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人们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发动机。随着一声令下：启动！发动机就像猛虎一样，发出隆隆的呼啸，欢快地转了起来。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发动机运转正常，各项测试数据完全符合要求，钛合金叶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先期试车成功了！
车间里一片欢腾。曹春晓和他的同事们眼里禁不住闪出喜悦的泪花。工厂领导和部里的同志不约而同地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
之后，为了继续试车，为了赶进度，为了进一步做好后续的实验，曹春晓还要留在成都，顾不上与家人团聚。春节就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思念着爱妻和两个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在北京怎样度过春节呢？岳母、妻子会带孩子去逛闹市吗？孩子们缺了他这个会玩会逗的爸爸，能玩得高兴吗？这一年一度全家团聚的日子，却不能和家人团聚，曹春晓心中不免有几分愧疚。但他既已和钛合金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钛合金的试验成功，他只能让亲情居后了。
654号发动机长期试车累计达到244小时而圆满达标的那一天，曹春晓在北京接到了成都420厂的报喜电话，一时心潮澎湃，喜不自胜。每当有高兴的事，曹春晓就爱喝酒。家里没有他喜欢的绍兴酒，他就去买了一瓶“二锅头”，三杯下肚，兴致来了，当即赋诗一首：
梦中长相思，但愿钛生花。昼夜倍呵护，盼伊开奇葩。奋力齐攀登，何惧上险崖。今日闻佳音，开颜望彩霞。
研制TC4钛合金叶片的课题组是由航空部内外的有关单位组成的大型联合课题攻关组，可谓是一支科技战场上的“特混小分队”，各路英雄均怀绝技。而30岁刚出头的曹春晓正是这支“特混小分队”的队长，少年得志，青春火红，正豪情满怀地奔驰在科学大道上。但曹春晓并没有陶醉在成功的欢乐之中，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他冷静地思考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怎样与负责盘件研制的课题组携手并进，把TC4合金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发动机叶片和盘上。其后不久，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420厂与鞍山钢铁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单位紧密合作，除继续研制叶片外，又进一步研制成功了Ti-6Al-4V合金压气机盘，并通过了装有第一级钛合金压气机盘和叶片的661号发动机的第二次长期试车以及装有第一、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级TC4合金压气机盘和叶片的691号发动机的第三次长期试车。
1969年制成的两台涡喷6A型发动机（一台装有第一级TC4合金叶片，另一台装有第一、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级TC4合金盘和叶片）同时安装到同一架飞机上，并从1970年10月1日开始到1972年8月6日为止，顺利地完成了我国第一架采用装有钛合金盘和叶片的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的飞机的长期试飞任务。经检查分析，发动机使用情况良好。
从1970年开始，涡喷6B型发动机在设计使用中，正式采用TC4合金制造第一级压气机盘和叶片。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420厂等研制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TC4合金盘和叶片先后通过两次涡喷6B型发动机长期试车，并在1978年之前进行了小批量生产。
之后，五六种航空发动机先后装上了多级TC4钛合金叶片和压气机盘，取代了原来笨重的钢叶片和钢盘，使发动机单台重量明显减轻，显著地提高了发动机的推重比，为我国空军装备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技术鉴定会指出：“TC4合金产品的组织性能达到了美国宇航材料标准，它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钛工业的发展和在航空工业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在这鉴定书的后面，我们不难想象曹春晓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
TC4钛合金在涡喷6及其改型机上的应用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用钛史上零的突破，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用钛掀开了新的一页，从而加强了航空工业系统推广应用钛合金的决心和信心。
我国在1966年成功地通过了第一台装有钛合金转子叶片的航空发动机的长期试车，只比美国晚了12年；从TC4的应用来说，只晚了10年。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把这个差距拉大了。
1974年5月，春暖花开之时，航空部在420厂召开了钛合金应用推广规划会，参加会议的共有31个单位145名代表。在大会交流时，420厂的很多职工也前来踊跃参加。当曹春晓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时，数百人挤满了会场，曹春晓在报告中回顾了TC4合金近10年来的艰难曲折的研制和应用历程。他那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立论新颖、论据确凿的演说，深深吸引了会场听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演说多次被掌声打断，比如他说：“‘趁热打铁’是千百年来的我国人民群众的口头语，也是锻造的基本规律，用到钛合金的锻造上可以说是‘趁热打钛’。由于钛合金坯料出炉后表面冷得更快，因而容易锻裂，我曾提出‘趁热打钛’比‘趁热打铁’更重要这一概念。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较小的锻件，对较大的锻件来说，内部组织常常出现过热现象，这是因为锻件在变形过程中要产生热即‘变形热’，而钛合金的导热系数较低，不能很好地向外散发，这样，过快过大的变形就会导致锻件中间部位过热而报废。例如，涡喷6发动机第一级压气机盘模锻件原来是在8000吨液压机上一次成形的，结果导致中间部位过热，后改为‘分二次成形’，使变形所产生的热量有足够的时间向外散发，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我现在正式提出一个新概念，将‘趁热打钛’改为‘控热打钛’。”话音刚落，就博得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报告结束时，一位与会者说，他们厂多年来开会还很少出现这种全场听众聚精会神听讲、兴高采烈讨论的热烈局面。
吃过晚饭，曹春晓回到招待所，很多新老朋友都前来祝贺、交谈，大家都为航空用钛打开了新的局面兴奋不已。
1975年4月，冶金部和航空部在河北涿县联合召开了钛合金推广应用落实会议，为钛合金的推广应用加油。
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曹春晓感到很新奇，骑车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去看大字报，觉得革命小将们还真有几分“造反有理”的精神。随着事态的发展，思想上的迷雾越来越浓：怎么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共产党变质了吗？到后来，身边发生的事实使他对文化大革命完全持否定态度。比如说，造反派将研究所总工程师颜鸣皋关进牛棚，说他是美国特务。曹春晓是颜鸣皋的入党介绍人，对颜鸣皋的历史和入党后的表现是比较了解的。颜鸣皋到苏联访问时，碰到一个加拿大人，就礼貌地用英语寒暄了几句。凭这就把颜鸣皋打成什么美国特务，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有一天，一个声称代表“组织”的人找曹春晓谈话，要他揭发颜鸣皋不满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反革命的可疑行为。曹春晓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和颜鸣皋之间只谈工作或生活上的事。后来，又有人让曹春晓准备一下批判颜鸣皋的发言，也被他婉言拒绝了。当看到会场中间被批斗的颜总已瘦成皮包骨，脸色也灰暗得让人惊骇时，曹春晓难受极了，他的心在滴血。后来才知道，颜总因胃出血且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胃被切掉了五分之四。他心疼地想，这么一个早年从美国冲破重重障碍，矢志回来报效祖国，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很快成了共产党员的老革命知识分子，竟然遭到如此迫害，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这是搞的什么革命啊？到底是在革谁的命啊？
由此，曹春晓决定置身于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之外，也没有卷入到什么“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漩涡之中。如果说这就是“逍遥派”、“观潮派”的话，那他也不在乎别人说自己什么了。其实，他的内心一直没有“逍遥”过，他始终关心着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国家的命运，思考着几十年来党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大字报风波
1968年8月，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把广大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接着，中央做出了“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的决定。1968年9月，“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概因为曹春晓出身于工商业主家庭，在工宣队的鼓动下，两位年轻同事在2号大厂房的外墙上，联名贴出了约4米长、3米高的巨幅大字报，上面的通栏大标题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曹春晓”，下面的内容主要是些空洞无物的“革命”、“批判”一类的时髦词藻。当然，也说了一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依据：其一，“科研学术上的事都由他说了算”；其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1965年，当曹春晓听到岳父去世的消息时，伤心得落了泪。当时，爱人在309医院住院，他就到上海奔丧，帮助料理后事。这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岳父是个工程师，也扯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呀？即便是资产阶级，作为女婿，也不能装成毫无亲情、不讲人道的冷血动物！那是一个不讲理的时代，是一个随便可以给人“戴帽子”的时代。
妻子张琲联看到大字报后，很是焦急，生怕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到丈夫身上来。曹春晓则从容地安慰妻子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心正不怕别人议。我想，这两位年轻同事只是为了迎合‘阶级斗争’的需要，受人‘启发’才贴出这一大字报的。何况，它的标题只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没有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然，他们现在和将来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反动’的依据。也许他们主观上并不想真的打倒我，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工宣队呢，也得找几个目标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然，什么动作都没有，怎么交差呢？”曹春晓还诙谐地对爱人说：“我刚30岁出头就成了‘学术权威’，岂非抬举我了。”曹春晓的“乐天派”性格感染了妻子，使妻子从紧张、担忧的情绪中渐渐走了出来。
曹春晓有个习惯，就是走路或骑车时总爱轻声唱个什么歌或哼个什么小调，这也可说是他的“乐天派”性格的一个反映吧。贴大字报的第二天，曹春晓骑着自行车上班时，不经意间又哼起了小调。有人听到了，又贴出一张未署名的小字报，说曹春晓态度太坏，受到大字报批判，不老老实实反省，还若无其事地哼小调，这不是在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对着干吗？
曹春晓看后，心想，其实自己并不是故意的，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当然，这也说明大字报对他没多大影响，他并不在乎大字报的“欲加之罪”。妻子知道后，劝他以后要多加注意，特别是现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这么紧，盛行抓辫子、打棍子。祸从口出，要时时警惕，把好“嘴”这道关啊！曹春晓会意地点点头，他感谢妻子的提醒、关照。
其实，曹春晓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抓的辫子，此后就再没有什么大字报跟进，那两位年轻同事似乎也就此偃旗息鼓，不再“乘胜追击”了。后来，不少朋友告诉他，几乎所有其他同事都不赞成那张巨幅大字报的内容和观点。这大概是大字报的发起者感到孤立无援而只好后撤的原因吧。
大字报风波过后，曹春晓仍一如既往，从容地进行科研工作，豁达地对待工宣队和两位年轻同事。他想，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一些人没有思想准备，难免辨不清方向，或一时糊涂，做出一些不够理智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计较，不应怨恨。因此，他仍和从前一样，和他们和谐地共事，快乐地工作。
1969年9月，由空军派干部组成的军宣队进驻航空材料研究所，先后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改造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但对曹春晓来说，没有再受到什么冲击。
又当爸又当妈
1970年9月，妻子张琲联被下放到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11月才回到研究所里。这期间可够曹春晓为难的了，因为在1968年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畸性岁月，岳母因出身地主家庭而被“遣返”回上海。当时，上海已没了栖身之处，但谁管你这些，只好住到亲戚家。一个从来没工作过，只在家做家务劳动的老太婆，因为不能选择的家庭出身，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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