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形象光辉的榜样（代序）

    张旭光中共孝义市委书记

    郭保平孝义市人民政府市长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吕梁山的儿子》这本记述马佩勋同志传奇人生的书问世了，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马佩勋是吕梁山的儿子。他出生在背靠吕梁山的孝义市碾头村。1931年夏，马佩勋参加了诞生在吕梁山的红军晋西游击队，后在陕甘宁地区转战数年，成长为一位能征善战、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1936年春，红军渡河东征，他回到吕梁山，带领上千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冬，他再度回到吕梁山，奉命开辟地方工作，很快把晋西地区抗日的群众革命烈火烧得轰轰烈烈。从吕梁到太岳，由晋西跨晋南，在山西的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佩勋走出大山，先后为新中国的工运事业、政协工作，为祖国西北边陲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法工作和维护回汉人民的团结，整整奋斗了34个春秋。马佩勋的一生，充分展示了吕梁人的性格和情怀，不争名，不图利，不论职位高低，永远是那么忠厚、忠实、坚定、坚毅，不怕牺牲，勇于进取。马佩勋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是吕梁人民的骄傲。

    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几经努力收集有关资料，多次走访、调查，终于对他的一生有了基本的了解。这本《吕梁山的儿子》，就是他们工作的结晶，资料虽然不算十分丰富，但却是十分真实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佩勋同志的高尚情操和美德，看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马佩勋同志不愧是我们孝义人、吕梁山人的杰出代表。

    这些年来，我们市在向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党史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中总离不开讲述马佩勋同志，马佩勋同志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学习，推动我们的党员教育工作。马佩勋同志的精神将激励我们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早日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马佩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8月

    吕梁山的儿子——记马佩勋同志传奇的一生

    王春吉

    1984年12月11日，马佩勋同志在银川病逝，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机关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追悼活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及党和国家有关领导致电吊唁，银川回汉人民对马佩勋同志寄予深深的怀念。

    “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

    马佩勋（别名马英），1906年生，山西省孝义市碾头村人。因家贫，只读过四年私塾，14岁就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店员，最后进太原兵工厂当了工人。由于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凌，马佩勋很早就参加了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并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逐渐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只有实行共产主义；工人要有饭吃，必须团结起来，打倒军阀、资本家。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归了工人，穷苦人才有出路”。于是，1931年夏，当闻悉晋西吕梁山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时，他当即就约了数名工人兄弟从太原赶回孝义西宋庄（现归交口县）投奔了晋西游击队。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已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这个形势尚未形成。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不得不转入农村。而阎红彦、杨重远等则转入山西吕梁山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了红军晋西游击队，开始走上了山西工农武装革命的道路。

    晋西游击队初建时，主要成分是陕北的一批青年学生，马佩勋等工人兄弟的加入，成了这支部队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马佩勋，回到土生土长的孝义山区，犹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游击队出发时，他不是自任向导，就是勇当尖兵。在吕梁山里打土豪、分浮财、逼官府、除恶霸、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游击队武装的斗争中，马佩勋纵横驰骋，大显身手，很快就当上了尖刀班班长。有一次，马佩勋给游击队带路，打了孝义碾头村的大土豪武世恭，武家缴出3万块白洋，才获释放。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但武家从此更记恨马佩勋。阎军围攻游击队时，武世恭扬言说：“抓住马佩勋，要腰断三截。”马佩勋真正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到1931年秋，游击队已发展成一支百余人的红军武装，开辟了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和20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包括孝义、汾阳、离石、方山、兴县、临县、中阳、石楼、隰县、介休等县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内，游击根据地北起离石王营庄，南至孝义西宋庄、楼底，东达汾阳县城，西到石楼县水头镇，人口10万余人。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成了对反动政府的“严重威胁”。当权者调集重兵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孤军作战，无法继续坚持斗争。于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山西省委（这时已遭破坏）的预先指示，决定缩减兵员，西渡黄河。领导征求马佩勋的意见，他当即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马佩勋就这样成了晋西游击队这支北方最早的红军武装30名西渡黄河的队员之一。也就在这次行军中，马佩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佩勋由尖刀班班长先后升任分队长、中队长、团政委，成了一名在创建晋、陕、甘革命根据地战火中叱咤风云的英雄。

    “我离不开党组织！”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很快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队伍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在陕北特委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晋西游击队经过寨儿山、玉家湾和瓦窑堡、雁门关、野鸡岔等地的一系列战斗，1931年秋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找到了刘志丹同志。12月初，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领导这支部队。1932年，先后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在陕甘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撼了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唤醒了广大的劳苦群众。

    这段期间，马佩勋在战火中纵横驰骋，立下了赫赫战功。曾独自打入敌军车奉夫部队，徒手解决了车奉夫司令部和南梁堡民团，并组建了广阳游击队。他奉命带一个分队坚守大部队存放粮食、战利品和驻扎修械所的薛家寨，使敌不敢轻举妄动。他还曾带着仅有两支土造枪的数名游击队员深入佳县地区，组织了木头峪暴动，抓捕了民团团长，缴获枪支、钱财。成立了陕北游击四支队，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交界的革命根据地。

    在战火中，马佩勋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一次，特委派马佩勋等3人化装成商贩给活动在神木河一带的陕北游击3支队送枪支等武器。临到游击区边沿的张家沟时，遭到了冒充税务人员的恶霸地主张宗昌的检查，马佩勋等再三解释说：我们刚从山西过黄河，什么东西也没买到，这次检查就免了吧！争执中，前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张宗昌执迷不悟，一把抓住藏有枪支子弹的行李袋不放。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马佩勋敏捷地掏枪对准了张宗昌，大喊一声：“不准动，不老实就要你的命！”张宗昌撒腿就跑，马佩勋一扣扳机，正好打中张宗昌的脑袋，结束了他的狗命，为群众除了一大害。从此，游击区及周围地区再也没有人敢于盘查出入人员了。

    其实，早在攻打燕子窝的战斗中，马佩勋的枪法就出了名。那次战斗打响后，马佩勋带20多名战士冲进“城”去，把住“城门”洞，敌人一进“城”，就被他们堵在洞里缴了枪。这时，副大队长刘明德被敌人打中，临死前把枪交给了马佩勋。马佩勋持双枪左右开弓，冲进城门东面的大庙，不料被藏在庙里的敌人打中了手臂，马佩勋顾不得包扎，一下蹿到墙边，从窗口扔下去几颗手榴弹。随着一阵烟雾，躲藏在庙里的敌人纷纷缴了枪。

    由于马佩勋枪法好，又沉着冷静，因此，1934年7月，陕北特委组建特务队时，马佩勋奉调担任了特务队政委，负责保卫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完成筹粮筹款的任务。

    马佩勋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与他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分不开的。

    初到部队，马佩勋是靠着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地主、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冲锋陷阵的，缺乏高度自觉的政治觉悟。因此，一度当战斗失利、部队士气低落时，他怀疑部队的前途，曾离开部队去独闯天下。但他很快发现，离开党的组织，靠个人英雄主义是无法坚持革命的。所以时间不长，就主动返回部队，承认了错误，并要求处分。后来，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首长的热情帮助下，他的政治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很快成长为一名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团结群众的好干部。他很会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佩勋不仅先后担任游击队队长、中队长、副支队长这些军事职务，而且先后担任了陕北特委特务队政委、游击四支队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等政工职务，真正成了红军队伍中一名军事艺术精、政治工作强、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

    但是谁能想到，1935年的一天，就把刚刚带队消灭东北军一个师，胜利打完崂山战斗，风尘仆仆从战场上下来的马佩勋给扣了起来，逼其承认是右派叛变，关了3个多月的禁闭。

    大难不死，马佩勋恨透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做法，但对党的组织却始终忠贞不贰。一放出来，立即接受组织分配，到中央西北局任干事，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说：“党是我的救星，我离不开党组织！”

    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时，马佩勋奉调参加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干事，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吕梁山。短短几个月，马佩勋在灵石、隰县之间的双池镇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并前后组建4支游击队，为部队扩军千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部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用卓越的工作成绩证实了自己对党的耿耿忠心。

    “干革命，就要坚持不断学习！”

    1937年抗战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马佩勋又奉调第二次回到吕梁山任中共晋西特委书记，担负起了开辟晋西地方抗日工作的重担。

    当时的晋西特委，实际上就那么七八个人。但在马佩勋的领导下，每个人都像一把火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烈火点燃到哪里，当地的群众就很快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支前、参战的热潮也就高涨起来。时间不长，他们帮助八路军一一五师陈支队扩建了一团、二团，还在汾孝一带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由他自任政委。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建立（后改为区党委），晋西特委撤销，晋西游击支队合并到了陈支队，马佩勋又担任了陈支队二团的政委。1939年12月，晋西事变爆发，部队向晋西北转移，马佩勋奉命率决死二纵队一个营护送六专署千余后方人员转移太岳区，任务完成后奉命将所带部队和二纵队零散人员、六专署警卫部队整编为太岳区一纵队四十二团，马佩勋任团政委。1940年夏，新军二一二旅的干部战士受流行性疾病感染，生活艰难，医药短缺，加之敌人暗中破坏，疾病不断蔓延，患病人数达半数以上，情况相当严重。这时，太岳区党委又派马佩勋前去二一二旅任政委，整顿部队，纯洁组织，克服疾病，搞好生活、生产，增强部队战斗力，配合百团大战。马佩勋同志不辱使命，一到二一二旅，立即以改善生活、医治疾病、与破坏分子作斗争为中心，进行了全旅总动员，不仅很快解决了部队急需的药品和粮食问题，而且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了与中央军刘崎所部、阎锡山赵石岭军、六十一军的斗争，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开辟了岳南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太岳四分区、三分区，马佩勋又兼任了三分区司令员，后调任二地委担任书记。

    调动频，工作忙，更加促使马佩勋抓紧学习。他说：“干革命，就要坚持不断学习！”除了平时坚持调查研究，向群众学、向战争学、向工作实践学习外，1940年，他先后在北方局接受了4个月的政治训练，在党校学习了4个月政治理论；1943年8月，作为“七大”代表去延安出席“七大”后，又进延安党校参加了一年半的整风学习，使他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因为此，马佩勋在这样一个抗战即将胜利，解放战争迅速展开的时候，担负了一个比一个更重的担子，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区。

    1945年6月，马佩勋奉调到吕梁军区任副司令员，开辟晋西南工作。不久成立七分区，他担任分区司令员、政委、七地委书记；1947年7月，成立九分区，他又奉调任分区政委，九地委书记；1949年2月，改任临汾军区司令员，后成立晋南中心分区，他又任中心分区司令员。

    这个时期，在建军、建政、土改等方面，马佩勋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特别是当他奉调九分区时，正是晋绥“三查”整党和开展“土改”运动的时期，一些地方犯了斗争“扩大化”、打击一大片和尾巴主义的错误，而九分区在地委书记马佩勋的领导下，却自始自始至终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三查”整党坚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对干部重在教育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农村“土改”则坚定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严格了各级审批制度，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打击面很小。因此，这个时期九分区的工作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但是，马佩勋没有回家，他也顾不得回家。他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委员、省劳动局局长，不久又调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他说：“新中国成立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了，但是，要建立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都是十分艰难的。”他觉得：搞工业建设不同于带兵打仗，自己没有经验，加上自己理论文化水平低，前进的道路困难重重。但他不肯退缩，他要继续奋斗，果断地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学习的申请。不久，他进了全总干校，一学就是一年时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学生，刻苦地钻进了文化、理论知识的海洋，对于一个已年近半百的人，实属不易。

    越学，越感到不足；越钻，越觉得知识海洋的浩瀚。1954年7月，他调到全总第一机械工会任副主席期间，不仅经常深入到工厂，到实践中学习，而且在难得的休养期间，率领了一个工人休养团赴苏考察、参观，学习苏联老大哥工业建设和工会工作的经验。马佩勋的勤奋、刻苦和虚心好学的精神，深深地使代表团的成员为之感动。马佩勋先后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工业事业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58年12月，马佩勋同志奉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担任自治区监委副书记，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革”后期出了“牛棚”，又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先后从事了17年司法领导工作。

    17年的司法领导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定的政策观念。

    1959年，马佩勋在宁夏工作时，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对一些“左”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一次，“上面”整的一个反党案子让他审查，他怎么看也不像是反党，而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恋爱。于是按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处理。结果，由于他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他的专案组组长很快就被撤掉了。

    马佩勋就这样用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勇气和胆略与歪风邪气斗、与错误领导争，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

    马佩勋这样一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高级干部，从来不摆官架子。组织给他配的专车他很少坐，而且从来不因为私事坐专车。就是去医院看病，他也坚持坐公共汽车。他坚持下乡，而且总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交粮票，从来不搞特殊。他的子女就业，都是由劳动部门招工的。一次爱人埋怨说：“你这么大的干部，为什么都让孩子们当工人？”他说：“我就是当工人出身，孩子们为什么就不能当工人？”在马佩勋的心目中，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银川，也很少有人对马佩勋称官道职，总是亲切地喊他“马老”。这个“老”不是因为他年老、资格老、职务高，而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德高望重。在银川那么多老干部中，也只有马佩勋独享此殊荣。

    “我还有未做完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佩勋对党和国家的欣欣向荣景象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决策后，他胸怀全局，放眼未来，为了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

    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工作，关心党的文史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住院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人们劝他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他却说：“时间对于我已经不多了，我还有未完的工作要做啊！”

    马佩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马佩勋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0年7月1日

    《宁夏日报》1984年12月25日报道

    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

    马佩勋同志追悼会在银川举行

    黑伯理同志主持薛宏福同志致悼词

    本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马佩勋同志追悼会于12月22日下午3时在八里桥革命公墓举行。

    马佩勋同志因患脑栓塞合并肺炎医治无效，于1984年12月11日下午4时20分在银川逝世，终年77岁。

    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兰州军区以及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政协、宁夏军区、山西省委办公厅、中共山西省孝义县委等单位送了花圈。

    习仲勋、王震、薄一波、杨静仁、张达志和李学智、王金璋等分别发来唁电和送了花圈。

    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黑伯理、薛宏福、马青年、李恽如、马思忠、白振华、史玉林、张俊贤、李庶民、郭文举、彭林柏、梁飞彪、冯茂、马荣亮、王燕鑫、雷启霖、陈静波、张源、杨正喜、杨遇春、武尚贤、陈如意和区党委统战部顾问杨辛，离休老干部牛化东、李凯国、鹿鸣等同志参加追悼会。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黑伯理主持了追悼会，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薛宏福致悼词。

    马佩勋同志又名马英，山西省孝义县人。1931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游击队中队长、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西北义勇军政治部主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主席、陕北省工会委员长、晋西特委书记、太岳军区二一二旅政委、晋南军区中心分区司令员，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山西省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监委副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高级法院副院长等职。马佩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

    马佩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者。半个世纪以来，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多次战斗中，他曾身负重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党的工运事业和贯彻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长期从事人民政协工作，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切实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密切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发展壮大了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了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地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追悼会后，自治区党政领导向马佩勋同志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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