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改作业，我真是想不通。洛川本来教育还可以，记得我们1984年那一级，洛川中学一次考大学录取近百名学生，在全市排名前三。可惜短暂的辉煌如同洛河发的大洪水一样，留在墙上的是高高的淡黄的水印。洛河发源于吴起，流经洛川注入渭河。从姚苌后秦有“洛川县”名起已1600余年了。流经黄土高原的洛河和黄河呈现同样的气势，洛河是洛川人的母亲河。我们从湖北上来就蜗居在洛川县朱牛乡洛河边上的贺家河村。不知不改作业是从什么时候起，从谁而起，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不改作业。也可能是学生太多改不过来，无论什么原因，不改作业都不应成为理由和常态。被称为园丁、红烛的老师竟然放下了勾画对错的红笔，不能不说是悲哀。
我对老师改作业的印象刻骨铭心。
上初中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的批语又红又大，足有大半页，映得人脸红。我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一枝红杏出墙来。那时书籍匮乏，涉猎狭窄，还不知道这一句话出自哪里。“一枝红杏出墙来”让我这个瘦小不起眼的同学在班上乃至那一级都崭露头角。几乎每次作文都是范文，老师批改得认真仔细，好长一段，什么主题鲜明、语言流畅、遣词造句新颖，偶尔还总结几句中心思想。我最怕中心思想，上语文课最怕老师点名让我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我觉得那是玄而又玄的东西。特别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每个字仿佛有若干个意思若干个所指，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N多个意思。我总是扯不清理不顺。我写作文先思考两天，在头脑里构思打草稿，然后一气呵成。根本没有考虑中心思想。现在我的文章都让老师总结出那么精辟深奥的中心思想，我的确对自己都有些佩服了。每次作文下来，同学们争先恐后借我的看。上高中的时候，我疯狂地迷上了秦腔，看了《三滴血》、《游龟山》、《生死牌》，高一的时候开始写关于生死牌的长篇小说，学校一下子炸开了锅，不少语文老师拿我的小说在班上念。我立下了当作家的梦想。
最终我考上了西安统计学校，距大专的分数线只差3分。在统计学校我的作文又一次成为立命之本。语文老师讲得不好，却不影响其品鉴能力，作文被批阅得红通通的，成为范文的常客。老师还专门请我参观了省委家属大院。她丈夫是副秘书长，住在一排平房里。省委书记省长都住的是小别墅、小洋楼，掩映在巨大法国梧桐阴影里，微风吹过，树叶哗哗作响增添了寂静和神秘。道路黝黑、弯弯曲曲好像洛河流淌在无风无浪无落差的平处，静默不动却深不可测。小车悄无声息地驶过，宛若河上的小船，被尾风抚起的梧桐叶如同无数鼹鼠欢快地蹦跳追赶，又若船过溅起的粼粼浪花涌滚。老师们的接力鼓励让我的作家梦空前膨胀。工作之后考上省委党校，一口气读了一百多部名著，写的文章也开始发表。
我的爱情因为一篇小小说《后门》而尘埃落定。老婆孟洁还在犹疑不定的时候，看到杂志上有我的一篇小小说，立刻下定了决心。
我曾经异常清楚地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陟”字。这个字我不认识，醒来查字典，意思是登高。不久我就调到县委办公室，在党校毕业时寄出的几篇小说都刊登了。
2001年我下乡镇的时候，将自己抽空写的文章收起来，到乡镇就没有时间了。把一篇中篇小说《人在仕途》寄给了《延安文学》，不仅发表而且被推荐到《小说月报》，差一点刊登了。
这一切都因为老师的批语，因为老师们连篇累牍的鼓励。
可如今，老师怎么会不改作业？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不改作业，怎么知道学生的个体差异，怎么知道学生惑在那里，又怎么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
当然，不改作业可能不止洛川一家。记得曾看过一则新闻，几个志愿者到一个偏远的省份学校去支教。每天晚上，志愿者寝室的灯亮到很晚。本地的老师拜访的时候，看到改作业就很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认为是落伍的“小儿科”，最后还说志愿者改作业对他们形成了压力，弄得志愿者只得偷偷改作业。志愿者说如果不改作业支教就没有意义，良心上过不去。这与格鲁维尔小姐在威尔森高中实习带放牛班的遭遇一模一样。国籍民族不同，懒惰与劣根何其相似。
洛川人说做什么要像什么。洛川是全国著名的苹果之乡，大改形那几年，不光果站的人要干，全镇的干部都要上手。一年下来，都成了果树技术员，领导提起四大管理技术也头头是道。参观者面对整体划一的管理技术，春季一塬花秋季一塬果的人间美景啧啧称赞，他们根本不知道全县数以万计的干部与果农几乎血拼了三年时间。洛川苹果不是吹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儿子猷猷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把转学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过了解，私立学校改作业。那时洛川私立学校发展迅速，从小学到高中有几家，私立学校老师和公立学校一个待遇，老师几乎可以自由跳转。私立学校开始显山露水。
我带儿子猷猷到医院后边的曙光小学走了一圈，看到小小的教室脏、乱、差。猷猷说，不像一个学校，像一个家属院。曙光小学当时租的是卫生学校的楼房，住的有卫校的干部、家属、学生，还有药检所的干部和家属，卫生自然很差。特别是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脏话频出。我也感觉环境不好。这一年没有转。
改作业弄得我们疲惫不堪，关键是四五年级的数学有些难度了，又不能用方程解，一道题要想很长时间，甚至半天也算不出来。我和老婆孟洁都有些自尊心，个性很强，不想在儿子面前落败。这题算得就有些憋气，算着算着开始骂老师。记得有一道题算不出来，我让儿子第二天问老师，老师竟然也不会算。真是要命了。儿子那时变了许多，不再捣蛋，只是到星期天老说不知道玩啥。我说到舅家姨家去，他说没意思。那跟我下乡。儿子坐在吉普车的后面，我们去仙姑河、去西沟、还去过洛河边上的大悲寺。在徒步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教他写游记，怎么开头，中间写几段，怎么结尾。碰到石头远看像什么，秋天见到洛河的时候给他讲夏天发水和冬天结冰的情景。时间不长，儿子的作文就上去了。有一篇写“大悲寺”游记的文章竟有近一千字，在炼油厂工作的同学孙王民看后，佩服得不行，无论如何要去大悲寺看看。
2004年我们坚决将儿子猷猷转到曙光小学就读，终于跳出了改作业的藩篱。我和老婆孟洁暂时轻松了，又回到了平常的状态，开始考虑儿子初中到底在哪里上。曙光小学五年级只有两个班，儿子每次考试进全级前十。另一个班一个叫王蕊的女同学总分比儿子要高十分左右，每次都是全级第一。我们就把王蕊作为标杆，让他努力追赶。这个王同学后来和儿子一起考到西安。2004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高塬小区一个小院。搬到高塬小区离曙光小学远了。曾给儿子星期天补过数学的老师在离高塬小区很近的明珠私立学校教书，她几次上门动员让儿子读明珠学校。我们问老师改不改作业。老师说改作业，每次考试只要有一个学生得100分，老师都要拿100元奖金。放心，老师把娃比家长还当事。我们就将儿子转到明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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