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是1931年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成立的。这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吕梁山区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款等斗争，斗争地主豪绅，并在孝义县西宋庄等地建立了初步的苏维埃政权，从而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后因敌人调遣强大兵力围攻，游击队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实行战略转移，西渡黄河，先后在中共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领导下，坚持和发展西北游击战争。

    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3省，经过曲折历程，成为后来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立西北红军打下了基础。

    一、山西省的政治情况

    1930年，山西经过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阎冯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等及阎锡山旧部溃退山西境内，各自掠地自保。大小军阀钩心斗角，内部矛盾十分尖锐。

    山西劳苦大众在阎锡山的长期统治下，受尽欺压、肆虐之苦。军阀混战，更加重了人民在经济上的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上散兵游勇的抢劫，使山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路军阀为了筹集粮饷，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日渐残酷，致使民不聊生，愤怒四起。民众的抗税抗捐斗争不断发生，党的地下组织也很活跃。

    当时，在山西的各路军阀部队中，都有党的秘密组织。驻平定县的高桂滋部，驻侯马的杨晓初部，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教导团，以及太原的炮兵团等部队中，都有党的地下支部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计划，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晋西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依仗权势，对老百姓的统治剥削尤为残酷。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原有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引导群众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斗争。

    二、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建立

    吕梁山区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是搞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刘天章同志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有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董金芝等同志先后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开展创建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到晋西吕梁山区，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的活动。为了便于游击队与山西省委联系，通过地下党员筹集了1600余元，以“实业救国”为名，在太原城南郊开办了“并州养蜂场”（并州是太原市古称），作为地下党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由朱敏（鸿）、田有莘等同志负责。刘天章同志曾在这里召集专门会议，确定了晋西游击队的名称、任务、活动方针、负责人选和筹备工作的组织分工，并决定抽调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力量。杨重远、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都曾到这里多次参加秘密会议，向党请示和汇报工作，这个蜂场还为后来成立的晋西游击队转运一些人员和枪支弹药等。

    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山西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梁干臣同志，在太原向当地的有关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他们将土客争取改造过来，利用土客的人和枪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等同志认为这些人唯利是图，纪律不好，难以改造。但省委分析了其利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对他们加强教育改造工作，还是可以利用的，对其中不接受改造的人则可清理。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同志曾被派往师治贵一些土客中去做工作。由于土客成分复杂，纪律涣散，特别是师治贵采取反对态度和破坏行动，最终未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晋西游击队的成员，包括省委从太原兵工厂调来的尹子安、安世仁和马佩勋等十余个地下党同志；陕北特委先后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一批党员；从军阀高桂滋部调来的具有作战经验的一批地下党员以及在吕梁山区吸收的赤贫农民。为了加强汾阳联络站的工作，与晋西各县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还组织了游击队临时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白锡林为候补委员，以杨重远为主任的联络站，负责筹集武器弹药，转运调配人员等，为建立晋西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阎红彦同志往来于太原、汾阳和吕梁山区联络，锡林则回山区做游击小组和群众工作。

    汾阳是太原到吕梁山区以至陕、甘、宁的必经之路，是个工商并茂的县城，驻有冯玉祥的一个教导团和一个负责维持治安的团队。杨重远同志将秘密联络站设在东关商业区的万义客栈，栈房经理是李满山、阎万清，他们支持革命，协助游击队掩护来往人员，转运枪支弹药。从太原兵工厂和军阀高桂滋部队中调来的骨干先后到了山区，共有30余人。拓克宽、李成兰、曹鸿北等随身带来的盒子枪有9支，白朗宁手枪2支，联络站转运来步枪有晋造三八式6支，湖北造3支，马步枪5支，共计长短枪25支。

    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创建游击队的条件也都具备。1931年春夏之交，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县的边境大麦郊楼底村（注：此处为回忆错误，应为辛庄村）一家老乡的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大队、中队的队旗，有镰刀斧头的大队队旗上写着游击队名称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院内外贴着大幅标语。参加大会的除全体队员外，还有当地的群众。指战员每人佩戴着一条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在游击队的全部活动中，指战员都佩此带。成立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根据省委的意见由党支部建议的领导名单，全体队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以下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在汾阳，未到会），政委黄子文（在太原，未到会），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3个班；第二中队白锡林为中队长，辖陈玉清、周维仁等3个班。杨重远在会上宣读誓词。全体队员举手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宣誓后，由阎红彦同志讲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和革命斗争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的扩大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并讲解了成立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十六字游击战术等，成立大会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镰刀斧头革命红旗，诞生了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三、晋西游击队的活动

    建队后，党支部作为战斗的核心，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阎红彦同志任组织委员，黄子文同志任宣传委员，拓克宽同志任军事委员，白锡林同志为候补委员。支部下设3个党小组，大队小组由拓克宽兼组长，一中队由田有莘任组长，二中队由曹鸿北任组长。规定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会，支部会一月一次，有重要问题由支部书记随时召集开会，特别对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每周举行一次班务会议，中队长和大队长会议。班里选拔政治觉悟高的群众为政治战士，作为培养入党的对象，如胡廷壁、董金芝等人都当过政治战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游击队的宣传工作，由政委直接负责。队伍行动、宿营或战斗间隙，都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讲游击队的性质，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同贪官污吏、地主劣绅作斗争。游击队还在吕梁山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布告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劳苦群众而战。

    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打倒贪官劣绅土豪。

    铲除地主剥削压迫，实行废债务分田地。

    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建立苏维埃政府。

    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夺取革命胜利。

    大队长拓荒（拓克宽）

    政委黄成章（子文）

    为了配合部队行动，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由党永亮、蒲政平等同志专门负责组织人员，沿途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等。

    部队要求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经常帮助贫苦农民，给粮给物，和吕梁山的穷苦百姓建立起骨肉相连的关系。

    游击队从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西宋庄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一带结识了不少的贫苦农民，也串联了一些穷朋友。在这几个县地方党的领导下，有些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为游击区初步的村政权。他们帮助部队代购粮食，搞敌人情报，组织发展群众团体（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等），进一步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等，组织群众斗争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群众团结在农会周围，农会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有力组织。

    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以及来往参加游击队的人员，经常在离石县王营庄、白马仙沟到柳树湾一带出入。王营庄洞沟大队队员毛学玲、王和生、贺金玉3名同志过去与游击队经常接触。现如今他们虽已双鬓斑白，但对当年的革命活动仍记忆犹新。

    中阳县上桥镇有个土豪叫杜寿高，有土地、两座山，年雇长短工二三十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斗争了这个地主，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动群众。在孝义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在农会的帮助下，阎红彦同志带领4个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敌人重兵戒严的介休县张兰镇，智擒了一个大恶霸。接着，又对平遥县果子沟的地主兼资本家郝守富进行了打击。这个大地主在平遥县有山庄多处，收租时常骑大马，群众叫他“大马收租”。打这个土豪时，由自小给他放羊的郝金标同志给游击队带路。消息传开，碾头村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游击队逮捕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武世恭，这个大恶霸地主依仗他儿子武孟猷当山西省议员的权势，在碾头村鱼肉乡民，作恶多端，罪大恶极。他听说游击队要逮捕他，逃到太原他儿子处，后又潜回碾头村，适逢马佩勋同志从太原回到游击队，知此情况，向游击队汇报后，游击队从他家里抓住武世恭，并在碾头村没收了他家里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组织群众清算了他的剥削账，由农会处理了这个大恶霸。

    游击队在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一些劳苦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先后有郝金标（牧童）、张应琪、戴丙章、马三保（雇工）等28位同志加入游击队。

    汾阳县永安镇驻有白军一个排，排长牟某（名字记不清）、班长冯金福等，都是地下党员，同地方党和汾阳联络站有联系。经过游击队和地下党一段时间的争取工作后，这个排具备了起义的条件，联络站通知游击队策应这个排起义。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遂前往永安，住在永安镇白文轩、景芝贵开的猪肉店里。他们和牟、冯二同志接上关系后便积极策划布置，用了三天三夜时间，终于在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举行了起义，阎红彦同志带领起义部队向山区急进。

    部队西进到王家池，敌人一个连的追兵赶来，在激战中，起义部队中个别士兵见形势危急，突然把枪对准阎红彦，质问阎红彦：“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阎红彦沉着镇静，向他们晓以大义，使之听从指挥，和大家一起击退了敌人，天亮前顺利转移。最后把30多名起义战士带到了山上与游击队会合。值得我们纪念的是，通过汾阳联络站刚参加游击队的一个姓米的青年学生，在这支起义队伍的最后，不幸被敌人捉去，带回永安镇活活烧死了。起义士兵带来的枪支全部是沈阳造步枪和晋造冲锋枪，是一批好武器。这时部队也有90多人了，长短枪有80多支。起义部队编为第三中队，姓牟的一位同志为中队长，冯金福为副中队长。

    西宋庄是接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势险要，人口较多。游击队转移这里后，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当年的学生王崇祥、郭成柄、武光锁、武正乾等同志都还健在，现在年龄也在60岁以上）。儿童入学一律免费。由队委党永亮同志负责主办，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队员们分担课程，讲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么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为成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喜笑颜开，青年小伙子积极参军。群众唱起自己新编的山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我望我郎当红军。

    如今革命高潮起，小郎哥呀，送你去当红军。

    哎嗨哟！

    二月里来刮春风，穷苦人民闹翻身。

    吕梁山上搞武装，同志们呀！团结闹革命。

    哎嗨哟！

    游击队指战员在春耕和农忙的时候，常到贫苦农户家去帮着干活，送肥、翻地、耕田。还给无劳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队员们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敌人如有活动，群众会很快地向游击队报告。部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助老乡干活之外，还经常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传达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讲如何利用地形地势和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几次主要战斗

    （1）初战中阳留誉镇

    中阳县留誉镇驻有敌巡击队（团队）20余人，有步枪10多支，是敌人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有80华里。队委研究了情况，决定铲除这个据点。建队后不久的一个深夜，部队到达留誉镇，拓克宽指挥，由阎红彦中队主攻，白锡林中队负责向中阳县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敌人。但部队过早被敌人发现，鸣枪报警，敌人全部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队领导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猛攻，田有莘、闫茂林二同志负伤。这时我军集中火力射击，敌人见势不妙，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逃跑了，我们只缴获敌人步枪一支。

    战后，游击队分析了这次战斗失利的原因，认为是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吸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2）储家焉遭遇战

    储家焉在孝义县和中阳县的交界处，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1931年4月间，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寿高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这个村子时，队伍停下来休息。这时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发觉，直到敌人走近我们的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兴垣同志发现，鸣枪报警。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驻的村庄猛烈射击。阎红彦同志临危不慌，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的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阎红彦同志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锡林带领绕到敌人侧翼，向敌人马群猛烈射击，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打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阎红彦趁势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各山的人员一起射击，枪声四起，此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溃散而逃。这次战斗，我们缴获敌人几支枪，牟中队长负重伤，蒲政平同志负伤，由地下党送进医院治疗。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水送饭，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3）水头镇伏击战

    1931年夏季的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地方党送来情报，说白军来了一个连，住在水头镇，这个连是来包围我们的。水头镇距游击队驻地只有四五十华里。经队委研究讨论，决定在敌人出击的必经之路上，选择有利地形埋伏消灭敌人。战斗由拓克宽、阎红彦同志指挥。游击队派白锡林同志化装前往侦察，部队天黑后出动，在水头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两面是高山密林的有利地形埋伏，等待敌人来到。

    拂晓，有几个敌人侦察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了，游击队员没有惊动他们，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阎红彦同志鸣枪为号，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拼命地向山里逃窜，敌人准备占领制高点，想死里逃生，游击队预先埋伏在此的胡廷俊小组，已占据有利地形，对反扑的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不少敌人。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或当了俘虏，只有少数几个逃跑了。这一仗，我们俘敌五六十人，还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游击队进占水头镇，群众纷纷送茶送饭。队员们在街头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会上还宣布了对俘虏的处理，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每人2块银元。会后，还做了一顿饭招待俘虏，把他们送出了警戒线，放他们回家，俘虏感动地说：“红军长官给我们二次生命，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游击队队委会贯彻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游击队于当晚撤出了水头镇到原驻地休整。

    （4）老鸦掌战斗

    游击队向石楼前进，经过一夜的行军，拂晓到老鸦掌。这里地形险要，重山叠林，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就在这里宿营。天亮后，发现敌人的便衣侦探，警戒班活捉了这几个敌人，这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随之高山上的敌人也开了枪，这个班迅速从山上撤下来。

    游击队听到枪声，拓克宽率队迅速爬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游击队沉着应战，待敌人逼到近距离时，才用集束手榴弹和冲锋枪猛投猛射，敌人死伤了几个，退下了山去。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力量进攻，游击队打退敌人多次反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对当时的晋西游击队来说武器弹药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午后，游击队撤出了战斗向高山上转移。

    五、晋西游击队反围剿西渡黄河实行战略转移

    1931年7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倒台后，老奸巨猾的徐永昌上了台，驻扎山西各派军阀的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一致反共的局面。

    这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武装部队，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地区各县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想消灭晋西游击队。

    在这之前，省委估计到情况的严重性，已指示游击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夏末，阎红彦等同志不惧艰险，从太原运回了2000发子弹和其他武器。阎红彦同志又秘密回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吕梁山地区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如要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并通知中共陕北特委。

    游击队在离石、中阳等县绕到敌后，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拔除一些据点。后来又袭击吕梁山南部的巡警队。在石楼县的暖泉、隰县、永和县境等地铲除了敌人一些哨所，逮捕了一些土豪地主。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采用突袭消灭敌人的小股武装，同敌人进行周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步步为营，加紧搜山，使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

    游击队向隰县一带移动。一天，当我军步行到坡牛山时发现了敌人。这是敌人的一支搜剿部队。我军在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我军认识到敌强我弱，不宜恋战，以免遭到敌人包围，命令李成兰等几个同志掩护，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山顶的山白庙集中。当晚，队伍集中后清查人数，有杜兴垣等八九人失踪，战士张琪同志负伤，派张忠继同志护送出山，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群众遭到残暴镇压，给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也越来越困难。游击队转移到宋庄上桥一带，得悉敌军已侵占了关上、娄底等处，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的房舍，正在派重兵侵占宋庄一带。游击队决定向南移动，以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后来又迫不得已突围西进，这次战斗就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最后一次战斗。

    游击队退入密林山区，只能在山上兜圈子，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后来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隔断，游击队经过一段艰苦转战，也有较大减员，队员们只能用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平定县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晋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农历7月15日，游击队在一个高山顶上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一部分人有严重的悲观情绪，只看到敌暂时的强大，自己力量还弱小的一面，因而主张埋枪散伙，等以后局势好转再干，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就在晋西和敌人打到底，为革命拼个死活；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符友坚、陈玉清等同志，坚持主张按山西省委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移到西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不主张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去。在激烈争论中阎红彦等同志反复地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在军事力量上，敌人多于我们数百倍，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又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转入地下，在农民群众中都有基础，地方党和群众关系较好，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人地皆熟，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估计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还在西北活动，能找到他们共同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这样摆情况，讲道理，结果意见取得统一，决定坚决发展这支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过黄河到陕西去，要求回家乡活动，经队委研究同意，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他们表示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能带枪的还带走了部分枪支弹药，这时部队共30余人，每人挑选好枪2支（盒子枪18支，冲锋枪21支，步枪24支，小手枪2支，共计60余支），其余的就埋在山中，请当地同志设法联系地下党，给予处理。

    到黄河边要行军200多里，还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困难很大，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行动。一天夜晚，部队在高山峻岭中行走，迷失了方向。在危险之际，突然发现了灯光，杨重远和阎红彦同志去侦察，原来是一位老乡家，这位老乡认识阎红彦，他说：“我姓郭，我是陕北安定县（现谢子长县）瓦窑堡河东里人，民国17年逃荒来到这里（石楼县）的。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他还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只是前边一条石河没有敌哨兵，从这条沟摸出去，走10多里路就没有敌人了。”我们按老乡指示的方向继续前进了。

    石沟是一条两山相夹的狭沟，多年没有人迹，走了十几里路，出了沟口，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我们把绑腿、皮带、旗杆全部都利用起来，搭成人梯攀上了悬崖。在朦胧的月光下，摸黑走了一夜，天亮登上了山顶，同志们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稍休息一会，继续在泥泞的树林深草中行进，这样，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

    突围后的第二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咆哮翻滚的黄河。在突围后到黄河边的途中李生茂同志失去了联络。这时全队只剩下30个人了，他们是：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莘、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黄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这30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过考验的红军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部队到三交附近河边，几经周折没有渡河，最后登上高山在乌龙庙里休息。重远等同志走出庙门，到山顶上察看地形，准备渡河。队员们俯瞰黄河情景，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延绵不断的荒山秃岭在茫茫薄雾中显得肃穆而庄严，令人感慨万千。同志们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诗《黄河颂》：

    啊！黄河，你穿越崇山峻岭，跨过万里长城，横贯中原，浩浩荡荡奔腾向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

    啊！黄河，你居高临下，急流如飞，汹涌澎湃，白浪滔天；革命红旗，冲破黑暗，向着曙光，迎风招展。

    啊！黄河，你千年不止，万年不息，所向无敌，不畏艰险；我们红色战士，像你那样顽强英勇。

    啊！黄河，自古称天险，今日不过黄河非好汉，游击战士，播种晋西，转战陕、甘，驰骋祖国西北高原。

    晚上，正在大家焦急等待渡河的时候，阎红彦同志领着水手王怀安等6人带着羊皮筏子来了，大家很是欣喜、激动，再一次感受到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这些筏子只能带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队伍趁着夜色来到河边，当时虽是秋季，但在西北高原黄河深谷的夜晚，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为了抗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这天是农历7月20日，天空没有月色，水手前扯后推，白锡林同志水性好，也帮着推，这样一批一批地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同志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杨重远同志焦急地说：“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随即派会水的白锡林、吴岱峰同志下水，他们在河中乱石里将油篓打捞上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辛苦，30个人胜利地渡过了黄河，来到西岸。我们热情地送别了水手，并付给他们渡河费。这时天开始发亮，太阳也慢慢地升起来了。

    马佩勋回忆，刘经国整理

    §§§第2节播种晋西结果秦陇——回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革命斗争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在山西西部吕梁山地区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1931年初夏正式成立，1931年8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9月到达陕甘边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师。这支部队在山西、陕西两省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活动了近1年的时间，不仅开辟了晋西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晋西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而且在革命斗争中联合、团结、改造了一批烟商武装（保护贩运大烟商人的武装），给秦晋两省的敌军以重大打击。后来，与陕甘革命武装力量汇合后，成为西北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我们是先后参加晋西游击队的两个老战士。马佩勋参军于游击队创建之初，李维均入伍于游击队西渡黄河之后。虽亲历了游击队成立乃至南梁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活动，但由于我们当时所处地位及水平的限制（当时分别任正、副班长），不可能完整叙述这支部队的全部革命活动，仅就我们参军后的所见所闻，写一点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历史梗概和革命活动的片断，藉以保存革命史料并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们。

    一、1930年的山西形势与晋西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成立

    1930年是国内新军阀混战的时期。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和冯玉祥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军阀战争给北方各省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山西人民尤为困苦。由于战争牵扯了阎军主力，使他无暇顾及山西的防务，因而一些地区失去了控制，出现了统治的空隙。吕梁山地区土匪、烟商武装竞相称雄。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北军阀井岳秀也经常组织武装贩卖鸦片，牟取暴利。阎、冯反蒋失败以后，加剧了山西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1931年春，阎锡山下野，商震上台充任山西省主席。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为党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群众基础。

    当时，我党山西省委，分析了蒋、冯、阎大战后形势，决定在地形复杂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游击队。不久山西省委派曹鸿北等几位同志，到吕梁山地区进行活动。开始，曹鸿北等同志参加了师治贵带领的一支有30多人及枪的烟商武装，打算改造这支部队作为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但因这支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没有成功。1931年春，省委为游击队的建立采取了有力措施，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有斗争经验的党员，作为建立游击队的骨干。当时，从陕北调来的有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从敌高桂滋部抽调搞兵运工作的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等同志，还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一些同志。这三部分力量，是组成晋西游击队的基础。

    1931年3月，阎红彦等同志先后到达吕梁山区与曹鸿北等同志接头。当时只有十四五人，根据省委的指示，组成3个小组。在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同志的率领下，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郭家掌、西宋庄，石楼县老鸦掌等地为中心，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

    1931年6月，驻汾阳永安镇的部分阎军，由于受到党的影响和阎红彦等同志做的大量工作，一个排长（姓牟，名字忘记）和一个叫冯金福的班长率领士兵起义。阎红彦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3个游击小组全部出动在瓦池公路的白马庙策应。起义部队击毙了敌连长，拉出了一些队伍。由于遭到敌人的追击，途中大部队失散，待接应到山上时，只剩30余人，但是仍然比游击小组的人多枪好（全部是奉天造步枪和太原造冲锋枪）。后来，这支部队扩大到60余人，长、短枪80多支。不久，山西省委又派来拓克宽、黄子文两位领导同志，正式成立游击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1931年夏，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于孝义、中阳、汾阳3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晋西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省委指定拓克宽、黄子文为队长和政委，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杨重远分任副队长、副政委，吴岱峰任经济员。大队下设3个小组，由胡廷俊、白锡林、程玉清担任组长，不久，改称中队（注：此处为回忆错误，请查阅前文）。从此，光辉的镰刀斧头革命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

    二、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斗争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后，首先进行了部队自身的建设。建立了党的支部，下面有3个党的小组，经常过组织生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管理打土豪及处理财物事宜，有时还主持讨论纪律的实行和其他较重大的问题，充分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部队非常重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做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及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如讲解什么是苏维埃，为什么要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提出了“打倒阎锡山”“打倒蒋介石”“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粮吃大户”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有时也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由班以上干部讲解怎样使用步枪，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等。这些整顿和教育使游击队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从本质上区别于吕梁山地区的其他部队。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当时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山西敌人忙于打仗和内讧，他们在吕梁山区的政权统治已涣散无力，围攻我们的只是连、营一级的小股部队，大仗不多。客观上有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和充裕时间。当时部队一面打游击，一面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抗粮抗款，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游击队成立前后，先在中阳县上桥镇打过一个叫杜寿高的土豪（这个土豪有地两座山，每年雇工30多人），召开了群众大会，附近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会上宣布没收他的财产，无偿分给贫苦人民，群众一片欢腾。会毕，又在当地组织了农会和赤卫军。以后又由战士郝金标领路，在孝义的后师峪打过他过去曾给当长工的一个姓姚的土豪；马佩勋也给部队领路，打了孝义碾头村的大土豪武世恭。武世恭是孝义地区赫赫有名的恶霸地主，他的儿子武孟猷是国民党参议员，当过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局长。他们结交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占有大量土地并开设商店，有财有势有地位。武世恭听到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豪的消息后，惊慌失措，仓皇逃到敌重兵把守的张兰镇躲藏起来。当时阎红彦化妆成大商人，孤身深入张兰镇武世恭的住所，持枪逼迫他出城并带回根据地管押，后来武家缴出3万元白洋，才将其释放。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问题。

    发动群众打土豪的结果，使游击队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群众认识到游击队是党领导的劳动人民自己的部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大力支持。不论游击队走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饭吃。一些贫苦农民也自愿参加了游击队，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联合、团结、改造烟商武装，也是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的吕梁山区，除革命队伍外，还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队伍。有个叫“山大王”的队伍，其头目一个叫董老二，一个姓马，约有1000余人，单单从陕北清涧、子长等县过来保护贩卖大烟的武装就有师储杰、肖永胜、张福才、贺得胜、杨鼎、杨奇、杨屯、李跟拎等几股共约1000多人。这些队伍中，我们党曾做过一些争取工作。游击队通过这些党员，与烟商武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注意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他们，这也为以后改造他们打下了基础。

    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游击队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的思想，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同时还加强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和俘虏政策的宣传。由于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加之在游击队活动初期，商震只派来小股部队“围剿”，所以并未给游击队带来威胁，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

    1931年夏，部队住在石楼县水头镇。群众送来情报说：敌人的一个连就驻在附近。大队领导当即决定吃掉这股敌人。由于游击队行动的迅速和群众的支持，一连敌军全部被我消灭，这是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队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三、阎军“围剿”和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撼了山西的统治阶级。敌人的报纸上长篇大论地登载报道游击队的消息，惊呼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山西各派军阀和政治势力群起攻击商震，还在太原召开了一个“声讨商震”的大会。浑身是胆的阎红彦同志也混在人群中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宣布了商震的十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对晋西游击队束手无策。阎红彦同志回游击队后讲起这件事时，逗得战士们不住地捧腹大笑。

    山西统治阶级的这场内讧，以商震下台，徐永昌上台宣告暂时结束。徐一上台，就加强了军事镇压，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另加地方部队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因此，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的变化。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晋西游击队曾想联络山区各种势力，共同打击敌人。但由于他们背景复杂，没有明确的革命志向，联合没有实现。游击队只得单独进行战斗准备。这时，太原兵工厂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运来2000发子弹，转运到汾阳城，这些弹药是部队急需的，但汾阳离根据地300多里，敌人戒备森严，要运上山来，困难确实很多。有勇有谋的阎红彦同志又一次下山，化妆成一个头戴洋草帽，身穿白大褂，鼻架墨镜的大商人，混进了汾阳城，通过一个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的帮助，将子弹放在骡轿的草垫底下带出城门。游击队又派出四个战士暗中保护和策应。走到向阳镇时，到饭馆吃饭。突然，敌人一个巡官带领一群士兵，蜂拥而至，进行盘问和搜查。阎红彦同志十分镇静，摆出一副高级官员架势，厉声说：“你们查什么？这是一床被褥！”那个巡官完全被阎红彦同志的气势震慑住了，误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大人物，连声道歉，慌忙退出。离开向阳镇，阎红彦同志又从容地应付了向阳沟的敌巡逻队，越过吴城岭，绕过吴城镇，然后舍轿上山，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将全部子弹运回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柳树湾。这批凝结着地下党和工人同志的心血，几经艰难才弄到手的子弹，对游击队反围剿的战斗，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1年夏末，敌军采取山山设卡、步步为营、四面包围、节节逼近的战术，大举向我进攻。游击队与进犯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曲家岩战斗：曲家岩在孝义县，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敌军向我进犯后，游击队转移到曲家岩村外的核桃林内休息，不巧被事先埋伏在附近山沟的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总算突围出来。但是部队被打散了，战士和干部失去联系，纷纷钻入树林。敌人开始搜山了。因忽然天降大雨，只好匆匆撤走。我们的部队很快又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不但一人不少，而且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当敌军分散搜山时，一些勇敢的同志，趁机消灭了几个零星出动的敌兵，并缴获了他们的枪支。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马上把饭送到山上，热烈祝贺我们的胜利。

    老鸦掌战斗：部队集合后，下午五时左右向石楼行进。经过一夜急行军，第二天一早，走进了一道深沟——老鸦掌。这里周围没有人家，只有一个骆驼场。因为连续行军作战，部队非常疲劳，除派刘昌汉、马佩勋班上山警戒，其余都在骆驼场上休息。

    上山执行警戒任务的同志，爬到山坡时，有个战士对马佩勋说：“班长，树林里好像有人！”大家不相信，取笑那个战士说：“你大概见鬼了！”可是，上山后，果真发现了山顶上站着两个带枪的便衣哨。我们警觉地散开了队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对方不答，却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又问：“你们是不是师储杰的队伍？”话刚说完，对方就打了一排枪。紧接着，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全班急忙撤退，奔回骆驼场时，自己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们从子弹呼啸的声音分辨出南山上是自己的部队，全班急忙赶到南山，队长一见，就急切地下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

    老鸦掌地形险要。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人虽然人多，但整整打了一天，始终没有攻下我们占领的山头。冯金福等兵变过来的同志打得非常勇敢，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由于部队过于疲劳，加之一天汤水未进，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在傍晚时撤出了战斗，向石楼县高山树林中转移。

    这时，游击根据地柳树湾一带已大部被敌侵占。部队无法进村，群众不能上山，游击队与群众失去联系，露宿山林，靠野菜充饥，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一天夜晚，部队领导召开了班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大军围攻，敌强我弱，连续作战，部队疲劳；山西省委又遭到破坏，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因此决定，按照省委以前的指示，在必要时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拥护，这次会议还决定部队精简人员，以缩小转移目标，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会后，部队领导动员了一些山西籍的干部、战士回家，并记下动员回家人员的名字，发放了路费，从太原兵工厂先后参军的十几名工人，除马佩勋外都回去了，支部书记膺子南同志也回去了。夜间大家送这些同志下山，临别时，这些同志个个痛哭流涕，因为大家舍不得离开革命队伍呀！送行的人也都十分难过。那种依依难舍的情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些同志回去以后，都能坚持就地斗争，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直到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时，他们又相继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部队减员后，只剩骨干30余人，日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途中听说黄河两岸的渡口，都有敌人重兵把守，还严密控制了过往的船只，要过黄河十分困难，大家心中十分焦急。一天夜晚，阎红彦在快到黄河岸边的山上，遇见一位过去与游击队接触过的看瓜老人，他热情地带领部队，赶到辛关附近的五龙庙，找来一个叫王怀安的船户，又由船户带路，连夜转移到一个山坳里，隐蔽了一天。天黑以后，王怀安领着几个水手拿着一些羊皮筒子来了。羊皮筒子是用没有剖开的羊皮涂上油漆制成的，两头扎住，吹上气，就能在水上浮起来。几个羊皮筒子用木棍扎起来，就成了羊皮筏子。每个筏子只能坐几个人，而且还要会游泳的人推着才能过河。我们全队只有白锡林一个人会游泳，他和王怀安二人，在风急浪高、冰冷刺骨的黄河水中，紧张不停地往返多次，才把30多人全部送上了西岸。

    四、在陕北的游击活动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虽然只剩下30多人，但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当时部队的领导和骨干。今天能记起的有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冯金福、曹鸿弼、陈玉清、党永亮、刘昌汉、吴岱峰、符友坚、周维仁、郝金标、史俊才、王俊杰、田佑清、葛锐英等。

    部队过河后，进入清涧县白家川，这里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热情欢迎我们，替我们烧汤做饭，问长问短，使人感觉好像到了家里一般。从此，游击队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战斗。

    数日后，部队离开白家川，抵达子长县（当时叫安定县）的南沟岔，从群众中得知这里有一个叫谢营华的大土豪，横行千里，无恶不作，我们就发动群众打了这个土豪，分了他的财富。晋西游击队打土豪的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一些对我们有顾忌的群众，也打消了顾忌，甚至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夹在人群中欢迎我们，按照那时社会习俗来说，确实是不简单的事。

    以后，部队向子长北区，横山方向行进。在两县边境附近（地名记不清了），碰到了小股敌人。那天雾很大，对面看不清人，一个敌军官骑头毛驴率领十几名敌兵迎面撞来。当即被走在前面担任尖兵任务的马佩勋班全部缴械。据俘虏自称，他们是在排长带领下到这里催收捐款的。大队上来后，队长拓克宽认出敌排长是他的清涧同乡，又是过去的同学，随即下令归还了缴获的全部的人枪，并将他们放走。这种无原则的行动，引起了战士们的不满，战士们纷纷质问，拓克宽也讲不出更多的理由，其他领导也不做声。那时，部队民主空气很强，大家立即在一个核桃林里开会，士兵委员会认为拓克宽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队长职务。同时对黄子文无原则的让步也进行了批评，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选举阎红彦、杨重远担任大队长和政委。此事发生不久，陕北特委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如马云泽、强龙光、侯风孝、侯风来、赵福昌、李维均、郭克本等充实游击队并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领导的更换和力量的增强，进一步壮大了部队的声势。

    寨儿山战斗：在部队连续北进中得悉井岳秀派部下姜梅生的一个营，准备向我攻击。我们行进到苏家河，碰见了原在吕梁山区的烟商肖永胜、张福才的七八十人的部队，大家是老相识，见面后都很高兴。阎红彦等领导和他们商量联合打姜梅生的部队，肖永胜欣然同意。两军选择了姜部追击我们必经的寨儿山一个隘口埋伏起来。不久，姜果然带队冲来，进入我伏击圈后，肖部在前面阻截，我部在后面猛冲，很快打垮了这支敌军，歼灭敌人一个连，缴获枪支弹药和一批骡马牲口。这场战斗使部队群情振奋，斗志极为高昂。

    玉家湾和瓦窑堡战斗：寨儿山告捷之后，部队东进到子长县南沟岔，在这里遇见师储杰和他的队伍。从此，师部和肖部一样，跟随游击队一起行动，部队声威大震。

    一天，我们游击队到达离瓦窑堡不远的一个村庄。地方党组织的同志送来情报，说玉家湾驻有敌骑兵一个排，并告诉了我们敌人的住所和哨位。这时，3支队伍合计有200多人：师部近100人，肖部七八十人，我们70多人。经过商量，决定联合消灭这个骑兵排。于是，队伍连夜急奔玉家湾，拂晓时发动突然袭击。敌人还未起床，很快被我军全部歼灭。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战马30余匹，都是一色白马，3支队伍分享了这些战利品。

    玉家湾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士气。这时，群众因不堪敌军的扰害，纷纷要求我们打瓦窑堡。我们分析了敌情，接受了群众的请求。原打算穿上敌骑兵的服装，设计骗开城门，但由于在玉家湾战斗中漏网逃回的一个敌兵，已向瓦窑堡守敌报告了情况。另外，路经吴岱峰同志的家时，正值吴弟娶妻，吴老太太强留我们吃喜糕，耽误了时间。我们刚到城边，敌人就开枪射击，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群众见我们打瓦窑堡，自发地站在山头上给我们呐喊助威，这一行动弥补了我们战前的缺陷。一时枪声呼啸，喊声冲天，敌人极为惊慌。战斗约在上午八九点钟打响，下午1点左右我军攻占了外城，但是瓦窑堡还有一个内城，又叫米粮山，敌人退守内城，死命抵抗。为避免过多的消耗力量，我军无意强攻内城，于下午6点左右，部队主动撤退。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出城追击。这一仗对陕北敌军震动极大。

    雁门关战斗：撤离瓦窑堡后，游击队和师、肖两部一起，转战到雁门关（又叫蛇顶山）。驻在延安的高双成闻讯后，派他得力的战将张采芹率领12个连向我进击。这时，原在山西的另一批烟商武装杨鼎、杨奇、贺得胜等部相继投向我军，各部合计约有400多人，准备在此伏击敌人。但没有料到高双成来得这样快，我们正在一个山沟里吃饭时，敌军就赶到了。部队未能及时展开，地势也不利。肖部倒很能打仗，肖永胜又是有名的神枪手，他在前面阻击，弹无虚发，接连打死打伤不少敌军。可是，不久他就不幸中弹牺牲了。肖在寨儿山、玉家湾、瓦窑堡战斗中英勇善战，出力很多，和我们游击队合作得最早最好，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牺牲后，全军失声痛哭，肖部的人心也有所动摇，并影响到其他的部队。这时，敌人乘机反攻，我军被迫撤退。这一战斗对敌虽然杀伤很大，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遭受到一定损失。除肖永胜外，张福才、杨竹箴（在杨鼎部工作的党员）等同志也阵亡了。最后清查人数时，原队长拓克宽和原政委黄子文不见了。后来得知拓克宽到宁条梁被张庭芝杀害，黄子文返回陕甘游击队。

    野鸡岔遭遇战：部队在雁门关战斗后，继续西向南梁行进。在离野鸡岔村（靖边县属）约5里的途中，前哨尖兵马佩勋、郝金标与敌尖兵接触，发生战斗，战士郝金标是个神枪手，他第一枪就打死了敌连长，接着双方都竭力争夺山头，抢占阵地。由于敌人因连长被我击毙，一时失去指挥，动作笨拙而且慌乱，刚上至半山腰，就被我全部消灭，缴获长枪30多支，接着乘胜占领了几个重要山头阵地。敌后续部队赶来后，占了另一个山头，地形对他们不利，在我军攻击下，敌人抱头鼠窜，仓皇溃退。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系张庭芝派来的一个营，妄图阻我西进南梁。这次战斗，我们虽未全部消灭敌人，但已给张庭芝部以严重打击，教训了其他敌军，打通了到达南梁的道路。

    五、南梁会师

    野鸡岔战斗后，我们通行无阻，经过旦八寨时，寨内民团根本未敢露面。于1931年秋末，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部队胜利会师。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就曾说过，入陕找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我们的斗争就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战士也经常进行与西北红军会合的教育，因此，战士们都知道刘志丹、谢子长两同志的名字，知道他们是陕甘革命武装的领导人，对他们既尊敬又信任。同陕甘革命武装会合是我们西渡黄河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到达南梁后，我们完全忘记长途行军和战斗的疲劳，在南梁附近林锦庙召开会师胜利大会时，大家尽情地唱呀跳呀，沉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南梁会师，胜利实现了山西和陕西两省党组织指示晋西游击队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决策，使一批烟商武装获得了新生走上革命的道路。3支部队合计1000余人，这就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又使部队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1000多人是后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基础，也是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成分，是西北红军创建时期的基干力量。这支部队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六、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游击活动

    1931年10月初，晋西游击队进驻南梁堡，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同志来领导晋西游击队，指示这一带所有部队都归谢子长同志指挥，在谢子长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党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谢子长同志任书记。由于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以后，一直行军作战，没有休整的机会，南梁堡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及收编的土客队伍成分复杂，纪律不好，所以决定进行一次整顿。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队委会认为，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队伍，由山西经陕北到甘肃，转战3省，行程千余里，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考验，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豪绅，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斗争中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锻炼了一批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这是由于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和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战法；严格执行了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晋西游击队全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今后工作中，应当注意改进。队委会认为，晋西游击队后来不能立足吕梁山，主要是敌我兵力悬殊太大，特别是反“围剿”斗争期间，敌人有百倍于我的兵力。后来，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因敌众我寡处于极端劣势的局面，应该强调的是晋西游击队在这种情况下，战胜了许多困难，西渡黄河，转战晋、陕、甘，历尽艰难曲折，终于为党保存了这支武装部队，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为了在西北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的影响，队委会决定由各队抽调一批人和枪，新编一支队伍，到陇东曲子、环县、定边、宁夏边界一带活动，阎红彦同志过去在这一带搞过武装斗争，人地较熟，因此决定派他前去展开活动。（阎红彦同志走后，晋西游击队由白锡林同志任队长）。庆阳、环县、三边一带，是甘肃、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地区，这一带地处偏僻，山高沟深，光山秃岭，人烟稀少，是半农半牧区，土地、牛羊多为地主豪绅所有，劳苦大众受尽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盘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十分困苦。同时，封建迷信活动泛滥，哥老会盛行，时有匪患抢劫，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阎红彦领导的游击队初到那里，人们都跑光了，经过多方的耐心宣传和游击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实际行动，群众逐渐接近我们的队伍。支队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群众逐步认识到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以后，他们便主动给支队带路，报告敌情，有的参加了红军，支队逐渐壮大了，尤其扩大了骑兵，增强了战斗力。在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打了一些胜仗，支队在这一带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在群众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来，这支队伍完成任务后，南下到新堡归队。

    队委会讨论分析西北局势，决定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以乔山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武装力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学习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榜样，向外发展，扩大红军，扩大武装割据的局面，但当时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个别同志认为时机不成熟，怕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会引起敌人注意，不易立足，主张接受军阀陈圭璋的收编，依托合法地位扩充武装，待时机成熟后，再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坚决主张打红旗，正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来又继续做思想工作，个别同志仍不赞成打红旗，最后队委会提出新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先行整顿部队，纯洁内部，巩固团结。

    关于打红旗与不打红旗的问题，到甘肃庆阳新堡时，仍没有解决。这时军阀陈圭璋派副旅长刘保堂为代表，来搞收编活动，另派副官史方臣到有的部队作下层活动，一面封官许愿，进行利诱，一面搞哥老会等封建迷信活动，开香堂，拜把子，收兄弟，当时部队内部成分复杂，情况严重，特别在有的部队中，有人愿意接受军阀收编，希望早日回家。

    军阀一面派人在上层搞收编活动，同时派一个营的兵力到新堡附近3面包围，监视我军，企图消灭晋西游击队，或者拉出一部分，在这种严峻的关键时刻，队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离开新堡。队委派晋西游击队在柳树园消灭了敌人两个连，扫清了南下道路上的障碍，顺利到达宁县柴桥子。这时，省委派来李杰夫（即高维汉）任队委书记。

    1932年1月间，省委根据这支部队具体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决定将这支部队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由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分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同志任参谋长，李杰夫任政委，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杨琪任副官，下辖两个支队警卫队、骑兵队，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救国，挽救中华民族……一时声势浩大，西北一些杂牌武装，纷纷派代表来接洽抗日事宜。

    这时陕西三原县武宇飞，枸邑县等地方党陆续派来党团员和一些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参军，部队成立了补充队，还抽调班、排级干部，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部队政治工作，传达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克服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并成立了战士委员会。

    不久，部队南下到正宁县三甲塬细咀子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辖第一、二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另有警卫队（原晋西游击队）队长白锡林，骑兵队队长强龙光，还有一个补充队。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上，有枸邑县地方党代表任伯昌（后叛变）向总指挥谢子长授旗——“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旗”，并讲了话，在成立大会上，还有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总指挥谢子长等都讲了话，最后红军战士代表讲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撼了西北的反动统治势力。同年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北宜君县马兰川杨家庄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

    晋西游击队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从1930年夏天开始筹建，1931年春末在吕梁山区正式建立，到7月20日西渡黄河，又在陕北特委、陕西省委领导下，从陕北到陇东，转战千余里，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尾追堵截，使西北人民这支早期的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是西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以中央红军为榜样，走井冈山道路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是西北人民坚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晋西游击队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是在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参加下取得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艰苦的革命历程，一方面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同时也借此向在晋西游击队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烈士们表示深切地哀悼，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宋易风整理，1979年10月，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6期

    浩气壮山河英名永留芳——怀念刘志丹同志

    马佩勋

    （1931年秋-1935年10月）

    刘志丹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一位令人十分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革命，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不怕牺牲，不怕挫折，赴汤蹈火，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志丹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一

    我和志丹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的秋天，当时，志丹同志率领一支农民武装在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堡一带活动，我们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以后和原在山西的一批烟商武装，一起来到南梁堡，与志丹同志的队伍会合。志丹同志热烈欢迎我们这支部队，记得在林锦庙，阎红彦同志把自己心爱的一支手枪送给志丹同志，作为见面礼，我和几个同志也到志丹同志那里，志丹同志热情地招待我们进屋，给我们让座，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问寒问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在这之前，我与志丹同志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他是西北地区早期杰出的共产党员，从1924年起，就在陕、甘、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住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还亲自领导过1928年著名的渭华起义。他的这些革命事迹，令我和同志们十分敬佩，从山西到陕北，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呀！心里的话也想对他说说，可是，坐在志丹同志的对面，又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关切地问起我们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当知道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会修枪，志丹同志很高兴，我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很快就成了熟人。

    不久，谢子长同志也来到部队，加强了对部队的领导。部队利用同甘军陈圭璋部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的统战关系，进行了一个冬天的整顿，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杨重远同志任参谋长，没几天时间，部队移驻甘肃正宁三甲塬细咀子村，经过准备，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志丹同志亲自率领一大队。

    这一时期，志丹同志协助谢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活动于邑、耀县、宜君、正宁县一带，打土豪、捣民团、分田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打了不少胜仗。围困三合镇，打下邑县城后，当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部队，诬蔑谢子长同志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在党内错误地斗争了谢子长同志，并且撤销了谢子长同志的总指挥职务，强令谢子长同志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

    1932年4月，谢子长同志走后，就剩下志丹同志，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敌人步步进逼，情况严峻，战斗频发，我们每到一地住不上两天，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有的战士行军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志丹同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一到宿营地，他总是抢着查岗哨，帮着碾米做饭，照料伤员，每次筹到少量衣物，他也总是先发给伤病员和其他的同志，为了防御敌人袭击，志丹同志有时整夜整夜都不能合眼。

    志丹同志很注重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他带领部队每到一地，都在当地地下党的配合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战士们自己弄个灰桶子，在墙上写标语，搞宣传，给群众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分粮吃大户，帮助穷苦百姓解决生活困难，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同时，还帮助地方干部建立区、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在陕北，不管大人，还是娃娃，人人都知道刘志丹，亲切地叫他“老刘”。黑夜里，游击队去敲老百姓的门，只要说是“老刘”的队伍来了，老乡马上起来开门，腾出窑洞让战士们休息，游击队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饭吃，许多贫苦农民还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参军，使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二

    1932年5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有近千人，刘志丹和阎红彦同志分别任支队长。

    当时，三支队有步兵、骑兵、警卫3个大队，还有少年先锋队和后勤部门，共5个单位。我在警卫二大队任中队长，在志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担负部队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于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地方党和群众大力地支持我们，使我们思想上产生了一些麻痹情绪，再加上部队里缺乏娱乐活动，有的同志爱唱爱跳，便在行军中搞了个戏班子，吹打起来，好不热闹。可是，敌人也不放过我们，经常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袭击我们。一次，部队来到剪子岘，这里地势很险要，而且人口比较集中，还有一个大堡子，当时，我们没有警惕，只管吃饭睡觉。不料，敌人得知我们进了堡子，就派最反动的孙烂兰一个师的兵力，配合民团，紧紧跟踪我们，离我们驻地只有一二十里，而且，敌人在头一天，还派了一些便衣，携带武器，化装成挑葱的，卖蒜的，混进剪子岘，准备内应，只是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清早，我们正在吃饭，得知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远，而且也发现了敌人的便衣骚动，我们带的戏班子里也有敌人打进来的密探，志丹同志当机立断，立即集合队伍，命令骑兵担任前卫，撤离剪子岘，当我大队已经撤出后，敌人主力已进到塬上，内应敌人向我尾部开枪，发起进攻，志丹同志命令前卫部队调转头来，给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端起矛子、长枪，猛冲猛打，一下子把敌人冲垮了。我们杀伤不少敌人，还缴获了一些枪支。这时，敌人援兵来了，倚仗人多，从四面向我围来，敌人的迫击炮、重机枪像雨点一样，向我袭来，我寡不敌众。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志丹同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命令骑兵掩护，带着我们突围。很快就摆脱了敌人，使部队免受损失，转危为安。我发现志丹同志对陕北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跟着他打仗，不管白天黑夜，照着他指的方向走，不会走错路。因此，大家都热情地称赞他是“活地图”。

    剪子岘战斗以后，我们向燕子窝方向行进。听说燕子窝驻着敌人一个营，这里森林茂密，是半山半城，有一条川道，敌人没有修筑坚固碉堡，战士们虽然都很疲劳，但听到打仗，劲头都上来了。志丹同志指挥部队急行军，一夜走了百十里地，第二天拂晓来到这里，按志丹同志部署，高岗带二大队从后山把敌人压下来，我们随骑兵从川道里冲到敌人的门跟前。战斗打响后，我骑兵从川道里一下冲进去，敌人火力集中，我骑兵有些伤亡。这时，高岗已经占领山头，把敌人压了下来，我带20多名战士，迅速靠近城门，从城门洞里看到一个个店铺，东南有一座大庙。不料敌人一下从城门洞拥了出来，我们急忙往后退，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接着，我们冲进城去，把住城门洞，敌人一进城，就被我堵在洞里缴了枪，这时，有十几个敌军官逃进庙里，我们冲上前去，喊口号，要敌人投降，副大队长刘明德同志的子弹打光了，被敌人一枪打中，临死前，把枪交给我，我左手打枪，冲进庙里，靠墙隐蔽，到了神像面前，听见枪响，一看我的小臂受了点伤，我顾不得这些，一下蹿到墙上，从窗子里扔下去几颗手榴弹，随着一阵烟雾，敌人的军官纷纷缴了枪。这一仗，我们消灭了敌人300多人的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打了胜仗，人人振奋，士气更加高涨。

    紧接着志丹同志指挥部队乘胜前进，奔袭宜川的临镇。临镇驻敌一个营，地形同燕子窝差不多，南北两面靠山，部队行军走了一夜，没吃没喝，十分疲劳，拂晓前赶到临镇，按志丹同志部署，高岗带二大队从北面包围敌人，我们随着骑兵东、西、南3面迂回，围歼敌人，待高岗枪响后，部队发起总攻，可是，等到天明，没有听见北面打枪，后来听见打了几枪，直到日上三竿，仍无动静，怎么办？志丹同志带我们由南山下去，到河里，离对面不是很远，战士们在河滩喝水，对面的情形都看得真真切切，这时，志丹同志叫来骑兵队长部署，一面从正面由低处向高处进攻，一面派人到北面打探情况，志丹同志刚刚下达命令，敌人就发觉我们的意图，组织一二百人过来突围。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向我们猛扑，我奋起还击，子弹打完了，在这紧急关头，志丹同志很镇定，不慌张，他向周围看了一下说：“从这个坎子往下跳，可以摆脱敌人。”志丹同志和我们一起跳下崖去，终于甩掉了敌人。

    三

    临镇失利后，部队进入宜川、韩城一带，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当时，部队里官兵平等，连里都有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大小事情，可以调换、处分、罢免干部，指挥员有了缺点错误，或是某次战斗指挥失误，士兵委员会开会时，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评，志丹同志就曾叫大家罢免过，罢免后，志丹同志下连当兵，毫无怨言。过了几天，大家觉得还是“老刘”能行，就又选他当总指挥了。

    在韩城，正是麦收时节，这里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公开贴标语欢迎我们，我们协助地方党，打土豪，分粮食，开展群众工作。记得志丹同志带我们来到靠近黄河的芝川镇上，有一所小学校，志丹同志进去参观，找教员谈话，他对学校教育十分关心。当时，收成不好，群众生活困难，我们在一家“状元”住的地方，看到几个进步学生正号召农民前来分他家的粮食。

    正在这时，敌人孙烂兰一个师，配合民团，又一次向我扑来。志丹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部队带上香山庙，骑兵后来也上了山。开始，敌人的先头部队化装成便衣和老百姓，偷袭我们，被我们打了下去。后来，敌人四面展开向我进攻，我和志丹同志正在庙楼上望，突然，敌人向楼阁上打来一排子弹，打碎一块瓦片，溅到我的脸上，顿时流出血来。后来，山上敌人骑兵，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战斗中，我骑兵队长傅有余杀死不少敌人，最后被敌人打死，天快黑的时候，志丹同志指挥部队撤退了下来，离开韩城，南下黄龙，一直沿黄龙山边子行进。记得一天傍晚，部队来到黄龙山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我们刚进村，就听见有人打枪。志丹同志说：“不要理它，是红枪会，就在这里宿营。”当我们部署好哨兵，分好房子，进入老乡家的院子时，听到有人又从里往外打枪。志丹同志说：“没有啥，要沉住气，等天明再说。”我们刚到一家屋子里一看，一个大人也没有，只见炕上放着个吃奶的娃娃，地上敞着洞，志丹同志说：“刚才的枪就是从洞里打出来的，这洞是连着的。”不大一会儿，炕上的娃娃饿得“哇哇”直哭，我们就赶紧生火烧饭，给小孩喂米汤，睡到半夜，突然又响起一片枪声，这时，有几个人回来，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第二天临走时，我们吃的老乡的粮食，都按价开了钱，还把住过的房子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时，老百姓就不怕了。

    此后，部队来到正宁柴桥子时，子弹打完了，又伤亡了一些同志。每到宿营地，志丹同志总是带我们看地形，派好岗哨，骑兵一般都安排在离宿营地一二十里的交通要道，尽管我们有群众基础，但丝毫也不能麻痹大意。后来，经柴桥子，部队又转回寺村塬一带。

    1932年秋，谢子长同志回来以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只好化整为零，分头活动，志丹同志率领一个大队在甘肃合水塔乐原一带活动。这里人烟稀少，十分荒凉。我们既缺吃，又少穿，有时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志丹也和大家一样忍饥挨饿。冬天来了，山里飘起了雪花，志丹同志身上穿的是一件打土豪得来的女人袄。晚上，刺骨的西北风刮来，大家只好钻进破窑洞里，烧柴火御寒，在烂草垛里过夜，志丹同志对战士情同手足，十分关心，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脾性，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战士们无论谁家里来了信，有了困难，他都尽力帮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大家一起谈心，讲战斗故事，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的革命道理教育我们，使我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四

    1932年，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兵活动，部队度过了难关，得到了发展，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南下耀县照金地区。就在这时，杜衡再次来到部队，对谢子长、刘志丹同志横加指责，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领导职务，把谢子长同志送到上海“受训”，当时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再三请求，刘志丹同志才被留了下来。杜衡在宜君县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他1人兼军、师、团3级政委，却将刘志丹同志降职使用。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但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被打散，杜衡在部队到达三原时，逃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装成木匠，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周折，才回到了照金。

    刘志丹同志回到照金时，我和强世清同志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80多人正在这里，见到刘志丹同志，大家真是百感交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仔细打量刘志丹同志，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平时话不多，但干起工作来不要命。

    在照金，刘志丹同志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守住薛家寨。薛家寨离照金不远，四面石头，悬崖绝壁，一连5个寨子，1个山头，1条石子川道，寨下流水，人都用吊桥过河，地势十分险要，这里存放粮食和战利品，还有修械所，我们守在此地，敌人从来没敢进去。

    随后刘志丹同志指挥我们出其不意，攻击不备，远距离奔袭合水县城。记得刘志丹同志带领我们一支队走在最前头，夜色已深，我们跑到城跟前，敌人没有发觉，天不明，部队架起云梯，攻上城墙，打开城门楼，天也亮了，全军一拥而入。刘志丹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进城后，立即占领北城门楼。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县城，敌守军约三百人全部被我消灭，我们没有一点损失，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敌人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攻克合水县城，顿时军威大振，对敌人散布的谣言，给了当头一棒，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攻克合水以后，我们一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武器，刘志丹同志指示我们返回陕北安定（今属谢子长县）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返回陕北途中，我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后来，一支队攻打安定枣树坪失利，支队长强世清同志身负重伤，后被敌人抓去，英勇就义，部队失散。

    1934年春，谢子长同志回到安定，恢复了一支队，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一举打下了安定县城，并且带领部队在南梁阎家洼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师胜利会合，给陕北人民群众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1934年8月，我又调回一支队，跟谢子长同志在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接连打了几仗。不幸的是，谢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他不肯离队休养，仍然坚持指挥，9月，在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以一支队为基础，在安定崖窑沟，成立了陕北红一团，由贺晋年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同志任参谋长。

    1934年冬天，谢子长同志病重期间，刘志丹同志回到陕北，去安定灯栈湾探望谢子长同志，刘志丹同志紧握谢子长同志的手，摸摸他盖的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旧了，应当换个好的。”谢子长同志笑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旧一点不要紧。”刘志丹同志告诉谢子长说：“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你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同志连忙说：“不，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谢子长同志正在病中，建议由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刘志丹同志说：“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刘志丹同志和谢子长同志的革命友谊，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五

    1935年2月，谢子长同志不幸逝世后，我们就一直在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刘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以后，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我们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先后歼灭了杨家园子、张家圪台和定仙圪的敌人，沿着黄河直打到神木。这时，我已调往抗日义勇军郭宝山部任政治委员，仍然受刘志丹同志直接指挥。这一年夏秋之间，刘志丹同志确定攻打吴堡县的慕家塬，吴堡县80里长，40里宽，慕家塬是高原的中心地点，这里驻着敌人一个多营。当时，敌人完全搬用了蒋介石“围剿”我中央红军时的那套办法，到处修筑碉堡，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移民并村”的反动政策。在郭家沟，刘志丹同志利用这一带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决定行动保密，轻装奇袭。夜里，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悄悄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我们将慕家塬敌人团团围住以后敌人都没有发觉。第二天拂晓，刘志丹同志指挥部队采取“猛虎掏心”和“围堡打援”的战术，先以少数强攻，吸引敌人援军，结果以宋家川赶来增援的一营敌人，被我大部分击溃，然后回师慕家塬，天将黑时，刘志丹同志和我组织火力，准备云梯，挑选神枪手，夜间再次发起主攻，第一次碉堡没攻上去，第二次攻了上去，敌人如同惊弓之鸟，狼狈逃窜，敌人从慕家塬往宋家川逃跑的路上，又被我山上的部队零敲碎打，全部消灭干净。这一仗后，敌人在吴堡的碉堡被我一扫而光，群众高兴地说：“老刘带领的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敌人打跑了，真是神军。”

    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队被我打得招架不住，没几天，阎锡山晋军李生达部一个旅过了黄河来增援，我们部队正在休整，听说敌人沿黄河从一条山岭上大摇大摆地下来了，刘志丹同志当即决定，在敌立足未稳，两眼摸黑之际，打它个出其不意。敌人进入我驻地中间时，先派出了100多人的敢死队向我扑来，开始我二团没有顶住，敌人气势更加嚣张，刘志丹同志立即命令最能打仗的特务连连长江北平带人冲了上去，一个迂回，拦腰截断，敌人的敢死队一下子垮了下去。接着，我们左右两面进攻，敌人招架不住，纷纷逃窜，经过几个回合，敌人被我全部击溃，这一仗，我们消灭了1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骡马物资。入陕晋军受此重创，仓皇逃回河东，没敢再来。

    慕家塬战斗后，我军为稳定北边，又西向攻打横山，由于是沙漠土地，形势复杂，对我极为不利，强攻横山没有攻下。在地势险要的黄家窑，我和刘志丹同志两面受围，敌人反攻上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和刘志丹同志一人抓住一个马尾巴跑了出来。

    后来，部队调到安塞永平镇，欢迎红二十五军团，在此休整了一段时期，便打劳山。劳山战斗结束后，1935年冬，刘志丹同志被任命为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率领部队在神府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恢复和扩大了神府苏区，随后东征，刘志丹同志指挥红二十八军向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敌人发起猛攻。在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刘志丹同志牺牲的时候，手中握着一支手枪，身上仅有2角钱。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评价。毛主席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为“红军模范”。刘志丹同志和西北人民血肉相连，几十年来，称颂他革命活动的许许多多的歌谣，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浩气壮山河，英名永留芳，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黄怀远整理

    深切怀念谢子长同志

    马佩勋

    作者说明：

    一、此文是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由于当时我在部队系一般干部，对于队委会领导内部的问题不甚清楚，所以写的不多，写下来的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二、1932年，我有3个月离开部队，到内蒙古一带开展工作。在此期间，部队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也没有去写。

    三、由于事情已经过去50年，加之记忆不清，难免会出现差错，望知道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

    马佩勋

    1981年10月25日

    从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

    50年来，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怀念在陕甘同谢子长、刘志丹同志一起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每当唱起“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信天游，就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谢子长同志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1931年秋，我们晋西游击队一行30名共产党员，在隰县一带突出敌人重围，星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一个漆黑的夜晚。老乡帮助我们乘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来到陕北清涧县的白家川，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同志。

    当时，我同谢子长同志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早在山西的时候，我就多次听到他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暴动的英雄业绩，一次又一次的激动着我的心。进入陕北后，我和同志们是多么想见到他呀。

    不久，我们离开白家川，很快同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我们转战安定、安塞、保安、三边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党组织又给我们派来了马云泽、强龙光、侯风孝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我们还收编了肖永胜、杨昆、杨琪、师储杰等原在山西的一批烟商武装，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在寨儿山、营盘山、玉家湾、瓦窑堡、蛇顶山，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共歼伪军3000余人，收缴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为我军顺利转移陕甘边东华池扫清了道路。1931年10月间，我们终于到达了甘肃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和新堡，与驻林锦庙的刘志丹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了。随后，谢子长同志也来到部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同志，是召开干部会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这位从1924年起，就在陕、甘、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领导过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被陕北民众称为“及时雨”“谢青天”的大人物，该是威武高大、英气勃勃的形象。然而，站在我眼前的谢子长同志，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情慈祥而轻松，让人感到他和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待人非常热情，他很善于联系群众。散会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笑呵呵地拉起了家常，问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什么人，问那个战士什么时候参军，哪年入的党，还关心地问起我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大家都一一做了回答。开始，我还有点紧张，谢子长同志问一句，我硬硬地答一句。后来，见他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说说笑笑，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在南梁附近的村庄，我们住了一个冬天。部队利用同甘军陈圭璋部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的统战关系，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初步整顿，编为3个大队，由刘志丹同志带一个大队，阎红彦同志带一个大队，师储杰带一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有三四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小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当时，部队还没有总指挥部办事机关，只是确定由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统一指挥，后来才组成了总指挥部，我在阎红彦的这个大队任分队长，全队有200人，由于都是原晋西游击队的一些同志，谢子长同志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刘志丹同志的那个大队有3个大队，大队长是赵连壁（小名叫二娃）、杨丕胜、贾生财。师储杰大队人多枪多，他手下的大队长是马洪英、白春华、焦志明，他们都是保送大烟的商人，我们委派或指定共产党员白雪山、雷恩钧、陈玉清同志进去，担任指导员，以加强政治工作，管理师储杰的部队。腊月天，接到省委指示，部队离开南梁，经子午岭，向甘肃正宁三甲塬一带转移，路过任家堡子时，遇到了反动土豪的抵抗。土豪有十多条枪，加上堡子里的老百姓因不了解我们，在土豪的蒙骗下，也扔出石头块打我们。命令还没有下，部队已经迅速攻了上去，拿下堡子，结果却搞得一塌糊涂，堡子里的男人打死打伤不少，尤其是后来赵二娃带的人，抢老百姓的牲口及财物等等，群众纷纷跑来告状，这一下，可把谢子长同志气坏了。他说：“这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当即，谢子长同志召集二大队积极分子会议，我记得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上，谢子长同志作了动员，他说：“我们这个部队纪律很坏，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他还突出点了赵二娃的名。

    谢子长同志做动员以后，下决心整顿部队，解决赵二娃的问题。那时，正赶上部队庆祝一个什么节日，每个战士都做一面小纸旗，写上标语，插在自己的枪眼里（这样子弹打不出去）。部队集合后，按预先布置，我们二大队站在队伍的前头，白锡林、阎红彦就站在赵二娃的身边。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都背着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谢子长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说着，谢子长同志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赵二娃刚要反抗，被站在他身边的白锡林一枪打倒，其他人听到要缴械，都吓跑了，丢下一二十条枪。这时，我看到刘志丹同志站在土台子上，一动不动，表情严肃镇定。

    任家堡子事件，给了部队很大教育。收了赵二娃的枪，经过整顿，部队纪律更加严明。虽然时隔不久，师储杰叛变投敌，但在子长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情绪一直很稳定。

    二

    1932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我们所属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杨重远同志任参谋长，部队仍然编为三四个大队。在正宁县三甲塬的细咀子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还是三四个大队，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记得刘志丹同志当时不在。游击队成立那天，近千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细咀子村的旷地里，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缨枪闪闪发光，每个红军战士的脖子上系着红带子，战马的头上挽着红绸子，昂扬的战歌、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显得威武雄壮，正宁、邑一带的农民，也成群结队，有的抬着猪，有的吹着唢呐，从四面八方赶来庆贺。在成立大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志卿，邑县代表任伯昌和谢子长同志都讲了话。谢子长同志讲话时，神态从容自然，讲的生动实际，通俗易懂，战士们听了受到很大鼓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任伯昌代表地方党和群众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谢子长同志时，只见谢子长同志举起红旗，迎风舒展，群情更加激昂，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的掌声。谢子长同志那副瘦削的身体在红旗的映衬下，更显得威武刚毅。望着这面在陕甘高原上第一次飘扬起来的革命红旗，我和同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

    游击队成立后，我记得部队搞过一次暴动仪式。夜里，我们四面出击，悄悄摸进织田镇，骑兵在镇子周围，逮捕了反动区长和民团头子，捣毁了敌区公所，捉来不少土豪，由我们警卫队押着在街上来回游了几趟。谢子长同志立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成立农民协会，当众烧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地主的契约。穷苦百姓真是扬眉吐气，奔走相告。这一行动，使敌人恐慌不安，驻邑的军阀立即调来一个营（营长姓卢）并纠集彬县、长武的民团千人，向我扑来。

    在敌人营中，有个连长叫李明轩，是我地下党员，山东人。以前部队派我带两名战士曾去过他的驻地邑县，他招待我们吃了饭，我们拿十几匹牲口换了几箱子弹炸药回来。这一次，他事先派人给谢子长同志送来一封信，将敌人的作战部署统统告诉了我们，谢子长同志看信以后，抓紧战机，当即命令部队连夜撤至织田镇以东20里的羊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在织田扑空以后，即向羊坡头进发，李明轩连长故意牵着马走，士兵问他：“连长，你怎么自己牵马走？”他吓唬士兵说：打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牵着马走，走起来方便得多。“到达羊坡头，只见敌人从西面黑压压地扑来，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迅速从隐蔽的坑道中跃出，向敌人发出猛烈攻击，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冲入敌群，和我相跟的有强龙光，胡廷俊，还有神枪手郝金标。敌人依仗人多、武器好，蜂拥而上，向我扑来，离我只有二三十米远，我依靠一个坟地，奋力还击。强龙光举起枪正要打时，被敌人一枪击中，头部负伤，血流不止，我急忙上去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战斗。不大一会，胡廷俊的一条腿也被炸伤，还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这时，我们用冲锋枪，集中火力扫射敌人，杀伤敌人先头主力，接着友邻部队迂回攻入敌阵，敌人顿时大乱。李明轩借机上马，掉头就跑，大喊：红军大部队来了呀！敌人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我军乘势追击，一直追到邑城跟前，毙俘敌人300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用来补充自己。羊坡头告捷，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迅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谢子长同志率领部队由邑的清水原南下耀县照金镇，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来到通往韩城的交通要道——柳林的香山庙。

    香山庙是陕西有名的娘娘庙之一。庙宇从沟底一直修到山顶，地势险要，住着200多个尼姑、和尚。他们拥有大量土地、牛羊，囤积大批粮食及金银财物，还存有不少大烟，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庙里的和尚也很反动，处处欺骗坑害百姓，群众进去烧香，每次要两块白洋，我们在庙里弄到好多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饥民。山上的核桃、枣很多，谢子长同志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队委会议，总结作战和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讨论省委的指示，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坚决走毛泽东同志指引的井冈山道路。

    部队离开香山时，胡廷俊同志的伤口恶化，谢子长同志对此十分关切，决定通过地下党，送往西安后，再转送上海治疗。临别时，我紧紧抓住廷俊同志的手，不禁流下热泪。后来，我听说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将胡廷俊同志转送上海治疗。在上海，胡廷俊被锯掉了一条腿，装上假腿后，他把文件藏在假腿里，仍然为党积极工作，后不幸被敌人发现逮捕，廷俊同志在敌人的严刑威逼下，骨气铮铮，坚贞不屈，最后被押解到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胡廷俊同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的英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三

    3月，我们离开香山后，又东跨桥山，在焦家坪包围了宜君民团，我们的骑兵进去，民团30多人赤着身子，还没睡醒，就被缴了械。随后，谢子长同志率领部队回到离三甲塬不远的寺村原、湫头原，发动群众，建立革委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牲畜、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陕甘游击队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壮大，分为三、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同志分任支队长。

    这时，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围困三合镇，打开局面，开辟革命根据地。

    三合镇离三甲塬不远，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里的赤卫军和群众拿起武器，配合我们作战，把堡子里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团团围住，我警卫大队驻在东关，三支队二大队长高岗带的人驻在西北面，南面也是我们的人。附近群众每天按时给我们送饭送水，敌人被我们围困十来天，断水断粮，根据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把三合围攻下来的。但是，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敌人突然向三合增兵，加之我们城镇作战经验不多，巷道交通不熟悉，我们的一些同志麻痹，被敌人的冷枪打死了，致使三合没有攻下。一天，敌人一股骑兵突然打了进来。我们立即开枪，把敌人顶了一下，敌人跑得不见踪影。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见。突然，我和副大队长白锡林、神枪手郝金标等几个人发现敌人钻进了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我们迅速冲了上去，把敌人堵在院子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郝金标一枪一个，撂倒了不少敌人，白锡林端起长枪，射出了一排排密集而又准确的子弹，敌骑兵死伤不少。正在这时，敌人嚎叫起来，要向我们缴枪。年轻的郝金标，由于没经验，结果上了敌人假投降的当，他的子弹已经打光，上去缴枪时，被马上的敌人一枪击中。随后敌人又从我们部署薄弱的防线上逃跑了。

    接着，子长同志指挥部队很快撤到离此地一二十里的庄子上。到第二天拂晓，部队部署在一个高原坎坎下面，隐蔽起来，伏击敌人。在战斗打响以前，谢子长同志下令：“敌人不到30米，不准打枪！”不多一阵工夫，敌人的马队远远而来，黑压压的一片，只见敌人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我身边有两个50多岁的老兵，他俩的枪法很准，一个说：我一枪非把敌人那个当官的打下来不可，话没落音，他已经扣动扳机，只听见“呯”的一声，远处的敌人指挥官一个倒栽葱掉下马来，谢子长同志骂了一声：“谁打枪”！我们还有一个叫盛三毛的战士，一下子混到敌人的骑兵里头。敌人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三毛说：“你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说着：“啪”一枪将敌人放倒，骑上马掉头跑了回来。接着，谢子长同志从隐蔽的沟坎中跃出，一马当先，发起冲锋。敌人见指挥官已死，乱作一团。我军越打越猛，敌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我军一路追杀，直到正宁城根，缴获了敌人几十匹好马，还有不少枪支武器。

    跟谢子长同志打仗，我感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下命令坚决果断，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很勇敢。三合战斗以后，部队离开寺林村后又奔袭邑县城。本来打算奇袭，因准备杆子、云梯，走的迟了一些，天黑出发，整整走了一夜，赶到邑县城前，天已经亮了。部队虽经连日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但来到邑城下，指战员们个个仍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勇猛的动作投入战斗。谢子长同志组织火力，下达攻城命令，他自己带着云梯冲在最前头，我带一个冲锋枪班担任前卫，有一二十名神枪手，打得敌人在城楼上站不住脚，纷纷往回缩。这时，只见谢子长同志带着几个战士已经插到城下，挨近城墙，搭起云梯，命令连环枪掩护，第一个战士已经登上城墙，由于西城未攻克，无法立足，结果跳进城里，接着，我第二个爬上城墙，一看跑道太窄，难以立足，就一纵身跃进墙豁口，端起冲锋枪，对准西门楼连打几梭子，敌人见几个弟兄被打死，便蜂拥着往下逃。我后面上来的战士扔下砖头瓦片，我也扔出两颗手榴弹，敌人顿时乱叫，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跳进城里的同志迅速打开城门，占领城楼，插上红旗，我军一拥而入，全歼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支武器弹药，还打开监狱，放了犯人，杀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局长，随后部队撤出城外。

    打下邑县城，这是陕甘游击队破天荒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西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大游击队员和贫苦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可是，就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刻，当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危机。记得他一来，先给我们作了一次形势报告，接着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批评起谢子长同志来了，说什么谢子长同志没有攻下三合，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还在党内无限上纲，以势压人，进行宗派活动，错误地批斗谢子长同志，并且撤了谢子长同志的职务，强令谢子长同志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

    谢子长同志平日跟战士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大家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说句心里话，我真舍不得他走。可是，谢子长同志宁肯自己受委屈，也要顾全大局，离开部队时，谢子长同志和大家一一握别，我和同志们依依不舍，一直把他护送到西兰公路，挥泪而别。

    四

    谢子长同志走后不久，我也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这一时期，我听说谢子长同志在甘肃工作很出色，他领导和组织了靖远起义，又组织西华池新编十一旅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率部170多人起义，与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这是西北兵运工作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我也听说，李良来到游击队，强令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下令20天分完土地，致使部队连连受挫，损失很大，许多战士纷纷要求把李良撵走。为了扭转陕甘游击队的危难局面，省委又把谢子长同志请回来任总指挥，很快使部队战胜了艰难险阻，恢复了元气，而且也使部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我还听说，1932年底，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谢子长同志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再三要求留下刘志丹同志。不久杜衡在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一个团）。杜衡勉强同意留下刘志丹，却不分配重要工作。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同志被迫离开陕甘以后，杜衡又强令红二团南下商南，在蓝田遭强敌袭击，在激战中部队被打散，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杜衡却在部队到达三原武字区时，临阵脱逃跑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历尽艰险，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苏区。

    1932年夏，谢子长同志由上海调往中央北方局，到天津后，被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察哈尔吉鸿昌同志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谢子长同志协助许权中师长带领部队，在长城以北，英勇作战，同盟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强龙光、高鹏飞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谢子长同志十分悲痛。1934年农历二三月间，谢子长同志以中央北方局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回到了家乡——陕北安定县。

    谢子长同志回来之前，安定原有一个九支队，十几个人。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队长强世清回到家乡强家湾，打死敌安定县长，夺枪闹革命，在九支队一部分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一游击支队，由强世清同志任支队长。接着，一支队在强世清同志的带领下，南下照金，回到红二十六军住了一个多月，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刘志丹同志派杨重远任总政委，带领一支队返回陕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6月，在刘志丹同志的指示下，我和尹云山在南梁新堡缴了敌人的枪，建立了南梁游击队。正好与返回陕北途中的一支队相遇，战友相逢，倍感亲切。当即在政委杨重远同志的指示下，我们把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仍由强世清同志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杨重远同志任总政委。

    回到陕北后，在安定董家寺附近，我们同敌人的一支巡逻队遭遇，我奋勇而上，全力冲杀，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缴枪10支。不料惊动了周围的敌人，敌人派一个营追击我们，我们迅速转移，终于甩掉了10倍于我们的敌人，撤出战斗。不幸的是，在撤退中，杨重远同志中弹牺牲。

    此后，在安定北区、西区一带，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白天，分散隐蔽在群众之中，为群众做好事，打水、扫院子，干农活，我们整天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敌人过来过去，却不知道我们是游击队。晚上，我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土豪，踏民团，骚扰敌营，搞得敌人焦头烂额，十分恐慌。同时，我们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在斗争中，军民鱼水相依，青年争相参军，一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增至100多人。由于政委杨重远牺牲，支队建制也作了一些调整，由强世清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张义成任经济委员，支队下面设有5个分队。

    到了秋天，支队决定再次南下。除留下一个分队由白德胜、任志珍负责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的人由强世清和我带领，从安定东沟出发，经白沙川向照金进发。一路上，我们连打几个胜仗，缴获敌人一些枪支弹药和骡马。到照金后，正逢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同志换装回来，大家见了面，真是百感交集。当时，我党辛苦创建的红二十六军已被杜衡断送在照金，只有王太吉骑兵团起义剩下的一个连，七八十人，全副武装能作战，还有黄子祥带领的红四团，有一二百人，再就是县上的一些游击队。

    我们一支队，别看只有百十多人，但能打仗，战斗力强。一到照金，刘志丹同志就派我带一个分队驻守地势险要的薛家寨。以后，刘志丹同志又带领我们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一举打下了合水县城，歼敌守军一个连，缴枪100多支，还有大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放了所有犯人，同时也粉碎了敌人的谣言。

    攻克合水，我们一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武器，奉命返回陕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临行前，将政委李成荣留在红二十六军工作，调来魏武同志接任政委。当时，我提出到陕北吴堡开展工作。在归途中，我们带领部队在高桥川一带，消灭了一些民团，到达安塞后，我换了装，部队给了我一头毛驴、几块钱路费，经延安到吴堡开展工作。后来，我在宋家川听说，一支队回安定以后，敌人已在子长同志的家乡枣树坪筑起一座碉堡，并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支队进去后，仓促上阵，攻打枣树坪。由于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内应，硬攻敌人坚固据点，结果失利，当场牺牲了几个同志，还负伤六七人，支队长强世清也身负重伤。原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惠子仁因调回陕北特委工作，回安定后也参加战斗，当场牺牲了。魏武同志在战斗中，被敌人围住，也英勇牺牲了。这时，支队已失去领导，为了避开敌人清剿，只好分散，一路到延川一带活动，一路由原南梁游击队中队长王孝曾带领，去吴堡、清涧一带活动。不久，敌人增兵，到处围攻清剿，有的人被敌人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招了，致使一些同志被捕入狱。1934年除夕，强世清、白德胜、任志珍等同志被敌人押赴瓦堡城南刑场，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强世清等同志牺牲后，部队失散，有的被杀，有的加入了民团，一支队基本上垮了。只有王孝曾在清涧保存了一点力量。一次打土豪，王孝曾又从房上跌下来，摔坏了腰，组织上只好让他回家去养病。后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回来过几个人，也都站不住脚。一时间，安定地区的武装斗争走向了低潮。

    子长同志回来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被压抑了多时的情绪，一下子激发起来。大家高兴地说：“老谢回来就好办了！”

    谢子长同志首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恢复一支队的工作。他把刘明山、南贵臣、李海、陈文波、薛兰亭等失散后相继回来的同志聚集起来，找回埋藏的枪支，杀了一个名叫韩九成的坏蛋，在刘家圪宣布，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

    一支队恢复后，谢子长同志写信与刘志丹同志取得了联系，刘志丹同志派人送来200块大洋，帮助支队渡过难关。随后，一支队在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采取夜战、奇袭等方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谢子长同志还组织了庆阳东山游击队的一些力量，使一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原来投向敌人民团的一些同志，也纷纷跑了回来，个个痛哭流涕，谢子长同志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

    1934年夏天，我去一支队时，又恢复到约三百人，贺晋年任政委兼支队长，路文昌任参谋长，李宗堂同志也回来了，这就加强了部队的领导，使一支队成为陕北一支力量集中而又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这一时期，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各地的武装斗争也风起云涌。除了一支队外，有绥德的二支队、五支队，神府的三支队，佳县的六支队，宜川的九支队，佳吴的四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赤卫队有了很大发展，一时间，陕北简直闹“红”了。

    1934年5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在安定场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紧接着，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又有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策应，谢子长同志指挥一、二、五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占领了敌县政府，全部歼灭了敌人，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物资。然后，部队撤出城外，拉上南山，敌人派两个连追击我们，只见赤卫队在山上遍地红旗，呐喊助阵，敌人不敢再前进，只好缩着脖子退了回去。打下安定县城，这是陕北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陕北人民，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此后，我在吴堡接到陕北特委指示，要我和高朗亭同志带几支短枪到安定县。高朗亭从神府过来找我，等我带了四五支驳克枪来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时，谢子长同志和郭洪涛同志已经带一、二、五支队去了南梁。遗憾的是，这次到南梁，我没去成。后来我听说，谢子长同志率部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胜利会师，并在阎家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两支部队如何发动群众，协同作战，进一步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决定，派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陕北，配合当地军民粉碎敌人“围剿”，并决定谢子长同志兼任四十二师政委。

    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根据地大发展，局面大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部队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一路。路旁树上，村屋墙上，贴着一张张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谢青天”！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情景，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主动帮助我们放哨，煮饭。过春节时，谢子长同志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羊肉，分给穷苦百姓，每人两斤肉，包顿饺子吃，深得群众爱戴。当时，在陕北群众中普遍传颂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五

    1934年8月，我又调回一支队，在谢子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蒋介石疯狂地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灵活果断，同敌人在安定、清涧一带周旋。记得我们在安定景武家塌歼敌两个排，打了胜仗，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同志被俘的地方时，谢子长同志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3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致哀。谢子长同志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他们弟兄3人，还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谢子长同志对牺牲了的同志念念不忘，这样关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紧接着就是河口战斗。我记得这是一个夜晚，天下着雨。谢子长同志下达攻击命令早一些，天不亮战斗打响，佳县四支队在谢子长同志带领下，冲上山去，击溃敌人，占领了山头阵地。不幸的是，谢子长腿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四支队见我大队人马攻进镇街上，自动放弃山头阵地，一哄而下。敌人趁机重占山头，我在平坦坡地进行攻坚，打了好长时间没有攻下，还伤了几个同志，直到上午，我见谢子长同志倒在一个坡上，一声不吭。当时，谢子长同志已经“带彩”。可我没有发现，还气呼呼地对谢子长同志说：“这么个鬼地方，我们千把人，打不下他两个连，乘下雨，我们再攻一次，不信打不下。”谢子长同志听后，叫我把各支队领导同志找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再次发起冲锋，仍然没有攻克，但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下午，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王家沟，此时敌人也放弃河口，逃回清涧县城。

    谢子长同志负伤后，他仍然随军行动，指挥作战。回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我带的前卫部队与敌高双成部一个营遭遇，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在南山上同敌人打了好几个钟头，我虽有点伤亡，但对敌人杀伤很大。天快黑时，敌人扔下不少尸体、武器，逃跑了。接着，我们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民团。在崖窑沟，以一支队为基础，由谢子长同志正式宣布，成立了陕北红一团，贺晋年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

    以后，红二团、三团和五团也都相继成立。10月间，谢子长同志病情严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到扬道村养伤。敌人时刻在打探谢子长同志的行踪，到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给他送东西吃。为了避开敌人追踪，我们把谢子长同志从扬道转移到周家岘，又转移到灯栈湾。

    1934年冬，刘志丹同志来到安定灯栈湾看望谢子长同志。刘志丹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摸着他盖的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应当换个好的。”谢子长同志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薄一点不要紧。”刘志丹同志告诉谢子长，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同志连忙说：“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起来，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谢子长同志正在病中，建议由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刘志丹同志坚决表示：“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

    1935年2月，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谢子长同志时，谢子长同志的侄女婿，红一团一连连长陈文波、谢子长同志的爱人洗秀英在照顾他。他的伤势已经恶化，又染上肺痨，呼吸困难，气短得使他白天黑夜坐着，不能睡觉。他见我们来，让我们坐到炕上，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气喘着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们住的这个山圪垃子……敌人都不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了……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要继续战斗……革命到底！”我和几个同志都流下泪来。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谢子长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同志不幸与世长辞，终年38岁。噩耗传来，我和同志们都万分悲痛。

    谢子长同志从青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就走上革命道路。他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坚定不移，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谢子长同志的家庭是个革命的熔炉，被人们誉为“满家红”。从1932年到1936年，他一家有9个亲人先后英勇牺牲。谢子长同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在西北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谢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谢子长同志的亲属谢绍业，给谢子长同志以很高的评价，勉励其亲属继承谢子长同志的未完事业。同年，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谢子长同志的家乡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同志曾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自为谢子长同志写下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同志修建了陵墓，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同志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赴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同志也题了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赴后继”。

    子长同志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他永远活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中。

    刘经国提供，黄怀远整理，1982年10月12日

    木头峪暴动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的成立

    及其初期的战斗活动

    1938年2月上旬，正是旧历年关将要来临的前几天，在陕北高原东北隅的佳县境内，紧靠着滔滔黄河岸边的一个较大的村子——木头峪，爆发了一次威慑敌胆，声震一方的暴动。这次暴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在佳县一带进行“剿共”，镇压群众革命斗争，搜捕共产党人的反动计划，杀了一批土豪劣绅，收缴了敌民团武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这支部队是在毛主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转战陕甘边的影响和支持下，继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在陕北腹地相继成立起来之后的又一支红军部队。它的成立，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敌人的心脏，威震佳、吴一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

    1932年冬，中共陕北特委派崔运、鲁学增两同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请示汇报工作，1933年3月顺利返回，带来了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决定6月底召开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利用会议前的间隙，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分工到各地去巡视检查并布置会议的准备工作。当时，有高长久同志陪同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同志去佳县中区一带，工作了一个时期，于6月初转到木头峪村。

    木头峪地处黄河岸边，北距佳县县城40里，南至螅镇（即螅蜊峪）60里，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大路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临县曲峪镇相望，每日有渡船来往，络绎不绝。木头峪村有居民300多户，商号、旅店颇多。最大的商号有聚丰厚、春和荣等，资本以万元计，生意兴盛。该村是个地主聚居地，有地主、破产地主60余户（1947年土改时的统计）；最大的地主苗兰田，年收租子一千三四百石，放债上万元；其次是张春光、苗念祖等，年收租子都在七八百石以上；其余年收租几十石至几百石不等。有许多地主还兼营商业。该村文化比较发达，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外求学的不少，中学及师范毕业生很多，大学生也不罕见。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做官的亦大有人在，佳县财政局局长苗晋仁，佳县黑水元镇民团团长张东郊，长年在外县当县长的苗天成，近水关税务局局长张汉皋等，都是本村大地主。所以，这里是国民党在佳县南区一个较大的反动据点。

    我们党的影响和力量在这里有相当的基础。1926年，学生中已经有了共产党员。1933年6月，这个村也建立起党的中心支部，党员有20余人。木头峪附近的倍甘、王宁家山、刘木瓜沟、前畔上、寨子上、黑心圪等村，都有了党的支部，党员有20多人，属于木头峪中心支部领导，中心支部书记是张鹏图同志。为了便于党的活动，在前后村开设了两个小旅店，由党员张衡和张岗、苗丛桂同志分别负责。木头峪一带的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搞得敌人焦头烂额，苦于应付。为了镇压群众，反动派组织了20余人的乡团，但是未配备武器，正在设法筹措中。当时，我们派了七八个党员，打入乡团当团丁，刘子义同志还取得了乡团教练的职务。我们的方针是，加强领导，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夺取敌人武装，木头峪的暴动计划初步定下来了。在巡视中，马明方同志还指定张岗同志为出席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的代表。

    1933年6月底，中共陕北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了，地址在佳县高齐家坂高录忠、高录孝同志的家里。出席会议的省特委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马明方，组织部长常学恭，共青团书记马文瑞，军事部长王兆卿及特委委员毕维舟、崔运、鲁学增等和各地代表共二三十人。会议由马明方同志主持，崔运同志传达了北方局指示，马明方同志作了陕北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陕北现在党组织共有党员850多名（不包括陕甘边、延川、延长、延安、宜川和米脂东区，因暂时失去联系，党员数字未统计在内），在国民党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们能保存这么多党员，是十分宝贵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革命，要求解放，一个新的革命形势即将到来。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大力开展农村群众工作，扩大红军，进一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1）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2）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3）普遍组织农民联合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向敌人进行各种斗争；（4）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劳动农民；（5）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活动比较成熟和巩固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6）大力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会议补选张达志、崔天民、崔田夫、高长久四位同志为特委委员。

    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游击支队（当时有百十人，百十条枪），特委派毕维舟、王兆卿、高录孝等同志去整顿，被叛徒东倍义发现告密，他们于7月9日路过米脂镇川堡时，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在米脂县区委工作的王守义、崔达卿、高寿三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赤胆忠心，坚贞不屈，于8月3日在米脂县清水沟英勇就义。这6位同志被捕的当天，叛徒东倍义还领着敌人，前来搜捕特委机关，幸被我事先发现，迅速安全转移。从此，特委机关迁到了南坂村张达志家中和神堂沟高长久的家中办公，并在佳县寨子沟张玉敏、张鹏图同志家里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研究了6同志遇害后的工作问题。马明方同志亲自决定去安定第一支队整顿工作，传达特委会议的决议。

    根据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马文瑞同志主持下，成立了中共佳县委员会，高长久任书记，刘子义任组织部长，高均耀任宣传部长。从此，佳县的革命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走上了新的阶段。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县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清涧县的抗粮、抗捐斗争，首先在苏二里地区发动，很快扩大到全县各地，伪政府下乡收粮催款的委员、差役，有的被群众痛打，有的被群众驱赶，弄得反动派狼狈不堪。

    9月，在绥德与清涧的解家沟附近，成立了一支新的红军部队——特务队，高朗亭同志任队长，我任政委。这支部队是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绥远失败之后，由冯大胜等3人携带3支短枪退到陕北，经崔天民、崔正冉等同志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成立起来的。特务队成立后，首次战斗，出奇制胜，杀了绥德县续家峁国民党民团团总，给了敌人狠狠打击。不久，这支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支队，在绥、靖、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声势很大。

    1933年11月，第一支队经过整顿后，力量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根据特委决定，由贾养钦、刘明山和我率领该支队第二分队，从安定转到吴堡开展游击战争。接着，特委又派我和马万里等同志，在高长久家带走两支短枪，到神木、府谷地区开展工作，同当地党组织一起，很快地打响了武装斗争第一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支队，神府一带的革命局面焕然一新。

    12月，特委又把我从神府调回，同刘子义同志研究了木头峪乡团起义问题。因乡团枪支还未到手，不宜提早动手，起义暂缓进行。这时吴堡宋家川有一批大烟贩子，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走投无路，和我们联系，要求参加红军，特委当即派我去联络，开始，初步联系到18人，个个身强力壮，精勇彪悍，其中有当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军东进，路过陕北时的散兵游勇因生活无着落，流落为烟贩。我去后，很快和这些人谈妥，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由薛俊山兼任，我兼政委。我们这支部队当时只有两支土造的“毛里拴”单响短枪，暂时隐蔽在宋家川一带，待命行动。这支部队是即将发生的木头峪暴动和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力量的基础。

    二、首次攻打木头峪

    1938年1月中旬，刘子义同志带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国民党准备于2月2日左右（即旧历12月19日）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各区绅士代表会议。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动员全县衙警和民团，配合各乡绅催收年终捐税欠款；另一个是除夕晚间，以螅镇国民党驻军为主，全县衙警民团协助，在木头峪、店镇、神堂沟一带捕杀一批共产党人。特委和佳县县委对这一情报作了仔细研究，认识到敌人选择除夕，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用心险恶；同时，情况紧迫，也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举行暴动。这时，郭洪涛同志到吴堡和我商量，将隐蔽在宋家川的抗日义勇队迅速集中起来，由高长久同志带路，连夜以急行军速度，秘密进入佳县境内，集结木头峪附近待命，我们路过佳、吴边境沙坪村时，还动员了一批当地党员，分作两路，一路去吉镇，一路去螅镇，监视敌人行动。在行军中还打了一家土豪地主。到达木头峪后，部队隐蔽起来。我们连日召集木头峪支部的同志，开会研究暴动的计划和部署。决定：刘子义同志以乡团教练的合法身份，公开出面接待，麻痹并观察敌人的行动，同时做好群众工作，防止乱打乱闹，影响战斗部署；张鹏图同志负责领导本村支部同志，配合义勇军行动；张岗、张衡同志监视敌人的动静；我指挥义勇队，收缴民团武器，捕捉绅士。到2月1日夜，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敌人进入我们给他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

    2月2日，国民党佳县县政府领导会议的代表李维琪（县教育局长）、螅镇驻军代表（团参谋长）和各区代表陆续到达，只有黑水坑镇的民团没有来。直到当晚11时，我们义勇队进入黄河滩头秘密阵地，估计民团当天不会来了，不得不决定较缓行事，义勇队撤离到距木头峪五里的寨子上隐蔽起来。

    2月3日下午，黑水坑镇民团团长张东郊和队长杜庆甫，领着十几个团丁，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来到木头峪。是日，天气晴朗，红日当空，又值旧年将临，木头峪街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争相置办年货，好不热闹。张东郊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领着民团，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到了聚丰厚商号，这给我们举行暴动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上灯时分，隐蔽的义勇队秘密转移到刘子义同志家中，为了慎重，对行动计划再次做了研究部署。刘子义同志一方面迅速派人把情况通知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聚丰厚商号张罗起来，又是招待吃喝，又是关照团丁把枪擦干净，并假意说：“防止万一。”

    晚饭后，敌人的代表会议举行了简单的开幕式，宣布了议题，几个反动家伙作了简单的讲话就休会了。会后，天渐渐黑了下来，张东郊回到他家去了，杜庆甫背了4支长枪和一些子弹到他舅父张汉皋家中住宿去了，其余绅士和团丁们，在刘子义同志殷勤照料下，一个个进入烧着热炕的窑洞。刘子义同志以特别关心的态度对团丁们说：“兄弟们，今天你们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安心休息吧，不会有什么事情，放哨由我们乡团负责。”团丁们把枪放在一边，解下了弹带，钻进热被窝，放心睡觉去了。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星星挂满天空，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昏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滔滔黄河的咆哮声外，四处一片寂静，木头峪完全沉浸在沉睡之中。我向战士们下达了战斗命令，率领部队直奔指定的战斗岗位。

    义勇队战士们在本村支部同志的配合和指引下，走着捷径，脚步轻快，行动如飞，不大一会工夫，来到张汉皋家门前，几个战士迅速搭起人梯，刘子义同志一跃而起，矫健地爬上墙头，跳入院中。

    “谁呀”？从窑洞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是张汉皋的老婆张曹氏，杜庆甫的妗子。

    “我呀，到外面解手去”。刘子义同志装作张曹氏弟弟的声音，一面回答，一面打开了大门。

    这时义勇队队员一拥而入，三脚两拳砸开杜庆甫睡觉的门，先把放在门内炭堆上的4支长枪和子弹拿到手，随后对准刚从炕上爬起来的杜庆甫说：“不准动！”

    张汉皋全家老少和杜庆甫被集中关在一个窑洞里，我向他们宣布：“不许动，不许声张，不许离开窑洞，否则要你们的命。”接着把门反锁了，部队撤了出来，向新的目标前进。

    四下仍是一片寂静，战士们紧紧跟着刘子义同志飞速前进。大家知道，下一步要解决民团武装，捕杀土豪劣绅，这是关系到暴动成败的关键。所以，心情分外紧张，行动格外小心迅速，他们快步如箭地跑到聚丰厚商号门前。

    按照计划，刘子义同志上前叫门。

    “谁打门，半夜三更了。”一个伙计不高兴地问。

    “是我呀，听不出声音吗？”刘子义同志大声回答：“家里来了客人，买盒香烟招待呀！”

    伙计不耐烦地打开了门，一个义勇队员扑上前去，卡住伙计的脖子，另一个队员给他往嘴里塞了一条毛巾，并告诉他说：“暂时委屈你一会儿，办完事就放你。”

    刘子义同志领头，战士们鱼贯而入，迅速进到院内，封锁了所有窑洞，在一瞬间，同时突入团丁们住的三个窑洞，收缴了团丁的枪支弹药，告诉他们不许走动。然后，一个个倒锁了窑门，接着把住在其他窑内的绅士们集中起来，等候处理。由于警卫战士疏忽大意，螅集驻的代表及绅士陈子明、张竟成推开警卫战士冲出窑门翻墙跑了，但是县教育局长李维琪和聚丰厚商号老板张宗矩，被战士拉到马棚里，用铡刀铡了，另外绅士苗金英，被战士砍了一马刀，不久，也一命归天了。

    在聚丰厚商号解决民团武器，处置绅士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但是，最后在张东郊家里倒费了一些周折。我们仍然采用搭人梯的办法进入院内，这时，张东郊家的狗狂吠，打更的人乱打起来，村里居民有了惊动，张东郊全家均已穿好衣服，张东郊的老婆及两个女儿，都龟缩在一孔窑内，只是不见了张东郊。我立刻下令搜查，在所有的窑内房内，一遍一遍地查看，没有找到张东郊，这时，张岗同志果断地说：“我一直盯着他的梢，他是跑不掉的，一定在家里藏着。”我又下令彻底搜查，但是仍然没有下落，大家正在面面相觑、犹豫不定时，却被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住了，张东郊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盘腿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屁股底下平铺着一床被子，被子中间鼓鼓的，原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战士立刻跳过去，揭开被子，把张东郊从被窝里给拉了出来，他已像死猪一样，缩成一团，浑身直打哆嗦。

    狡猾的张东郊苦苦哀求让饶了他的狗命，可是对这个横行乡里，恶贯满盈，身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大恶霸，怎么能会轻饶了他呢！

    战斗结束后，正是雄鸡齐唱，天将破晓的时候。战士们背着缴获的战利品，撤出木头峪，胜利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三、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的成立

    部队撤出木头峪后，连夜朝吴堡方向急速前进，走了30多里，到三岔沟时，东方已经露白，我们就在三岔沟村前，找了个独户人家，夜营休息。这个独户人家姓马，兄弟二人同住，哥哥马洪喜和弟弟马洪忠，都是石匠工人。我们住在这里，放了暗哨，严密封锁，颇为安全。当天夜里，继续向南进发，一口气走了60多里，到了预定的目的地——吴堡县的樊家圪坨。这个村庄距吴堡县城较远，敌人统治较弱，我们的党员较多，支部很坚强，群众条件也好，以此为依托，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是十分有利的。

    到达樊家圪坨以后，部队住了下来，当即派人到吴堡中区找该县区委（当时还未成立县委）联系。区委派慕生忠同志来和我们接头，共同研究了部队的编组及今后的活动情况。下午，根据特委事先的决定，由高长久同志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支队正式成立，任命薛俊山为支队长，我为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分队，薛五柱为第一分队队长，高亮为第二分队队长，刘子义任支队经济委员（后勤工作）兼支队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队有战士20多人和缴获民团的几支枪。

    这支部队的成员多数是旧军队的散兵游勇，部分是新参加的农民，党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没有战斗经验，思想也比较混乱，所以支队成立后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教育和整顿。可是当时还没革命的根据地，樊家圪坨的条件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支部也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公开。因此，整顿工作只能在游击活动中进行。夜间行军转移，白天秘密住下来整顿训练。至于学习训练的材料，只有两个油印小册子，一个是列宁的《苏联游击战争》，一个是毛主席的《游击运动问题》，我们就根据这两本书所讲的原理，结合陕北实际，凭自己的理解，给战士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共产主义，讲共产党，讲苏联，讲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那时还没有看到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关于建军治军的任何正式文件。经大家研究，临时制定了几条制度和纪律：（1）干部和战士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2）战士有说话和批评干部的权利；（3）战士互相之间团结友爱，严禁打架骂人；（4）一切缴获归公，由经济委员统筹处理；（5）和人民群众建立兄弟关系，帮助群众建立革命组织，禁止打骂群众。

    经过3个星期的流动整顿和训练，战士们受到了初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部队人员迅速增加，由原来的20余人增加到五六十人，补充了一部分枪弹，还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这样，新建立的第四支队，就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断壮大起来。

    1938年2月中旬，木头峪一带地下党员张岗、张益、曹世华、刘美第等4位同志来到部队，报告了暴动后佳县南区一带的形势和情况。

    暴动胜利的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广大群众兴高采烈，交口称赞。但反动派极为惊恐，慌作一团，暴动后第二天，被我镇压了的张东郊的老婆，慌忙跑到佳县县城国民党政府喊冤，暴动中漏网逃掉的绅士们，也齐集县城，要求出兵“镇压”。

    国民党县政府马上调集警察、民团，在螅镇驻军配合下，到乡间进行“清剿”，木头峪一带一时黑云密布，恶浪翻滚，群众倍受遭殃，弄得鸡犬不宁。

    木头峪附近党员张炜、乔薄两同志，在那天参加暴动后回家途中，不巧遇见前畔上村的地主狗腿子，看见他俩裤子上有血迹向敌人报告了。张衡同志跟义勇队在一次攻打聚丰厚商号时，被一个坏店员认出来，事后也给敌人报告了。这3位同志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仍毫无所获。他们的腰被敌人打断，站不起来，脚上也被插上刀子，走不成路，仍然坚贞不屈，大骂国民党反动卖国，大骂蒋介石独夫民贼，最后他们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声中，壮烈殉难。

    石匠马洪喜、马洪忠全家被捕。暴动部队在三岔沟宿营时，两位石匠热情地到村子里为部队采购食物，引起该村坏分子李呈瑞的怀疑，给敌人打了报告，并引来敌人，将石匠全家逮捕，这一家人虽受尽了严刑和凌辱，但拒不吐真，敌人无可奈何，也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得收监关押，后经我们派人秘密营救，具保释放。

    张岗等同志还带来了木头峪党支部及群众和死难者家属的意愿，要求我们再次袭击木头峪，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惩办陷害烈士的凶手，进一步推动木头峪地区的革命斗争。

    敌人在佳县大搞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残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正是向战士进行教育的好材料。我们及时向大家公布了敌人的罪行，介绍了殉难同志的光荣斗争史，组织大家深入讨论。战士们人人义愤填膺，个个仇恨满怀，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

    这时，我们对部队的组织作了一些调整，派张益同志为第一分队政治指导员，刘美第同志为副分队长，曹世华同志为第二分队政治指导员，张岗同志为副分队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同时正式决定，第二次攻打木头峪。

    四、再次袭击木头峪

    1934年2月5日晚，第四支队由吴堡边境出发，经过一晚行军，到了佳县高长元的家乡神堂村旁一个富农家里宿营，这个富农吓得要死，不知所措，我向他约法三章，并作了些安慰工作，他才安定下来，按我们的吩咐做了一些事情。第二晚转移到木头峪附近的曹家坂村，住在曹世华同志的伯父家中，并派刘子义、张益两同志潜入木头峪进行侦察。

    3月6日，部队隐蔽在曹家坂，整整忙碌了一天，作袭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干部们研究袭击部署，战士们检查枪支弹药，政治工作人员准备各种宣传品。天黑后，侦察的同志回来了，汇报木头峪的情况，我们作了简单研究后，部队就朝着木头峪方向突击前进，从木头峪南侧绕道进入黄河滩头，稍作停留，然后兵分3路，各自向自己制订的目标前进。

    各路部队进村后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杀了3个给敌人告密的坏蛋——张东郊的老婆、地主的狗腿子和那个坏店员。

    接着，我们就在村内展开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布告等宣传品；政工人员有的站在土堆上，有的登上屋顶，向村民进行讲演，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宣布被镇压的反动分子的罪行。村民们欣喜若狂，争相和红军战士握手交谈，控诉第一次攻打木头峪后，敌人反扑时烧杀抢掠的各种罪行，祝贺我军2次出击的胜利。

    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战士们执行任务搜查时，在地主的仓库里发现了大批做好的红烧肉、肘子、蔬菜和白面馒头，看样子是地主或财主们准备慰问反动军队的，没来得及送去，却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几个好心的群众，顿时生起火来，热好肉菜馒头，全体战士饱餐一顿，然后和村民们告别，从容地撤离木头峪。

    走了不大一会儿，爬上山坡，天就大亮了，霎时红日喷薄，天空格外明朗。陕北高原早春的山间景色，生机盎然，引人入胜。忽然有人提议，以两打木头峪的胜利和眼前春景为题材，吟诗作文。这个提议一下子把大家难住了，我们全是一些大老粗，怎么会吟诗作文呢？不会吟诗，说些顺口溜总可以吧，于是，战士们喜笑颜开，兴致勃勃地谈开了，你一言，我一语，七凑八凑，凑成了些条条。当时，我们不少同志都参加了顺口溜的创作，又当了“临时编辑”，所以印象很深，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这些顺口溜中的一些词句，仍然清晰地留在记忆中：乌烟瘴气罩大地，黑云密布满天空，春风吹来云烟散，红日普照五洲红。青山绿水风光好，人笑贼哭两不同，亿万人民齐奋起，革命定能早成功。这些词句充分表达了战士们胜利后的欢乐心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二打木头峪后，佳县南区、吴堡全县、米脂和绥德东区的大片区域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二打木头峪为转折，第四支队以及我们当时的各项工作也由秘密转向公开。同时开辟村庄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每到一地，派出党员、干部，到村子里先后组织农民联合会、互济会、妇女会、贫民会、赤卫队、少先队等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党的力量。群众也主动跑来和我们接触，反映情况，给部队送给养，多方面帮助部队攻克难关，有的群众还送子参军，使部队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

    壮丽青春献人民——缅怀陕北女烈士任志珍同志

    陕北安定县（今谢子长县）任家砭村的青年妇女共产党员任志珍同志，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一分队政治指导员。她在党的哺育下迅速成长，机智多谋，无私无畏，英勇战斗，坚贞不屈，1934年初被敌人枪杀，年仅20岁。她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陕北红军初创时期，任志珍同志作为一位农村青年妇女，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拿起枪杆闹革命，投身游击战争，当时学文化，白天教，晚上考，管教很严。因此任志珍在12岁时就能念通一些古文，并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也热爱劳动。当时，志珍爱和小伙伴们哼唱一首《缠足歌》：

    开言叫一声，妇女都来听，学会了缠足害了全国的民。

    敌人围剿定，小脚跑不动。

    你看那大脚行走快如风，挑水挑炭好用功，男人闹革命。

    志珍13岁时就到父亲任广盛创办的私塾小学读书，她性格倔强，勤劳朴实，好学上进，靠自学成为山沟里的“农秀才”，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任广盛思想进步，追求革命真理，经常参加革命活动，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安定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安定县早期的革命领导同志谢子长以及陕北特委的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到任广盛家开会，年幼的任志珍主动去站岗放哨。前来开会的伯伯、叔叔、阿姨们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任广盛同志反对封建礼教，不给志珍从小缠脚，更是经常对孩子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亲自教她识字，送她到本村私塾小学读书。她念书很刻苦，晚上常在油灯下写作业，她在同学中年纪最小却学习最好，她爱独立思考，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譬如涉及女人为什么缠脚，女人为什么不能上学等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与同学们争论，常常打破沙锅问到底。

    有一次，学校一位大同学因吃桃子欺负小同学，志珍就批评他，还带他找老师讲理，直到他向小同学承认了错误为止。由于志珍好打抱不平，坚持正义，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邻村有个姓刘的土豪，他的狗腿子姓邵，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当地群众按照他们的体形，给土豪起了个绰号叫“刘干棍”，给狗腿子起的绰号叫“邵乌贼”。有一次志珍和几个同学在路上遇见了这两个坏蛋，志珍就领头喊：“刘干棍，邵乌贼，一长一短两只狼，烧干棍煮乌贼，一同送去见阎王。”气得狗腿子举起鞭杆威胁说：“谁教你们的？不老实说，就砸碎你的脑袋。”志珍毫不畏惧地说：“是我们自己教的，咋？”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土豪怕纠缠下去更伤体面，就自我开脱地说：“丫头，以后再不准唱这样的歌了，学生要学仁、义、礼、智、信，懂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土豪和狗腿子灰溜溜地走开了。

    志珍在任家砭村私塾念书时，安定地区正处在革命高潮时期，谢子长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地下党员强老师组织学生和群众举行“庆祝北伐胜利进军”、“纪念先烈李大钊”、“庆祝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召开”等革命活动，志珍常和母亲及其他革命积极分子，用家里的布和纸，深更半夜里绣红旗，做纸花。开会时，她就扛红旗，领呼口号，英姿勃勃，非常积极。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向低潮。中共陕北特委根据新的情况派委员深入农民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赁斗争，并派一些同志打入国民党政权机关做内应工作。

    1930年，党组织派任广盛同志设法打进了敌人基层政权机关工作。安定地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穷苦农民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而军阀、豪绅又互相勾结，横征暴敛，捐税繁多，高利贷盘剥有增无减，残酷的剥削压迫，致使广大农民又陷身于水火之中，怨声载道。1930年夏收之后，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召集基层工作人员开会宣布要加派粮税。会上安定县县长指责任广盛，不为党效忠，施政不力，拖欠粮税不交。任广盛不服，厉声驳斥说：“针尖上刮不下铁，麻雀身上炼不出油。”会后伪县长即派两名差役到任家砭村，催粮要款，也威逼老任家交粮税。老任下定决心，宁愿自己遭殃受罪，也不能砸老乡亲们的锅底，把大家逼到死路上去。这两个走狗狐假虎威，胡作非为，终于把任广盛同志逼迫致死。志珍在学校听见父亲被逼死的噩耗，跑回家中，一把揪住差役，呵斥道：“你们逼死我爹，要偿命！”吓得两个走狗想逃跑，又被志珍和乡亲们抓了回来，群众怒不可遏。

    当时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要借任广盛同志之死，趁群众愤怒之机，把抗粮抗税斗争推向高潮，斗争策略是派人把两个凶手押送到县政府，组织群众到县衙门示威，要求县政府给任广盛同志开追悼会，立纪念碑，严惩凶手，免交当年的粮款捐税。

    任志珍带头把两个坏蛋押送到县政府大院，领着群众高呼：“逼死人要偿命”、“惩办凶手”！伪县长大为吃惊，喊道：“怎么，你们想造反！”任志珍愤怒地控诉了凶手逼死父亲的罪行，提出了具体要求，群众高呼：“严惩凶手！”吓得两个狗奴才发抖，无话可说，人越来越多，把县衙门挤得水泄不通。伪县长束手无策，被迫无奈地说：“好，我答应你们的请求，县府开追悼会，立碑，惩办差人，粮款免交。”

    任广盛同志的追悼会在安定县城老爷庙院内举行。会场悬挂着“任广盛为民众的英名不朽”等条联，台前摆放着各团体、学校送的挽联，任志珍在台上悲愤地控诉了他们逼死她父亲的罪行，台下群众中爆发出：“严惩凶手，逼死人偿命！”的怒吼声。

    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斗争的考验，党组织进一步了解到，任志珍是个有胆有识的女青年，是革命的好后代。于是地下党组织决定于1930年6月接收任志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地下党员张宗孝同志问任志珍为什么要入党？任志珍坚定有力地回答：“要翻身，要打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只有跟着党干革命！”6月的一天夜里，在安定县玉家湾大王庙小学老师办公室，任志珍同志和她的同学高云孝、栾新春3人，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3位新党员跟着地下党员庄严地一字一句地朗读誓词：“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任志珍同志原来只有个乳名叫“海棠”。就在入党宣誓仪式上，她给自己起了个学名“志珍”，以示永远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立志跟党走，永远做党的忠诚女儿！

    在斗争中成长

    任志珍同志想去瓦窑堡女子学校继续深造，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宗孝同志很赞同，表示要多方资助，并把党在瓦窑堡城的地下交通工作交给了她。

    1932年农历2月的一天，志珍背着简单行李来到瓦窑堡女校。该校侯校长，是一位厌恶旧社会，有正义感，爱惜人才的学者。侯校长对志珍说：“收学生的时间已过，如果你有才华，还可以收下。”当场叫志珍写一篇文章，她不到两小时就交卷了。校长和老师看到志珍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字也写得工整，看出是个人才，立即决定收下，免收一半学费。她在学校刻苦用功学习，成绩突出，经常名列前茅，同学们都称她是“女状元”。

    志珍在女校除自己努力学习外，还经常在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和帮助别的同学。她在侯校长的鼓励下，组织了“读书会”，经常在课外时间与女同学们讨论一些问题，启发大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常对女伙伴们说：“将来不要嫁给官老爷和土豪老财，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不少人都赞同她的主张。志珍还在校外办起了“贫民识字班”。她和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编教材，刻蜡版，印讲义，轮流给没钱上学的青少年讲课，教唱歌曲，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当时她在校内外都很活跃，才华出众。老师们看得起她，同学们也把她当成知心朋友，瓦窑堡城里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像“男后生”模样的女学生很能干，任志珍同志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威信。

    志珍同志在女校学习期间，担负着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她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收集情报，传递消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抽空察看了瓦窑堡城内的大街小巷和城周围山里的地形，掌握了敌军的活动情况。城内经常出现她张贴散发的标语、顺口溜和传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官僚”、“蒋介石坏骨头，他是人民的死对头，有朝一日出日头，定要割掉他的坏狗头！”这些革命的标语、传单，吓破了敌人的胆子，于是敌人也增加岗哨，昼夜巡逻，派出便衣特务盯梢，有时出动匪兵追捕，但每次都落空，志珍同志的革命活动一直坚持着。

    1932年夏季，有一天敌军在城内操场开会，志珍把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的标语裹在石头上，隔墙扔到会场里，敌人发现扔进来的标语，大吃一惊，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搜拿赤匪”，并派便衣特务跟踪追击。志珍同志跑到城外磁窑村一个老同学家隐蔽了五六天，又回到任家砭村家中，敌人跟踪到磁窑村、任家砭村搜查，任志珍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了。

    从此，志珍再不能进学校读书了，也不能公开活动了，就在险恶的环境下，转入地下活动，为党做秘密工作。她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样表现得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多次智斗顽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志珍经常和母亲、妹妹以及领导高兰英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并护理我们的伤病员。她们自己吃稀吃粗粮，节省下的白面、鸡蛋给伤病员吃，使伤病员能早日痊愈，重返战场，投入战斗。马佩勋等同志都曾在任志珍家里养过伤，受到过志珍同志的精心护理。

    在这期间，志珍曾多次女扮男装，穿衣袍戴礼帽，赶着毛驴，奔走革命。有一次，陕北特委有一位姓白的同志要从清涧来安定检查工作。途中要经过四五道封锁线，他又不熟悉路途，为了保证这位同志能安全到达，志珍主动要求前去迎接，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要求，对于敌人在途中的盘查，志珍都从容对答，巧妙对付，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事后这位同志赞扬地说：“志珍同志，机智大胆，很有办法。”

    一天凌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宗孝同志，急匆匆地通知志珍：“城里送来的情报，敌人在瓦窑堡贴出告示，捉住你，赏大洋500。敌人又派一排军队来搜查你，你马上转移。”志珍穿上父亲留下的老布衫子，拢上毛巾，跟随张宗孝同志悄悄走出村庄，出村不远，就与敌军遭遇了。民团头子问张宗孝：“你们两位有何贵干，一早就出门了？”张宗孝巧妙地回答：“我姑家给大儿子迎婆姨，表弟来寻我，吉日红事，要早点赶到呀！”志珍心里知道敌人是找女人不找男人。自己是女扮男装，所以表现的镇定自若。说话间，志珍认出民团中有党派进去的井铁旦，就主动打招呼：“铁旦，你们一早干啥去？”敌军排长怕这样谈下去会走漏消息，又看面前的两个人很镇定，脚步不乱，也不东张西望，一定不是要抓的任志珍，于是吼叫：“少唆，快速前进！”

    敌军跑步向任家砭村前进，把村子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匪军首先闯进任志珍家，又挨家逐户地搜查翻箱倒柜，闹得鸡犬不宁，正当敌人在村内翻腾时，从脑畔山方向传来了轰轰的炮声，敌军听见枪炮声，以为是游击队打过来了，立即夹着尾巴逃跑了。

    原来这“轰轰”的响声，是志珍和张宗孝同志合计到匪军进村后乡亲们会遭难，就去井家坪村找来了土炮，在山上放了几下，果然把敌人吓跑了。

    敌军未抓到志珍，仍不死心。此后每隔几天，就要派军队到任家砭村搜查一次，每次都要抢劫财物，拷打群众，面对凶残的敌人，任志珍同志进一步认识到穷人要想翻身得解放，就必须拿起武器，枪对枪，刀对刀地进行武装斗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铲除恶霸、土豪和劣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经她多次请求，党组织才批准她参加游击队。1933年7月，白德胜同志带领的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一分队来到任家砭村一带活动。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任志珍同志担任一分队政治指导员。

    为便于工作，组织上劝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结为夫妇。志珍很大方地表示要与德胜同志亲自谈谈。谈话间德胜腼腆地说：“你是有知识的人，我这个土炮筒子能配得上吗？”志珍说：“革命需要炮筒子，有炮筒子才能改天换地闹翻身呀！”德胜又歉意地说：“只是我两手空空，没钱没东西呀！”志珍立即表示：“钱财东西都不要，只要你忠于人民，革命到底的一颗心！”德胜兴致勃勃地拿起一把心爱的短枪，问：“这礼物你要吗？”志珍爽朗地说：“这东西要，不过今后还要向你领教。”他们又商议了如何带好部队。这一对年轻的革命伴侣，就这样在形式上很简单而在政治上却很隆重地结婚了。他们高尚的情操，纯真的爱情，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革命作风，在战争年月的安定地区，传为佳话。

    任志珍同志入伍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她虽是个女同志，但是行军、打仗、操练、查铺、查哨，样样都做得很好。她努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主动找战士谈心，解决思想问题；她时刻把战士的生活和困难挂在心上，行军途中，体弱有病的同志跟不上队，她就主动帮助拿东西、扛背包；战士患了病，她就让做点病号饭，有时还亲自端给战士吃；她自己也刻苦学习，苦练杀敌本领。晚上战士们熄灯入睡后，她还坚持学政治、学军事常识，请德胜教她练臂力、练打枪，不久就学会了双手打短枪的本领。志珍同志还重视在部队中开展文化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活跃生活，鼓舞士气。记得当时她和战士们经常爱唱以下几首歌曲：

    《跑步歌》

    跑步跑步快快跑，快向革命大道跑，取斧头，拿镰刀，敌人头上是目标，要杀掉，要杀掉！

    《工农奋斗歌》

    工农联合齐奋斗，大家齐心向前进。

    豪绅地主军阀官僚铲除净，帝国主义赶出门，实现土地革命政权归于工农兵，统一了中国解放了被压民。

    阶级斗争闹融融。

    《列宁的后代》

    列宁的后代，从来是坚定顽强，学会了战斗。

    哪怕波浪滔天。

    举起鲜红的旗帜，挥动锋利的刀枪，同志们，前进！前进！

    志珍同志到分队不久，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和军容风纪为之一新，士气高昂，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她和白德胜同志的带领下，一分队在安定和延川境内打了几个胜仗，扩大了根据地。

    任志珍同志很重视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扫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为民除害。恶霸土豪“刘干棍”是个罪恶累累的“地头蛇”，横行乡里，鱼肉人民，还把游击队的活动向敌军告密，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除掉这个祸害。志珍同志早在上学时就曾经整过这个坏蛋，于是就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干掉他。

    1933年9月的一天，任志珍同志带领战士刘二虎、井铁旦来到刘家沟，夜深人静时，“刘干棍”正和小老婆躲在炕上吸大烟，志珍同志一脚踢开门，手里提着短枪，喊道“刘干棍”！他大惊失色地说：“你们干什么？”志珍厉声喝道：“要你跟我们走一趟！”他的小老婆跪倒求饶道：“留他个老命吧，你们要钱有钱，要大烟给大烟。”刘干棍乘机去抓炕角压着的短枪，志珍一跃跳上炕，踩住了他的手腕子，夺过枪，井铁旦立即把他捆住，他们把这个恶霸拉到村东头的山沟里，结束了他的狗命，为民除了一害。

    第二天早晨传来消息，“刘干棍”的狗腿子“邵乌贼”从安定领匪来捉拿任志珍。志珍和铁旦化装成地主子弟模样回部队，刚走到山腰岔路口就和匪兵遭遇。领头的问：“二位是谁家的公子？”志珍答：“我是李家沟李老爷的二儿子李考贤，他是我表弟。”“到哪里去？”志珍答：“昨晚听说害死了刘老爷，我爹怕遇害，连夜逃走了，我也到表兄家躲躲。”领头的说：“兄弟别害怕，我们是追捕赤匪的，有两班人快到刘家沟了，我们是巡山的，随我们到山上看热闹去，保你们平安无事。”志珍笑着说：“我们要到外婆家去，怕外婆舅父等得着急！”匪兵们信以为真，晃着脑袋走开了。

    志珍把匪兵们对付过去后，灵机一动，快进刘家沟的匪兵离这里有10里远，此地偏僻，眼前只有8个敌人，乘他们不提防来个猛下手，一定能干掉他们，于是她给铁旦打了个手势，两个急转身，突然喊道：“不准动，缴枪不杀！”领头的回头说：“小兄弟开啥玩笑？”志珍把瓜皮帽一撂：“我们是游击队，谁跟你开玩笑！”敌人惊慌失措地吼叫：“啊，共匪头子任志珍，快抓活的！”“叭！”枪响了，领头的脑袋开了花，脑浆血溅，谁敢动就打死谁，其余7个匪兵乖乖举起双手哀求：“饶命！铙命！”铁旦把敌人的枪全部卸掉，两人押着俘虏回到部队，德胜同志和战士们都称赞她的胆大谋高。

    突破重围

    1933年10月，游击队活动在偏僻山区延川、关庄一带，这里四周高山重叠，地势险要，进可以袭击延川城，退可以凭险据守，群众基础也好，分队决定在这里休整部队，并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充队伍，筹集粮饷。志珍同志察看地形，布置岗哨，登门发动群众，穷苦农民对游击队特别热情。

    部队住了两天，就发现敌情，侦察人员报告，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安定、延川驻军，并勾结地方民团，追过来了，敌人的兵力超过游击队数倍。经研究，敌众我寡，不打消耗战，要迅速转移，同时作好打的准备。根据分析，安定敌人是从北面来，延川敌人是从东面来，游击队决定从西南蟠龙方向撤退，然后转移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安定地区，但是狡猾的敌人，从瓦窑堡出发的兵分两路，一路从北压来，一路从西面来堵我军撤向蟠龙方向的退路；延川出发的敌人也分两路，一路从东面进犯，一路从南面逼近，敌人从四面包围了游击队。

    天刚刚亮，我军前哨部队就与敌军发生了遭遇战，双方都是正面进攻，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汇成一片，硝烟弥漫沙尘滚滚。白德胜同志和副队长老张率领一、二小队组成的突击队，攻克了敌人占领的一个山头后，敌人又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发动反冲锋。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但是我军伤亡较大，张副队长也英勇牺牲了。

    这时，敌军的另一路部队已向玉盘山高地迂回，企图控制最高点。如果敌军占领了这个山头，我军的处境就会更加恶化。志珍与德胜同志商议，当机立断，由白德胜指挥突击队边打边撤，她率领第三小队抢占玉盘山高地。我军从东面山坡上山，敌军还在一群一群地向上爬。志珍同志命令战士们抓紧时间，准备好手榴弹。当敌军进入火力网时，任志珍一声令下：“打”，在猛烈火力的迎头痛击下，敌人纷纷倒地，剩下的败退下山，志珍同志率队乘胜追击，给敌军以很大杀伤。

    不一会儿，白德胜率领的突击队也撤出了战斗，向任志珍靠拢，我军集结扼守在玉盘山高地一带。每当敌人进攻时，志珍同志总是双手挥舞短枪，战斗在前沿阵地，哪怕是子弹从头顶飞过，或者打到脚底下，她依然英勇、沉着地指挥战斗，敌军连续3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巩固了阵地。敌人几次进攻失败后，便扼守四面山头，紧缩了包围圈，企图把我军困死在山上。晚上，分队召开干部会议，志珍同志在分析敌我双方情况时指出，摆在我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与敌死战或被敌人困死在山上；另一条是当夜偷袭突围。第一条路大家都不赞成，我们只有走第二条路才能突围出去。

    黄昏时部队就发现山底下冒过炊烟，估计山下住有群众，晚上的干部会散后，由德胜同志负责指挥一、二小分队监视敌人，做突围准备；志珍同志带领第三小分队下沟去查访群众，找水弄饭，志珍同志在山下了解到，这里居住着四五户群众，都是从外地流落来的穷人。于是她就把我军在山上的遭遇告诉了当地的毛大伯和徐大伯，穷人和游击队心连心，两位老人听说自己的队伍一天一夜连一滴水也没进口，赶忙招呼家里的人烧水做饭，很快就做好了几担杂面叶和黑馍馍。志珍和战士们挑上山，大家饱餐了一顿，就有了精神，斗志更加旺盛，饭后毛大伯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山形路线，说突围应该走“无名坞”这条路，但是山高路陡，生人不好走，愿意给大家领路。志珍、德胜和同志们既高兴又感激。志珍又和徐大伯约定部队出发一顿饭时间后，由徐大伯在山上燃起篝火，以迷惑敌人。午夜过后，我军踏上新的征途。任志珍带领一、二分队先行，白德胜带领第三小队随后，若发生战斗，前后互相掩护。毛大伯领上部队跨过大沟，爬上陡坡，屏息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小路儿，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突然侧面山峁下来了敌军指挥部派出的几个巡逻兵，大喊：“啥人？口令？”志珍他们答：“一营二连预备队”匪兵又叫喊：“鬼话，共匪！”敌人的话音刚落，志珍就开枪撂倒两个敌人，剩下的企图逃跑，也被击中，敌军听见枪声，急忙调动兵力向我军追击。但因为是黑夜敌人摸不到实情，又怕打死自己人，展不开火力，只是对空射击，透过敌人火力的微光，我军发现了敌军防线的空虚地带，在毛大伯的指引下，大步前进。不幸的是，在击退最后一次敌人的战斗中，白德胜同志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

    东方透亮时，任志珍同志已率领部队突破重围，甩掉了敌人，她谢别了毛大伯，和战士们面朝玉盘山高地，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致哀告别！沿途经过了许多波折，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坚贞不屈

    关庄突围后，敌军疯狂地对游击区进行清剿，对游击队加紧围攻，陕北红一支队损失严重，斗争十分激烈，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保护骨干力量，又根据新的工作需要，决定派任志珍同志去绥德县田庄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安定的敌军，已经贴出告示，悬重赏捉拿任志珍。为了避开敌人，1933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地下女党员高兰英帮助志珍同志化装成陕北农村妇女模样，在一位老大爷的陪送下出发了。她翻过关山，越过老君店，第一天夜里到了绥德田庄，住在戴侄家里。田庄是戴侄的老家，戴的家境贫寒，曾流落在安定县讨饭，因一时表现积极，在志珍的家乡任家砭村混入党内。入党不久，就在任家砭村偷盗了乡亲的衣物等许多东西，转移到老家田庄，当志珍同志在戴侄家发现这个问题后，非常生气，就批评戴侄不该做这种既对不起乡亲们，又破坏党的声誉的事情。戴侄表面上表示接受批评，要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掩护任志珍同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背后却心怀不满，背着党和人民，暗地打发他的伯父去瓦窑堡告密，把任志珍同志在田庄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全部情况报告给敌人。敌军营长张建南获得情报后，立即派一个连长带领一排匪兵星夜赶到田庄，包围了村庄和院落，捕捉任志珍同志。志珍同志发现敌人后，非常镇静，立即把身边尚未发出的通知和其他文件、宣传品烧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严峻的考验！

    任志珍同志被捕的消息，传进了伪县长和土豪劣绅的耳朵里，他们和反动军官欣喜若狂，弹冠相庆。这帮家伙的黄粱美梦是捉到了任志珍就能破获陕北地下党组织，消灭陕北游击队，从而就能邀功请赏，进一步升官发财。因此，敌军营长张建南在志珍同志身上押下很大的赌注，把她列为重大案犯，关进果粮山牢房亲自刑讯。任志珍同志把牢房和刑场当做战场，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敌营长张建南在任志珍同志关在牢房的当天就开始了审讯。张建南软硬兼施，开口便问：“任小姐，你今天受苦了，咱们痛快点，把你知道的情况说了，我保你平安无事，放你回家。”“你是读圣贤书的人，书上教导要仁爱，爱人，我是最爱人的，更器重你这样的读书人，你跟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劝你迷途知返，前途是光明的。”对这些屁话，志珍同志根本不理睬，敌营长接着说：“我问你，你们的地下党在哪里？”当敌营长问到第3遍时，志珍同志才两眼狠狠盯着敌人，冷冷地回答：“不知道！”无论敌人问什么，志珍同志都是高声回答3个字：“不知道！”气得敌营长瞪圆着两眼，浑身发抖，疯狂地叫喊：“拉下去，打！”几个凶恶的刽子手，恶狼似的扑向任志珍，脱掉她身上的棉衣，军棍像雨点般地落下来，打得她身上布满了伤痕，鲜血一滴一滴往下淌，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使她昏迷过去了。刽子手用冷水把她泼醒后，敌营长又阴险地说：“你的男人白德胜早已说了，你说了就放你和你男人见面。”志珍同志强撑着身子反问敌人：“他说了还问我干什么？”敌营长冷笑着说：“难道你不怕死？”志珍同志大义凛然地说：“告诉你，死吓不住共产党人，只能吓胆小怕死鬼！”敌营长嘶哑着嗓子喊：“上压刑！”刽子手们把碗口粗的木杠压在志珍的膝弯上，用脚把杠子踩着吱吱响，汗水浸湿了她的全身，她又昏迷过去了。

    志珍在昏迷中被拉回牢房，逐渐苏醒过来。敌人的酷刑，只能摧残她的肉体，却不能动摇她坚定的革命意志。她忍着剧烈的疼痛，唱起她平日最爱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

    稳住脚步

    要高举起少年的旗帜

    接着，她又唱了《国际歌》，看守人听见越唱声音越高，喊道：“该死的东西，夜半三更不睡觉，还唱什么歌？”她说：“我唱歌为的是天快快明！”

    第二天早饭后，看守员通知志珍同志，有亲属来送饭，送饭的是志珍的大爹，递进饭罐和碗，隔窗望着志珍斑斑伤痕的脸和染着鲜血的衣裳，哽咽着说：“珍女，你受罪了！”志珍宽慰大爹：“你老人家不要哭，我受得了，顶多敌人要了我的命。”大爹抓紧时间忙说：“珍女，党组织和同志们正在想办法营救你。”志珍立即说：“大爹，你赶紧转告党和同志们，不要白费心了，敌人不会放走我，越狱也难以成功，党和同志们有困难，我了解，只要同志们安全，革命成功，我死也心甘情愿。”探望的时间到了，看守员硬把大爹赶走了，后来有一次她大爹来送饭时又说：“高兰英、高云考要来探望你。”志珍再三叮咛：“党需要高兰英他们，为了安全，千万别让来，就说以后会见面的。”任志珍同志视死如归，任何时候都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刑讯时，敌营长张建南耍了个新的鬼花招，他说：“任志珍，你不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游击队，但你是什么人该能说清楚吧？”志珍同志豪迈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敌营长嬉皮笑脸地说：好，今天痛快！随即示意刽子手拿出事先写好的“自首书”，要任志珍签名。这时，叛徒戴侄从门外进来，无耻地说：“志珍，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你就签了名吧！”志珍同志恨敌人，更恨叛徒，把那张“自首书”摔在戴侄的脸上，厉声喝道：“叛徒，你签吧！”戴侄缩着脑袋往后退了两步。敌营长说：“口头上承认是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为什么不敢签名呢？”志珍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承认共产党员，是要和你们斗到底；承认游击队是要把你们全杀光。签名办不到，死了你们的贼心吧！”敌营长气急败坏，命令刽子手把志珍同志捆绑在凳子上，把一根根竹签插进她的指甲盖里，一下一下地敲；还把鞭杆一样粗的铁棍烧红了烫腿。疼得志珍同志如万箭穿心，昏厥过去了，刽子手用冷水浇不醒，就把她拖进了牢房。

    在将近两个月的日子里，几十次的刑讯逼供，只要志珍同志还能说话，每次都斗得敌人夹着尾巴离开了。敌人已经看出，在任志珍同志嘴里不会得到什么东西了，为了显示他们的威风，镇压革命，于是决定枪杀任志珍同志，以此宣告自己的黄粱美梦的破灭。

    1934年腊月29日，敌营长张建南叫看守员给志珍同志端来了饭菜，指着饭菜说：“已经到年关了，你也应该吃一顿好饭了，只要你说了，还不迟！”志珍同志猛然拿起菜碟子向敌营长砸去。因他躲得快，碟子扔在墙上。敌营长哀叹道：“好厉害的共产分子！难道你真的只要主义不要命？”志珍同志毫不畏惧地答道：“共产党员你们杀不完，四万万中国人民你们杀不完。我宁要主义不惜头！”说着，敌营长和几个刽子手滚走了。志珍同志高喊：“你们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当天下午两点，敌营长带着9个刽子手打开了牢房，把任志珍同志绑赴刑场，几十个荷枪持刀的匪兵排成两行，志珍同志被两个刽子手夹着走在中间。路过男监牢门时，白德胜同志也被绑着推出门来，志珍和德胜的目光惊愕地碰在一起了，此时此刻他俩只能用眼神传递着内心的千言万语。志珍在和德胜结婚后曾说过只要德胜“革命到底的一颗心”，现在德胜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与自己一起去就义，这就看见了德胜对党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他俩在赴刑场的路上，气宇轩昂，从容自若，高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聚集在瓦窑堡街上的群众，无不敬佩这些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无不切齿痛恨凶恶的敌人！

    下午3点，罪恶的枪声响了，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英勇就义在瓦窑堡城英雄门外。他们把火红的年华献给了中国革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米粮山低头滴泪，延河水含悲涕泣，瓦窑堡的山山水水，记下了这悲壮的场面，两位烈士的英灵，好像高山上的苍松翠柏，永远挺拔屹立！

    敌人杀害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的枪声刚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标语口号就撒在瓦窑堡城内，“同和公”“华生昌”店铺的门前，“为革命奋斗，先烈不惜头，死得光荣，踏着烈士血迹，在压迫下斗争，前赴后继”的挽联就贴在“万一新”“协成店”商店对面的墙上，“革命志士胆气豪，面对屠杀大声笑，野火难烧春风劲，血染红旗万代飘”和“壮士死比泰山重，后生怎能不悲痛！”“挥泪继承烈士志，拿起刀枪去闹红！”等标语张贴在中山大街的墙壁上，这些也都广为流传在人民群众中间，进一步激励和召唤人们觉醒。在瓦窑堡，有许多青年踏着烈士的血迹走进革命队伍，参加了谢子长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

    志珍同志和德胜同志遇难的噩耗传来，同志们都陷入悲痛之中！瓦窑堡的革命群众和烈士家属，连夜把烈士遗体运到“成宫寺”，安葬在城东五里地的山坡上。英勇的烈士永远朝着瓦窑堡，永远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

    谢子长同志得知任志珍同志和白德胜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他说：“任志珍、白德胜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号召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学习志珍同志和德胜同志的革命精神，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马明方同志在烈士牺牲不久，就下令处决了出卖烈士任志珍的叛徒戴侄，为烈士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

    1934年2月22日，杀害烈士的敌军营长张建南，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瓦窑堡群众群情激奋，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押着张建南在英雄门外向烈士低头认罪，血债终于用血来偿还了。

    曾经和任志珍同志、白德胜同志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年近八旬的革命老人高兰英同志常让儿孙们围坐在她身旁，讲述志珍、德胜为革命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教育后代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跟党干革命，为祖国的四化作出贡献！

    烈士英名永放光芒——怀念王墉同志

    马佩勋

    革命烈士王墉同志，曾经生活在山西，战斗在山西；他的忠骨，也留在山西。

    从1948年3月，王墉同志在临汾战役中光荣牺牲，到如今已有34个春秋了！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每当我回忆起王墉同志革命的一生，想起他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光辉业绩，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和王墉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40年秋。那时，太岳军区党委派我到二一二旅担任政治委员，王墉同志是这个旅的五十五团团长。听同志们说，他是大学生出身，但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穿着朴素，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始终能保持普通战士的本色；他性格开朗，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人；在我这个文化不高的老兵面前，很谦虚，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王墉同志生于1915年，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六，后被过继给叔父。他幼年时，因家境贫困，随叔父闯关东，叔父做小生意，供养他读完高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原籍河北，曾在北平、天津一带做工，饱尝了封建剥削之苦。后来，他经人介绍到山东济南，当了《救国日报》记者。1933年底，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第三次回到北平，加入“北平新闻学习救国会”，后又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其后还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组织的“东北青年救国会”。以后，他又进入华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并参加“北平联合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王墉同志来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沁源公安局长。在敌寇统治十分严密和敌人多次进行扫荡的极为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坚决依靠群众，将沁源县公安局武装改组为抗日游击队，活动于祁县、太谷、榆次、寿阳、沁源、武乡一带，择机打击敌人。

    王墉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但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有胆有识，善于从战争中学习经验，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他由一个士兵到担任连长、营长、公安局长、侦察科长、团长、分区副司令员和旅长，不论平时训练演习，还是战时行军打仗，他总是吃苦在先，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任务，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至今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1年春，驻守在太岳区南部的蒋介石和阎锡山的30多万军队，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在仅有的5万日军的进攻下，溃不成军，将岳南和中条山的大片土地，拱手送给日军，使千百万中国人民惨遭蹂躏，陷入日军的屠刀之下，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八路军南下，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

    1941年5月，我二一二旅奉命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南的敌占区进军。我军每到一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看到王墉同志亲自带领战士刷标语，搞宣传，帮助穷苦百姓解决生活困难。他还亲自编辑一些反映部队生活，歌颂军民关系的故事、快板、戏剧等小节目，进行演出。对于鼓舞士气、教育群众、打击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下两个多月，我军先在沁水、翼城、浮山、安泽、临汾各县，帮助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游击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迅速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老奸巨猾、顽固不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阎锡山，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立即调遣他的主力部队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勾结日军渡过汾河，越过浮山南部的四孔山、二峰山，向我抗日军民大举进攻，妄图攻占四十里岭，逼我步步后退，以夺得太岳区南部，进而向北进犯，达到摧毁我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罪恶目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司令员陈赓，当即命令我旅在六旅政委和参谋长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支援下，协同作战，坚决消灭破坏抗战，向我进犯的敌人。当时，我旅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3个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个正规团的兵力，而且武器装备都不如敌人。8月9日在浮山县南西马、合潞2村战斗打响，我旅3个团在泰家圪、扬家河、西城村一线摆开，坚决阻击敌人二0五、二0六、二0七、二0八4个团的猛烈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我军指战员坚守阵地，个个奋勇当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士气顿时低落，一蹶不振。第2天清晨，我和六旅的政委、参谋长一块观察了地形，根据敌情，共同研究作战方案，计划派五十五团王墉带领部队，利用敌人的空隙，采取猛虎掏心战术，奇袭敌人的指挥部，消灭敌人机炮连，拦腰切断敌人的联系，并且在消灭敌人之后，严密封锁消息。五十四团埋伏在向浮山方向行进的路上打伏击，把敌人压向沟里，五十六团作为机动。其余的两个团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整个战斗要求速战速决，因此五十五团的行动是起着决定意义的一战。

    在部署各团战斗任务时，我看到王墉目光炯炯，脸上泛着兴奋的笑容。看来，对分配他们埋伏“猛虎掏心”的重担，感到很满意。部署完毕以后，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道：“王墉同志，有什么困难吗？”他充满信心地笑了笑说：“政委，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老实说，对王墉同志每次接受任务，总是那样痛快、那样坚决，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的。可是，这一次我却有些放心不下。如果让他带领一个班，或是一个排，去偷袭敌人，要做到丝毫不让敌人发现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次他要带着一个团，从敌人阵地的缝隙中间插过去，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的警戒线，钻进敌人的心脏，而且在整个战役打响以前，首先消灭敌人的指挥中枢，拿下敌人的炮兵阵地，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多大的机智和勇敢啊！只要有一个人暴露了目标，不仅会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利，而且他们自己也有被敌人“包饺子”的危险。当我看到王墉同志坚定而沉着的神情，立刻打消了担心的念头，鼓励他说：“好吧！祝你成功！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致周密。”

    王墉同志赶回部队以后，立即进行战前动员，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还进一步侦察了敌人前线的防御工事，兵力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并且在浮山附近一座古庙前，组织部队进行临战演习。临出发以前，王墉同志命令战士一律轻装，还和各连干部对每个战士携带的武器弹药、干粮袋、挎包、水壶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要求战士无论是快慢行军，还是匍匐滚爬，都不许发出一点响声，前卫部队还按照敌人的模样进行了化装。

    11日晚上10点，部队出发了，在向导的带领下，部队沿着西马沟那条崎岖坎坷的小道急速行进。700人的部队寂然无声，黑幽幽的沟谷，隐没了战士的身影，只有每个人左臂上的白毛巾，吸引着后面战士的目光，联络着整个部队。王墉同志迈着大步，紧跟在六连派出的尖兵排后面，机警地注视着周围敌人的动静。

    凌晨3点，全团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敌人的重重障碍，从赵城村西南面的深沟里摸了上去，包围了敌人机炮连的哨所，敌人的哨兵惊慌地问：“谁？口令！”没等“令”字喊出口，哨兵手中的枪已被猛扑过去的六连战士夺了过来，结果一枪未响，整个哨所的敌人全被围缴了。接着，王墉同志指挥各连“一刀子插到底”，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敌人的炮兵阵地，缴获了敌人4挺机关枪和2门迫出炮，敌人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整个联系被切断了。王墉同志严密控制敌人，封锁消息，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这时，西马、含潞各处敌人见攻不上去，也采取迂回战术，恰好与我军迂回部队六旅的两个团遭遇。我军攻势猛烈，锐不可当，敌人一触即溃，纷纷逃窜。

    拂晓，我军乘胜追击，向敌人发起总攻。各处敌人见此情景，惊恐万状，纷纷打来电话，请求炮兵支援。插入敌人心脏的王墉同志，随即命令被俘敌人的炮兵，架起大炮，调转炮口，向着西马、含潞各处敌人阵地开炮猛轰。怒吼的炮弹使敌人疑惑不解，惊慌失措。而我军听到炮声，全线振奋，发起冲锋。敌人闻风丧胆，纷纷垮了下来，向浮山敌占区逃跑，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我五十四团各路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用刺刀、手榴弹迎头痛击敌人。打得敌人连忙往回跑，又遇到我迂回部队五十六团和王墉同志带领的勇士猛追上来，把敌人一下子逼迫到赵城滑家河的深沟里，形成前后夹击，四面围歼的局势，2000多个敌人，很快成了瓮中之鳖。敌军闻名的六十一军二0七团团长高桥，穿着不合身的士兵衣服想混在俘虏中准备逃跑，没等化装好就被我捉住了。这次战斗只用了两三个小时，歼灭敌人2个团，俘虏敌人2000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2个团长，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枪炮弹药。

    打了胜仗，部队喜气洋洋，情绪非常高涨，战士们夸赞说：“王团长带的五十五团，这回可立了大功！”在一片喝彩声中，王墉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心里却很不安。在这次战斗中，由于通信联络工作做得不够周密，致使全团最能打伏击的七连一排排长赵玉书，在与自己友邻部队发生误会中，不幸中弹牺牲了，王墉同志十分难过，他痛苦地在自己腿上砸了一拳说：“唉！通讯联络没搞好，都怪我！”王墉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虚心自责、严于解剖的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墉同志在二一二旅五十五团工作期间，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他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教育，教育大家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八路军，不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要立场坚定，充满必胜信心。他不顾行军打仗的疲劳，总是在战斗间隙，抓紧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他还从实际出发，针对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进行训练，发动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把训练工作安排得生动活泼，他带的部队始终富有高昂的战斗力。

    王墉同志患有严重的脚气病，一到夏天，两只脚流脓，痛痒钻心，但他毫不在乎，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非常关心群众，时刻把战士的冷暖饥寒挂在心上。每到一地宿营，他都亲自到炊事班帮厨做饭。吃饭时，总是和战士们在一起，边吃边谈，谈笑风生，和战士情同手足，大家关系十分融洽。一次，有位战士的爱人从地方赶到部队看他，不料第二天，这位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爱人十分悲痛。遇到这种情况，王墉同志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家属和烈士的善后工作。每逢过年，或者举行庆功大会，吃饭时王墉同志总是把牺牲战士的筷子摆上，贴上名字，以示悼念。这对稳定战士的情绪，巩固革命部队，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王墉同志是学生出身，但他很热爱劳动，每次部队帮助老乡干活，他都身先士卒，鞋子一脱，就下了地，没有一点官架子。

    1942年冬，二一二旅合编，我向军团首长建议，留下王墉同志的五十五团，直属纵队领导。后来，王墉同志率领部队南下，开辟了汾南解放区，任太岳五分区副司令员，对创立晋南解放区建立了卓越的功绩。解放战争中，王墉同志任人民解放军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率领部队转战于临汾、运城地区。1948年3月21日中午，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王墉同志亲临前沿，察看敌情，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王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1949年，王墉同志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正在为建设两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王墉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努力搞好党风，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刘经国提供，1982年9月30日

    对《新军二一二旅的诞生和发展》的几点意见

    马佩勋

    读了薛克忠同志撰写的《新军二一二旅的诞生和发展》一文，觉得写得很好。他真实地记述了二一二旅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并系统地反映了我党我军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推动抗日运动向前发展的一些情况。除了陈如意同志写的补充意见外，我也回忆并提供一些情况。因事隔多年，可能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仅供参考。

    （一）

    我于1940年调到二一二旅担任政委。当时二一二旅的干部战士受流行性疾病感染，生活艰苦，医药短缺，加之敌人暗中破坏，疾病在部队中不断蔓延，患病人数达到一半以上，死亡相当严重。根据以上情况，太岳纵队给我分配的任务，一是整顿部队，纯洁组织，充实干部力量。二是克服疾病，搞好生活，增加部队战斗力。三是搞好生产，配合百团大战。

    我到达后，立即以改善生活，医治疾病，与破坏分子作斗争为中心，进行了全旅动员工作，同时组织精干部队深入敌后，进行筹粮筹款和抓汉奸等活动，解决急需药品和粮食问题。记得有一天，除奸科长刘培久同志在动员清查时，发觉不少战士携带的药品，经化验是假药。经过调查揭发，证实是敌人有意毒害战士的阴谋。

    （二）

    1941年，二一二旅奉太岳区党委指示，向岳南挺进。在沁源西北部的浮山、翼城、沁源、安泽、临汾一带建立四分区，开辟岳南新的根据地。太岳区党委派地委书记史健西同志随军南下，开展地方工作。当时，日军在岳南四十里岭、浮山县东山设有据点。国民党中央军刘峙所在安泽东西峪、石槽一带，阎锡山的赵石岭军驻扎在安泽、马壁、榆社一带，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把敌人挤出去，扩大根据地。但是，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在策略上只能采取分化瓦解，打击歼灭顽固的小股敌人的办法，避免大规模的公开的战斗，后因形势发展变化，我们不得不展开进一步的战斗。把赵石岭部驱赶到沁河以东，迫使刘峙退步转移到沁河东南狼壁一带，同时二一二旅还配合三八六旅与日军展开了战斗，不断取得胜利，扩大了根据地。使我军深入浮山、翼城一带。党的地方工作也相应的开展起来。

    （三）

    1941年秋，阎锡山部六十一军一个师进入该区后，不断向我进攻。一次，六十一军高桥团向我四十里岭西部高原、西马、河潞进攻，我旅坚守阵地。第一天，击退敌人多次猖狂进攻，敌人死伤惨重，我方略有伤亡。第二天，我三八六旅参谋长率队赶来支援，并商定了作战计划，决定由我旅王墉率五十五团深入敌阵地，歼灭敌炮连，并截断敌人的前后联系。三八六旅侧面迂回出击，我旅五十四团埋伏在去浮山的路上，中途出击。战斗打响后，敌人首先与三八六旅遭遇。三八六旅紧随敌后，五十四团拦截压击，五十六团插进合围，把敌人一个半团歼灭在山沟里，俘虏敌军2000多人。敌团长高桥被活捉，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四）

    西马、河潞战斗结束后，部队及时进行了调整，同时加强了地方工作。在浮山、翼城都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县政府。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及县大队。为了加强地方武装，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派往地方。二一二旅的负责同志也有了变动，参谋长调走，由薛克忠接任，政治部主任由陈力担任。

    （五）

    1942年，岳南地区灾荒严重，当地群众和部队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为此，太纵决定“精兵简政”，调走了一部分人员开荒种地搞生产。5月，旅长孙定国调太纵，职务由我担任，牛培奎替换陈力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薛克忠也调太纵受训。当年秋天我部又进行了歼灭敌保卫团的战斗，由太纵组织参加了浮羽战役，并进一步扩大发展了根据地。秋冬季节，太纵领导薄一波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意见。他说拟将二一二旅合并到其他部队。我提议保留五十五团（王墉所部），薄一波同意。我回来向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后成立了第二分区，五十四团归太纵直属指挥，我调太岳二地委担任地委书记。

    （六）

    1941年9月23日，日军与阎锡山相互勾结，对我岳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想消灭我二一二旅。当时我旅王墉所部五十四团在外执行任务，只剩五十五、五十六两团。实际人数还不到两个营。而敌军集聚上万人马，成数倍与我，情况十分紧急。我旅被敌军层层包围在佛庙岭地区，从早上6点开始战斗，敌军6架飞机在我军前沿阵地轮流轰炸，多次组织进攻。我旅战士英勇战斗，击退敌人数次进攻。敌我双方伤亡都很严重。战斗坚持到下午七八点钟，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攻陷。后查证我被俘人员200余人，被日军押送东北抚顺煤矿做苦役。我被俘人员，在煤矿秘密建立了党组织，支部还设法与二一二旅领导取得了联系，在回信中说：“英哥（指马英同志）会打算盘，孙哥（指定国）能执掌柜面，生意更加兴隆，各庄又进新货……”这也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士气，他们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组织多次暴动。日军投降后，部分同志获释，返回部队，部分同志在东北参加我方重要工作。

    我在二一二旅担任政委，但实际搞军事工作多，对建党建政以及群众工作做的不多，请有关同志继续了解。

    1981年9月6日

    山西九分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英勇抗击下，被迫宣布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向我解放区进犯。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匪军也遥相呼应，蠢蠢欲动，积极配合日伪和陕西、豫西北渡河的胡宗南匪部进攻解放区，内战的阴云密布山西。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收回解放区，我九分区军民都积极投入到反对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这里记述的是我九分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组织情况。因为当时未做仔细的记录，时过30多年，也记不起当时的详细情况。这里只能根据原始记录的情况进行整理，在很多方面还有不足之处。

    组织发动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积极开展对阎锡山匪军的斗争，大打一场人民战争晋绥会议后，我党纠正了土改时期“左”的错误思潮。1946年9月23日，吕梁军区召开干部会议，政委罗贵波对当前建党建军，保卫秋收和军队的供给问题作了报告。会议还就今后的工作和任务进行了研究部署，其主要内容如下：

    1、建军问题：现在游击队单位很复杂，没有战斗力，要求要集中力量，提高战斗力。八分区建立3个团；七分区成立平汾支队；九分区合编2个团（一大一小）；十分区成立两个团。地方军和兵团比例为一比一。扩军主要扩边沿区，内地不扩兵，但扩兵的比例要维持在人口的5%（按实际执行下来要超过这个比例）。要求兵要精，抓紧由零散到集中，提高一步，保卫秋收，对敌斗争。九分区要巩固山地，开辟平川，收复失地。

    2、供给问题：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前后矛盾是：待遇不统一，制度不严格，统计不认真。司令部和供给机关统计口径不统一，司令部少，供给机关多。如发衣3.9万件，统计人数才有2万余件。到发冬衣，单衣还未发齐，各单位要做详细的数据报告。

    3、经费问题：开支3亿元（当时1万元等于现在人民币1元），晋绥实际领到1亿元。

    4、粮食问题：开白条子很多，浪费粮食的现象很严重。要节约粮食，以后购置物资，必须要开条据。

    根据吕梁军区会议精神，我九分区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准备着手搞好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发动各县各区的民兵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应对敌伪向根据地的进攻，消灭残余散匪，保卫根据地。另外，要继续搞好土改，发动群众，巩固扩大武装部队。为完成吕梁军区交给的任务，分区还对敌情进行了分析研究。

    1、胡宗南所辖8个师25个旅，兵力17万人，从陕甘宁边区渡黄河进犯山西。

    2、阎锡山所辖区北至忻州南至灵石，东至榆次西至汾阳，兵力5个师15个旅，人数约76000人左右，阎伪军地方武装残余，在各县搞破坏活动。据悉，汾西县敌人有地方武装400人；赵城有地方武装500人；他们和蒲县地方武装组成了一个保安团，在吴村、白石、六道一带猖狂活动，这些残匪虽经我军几次围歼，但残部尚能组织500余人。大宁县有敌地方武装250人，还配有机枪，常在和尚岭和县城以南活动。蒲县有敌地方武装4个连，700多人，抓新兵扩充起来的有500人。灵石县有敌地方武装300多人，加保安队等一些土匪组织有500多人。临汾县保安队也编到敌四十五师，四十五师有正规军1个团。永和、石楼两县之间朋磐地区常有零星土匪在活动。隰县有杨岁斌率有30余土匪活动于水头老爷顶、武浴山一带。

    1946年初秋，我方侦察得到情报，南下敌人四十四师、四十五师、七十三师下午进到灵石。时过一天，敌人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到临汾固守。地方也得到情报，敌人已进入霍县，约有3个师的兵力，先经张村一带。徐其昌也电告梁佩璜5000人到临汾准备粮草。洪赵两地敌人已回师经渭河汾西，胡宗南已进到古县，运城有敌人两个旅守护，敌六十六师也进入临汾。河津也驻有敌人。当时，我主力部队南下，敌人要进攻，我们就组织民兵武装阻击敌人，保卫根据地。根据当前形势，我军区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团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研究部署了战斗任务。我们的基本精神是：打北上敌人，阻击南下敌人。首先，先搞好清洁卫生，休整准备；其次，搞好战备工作，侦察警戒；再次，待机整装，准备行动。

    发展民兵武装是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九分区在搞好建党建军建政的同时，努力搞好地方民兵队伍的建设，还专门制定了使用和提拔军队以及地方干部的原则。其主要内容如下：1、干部提拔，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和批准，班排长应经过支部考查，报营批准。排长应由党委讨论报团批准，连级干部经营、团党委讨论，报旅或分区批准。2、营级干部由团分区党委讨论报纵队二级军区批准。3、团级以上干部经旅分区二级军区讨论报晋绥党委批准。4、对犯错误干部应经过考验使用。5、提拔干部必须把材料弄清。6、提拔干部应贯彻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相结合进行。

    当时，我九分区司令部住在汾西查镇新安村，九地委驻在香镇西村，教导队驻在香镇一个大庙里。

    九分区司令部的组成人员是：司令员：黄忠学；政委：马佩勋；副政委：贾长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志高；副参谋长：于锡武；政治部主任：潘振华。

    九地委的组成人员是：书记：马佩勋；副书记：贾长明；组织部长：黄恩明、杨一木；公安局长：权维才；专员：刘润明（不准确）。

    九分区司令部的组成情况：

    一科：靳凤祥刘振华王金川

    二科：王枫王健郝金林杨长庚闫滨

    三科：王立山李长兴解学俭

    四科：赵福俊张富剑陈东

    五科：段毅

    六科：葛瑞林裴金满白如冰杨兆祥

    组织科：林山赵生瑞等5人

    宣传科：刘向文等4人

    保卫科：杨立文等3人

    联络科：闫斌

    警卫连：连长郭祥，政治指导员景生

    警卫连下属3个排125人

    通侦连：连长马武；政治指导员：王生元

    卫生处：处长彭绍英；副处长：李恩元，下有人员30人

    修械厂：40人

    教导处：李凤山罗洪山李浩等，共有学员第一期70人，第二期70人，文化班80人

    武装部队：原2个支队，5个大队共2500余人

    地方各县都配备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宣传部长、城工部长、工青妇部长等。每个县还有区委书记、组织干事、管财务的科长、宣传干事、秘书等。各县又分设1至5个区不等。各区又配备区长、副区长、连长、贫农主席、助理1到2名，还有政治指导员等。区长、副区长兼队长和教导员。下面又分设连队等等。靠近县城的设有城关区，也配备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汾西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蒲县、灵石县、洪洞县、赵城县、隰县等组织了基干民兵和一般民兵。很多进步青壮年都参加了民兵，而且每个县都有民兵1万人以上。有时攻克敌人占领地点，一个县可出动一个团的基干民兵协同作战。这些民兵组织还有供给、卫生、号兵等，有的还有马匹，民兵穿着统一订制的服装，调动起来比正规军还齐整。敌人若知道我民兵要攻打时，即望风而逃，不敢轻视，如在围攻临汾时，我吕梁部队担任西北警戒，我军分区配合太岳区兵团攻克城堡。我主力部队一举攻破东关，敌人从城西北部城墙下挖开一个地洞突围。狡猾的敌人偷越我警戒线后，有的挤掉了鞋，有的连衣服也没穿，狼狈不堪地经蒲县向汾西香镇逃命。天刚破晓，遇到我九分区训练队100多名战士，给了敌人迎头一顿狠揍，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从哪儿降下神兵，惶惶如丧家之犬向森林山沟逃命。我们组织汾西民兵几千人，堵死各山口通道，喊话命令敌人缴械投降。敌人一连好几天没吃上饭，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像无头蚊蝇到处乱钻。这些中央军里还有一些青年男女学生是敌人从临汾城里用欺骗强逼引诱来为他们卖命的，而且配有机枪、手枪、卡宾枪等。被我民兵阻截后，慌忙交枪投降，没两三天，就歼灭和俘虏敌人千余人。这一仗缴获了敌人大量枪支弹药，也保卫了我们的分区，可以说，民兵在配合围攻临汾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

    另外，各区还设立了区游击队，人数也在百十人，这些游击队员是全脱产的，日夜站岗放哨，维持秩序，打击敌人。各县组织的基干民兵主要以生产为主，平时加强训练，为适应战时需要。各县有1个县大队，有1个营的兵力，是全脱产的。1个大区有地方民兵4个正规营，相当1个团。大区可有1个营的基干民兵，下设连队。区长、副区长任营长、教导员，小区可有1个连的基干民兵。

    就汾西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蒲县、灵石县、洪赵县、隰县等，下设区30多个，地方民兵武装人员可达8万人。洪赵县是民兵最多的一个县，近17000多人。这些民兵武装在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参加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保卫家乡，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敌伪的活动中起着革命的重要作用。民兵是正规军的源泉，他们补充了部队，在配合大部队作战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1947年2月1日，为搞好我党我军和地方的各级组织建设，晋绥电示我分区，要积极做好“三查”工作。下面是“三查”电示内容：

    1、目前主要以思想审查为中心，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地主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错误思想与现象，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加强党的领导。

    2、凡地主富农等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区、村干部、被群众斗争、撤职回家者，只要能向群众低头改正错误，愿继续革命者，经过农会或农代会同意，均给予学习机会，外调参军，戴罪立功。

    3、一般农民大会与农代会有撤换当地干部的职权，但没有直接开除他们党籍之权，农代会有向党委建议的权力，党委应接受群众意见，如过去群众处罚某些干部重的，党委应建议农会重新审查。凡过去甄别未作结论者，或因历史悬挂未决者，应根据最近几年考验，作出正确结论，搞错的应通过大会改正。

    4、三查审干部不能采取农村农民斗地主的方法，应铲除逼供行为，要调查研究重证据。

    5、党内思想提高与思想改造是长期艰苦的任务，急躁、强制、惩罚都不能解决问题。

    6、土改调出人员，可能超过2/3。

    九分区根据晋绥电示指示，着手抓了这项工作，共清查出政治犯31人，查出俘虏120人，查出三清团285人，敌情报人员300多人，出告示杀了的有10人。我们还杀过以贺正国为贫农敌探、徐万元为中农恶霸等，一次就镇压过27名，老百姓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三查以后，我们加强了地方各级组织的建设。这里将九分区所辖县区在整顿后的地方组成人员名单抄录如下，有错误的地方敬请指正。

    石楼县

    县委书记：郝石山；县长：温克敏

    公安局长：赵子兴；组织部长：梁有关

    宣传部长：张慕要；贫农书记：李炳

    科长：党洪魁；财政科长：甘克新

    一区区长：李宇、慕西林、马强

    二区区长：李敬帮、张玉、李应存、田增长

    三区区长：李绍德、贺红成、张建帮、余平、黄柱海

    四区区长：魏正钱、黄清波、王文、王左闵

    永和县

    县委书记：高仰光；县长：曾生财（党员）

    公安局长：冀岳；财政科长：张维

    民政科长：杨增云；秘书：王子俊

    组织干事：寇中勋；宣传干事：贾占明

    一区区长：曹成瑞、寇金发

    二区区长：宋文斌、薛仲清

    三区区长：刘玉祥、张涛

    四区区长：赵玉荣、陈玉生

    城关区区长：贺国柱、寇中勋、慕生如

    汾西县

    县委书记：贾长明；县长：薛秀川

    公安局长：赵良；组织部长：郭彦宏

    城关部长：韩明；区委书记：孟玉山

    科长：周庆毕赵金波；秘书：田魁孟明

    城工干事：贾正玉

    一区区长：王振邑；连长：陈明山；助理：贾秀空

    二区区长：王石长；贫农主席：丁仲兴；助理：熊进生

    三区区长：张进喜；大队长：廖东海

    四区区长：郭庆福；大队长：杨明；助理：郭雪

    大宁县

    县委书记：罗沛；县长：李士堂

    公安局长：李尚喜；副局长：高世华

    区干事：黄建邦；秘书：谢官钗

    一区区长：周仲达（党员）、宋仲长（党员）、李保应（党员）、高国长、张志桢、安美英、刘贵红、朱贵魁、张继强、田秀清

    二区区长：高世芳、白波、杨登远、高保元、李来马、王左安、唐好林、王佩桢

    三区区长：王忠胜、雷登湾、解学文、冯学廷、韩林山、薛玉山、张炳、薛官清、郭佩正、赵金瑞（根据当时情况，有的大区划分很多小区也配有区长负责工作）

    蒲县

    县委书记：李维德；县长：曹陆明

    公安局长：苏林；秘书：张志明

    教导员：范子清；科长：任志长

    武委主任：李茂林

    一区区长：李开勋、李佩元

    二区区长：李桢、候金德

    三区区长：赵元、赵清、崔茂才、刘成、陈明

    四区区长：李魁、刘祥、白振清、田振发

    灵石县

    县委书记：赵家声（1937年任）、梁生林（整顿后任）

    县长：赵良；公安局长：韩家庆；组织部长：雷林

    宣传部长：吴子奇

    一区区长：（查无记录）

    二区区长：吴子浩；大队长：李文祥；秘书：张均

    三区区长：张义；副区长：温海洋

    四区区长：温仲和、杨斌；队长：李康、任子秀

    五区区长：马林；政治指导员：冯文德

    大队长：田斌

    洪洞、赵城县

    县委书记：苏向民；县长：候建维

    公安局长：王如朴；宣传部长：魏先微

    城工部长：侯戈；秘书：魏书良

    武委主任：李一平

    一区区长：朱保江；助理：梁贤庆

    二区区长：张子维；助理：郭振勤

    三区区长：张华；助理：范士义

    四区区长：姚永魁；大队长：王子明；助理：王学武

    五区区长：王子瑞；大队长和财粮助理等5人都调到工作团

    隰县

    县委书记：苗天明；县长：高正贤

    公安局长：顾逸芝；城关区长：贺国勋

    一区区长：陈如通；副区长：刘文海

    助理：王文；区委员：解月英

    武装干事：平江；财政科长：高清

    二区区长：曹天明；大队长：王贵；村长：郝子文

    副区长：任民

    三区区长：王忠山；大队长：陈万才

    村长：李芝荣；财粮助理：王文德

    四区区长：（查无记录）

    五区区长：王瑞祥、张富汉、郭建勋

    六区区长：刘子文；大队长：李德林

    教育科长：王学婷；财粮助理：姚柱旺；民政助理：史婷

    （隰县名单除王学婷、姚柱旺、史婷外均为中共党员）

    九分区在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收复失地的斗争中，为配合我各解放区军民彻底粉碎蒋介石以及阎锡山长期霸居我解放区根据地的阴谋，扫清了我军南下前进的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47年，共和敌人作战21次，消灭和俘虏敌人1600余人，缴获各种步枪1034支，机枪45支，同时扩大新兵2025名。

    党的七大以后，九分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沿着党指引的道路，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发扬延安的艰苦奋斗作风，在胜利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编者说明：因时间久远，史料缺失，部分区的负责人无法查实

    回忆红军东征前后的活动

    马佩勋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早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实行战略转移，实现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的红军，兵分几路，挥戈北上，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首先在甘肃吴起镇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

    陕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根据地，这里经济比较落后，交通也不方便，是个东依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的地方，但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党的工作比较强，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从各个不同地方纷纷向延安汇集。当时红军本身的发展也面临困难，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为了在运动中发展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取得主动权，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以直接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去进一步扩大抗日联合阵线，主力红军出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这样可以补充兵员和解决给养问题。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的3次“围剿”，实现了红军东征，它已载入中国革命历史史册。

    一

    1934年秋，我在红二十七军一团任政委，团长是贺晋年同志。他机智勇敢，英勇善战。经过杨家园子战斗，延长县战斗，高桥、李家塌子战斗，靖边城战斗，老君殿战斗，吴堡县泰家原子战斗，横山战斗，我们红一团得到补充壮大。在战斗中我又第二次身负重伤，这时，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部队返回到安定地区，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我们率部队回到永坪镇后，由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戴季英，副军团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郭树申。我的伤稍好后，就派往宜川任西北义勇军主任（原主任由黄罗斌同志兼任），去争取改选红枪会，司令员由郭宝珊同志担任。义勇军编制为两个营，总共也不到300人，但都是参加过数次战斗的老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攻打崂山战斗中，郭宝珊同志带领一营从川道攻打敌人司令部，我带二营从南山攻打敌人司令部，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把敌人一个师压到山沟里，我各部队冲上去，英勇出击，在黄昏之前，将东北军一一O师全部围歼。

    崂山战役后，我和郭宝珊同志以一个营的兵力押送俘虏2000多人到瓦窑堡。送俘虏回来后，准备攻打榆林桥。我们义勇军也奉命令集合到下寺湾。这个时期，由于进行所谓的“肃反”，西北代表团在进一步搞肃反扩大化。当时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陕北党和红军的创建者及营连以上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这些革命的同志和干部都加上“土匪”、“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者”等莫须有的罪名并逮捕投进牢房，这次一共被逮捕撤职的有原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20多人。

    1935年10月9日，毛主席党中央胜利到达吴起镇。这时瓦窑堡街上敲锣打鼓，人声喧嚷，好不热闹。群众纷纷说：“毛主席来了！周副主席来了！”我们这些被关的同志议论说：“这下可好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一来，我们就有救了，毛主席会把我们的问题搞清楚。”果然不到一星期，我们所有被捕的同志释放了。我们眼含着热泪，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二

    我们这些被捕的同志释放后，中央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中央让我们回家看看家人，我骑着马回家看了看我第一个刚满月的小孩后，随后赶回瓦窑堡，找中央组织部要求分配工作。当时的组织部长李维汉同志对我说：“佩勋，你在兵工厂搞过工作，我们缺这种人，分配你到西北执行局搞工会工作。”我高兴地答应服从组织分配。到西北执行局后，我才知道这里的工作由刘少奇同志负责，我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当干事，执行局机关设在一个十分破旧的小院里。刘少奇同志住的窑洞，进门就是一盘大土炕。少奇同志是南方人，不习惯盘腿坐炕，大家就在炕前给他安了张木板钉成的高方桌，除此之外就再没别的什么东西了。

    刘少奇同志和我们十几个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一有空就和我们工作人员谈心，由于我是执行局里唯一的原来就在陕北工作的同志，少奇同志对我也就格外关心，像我这样穷苦出身的青年人，虽然参加革命已经几年，但过去只知道打土豪，文化低，对革命的理论了解很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工作，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像久旱的秧苗，拼命地吸收着他教给我们的革命道理。

    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对陕北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开展工运的方针和政策。根据雇农多、产业工人少的情况，提出了组织雇农小组，签订劳资合同。合同规定：不许打骂、虐待雇佣工人和雇农；限制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改善工人、雇农的生活。这些政策施行后，对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骨干，扩大游击战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少奇同志和我们几个干事相处的很好。他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请我们到瓦窑堡街上的小饭馆吃羊肉荞面。有时候陕北的亲戚、老乡给我们送来大红枣，我们就用缸子炒热了请少奇吃，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1936年春，中国革命正处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蒋介石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推行反共灭共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围攻陕北。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要求，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根据工作需要，刘少奇同志安排：佩勋，敌人修了强大的工事，我们要做好我们的装备。我们有兵工厂，部队要行动东渡黄河，需要大量的交通工具，枪支弹药。兵工厂在永坪，你去那里兼任工厂委员长，检查工人的工作，促进完成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我当即打起背包就赶到了永坪。

    我来到兵工厂后，先找到了工厂负责人叶季壮同志，把介绍信交给他，并向叶老了解工厂的组成情况和后勤工作。当时，我们的工厂主要有长征时带来的炸弹厂、造船厂、机修厂（和陕北原有的机修厂合并）和被服厂等，造船厂四川人很多。机修厂只有一个6尺的车床子，工人大都是河南人，修枪都靠手工修理，这4个厂合并后有300多人。工人都经过长期实践锻炼，有不少同志是共产党员。每个分厂都建立了党支部，还有党小组。工人们都在陕北成了家，他们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一心一意地工作，积极性很高。

    叶季壮同志50多岁年纪，很精干，文化水平高，对马列主义理论很精通，对技术更是精益求精。为节省布匹，裁剪被服、军装等他都亲自动手示范和指导大家。叶老告诉我：“今天晚上是我们业余学校学习日，我们每星期组织一次，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听听。”我过去在部队一直都在做政治工作，听叶老这么一说，引起我浓厚兴趣，那当然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参加学习的人很多，他们当中都是穷苦出身的雇农，产业工人和干部，都渴望学到知识，寻求革命的道理。一些老年人来参加学习，叶老煮点吃的，抽一袋烟，然后出几道题：“我们工人为什么要积极生产？为什么要节约？为什么要积极完成生产任务？”这时候，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叶老再启发大家：“我们要服从分配，听党的话。我们积极生产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要节约，共产主义就是靠节约扩大再生产。我们要多学，学好文化知识，在生产中发挥它的作用。大家要发扬民主集中制作风，遵守劳动纪律，你们回去翻开毛主席的书看看，我们下星期再讨论。”说实在的，我参加了几期这样的学习，还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由于学习组织得好，工人群众觉悟高，干群关系也十分密切，工人们的生产热情非常高涨，我没见过造船，到造船厂后，工人们已做好20多条船。工人们手里握着斧子、锛头，当时还没使用锯子，一二十个人的大船，木头用钉子一钉就行了。30多人乘坐的木船不到半天就做好了。我想试试漏水不漏，工人说可以试一试，他们把船推下黄河，一下子就被水冲出老远。船的质量很高，不漏一点水。

    我来到修枪和制造炸弹的厂房检查，看到工人们把我们缴获敌人的大量枪支和废弹壳，配上零件和装上弹头，就成了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我询问了一天能做多少活？有什么问题？能完成任务吗？我鼓励工人们多修好一条枪为东渡黄河增添力量。工人们积极抢修，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当时的工人和干部生活都不一样。干部还是供给制，不发给钱，除抽烟的发给一点旱烟叶外，别的都统一安排。工人们一个月还发给几块钱津贴，一周就能吃上一顿肉。比干部的伙食高一点。工人知道我们没钱，过几天，就请我们到家里坐坐，喝一杯酒，抽一袋烟，吃一顿饭，关系搞得很融洽。

    工人们连夜赶造渡黄河的木船，并用300多张羊皮制成渡河筏子。我把工厂检查情况向刘少奇同志做了详细汇报，并写了一份《工人生产情况调查报告》，少奇同志看了很高兴。他来到工人中间，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动员报告，把工人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少奇同志还阐述了抗战的意义，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强调水手工人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动员大会后，水手工人的情绪更高了。

    党中央为了东渡黄河后做好群众工作，东征红军还成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浩；副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凯丰；组织部长王大成，还有共青团、妇联和我们这些干事参加以及成员若干。我们这个工作组是和红十五军团的军队干部组成，任务是深入群众，在宣传的基础上，做扩红、筹款、打土豪，宣传抗日。

    这时候陕北苏区军民全体动员，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以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延长、延川、清涧等县，也都积极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制造木船和羊皮筏子等渡河的工具，为我们的部队渡河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中央党校在瓦窑堡举办了军事和地方干部训练班，鲁迅学校还专门为干部训练班讲山西的地理以及阎锡山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使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为保证东渡黄河取得胜利，应对变化，以毛主席为首，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10里渡河点敌人的表面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和纵深配备，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分析。同时对我军当时14000多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的渡河工作进行了测算，按每船乘坐30人，来往一次需要1小时20分钟进行计算，最后确定还要星夜赶造百十只船，每只船上配备3至4名船工，还要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同时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投入准备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搞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

    1936年1月26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率领总部机关的同志，从瓦窑堡动身，到达延长县城，我们地方工作委员会也随军到达。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讨论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同时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宣布了东征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军工作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是我东征的两支主力部队。

    三

    在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的指挥下，我东征红军3路大军不到2万人，连同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全部集中在黄河西岸。2月20日晚9时，红军渡河的战斗打响了。我渡河大军在清涧县的河口附近王家河上船，抢渡黄河，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死守碉堡，居高临下负隅顽抗，妄想堵住我红军的进攻。密集的子弹打得水面直冒水泡，河沿上顿时沙土四起。水手和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了，我后续部队也攻了上去，阎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束手无策。红十五军团在20多里长的黄河面上乘小船、筏子全部抢渡过河。红一军团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的河口，沿西岸100多里的渡口，也渡过黄河天险。红二十八军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也率领部队从北面把黄河沿岸上的敌人全部扫清。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参谋长杨森也率部队配合大部队渡河，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保证前线的运输、物资、交通等，巩固黄河渡口。

    阎锡山军长期建筑的黄河防御工事，被我军彻底打破了。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把部队分散，谁跑得快受奖，阎伪军都纷纷解散逃回家了。2月21日，我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占领义牒，兵分3路向石楼、中阳、离石挺进。这时的阎锡山已成惊弓之鸟，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红军来势这样快，攻势这样猛，他急调孙楚所部入陕晋军撤回河来，在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企图切断我红军后路，命令中阳、石楼守敌死守城池待援，同时命令四O五团由隰县往石楼增援，又调周源健之独二旅由汾阳、孝义援救中阳。同时蒋介石也于23日命令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30万人，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强令驻陕东北军、西北军进犯陕西红军后方。

    我红一军团过河后迅速攻占三交，继续向东挺进。红一师在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和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的带领下，包围了关上村。增援中阳之敌二旅旅部，第四团的全部和一个炮兵连，因长途行军在中阳县南50华里的大川道里扎营，人困马乏的敌人屁股还没坐稳，我红一军团两师劲旅南北包围，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我军发起总攻，居高临下，杀声四起，敌军遭此伏击，闻风丧胆，缴枪投降。敌四团团长被打死在一所破庙中，旅长周源健只身一人，像丧家之犬，拣了条狗命逃往太原去了，不到数小时，敌军全部被歼，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敌独第二旅赶至中阳县关上村，企图堵截我军前进，我红军战士猛冲猛打，将敌人击溃，敌人丢下一片死尸仓皇逃命。这次战斗俘虏敌官兵400多人，缴获步枪300多支，山炮3门。晋军十九师二O二旅四O五团，也从隰县进发援石楼之危，当先头部队到隰县县城30里蓬门时，被我红军一顿狠凑，围歼敌人一个营，敌人后续部队慌不择路，逃之夭夭。

    关上村、蓬门大战使敌人一蹶不起，惊慌失措。我军利用围攻打援和波浪式的战术，搞得敌人手忙脚乱，阎锡山慌忙将晋军七个师编为四个纵队，任命三四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孝义县城，各纵队分驻汾阳、孝义、中阳、离石、灵石、蒲县一带，妄图阻挠红军去路。

    我东征红军大部队过河后，毛泽东同志率领我们总部工作人员也来到沿河南行2华里清涧河口的西辛关房儿沟渡口。我们乘小船驶向石楼县的东辛关上岸，总部就向义牒前进了。我和胡耀邦同志搭伴，行李驮在他的马上，走起来快多了，部队在义牒西北5华里的冠之峁稍微休整后，毛主席召集我们总部工作人员开会。会上指出：我们已进入山西石楼地界，这里是阎锡山统治几十年的‘白地’，群众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可能暂时对我们红军还不了解，一时见不到群众，你们要想办法去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开工作局面。总部在义牒住下后，我们按照总部指示，分头去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建立和发展革命委员会。

    四

    我和几个妇女负责同志去做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因为阎锡山反动派为了保住地盘，维护自己“土皇帝”的统治，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红军来了杀人如割草，男女老少都难逃”。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蒙骗都逃进山里去了，我们想开个大会，但找不着群众。这时的义牒一些商店都紧闭大门，老板和店员都没跑，却也躲起来不敢见我们。我们分头到几家有人的老百姓家里帮助挑水、扫院，和他们拉家常，群众看我们态度和蔼，一针一线也不拿他们的，觉得不像阎锡山伪军说的那样。阎锡山的骗局被彻底打破了，跑到外面的群众都先后回到了义牒镇。

    我们首先召集工商董事长会议，向他们阐明我党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随后，我们又召开了各商店店员大会，让他们起来揭发阎锡山的罪行。店员们把商店的财产情况向我们交了底，我们去做一家商店老板的思想工作，我们让他先报个数，捐款多少。在我们的说服下，这个老板说：“红军抗日是为我们，就凭我的家当也要为我们自己的军队捐款500元。”我们这一招真见效，一些商店还捐粮捐布。

    总部在义牒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因为我曾在双池镇当过4年店员，对这里的风土人情熟悉，在义牒就确定让我在双池工作。

    3月初，我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同时开向兑九峪、阳泉曲一带。毛主席带部分工作人员先行一步，向后水头村出发了，我们也随后开始行动。3月3日，毛主席从后水头村出发，路经交口、桑后峪、南河里等地到达大麦郊，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亲自部署了兑九峪战斗。

    3月7日，毛主席由大麦郊动身来到冯家港村，后又经大麦郊、西宋庄、温家庙、范吕滩等地，翻山越岭，行程30多里来到郭家掌村，住在郭维喜院内楼下正中窑。

    3月10日凌晨7点左右，兑九峪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大麦郊以北郭家掌的金斗山上，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敌人以3个师、14个团、1个炮兵旅的兵力来对付我红军。经过1天多激战，我军把敌人阻止在兑九峪以北，消灭敌人两个团，使胆大妄为的敌人再不敢冒犯，撤回到汾阳、孝义、介休等几个县城里龟缩不动。

    毛主席在郭家掌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做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毛主席讲到：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不许我们东进抗日，要阻止我们在黄河以西。阎锡山吹嘘他的铜墙铁壁的山西，我们打不进来，我们打进来了，敌人的企图破产了。为了彻底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调动敌人，奔赴抗日前线，坚决消灭阻拦我们抗日道路的反动分子。同时，要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让抗日的种子在山西扎根。

    我红十五军团从兑九峪挥师北上，向双池前进，我们地方工作委员会也一同随部队出发。我和我的两个警卫员离部队不到几里距离，路上遇到阎锡山伪军20多人，我们一咋呼，敌人就全缴械投降了。我红十五军团在双池附近宿营后，我们工作组前往镇里做宣传工作。

    双池镇是灵石的西大门，西与隰县，北同孝义县临界，也是吕梁山区入山的口子，这里商业很发达，有买卖牲畜的；还有外国商人贩卖皮毛，核桃，药材的等。这些经商的和天津、北平的大商号挂钩联系，镇子里还有几家大的银行，有的还办理汇兑业务，押运钞票有保镖。还有一家最大的“万兴”当铺，是吸人血吃人肉的阎王殿，当地群众没有不痛恨“万兴”铺的。双池镇的人民受尽了剥削压迫。阎锡山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还设立了区公所、保卫团、巡缉队，老虎山庙里还设有公安局。这里拥有七八十人的防共保卫团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在这里征粮派款，搜刮民财，四处抓人。红军没来之前，住着敌人一个师，这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杀猪宰鸡都要上税，把老百姓给坑苦了。

    我们这个工作组的王达成等同志和我在双池、石口一带活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同志住在石口，我住在双池，我们经常联系。我先找到在双池镇小学当校长的侯德长同志，通过侯德长同志又找到了在枣树村小学当教员的刘子聪同志，他们两人又分头找到了赵家声、冯克武同志。他们4人我过去在双池时就认识。我向他们宣传了马列主义，讲述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动员他们带头参加共产党，组织穷苦人民起来打富济贫抗日救国，我看他们热爱共产党，愿意参加红军，愿意革命，就介绍赵家声、侯德长两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地方工作，我让赵家声同志担任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委员会政治部的秘书，刘子聪、赵家声两位同志整天忙于写标语，有时还用漫画的形式，配合我们工作，同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在双池镇召开了上千人的抗日救国动员大会，下设内务部、财务部、粮食部、武装部、土地部、民政部等机构。党的委员会下设宣传部、组织部、青年部、工会部、贫雇农团、赤卫军等，侯德长同志接受革命比较快，被选为双池区区长。我们还在侯家渠、回龙、木瓜曲、韩家沟建立了乡革命委员会，并设立了党的支部。这四个点每个都管辖很多小村庄。我们召集各村负责干部提措施，出点子，让他们明确区革命委员会就是要组织老百姓，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打倒阎锡山和蒋介石反动统治，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给贫苦老百姓，解放被剥削压迫的穷苦民众。

    我是中央工作组的，经常亲自检查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央、省宣传纲领，我们重点工作放在手工业。像理发店、铁匠铺、木匠铺、杂货店等。这些人干活没工资，累死累活只是为了挣口饭吃，穿衣要靠自己想办法。双池镇没有水井，吃水要到六七里以外拉水吃，种菜的受剥削最重，也受苦最深。我们把大小商店的老板都召集起来开会。资本家是我们筹款的对象，他们有理事会，有理事长。我们做动员，宣传民族问题，进行阶级教育。我们召开商店店员大会后，一些店员和商人都要求参加革命。我向店员们讲革命的道理，鼓动他们起来提出改善生活，提高工资，店员们纷纷响应。

    我们的地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乡政府在红军的支持下，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斗恶霸的斗争，先由乡政府干部和红军干部主持，打开了“万兴”铺，把穷人当的东西归还穷人，物归原主，抽号不要钱。地主在这里存放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分给老百姓，不几天时间，就把敲诈勒索穷人的“万兴”铺一扫而光。紧接着，又打开多年控制食盐、剥削穷人的隰县石嘴会镇“福庆长”杂货盐库，解决了穷人长期吃不上盐的困难。双池镇有四五家大的粮店，粮食最低库存也比现在的县粮站的存粮多。老百姓当年没粮吃，粮店第二年春天就抬高粮价放粮剥削。石嘴会有3家最大的粮店，其中“互盛隆”粮店东家郭孝山，是个远近有名的大赌棍，他开的赌场每夜赌资金额就达4000多元，他的粮店有四五十个伙计。郭孝山地方势力大，县长不敢惹，连国民党区政府也惧怕他三分。他手下掌柜的张焕奎更是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恶棍。他和郭孝山狼狈为奸，是当地人民的一大害。我们向这些粮店宣传党的政策，要他们减租减息，拿出粮食救济贫苦百姓，供给我们的军队，他们怕我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乖乖地服从了，所以我们没动这些粮店。双池镇霍庆昌开的纸烟店剥削百姓极其凶恶，我们就没收了这个纸烟库，分给了群众。根据斗争发展情况，我又发展冯克武、刘子聪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中旬，毛主席从郭家掌动身，率总部及保卫部队为中路军，经范吕滩、温泉、西泉、桃红坡、留口子等地，进入灵石境内，又由梁家沟、火山、龙棚翻山路来到双池镇。毛主席住西庄村，凯丰同志让我到毛主席住处汇报在双池开展斗争情况，我到西庄村，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我，询问了这里群众工作进展情况，我向毛主席详细地作了汇报，临走时，毛主席指示我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师长宋时轮同志配合搞建党和扩大红军工作。

    毛主席在西庄村住了两天，就率总部工作人员离开双池西庄村去隰县康城镇。在康城镇，毛主席住在吉金花院内。毛主席在康城住了半个多月，又来到石楼县。4月中旬，又从石楼县营房村来到永和县。毛主席在赵家沟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这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

    会后，我们回到双池镇住在梁家大院，以双池为中心，经常到桃红坡、后寨沟、枣林、侯家渠、石嘴会、回龙、老虎山等地开展工作。红军总部也不断派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同志到双池指导我们的工作。在灵石，红军东渡黄河以前还没有党的组织，只有1927年前后在外地入党的张友渔、张文昂、裴孟飞同志，他们在白区工作，就是有几个党员也没有形成组织。我们来到双池后，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党组织。我们发展党员很注重成分，着重在雇农、贫农、铁匠和小手工业工人中发展，他们受压迫最深，受苦最重，也愿意接近红军。记得我们在灵石迷子沟成立了灵石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由赵家声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侯德长同志任组织委员，冯克武同志任宣传委员。后来又发展冯来保、邓金保、张来保、韩俊英、张仁杰、王荣耀、李彪、李万、马风岐、孔计祥、郭万胜、水得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还组织成立了农会，农会是地方群众组织，为我们红军筹集了不少经费。3月下旬，我们没收了隰县牛家垣地主兼恶霸庞金福；王家洼村张树来；南泊村张有毅；岩村祁瑞祥、毛达山、张忠奎家的财产，粮食立即分给群众，还把罪大恶极的庞金福捆到隰县槐树滩树上处死。穷苦群众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

    我们很快就在双池、回龙一带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因为红军和穷苦老百姓从斗争中建立起了鱼水之情，红军爱民，群众拥军。许多青年农民和学生，离开家门离开校门，红军报名处拥挤不断。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报名当红军的动人场面，不几天，就扩兵300多人。我们成立了工农红军隰灵支队，政治工作由我负责。支队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都有100多人，下设分队，也有30多人，支队还设队委会，中队设支部。后来，参加红军的青年越来越多，我们就组织了6个连队，约有1000人，定名为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支队长冯克武，政治工作仍由我负责。

    5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总部命令，让我们马上离开双池，在第二天拂晓赶到隰县蓬门村。我急忙集合部队，星夜启程，连夜赶路190多里，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红十五军团随后，也赶到了隰县蓬门村。在蓬门村，我把这支红军晋西游击支队交给了红十五军团作为补充部队。愿意到正规部队的有500多人，剩下500人组成一个游击支队，仍在晋西一带活动。这时，正碰到在这儿检查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吃饭时，彭德怀同志笑着说道：佩勋，工作干得很出色，能再扩500兵吧！彭德怀同志和我很熟悉，所以说话很亲昵。坐在一边吃饭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冲我笑着，期待我回答总指挥的问话，我不假思索地说道：“看吧，我尽量能再扩500人。”事实上，1937年，我受中央委托，成立晋西特委后，为部队又输送了大量兵力，实现了我的诺言。

    5月5日，红军主力和我们总部人员先后在铁罗关、永和关一带渡河，胜利回师陕北。毛主席带着电台小组和一支小部队留在河东，在永和县的关帝庙住了一晚。5月2日从于家嘴西渡黄河到陕西的清水关。5月5日也回到了陕西杨家圪台，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从1936年1月26日至5月21日，毛主席率领红军从瓦窑堡出发到回到瓦窑堡，共117天。红军东征转战32个县，击溃阎匪军31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多人，俘虏敌人官兵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件，火炮3门，电台1部。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个，扩大红军7000多人，筹备了财物，宣传了抗日主张，唤起了民众，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以后在山西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基础条件。

    1987年2月4日完稿

    马佩勋同志生平简略

    1915～1919年孝义碾头村私塾学生

    1920～1921年孝义县兑九峪大行银楼学徒

    1921～1923年隰县石嘴会粮店店员

    1924～1931年太原兵工厂工人

    1931～1932年红军晋西游击队战士、班长

    1932～1933年陕甘游击队二十六军分队长、中队长

    陕北游击独立一支队副支队长

    1933～1934年陕北红一团政委、游击独立四支队

    支队长

    1934～1935年陕北特委特务队政委

    二十六军郭宝珊义勇军政治主任

    1935～1936年中央西北执行局干事

    1936年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组织干事，陕北

    省总工会委员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代主席

    1937～1938年中共晋西特委书记

    1938～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陈支队二团政委

    1939～1940年太岳一纵队四十二团政委

    1940～1941年太岳军区二一二旅政委

    太岳军区三分区司令员

    1941～1942年太岳二地委书记

    1943～1945年参加七大，中央党校学习

    1945～1946年吕梁军区副司令员

    七分区司令员、政委，地委书记

    1947～1948年九分区政委、九地委书记

    1948年临汾军区、晋南中心分区司令员

    1949～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委员

    省劳动局局长

    1951～1953年山西省总工会主席

    1953～1954年全总干校学习

    1954～1958年中国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

    1958～197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1975～1984年离休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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