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

    我和李束为相识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是由抗日学生游击队编入我们政卫旅前锋剧社戏剧分队的。我是分队长，当然得探问一下他的身世，他是山东东平县人，老家朱家管村紧挨着东平湖。家里只有二亩祖坟地，很穷。小学毕业了，想务农，地不够种；想打鱼，家里又没渔船。没办法，只得投亲靠友到济南一家小店铺里当了学徒。不久，店铺倒闭，他的铺盖和路费又被小偷盗走，在万般无奈中，只好跟着阎锡山招兵站的人来山西“吃粮当兵”。他当兵一年，就给阎锡山修了十二个月弹药库。“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八月间，他毅然逃出军营，参加了山西抗日新军。初来剧社，他不会画画，不会吹弹乐器，也没登台演过戏，只是个不大被人注意的普通社员。

    这年冬天，剧社决定排练话剧《花姑娘》。它的故事情节大致是：姑娘被日军追逐着逃回家来，老父亲让女儿从暗门逃走了。日军进来拷打老头要“花姑娘”。临走把老头打昏在地，并说夜里还要再来“玩”花姑娘。游击队解救了老头，决定打一场“无声的战斗”，让村警“邀”日军到别处吃肉喝酒，趁其不备消灭之；队长乔装成“花姑娘”留在这里，用匕首捅死日寇小队长。

    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因为李束为个子比较高，“国语”也比我们大家说得好，我决定让他扮演游击队长。没想到，李束为却不敢上阵，他怕把戏演砸，情愿去挂幕布、搬道具。我动员他：谁也不是天生的演员，干革命，只能在干中学、学中干，挂幕布是革命需要，当演员也是革命需要。李束为接了剧本后，便不声不响地研读起来——他不只背熟了游击队长的台词儿，连整个剧本都能熟读如流。一进入排练场，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既能听从导演的舞台调度，又能有所发挥，特别在排练刺杀日寇的高难度动作时，他抽刀如闪电，收刀如流星——这时候，我才发现李束为是个被埋没了的天才演员。

    《花姑娘》是在汾西县山云镇首演的。第一、二幕的剧场效果极佳，想不到演到第三幕时，却发生了意外——

    我曾发表过一篇回忆录，现将有关演出《花姑娘》的情况抄下：“戏剧进入高潮：日本兵要强奸‘花姑娘’，却被‘花姑娘’按倒在地，向他头上狠狠地捅了一刀！按导演的吩咐，举刀时要让刀光闪闪，戳下时要让匕首藏在肘后；但李束为（那时他叫束学理）忘了导演的吩咐，把唐靖山的鬓角戳了个血口！台下的观众看到‘痛快’处，又拍手又叫好，台上却连喊着：‘拉幕！拉幕！’事后，政卫旅宣传科要严办这件‘舞台事故’，想不到唐靖山却说：‘这算什么‘事故’？束学理和我无仇无冤，都是同志，他怎能存心杀我？他初次演戏，怕是得了晕台病；也许是演得动了真情，忘了是在演戏。——没事儿，我明天照样儿登台。’”

    但是，谁都不会料到：在“文革”中，当年那场小小的“舞台事故”，竟会变成李束为的一桩“反革命罪行”！

    工宣队进驻文联后，李束为、马烽和我相继被“专了政”，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不准参加会议，不准看大字报，只准挨批挨斗。事后才听说，就在那时，有人贴出大字报，把“舞台事故”升格为“政治事件”，说李束为是利用演戏搞“阶级报复”，听到这一情况后，我大惑不解；在文联，只有我、李束为、马烽了解“舞台事故”的详情，而我们三个全被关进牛棚，不可能去贴大字报，也不会提供什么“阶级报复”的材料依据。那么，是什么人提供的“材料”依据呢？

    原来，“文革”中时兴“外调”。好些“革命群众”组织要审查我的入党情况，便往西安第四医院找到了唐靖山。唐靖山既有“慈悲心肠”，又有“老妇式”的爱叨叨毛病。正事谈完，他便叨叨起了如何组织前锋剧社，如何演出《花姑娘》。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是哪位外调者竟把“舞台事故”剪接成为“政治事件”，而且把李束为“上纲上线”为搞“阶级报复”。

    李束为是把演戏当作革命工作对待的。特别是在他一九三九年入党后，他更自觉地认为：党把他指派到哪里，他便在哪里发光。

    一九三九年冬天，山西的顽固派头子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调动了两个军和十多个师，向决死二纵队和政卫旅围来，妄图一举歼灭这两支山西新军。在危急关头，新军反顽指挥部从前锋剧社挑出“十八条好汉”，组成并扩大为决死二纵队司令部警卫排。我任排长，李束为是第一班班长。这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冲出了大包围圈，又陷进了小包围圈，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强行军，渴了，抓把雪吞；饿了，嚼口炒莜麦；困了，边行军边睡。李束为曾写过篇描述这场战斗经历的散文，题名曰《吕梁小夜曲》。文章写得好，绘影传神，使人难忘。三川河并不太深，前卫部队已打掉了日寇的碉堡，并为我们“司直”部队用门板搭好了便桥——我们只要过了河，冲过汾离公路，便可与驻在晋西北的暂一师、二卫旅、决死四纵队会师。我领着警卫排踏上了便桥，却不料，正走到河当心，忽然碰到了日寇的迎头堵击。枪声一响，走在最前边的骑兵排先乱了套，勒马回头，马蹄踢翻便桥，致使我们警卫排的战士纷纷跌入水中。当时，我并不知道“汾阳日寇向军渡增援”，只看到敌人的火力太强，好几辆汽车的前灯直直地照射着，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吐着火舌，掷弹筒、迫击炮的炮弹在河中爆炸。在这样的态势下，我只顾领着警卫排扭头向小山庄奔跑，而忘了我们排的职责，保卫首长的安全。跑到半路，李束为忽然轻推了我一下，低声说道：“咱们得向首长靠拢！”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向着全排战士一挥手，大家便跟着我向韩钧司令员疾跑而去。这个细节，在李束为的散文中没有描绘，我估计他是不愿意宣扬自己。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办学习班”在石家庄结束后，我和李束为、马烽、西戎等人，又被押送到了忻定学习班。入班不到两月，连长叫我去谈话。他问：“你是什么问题？”我答：“文艺黑线。”他说：“我们不管什么文艺黑线，这里只解决政治历史问题，你写个检查，等结论吧。”之后不久，连里指派我和马烽烧茶炉，派西戎当理发员。惟有李束为没“任务”。一九七一年春天，我、马烽、西戎的“没问题”结论都批下来了，还是只有李束为仍得在学习班待着。临别前，我约李束为谈话。我问：“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说：“你说我有什么问题？”一句反问，噎得我出不上气来——是啊，我们相处三十多年，我从来没听说过李束为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沉默了一阵。李束为先开了口：“别为我担心。放放心心地去插队劳动吧。这里有吃有喝、不打不骂，我相信能等出个好结果来的。历史的教训太惨重了，我们都经历过‘抢救’运动……”

    那场运动是因康生的文章《抢救失足者》引起的。运动一来，便逼人去搞假“坦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毛主席发现下令停止“抢救”。李束为写过一篇题为《平地风浪》的散文，对那场运动做了十分详尽的描绘。文章写得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读后使人哭笑不得。我们虽参加了运动，正如李束为文中所说：“这个新建的小组顽固到底，竟无一人坦白交代。”

    但是，我们小组虽“顽固到底”了，却没想到康生主持的社会部竟把延安的“坦白”材料，转送到了晋绥边区的组织部门，给李束为的“干部档案”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事后得知：李束为当年住鲁艺戏剧系的一位同学，在“坦白”中把他给“咬”了出来，而那位同学却又改了名字！找啊，寻啊，查啊，负责审查李束为的专案组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总算找到了那位同学。唉，原来他在延安已经经过甄别：他“坦白”的“特务关系”全是假的！他既是假坦白，李束为能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呢？

    李束为的人生道路是苦难的、艰辛的、坎坷的，也是坚定的、持久的、奋斗不止的。我们相处多年，在工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但革命的友谊之树是常青的。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山西文联的“掌舵人”。正因为他时刻都注视着“行船”方向，便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李束为是很有文学天分的，特别在语言方面，他是下过苦功的，是有鲜明特色的。马烽说过：“老李的创作起点高，咱们几个都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的，依我看，老李的《租佃之间》最有水平；在晋绥，他又写了《第一次收获》《红契》《卖鸡》，这一批短篇，在当时都是拔尖儿的。”马烽的话很实在，也很公允。但我还得补充几句：李束为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等作品，实乃“山药蛋派”中的“优良品种”。李束为的晚年仍被繁重的文艺领导工作缠身，他抽出有限的时间写了一批散文，他的散文语言精练而畅达，意境优美而深远，写景如明月穿云，抒情如溪水潺湲，读之，令人神往。在他患病期间，他还对我说：“还有一些散文，题目都拟好了，只要再能爬得起来，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的。”怎奈病魔肆虐，呜呼！故人长逝，使我心碎！

    心拟一挽联，录之以奠：

    出鲁来晋，由武入文，花开笔下，壮志未已；

    滚滚黄河，巍巍吕梁，埋骨青山，后人仰止。

    李束为同志千古！

    一九九四年四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