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描写了黄骅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在冀鲁边区战斗、生活的主要事迹。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奔赴敌后，领导边区广大军民，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坚持抗战，打击日寇及其走狗，并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纵横捭阖，裕如对敌，展示了他忠诚坚毅、不惧牺牲、大智大勇的铁血人生。为了使该书头尾相应，开头两章是新加上去的。这两章内容主要是简要概括地将前两卷的有关内容做一个交代，使这部书读起来不至于太突兀，有的内容则在后面的章节上给予补充，也是为了前后呼应，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至于书名，虽然我还是觉得“血荐冀鲁”好些，但为更加突出本书的主人公形象，最终定为《黄骅将军》。
确实，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这是一部以黄骅烈士为原型、具有纪实特点的小说。我的家乡黄骅市是以烈士英名命名的城市。烈士当年的事迹，广泛地传播于当地人民群众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经常用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来教育年轻一代，但大都是一些散佚的资料或零星的故事；也有一些试图反映当年斗争情况的作品，却很难形成有分量有影响的文学着作。这比起其他那些也是以烈士命名的县市来不能不说是遗憾。退休后，有了较充裕的时间，便跃跃欲试，要用自己的笔，来刻画这位将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的英雄。
为了该书的创作，我阅读了数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包括河北的黄骅、盐山、海兴、孟村，惠民、东光、献县，山东的无棣、惠民、庆云、乐陵、陵县，湖北的阳新、大冶、蒲圻、崇阳，山西的吉县、乡宁、孝义、离石、隰县、侯马、临汾等有关的数十种方志、地方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回忆录及文史资料，数百种有关黄骅将军生前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背景的电子资料，为该书的创作夯实了基础。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我自费去了湖北阳新——黄骅将军的家乡等地，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同作品主人公的后人及乡亲们座谈，收集第一手的感性资料。多次访问还健在的当事老同志，向他们了解许多事件的始末、情节甚至细节，大得收益。比如到海兴县访问年近九旬的老战士张凤鸣老人时，他向作者具体介绍了当年日寇飞机轰炸马骝山的惨状以及打鬼子据点等许多斗争情节和细节，使作者如临其境，大大加深了对日寇惨无人道的罪行和当年边区人民斗争实况的认识和了解。在去上海访问当年中共新海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叶尚志老人的途中，作者还曾遭遇了车祸，支持自己、同去访问的张洪义局长等人都不幸受伤。经检查，内脏尚无大碍，在伤情还不算严重的情况下，为了完成采访任务，几个人带伤又另乘车继续前往。被访问的叶老已经九十二岁高龄，听说之后，除了表示慰问外，还对我们的做法大为赞赏，说：“你们真有当年那种革命劲头啊！好！”
作者在访问中得到了省、市、县各级党史、文史工作者的支持。比如河北省党史办副主任赵胜军，湖北省阳新县党史办主任曹仕力、党校校长陆泉生、政协办主任赵秋霞以及河北省沧州市党史办、黄骅市党史办的同志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不仅给作者带来了若干方便，还给予了精神上的极大支持。
在创作中，中共沧州市宣传部的领导，黄骅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宣传部的领导给予了大力而有效的帮助和关照，对于这一部作品的创作十分给力，最终使这部着作问世。
不仅如此，在采访、阅读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我分明看到了那一个个为工农翻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烈，分明看到了那一个个为崇高理想和美好信仰而不懈奋斗、流血牺牲的圣灵，分明看到了那一个个用鲜血裹着的生灵活现的由远而近的灵魂。他们向我诉说着他们的抱负和襟怀，也展示着那仍在淋漓不止的鲜血，泪水往往会模糊了我的眼睛。罗伟、柯松涛、何时英、胡学孝、刘景兴、郝玉玺、杨靖远、杨忠、姜思民、马振华、黄骅……数也数不清。我更感性更深切地明白了共和国的国旗为什么是红色的了，共和国就是用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包裹着的呀！这也是我将全书定名为“血魂”，而每一卷的名字中又都含有一个“血”字的原因。
写作任务很重，工作很累。开始还是兴趣、任务、责任（当然都是自己定的）支撑着自己，后来想不再写下去都不行了。这些浑身裹着鲜血的圣灵，分明在注视着我，在督促着我呢！为了黄骅的圣灵，为了和他一样的那千千万万的圣灵，我必须写，坚持下去，写完并且争取写好。正是我笔下的这些烈士的鲜血督促我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全书的创作。
作品还在构思阶段时，我就将它定位为一部“以革命烈士黄骅为原形的纪实小说”，这种定位本身就决定了它的纪实性和文学性的基本特点。她有纪实性特点，但其本质仍是属于文学作品范畴的小说。
那么，如何处理作品的纪实性和文学性的关系呢？
它不同于《亮剑》。那是一部纯粹文学性的作品，为了塑造主人公的形象，概括了多个英雄人物的特点和串联了若干个历史上发生过或根本没发生过的事件，用文学手法凝聚在一个虚拟的人物身上，使之更生动鲜活。
这部作品则不同，其题材本身就不允许完全去那样做，它应该保证基本事实的准确性。黄骅这个人物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存在，我写的主人公是黄骅，必须是真实的黄骅。他经历的主要事件和重大事件必须实有其事，其周围活动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人物都必须实有其人。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纪实性的根本特点，但是我写的毕竟是一部小说，它属于文学作品。有些人物可以虚拟，有些情节允许虚构，有些事件可以重组，再运用描写、比喻、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法，力求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生动、更形象、更感人些。这就是所谓的文学性。无此便不能写出一部还差强人意的作品来。当然，这一切必须合乎逻辑。既合乎历史逻辑，也要合乎文学逻辑。
所谓纪实性和文学性的成分，如果是指书中素材的真实性和文学虚构各自所占的分量，大致上说，应是七分实三分虚，就像人们评论《三国演义》时说的那样。我是树干其史，枝叶其文。我想，这也应该是这类题材作品创作的共同原则吧。
在实际写作中，应该说在事件和人物的求实上用的功夫较多，尤其是第三卷，即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黄骅将军》，因为这个时期的资料比起黄骅一生的前期来较多，但记载却往往不一。为了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真实性，我需要查对若干种资料、比对若干种说法和记载再下笔，力求其真实。这费去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其文学性则要贯彻始终，力求其“郁郁乎文哉”。创作中，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一书给我很大影响：比如在写战斗场面处理某些情节时，写姜思民在杨庄伏击汉奸队伍的战斗，写“齐杨大捷”伏击日寇军官团的前前后后，写黄骅登望子岛会见邢仁甫以及其他人的场面，等等，我都力求使其更具有“品位”，更能显现作品本身的文化诉求，使作品多一些思想和文化的因素，更耐读些。
总之，就整部作品来说，我在创作时，处处力求其真历史——之真，也处处力求其“文”——文学之文。不知是否能够如愿。希望能得到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也恰逢黄骅将军一百周年诞辰。那么该书的出版，应是对这一节日的最好祝贺，亦是对逝者的最好告慰。
特此记之。
作者董猛
二○一一年春于知愚斋黄骅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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