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3年5月回到高级法院的。他是1975年或1976年离职去西安,差不多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把他请回来担任政协副主席,1984年逝世。他小时候比较苦,先在太原兵工厂当工人,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从平汉路出来,住在定县。房东老夫妇有个女儿,老人给他们订了婚,不久他就走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忘这件事去看老人时,已经找不到了。
1931年,马佩勋参加了红军晋西游击队。同年秋山西待不住过河到了陕北。1935年,郭洪涛搞“肃反”把他关起来,当时还有刘志丹也被关。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才把他放出来,后来他当了陕北省总工会主席,还代理过一段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他的名字叫马英。抗战期间,党把他派到新军二一二旅孙定国部队任政委,孙定国是旅长,是个旧军人,当时他对孙定国做了很多工作。12月事变后,孙定国在运城一带,阎锡山命令孙部进攻新军,而孙定国却把部队带到了解放区。当时我在总部,在太岳山区开大会欢迎孙定国。他在七分区,同罗贵波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全国总工会机械工会主席。1958年他来宁夏,任检察院检察长,我是法院副院长。1973年我们在一起工作。当时他是60多岁了,主动要求去条件艰苦的海源县下乡,天冷了我要他回来,他表示要坚持到底。他工作认真负责,平易近人,同志之间合作得很好,不摆架子,很谦虚。这期间也有过小误会:因他年纪大,冬天又冷,我没给他分配工作,想让他休息。可他对我有意见,坚决要求上班。
一般说,我是抗日干部,而马老是个红军老干部,马老职位应该比我高,但他从不计较职位高低,我任院长,他任副院长,工作配合得很好。
刘寅夏同志的回忆
1960年,我爱人李光达和马老去总后军马场查案子,马老是组长,但吃、住都同大家在一起,从来不特殊。从这时开始,我对马老有了一定了解。
1972年7月,我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负责重新组建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我发现田涛一案,是因为田涛在1971年给自治区书记贴大字报提意见被保卫部打成反革命判处死缓。我接到保卫部的案卷后,提出要复查田涛案件(田涛13级干部),在高级法院开党委会,马老支持了我的意见,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请来了区党委分管的副书记,他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四清”时,区党委抓了10个人给挂起来。因为“四清”时这些人向党交心,本来是对党的信任,结果就以他们的发言证据按反革命抓了起来。我去监狱检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得了重病,一个已经瘫痪。我觉得不对。和马老交换意见,马老支持我重新复查,首先决定让这些人于1972年取保释放。其中有个屈凌汉,他的儿子、姑娘在军委工作,都是处级干部,他们同其父划清界限,不敢担保。我们决定不保也放,就交给了统战部。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平反,那个屈凌汉10年后病逝。
刘均芸同志的回忆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我们访问了法院干部刘均芸同志,她谦虚地说:“马老是院长,我是一般干部,因此马老的情况知道的不多,但马老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她说:“马院长分管过我们一段信访工作,马老总是严格按政策办事,违背政策的事坚决不办。”当我请示工作时,他总是问:“有没有这个政策?是第几条?拿来给我看看。”
马院长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生活很俭朴,作风正派,工作认真。
1973年12月至1974年6月,我和马老在海源下乡。当时生活较苦,海源是个山区,山大沟深,十分干旱。老乡家每餐就是吃洋芋煮粗面片,但马老坚持老乡吃啥他吃啥。开会时,同农村干部一起吃糠窝窝喝稀饭。晚上休息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听他讲故事。可是他很谦虚,他身经百战,但从不夸耀自己。一次,我问他:“马老,人家都说你是神枪手,那是怎么回事?”他却说:“一次我押着个俘虏,以为他不敢跑,结果,他乘我不注意时逃走了,我调过来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人们就说我枪法好,其实是瞎碰上了。”
马佩勋事迹调查会(记录)
时间:1989年1月11日上午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小会议室
调查人:中共孝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王春吉、田家禄、王建平
被调查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李先润、陈天美、李鸿勋、任光荣、林希文、左连会等;
开始,王春吉同志简单介绍了调查内容、要求,大家就开始了争先恐后的发言。
李鸿勋(区检察院纪检组长):
我先说:马佩勋同志是1958年任区检察院检察长的,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老”,由于工作上经常接触,我对他是了解的。总的印象,可以用4句话16个字概括:平易近人,老实忠厚,作风正派,德高望重。
先说马老的平易近人。马老从来不摆官架子,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群众,都一视同仁,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作为一个八级干部,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说到他的老实忠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动召开过的3次民主生活会。会上他首先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很中肯,然后请同志们给他提意见,很谦虚。受他的感染,我给提了几条希望,他立即表示欢迎。说实在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同志,为人处世无可挑剔,但仍然这样虚心、诚恳,能遇上他这样的领导,实在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再说他的作风正派。平时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耐心听取,从无厌烦情绪。根据情况研究处理意见,他也是先听大家的意见,才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讨论,从来不强加于人,不独断专行。在工作中,很喜欢深入下去,到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一次,我同他到平乐县考察。他先到县委,说明来意,然后征求县领导的意见。接着,便和县检察院的同志深入到公社、大队,做实地考察,具体指导。然后向县委汇报,很尊重基层领导。在工作中,他不仅喜欢调查,还要对一些专题进行研究,如贯彻《婚姻法》,他就深入地做了研究,使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当地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无论任何政策,马老都能正确执行,收到良好的效果。说马老德高望重,这是大家公认的,不是自封的,马老从不讲一句自己的功劳,跟同志们实来实去,不讲虚套套。他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是在聊天中进行的,使同志们不感到是领导对自己的批评、教训,而感到是一种关心、鼓舞。所以,同志们都能和他讲心里话。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从来心情舒畅,不缩手缩脚。
就先说这些吧!
任光荣(区检察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马老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工农干部,平等待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我是1959年到自治区检察院的,开始在办公室工作。那时候我们叫他的职务:马院长。区党委的领导职务比他高,可都称他“马老”。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一是资格老,参加革命早,北方地区最早创立红军游击队就有他。他枪法好,还有点武功,打仗勇敢,指挥有方,在部队中威信很高,群众中流传着他的好多英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政协中央常委。但更主要的是马老作风好,人们打心眼里尊敬他,1960年,我曾同马老到区劳改农场视察工作。当时有的领导下去,总是预先通知,下面等着欢迎。可马老不搞这一套。下去以后正碰上食堂吃土豆,马老不让另外做,和职工们一起吃了一顿土豆。农场的同志过意不去,马老却乐呵呵地笑了:“这是革命传统饭!再好不过吃家常饭了!”马老爱喝酒,下去后喝酒,总是自己掏钱,让大家一起喝。说到工作,不论到了那里,总是他先向基层领导汇报自己检查的情况,然后才请基层提意见,很尊重基层干部。平时和干部们相处,只要同志们有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工作上有差错,有失误,很少指责、训斥,总是耐心地启发诱导。因此,大家称他“马老”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陈天美(区检察院处长):
马老执行政策很严谨,特别是在逮捕人的问题上,尤其慎重。就我来说吧:我是1962年由县上调来区检察院工作的。“四清”中我差点被打成反革命抓起来,当时马老不在。马老回来后,了解了情况,当即予以制止。马老说:“这个同志出身好,刚参加工作,是工作界限分不清,不能算包庇坏人,工作上只要好好学习,加强教育,是个好同志。”就这样,大家尊重了马老的意见,才使我幸免于难。再举个例子:一次,下面报来个男女关系案,要处理,马老看后说:“这里有个界限问题,一定要区分好: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还是流氓强奸,流氓成性,玩弄女性?确实影响很坏的,才可处理。否则,还要靠教育。”
杜希文(经济检察处处长):
我同马老接触多。先在检察院,后来又在法院。
马老党性强,对中央政策是坚定执行的,但逮捕人很慎重。大家都记得“中宁事件”。那年中宁县连续报来9个破坏牲畜案,都按反革命对待。开始,我们批了两案,还阻止不了,就觉得里面有问题,请示马老后,马老要我下去调查。经过调查发现,有个社员破坏牲畜案,就是因为这个社员割了驴子的耳朵,问这个社员,他说:“我哪里舍得杀驴,杀了驴,春播怎么办!可是家里没粮食,实在饿得不行。驴的耳朵长,吃了它,不会影响春耕。”听了真叫人又好笑,又同情,这哪里是什么破坏?像这样一些案子向马老汇报后,就都停办了。又有一次,一下子就报回来40多个案子,人少又很紧,大家有了急躁情绪。马老知道后说:“办案子一点马虎不得,我们一定要对党、对人民负责。”马老亲自派我们深入下去调查。告诉我们:“只要查清了,按政策办事,不要有顾虑。该办的办,不该办的退回去。”由于他的信任,大家查案认真,很快就弄清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很快把案子退了回去。
马老作风过硬。1966年,我同马老去陕北老区慰问了一次。曾在马老认识的一个教员家里吃了一顿饭。最后付了饭钱,这个教员当时拗不过收下了,后来又用信寄了回来。马老对我说:“看来,再寄回去就不好了,干脆咱们不领补助算了。”其实,马老从来也没有领过什么补助。
马老对党有着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迫害,但一点儿也不计较。人们问起他,他风趣地说:“一桩小事!其实,这一次只不过比郭洪涛那一次时间长一点罢了。没啥!”看看,马老的肚量多大!他对党的感情真深!
马老能受委屈,但容不得歪风邪气。他工作认真,可是不按“上面”的指示办,而是按党的政策办。一个上面的案子让他审查,他看了后说,“这是‘三角恋爱’,不是什么反党不反党的问题!”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盲从,他的专案组长很快就被撤职了。刚才大家说的那个中卫县的杀人案,初看很圆,完全可以认定。只是“死者”的头发黄,而群众反应这个女人是黑头发,马老不放心,让再查。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被害人的头发,而是事发前早已扔掉的死孩头被狗衔回来的,才把这案拖下来。原来夫妻闹架后,女人出走了。有人发现了粪堆上的一个小孩头,就断定是丈夫杀了妻子。后来这个女人找到了,这个案子才算了结。由于马老的慎重,一桩冤案避免了。
至于马老教育子女严谨,不用自己的关系为子女安排舒适的工作,更不允许子女用自己的名义去办事,也很感人。时间关系,我就不赘述了。
李鸿勋:
马老在检察院工作期间,批捕率只有百分之七八十,少的卡到百分之三四十。该捕的捕,不该捕的不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
左连会(处级检察员):
我补充几件事:马老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无论是执行政策,还是日常细小工作,都能体现出来。如马老50年代时曾率工人休养团去东欧访问,工作很忙,但白天访问参观的情况,每晚都要向国内汇报,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在宁夏像马老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不多,但被尊称“老”的只有他一个。别人叫他马老,他总是说:“不,我是老马。”
他经常搞调查研究。我在固原陪他调查多,他不是听听汇报而已,而是走到监狱,亲自同犯人谈话。有一次,下雨汽车打滑,马老亲自下来推车。
马老关心群众生活,体谅群众疾苦。当时我们夫妻两地生活,经济困难。我想回北京,回不去,马老就写信说服我爱人调来银川工作。
他到基层,从来没有见他搞过一次特殊。都是在招待所买饭吃,他爱喝点酒,一般是晚上自己买酒大家喝,但他从来没有喝醉过。马老亲切得很,说让他唱一唱,他就唱一段山西梆子,和同志们的关系很融洽。
刘志远(原银川市检察长):
马老同我接触很早,刚来时我是二处处长兼办公室主任。马老来,检察院还没有车,后来才有了个破车,我给找了司机,但马老也很少坐。
马老诚实,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他来时穿着一双灰皮鞋,一直到我走,还是那双灰皮鞋。我同他一块去北京,在餐车上只吃点面包、面条。他让我给他买面包,我买的面包他吃后说:“你怎么不给我买酸面包?”我才知马老爱吃酸面包。
马老党性强。庐山会议后,领导调我去青铜峡市工作。马老当时有不同看法,但领导已决定的事,他坚决照办了。为了安慰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亲自坐车把我送到青铜峡,让我不要闹情绪,不要背包袱,安下心来,做好工作,一定要相信党。马老的宽阔胸怀和气度,深深感动了我。
马老作风好。他经常是骑着他的小26型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是区党委委员、纪检书记、检察长,却一点不摆架子。
1963年冬,青铜峡市撤销,我调回银川。马老既关心干部,教育干部,又信任干部。革命事业心很强,不但他艰苦朴素,而且教育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李先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大家说的都是切身体会,马老确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后我再说两句:
1960年,检察院办了个食堂,马老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也得了浮肿病。司务长为了给大家填饱肚子,就用两辆旧自行车(公车)到乡下换回几百斤萝卜,马老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司务长觉得是为大家办事,没有把钱装了自己腰包,很不服气,说:“这事不要你管,出了事我负责任。”一下子把马老气火了说:“我不是要你负责任,责任是我检察长的。问题是这样办违犯政策,怎么能拿公家的东西换萝卜吃!卖了自行车,不下乡行吗?肚子饿,紧紧裤带嘛!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党为国分忧,为什么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同志们记忆中马老发的唯一的一次脾气。虽然挨了训,司务长却更敬重马老了。
“四清”中,马老保护了一批干部,保护了一批群众。因此,大家都知道,马老是党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院群众没批过他,外单位批,本院群众还跟着保护,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人们总是抢着帮马老干分下的活儿,这是大家对马老的深厚感情啊!直到他调走,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有联系。马老住院期间,我们都去看过他。他是一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你们这次来,我们很欢迎,给提供资料,这是我们的责任,写好马老的传,也是我们的希望。
由于时间关系,会就开到这里,但看得出来,大家肚里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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