田制下的农民中征点，每三年征点一次。递补缺额。服兵役的年龄是“二十一入幕，六十出军”⑦。征点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⑧折冲府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⑨，每年冬季集中校阅。府兵任务有二：一为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番上”的办法是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以内为五番，五百里以外至一千里为七番，一千里以外至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一千五百里以外至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一次宿卫一个月）。五番即将一府应参加宿卫的卫士分为五组，每组宿卫一月后轮换，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两次多。十二番即分为十二组轮流，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一次。（上据《新唐书·兵志》。《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两说不尽一致，但离京师愈近，轮到宿卫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则是一致的）府兵另一任务是戍防出征，戍防是边防重镇需较大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从各府抽调卫士到边境戍守。府兵战时出征，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常成为中坚力量，如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于阴山之役，即以匡道折冲府苏定方的二百骑兵为前锋，直到距牙帐七里，颉利才发觉。贞观十五年（641）在唐同吐谷浑的战争中，“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⑩。

    古代战争府兵除执行番上宿卫和戍防出征任务外，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亦即三时农耕，一时教战，进一步做到“兵农合一”。府兵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但“其家不免征徭”。府兵除战马、甲、弩、矛等物以外，要自备资粮。自备物品包括：“火，备六驮马。凡火，具鸟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大锄）、凿、碓（春具）、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横刀、砺右、大觿（xī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藤（téng裹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装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可见府兵负担极为沉重，所免租调远远不能抵偿。唐初，府兵立功勋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可以升官，战争中还可分得俘虏、财物，因此“富室强丁，尽从戎旅”，府兵征点原则上是取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他们一般都积极从军，借以升官致富，并不回避点兵。后来由于战争频繁，府兵超期服役，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府兵优厚待遇取消，战死无人过问，更无“敕使吊祭，追赠官爵”的荣宠。正如高宗麟德元年（664）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所说：“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行贿于官吏的随从人员），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兵役负担全落于贫苦农民身上。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一座唐墓中，发现唐代《西州营名籍》。它是开元三年（715）的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府兵花名册，上写“西州营”四十名“火长”和随从他们的“火内人”（士兵）的姓名。每行写火长某某下注火内人某某，下边有三条横短线，是本人的“节记”（手指节纹的标记），等于签字划押。有的火长名下不注“火内人”只注“自身”。名籍上写着他们共牵押二百四十驮马。名籍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注明为给陇西县的文牒。这是由西州所辖折冲府征调兵马组成的一支运输部队，调发目的地是甘肃陇西县。《西州营名籍》的出土，说明唐代西北地区也实行过府兵制。

    由于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兵士自备资粮，这就保证了兵源。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巩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军权集中于中央，军府集中于关内，加强了中央的力量，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精神。分番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故在贞观时期，府兵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兵制。唐初军事力量强大，战争连续获胜，府兵制是其原因之一。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愈益严重，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陷于贫困地位的农民，无力承受兵役的沉重负担，番上宿卫和戍边出征的府兵，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而且备受歧视虐待，“府兵人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军府州的农民为避兵役，纷纷迁移至未设军府的州县，甚至“有烫手足以避府兵者”，致使府兵兵源枯竭。玄宗天宝八年（749），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废除府兵制，以募兵制代之。

    注释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③《新唐书》卷五○《兵志》。

    ④《唐会要》卷七二《府名》。

    ⑤《新唐书》卷五○《兵志》。

    ⑥《图学纪闻》卷一四引《家学要录》。

    ⑦《新唐书》卷五○《兵志》。

    ⑧《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

    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唐会要》卷七二《府兵》。

    《新唐书》卷五○《兵志》。

    《新唐书》卷五○《兵制》。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八年。

    “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按照皇位继承嫡长制，应由建成继承皇位。世民继位为皇帝，是经过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和“喋血禁门”的宫廷政变而实现的。

    李渊对建成、世民、元吉（玄霸早年夭折）的安排，完全按照封建伦理原则，以先兄后弟为序：617年太原起兵后，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李元吉为姑臧公、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至攻克长安，李渊进封唐王，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618年李渊称帝以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时建成与世民战功略同，唐帝国又面临统一战争的急迫形势，薛举已进攻泾州，世民为元帅，领兵出征。建成留居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统治集团内部尚属团结。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一战而降薛仁杲，“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①。李渊派李密迎世民于豳州，这个“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的李密，“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②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望。这对太子建成的地位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武德二年九月，“太子……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信谗慝，疏骨肉”，李渊任命的辅导建成的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③。因妒忌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活动。

    时刘武周进逼并州，留守晋阳宫的齐王元吉弃“强兵十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③的晋阳城逃回长安。刘武周据并州。继续进攻，关中大震。李世民再次领兵出征。武德三年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俘斩数万人。刘武周闻讯，弃并州走突厥，所占州县全部收复。这一战役更加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

    平定刘武周三个月后，李世民又奉诏督师讨伐王世充，指挥历时十个月的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洛阳王世充据守坚城，河北窦建德拥有巩固的后方，发兵十余万西救洛阳。面对王、窦联兵，部将意见分歧，李世民当机立断，分兵围洛阳，扼虎牢，俘窦建德，降王世充，消灭了两大势力，而他们是“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⑤的重要势力。至此，唐初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战功的显赫和自己力量的壮大，李世民逐渐产生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治野心。李渊起兵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用密传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渊，说李渊将承天受命做皇帝。武德四年李世民在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回师长安时，曾与秦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王远知，远知迎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以实对，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俨然又是一个李渊。世民对此一直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⑥。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世民已产生夺取皇太子地位的野心。也颇有人拥护他为皇太子。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都是拥护他的。

    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凯旋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⑦，前后军乐齐奏，献俘于太庙，真是荣耀已极。当年十月，李渊以秦王建立殊勋，“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⑧。世民又开“文学馆”引进四方文士，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计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款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这时的秦王是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秦王府谋臣猛将济济一堂。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更加强烈，条件也更为具备了。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若大王守藩端拱（安分守己做藩王严肃不苟地朝见天子），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夺取皇位），非此人莫可。”⑨“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奏为府属”⑩。从这一段谈话可以看出秦王府的政治动向。所以支持太子的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上述情况严重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所以“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东宫与齐王府的联合，虽然加强了东宫的力量，使秦王府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形势。这一点东宫的谋士们看得很清楚。当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建议太子说：“秦王功盖关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所以建成立即采纳这一建议，请兵出征。李渊也立即予以批准，反过去历次重大战役皆令李世民挂帅的惯例，显然是为了加强东宫在斗争中的地位，抑制秦王府声势的发展。

    建成长期留居长安，出入后宫，收买高祖妃嫔，以获得她们的支持，并通过她们对李渊施加影响。世民妻长孙氏虽在宫廷“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努力从高祖妃嫔中争取支持者，但建成凭借太子的有利地位和“无所不至”的活动，获得大多数妃嫔的支持。“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⑩。世民攻克洛阳以后，妃嫔数人到洛阳，私自向世民索取珍宝。并为她们的亲属求官，都被拒绝，“由是益怨”。淮南王李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捷妤求李渊把这块地赐给她父亲，李渊“手敕赐之”，李神通不给，张捷妤告诉李渊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手敕不如汝教也？”后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纵家童殴打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德妃反奏“秦王左右陵暴妾家”。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诸妃嫔密奏李渊说：秦王“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又说：“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zhǔ托附）之，必能保全。”在后宫，李建成显然占居有利地位。

    武德六年以后，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胜利结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唐太宗回忆说：“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掉秦王世民，并说：“当为兄手刃之。”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令刺客潜伏内堂，欲刺杀世民，建成宽简仁厚，制止了这场暗杀。元吉抱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建成、世民等在长安各自拥兵，树立自己的势力。建成的东官兵、世民的秦王府兵、元吉的齐王府兵都是公开的。另外都私养一批勇士作为自己的死党。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去仁智宫避暑，留建成居守京师，命世民、元吉随行。建成使元吉俟机除掉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勇士送长安，并遣尔朱焕、桥公山送盔甲给杨文干。二人中途畏罪，告太子使杨文干起兵以便里应外合。李渊怒，召建成至仁智宫，并遣使召杨文干，文干遂起兵。李渊召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征讨），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出发后，内有元吉与妃嫔为建成说情，外有封德彝为建成营解，李渊改变废立皇太子的主意，仍遣建成回京师居守。

    武德七年七月，世民谏止因避突厥而欲迁都的计划，建成和妃嫔乘机向李渊进谗言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渊命三子比武驰射，建成以肥壮而喜仆倒的胡马授世民，世民乘马驰射，胡马仆倒，世民一跃站于数步之外。一连三次，世民语左右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阿伤乎！”建成令妃嫔进谗言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大怒责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也！”适突厥人寇的奏报到达，矛盾才缓和下来。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武德九年，世民遣温大雅、张亮等经营洛阳，结纳山东豪杰，在地方树立势力。元吉告张亮谋反，查无实据，复令其还洛阳。“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酰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一面敕建成：“秦王索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一面见兄弟不相容，为避免骨肉相残，拟遣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将行，建成、元吉恐世民一至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必成后患，多方阻挠而止。元吉、尹德妃、张捷妤日夜向李渊进谗言，李渊相信，将治世民罪。陈叔达力谏：“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此事才得缓解。元吉密请杀秦王，李渊也以为秦王有定天下之功，罪状不显著，无以为辞。

    形势紧急，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劝世民效周公诛管、蔡故事，杀建成、元吉，以求得家国的安宁。

    建成、元吉加紧收买、斥逐秦府僚属。将金银器一车密赠尉迟敬德，致书招请，被拒绝。于是元吉使刺客夜刺敬德，敬德获悉，重门大开，安卧不动，刺客不敢入。又挑拨李渊将敬德下诏狱，由于世民力请，始得免死。又以金帛诱段志玄，也被拒绝。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皆遭斥逐。世民收买东宫官属率更丞王睚却获得成功，并把常何也拉到自己一边，安置他屯守宫城北门玄武门。常何先从世民消灭王世充，后从建成平定刘黑闼，这种经历可以减少建成的疑虑。世民还收买了屯守玄武门的其他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等。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入塞侵扰，建成向李渊推荐元吉率诸军北征，以免世民掌握兵权。元吉要求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并挑选秦王帐下精锐充实自己的军队。意图将秦王骁将精兵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谋杀世民。率更丞王睚向世民告密说：“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形势危急异常，秦府僚属皆主先发制人，世民私养勇士八百余人也已入寓，世民于是定计准备动手，密召斥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回秦府共同谋划。

    六月三日，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他无负于兄弟，而建成、元吉都要杀害他，似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他若被杀，魂归地下，也耻见诸贼。李渊闻之愕然，决定第二天鞫问。

    六月四日，李渊召裴寂、萧踽、陈叔达等欲审察其事。张捷妤探知世民密奏内容，飞报建成。面对这一情况，元吉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说：“兵备已严，当与弟人参（朝参），自问消息。”于是照常入朝。其时世民已在常何协助下，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盂尝等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异常，立即回马欲归东宫与齐府。世民跃马而出随后大呼，元吉引弓射世民，由于仓皇失措，控弦不开，再三不达有效射程。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继至，左右箭射元吉坠马。世民马奔入丛林，被树枝绊住，坠马不能起，元吉突至，夺弓将扼世民，敬德大声喝叱，跃马而来，元吉逃向武德殿，被敬德射杀。东宫将领冯立、薛万彻、齐府将领谢叔方率东官、齐府精兵二千驰攻玄武门，与守门兵激战多时不得入。薛万彻等鼓噪欲攻秦府，形势紧急，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头出示对方，宫府兵溃散，薛万彻、冯立等逃匿。

    世民使尉迟敬德人宫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大惊，谓裴寂等曰：“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表示这是他素常的心愿。其时双方战斗仍未结束，敬德请李渊“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这一手敕宣读后，战斗才停下来。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皆被杀。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六月十六日李渊给裴寂等人的手诏中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有传位于太子之意。世民做皇太子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627）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唐朝政治上相对清平稳定，经济上较快恢复发展，国防上日益强大，文化上初步昌盛，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武德九年十月，在朝廷中就进行过一次如何统治农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意思是夏、商、周以后人心不古，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法律令，汉朝也杂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因而他们主张：欲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严刑峻法，对农民实行严厉镇压。魏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魏征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如孟子所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行之数年，“国内康宁，突厥破灭。因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行王道）’”。“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可见这一施政总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之策，有的主张“重法以禁之。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这就确立了贞观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

    古代战争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他注意勤行始终不渝的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引申为借鉴之意）故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对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他们看到既富且强的隋朝，曾“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力殊俗”。他之所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覆亡，皆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这个教训是深使封建统治者震惊的。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贞观君臣常“思隋氏灭亡之事”，以为前车之鉴。他们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人禁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反复引用来警励自己，教戒子孙。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皇帝如果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中，有明确的民为邦本，农为政本，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儿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及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又说：“育物济人，必资于食；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壁，珍宝满目，何解饥寒？”这些话明确指出，要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使百姓能生存下去；要使百姓“家给人足”，必须重视农业；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人君简静”，不“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

    贞观时期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政策。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蝗虫，拾取数只，诅咒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观者莫不骇跃”。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或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观者莫不骇跃”，说明这一举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预期效果。

    唐太宗经常遣使赴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同诸州考使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亲自种了几亩地，有时锄草不及半亩，已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所以要求诸州考使到各地，要“遣官人就田垅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政简静，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在贞观初期是比较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颉利可汗引兵深入到渭水便桥北，太宗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退兵后，太宗对侍臣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平，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贞观君臣深知“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贞观五年春，礼部上书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用二月为吉，请征府兵以备仪仗。太宗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肖璃奏称：据阴阳书，不如二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秦始呈营建官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在大臣劝谏下停止土木兴建、封禅等事的记载也屡见史册。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还得到法律的保证。《唐律》《非法兴造》条文中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就是擅兴土木，妨夺农时，被视为“非法”，要以贪赃论处。在太宗的倡导命令下，“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此外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隋末农民战争部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善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安居下来，以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末动乱造成唐初社会经济的一片衰蔽凋残，直至贞观初期，仍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二百多万户，不到隋盛时八百九十多万户的三分之一。加之贞观元年关中歉收，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大水，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实非易事。由于广大农民勤于“耕稼”，迅速改变了农村的凋残景象。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成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唐代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政要》记述当时情况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里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反映了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据《唐会要》、《通典》等书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唐太宗死后三年）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末年的二百万户，增长一百八十万户，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近七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反映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在《帝范》、《求贤》篇中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十三年，他又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把“官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载人《全唐文》的太宗所下求贤举人诏达五次之多。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所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又对封德彝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除督促大臣“求访贤哲”外，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物色。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官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家客马周代草奏疏奏事二十余条，事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怪而问之，常何以实对，“太宗即日召之（指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历迁中书令”。又如褚亮原为薛仁杲父子的太常博士，世民平薛仁杲后，因素闻其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发现网罗贤俊早在即位之前已在进行。而他的网罗贤俊，不分士族庶族，不分为官为民，不分故旧新进“昔仇”，不分汉族夷族，“用人但问堪否”，“惟有才行是任”，“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即位后健全科举制度，为选拔录用人才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

    唐太宗明于知人在于他知人能兼明善恶，兼知优劣长短。贞观十八年太宗面举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八大臣的优点和缺点，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政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接着对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逐一品评，无不全面、中肯。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在于他用人能舍短取长。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用人必“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可为范例。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有王佐之才，但不善于理狱及处理杂物琐事，太宗任之为左右仆射，并“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于是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良相焉”。杜如晦则“军国多事，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太宗用人坚持“才行兼备”这一标准，许敬宗虽“文字宏奥”，马周、刘洎皆“无以过之”。但马周、刘洎皆被任为宰相，而许敬宗终贞观一代一直未被重用。“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即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官吏选授之后，唐太宗很重视对他们的考核，制定考核制度，由吏部或遣专使进行，他也亲自加以监督。他曾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由是官吏多自清谨”。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风气，为封建社会所罕见。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此他深表赞同。贞观四年他对肖瑀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周，必须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天下大治。

    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玄武门之变后，他刚被立为太子处理军国庶事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陈述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对这些上书他非常重视，“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导之使谏，不仅晓以利害，而且给以奖赏，“赐（魏）征金瓮一”“赐征绢五万匹”、“赐（张）玄素彩二百匹”等记载时见史册，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极言直谏，蔚然成风。

    唐太宗屈己纳谏，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可以不做的事，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如武德九年十二月，遣使点兵，下令中男身形壮大者亦点。魏征反对，不肯签署敕令。太宗怒责其固执，魏征说：“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太宗悦服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撤消点中男人军的敕令。不仅如此，对一些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有时也因臣下的极言直谏而暂缓施行。如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宫，认为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此举实属必要。张玄素上书规谏说：“且以陛下今日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遂停此役。贞观五年又要修洛阳宫，又因戴胄规谏而止，许久以后才命将作大匠窦琏修建洛阳宫。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无一可与之媲美，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是避免了许多错误，他说自己“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唐宪宗也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是避免了上下阻隔，了解下情，使国家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比较切实可行。再次这种开明作风，形成贞观时期比较融洽的君臣关系。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葬于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在御苑筑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一起远望昭陵，魏征说他老眼昏花不能见，太宗“指示之，征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唐高祖与太穆皇后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这种纯属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的小事，魏征竞亦直言无隐，君臣关系可见一斑。又如太宗对功臣深怀厚爱，杜如晦死后，“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即使对卷入太子谋反事件的侯君集也表现出君臣之情，侯君集被收后，太宗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至反形已具，又对侍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于是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并“泣下”。开明的作风、融洽的君臣关系是贞观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贞观十五年，李世勣镇守晋阳已十六年，唐太宗曾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这虽是太宗对李世勣的充分肯定，也是贞观时期边境上“烽烟不举”的恰当写照。

    此外唐太宗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吸取并融合边疆各族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虽然贞观后期，唐太宗在为政简静、与民休息、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等方面“渐不克终”，但“贞观之治”仍然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注释

    ①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③④《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⑥《旧唐书·王远知传》。

    ⑦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⑨《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⑩《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唐制东宫官属掌侍从、赞相礼仪、驳正启奏。

    唐制东宫官属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旧唐书·后妃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贞观政要》卷五《忠义》。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政令。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孟子·梁惠王上》。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杜谗邪》篇。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篇。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帝范》四《务农》。

    《册府元龟》一五七《帝王部·诫励二》。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旧唐书·礼仪志》。

    《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转引自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篇。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通典》卷七。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一○《慎终》篇。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册府元龟》卷九七《帝王部·礼贤》。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旧唐书·许敬宗传》《史臣日》。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旧唐书·太宗本纪》。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篇。

    《资治通鉴》6027页。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全唐文》卷一四○《十渐疏》。

    武则天代唐称帝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因长孙皇后死，深感寂寞，闻故荆州都督武士蓑女“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①，赐号武媚，时年十四。

    武氏名曌（载初元年即689年“自以望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②以避其名。），尊号则天（神龙元年即705年，中宗“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③，当年死，遗制“去帝，称则天大圣皇后”。谥曰：“则天大圣皇后。”④），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父武士彟，以经营木材致大富，隋末为府兵低级军官鹰扬府队正，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义旗起，以士韄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⑤。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武则天武氏入宫数年后，高宗被立为太子，“人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⑥。及太宗死，武氏与地位较低的嫔御皆寄身感业寺为尼。太宗忌日，高宗入感业寺烧香，见武氏，两人皆感伤落泪。王皇后闻之，阴令武氏蓄发，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因王皇后无子，肖淑妃有宠，王皇后疾之，欲以此夺肖淑妃之宠，于是武氏第二次入宫。武氏性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后爱之，屡称誉于高宗，未久大受宠幸，拜为昭仪，王皇后、肖淑妃皆失宠。皇后舅中书令柳爽请辞，罢为吏部尚书。

    武氏虽得宠幸，但高宗无意废掉王皇后。“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伺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自是有废立之志”⑦。为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与武昭仪亲至长孙无忌家，拜无忌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赐无忌金宝缯锦十车，以期得无忌拥护，无忌接受赐与，仍然反对废后。昭仪母杨氏至无忌家屡次请求，无忌终不许。

    高宗永徽六年（655）六月，武昭仪诬王皇后与其母柳氏为厌（ya）胜（求女巫行法术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的人），敕令皇后母柳氏不得进宫，贬皇后舅吏尚书柳爽为遂州刺史。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将贬为壁州司马，知高宗欲立武昭仪为后，正犹豫未决，乃上表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满足万民心愿。高宗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⑧。大臣中不属于关中军事贵族的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李勣等因受长孙派的排斥，皆拥护废立以投靠武氏。

    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李勣称疾不人。高宗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⑨褚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联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明日又提此事，褚遂良力谏：“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武氏在帘中大骂：“何不扑杀此獠（laǒ古骂人词语）！”⑩长孙派的韩瑗、来济纷纷上表极谏，中有“妲己倾覆殷王”，褒姒灭亡周室，吴王拒谏，麋鹿逝于姑苏，废王立武荆棘将生于庭阙。语极痛切，高宗不听。他日，高宗谓李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下决心。许敬宗更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

    十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肖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说武氏出于功勋门第，以才行卓越选人后官，誉满宫闱。说自己做太子时侍从太宗朝夕不离左右，在宫内端正自身言行，宫廷女官之间未曾反目而视，对此太宗每加赞赏，“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十一月，武后“遣人杖王氏（故皇后）、萧氏（故淑妃）各一百，断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

    高宗显庆元年（656）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武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继而以拥护或反对废立为标准，大事贬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用李义府、许敬宗等。显庆二年三月，以李义府兼中书令，虽义府枉法释大理狱女囚，并擅杀六品大理寺丞，高宗亦不加罪。八月再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贬侍中韩瑗为振州刺史，贬中书令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显庆三年十一月以许敬宗为中书令。是岁褚遂良卒于贬所。武后以长孙无忌受重赐而反对废立，深怨之。对废立问题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因令许敬宗伺隙陷害之。许敬宗使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闻之泣下，对母舅不忍加诛。许敬宗反复诬奏，并谓无忌与太宗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如振臂一呼，群恶云集，必成大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再犹豫，恐变生肘腋悔之晚矣。显庆四年（659）四月，下诏削长孙无忌太尉及封邑，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七月遣人至黔州逼无忌自缢。受此案株连，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柳爽、韩瑗除名，继又遣人追锁来京师，继诏所至斩决。于志宁免官，长孙氏、柳氏、韩氏三家财产没收，近亲皆流岭南、褚遂良子被杀。八月，长孙氏、柳氏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降者九人，至此政敌尽除，大权归于武后。

    是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氏族志》不叙武氏门族，奏请改之，武后为提高武氏一族及宠臣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氏族及李唐皇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按仕唐官品高下，共分九等。于是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入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显庆五年七月废梁王忠为庶人，徙囚黔州。是年十月，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百官奏事，高宗或使武后决之，颇为称旨，始委以政事，武后遂专国柄，威势日重。高宗大权旁落，动为武后所制。高宗怒欲废之，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命宰相上官仪草废武后诏。左右奔告武后，武后闻之遽至高宗处自诉，诏草犹在，高宗懦弱不忍，乃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武后乃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废太子忠谋反，上官仪下狱被杀，赐废太子忠死，株连流贬者甚众。自是高宗每临朝视事，武后则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武后以将行封禅礼于泰山，表请参与奠献。诏社首山（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祭地神以皇后为亚献。乾封元年（666）正月祭地于社首山，高宗初献，武后亚献。标志其非同皇后的政治地位。

    乾封二年（667）高宗因久疾，命太子弘监国。上元元年（674）秋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后称王后，名为避先帝、先后之称，实欲自尊。十二月武后上表建议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政府手工工场）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丧服）三年（过去是一年）。十，上元《年号》前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无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人（增加薪水）。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提级）申滞。”高宗诏皆施行之。武则天能够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所编《兆人本业》农书，颁行天下，影响很大。上元二年三月，武后在宫廷中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且密令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官表疏，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时高宗风眩更甚，拟使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曰：“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事乃止。太子弘深为高宗钟爱，高宗欲禅位于太子。武后方图临朝，不满于太子弘，适太子弘见肖淑妃之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因母得罪幽禁宫中，年逾三十而未嫁，奏请出降，高宗许之。武后怒，继而太子死于合壁宫，时人以为武后所毒杀。五月，高宗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遗不起，宜申德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

    六月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调露元年（679），高宗命太子贤监国，太子处事贤明审慎，时人称之。贤又招集当时学者注范哗《后汉书》，在士人中颇著声望。永隆元年（680）正议大夫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武后所信使，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武后曾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几次作书谴责之，太子愈不自安。适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后疑是太子所为，遣人搜查东宫，于马坊中搜出皂甲数百领，以为谋反物证，遂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英王哲（原名显）为太子。

    高宗永淳二年（683）高宗病危，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高宗去世，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事大事取决武后。太子显（曾更名哲）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中宗欲以韦后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不听，告于武后；乃命裴炎、程务挺等带兵人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后继续临朝称制，睿宗居别殿，不得有所干预。

    武后取代李唐之势日益明显，武后光宅元年（684）遣人逼废太子贤自杀，以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国政。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九月徐敬业、骆宾王等以挽救庐陵王为名，起兵扬州。敬业自号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开府库，赦囚徒，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发布檄文，历数武后“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罪，肆意诋毁。中有“一不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语。武后见檄文，问作者为谁。告以“骆宾王”，武后曰：人有如此之才华，未能招致朝廷，皆宰相之过也！同时遣李孝逸等发兵三十万讨徐敬业。武后问计于裴炎，炎对以如太后归政于皇帝，则徐敬业可不讨自平。武承嗣使人言裴炎有异图，下狱斩于洛阳。徐敬业未能一鼓作气率兵直指洛阳，而先取洎州（今江苏镇江），欲借金陵王气称霸江南。结果大败于李孝逸，敬业为其部下所杀。裴炎下狱后，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曾为之申理，遂诬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同谋，即军中斩之。则天后垂拱元年（685），下令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可“自举”，申达自己的才能以求升官或当官。

    自徐敬业起兵，武后疑天下人多反对她，知唐宗室大臣心皆不服，欲大施诛杀以镇慑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至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如所言称旨，则破例授官，不实者亦不问罪，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武后任用酷吏推问告密案，索元礼讯一囚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募无赖数百人，欲陷害一人，则使数处告密，事状如一。来俊臣与司刑评事万国俊共撰《罗织经》一卷，专讲如何告密，网罗无辜，织成罪状，并竞为酷刑，使人但求速死，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武后垂拱四年（688），武后独与北门学士议明堂制度，不问诸儒。使僧怀义役数万人，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近一年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号曰万象神宫。明堂既成，又命僧怀义作夹纶大像，大像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层以藏之。“月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落成，上至三层即可俯视明堂。是年武承嗣使人凿自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称得于洛水，献于武后，武后大喜，命其石曰“宝图”。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古代名画武后谋夺李氏社稷，剪除唐宗室，诸王不自安，欲起兵匡复，议未定而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先发，是年八月举兵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豫州刺史越王贞起兵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以应之。武后分遣丘神勣、麴崇裕击之。琅邪王冲起兵七日败死；九月，越王贞兵败自杀。武后欲悉诛诸王，使周兴等审讯之，迫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譔、东莞郡公融、常乐公主等自杀，亲党皆诛。穷治越王贞、琅邪王冲党等。

    武后当政期间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共录取进士205人，高宗武后统治期间共录取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武后载初元年（690），武后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为殿试之始。是年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材，一年后各存抚使举荐一百余人，武后引见不问贤愚，悉加擢用，或为试风阁（中书省）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语。武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然不称职者亦予罢黜，或加刑诛。明察善断，故时人亦竞为之用。为奖励告密，武后对告密者破例授官，以卖饼为生的侯思止，素无赖，因诬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被擢为游击将军、侍御史。元名流和州，其子被杀，裴贞灭族。王弘义，素无行，见间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殿中侍御史。是年杀安南王颍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至是杀戮殆尽，其幼弱幸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

    是年七月，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谓武后乃弥勒佛下世，当代唐为天下主，武后下令颁行天下。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使僧人讲解并升释教于道教之上。是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亦上表请改国号。武后准所请，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武后称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芷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余武氏多人为王及长公主。

    武周天授二年，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勋获罪被诛，或告酷吏周兴与丘神勋同谋，武后命来俊臣审讯之。俊臣问周兴何法可使囚认罪，周兴曰：取大瓮，以炭火四周炙之，令囚人瓮中，何罪不认？俊臣如法布置毕，谓周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周兴伏罪流岭南，中途为仇家所杀。酷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竞为残暴，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索元礼尤为残酷，武后亦杀之以慰人望。武后自徐敬业起兵以来，任用酷吏，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时告密之风仍胜，武后亦厌其烦，命监察御史严善思按问之，告密不实而伏罪者850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近臣亦上疏言告密罗织严刑酷吏之害，武后亦颇采纳，随武周政权之建立，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安西四镇于武后垂拱二年（686），由于唐军败于吐蕃而再次失守，武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以王李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击吐蕃，大破之。收复四镇，吸取安西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唐政府为巩固西部边防，遣军二万四千人常驻四镇，自此安西四镇始得稳定。

    周长寿三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首领请以铜铁铸天枢，立于端门外，以颂武后功德。武后亲题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天枢铸造历时八月而成，其形制若柱，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一二尺，八面，面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环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盘上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首领之名于其上。用铜铁二百万斤，“请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周神功元年（697），武后使武懿宗审讯刘思礼谋反事，武懿宗令刘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于是刘思礼诬引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致使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时人以为武懿宗之残暴仅亚于周兴、来俊臣。

    是年，来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中宗之妹，武则天唯一的亲生女儿），又欲诬皇嗣（睿宗）及庐陵王（中宗）与南北衙共同谋反，拟一网打尽以盗国权。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其罪行，下狱处以极刑。仇家争啖其陶，须臾而尽。来俊臣凶狡贪暴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杀人不可胜计。“赃贿如山，冤魂塞路”，武后亦知天下愤怨，下制数罪恶并没收其家财。

    周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当太子，几次使人对武后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后犹豫未决，狄仁杰从容对武后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武承嗣、武三思皆武后之侄，中宗、睿宗则武后之子）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祭祀于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祭姑于太庙者。又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武后由是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乃召庐陵王还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武后立卢陵王为皇太子，命为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率兵击突厥。武后信重仁杰，常谓之“国老”而不呼其名。仁杰好诤谏，武后每屈意从之。仁杰卒，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常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周长安二年（702）初设武举，以箭法、枪法、材貌、言语、举重等项选人。是年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入侍武后，皆得幸。二人常傅朱粉、衣锦绣。武承嗣、武三思等皆等候门庭，争为执鞭牵马。武后每于内殿小宴，辄引诸武及张易之、张昌宗欢饮戏谑，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武后命昌宗以鸟羽为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赞美。武后年迈，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二张势倾朝野。昌宗弟昌仪为洛阳令，有候选官员姓薛者，以金五十两赂之求官，并呈一状。昌仪受金，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命即授官。继而张锡失其状，再见昌仪问求官者姓名，昌仪曰：“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于是候选官员中姓薛者六十余人悉授官。

    邵王重润（中宗长子，出生后高宗大悦，为之改元永淳，满月后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中宗第二次为太子时封为邵王）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婿武延基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任意人宫，易之诉于武后，武后皆逼令自杀。

    宰相魏元忠于武后前斥二张为小人，被诬谋反，遭贬逐。

    周长安四年（704）武后卧病于长生院，宰相累月不得见，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二张恐武后一死大祸将临，结党密为准备。有人屡以匿名书告二张谋反，武后皆不问。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武后病重，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宰相张柬之、崔玄旰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谋诛之，密陈其策于太子（中宗），太子许之。张柬之等乃率羽林兵（禁卫军）五百余人拥太子入宫，斩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后传位于太子。中宗复位。徙武后于上阳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恢复唐国号、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复以神都为东都。是岁武后卒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在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间，由于沉重地打击了旧土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猛增到615万户。商业交通出现了贞观时期未有的繁荣，唐朝从此进入鼎盛时期。

    注释

    ①②《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③《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④《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⑤《旧唐书》五九《屈突通等传》。

    ⑥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五年。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王政君事见《资治通鉴》890页，汉元帝为太子时，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汉代宫人之称）可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政君之入太子宫。亦姬侍耳，以子贵，遂为正妃。

    《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资治通鉴》高宗麟德元年。

    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

    奠献：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第一次为初献爵，第二次为亚献爵，第三次为终献爵，合称三献。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一则天皇后武氏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束力》。

    唐代各官署都设在皇城内，位居宫城之南故称南衙。这批文人学士出入不经南门。而经北门，故谓之北门学士。

    《资治通鉴》高宗上元二年。

    《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据徐松《登科记考》。

    《资治通鉴》则天后延载元年。

    《资治通鉴》则天后神功元年。

    《列仙传》载：王子晋，周灵王太子，好吹笙，为道士引上嵩山，修炼二十年得道成仙，乘白鹤飞去。

    韦后之乱

    唐中宗皇后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

    高宗永隆元年（680），武则天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李显为皇太子。继而纳韦氏为太子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裴炎受遗诏辅政，太子显柩前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次年正月初一改元嗣圣，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晋升皇后父普州参军韦玄贞为豫州刺史。中宗义欲以韦玄贞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时裴炎为中书令）授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裴炎力争，以为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也！”裴炎瞑，奏明武后，密谋废立。二月初六，武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与羽林将军程务挺率禁兵人宫，宣武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堂，中宗问：“我何罪？”武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禁于宫中别所。韦后同遭贬黜，中宗即位至此尚不足两个月，即遭如此骤变。同年四月庐陵王被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房州流放期间，武则天多次遣使探视。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常惶恐欲自杀。韦后常劝解说：祸福无常，岂可失之于一死。何至如此。中宗之悲愁惶惧得以排解。二人一同幽禁，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中宗常与韦后私誓：“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

    十四年后周圣历元年（698），在狄仁杰等朝廷重臣的劝谏下，武则天终于下决心在皇位承继问题上传子而不传侄，乃召庐陵王还东都。托言庐陵王有疾，遣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与诸子至东都疗疾。三月初九，庐陵王至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当年九月武则天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复立韦氏为太子妃。封皇嗣为相王。继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狄仁杰为行军副元帅，出兵击突厥。先是募兵月余，应募者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满五万。加之徐敬业扬州起兵，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皆曾以“匡复庐陵王”、“迎还中宗”为政治口号，足见恢复李唐为时望所归。武则天虽确定传子，但并不想因此伤害武氏集团的利益，惟恐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乃“命太子、相王（睿宗）、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武则天侄，太平公主初嫁薛绍后嫁武攸暨）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①。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太子，中宗即位，恢复唐国号。二月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追赠皇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大臣上疏以为异姓不封王是自古以来之通制。先朝赠皇后父为太原王（指高宗封武后父武士蘸为王）应引为鉴戒，中宗不听。

    韦氏再立为皇后，即倚仗中宗“惟卿所欲，不相禁制”之私誓开始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云：“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②中宗不听。

    古代风景张柬之等五大臣在拥中宗复位的政变中，诛杀了二张及其党羽，时已有人指出，不除武三思终必成为大患，张柬之等以为大事已定，不欲广事诛杀，故未采纳此议。故武则天退位，武氏集团权势并无衰减。五大臣立功后执掌国政，武三思恐其不利于己，密谋自安之计。韦后幼女安乐公主，备受中宗宠爱。安乐公主适武三思子武崇训，使武三思地位更加巩固。上官婉儿③曾为武则天掌文书，中宗复位后，益加信任，使主持撰述诏令，拜为昭容，居中用事，私通武三思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宫中，三思复与韦后私通，中宗遂与三思谋议政事，并数微服幸武三思第，武氏集团声势复振。强柬之等数劝中宗诛诸武，中宗不听。柬之等长叹曰：“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④未久，中宗命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三思得以身居相位，掌握朝政大权。

    是年五月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三思、武攸暨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晖等率百官上表请降诸武王爵，以安内外。中宗不许。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前日夜进谗言，渭张柬之、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中宗信以为然，乃封张柬之、敬晖等五人为王，皆罢政事，赐金帛鞍马。武三思令百官重修则天之政，斥逐不附武氏者，起复为五王所逐者，大权尽归武三思。

    上官婉儿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改百姓年二十一成丁，六十免役为二十三成丁，五十九免役，又请天下士庶为被父所离弃的生母服丧三年。改易制度以收人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求自居帝位，为此培植私人势力，重用自己亲属，形成韦氏集团。

    神龙二年（706）闰正月，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七公主皆成立府署，设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女，长宁以下皆中宗女）安乐公主恃宠骄横，势倾朝野，又自草诏敕，掩住正文，令中宗签署，中宗竞不看诏文笑而署之。又请中宗废皇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中宗虽不从亦不加谴责。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倚势弄权，卖官鬻爵，用钱三十万，就别降墨敕除官（不按程序，而由皇帝直接颁敕书，不经宰相审议，不由中书盖印，即拜官授职），斜封交中书省执行。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员数外别置）、向正（同正员资格）、试（试某官）、摄（摄某官）、检校（检校某官）、判（判某官事）、知（知某官事）等名义授官的达几千人。安乐公主穷极豪奢，府第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请中宗赐昆明池，不许，乃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累石像华山，引水像天河，欲以胜昆明，故名曰：定昆。安乐公主有一织成裙，值钱百万，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中宗、韦后及公主等又多营佛寺，“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⑤。

    是时朝中形成以韦后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武三思忌五王在京师，先出之为外册刺史，继诬之与反武三思、韦后者通谋，皆贬为远州司马。武三思秘密使人书韦后秽行，张贴于天津桥（今河南洛阳西），请加废黜。中宗大怒，武三思诬五王使人所为，名为废后，实谋篡逆，请夷其三族。又使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内外进谗言，中宗以曾赐五王铁券，许以不死，于是流五王于恶地，子弟十六以上皆流岭南。武三思遣使矫制杀之。比至，张柬之、崔玄睇已死，余三人遭惨杀。武三思既杀五王，势倾朝野，常言：“我不知代（世）问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卿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古代风景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者处以极刑，益增其声势。

    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专权弄政，骄横胡为，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景龙元年（707）太子李重俊起兵。李重俊非韦后所生，为韦后所恶；武三思尤强惮太子；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崇训经常侮辱太子，呼之为奴，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上官婉儿因武三思之故，每起草制敕推尊武氏。重俊积久难平，于七月初六日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讳韦、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突人武家宅邸，杀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十余人。使成王千里及天水王禧分兵把守宫城诸门，太子与李多祚引兵人宫城，求索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宫中称皇帝为大家）。”中宗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与兵部尚书宗楚客等拥兵二千余人屯于玄武门楼下及太极殿前，李多祚与太子至玄武门楼下，按兵不战，中宗凭槛谓多祚所率禁兵曰：“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禁兵斩多祚、李承况等，余众溃散。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为左右所杀，政变失败。

    韦后和安乐公主拟利用政变打击相王和太平公主，以铲除韦后实现称帝野心的主要障碍。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进谗言，使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重俊同谋，中宗使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查办此案。肖至忠痛切陈词：“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⑥在吴兢等大臣一致劝阻下，其事乃止。

    景龙三年（709）祭天地于南郊，在韦后为亚献，重演高宗禅社首以武则天为亚献的故事。李唐王室再度面临来自后族的威胁。

    韦党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不满，不断有人予以检举揭发。监察御史崔琬检举宗楚客等潜通戎狄，受其贿赂，致生边患。中宗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定州人郎岌上书，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先于中宗杖杀之。

    景龙四年（710）五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韦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宗楚客等图危害宗社。中宗召见诘问，钦融顿首直言，神色不变，中宗默然无语。宗楚客矫制令禁兵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中宗郁郁不乐，韦后及其党羽始感忧惧。

    韦后早欲效法婆母武则天，梦寐以求女皇帝；安乐公主希望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散骑常侍马秦客以懂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后宫，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乃合谋于饼中放毒。六月初二中宗卒于神龙殿，时年55岁。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起草中宗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想以“相王旦参谋政事”来限制韦后的大权独揽。韦后秘不发丧，调诸府兵五万屯驻京城，由韦捷、韦灌、韦璐、韦镝，韦播等分别统率，用以控制京师。以中书舍人韦元巡察六街。召诸宰相人禁中议修改中宗遗制，宗楚客率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遂删改遗制，削相王辅政而后宣行。

    六月初四日始集百官发丧，韦后临朝摄政，初七日皇太子即位，史称少帝，由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南北卫军及台阁要司皆由韦氏子弟及亲信控制。宗楚客、武延秀（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再嫁武延秀）等及诸韦共劝韦后效法武则天，革唐命而称帝。宗楚客与韦温、安乐公主密谋除相王及太平公主，消灭反韦势力，为韦后称帝扫清道路，斗争日益激烈。

    相王子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阴聚才勇之士，厚结禁军豪杰，积蓄力量，进行捍卫李唐社稷、反对韦后篡权的斗争，并获太平公主支持。素附韦后集团的兵部侍郎崔日用，知宗楚客等密谋，观察宫廷斗争形势，恐祸及自己，乃遣僧人普善密告隆基，劝其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⑦。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公主子薛崇睐、禁宛总监钟绍京等密谋先发制人。六月二十日晚，隆基微服人禁宛以总监钟绍京官署为政变指挥部。入夜，禁军豪杰葛福顺、李仙凫奉隆基之命直人宿卫玄武门的羽林营，斩统领羽林军的韦璐、韦播、高嵩，向将士宣布：“韦后酰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其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⑧羽林军早愤韦播等的横行，至是欣然听命。玄武门及羽林军入于掌握之中。葛福顺、李仙凫分兵二路攻玄德门、白兽门，杀守门将，三鼓，两军会师凌烟阁前。隆基帅总监及羽林兵亦入，在太极殿宿卫梓宫的诸卫兵，皆披甲响应。韦后仓惶逃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给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被斩。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上官婉儿持烛率宫人迎接隆基，出示中宗遗制草稿，上有“相王旦参谋政事”，证明她是早已支持相王的。隆基不为所动，下令斩之于旗下。但令收婉儿诗词撰成文集二十卷传世。继捕诸韦及韦后亲信皆斩之。拂晓内外皆定。隆基出见相王谢不先报告之罪。相王抱隆基而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宫，辅佐少帝。继而紧闭城门分遣禁军，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等皆被捕杀。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让位于相王。二十四日，相王即位，是为睿宗。复以少帝为温王。

    注释

    ①《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圣历二年。

    ②《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③上官婉儿，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为高宗草拟废武后诏而被杀后，婉儿随母没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因忤旨当诛，武则天惜其才不杀，只黥其面，圣历以后为武则天掌文书。

    ④《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⑤《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

    ⑥《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元年。

    ⑦《新唐书》《崔日用传》。

    ⑧《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开元之治”

    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开元（713—741）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是唐朝极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之一，史称“开元之治”。

    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谋起兵讨韦后，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及诸韦亲党，武氏宗属亦诛死流窜殆尽。睿宗即位，立隆基为皇太子，任用姚元之、宋璟两宰相，但政局并未因之而获得稳定，原因来自太平公主。

    唐货币太平公主（武后女），深沉聪慧多权略，武后时特承恩宠，军国大事每预谋议，贵盛无比。神龙元年预谋诛张易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在诛灭韦党拥立睿宗之政变中又立大功，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万户。睿宗常与谋议大政，权倾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相就第议其可否”①。“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②。

    太平公主深忌太子隆基英明干练，欲改立懦弱者以巩固其权势，乃集结党羽，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睿宗景云二年（711），太平公主邀宰相于光范门，提议改易太子，众皆失色，提议遭拒绝，太平公主与太子的矛盾已公开化。宰相姚元之、宋璨、张说为维护太子的地位，密奏睿宗并获准：命太子监国，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宋王、豳王皆出为刺史。太平公主闻之太怒，指责太子，太子恐惧，上奏姚元之、宋臻离间多承侄、兄弟关系，请处以极刑。睿宗为应付太平公主，贬姚、宋为远州刺史，继而宰相韦安石等五人皆罢政事，以刘幽求、魏知古、崔浞、陆象先为相，任免皆按太平公主之意。太极元年（712）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术士言于睿宗曰：“慧所以除旧布新，……皇太子当为天子。”其原意本拟借此挑拨睿宗猜疑防范太子，但睿宗却决计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力谏，以为不可。睿宗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子固辞，睿宗曰：“汝为孝子，何要待柩前然后即位也！”诏传位于太子。八月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李隆基虽登皇位，太平公主的权势仍在发展，宰相七人中四人依附太平，满朝文武，“太半附之”。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与宰相窦怀贞、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密谋于七月初四率羽兵丘入宫，废掉玄宗。宰相魏知古闻讯立报玄宗，玄宗与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先发制人，引兵入宫斩常元楷，控制羽林军。大事捕杀太平党羽，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方出，赐死于家。

    自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到诛杀太平党羽，为时八年半，政局动荡不安，七度政变，四易皇帝，至铲除太平公主才结束这一混乱局面。玄宗初年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为此玄宗采取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加深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以免离心离德。同时对诸王严加限制，不授实职，不给实权，禁朝官与诸王往来以削弱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玄宗“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令到宫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③。开元元年（713）宰相张说密见岐王范，事为姚崇揭露。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逐出京城。二是贬斥恃功邀求权位的功臣。他们多参加诛韦后、诛太平公主两役，因立功身居要职，居功自傲，贪求无厌，动辄心怀不满。玄宗对之亦不姑息迁就。开元元年（713）十一月命中书侍郎王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面诸军，将其派出京城。十二月宰相张说和刘幽求同时被免职，张说左迁相州刺史，刘幽求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贬刘幽求罢为陆州刺史，钟绍京为梁州刺史，王琚为泽州刺史。开元五年（717）太常卿姜皎解职，放归田园。开元十九年（731）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不得郁郁不乐，形于词色。宦官高力士乘机进谗言。王毛仲贬讓州别驾，中途赐死。三是任用名相。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卅年未曾不四更即起”④，忧勤国政，谏无不从。决心起用姚崇为相，政绩显著，屡建战功。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借渭川打猎之机，召见姚崇，要他出任宰相，因其才兼文武，“吏道敏捷”，在武周和睿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姚崇上献“十事”，包括稳定政局、防止国亲外戚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整顿吏治，国亲不任台省官，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严格执法赏罚分明；不求边功，停建寺观，除租庸赋税外杜绝额外贡献等方面，玄宗一一允诺陆续施行。“十事”实亦为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纲领。姚崇拜相后开元三年四年，山东诸州连续蝗灾。蝗虫食苗，“声如风雨”，民或于田旁设祭而不古代山水敢捕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埋治蝗。朝野内外多人反对，另一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玄宗颇为犹豫。姚崇坚主治蝗，并谓“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⑤。玄宗始下决心，派御史至诸道督州县组织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⑥。故连岁蝗灾尚未出现大饥荒，这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颇为有利。姚崇因两子及亲信受贿，数请避相位，荐宋王璟以自代。开元四年（716）末姚崇罢相，宋璟继为宰相。“姚宋相继为相，……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⑦。由于上述措施，稳定了政局，奠立了开元之治的基础。姚宋之后任宰相的张嘉贞、张说、李元绒、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皆得贤才”，这也是太平盛世的基础。

    在姚崇等辅佐下，玄宗注意整顿吏治。首先废除酷吏，开元二年（714）诏周利贞、裴谈等十三人“皆酷吏，宜终身勿齿（永不录用）”⑧。继而罢免冗官，五月下令全部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规定此三项官今后非有战功及别敕特行录用外，吏部和兵部不得给授。严格控制官吏选授，开元四年，有人反映县令选授，不得其才，及新选县令入宫辞谢，玄宗召入宣政殿，试以安人策，只鄄城令韦济文理第一，升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及格，且令上任，另四十五人回家读书。定内外官互换制，开元二年下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⑨。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同时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上述措施有利于澄清吏治。

    于整顿吏治的同时，着手改善“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的财政匮乏状况。措施之一是禁抑奢靡。开元二年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殴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并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五品以银，以下皆禁止使用。开元二年九月颁布《禁厚葬制》，指出厚葬之为害，令所司据品位高低明加节制。“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⑩。措施之二是沙汰僧尼。中宗以来，贵戚争建佛寺，私度僧尼，建寺规模壮丽，所费巨万。“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且因僧尼免缴赋税免服劳役。於是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达官贵人倚势建佛寺度僧尼，隐占人丁户口，增加私产收入。造寺不止国家开支日增，度人无数，国家收人日减，府库自然空虚。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因伪度而令其还俗的一万二千余人。二月下令自今严禁创建新寺，旧寺维修亦需经有司检视允准。七月下令禁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这一措施有利于改善财政匮乏的状况。措施之三是改革实封制度。唐初实封家不过二三十家，中宗时增至一百四十余家，庸调绢流人实封家每年达一百二十余万匹，政府收人多则不过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匹，是所谓“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玄宗即位后虽在几次政变中一些实封家被诛杀，封家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分割有所减少，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开元初年公主食实封由几千户甚至上万户改为五百户。诸王及长公主亦皆减少；并规定封户“通以三丁为限”，封家占有封丁数受到限制。封家的实封户数和丁数的削减使封建国家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封物的征收办法亦由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向官府领取。实封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也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由于政局稳定，吏治较为澄清，国家财政状况获得改善，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开元年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时土地垦闻，“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估计在八百二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至开元十三年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仸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州（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反映出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兴旺，道路畅通，行旅安全的繁荣景象。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上升。开元二十年（732）全国户7861236，口45431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户增至8914709，口52919309，是为历代最高人口统计数。如连逃户计算在内，杜佑估计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当时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人。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昌盛，唐诗是唐代灿烂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而开元天宝时三期即所谓盛唐时期的诗尤为光彩夺目。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李白、杜甫都曾受玄宗赏识。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亦培育于这个时代。其他绘画雕塑等艺术以及科技医药等方面无不成就显著，僧一行主要活动于开元时期。

    国力强盛，国威远扬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高宗以后，吐蕃强大，后突厥复兴，契丹崛起。不少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脱离唐朝的控制。玄宗加强多事地区的驻军。开立屯田，充实防务，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战守。收复失陷州县；防止吐蕃势力北上；与后突厥化干戈为友好往来；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与中亚西亚交通顺畅。唐帝国声威远达西亚，事迹将在另题叙述。

    《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所载天宝时总的收支情况，岁入五千七百余万，发出五千四百余万，所余三百万左右。故天宝年间虽军费增加五六倍，宫中用度日奢，对臣下赏赐无节，而政府仓库存粮和库府钱帛仍不断增加。天宝八载（749）官仓存粮共九千六百余万石，相当于国家四年的粮食收入。

    开元时期繁荣强盛的同时，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及租庸调制濒临崩溃，节度使拥兵太盛，而内地军备废弛，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睿宗景云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二年。

    ④终南山楼观台《老子显见碑》。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三年。

    ⑥《唐会要》卷四四《螟蜮》。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四年。

    ⑧《新唐书》卷二○九《酷吏传》。

    ⑨《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

    ⑩《旧唐书》卷八《玄宗上》。

    《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汪箴：《隋唐史论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按其下分别记载各种仓库存粮数总和则为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余万石。

    唐蕃和战

    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

    约两千多年前，两北地区部分羌族陆续迁徙，逐渐与青藏高原土著居民融合，成为藏族的祖先。他们分为许多部落，散处于青藏高原广大地区。公元六世纪时西藏地区各部族开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畜牧业仍是重要生产部门，伺养牦牛、马、骡、狗、羊、猪等。部分居民已过定居农业生活，使用两牛牵引一犁耕地，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等，并兴建高地筑池蓄水，低地泄水入河的排灌工程，手工业已能采炼金属矿物，制造精良的金、银、铜、铁等生活用品和武器。

    约在隋时，居住在今西藏山南地区西雅隆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君称赞普（雄强丈夫之意），相称大论、小论。其人民喜用赭色涂面以避风寒。“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修，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俗耻之”①。其武器精良，铠甲坚利，战士全身披甲，唯开两眼，可挡劲弓利刃。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卜二属相纪年，以麦熟时为岁首。其时雅隆部落成为西藏地区最强大的部族，其首领朗日论赞的统治已为吐蕃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统一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朗日论赞在奴隶主集团互相争夺中被毒死，其子尺松赞②继赞普位，因其对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密切藏汉两族关系有重大功绩，死后藏族人民追谥他为“干布”（大德之意），故藏文史料都称他为“松赞干布”（即庄严大德王）。松赞干布即位时年仅十三，当时国内混乱，父王诸官和母后诸族举兵公开叛乱，与羊同、苏毗诸部内外呼应。松赞干布“骁武多英略”“少年奋发”，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帮助下，查出阴谋进毒勾首诸人，将其满门抄斩，消灭了宫廷内部的敌对力量。又团结支持王朝的力量，用二三年时间组织训练了一支精锐军队，随即出兵平叛，攻取叛乱者所据地区。平定内乱后，决定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③，因其形势险要，原野秀美，布达拉山居高临下，雄峙原中，就布达拉山修筑王宫，即碉堡式的布达拉宫。迁都后据有了西藏高原的心脏地区，接着征服了强大的苏毗、羊同等部，统一西藏高原，更巩固了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创立文字即今藏文，厘定法律、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参考唐历制定藏历，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措施。继而向境外用兵，击败已臣属于唐朝的吐谷浑和党项。

    贞观八年（634）十一月松赞干布遣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乃请婚。太宗遣使者冯德遐到吐蕃回访慰抚。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与唐通婚，复遣使随德遐入朝，以重礼奉表求婚，太宗未允。吐蕃疑吐谷浑从中作梗，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战败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被吐蕃掠取。吐蕃继破党项，白兰诸羌，屯兵二十余万于花州（今四川松潘）西境，遣使贡金帛欲迎公主。继而进取松州，打败唐军。唐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领步骑五万击之，贞观十二年（638）九月败之于松州城下，吐蕃退兵遣使谢罪复请婚。太宗许之。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命大相（宰相）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人吐蕃，带去大批丝织品、手工艺品，还有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还有芜菁（通称大头菜）种子和其他谷种。还带着通晓所带书籍的文士和制造各种物品的工匠以及乳娘、宫女、乐队等。一行人显示了唐朝国力的充沛和中原文化的繁荣，成为一支传播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队伍。

    松赞干布到吐蕃东部边境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公主，以婿礼见道宗。日后，唐封他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公主到逻些时，吐蕃人民着节日盛装迎接联络汉藏民族友谊的赞蒙（藏语王后）。松赞干布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④以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在逻些为公主修筑了唐式宫室。松赞干布也改服唐人服装，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聘唐朝文士掌管与唐往来文书。留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多有成就，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列，皆为著名汉学者。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在逻些修建小昭寺，协助泥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亦松赞干布妻）修建大昭寺。她所带释迦牟尼像仍保存在大昭寺。松赞干布向唐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工匠把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农业技术、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硝、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说明她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文成公主于高宗调露二年（680）去世，在吐蕃生活近四十年，对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的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流传。拉萨市的布达拉官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他俩结婚的洞房遗迹。两人的陵墓也巍然尚存。汉藏人民自此结成亲如一家的亲戚关系。

    古代名画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使臣王玄策出使天竺，东、西、南、北四天竺皆遣使入贡，适中天竺王死，大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玄策，尽掠诸国贡物，松赞干布为王玄策发精兵一千二百人攻打中天竺，俘阿罗那顺。高宗初即位，松赞干布致书于长孙无忌等：“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⑤唐朝和吐蕃王朝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吐蕃与唐发生多次战争。

    高宗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卒，其孙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此后五十年问，吐蕃军政大权一直为其家族控制。为了夺取新的土地、奴隶和财富，高宗显庆五年（660）禄东赞遣其子起政率兵击吐谷浑，三年后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为吐蕃所败，率数千帐弃国奔凉州，请徙居内地。唐命苏定方节度诸军援吐谷浑。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请和亲。高宗不许，遣使责备吐蕃。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陷龟兹拨换城。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其副率军十余万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遇事多违其意。军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将攻乌海（在青海），薛仁贵命留辎重于大非岭，率精锐部队轻装速进，倍道兼行，攻其不备。仁贵率所部大破吐蕃兵，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与辎重徐行，未至乌海，遇吐蕃兵二十余万，交战大败，尽弃辎重，逃回，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率兵四十万猛攻，唐军大败，死伤略尽，与吐蕃约和而还。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蓄。四镇土地亦大部为吐蕃所有。

    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则天以王孝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军击吐蕃，大破吐蕃军，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屯兵镇守。其后唐与吐蕃于西域青海两地多次争战，胜败略等。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蓉大相论钦陵遣使请罢四镇戍兵，并求分西突厥十姓土地。武则天采郭元振议，答以若吐蕃归还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以五弩失毕部门吐蕃，对其要求缓拒之。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内讧，大相论钦陵兵溃自杀，大将论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论钦陵子论弓仁亦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至弃隶缩赞赞普时，吐蕃对唐政策有大改变。由于王室内部争权激烈，整个吐蕃地区统治不稳，急于与唐通好，以加强赞普的统治。中宗景龙元年（707），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弃隶缩赞赞普。景龙三年（709）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金城公主。景云元年（710）一月，金城公主往吐蕃，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中宗自送公主至始平（今陕两兴平，距长安约五十里），隆重的迎送表示双方对此十分重视。金城公主喜爱文艺，带去锦缯各数万匹，大批杂技百工、龟兹乐队，及《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进一步发展了汉藏两族的亲密关系。公主至吐蕃，赞普为公主别筑城以居之。是年十二月，吐蕃赂鄯州都督（今青海乐都）杨矩，请与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帝、后、公主收取赋税的私邑，渭以其赋税供沐浴之用），矩奏与之。其地肥饶，水甘草美，颇宜畜牧。吐蕃就之畜牧，更便于攻扰唐陇右地区。杨矩悔惧自杀。唐不得不大力加强河西、陇右两节度所辖地区的设防。开元十八年（730）吐蕃数败请和，玄宗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大喜，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在上唐玄宗表文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⑥金城公主也多次为吐蕃请盟。开元二十一年（733），许金城公主之请，唐蓿和盟于赤岭（今青海湟源西日月山）立碑以分店与吐蕃边境。由于两方守边将领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和盟后仍不时有战争发生。长期的战争导致唐蕃两王朝统治的削弱。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陇西、河西叉四镇兵力东调平乱，吐蕃乘虚据有陇右、河西，唐安西（今新疆库车）北庭地区初被隔绝，后亦沦陷。时在唐西南方的南诏因与唐失和亦降服吐蕃。此时吐蕃控制的区域，西达中亚，北至今新疆南部，东至今四川西部及甘肃陇山以西。幅圆之广阔，为汉魏以来西方诸族所不及。鼎盛时期的吐蕃，在西方扼止占据波斯的大食向东发展。在南方与天竺泥婆罗为邻，有非常密切的经济义化交流。在东方不时与唐冲突，曾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攻入长安。是年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经过泾州、分州进至奉天、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令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兵度便桥，代宗仓猝奔陕州，六军逃散。吐蕃入长安，纵兵焚掠，长安萧然一空。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至商州，收散兵合武关防兵共四千人，乃泣谕将共雪国耻，收复长安。渭北、鄜坊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合势进击。百姓骗吐蕃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子仪又遣将入城，密结少年数百，深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率众遁去。其后仍不断攻袭唐关内道、夏等州。

    德宗贞元五年（789）至贞元六年（790），吐蕃与回鹘为争夺北庭而激战。此后，回鹘与唐联合抵御吐蕃。贞元九年（793）南诏亦脱离吐蕃控制，遣使上表归唐。吐蕃处境孤立，势力削弱。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可黎可足赞普遣专使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穆宗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朝国都长安西郊（821）和吐蕃国都逻些东郊（822）举行，盟文曰：“……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⑦双方预盟官员宰相以下各于盟文后自书名。长庆三年（823）建立《唐蕃会盟碑》。碑文汉文部分写道：“……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⑧藏文部分写道：“甥舅和协，扫彼旧怨，泯其嫌隙，喜兵革之不作，惟亲好之是崇……”⑨此碑至今仍屹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人民历史情谊的见证。这次会盟结束了唐蕃之间的长期战争，体现了汉藏人民亲谊的进一步发展。

    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达磨赞普卒。无子，佞相立其妃兄子乞离胡为赞普，只三岁。佞相与妃专权，杀首相结都那，国人愤怒。大将论恐热举兵自称国相，吐蕃大乱。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三州七关降唐。大中五年（851）沙州汉人张义潮乘吐蕃大乱，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奉表归唐，略定十州后以之为归义军节度使。河湟之地陷吐蕃百余年，至是尽入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鄯州守将拓跋怀光，擒斩论恐热，其部众渍散，吐蕃自是哀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自松赞干布至达磨，吐蕃赞普共九人，历时218年，吐蕃王朝瓦解后，宋、元及明初，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吐蕃和唐朝统治者之间虽然进行过多次战争，但双方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的。自文成公主人藏后吐蕃即尊唐主为舅而以外甥自居，双方使节往还频繁。据统计自贞观八年（634）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至会昌六年（846）吐蕃王朝瓦解的213年间，双方遣使达191次，平均一年零一月即有一次⑩。人数多者五十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十余人。吐蕃使臣多长期居留长安，有时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久。使节的往还、商旅的交易促进了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

    注释

    ①《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或称弃宗弄赞、弃农赞，皆为唐代汉文史籍异译。松赞是其本名。

    ③赞普原居琼巴达则，汉文史籍称匹播城或跋布川，在今西藏穷结县。

    ④《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⑥⑦《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⑧《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拓片。

    ⑨《唐蕃会盟碑》藏文部分译文。

    ⑩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五期54页。

    南诏归唐

    南诏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的奴隶制边疆民族政权。乌蛮与今彝族有亲缘关系。白蛮与今白族有亲缘关系。

    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多，难以胜计。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文化。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因归路断绝就以滇池为中心建立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又增置兴古（今云南马龙县）、云南（今云南祥云）二郡。

    战国以后许多汉人陆续移居云南，和土著居民长期杂居通婚，形成了白蛮族。白蛮的文字、语言、风俗大致与汉族相同①。白蛮过农耕生活，在洱海和滇池周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唐初，洱海周围有成百个被称为“河蛮”的白蛮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诸部以赵、李、杨、董等姓为首领，各据一地，互不统属。在离洱海较远的四周，则散居着乌蛮部落。乌蛮受汉族影响较小，有些乌蛮部落，语言需三译四译才能与汉族相通。唐初乌蛮仍以畜牧为业，不知耕织，多牛羊，无布帛，用牛羊皮制衣服。乌蛮妇人著黑色衣服，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服，长不过膝。

    七世纪初叶至中叶，乌蛮部落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即六个王国。六诏的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蓓诏——居地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

    二、越析诏——居地在今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今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诏——居地在今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今洱源县东。

    六、蒙舍诏——居住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因地居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蒙舍诏首领姓蒙，始祖名蒙舍龙。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舍龙孙独罗（又名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遣使入贡，臣属于唐。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自入朝。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北部。唐朝为削弱牵制吐蕃，对“六诏”采取扶植、联合策略。“天子每有恩赏，各颁一诏”②。五诏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六诏之间虽有婚姻关系，但常彼此争夺。唐玄宗为了抵御吐蕃，极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从开元初至开元末，经过二十余年战争逻盛之孙皮逻阁相继兼并其他各诏，基本上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开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故址在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了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东居民以乌蛮为主，西居民以白蛮为主，西居地在滇池周围），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扩大了疆域。南诏最盛时大致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回环万里”，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政权建立后，同唐朝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十三代南诏王中，有十个接受过唐朝的委任和册封，有的还与唐朝皇帝建立了“兄弟若舅甥”的亲密关系③。但自南诏向外扩张，占据了爨地之后，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亦向云南地区发展势力，双方在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上也存在矛盾。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而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等狡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九载（750）因南诏王携妻子进见都督，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竞侮辱同来妇女，对南诏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忿怨，发兵攻陷姚州，杀张虔陀，取夷州（西南夷归附后所设之羁縻州）三十二城。次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和，并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④仲通不许，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交战，唐军大败，士死者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绩叙其战功。阁罗凤遂背唐而北附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以金印，号称“东帝”，自建国号大蒙。阁罗凤在太和城刻立《南诏德化碑》，说明他不得已而叛唐，并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⑤时杨国忠升任宰相，继续征调天下兵以攻南诏。天宝十三载（754），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人，至太和城，坚守不战，唐军粮尽，又罹瘴疫，退兵遭追击，全军覆没，李宓被擒。杨国忠假报战功，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者达二十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充分暴露攻打南诏的覆败和人民因此而受到残酷奴役的情形。

    安史之乱起，阁罗凤会同吐蕃乘乱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陷巂州（唐治所在越葑，今四川西昌），获唐西沪县令郑回，阁罗风爱重其学识，子凤迦异、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拜郑回为师，“每授学，回得挞之”。时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风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于大历十四年（799）与吐蕃合兵十万攻袭剑南西川，为唐所破，吐蕃南诏兵饥寒交加，坠落崖谷而死者八九万人。吐蕃以南诏为属国，不断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进驻其险要地带，南诏王异牟寻不堪骚扰，时郑回已被任为清平官（相当唐的宰相）专决国事，因劝异牟寻复归于唐，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亦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五年（789），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向南诏征兵万人，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吐蕃以为少，乃增至五千，引起南诏不满。贞元十年（794）唐使崔佐时至南诏，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已到达。崔佐时密见郑回，尽知内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与封号，献其所给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并率其子寻梦湊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异牟寻按与吐蕃前约，遣五千人前行，自率万人随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继而遣使献地图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恢复南诏旧名。唐以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此后四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好联系。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南诏统治者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太和二年（829）出兵攻人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⑥，自是南诏工巧等于蜀中。

    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亦极衰弱，南诏既无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南诏统治者“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这些掠夺战争给汉族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也使南诏劳动人民受到很大损害。在汉族人民坚决抗击和南诏人民不断反抗下，南诏统治者不得不停止对唐的战争。双方又恢复和好关系。僖宗时，南诏统治者向唐求婚，中和三年（888）唐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王。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中央官制——清平官六人，决国事轻重，职位等于唐朝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代国王判押处置文书。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六曹相当于唐朝六部，初期为兵曹、户曹（掌户籍）、官曹、法曹、士曹（掌营造工程）、仓曹（掌财政）。后期改六曹为三乇、九爽。三乇是：气乇、主马；禄乇，主牛；巨乇，主仓。九爽是：暮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地方官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殓（音简，相当唐朝的州），古人出殡其中六殓为南诏国家直接统治地区。其余四殓，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由国王的子弟镇守。平民实行军事编制，“百家有总佐一，干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⑦。各地方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共设两都督。另设六节度使分兵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诸部落。对外剑川、丽水两节度使防吐蕃；拓东、弄楝两节度使防唐剑南。

    南诏采用唐均田制和府兵制，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和军等所谓“上官”，授田四十双（每双合汉亩五亩，共二百亩）。“上户”授田三十双，“中户”和“下户”依次减授，大约分别为二十双和十双。乌蛮和白蛮的统治者均属“上官”和“上户”，是奴隶主阶级，他们使用奴隶耕田和服役。“中户”和“下户”是自由民，他们除每年每户向国家纳税米二斗外，还要服兵役，并自备武器，马匹及军粮。每年十一、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至城邑村谷，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出兵征战，每兵自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带粮不多，急求决战。作战时南诏王派高级官吏监视，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背部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掠夺对象。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天宝四年（745）南诏王皮逻阁曾派其孙凤迦异人朝到长安，唐玄宗任其为鸿胪少卿，将一宗室女子嫁给他，回去时并送给他许多文物和胡部、龟兹两个乐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唐朝后期五十年中学成回国的人“殆以千数”。在成都就学的南诏子弟张志诚，得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字帖，带回后广为传播，多人学习。南诏把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视为圣人，为之建右军将军祠。郑回投入南诏后，大力传播儒学，大量输入唐文化，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中。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了很多工农业生产技术。如天宝十五载（756）南诏攻陷唐巂州，“子女玉帛，百里塞途”③，大批汉族劳动者进入南诏，自然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前述被俘的成都工匠入南诏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汉族工匠恭韬、徽义设计建成的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即出现于南诏时期，至今仍矗立于苍山、洱海之间。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矛盾激化，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沉湎酒猎不理国事的南诏王隆舜为其臣下杨登所杀。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执政大臣郑买嗣（郑回七代孙）乘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杀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灭蒙氏王朝，另建大长和国，南诏自贞观二十三年（649）独罗（又名细奴逻）称王，至此共254年，传十三主。南诏边疆民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云南各族的融合，密切了云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注释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谓白蛮“有文字”，字形与汉文相近；知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据考古和民族调查，八世纪南诏时期有“百文”，形近汉字，其创用当在此之前可证《通典》的记载。

    ②《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纪序》。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玄宗天宝十载。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三年。

    ⑦《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⑧《全唐文》卷九九九《南诏德化碑》。

    回纥内附

    回纥，唐代漠北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后亦为以回纥族为核心建立予漠北的游牧汗国名。

    回纥为古代丁零人的后裔，丁零活动于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水（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西汉时丁零居匈奴北，匈奴曾北服丁零。丁零俗多乘高车，南北朝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零皆同一名词的音译，隋唐时称铁勒。回纥在北魏时为高车或铁勒诸部之一，作袁纥，隋代作韦纥及乌护，唐初名回纥，又作乌纥，是团结、联合、协助的意思。袁纥、韦纥、乌纥、回纥当时Uirur的对音，今译维吾尔。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自请改汉字译音为“回鹘”，取俊健如鹘之意。

    回纥是铁勒诸部之一，铁勒有回纥、仆固、浑、拔也古、同罗、恩结、契苾、阿布思和骨仑屋骨九个部落，历史上称为铁勒九姓。这九个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其中回纥势力最强又统称为回纥，回纥部落自身由九个氏族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嘱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口显索、药勿葛、奚耶勿。这九个氏族有时被称为内九姓，以与铁勒九部相区别。九个氏族以药罗葛为首，后来回纥的可汗大多产生于这个氏族。

    回纥传说中的祖先为卜可汗。高车初期六姓之一的袁纥颇为强盛，与其他部落一起南迁漠南，有数万或数十万众，畜牧蕃息，渐知农耕。北魏统治者不仅在征服过程中屠杀高车人民，掠夺大批牲畜，而且在强迫高车南迁后，又经常征发他们服兵役，征收很重赋税。高车人民不堪压迫，不断举行反抗，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征发高车南厥汗国故地徙牙于乌德鞋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与腽（音蛙去）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之间，其地当即哈刺巴刺哈孙废址。天宝四载（745），击杀突厥白眉可汗，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边境平静无事，呈现出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

    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后十年间，为汗国草创时期，巩固汗国，完备制度。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别部领兵者称设（或译作杀），大臣有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达干、吐屯等共二十八等，如突厥旧制，可汗之下还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并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这表明回纥汗国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既沿袭突厥游牧汗国的传统、又深受唐朝影响而具有二重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欲借兵外夷以张军势。至德元载（756）遣敦煌王承窠（采的异体字）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以请援兵。回纥可汗以女妻承遣窠，并遣贵臣同来，肃宗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至德二载（757）回纥葛勒可汗遣子叶护率精兵四千入援，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傲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攻长安，与占据长安之十万叛军展开激战，大败之，斩首六万级。叛军弃城夜遁，大军入西京。初，肃宗欲速得京师，曾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②城破后，叶护欲践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回纥兵过城南东去。肃宗闻之喜曰：“啜不及也。”西京收复后，安庆绪调集叛军十五万抗拒官军，郭子仪等与叛军战于新店，不利，回纥袭其后路，叛军惊呼：“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叛军，大败之。安庆绪仓皇弃东京走邺郡（今河南陕县）。广平王傲入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足。洛阳父老敛集罗锦万匹送回纥，俘掠乃止。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岁给回纥绢二万匹。乾元元年（758）册封葛勒可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肃宗以亲女宁国公主嫁葛勒可汗。帝送宁国公主至成阳，公主辞别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肃宗流涕而还。回纥立公主为可敦（可汗正室名号）。未及一年，葛勒可汗死，回纥欲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宁国公主因无子，于是年八月回京师。

    肃宗宝应元年（762）唐遣使于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登里可汗为史朝义所诱。有轻唐之意，唐令仆固怀恩往见可汗（怀恩女为登里可敦），始举兵入援，唐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节度使及回纥兵于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进讨史朝义。雍王适至陕州，与僚属四人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可汗责其不行督侄礼，雍王僚属与回纥将军车鼻力争久之，车鼻引雍王僚属四人各鞭一百，二人致死，以雍王适年少无知遣归营。诸军发陕州，三路会于洛阳，败叛军数万。史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洛阳，官军骤击，叛军大败，斩首六万级，俘获二万人，副元帅仆固怀恩进克洛阳，史朝义率数百骑东走。回纥入境，所过虏掠，三月方止，房屋殆尽，士民皆以纸为衣。次年登里可汗归国，带走全部掠获赃物。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之功，册登里为颉“出登密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咖可汗”，并规定唐买回纥马，征高车，人民推袁纥部树者为首领，相率北逃，孝文帝派大军追击，被打得大败而归。后来改为招抚，树者才率众投降。隋代到唐初，回纥的住地在娑陵水（今色椤格河）侧，位于铁勒另一部薛延陀之北。当时回纥与薛延陀、仆骨、同罗、契苾等铁勒诸部同役属于突厥，时服时叛。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处罗可汗残酷搜括铁勒诸部，“厚敛其物”，为镇压铁勒，又诱集各部首领百人，一起坑死。回纥联合仆固、同罗、拔也占等部起来反抗，各部首领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回纥逐渐壮大，有“众十万，胜兵半之”①。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菩萨智勇善战，贞观元年（627），铁勒诸部联兵反抗东突厥的统治，颉利可汗遣将率十万骑进击，菩萨率五千骑破突厥十万之众，回纥由是大振。贞观四年（630），唐擒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前汗国亡，漠北唯回纥与薛延陀两部最强。回纥曾服属于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贞观二十年（646）多弥可汗攻唐，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与铁勒其它部落共同助唐破灭薛延陀，并其部落，奄有其地，成为漠北唯一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成为东铁勒渚部的总称。

    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后，回纥等部酋长皆请归附。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在漠北设羁縻府州，给回纥、仆骨等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等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属唐之燕然都护府管辖。吐迷度之后六代君长皆受唐都督称号，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在唐朝与西突厥的战争中，回纥积极出兵助唐，起了很大作用。武后时，东突厥后汗国兴起，回纥诸部再次受突厥贵族的奴役，回纥君长承宗与契蕊、浑、思结等部迁往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之间，在河西居住四十余年，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小；原留漠北的回纥余众这时则为后突厥役属。开元十五年（727），唐河西节度使王君毚（音辍）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玄宗将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庐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回纥诸部起兵袭杀王君毚，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即位。天宝元年（742），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之乌苏米施可汗。玄宗天宝三载（744），拔悉密击斩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突厥余众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破其左厢十一部。未几，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来告，玄宗册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其可汗地位，说明回纥已是漠北唯一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燕然都护的权力。怀仁可汗与唐互市年最高额为十万匹，马一匹换绢四十匹。唐虽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但回纥互市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付价，以求边境平安。

    古代名画自安史之乱以来，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③。说明在唐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后，回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建立城市、宫室，由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考古发掘证明：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其中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围绕着，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宫廷建筑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周围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堡不仅面积很大，残存的城垣还高达十公尺。这里不仅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一所住宅的遗址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铜块，断定这是工匠的住宅。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贵族已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定了基础。回纥采用了开元历，直到西迁后仍继续使用。在昭武九姓胡的影响下，回纥日益重视商业活动，与唐进行大规模绢马互市，得马价绢，并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两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贾居长安者常有千人，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长安的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有不少。回纥人原信萨满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带四人归国，摩尼教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六十年间，回纥可汗共历十二代，其中四代在暴力夺位中被杀，六代通过暴力夺得汗位，政权极不稳定。从德宗贞元五年（789）起，回鹘与吐蕃争夺北庭，斗争极为激烈。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双方都有利。但回纥统治者把两府看做附庸，征收苛重赋税，北庭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和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白服突厥部痕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结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于迦斯率兵救之，结果大败，北庭为吐蕃所有。次年秋颉干迦斯率全国兵数万进取北庭，又被吐蕃击败，士卒死亡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鹘的浮图川（在乌德鞋山西北），回鹘震恐，悉迁其西北部落于乌德鞋山以南以避之。正因回鹘内外多事，这一时期虽自天亲可汗（名顿莫贺达干）起四代回鹘可汗先后与德宗女咸安公主成婚，但与唐朝往来明显减少。

    贞元十一年（795）奉诚可汗死，原出趺（音协）跌氏的宰相腆跌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鹘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跠跌氏。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吐蕃，取凉州，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向西经略，势力远达真珠河（原苏联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原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当时吐蕃衰弱，后吐蕃又击败回鹘收回失去的土地。

    穆宗长庆元年（821），崇德可汗即位，唐以宪宗女太和年最高额为十万匹，马一匹换绢四十匹。唐虽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但回纥互市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付价，以求边境平安。

    自安史之乱以来，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③。说明在唐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后，回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建立城市、宫室，由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考古发掘证明：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其中哈剌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围绕着，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宫庭建筑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周围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堡不仅面积很大，残存的城垣还高达十公尺。这里不仅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一所住宅的遗址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铜块，断定这是工匠的住宅。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定了基础。回纥采用了开元历，直到西迁后仍继续使用。在昭武九姓胡的影响下，回纥日益重视商业活动，与唐进行大规模绢马互市，得马价绢，并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贾居长安者常有千人，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长安的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有不少。回纥人原信萨满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人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人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四人归国，摩尼教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六十年间，回纥可汗共历十二代，其中四代在暴力夺位中被杀，六代通过暴力夺得汗位，政权极不稳定。从德宗贞元五年（789）起，回鹘与吐蕃争夺北庭，斗争极为激烈。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双方都有利。但回纥统治者把两府看作附庸，征收苛重赋税，北庭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和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白服突厥部痕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结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兵救之，结果大败，北庭为吐蕃所有。次年秋颉干迦斯率全国兵数万进取北庭，又被吐蕃击败，士卒死亡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鹘的浮图川（在乌德鞋山西北），回鹘震恐，悉迁其西北部落于乌德鞑山以南以避之。正因回鹘内外多事，这一时期虽自天亲可汗（名顿莫贺达干）起四代回鹘可汗先后与德宗女咸安公主成婚，但与唐朝往来明显减少。

    贞元十一年（795）奏诚可汗死，原出趺（音协）跌氏的宰相跠跌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鹘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腆跌氏。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吐蕃，取凉州，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向西经略，势力远达真珠河（原苏联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原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当时吐蕃衰弱，后吐蕃又击败回鹘收回失去的土地。

    穆宗长庆元年（821）崇德可汗即位，唐以宪宗女太和公主妻之。回纥与唐交往再度活跃，互市兴旺。文宗太和六年（832），回鹘内乱又起，又发生饥荒和疫病，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杀磕马及（音咳飒）可汗及宰相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鹘汗国亡。

    回鹘汗国崩溃后，诸部离散。一支为居于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部共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南下边塞降唐，未几发生内哄，乌介可汗被杀，遏捻特勤被立为可汗。后转依室韦和奚，逐渐消失。一支奔吐蕃占领下的河西地区，定居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与当地人民融合，即今天甘肃省裕固族的祖先。一支西迁天山北路由回鹘宰相驳（音飒）职拥庞特勤（回鹘可汗的外甥）等人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地区，庞特勤被推为可汗。后曾攻克西州、北庭、轮台等城，势力发展，掌握了唐通天山南北路的枢纽。一支西迁天山南路，可汗居西州，称西州回鹘，征服了天山南路各城居的农业国。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西迁天山南北路的回鹘诸部，与当地居民长期相处，逐渐发展形成为维吾尔族。

    注释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六肃宗至德二裁。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

    靺鞨内附

    靺鞨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长白山或称不成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周秦时称肃慎，曾来贡中原，臣服于周。两汉至魏晋时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扶余。曹魏初年摆脱扶余的统治，向魏贡纳貂皮等物。北魏时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步打败扶余，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时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为强大。棘韬人依山傍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人们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人居穴中。除以狩猎为生外，有农业，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稳等耐旱作物。以米酿酒，饮之亦能醉人。善养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①。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于各部之南，较先进，有战士数千。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粟末靺鞨败于高丽，首领突地稽②率八部大众千余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渐与当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地稽因立战功做到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为唐高宗时守边名将，做到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他与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十七个陪葬墓，已发掘的五墓中，除李谨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书令墓，其与唐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该部粟末人与高丽遗民数万人被西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人李尽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据营州叛唐，造成大乱，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当地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修筑城堡（敖东城），并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依附于突厥。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棘辐之号，专称渤海。大连市至今还保留着鸿胪卿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开元二年五月在旅顺的凿井刻石。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是为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曾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唐宝应元年（762），第三世王大钦茂被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皆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古代风景渤海的疆域，初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两代的扩充，领土不断扩大。被称为渤海中兴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相接，东至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达辽河流域与唐交界，全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前苏联濒日本海的部分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785—805）时一度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棘鞫中又以粟末袜羯为主，另外还有高丽遗民、汉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韦人。

    渤海在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在中原文明强有力影响下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其行政组织、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设三省（中台、宣诏、政堂，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义、礼、智、信，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还有七寺（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地方官；军事上仿唐十六卫制，置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另外也有法律、监狱等。

    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铁农具，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培育出卢城稻这一著名品种；柞蚕与桑蚕的饲养也较普遍。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猪、马、兔等皆培育出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专业冶工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铁、熟铜、金银佛和纳、布、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等工艺品远近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达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周长三十二里，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陆干线，分别通往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渤海所产的马、铜等物，源源不绝地输往唐朝，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鹰（海东青）、麝香、人参等都常输入内地，与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开元时渤海曾一次贡唐貂鼠皮一千张，唐朝也经常赠渤海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如开元十五年（727）赐渤海彩练一百匹，其间赐以紫袍金带、绯袍银带、以及绢、帛百匹或数十匹者，仅玄宗时即有数十次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龙县唐代渤海古墓中发现的不少金器，和内地唐墓中发现的金器形制相同，是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确证。由于朝贡、互市的频繁，自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设置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贸易事务。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④。不少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如高元固、乌火召（照的异体字）度、乌光赞等就在唐朝进士及第，从而带回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时遣使写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书。渤海使用汉字，许多汉文典籍得到流传。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较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诗人裴颈（音挺）曾被日本同辈尊称为诗坛“领袖”；渤海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也得到广泛流传。在生活习俗方面从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故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即渤海旧都敖东城南发掘了渤海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贞惠公主墓碑》从碑制形式到碑文文体完全和内地相同。由于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海东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龙江）而得名，居于最北方，发展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联系，遣使来朝，每岁不绝。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前苏联称之为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刺史，唐派长史以监领之。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赐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献诚，并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设置使唐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内地的联系。黑水都督府连同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的疆域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将突地稽放在总介绍和黑水棘辐中叙述，《新唐书》卷二一九《靺鞨传》所谓唐初内附的黑水靺鞨渠长阿因郎实亦指突地稽。

    ③参阅《册府元龟》卷七九五、九七六《褒异》。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

    唐日交往与鉴真东渡

    继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四次遣使于隋，隋也派使臣赴日之后，唐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阶段，除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之外，更加要求学习反映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唐朝的典章制度来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吸收唐朝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国家，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前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自唐归国的日本留学僧惠齐等上书朝廷说，在唐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①朝廷接受这一建议，积极准备，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的二百零八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又准备派遣唐使，出使的主要官员已经任命，而已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上书建议中止派遣，从此遂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至894年，二百六十四年问，除上述正式遣唐使十二次外，任命而未成行的三次，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的“送客唐使”，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的“迎人唐使”，故总计为十八次②。

    遣唐使团组织完备，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正式外交官员）。使团成员除约占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卜部（掌确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史生（文书）、船师（航海长）、杂使（杂役）以及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其职务类别将近三十种。随行人员有长期在唐居留的留学生、留学僧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生、还学僧。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是二百多人，乘船二艘，从八世纪初开始，人数倍增，一般为四艘船，五六百人。717年派出的遣唐使为557人，733年派出的为594人，838年派出的为651人。其中有的船中途遇难，入唐的也只有少数的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航线从七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四十年间，采取北路，即由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因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紧张，于是遣唐使船在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一百年间，航线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际的东海上，靠岸困难，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航行时间都需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遣唐使后期，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迳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航行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只需三天，但风涛之险与南岛路基本相同。

    古代名画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对使团人员的选任，特别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四官的选任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正使除具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及关于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如第三次遣唐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留学三十五年，后来成了大化改新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第十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曾留唐十七年。此外任过正使的多治比广成好文学、诗歌；藤原常嗣游大学，能“史”“汉”，谙《文选》；未成行的副使小野篁文章无双，草隶兼精；录事山上忆良是著名的万叶歌人。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总之，参加遣唐使团的或博于经史，或长于文章，或精于书法，尽皆风度翩翩的饱学之士。就是下层的医师、工匠、乐师、水手等也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

    遣唐使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担负着进行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任务，他们既是文化使者，又是国家商人。在文化上他们要进行考察、学习和引进，唐帝国则热情提供方便。如唐玄宗命朝衡陪同遣唐使参观府库藏书，又应遣唐使的要求，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其讲课“授经”。他们大量采购图书，吉士长丹等因从唐朝带回很多书籍和宝物而得到天皇赏赐③。使团中技术和艺术人才在唐期间也努力学习，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琵琶，人唐后拜琵琶名手刘二郎为师深造，并与刘二郎之女成亲，回日本后，贞敏出任雅乐助和扫部头，成为日皇宫廷音乐的负贡人。遣唐医师菅原棍成，在唐期间就教于名医，回国后任针博士，后来做了御医。其他木工、锻工、铸工等都是人唐参观学习该行业最新技艺的。至于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不少人后来在朝廷中任重要职务，由于他们能不同程度地接近朝廷政治中枢，便能将在唐朝期间学得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各项制度和政治施策中去。总之，遣唐使在学习和引入唐文化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遣唐使同时也是贸易代表团，它把日本的大批“国信物”（对唐的赠品）船载以来，又把唐朝的大批“回赐”（对日本的答礼）船载以归，实质上承担了唐日之间产品交换的任务，遣唐使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绝等贵重礼品，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弥”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政府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唐代珍贵文物中，有一部分就是遣唐史带回去的。这样的赠品和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为吸收中国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这些留学生若以学习方式和年限为准，可区分为一般留学生、请益生和还学生。请益生类似今之进修生或访问学者，在国内已有所长，入唐求教和深造。还学生亦如此，不过他们是与遣唐使同去同还。他们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计二十六人，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大部进太学学习。一般留学生学习年限较长，动辄十年二十年，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深厚友谊；有的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及第”而步入仕途。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还搜购中国典籍、书画、乐器、工艺品、文具、衣服甚至武器等，以便归国时带回。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据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保存的汉籍计分易、诗、乐……共四十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的。留学生回国后，由日本朝廷安排在教育、医药、刑律、艺术等不同部门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学术和技术特长，在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日本人民群众一起，为这个原本落后的岛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加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十七岁入唐，进国子监的太学学习，成绩优秀，通过唐朝的科举考试，踏上仕途，长期居留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左拾遗、左补阙、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卫尉卿兼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天宝十一年（752）藤原清河出使长安，朝衡再一次提出回日申请（第一次提出在开元二十二年，未获许可），终于得到玄宗允许。他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下了“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的诗句。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在诗序中盛赞唐日友好并期待朝衡重返中国。但他乘的船只途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人皆以为该船已失事，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动人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④但经历千难万险，朝衡又回到长安，终老于唐。在他逝世一千二百多年后，中日两国人民分别在西安和奈良为他树立纪念碑，表彰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历史贡献。吉备真备二十二岁人唐，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研习经史、历算、阴阳、天文等学科，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和器物。一行和尚所造的大衍历，在吉备真备带回不久即为日本所采用。他由留学生而任日本遣唐使节归国后官至左大臣，极力推广唐代文化，是早期中日交往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遣唐留学僧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人。他们和留学生一样也分为一般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了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他除研究佛经外，广泛吸收中国文化，是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由其弟子编成的《性灵集》（十卷），收录了他的诗赋、表文、碑铭等支学作品，他给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被定为日本国宝。他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和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同阿倍仲麻吕等日本人在唐作官、从事文化和宗教活动一样，也有不少唐人在日本作官和从事文化、宗教活动。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前后共八次，每次常常数十人。使者完成使命后即应回国，但由于航行艰险，也有不少人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维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八人。沈维岳被授从五位下，作了美作权椽，袁晋卿叙从五位上，作大学音博士，历任大学头、安房守等官职。这些唐人在介绍唐文化和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所贡献。

    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本的，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唐高僧鉴真。

    鉴真（688—763）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其父以经商为生，笃信佛教，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家庭对鉴真影响极深，十四岁（一说十六岁）时随父入大云寺朝圣，见佛像而动心，请求出家，父奇其志而允许，遂就智满禅师剃发出家为沙弥（初出家的童僧），配住大云寺，鉴真是其法号。从此开始佛学研究生涯。十八岁受菩萨戒（表明已具备作为僧侣的基本条件），此后青年时期的鉴真曾巡游东都、长安，遍投名师，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同时对佛教艺术、建筑、医学等苦心钻研，极富素养。二十一岁在长安受具足戒（受戒仪式完成即具备僧籍）。在两京六年切磋，使鉴真成为知识渊博的僧侣。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自两京回扬州，定居扬州大明寺（今扬州法静寺）。其后四十余年间，在江淮一带宣讲律藏，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其中著名僧侣有二百三十余人，江淮问尊鉴真为授戒大师。同时他主持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主持建筑寺院八十多处，并指导塑造、绘制大量佛像和壁画，抄写上千卷佛经，鉴真成为德高望重名扬四海的高僧。

    当时，佛教在日本受到封建朝廷的推崇，颇为兴盛。但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受戒仪式受戒，一般都只受过菩萨戒或自誓戒，没有“三师七证”由十位僧侣证明一位僧侣僧籍的具足戒。很多人不经一定手续就“自度”、“私度”作了僧尼，不少农民逃入寺院，剃发为僧以求免税免租，使封建朝廷失掉纳租人；上层僧侣凭借朝廷威势，为所欲为，腐化堕落。因此建立严格的受戒制度，控制憎侣人数的盲目增多，使僧侣遵行应守的清规戒律，抑制违法行为，提高佛学修养，成为整顿日本僧侣制度的急务。

    古代名画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拜谒名僧，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天宝元年（742）冬，荣睿、普照至扬州大明寺，顶礼（五体投地用头去顶尊者的脚，以示尊敬）鉴真足下，具述来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和上东游兴化。”⑤众弟子以日本太远，沧海茫茫，狂风巨浪，百无一至，咸表沉默。鉴真表示为兴佛法“何惜身命”？毅然应请，决心东渡，时年五十五岁。弟子祥彦、道杭、恩乇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去。

    鉴真、荣睿、普照、道杭等加紧准备远航用具、食品等，道杭曾是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因请李林宗代办从扬州出发经潞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证件，以便出海后直航日本。因唐代未经政府批准私人不能出国。至于航船，李林宗也写信给侄子扬州“仓曹”李凑，命其协助。筹备工作正顺利进行之时，天宝二年（743）四月突生意外。因道杭说：此去日本，为传戒法，需德高望重者，高丽僧如海少学，不宜同行！如海怒，至官府诬告道杭勾结海贼，正造船备粮，致使道杭、荣睿、普照等被捕，船只、干粮被没收。后虽获释但第一次东渡失败。

    荣睿、普照获释后至大明寺准备再次东渡。鉴真以全部积蓄买军舟一只，雇水手十八名，备办海粮、佛经、袈裟，并招聘工匠八十五名。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荣睿、普照、思乇等一百余人，同驾一舟，举帆东下。由扬州出发，出大运河口入长江，至狼沟浦（今江苏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遇风暴，浪击舟破，离船登上浅滩，潮水逆涌，水过腰深。时值隆冬，寒风刺骨，冷水浸身，艰辛备至。第二次东渡，未曾远航，即遭失败。

    鉴真亲自组织指挥抢修船只，修复后，一行人重新登船，开始第三次东渡，出长江口直指日本，不幸到舟山海面船触暗礁，人虽上岸，但船沉海底，粮水俱尽。一百余人于荒凉小岛上在饥渴寒冷中度过三昼夜，后获救安置在朗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又遭失败。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等暂居明州阿育王寺，巡游附近诸州讲律授戒。越州僧知鉴真欲东渡，告州官曰：“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荣睿被捕人狱，病重始获释。鉴真以荣睿、普照为求佛法，历尽艰辛而终不退悔。钦佩其志向，故东渡弘法决心益坚。天宝三年（744）又准备第四次东渡，遣法进等到福州办粮买船，拟从福州登船，以避江淮一带官府耳目。鉴真率门徒祥彦、荣睿、普照、思乇等三十余人，辞别阿育王寺，开始巡礼佛迹，进入天台山。朝圣佛迹后，去福建途中，又生意外。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祜向各寺僧侣说：“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⑥出于对大师的爱护，众僧共同署名，向官府呈递阻止鉴真东渡请求书。江东道采访使下令追踪，到黄岩县禅林寺扣留鉴真一行。派兵防卫，送回扬州崇福寺。第四次东渡失败。鉴真呵责灵祜，灵祜日日忏悔，每夜一立至五更谢罪，连立六十天方得鉴真谅解。

    天宝七载（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安庆）再来扬州崇福寺，鉴真虽已六十一高龄，但东渡壮志不减，决定即行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僧祥彦、荣睿、普照、思讬等一十四人同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相随者共35人。当年六月廿七日自崇福寺出发，出长江口，扬帆出海，开始第五次东渡。为等候顺风，在越州界三塔山（今定海海中的小洋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当指舟山岛附近）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出发，突见东南海面出现一座岛山，至日中，岛山骤然消失，继而天色昏暗，阴云密布狂风突起，巨浪滔天。岛山实为积聚之蜃气，预兆飓风将临。鉴真一行，不识气象，继续航行，至风暴来临，已远离暑风山，无法返航。时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船飘怒涛间，忽而被涌上高山，忽而被摔人深谷，人皆晕醉，船在大海上漂流，三日过蛇海，蛇长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暗有白斑，满泛海上。一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长一尺许，遮蔽海空。一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船上，船重欲沉，以手推之，鸟即衔手。船上淡水用尽，每餐由普照发每人生米少许，嚼米，喉干咽不下，吐不出，饮海水，即腹胀。众人干渴欲死。次日，酐南空中云来覆船上，落雨，人皆以碗盛水，饮之甘美，始解危难。次日又降雨，人皆饱足。如此海上漂流十四天，始在南海中一岛登陆，其地虽当冬十一月，仍鲜花竞艳，树实竹笋。经四经纪人引道，经三日到振州（今海南岛南端崖县）。此后在地方官迎接护送下，鉴真从海南经雷州半岛，绕广西、广东、江西而北返。天宝十载（751）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归失败。先后有三十六名中日人员牺牲。荣睿几经囚牢，又遇险漂流，积劳成疾，在端州（今广东高要）病逝。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⑦。北逗途中，普照见鉴真长年颠簸，体质日衰，不忍师父晚年再遭苦难，决定忍痛分离，去阿育王寺等待归国便船。鉴真执普照手，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到日本国，壮志不息！”师生分手，无比感念。跟随鉴真多年的祥彦也不幸逝世。鉴真悲恸万分，抚遗体连呼“彦！彦！”由于长期艰辛熬煎，又频轻炎热，鉴真视力日减，虽经治疗，不见成效，终于双目失明。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载（753）冬，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率弟子二十多入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次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留居著名的东大寺。当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圣武上皇、皇太后和孝谦天皇授戒。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授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在他的亲自设计和领导下，奈良修建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采用三层斗拱，房脊两端鸱尾高挺，整个建筑简朴优美，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物，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是研究唐代建筑最珍贵的“标本”建筑物之一。唐招提寺的佛像雕塑也是在鉴真主持指导下由他的弟子和日本匠师完成的。传播了唐朝雕塑艺术干漆夹聍法，鉴真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夹聍座像是十分杰出的艺术珍品。鉴真携带佛经八十四部共三百余卷，大批佛像、佛具，并凭他的精深学识对日本经疏的错误一一订正。鉴真虽双目失明，但凭手摸、鼻嗅、口尝鉴定了正仓院所藏草药。唐肃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圆寂，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他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他的干漆夹聍像一直安放于该寺，被定为日本“国宝”，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回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通过以上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先进的唐文化给日本文化以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曼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考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

    二、教育方面，不少是照搬唐制，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寮，以后学制逐渐完备，设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各科均设博士、助教进行讲授、教科书为中国儒家经典。由于日本的门阀政治，高官必出权门，因而并未原封不动地接受唐的科举制度。

    三、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古代无文字，八世纪前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汉字标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两套“假名”（即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片”即“偏”），空海采用汉字草体全字造成“平假名”（“平”即“全”）。这些新体文字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文仍被尊重，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四、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被移植到日本并获得蓬勃发展，尤以唐诗影响最大，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贵族，皆以欣赏和写作汉诗为时尚。自居易诗尤为日人所喜爱。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文写成的《怀凤藻》、《凌云集》、《经国集》等文学著作不断出现。

    五、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入唐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的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绘画给日本绘画影响极大，日画家摹绘唐人绘画的作品称为“唐绘”，日本高松壕古墓侍女群壁画与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侍女壁画十分相似。鉴真将王羲之父子真迹带到日本，引起日本学习书法的热潮，出现了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等所谓“能书三笔”。由于学习了唐工艺的先进技术和设计，日本许多手工艺品（家具、食器、文具、乐器等）甚至无法确定是唐制还是日制。

    六、科学技术方面，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陆续传到日本。

    七、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传入日本，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由唐朝传入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②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写作十九次，是把667年日本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也算作一次。实际上这次仅为送客而且只到百济，并未入唐，以不计为宜。

    ③《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④苍梧山亦名九疑山，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即此。

    ⑤［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40页。

    ⑥［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60页。

    ⑦［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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