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剧社是在“晋西事变”以后，于一九四〇年的三月组建的，只有半年历史。说是个剧社，也演戏、唱歌，但更像个政治宣传队。比如：在大部队出发的时候，我们提前行动，在半路的山坡上，山头上，或者在河边，三三五五组成拉拉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为行军中的战士们加油鼓劲。我们也唱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各界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我们是倾注全部的思想感情，仰起头来，向着天空，放开喉咙高唱。多么令人激动啊，行军中的战士们扛着步枪，抬着机枪，赶着驮炮的骡马，向我们招手，和我们一齐高唱：
前边有抗日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精神抖擞，一切疲劳困顿都被驱散了。
我们也到部队去教唱歌，写标语，帮助战士办墙报，排活报剧，教写字。我们毫不考虑那些工作是不是艺术。那时，只有一个心眼，就是争取胜利，哪怕是血泊中的胜利。当然，只要有条件，我们也演戏。水平不高，甚至可以说很幼稚，但是并不可笑。我们这个剧社的八十多人当中，有一半是只有十四五岁的男女少年儿童，演老婆婆的小女孩连童声还没有变过，脸上胡乱抹些锅灰就上了戏台。有一次，一个扮演农民老汉的少年演员，在戏台上把羊毛胡子甩掉了，台下的观众高喊：“小伙子，贴上，贴上，往下演。”没有胶水，胡子掉了，群众表示谅解，但是，我们总是感到内疚，想提高，可怎样提高呢？
不久，纵队司令员韩钧和政治委员张文昂路过方山县城，给我们留下一批书，几十本残缺不全的万有文库，世界文库和《彷徨》《呐喊》等小说。我请政治部的宣传科长余平若介绍剧本《哈姆雷特》。他说，这个剧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作，值得一读。于是，我找来了万有文库中的这个剧本，三十二开的灰色漆布封面的本子，很精致。当我打开《哈姆雷特》时，不禁大失所望，它是用文言翻译的剧本，且不说我这个小学程度的读者看不懂，满篇“之乎者也矣焉哉”，如何搬上舞台？世界名著啊，硬着头皮看了一遍，还是不知所云，只好去看鲁迅的毛边书《彷徨》和《呐喊》。那确实有点意思，虽然不能领会其全部精神，但文字好懂，有故事，有人物，那也算是不小的收获吧。此后几十天，我狼吞虎咽地看书，看得懂的要看，看不懂也要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看它一遍。我要力争在冬季反“扫荡”之前，把首长送来的书看完。到了十月底，部队和地方已经着手准备冬季反“扫荡”工作，我的看书计划还没有完成。突然——战争时期总是有许多的突然，上级下达了命令，派我们剧社的全体人员到延安学习。战争时期，前方正需要人，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命令就是命令，那是不容怀疑的。在极度兴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之下，我们做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上级考虑到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特为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全新的蓝色的棉军服，两双军鞋，还有一块雪白的毛巾。这在晋西北根据地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给我们如此优厚的待遇，真是有些近于奢侈了。我们再三地向党表决心，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回前方来，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是穿着崭新的棉军服出发的。战地初冬的寒风陪伴着我们，三川河的淙淙流水为我们送行。再会吧，方山！
我们的领队是余平若，队长是苗波，指导员是赵哲民。我任党支部书记，马烽为副书记，考虑到我们这支队伍中妇女儿童较多，还有病号，行军是从容不迫的，每天走六七十里，有时只走四五十里。一路全是山地。在临县的克虎寨渡口过黄河，大约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到达延安。啊，延安，革命圣地，抗日战争的中枢，党中央和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向往已久的延安就在眼前，一种幸福之感油然而生。我们到了桥儿沟村——鲁迅艺术文学院和部队艺术学校的所在地，在一家旅店住下。办完手续之后，八路军总政留守处分配我们到鲁艺和部艺学习，由于年龄的关系，大部分小同志到了部艺，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分配到鲁艺。当时鲁艺的院长是吴玉章，我们尊称他吴老，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周扬副院长，总支书记是宋侃夫老师。我到院部报到，办公室负责人王一夫问我学习什么业务，我说我在剧团工作，要学习戏剧。我拿上他开的介绍信到戏剧系报到，系主任张庚老师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前方剧团剧本缺，组织上要我学习编剧。于是，我被分配在剧作组。组长名叫韦若，是晋西北根据地四纵队派来学习的一位老成持重、颇重修饰的老大姐，写得一手极漂亮的钢笔字。在学习过程中，她对我帮助很大。我们的剧作老师名叫姚时晓，据同学们说，他是工人出身自学成才的左联剧作家，他在上海写的话剧剧本《棋局未终》曾轰动一时。他很少给我们上课，大部分时间是阅读他介绍的剧本和小说，旁听文学系的名著选读课。有一次，他要我看《哈姆雷特》，我说看过了，那是文言剧本，看不懂。他笑笑说：“那是严复的译本，是不好懂，要看朱生豪的译本，那是看得懂的。”我从图书馆借来白话译本，引起我很大兴趣，接着把莎翁的剧本，能够借到的都看了一遍，文字看得懂，只是由于时代较远，又是异国情调吧，总是不如看《雷雨》《日出》得劲。
鲁艺有一个规模很大、管理有方的图书馆，周扬副院长兼馆长。一般的书可以借走，但必须按期归还，不然就挂牌通报。贵重一些的书，不易买到的书，从毛主席藏书室转借来的书，只能坐在阅览室阅读，不准带走。一天看不完，第二天可以接着看。书籍的编制是把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和有关这位作家的传记、评论，不同版本或译本，编出索引，学生可以连续地集中地研究某一作家、艺术家。这对我这个眼界不宽的学生太方便了，至今我还怀念、感激那座图书馆。阅览室就在图书馆的旁边，是许多孔土窑洞。桌子是用土坯垒起的，上边糊了报纸；座位是用土坯垒起的沙发，上面铺了干草和老羊皮。这里离我们宿舍较远，还要爬山，一些同学为了多读一些书，常带午饭上东山阅览室。我们边吃饭边看书，乐在其中矣！
我们的学习除了本系的专业课，还有全体学员共同的课程，叫作上大课。一门是政治课，由宋侃夫书记讲“党的建设”，一门是由周扬副院长讲“艺术概论”，每周或双周一课，一课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我是每课必到，而且做笔记，从不请假，坚持两年，受益匪浅。然而，最使我受益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上的那一课。那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底的一个上午，毛主席应我们学校的邀请，前来做“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据我们所知，不久前，毛主席曾以这个题目在一次干部会上做过长篇讲话，但不了解讲话的内容。那一天我去得早，坐在大操场最前排的小板凳上，静候毛主席的光临。来了，就是他，和画像、照片上的他一样：修长的身材，消瘦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眼睛，两个膝盖上的两块大补丁，足有一尺多长，他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艰苦朴素，慈祥真诚，一口湖南话，娓娓动听。这不像是做报告，不像是上课，而是在和朋友们谈心。在讲到党八股的罪状之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时候，还举“黔驴技穷”的故事为例，他弯下腰去，瞪起眼睛，模仿老虎吃那头毛驴的动作，幽默生动，煞是有趣，也非常深刻，发人深省。
不久前，我们的几位老师应邀参加毛主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也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座谈会刚刚结束，周扬、张庚老师就向我们做了传达。那是多么明确、深刻的字眼啊：工农兵方向，工农兵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和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三个大字响彻耳际，活跃于心中。如果做一个通俗化的形容，那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主心骨。在鲁艺，我学到了很多有关文艺的知识，自以为有了点本事。只是在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学到的那些具体的基础知识，突然生出了灵魂。《讲话》好比一条红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引向一个明确的方向。在当时，由于水平所限，对于《讲话》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但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则是明确的。这就是我在延安两年的最大收获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接到返回晋西北的通知，可是，人员不全了。一部分同志留在延安，一部分同志调到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其余四十多人，由我和马烽领队，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初回到晋西北的兴县，和我同时去延安学习的孙谦、西戎、胡正等也一齐回来，分配到晋西北文联。当时的文联主任是亚马，我们刚刚报到，他就组织我们再次学习《讲话》，并且要我们立即下去，还要担任具体的工作，我们在文联所在地西坪村住了不到五天，就分头出发了。马烽留在兴县，到工厂去，胡正到静乐县农会，孙谦、西戎到保德县农会，我被分配到河曲县三区农会当干事，到曲峪村蹲点，搞减租减息和民兵工作。到农村去，我是求之不得的，我生在农村，热爱农村，每逢闻到耕地时发出的泥土芳香，就由衷得高兴，但是，到河曲的农村却有很大的困难，我是山东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懂，也吃不惯当地的糜米酸捞饭。我要感谢我的房东王成老大爷和那位年轻的支部书记王福喜，以及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我是在他们的热情的帮助和鼓舞下，坐在老房东的炕头上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的，他们是我的老师和朋友。
在这一时期，我在报刊上，先后看到马烽、西戎、孙谦和胡正的新作，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啊。当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参加整风学习，回顾走过的道路时，大伙异口同声说：没有党的教导，没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和人民群众的栽培，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对于我个人，从走上文艺阵地直到如今，毛泽东文艺思想犹如阳光的照耀和温暖，雨露的滋润和浇灌。我常常暗自得意：我是个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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