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史玉柱：2002年回应<南方周末>记者对团队不离不弃的看法》
背景分析
对于企业家的赢利和商业道德的关系，也就是企业家利润和责任之间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有过精彩的讲述，他认为：
“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的最重要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企业行为是损害还是帮助了社会。
“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使这个制度变好，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抛开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用说教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
史玉柱办企业搞投资获得这么多的利润，也希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做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句广告词被许多人评为最烂广告语。特别是在史玉柱做网游之后，人们认为网络游戏毒害下一代，他更是遭到许多人炮轰，甚至被认为没有商业道德。顶着人们对网络游戏批评的巨大压力，史玉柱依然坚持认为游戏本身就是用来娱乐的，而并非是为了教育，他说道：“我看有些人士在网上评论《征途》收费模式这个事情，完全不就事论事，尽是扣一些大帽子，什么‘贫富分化影响玩家和谐’、‘收费制度加大玩家负担’，还有人甚至说我们的网络游戏教育意义不大，对社会进步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我真的是很纳闷：网络游戏本来就是一个娱乐行业，大家在里面玩得开心就行，加入那么多教育内容那还是娱乐行业吗？那应该是教育行业做的事情。当然现在也有些教育类的网游，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但《征途》当初定位就是一款纯娱乐的产品，与教育八竿子打不着。”
这样的回答，显然引起了许多媒体的炮轰，随后相继爆出许多不利的评价。对此，史玉柱似乎看得很平淡：
“我以前也挺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摔过一次跤以后，我开始对外面的评价不在意了。以前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巨人，好像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了。媒体包括写书的作者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不是太在乎他们怎么说。另外，在1997年我最困难的时候，骂我的人比现在多很多，那样骂过来一轮之后，我对这个的抵抗力就很强了。
“舆论上的一些东西对我帮助不大，威胁也不大。最近几年，我做事做得很少，你想抓我的把柄也不容易抓到。民营企业出事的那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做事做得多，产业多，一个产业的项目多，我不一样，很单纯。”
同样是互联网行业，同样是知名企业家，马云却坚决表示不做网游，认为那是于民于己都不利的事情，他一直被认为是注重社会责任感的代表。相较而言，有人认为史玉柱是个逐利性比较强的企业家，对他的行为表示质疑。史玉柱表达了自己对处理商人逐利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自己和马云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样的。从公平角度，如果你把他划入好的一类，那么我也应该被划进去。如果你把他往坏的一类划，也应该把我划过去。另外，关于社会责任和商人逐利，我觉得做企业，追求利润是第一位的。你不赚钱就是在危害社会，对这个我深有体会。
“我的企业1996年、1997年亏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当时除了银行没被我拉进来，其他的都被我拉进来了。我的损失转嫁给了老百姓，转嫁给了税务局。企业亏损会转嫁给社会，社会在担这个负责。所以，我觉得，企业不赢利就是在危害社会，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另外一点，我觉得在运营企业时，第一不能违法，第二要尽量做大家认可的东西。我现在就经常跟我的团队说，要做一些有益的东西。比如我的知识问答题库，把游戏往健康的方向引。”
对于史玉柱的回答，人们似乎并不满意。在《征途》游戏出来之后，负面新闻纷至沓来，人们最大的指责是《征途》打着免费的幌子推出一些涉嫌赌博的游戏内容。对此史玉柱表示：
“我建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重新去读读中国的法律。在相关法律条款上，赌博需要具备四个要点：第一是以赢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第二是赌资必须是金钱或金钱等价物；第三是赢取的必须是金钱或者金钱等价物；第四是金额数量较大。只有同时具备了这四个特征，才能算是赌博，请注意，是同时具备。而《征途》完全不具备任何一个特征，怎么可能涉嫌赌博。
“中国这么多公司通过网络游戏赚钱，而且这些游戏的收费比我们高得多，为什么都把矛头对准《征途》，好像我们招惹了全世界人民似的。”
在史玉柱看来，过高的道德期许，将赢利弱化的做好，本身就是对企业评价的不道德。同企业失败的社会后果相比，游戏产业可能存在妖魔化的舆论倾向。但这并非史玉柱本身所能接受。
拓展分析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李直认为，史玉柱是个工作狂，也是个思考狂，但是很奇怪，他过于追求商业模式，很难看出他的商业理想，更像是个赚钱机器。
不过，真实的史玉柱仍然是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的。只不过，有思想并善于表达的企业家可以称为企业思想家，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有柳传志、任正非、马云、任志强、李东生等。相对而言，史玉柱并不是很善于表达的人。
史玉柱在多个场合说话用“我们知识分子”来开头。有人用“生意人”给他定位，他很不愿意接受，他的理由是“知识分子是褒义词，生意人是贬义词”。他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标志是学历，他读过本科，也读过研究生。1993年6月，珠海市召开的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重奖大会上，史玉柱是特等奖的首席获奖者，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
不过，他的本质身份是商人，他的所有光环都是作为商人而获得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企业家如同浮云一般，各领风骚三两年，很多企业家或是倒下，或是销声匿迹，或是赚了钱收山。相比之下，史玉柱过山车般地崛起、倒下、再崛起，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传奇。
“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是想要赚多少钱。尤其是这次地震，我感觉一个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一个企业也像一个人一样，它能安安稳稳地发展，别出什么事，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我绝对不会像过去那样追求高速增长。一个企业负债率不高，员工的收入也很多，大家的生活又很安定，工作积极性也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少了许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注重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这样的史玉柱看起来越来越“像”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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