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航空材料研究院涌现出更多的曹春晓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李光远 研究员

    我是1960年从苏联留学毕业分配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金属压力加工实验室的。当时曹春晓是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组组长，也是课题组长，研究钛合金板材、棒材的压制。在与曹春晓共事的几年中，他对业务的钻研，对专业组的管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努力学习、钻研，对钛合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得较深较透。研究大纲写得非常周密、详尽。对科研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上升到理论上来分析、探讨，因而能够找出正确的解决途径，取得科研的成功。

    作为课题组长，他身先士卒，带领课题组成员一起奋战在科研现场；作为专业组长，他还要兼顾、指导其他课题组，并协调课题组之间的协作、配合。由于他周到、细致的人性化管理，整个专业组成员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大家都乐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外单位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团结、友爱、和谐、融洽、朝气蓬勃的专业组，都非常赞赏。我们专业组多次被所里评为优秀专业组。曹春晓作为专业组长，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曹春晓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心为工作，从不讨价还价；学术上造诣很高，取得多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作风上很正派，对人一视同仁，不搞帮派。当选院士是水到渠成，名副其实的。

    曹春晓不愧是老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愿航空材料研究院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曹春晓。

    助人为乐的曹春晓夫妇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唐龙章 研究员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曹春晓在一个专业组搞TC4钛合金。他负责研制发动机叶片，我负责研制发动机盘。虽然不在一个课题组，但他对工作的积极、认真、细致、周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曹春晓在工作中善于分析、归纳、总结、提高，题目技术总结写得很全面、很有条理、很富有启迪。他善于将试验中的现象、数据提升到理论层面上去解析、认识，并得出创新性的结论，他写的论文都是很有质地和份量的。

    曹春晓肯动脑筋，善于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促成了他学术上的进步并逐渐攀登到科学技术的高峰。

    曹春晓不仅在工作上带着大家干，在生活上也很会关心人。一次，当我出差在外地时，我的小孩病了，我爱人非常着急。曹春晓知道后就帮助打听，并带着我爱人和孩子一起去城里医院医治，使我爱人很是感动。

    曹春晓和他爱人张琲联都是助人为乐的热心人。同志间不论谁有困难，他们都会主动帮忙。张琲联在外热心公益活动，在家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后勤部长”，里里外外一把手，为曹春晓腾出时间专心搞科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曹春晓夫妇对人关心、体贴、细致，在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有口皆碑的。

    善工作懂生活好助人的曹老师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钛合金研究室主任 黄旭 研究员

    我和曹老师是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大门口认识的。那是1992年8月底的一天，他刚下班，推着一辆墨绿色的“永久”牌旧自行车从院门口出来。有人告诉我，这就是15室的钛合金专家曹老师。他停下来，热情地同我握手，笑声很爽朗，声音很洪亮：“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曹春晓，曹操的曹，春天的春，知晓的晓。”他当时50多岁，瘦瘦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精神抖擞，底气十足，俨然学者风范。我当时还在西北工业大学读硕士，对钛合金知之甚少，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曹老师，钛合金是作什么用的？还能研究多久？”曹老师一说起钛合金，很自豪，也很动情：“钛合金号称‘第三金属’，既能用作航空发动机零件，也能用作飞机机体部件；既能锻造，又能铸造，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金属材料，但因为国内研究得还不够，又比较贵，航空上用量还不大，民用则更少。但我相信，国家今后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系统地研究它几十年。”

    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和曹老师以及钛合金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4年下半年，我在西北工业大学即将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面临免试升学后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和研究方向的选择，我首先想到了曹老师和钛合金。在征得西北工业大学周尧和院士的同意后，我写了一封信寄给曹老师，希望他具体指导我在钛合金研究室做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很快我就收到了回信，是高扬老师写给我的。热心的高老师在信中告诉我：“由于曹老师连续工作，疲劳过度，突然病倒，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怕你着急，特地委托我回复你，同意你来做博士论文的申请，欢迎你来为航空钛合金出一份力量。”我读着来信不禁热泪盈眶，一位奋斗了一生，已到退休年龄的长者，依旧为他所热爱的事业奔波忙碌，直到工作负荷超出自己的体能而病倒。虽然躺在病床上，曹老师仍热情地回应仅有一面之交的年轻学子的求学之情。

    1995年10月，怀着对曹老师的敬意和对学业的憧憬，我高高兴兴地踏进了航空材料研究院的大门，同曹老师一起坐在研究室二层的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十几平方米，坐着5个人，窗户朝阳，曹老师就坐在靠窗户的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边，桌上放着一个脱了漆的文具盒，里面有一支钢笔、一段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右手边放着几叠复印用过的废纸装订成的草稿本，在上面有经他反复修改完善的试验分析报告。边边角角掉了漆的铁皮柜用来放置各种课题资料。到了夏天，火热的阳光直射在曹老师的办公桌上，他不顾炎热，总是埋头看资料或者写试验方案，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初来乍到，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曹老师。可走近他的身边，叫了几声“曹老师”，也没见他抬头，显然，他的思绪还沉浸在试验报告里。后来时间一长，我才知道，他并不是不想理你，而是工作时太专注了，以致声音、炎热、干渴也难以干扰，不知身边人的说笑，感觉不到阳光的炎热，常常一个上午也不喝水。

    从这间办公室里，经常传出他朗朗的笑声。我们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同曹老师说，不论有关工作的、学习的、生活的甚至逗乐的。大家都乐于得到曹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无论什么事我们都想听听他的看法，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的思维很严谨，分析很透彻，说得有理有据，有分寸，有余地，我们听得口服心服，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的感觉。

    他总是那么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有时候走在路上哼着小曲，灵感来了就谱写一首词曲，休息时爱唱唱歌，跳跳舞。和大家在一起时，常常谈笑风生，乐不可支，有时还让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我们羡慕他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他和老岳母在一起生活了40多年，常常看见他和老伴一起步行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小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抱着他或用小车推着他在小区转悠是他最快乐的事。

    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享受了助人为乐的曹老师和他爱人的许多恩惠。我刚上博士时儿子就诞生了，经济上比较困难。有一段时间，曹老师和他爱人张阿姨几乎每周都来家里看望我们，还带上张阿姨做的可口的菜肴。看到我们没什么家具，就把自己家还在用着的一对一模一样的沙发送给我们一只，我儿子在软软的沙发上蹦蹦跳跳，高兴坏了。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去曹老师家玩，那年他才3岁，他对着自己很熟悉的沙发说：“我们家的沙发怎么在这儿呀？”我们都被孩子天真无忌的话逗乐了。天气热了，曹老师又把家里的电风扇送给我们。这些家具家电虽然旧些，但都完好无损，就像他现在还骑着上下班的“永久”牌旧自行车一样。

    曹老师今年75岁了，为航空事业兢兢业业地拼搏、奉献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我看到的曹院士，还是那样专注、谦和、简朴、健康、开心、助人。好人长寿，我衷心祝福曹老师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我与曹春晓院士的师生情缘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钛合金研究室 蔡建明 高级工程师

    曹院士是我尊敬的长者，也是我的恩师，10多年的朝夕相处，曹院士的天资、勤奋、认真、严谨、豁达、随和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曹院士是在1996年5月2日的上午，当时，我刚从合肥工业大学考入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来研究院参加面试时，曹院士是4个面试老师中的一个。我这个人生性胆怯，研究生入学面试，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好几天前我就已经是寝食难安了，在见到几位面试老师时更是忐忑不安。

    曹院士一开始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家是哪儿的，有什么兴趣爱好，等等。十分幸运的是，我和曹院士都是浙江老乡，曹院士又那么和蔼可亲，心情立马放松了许多。随后马济民老师、高扬老师考了我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整个面试过程相当轻松，与我事先在脑子中想象的完全不同。钛合金研究室的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现在回味起来，仍感觉是那么的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天起，我与钛合金便结下了一世情缘，几位前辈老师带我进入了一个多姿多彩的钛合金世界。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度过一年的基础课学习之后，我于1997年7月正式回到研究院内学习。更为有幸的是，实验室里将我安排在和曹院士一个办公室，而且我们俩都是凭窗而坐，空间距离的缩短也拉近了我们心灵之间的距离。1997年9月，曹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颜鸣皋院士从评审会场打电话给曹院士报喜时，曹院士没在办公室，是我接的电话，因此，我有幸成为了整个研究院内第二个知道曹老师评上院士的人。当时我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和曹院士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了三四年，时时感受着曹院士的勤奋、认真、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和豁达、乐观的性格，使我以沐浴阳光般的心情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快乐的日子。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下，曹院士对我们这些晚辈在钛合金专业和为人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受益匪浅。

    曹院士在国内钛合金界是非常知名的专家和权威，经常有各单位的人来找曹院士咨询钛合金方面的问题或者进行钛合金缺陷失效方面的仲裁分析等，曹院士凭借自身50多年的积累，以及严谨的逻辑思维，往往能将一个问题解释得非常透彻，让外单位人员佩服不已。由于在同一个办公室，曹院士每次总是带着我一起讨论问题，有时还需要做试验，让我逐步认识到了钛合金在现场生产和使用中还存在那么多的问题，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对钛合金的缺陷产生原因及其控制措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在我10余年的硕士、博士学习和科研中，沿承了曹院士的认真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科研工作方法，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上逐渐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

    尽管头上拥有如此多的“光环”，但曹院士的谦虚、随和是出了名的。他毫无架子，和曹院士在一起总是那么无拘无束。工作之时，我们可以随时打扰曹院士，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之余，大家拉拉家常，使我们这些晚辈感受到轻松自由的氛围。尽管研究工作是相对枯燥乏味的，有时还很揪心，但是跟着曹院士一起做课题，往往能迸发出一些灵感，并找寻到很多乐趣。记得有一次，我在看文献资料时，碰到钛合金“双态”组织有三种英文表述（即Dual， Duplex和Bimodal），很疑惑，不知三者之间区别何在？请教曹院士后，曹院士花了很长的时间为我认真解释这三种表达的异同点，令我有豁然之感，同时也感受到了曹院士在钛合金专业知识方面的精深。

    和曹院士相识时间长了，就常到曹院士家玩，慢慢和曹院士爱人张阿姨也熟悉了。张阿姨有一次跟我说，当年曹老师在起草某钛合金锻件标准时，需要建立一套显微组织标准评级图谱，当时所有的金相照片都是纸质的，为了一份评级图，曹院士花了很多精力，甚至通宵达旦，从大量的各类金相照片中选出相应合适的照片，再用裁纸刀将照片中最典型的部位按规定尺寸裁切出来，并定好级别。这份标准已使用了将近20年，目前仍在使用，深受各航空厂所的赞誉。前两年我作为主起草人修订该标准时，仍沿用了曹院士当年制定的那套显微组织标准评级图谱，尽管是区区的几张金相照片，在我们这些从事钛合金专业的人员看来，至今还无人能给出一套更为科学合理的图谱来。另外，我一直保留着曹院士发表于1962年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热塑性变形条件对α+β型钛合金显微组织与机械性能的影响》，文中曹院士提出了两种新的钛合金变形方法：“超高温锻造”和“相变温度压延”。尽管论文发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这两个概念对我们现在的钛合金锻造理论和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可见曹院士的功力之深厚、工作之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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