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我博士论文为基础并将之不断深化拓展而形成的。如今，总算把这本书写完定稿了，面对这本书，面对这近十年来的学习工作岁月，虽然历时弥久，但回想过往，一切历历在目。200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以后，在导师欧阳谦教授的指导下，开始踏上了杜威研究之路。实际上，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里，就已对美国古典哲学有了一定的接触，那个时候，硕士论文写的是关于美国早期思想家爱默生的，硕士毕业后，在博士期间又继续沿着美国实用主义之路前行，形成了关于杜威知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在这期间，杜威哲学研究的情怀就驻足于心中了。博士毕业参加工作后，虽然命运的选择让我没有继续从事美国哲学的研究，但心中依然保持着对杜威哲学的喜爱之情，这种感情深藏于内心深处，不因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实际上，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在哪里，这份保存于心中的、对杜威哲学的喜爱之情就一直没有断过，也正是由于这份特殊的情感，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杜威哲学进行研究。在这里，想起一个故事，曾经一次去书店买有关西方哲学书籍的时候，书店老板说现在买这种书的人很少了，他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西方哲学的，书店老板听后便告诉我，说作为女性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坚持从事这种深奥枯燥的学术研究，而没有太多的名利索取，确实不易。今天，回想起这个故事，心中很感慨，如果没有对杜威哲学这种深深地情感，可能就坚持不到现在了。也许这本书由于我对杜威哲学理解的有限性，它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毕竟体现了自己多年来对杜威哲学的一种追求和投入。

    从本书的主要内容看，关于知识论的问题，例如，知识是什么？知识从哪里获得的？检验知识的标准又是什么？知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有的只是哲学家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此问题的一种反思。面对这些知识论问题的纷争，杜威也参与到了其中，与其他哲学家所不同的是，他并不试图回答传统知识论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这类问题，而是“超越”它们，这种超越意味着知识论问题上的实践转向，意味着他所提出的实用社会知识论是在一种“前认识”或者“前反思”的生存论领域内探讨知识论及其基本问题的。杜威的这一思路贯穿着工具主义的原则，侧重于认知以及知识的应用，因而使得其旨趣主要在于让哲学回归现实，建立在现实生活的情境状态中，成为对生活本身、对现实本身的探究活动，如此一来，知识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它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主要是改变世界。基于此，杜威并没有让自己的哲学活动局限于纯思辨领域，相反，他将哲学与道德、教育、政治等领域紧密联系，从而从实践上去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为普通人谋幸福。杜威的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获得了新实用主义的认同。今天，当我们重读杜威的时候，当我们反思杜威对知识论问题的反思时，也许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启示正在于此匕。

    这本持续多年的书籍如今也写完了，此书作为我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纪念，意味着对杜威哲学的研究也告一段落了，在此，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博士导师——欧阳谦教授。面对恩师这些年对我的影响，心里想说的是体会到了上天对我的眷顾，那就是命运垂青于我，让我有机会能够拜入到欧阳老师的门下，聆听欧阳老师的教诲。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是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欧阳老师对我给予了很多的无私帮助，对此，内心真是不甚感激，师恩浩荡啊！学生将恩师对我的这份情感铭记于心，一生感谢。如今，离开人大多年，但是欧阳老师对我的影响依然环绕在我的内心。面对恩师的帮助，无以回报，只有在以后的工作和实践中，继续努力，做出一番成就，才能报答恩师的帮助。

    刘宽红

    2015年9月于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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