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叫王君林，一个叫王君宝，今年10岁。我们生活在丹东凤城市鸡冠山镇薛礼村，在薛礼小学读二年级，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我们，因为在班里，我们是穿得最不好的，但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和第二名。
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太一样，年久失修的砖房，院子里没有养猪，甚至连鸡都没有。因为在这个7口之家里，我们的太姥姥和太奶奶都90多岁了，我们的妈妈是先天性智障，爸爸几年前在外打工时突发精神分裂症也丧失了劳动能力，爷爷是盲人。全家的重担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虽然也身体不好，但依然要支撑整个家。种地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的花销和医药费，奶奶就捡废品卖钱，奶奶太不容易了。现在是暑假，我们除了帮奶奶洗衣做饭，白天也和奶奶一起捡废品。我们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所有衣物包括学习用品都是别人送的，也没有书桌学习，每天，我们俩就趴在炕上写作业、复习功课。这些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要回报奶奶的是最好的成绩，因为每当我们考了好成绩，奶奶都笑得很开心。奶奶把我们的奖状都挂在墙上，她说那是她的骄傲。
在院子里，奶奶亲手给我们做了一架秋千，她说：“虽然我们没有钱到游乐场玩，但我的孙子也得有玩具、有欢乐。”学习累的时候，我们俩就到院子里玩秋千，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能和秋千一起飘荡。
绿色愚公
我叫屈长友，别人现在都叫我“绿色愚公”。72年前，我出生在辽宁省康平县沙金乡敖力营子村满斗营子屯。这里有一座不算险峻的荒山，当地人称为“转山子”，它是科尔沁风沙的重灾区。
从小，我有个梦想，就是在这荒山上种满树，即使风再大，大树也能遮挡住。1984年春天，我向自己的梦想迈出第一步。我卖了家里40只羊、20头牛、1头骡子和1头毛驴，加上几年积攒的家底买了树苗，在这片荒丘上栽了180亩2万余株杨树，埋了柳树20亩3000多株，埋下沙棘、苕条30多亩。这一年，可把我媳妇和孩子累坏了。他们从几里外的井里取水，把2万多株树苗浇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和我一起连用工具加用手抠，硬是扒平了9座沙包。有一次我们在树地中间挖水井，水井的流沙险些要了我们的性命。但让我欣慰的是，到了1986年，我们全家辛苦栽植的杨树、柳树和松树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
为了看守树苗，我们全家搬到山上住。我每年不断投钱买树苗，直到植树面积达500亩。
现在，以往白沙漫漫的荒丘上，沙棘、榆树、柳树、杨树和松树已达8万多株，一片绿树成荫、溪水环绕的景象。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种树。如今的我患上严重的风湿病，腰再也直不起来，但看着今天的转山子变成一片绿洲，我想说，我从不后悔。
窗外
我叫啜新，今年39岁。我的家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小小的一间房，很暗，但是一转头，窗外一片光明。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并没有什么新奇，但是对我来说，每天早上，当妈妈捋着我的头发帮我梳辫，我看不见她的脸，却能清晰感受到她手指的动作、鼻息的温度，一种爱的暖流从我的发梢传递到我的心田。
小时候，我很爱跳舞，别人都说我是未来的舞蹈家。8岁时，我得了典型性类风湿，一种100万个类风湿患者中也难找出一个的罕见病。爸爸去世早，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到处去看病，沈阳、北京、长春、大连、哈尔滨……都去过，可我的病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重。我自己不能走路，70多岁的母亲就每天背着我上下楼。用自行车载我出门，我坐不住，她就在自行车旁边做个斗。
现在，我的病情算是控制住了。对有的人来说，孝顺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让父母生活得更好。对我而言，孝顺就是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守望
我叫田心刚，今年76岁，是县里授牌的道德文明监督员。在我们清原英额门镇幸福村，我可算是个人物呢。目睹幸福村一天天更美好、更和谐，我高兴啊！
我爱做好事，也爱管闲事。张家和孙家有矛盾，孙家儿子结婚，我冒充张家随了一份礼，两家和好了；村里有老人去世，我就磨破嘴皮劝火葬；堡子通往外面的土路坑洼不平，每天放牛时，我就扛把铁锹铲一铲、垫一垫；村里对村路进行改造，得占我家近一亩农田，我二话没说，铲掉一大片长得好好的龙胆草……这些事虽然芝麻粒大小，但我帮着解决，村干部就省心了。
我家门风如此。我父亲的名字村里有人不知道，但一提“好老头”谁都知道。我岳父名叫“徐老担”，别人偷他家东西，他还心疼人家拿少了。我儿子是党员，我要求他继续做好事，把这门风传给两个孙子。
虽然有人说闲话，而且做好事经常坐蜡，但村民还是认我的。村里一有事，村主任就请我出来喊一嗓子，真好使。
牵手
我叫付敏芬，因病半边身子移动困难。老伴叫张铁柱，是聋哑人。我们用手和眼睛进行交流，我是他的嘴，他是我的手，就这样一起走过了25年。
每天清晨4点，我和老伴都会准时拿着扫把出门。我是急性子，负责扫；老伴慢性子，负责撮。有时因为他动作慢，垃圾被风吹散，我脾气不好，大声对他喊，老伴从来不生气，只是对我笑。忙活了3个小时，整个院子就干净了，连个烟头都没有。
然后我俩就坐在花坛边上休息，看着邻居们在我们扫过的路上愉快地走过，心里格外舒坦，好像做了一件很了不起、很有意义的大事。
忙完了，我们就回家。老伴很体贴，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倒杯水。我们住在沈阳市铁西区人民里社区一个15平方米的插间，如果上大学的女儿回来，挤得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晚饭后，我们有时去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有时我听半导体，老伴看电视。日复一日，一直这么简单地生活。
做社区的清洁工，最初工资450元，现在涨到600元，再加上我和老伴的劳保金一共2600多元，虽然钱少，但我们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文·化
我叫刘淑清，是朝阳县一名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唱评剧的，常年在农村辅导群众唱戏。一年有三四个月，吃、住都在老乡家里。
圈里的朋友问我：“你好歹也是新凤霞的弟子，怎么甘心扑在农村一辈子？”
来采访的记者也问我：“你帮农民编排一场戏，一分钱不得，图啥？”
我的回答都是：“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村民们对文化的热爱让我感动。波罗赤镇卢杖子村剧团的组织者卢景跃为了剧团能演出，第一年把家里的毛驴卖了，第二年卖的苞米。有的村民骑着摩托车，带着干粮，到十几里外来学习。
一天，我生病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躺在炕上。一个学生也病了，在窗口挂吊瓶输液，仍然让我把她要唱的那出戏一句一句地教，直到全部学会。他们不舍得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每次我来，他们都会围上来问这问那，渴望的眼神让我感动。
每次演出都会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就连排练也有很多村民在台下看着。如果他们演出时临时缺角，我也会顶上去，不能让这个台晾着。评剧将村民们从麻将桌和酒桌上吸引过来，戏文里的故事，也成了村民们的道德评判标准，大人小孩都能唱几句。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只要身体允许，老百姓欢迎，我还要为乡亲们排戏。
留下吧
我叫吴魁，29岁，葫芦岛边防支队孙家派出所驻村民警。我至今记得，5年前的7月第一次走进辽宁省绥中县网户乡孙家村的情景——村里没有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民家准备家访，可村民像见了瘟神一样大门紧闭。站在村口，我看着这个没有村部、没有卫生所、没有广场、没有生气的凄凉村庄，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想了一夜，我决定留下。
村里没有路，村民与外界接触少，是这里贫困的主要原因。我在上级的支持下，忙了几个月，筹到了修路资金。当孙家村历史上第一条柏油路出现在村民眼前时，开始有人和我主动说话了。
村里一点娱乐设施也没有，无聊的村民凑到一起总打嘴仗，有时还动手。我和大家商量着，在空地建个休闲广场，安个篮球架，让大家有点儿事情做。村里的幼儿园和小学老师都待不长，快办不下去了。我就一家一家找，把好多离开的老师又请回来。做了好多事后，村民彻底相信我了，待我如自家人一样，村里95岁的方老太临终前一定要见我，拉着我的手离开了人世。
2011年年末，支队考虑到我和妻子两地分居，准备将我调离。走的那天，推开门，全村村民都来了，他们拉住我的衣服，卸下我的行李，手里拿着全村人联合签名的挽留信，说啥不让我走。
现在我依然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奔走在孙家村。是的，我又留了下来。
父亲
我叫雷从杰，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从河南淮阳县朱集乡雷庄村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过得比我好。
每天早上4点，我和媳妇就开始干活了，现做当天要卖的熟食。6点到早市，8点收摊，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在社区的路口继续卖熟食。等到洗刷收拾好，要晚上11点多，每天能卖100多元。从2000年我们一家来到沈阳，几乎天天都是这样过的。
来买熟食的多数是熟客，我从来不差秤，而且质量绝对安全。
我在沈阳安家落户了，老家的地叔叔在种。大女儿上初三，二女儿上初一，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大女儿上次考试班级第二，二女儿语文、数学、英语都90多分，学习上从来不让我们操心。我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做好人，老老实实做人。
我条件有限，没办法让孩子们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我家离中华剧场近，以前孩子们个头儿小不要票，偶尔会有好心的观众在我的央求之下同意把她们带进去看节目。现在她们长大了，这样不行了，有时候我会咬牙买两张票。虽然一年下来也看不上几次，但孩子们都特别开心。看着她们，我就啥累啥苦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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