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朱理学

    1.学派简述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二程的思想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2.朱熹及其主要思想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4岁时，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十九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31岁时，朱熹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庆元三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被视为儒家正统，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对多个学科都有所建树。朱熹在探究和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时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如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形而上形而下、动静、道器、性情等等，都是围绕着“理”来展开的。他的思想缜密严谨，“理”的本体性贯穿一切。朱熹在追求“天理”的同时，把“人欲”看成是求“天理”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于是，朱熹提出“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并把它看作“成圣”的必要途径。

    （1）天理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其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关系的研究和展开，建立起自身庞大而成熟的哲学体系。他的天理论，则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他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并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语类·卷七十》）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如他举例说，阶砖有阶砖之理，竹椅有竹椅之理。形而上的理，何以在事物之上之先？朱熹从理为本体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这即是说，在世界本原的理那里，其本然状态便内含了物之理，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而万物则是理之后由理所派生形成。他进而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他强调在万物生成之前，理已存在，而且不依具体事物的转化灭亡为转移，理具有永恒独立的普遍性质。

    朱熹从他的理气关系理论出发，提出“理”决定“气”，理气结合构成天下万物。何谓理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先，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这就是说，理与气两大因素，是道器对置关系，任何器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观念性本体的理与物质材料的气彼此结合，便形成了天地万物。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原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与二程视作宇宙总则的“理”，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理气统一体内，“理”是第一性的，是道是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器是用。他以此克服张载重气轻理、二程重理轻气的各执一偏的片面性，形成自己的理气说。

    朱熹天理论，是天人合一于“理”的学说。“理”，既指万物的所以然规律，又指孝亲事兄所当然的道德原则。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他认为，宇宙规律与社会道德，二者由天理所赋予，存在所当然的现实指令和所以然的本质规律。如讲孝亲事兄是当然之则，究其孝与事的原因，则是属所以然的规律。朱熹无意构造自然哲学的纯理论，他所主张的是以天理的所以然规律，论证说明其所当然的道德律令。他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不容己，所谓理也。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大学或问》）可见，朱熹的“理”本体是直接投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为维护基本的封建制度，为在封建秩序下处理人世五伦关系而规定的现实道德指令。

    （2）人欲论

    朱熹认为：“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从“理”来，人的形体从“气”来，这是承接了张载的学说进而扩充了自己的关于“人性的理论”，他认为：“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人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明昏浊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无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玉山讲义》）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天命之性”的气是禀清的，因而是善的，所以他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是无有不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有清有浊，因而是善恶相混的，所以他认为“气质之性”是受到外界的物欲的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是有善有恶的。《尚书·大禹谟》云：“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人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而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使人人自危而贪图安逸；“道心”是正大之心天地自然之心，儒家称之为良知、良能、止于至善之心。“唯精唯一”就是要集中精神，以审慎细致的思维，回归先天道心之一性，才能“允执厥中”，使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所以，朱熹把“天命之性”看成是“道心”，把“气质之性”看成是“人心”，朱熹要使“人心”回归“道心”，克服不善的思想和行为，就要克服“气质之性”所带来的物欲，所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有人问朱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回答说：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熹看来，人们对美味的需求也是“人欲”的表现，因而要抛弃。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正是建立在人们欲望的不断呈现和满足的基础上的。没有“人欲”，也就很难有社会的进步。无论如何，“人欲”的消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的争夺厮杀以及相互欺诈，都往往和“人欲”的膨胀息息相关。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称为事功学派，不过没有成为主流。事功学派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包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理学相抗衡并在乾道、淳熙间形成鼎盛之势。他们认为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倡言功利，赞许“三舍法”，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其学说开启了明末清初颜元、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启蒙教育思想。

    （二）陆王心学

    1.学派简述

    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

    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鹅城之会”的故事。宋淳熙二年六月，朱熹曾与陆九渊在信州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由此可见，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大。

    2.王守仁及其主要思想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相传，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第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弘治十八年，先生“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正德元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历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南京太仆寺少卿及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庾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暴乱。后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兵部尚书，九月归姚，会七十四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嘉靖六年，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著有《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全书》行世。

    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守仁的心学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三个命题。

    （1）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基础。他对“心”的界说是：“身之主宰便是合，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传习录》）又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其说与程朱不同，心不只是一块血肉，而是身之主宰，是知觉（思维）的器官，是精神的实体。至于心与理的关系，王守仁也与程朱不二样，不是析而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他说：“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其于其亲，则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传习录》）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王守仁进一步论证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他说：“气合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甚至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阳明全书·答季德明》）

    王守仁的“心即理”说，发展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使之更富于主观色彩。《传习录》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把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用主观吞没了客观。不过，“心即理”的命题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它弥补了程朱“性即理”在理论上的疏漏；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探讨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仍然是有意义的；把全部问题放在身、心、意、知这种不能脱离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上，从而发展为王哉的“任心之自然”和王灵的“乐是心之本体”，乃是逻辑的必然。于是，王学的末流便逐渐成了理学的“异端”。

    （2）知行合一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命题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而下的“药”。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由于世人把知行分作两件，所以不仅不在行上下工夫，而且对知也忽略了。王守仁说：“今人学何，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知与行是辩证的关系，将其割裂为二固然不对，但用知代替行，吞并行同样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王守仁极大地强调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反对追求纯客观认识的知，反对脱离行的知，因而使得他的后学日益摒弃程朱“敬义挟持”的修养工夫，而对现实采取积极的干预态度。

    知、行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守仁却用“知行本体原来如此”，实即“心之本体”把两者“合一”了。他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他还举《大学》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论证见好色时已自好了，闻恶臭时已自恶了，这就是知行的本体。

    （3）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说他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克制私欲，恢复心体无善无恶之本来面目，即“存天理，去人欲”。

    “良知”是人心所固有的善性，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是不假外求的。而且，自古至今，无论圣愚，都是相同的。认为“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自然是唯心论先验论，但认为“良知”是无论圣愚皆同的，这就无异于否定了贤愚不肖的区别，承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这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良知”既然是人心固有的善性，则人人都应该是善的。但现实并非如此。王守仁解释说，这是由于除圣人之外，一般人容易受物欲之蔽所致。因此，“须学以去其昏蔽”，即须加一番“省察克治”、“致知格物”的工夫。这似乎又回到了程朱“居敬穷理”的老路，其实不然。王守仁反对程朱的“格物致知”，反对“即物穷理”，主张在心上用工夫。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护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他主张不论有事还是无事，都要一心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就是“穷理”。他说：“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时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工夫只是一事。”（《传习录》）这种一心只在“天理”上用功的修养方法，王守仁认为是“真切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的救世良方。他说：“世之君子唯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传习录》）刘宗周也认为，以“致良知”“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学案·师说》）。

    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尽管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体系存在某些缺陷，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儒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决不会减弱他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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