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

    《窦娥冤》此题材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干宝《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故事。关汉卿结合元代社会现实，予以很大的创造，写成一部反映元代人民遭受深重苦难的社会大悲剧。此剧描写窦娥从小被其父窦天章卖给蔡家为童养媳，不幸丈夫夭折，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乘人之危，企图强占窦娥，窦娥断然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威逼窦娥就范，不想误害死了自己父亲，他诬告为窦娥所杀，草菅人命的昏官将窦娥判处死刑。临刑之前，窦娥对天发下三桩誓愿：倘若死得冤屈，血飞白练，六月下雪，大旱三年。后来三桩誓愿一一应验。三年后，窦天章做了提刑肃政廉访使至楚州，窦娥鬼魂向父亲诉说冤情，终于得以昭雪。

    《窦娥冤》通过一个青年妇女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歌颂了被压迫、被迫害妇女的坚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窦娥冤》中窦娥被俘场景

    《窦娥冤》成功地塑造了窦娥的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她的正直、善良、舍己为人的性格。为了免使婆婆受皮肉之苦，她饮恨屈招；在押赴刑场时怕被婆婆撞见引起老人伤心，她哀求刽子手不要带她走前街；三年以后，冤情大白，已做了三年鬼魂的窦娥还惦念着亲人，嘱咐父亲照顾婆婆。除了描写窦娥这些性格侧面，关汉卿还真实地描写了她的成长和觉醒。窦娥原是个与世无争，尽孝、守节、俯首听命的弱女子，她相信官府会主持公道、明辨是非。然而不幸接踵而来，社会到处是陷阱，残酷的现实毁灭了她的幻想，使她认清了“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她悲愤地对着浑浊不辨的现实，对着至高无上的天和地，大胆地质问和叱骂：“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泪涟涟。”惊天动地的控诉，撕裂人心的呐喊，气势如汹涌澎湃的浪潮，激励着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勇气。

    为了塑造好窦娥的形象，关汉卿还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窦娥被冤斩以后，她的血都飞到丈二白练上，无半点落地；六月天下大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楚州干旱三年。三桩誓愿构思奇异，出人意外，这一“反常”的现象，却表现了被压迫人民的愤怒和抗议，昭示了窦娥的冤屈，寄托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悲剧佳作，是我国古典戏曲悲剧的典范。700多年来，它不仅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的保留剧目，而且最早被译成法文、日文等流传国外。

    《西厢记》

    《西厢记》为王实甫的代表作。王实甫为元代大都（今北京）人，名德信。

    王实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戏曲作家之一。著有杂剧13种：《西厢记》、《双蕖怨》、《丽春堂》、《进梅谏》、《明达卖子》、《贩茶船》、《于公高门》、《丽春园》、《七步成章》、《多月亭》、《陆绩怀桔》、《芙蓉亭》、《破窑记》。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另外还存《芙蓉亭》、《贩茶记》的片断。

    《西厢记》剧照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见于唐元稹所作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被改编为多种文艺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有影响的是产生于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即在此基础上创作成杂剧《西厢记》。故事描写书生张珙在蒲东普救寺遇见崔相国之女莺莺，两人一见倾心，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结合。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男女青年，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从而得到当时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和后世无数青年读者的爱好，引起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反抗。

    《西厢记》成功地塑造了崔莺莺、张生、红娘3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崔莺莺是相国的千金，她天生丽质，内向深沉。她虽然爱慕张生，然而这个贵族小姐深受严格的封建教养，要走上叛逆的道路，驱散封建礼教在她心灵深处所投下的阴影，是曲折和困难的。如张生病卧，莺莺让红娘去看望，这是莺莺对张生爱情的大胆流露；但当她看到张生通过红娘传来的书简时，又感到有损于自家的尊贵，而且有碍于红娘在旁，便声色俱厉地责骂红娘。事后，她让红娘给张生传去月下幽会的书简，当张生践约跳过花墙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又翻脸变卦。王实甫正是通过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场面，深入而细致地剖析了莺莺的心理，把她在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过程中，自身的痛苦、矛盾和斗争，真实、生动地展现出来，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

    红娘是《西厢记》塑造的又一熠熠闪光的人物，她聪明、机智、爽朗、泼辣，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她为莺莺和张生传书递简，牵针引线；帮他们出谋划策，玉成其事。当莺莺和张生的爱情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抱打不平。《拷红》一场，充分表现了红娘的勇敢和机智，她抓住老夫人理亏的要害，伶牙俐口，反守为攻，陈以大义，晓以利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俊语联翩，竟把老夫人推到被审判的地位。貌似强大的老夫人终于败在了小奴婢红娘的手下，使崔、张爱情出现了新的转机。红娘的名字在我国几乎是妇孺皆知，已经成为热心助人、成人之好的人的代称了。

    张生的形象也塑造得有血有肉，具有真情实感。他湖海飘零而很有才气，追求爱情如醉如痴。那天真、憨直中带着迂腐的书生气，给全剧带来了喜剧色彩。

    此外，老夫人的虚伪、冷酷，纨绔子弟郑恒的无赖，也都刻画得逼真。剧中，崔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全剧的主要戏剧冲突；而崔莺莺、张生、红娘他们之间不同性格的碰撞，又构成了全剧的次要冲突。全剧主要冲突和次要冲突交叉进行，生动而丰富；戏剧情节的递进反反复复，波澜迭起，显示了作者驾驭题材，谋篇布局的高度技巧。

    《西厢记》词曲优美，宛如一首抒情剧诗。作者尤其擅用借景抒情的手法，让人物形象在诗情画意中展现。

    剧中曲文情与景合，景因情现，充分展现出当事人那种肠断魂消的难舍之情。从而使全剧呈现出诗的氛围和意境，无论是案头阅读或舞台演出，都有其特殊的艺术魅力。

    《汉宫秋》

    《汉宫秋》为马致远的力作。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马致远是元代颇负盛名的杂剧作家，又是著名的散曲作家，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计收小令104首，套数17套。

    杂剧《汉宫秋》是他的代表作，写的是王昭君和亲的故事。《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均有记载。西汉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邪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和亲是民族和睦的一个历史记录。

    马致远的《汉宫秋》不拘泥于史实，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予以再创造。故事内容有很大变化，主要有三：第一，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改为汉弱匈奴强；第二，将毛延寿的身份由画工改为中大夫，索贿未成，将王昭君的画图献给单于，并变节投降；第三，王昭君出塞行至黑河，投水而死。这便赋予了老题材以新主题。其原因是元蒙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社会地位很低，马致远借敷衍王昭君的故事，张扬汉家气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汉宫秋》以汉元帝为主角，以其钟情为基调，但却成功地塑造了王昭君的形象。王昭君之所以出塞和番，为的是“怕江山有失”；《汉宫秋》剧照临行时，她留下了汉家衣服；行至汉匈交界处投江而死。这些情节虽着墨不多，却表现了王昭君崇高的气节，使这一悲剧形象光彩照人。《汉宫秋》还借汉元帝之口，斥责了汉王朝昏庸无能的文臣武将，鞭挞了变节行为。表达了作家对软弱、妥协的宋、金臣僚的严厉批判。

    《汉宫秋》曲词优美，富于浓郁的抒情意味，历来为人击节赞赏。

    马致远的《汉宫秋》对明清时代戏曲作品中王昭君形象的塑造，有很大的影响。

    《牡丹亭》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成名作。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1岁中举，以出众的文学才能名扬天下。

    《牡丹亭》描写南宋时南安太守杜宝延师陈最良教女丽娘读经书，丽娘在封建礼法的拘束下，十分郁闷。一天，在侍女春香的怂恿下，她《牡丹亭》剧照到后花园游春，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忧思成疾，旋即去世。3年后，柳梦梅路过荒芜的花园，拾到了丽娘生前的自画像，深为爱慕，终日把玩，感动了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为夫妇，几经波折，最后柳梦梅中状元，杜丽娘也得到封赠。

    《牡丹亭》的题材虽然是传统的爱情题材，但汤显祖却予以了新的开掘，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代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扼杀社会的生机，妇女所受的封建礼教的禁锢尤为严重。

    《牡丹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热爱自然、热爱人生、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理想的真实感情，对虚伪残酷的理学发动了猛烈地抨击，作者以“情”来否定“理”，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表现了进步的时代潮流。剧中表现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爱情剧。

    杜丽娘是“情”的化身，她生活在阴暗、冷酷的世界里，沉重的精神压迫无形而又有形，渗透于人的内心世界里，令人窒息。然而，她却是无情世界里面一个有情人物，古老的恋歌“关雎”，催发了丽娘潜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欲望。春光明媚的花园，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唤醒了她青春的活力。她遏制不住真情的奔放，对着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抗议。然而，杜丽娘毕竟是个贵族小姐，在反叛道路上的每一行动，都晃动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她甚至奇迹般地超越了生死界线。作者赋予杜丽娘的形象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使她成为古典戏曲画廊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之一。

    《牡丹亭》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司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为了歌颂至情，汤显祖不满足于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特地设置了梦而死，死而生的离奇情节，创造了3种境界：有情的梦境，无情的人间，介乎二者之间——不如梦境美好却比人间亲切的幽冥世界。以此来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们的视线从现实生活引向哲理的思考。

    《牡丹亭》的词曲典雅优美，向来被视为文采派的圭臬。该剧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两代不少与杜丽娘有着同样不幸的妇女，与剧中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乃至抑郁而死。多年来，《牡丹亭》久演不衰，其中《游园》、《惊梦》、《拾画》、《叫画》，都是昆曲常演的艺术珍品。

    《桃花扇》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作品。孔尚任（1648~1718）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64代孙。早年曾隐居在曲阜县东北石门山中，闭门读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于他在清圣祖玄烨到曲阜祭孔时讲经受到赏识，被破格录用，任命为国子监博士。

    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彩合写了《小忽雷》传奇。他不但是一个戏剧家，在诗文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

    《桃花扇》剧照

    《桃花扇》传奇是写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互相爱慕，侯以题诗宫扇赠香君。阉党阮大铖欲结交侯方域，托杨龙友送去妆奁，被李香君坚决退还。后来侯方域为阮大铖谗害，被迫离开南京，投奔扬州督师史可法。李自成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得势，迫害复社诸人，并逼迫李香君嫁漕抚田仰。香君坚决不从，以头撞地，血溅宫扇，被杨龙友点染成一枝桃花。清兵南下，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在道观里相遇，被道士点化后，两人分手。

    《桃花扇》通过李香君、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南明昏王当朝、权奸掌柄、文争于内、武哄于外的腐败政治，揭示了南明王朝江河日下的趋势和必然灭亡的结局。作者在痛斥权奸误国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为国奔波的下层人民。女主人公李香君虽然是个歌妓，然而见识和品格都在许多文人雅士之上。“却奁”一出中，她不为金钱所诱，责备侯方域的妥协企图。她不惧怕强权的压迫，“守楼”一出，阮大铖派遣凶徒冲入媚香楼，强迫香君嫁给田仰，香君誓死不从，以死相拼。“骂筵”一出，香君面对权奸，痛骂阮大铖、马士英，揭露了他们的丑恶面貌。这些光彩照人的情节，展现了李香君人品、操守和崇高的气节。另外，像出身卑贱的民间艺人苏昆生、柳敬亭，他们的一身正气和过人胆识也令人钦佩。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朴素的民主思想倾向与鲜明的爱憎感情。剧中对抗清不遂、以身殉国的史可法的描写，沉郁悲壮，慷慨激昂，明显流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难怪会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

    《桃花扇》是一出著名的历史悲剧，其主要人物和事迹，均有史料根据。作者成功地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进行巧妙结合，成为我国古典历史剧创作的高峰。

    要将广阔的历史画面和众多的人物形象绾结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和独到的构思，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定情的一柄扇子，牵动了整个时代风云。从侯方域赠扇定情开始，经过“溅扇”、“寄扇”，直到最后张道士撕扇掷地作结，其中穿插牵连着众多的人和事件。侯方域这条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守武昌的左良玉等人。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以及秦淮艺人等朝野人士。一把纤巧的“桃花扇”，把李香君和侯方域离合之情与国家兴亡之感纠结在一起，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整体，正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足见作者概括生活的巨大艺术能力和卓绝匠心。

    多年以来，《桃花扇》曾被改编为多种戏曲剧本以及话剧、电影。对于结局，有的改编本作了不同的处理。

    《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梁祝》剧照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产生在1000多年前。它描写上虞祝家庄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府求学，途中与梁山伯结拜为兄弟，两人三载同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儿返家，祝英台假借为小九妹做媒，自许终身。数月后，梁山伯兴冲冲到祝家庄求婚，不料祝英台的父亲已将她许配给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梁山伯悲愤而亡。马家迎亲之日，花轿经过梁山伯坟前，祝英台下轿祭奠，梁山伯坟墓豁裂，祝英台纵身跃入墓穴，双双化为彩蝶，在万花丛中翩翩飞舞。

    《梁祝》歌颂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不渝的爱情，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控诉。结尾“化蝶”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很符合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剧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堪称艺术精品。“十八相送”中，艺术家们发挥了中国戏曲艺术时空自由的优势，运用了“流动空间”的处理方法，在几十平米的舞台上，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幅广阔的生活场景。从书馆到长亭之上，凤凰山、独木桥、水井、观音堂等一系列景物环境连续交替出现，多情的祝英台通过沿途的景物一次又一次地向梁山伯隐喻、暗示自己是个女子，大胆、真挚地向他表示爱情，但忠厚、朴实的梁山伯却始终不解其意。在妙趣横生的戏剧场景中，细腻地展现了梁祝两人的心理状态，刻画了人物性格。“楼台会”一场，梁山伯满怀希望访“九妹”，残酷的现实却给以他沉重地打击，梁山伯与祝英台深陷悲愤和痛苦之中，他们互相倾诉爱慕和思念之情，哀婉动人，催人泪下，使人们看到了封建家长制度活活将一对美满姻缘拆散，对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寄予了深切地同情，是这出悲剧的情感高潮。

    《天仙配》

    《天仙配》系黄梅戏作品。又名《七仙女下凡》，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三十六大本”之一。陆洪非据老艺人胡玉庭口述原本，并参考川剧、婺剧的《槐荫记》改编而成。

    董永遇仙故事始自东汉末年；魏晋时，曹植的《灵芝篇》和干宝的《搜神记》里，有了天帝助董永偿债，遣神女下凡，为之秉机的情节。

    《天仙配》舞台照

    该剧描写农民董永卖身在傅员外家为奴。玉帝的第七个女儿不安于宫庭寂寞，向往人间的幸福，因为同情董永的遭遇对他产生了爱情，私自下凡，在槐荫树下面与董永结成了夫妻。七仙女一夜之间织成了十疋云锦，使得傅家将三年长工改为一百天。百日期满，夫妻双双喜回家园，憧憬着美满的未来。不料玉帝察知七仙女下凡，逼迫七仙女返回天庭。七仙女怕连累董永受害，忍痛在槐荫树下与他告别。此改编本剔除了原剧中封建性的糟粕，如：董永与七仙女的离合系由天定的宿命论思想，傅员外认董永为义子，董永与傅家小姐成婚的情节等，从而大大提高了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天仙配》是一出优美的神话剧，艺术家们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塑造了七仙女和董永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结合和相互间生死不渝的感情，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七仙女是劳动人民崇高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的意志、愿望和理想的化身。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而是一个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普普通通农家妇女。剧中“路遇”、“分别”两场以浓墨重彩，细致地刻画了人物性格，抒发了人物的感情。“路遇”中，董永的忠厚、纯朴，七仙女追求幸福的泼辣、大胆皆跃然纸上。七仙女在槐荫树下初遇董永，她左拦右截，挡住董永的去路，向董永表示：“我与你中途相遇，说将起来也是个缘分。”直率地提出，“只要大哥不嫌弃，我愿与你配成婚。”“分别”一场，将一对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愤怒地控诉了天庭的残暴，展现了七仙女美好的心灵。七仙女被迫返回天庭，不是惧怕玉帝的威慑，而是怕连累董永被碎尸万段。她生怕董永承受不住猝然骤变的打击，把悲痛藏在心里，一次次借景物作比喻，暗示董永，慢慢才露出真情。“路遇”、“分别”两场戏经常作为单折演出，其中一些唱段，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广为流传，甚至经常作为男女声对唱出现在音乐会上，可见其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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