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埃娃说完,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从来不习惯俄罗斯式拥抱的妈妈,竟然一下把埃娃抱在怀里,说:“我的埃娃,亲爱的,为了供养我们娘俩,你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怎么能积攒下这么多钱,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的心也一阵阵收紧,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
埃娃像哄小孩似的拍着妈妈的背说:“我亲爱的,咱们有这么优秀的儿子,应该高兴才对,干吗哭哇。来,咱们一起数一数,看够不够?”
我到大学后,顺利地交上了报到费,成为了一名当时很受人羡慕的大学生。
此后的生活费,两个妈妈轮流给我寄,这个月是妈妈,下个月就会是埃娃。尽管两人每次寄的都不多,但也够我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了。在别人看来这微不足道的钱,在我的心里,每一分都是沉甸甸的,都包含着两位妈妈的血汗和期望。
亲人分别久了,那种思念是很折磨人的。那期间,我经常会在梦里见到两位妈妈,特别是埃娃妈妈。梦中我会见到她头发变得雪白,腰也弯了,但还是在鸡舍喂鸡,在菜园摘菜,在玻璃屋中编织那无梁白柳面包筐……而我却被绳索捆缚,一动不能动,不能跑上去帮她……当我终于挣脱绳索醒来时,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早已打湿了枕头……
大概就是这种心情的暗中驱使吧,那两年寒暑假回到哈尔滨,我都会到胡桃庄园住上几天,帮埃娃干些活计,和她尽兴长谈。当我看到埃娃的笑容,并从中看到她那始终不变的乐观健朗的神态时,我心里的半是思念半是歉疚的苦楚,才会有所减轻。
我想,再过上两年,我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一定不让两位妈妈再这样辛苦。
可是,苍天不遂人愿。
在我上大学三年级时,那场“十年动乱”开始了。不久,妈妈来信,告诉我,太阳岛上的胡桃庄园被拆毁了,玻璃屋也被砸烂了。埃娃妈妈被送进外侨养老院,在那里静静地养老……
我唏嘘良久,也不管学校让不让走,立即买了张火车票返回哈尔滨。到家的当天,马上去外侨养老院看望埃娃。
使我欣慰的是,埃娃妈妈很健康,与过去一样开朗,并没有因为命运的搬弄而沮丧颓唐。
她对我说:“养老院离胡桃庄园旧址不远,天气好时,我会一个人走到庄园废墟那里,坐上一两个钟头。我对公爵承诺替他守望庄园,即使庄园被毁,旧址还在,我还要在那里守望的。只要我还能动,就会去的……你回来了更好,你替我到邮局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寄给我的信件,也许玛莎想回来啦……”
那天从江北回来,我的心里很是酸楚,为了散散心,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市内转了转。无意间,我看到市内那些俄式建筑几乎都变了样,每栋建筑里都挤进十几户人家,把房子败坏得狼狈不堪。特别令我伤心的是,那些房子附带的玻璃屋几乎都被改造成了住屋。哈尔滨是寒冷的,为了保暖,人们在玻璃屋的玻璃墙外砌上了砖头,看起来就像丑陋的监狱一样。过去那种超然、灵透、浪漫的气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玻璃屋变成了住屋,自然是“有用”了,但也再不是过去的玻璃屋了。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公爵对我说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有用啊。其实,很多时候,没有用,正是最大的用处……”
二〇〇五年七月的一天,埃娃妈妈在我怀里安详地闭上眼睛,回到她的上帝那里去了,享年九十四岁,是哈尔滨外侨养老院里最后去世的俄罗斯老人。而我的母亲柳燕早在十年前就已辞别人世。
想一想,埃娃妈妈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关于玻璃屋的记忆了。不知,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往日那美好的玻璃屋……
责任编辑 付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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