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植根于欧洲大陆，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繁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股左翼思潮，是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一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根据时代变化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它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社会现状进行解读，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在当代西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由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柯尔施在1930年提出，当时指的是，以卢卡奇和他自己为代表的、不同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股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按照出现时间先后排序，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学派。
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主题，是工业文明全面走上历史舞台，并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这就决定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主题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此外，在20世纪世界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和重大事件，时代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针对这些新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形成时期（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二是拓展繁盛时期（20世纪30—60年代末），核心主题是法西斯主义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批判、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三是转型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核心主题是生态危机批判。
（一）第一阶段：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20世纪20—30年代）
这个阶段的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针对以泰勒制和福特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工业化资本主义，他们把探讨重点放在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强调意识革命和夺取文化领导权，注重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面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和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革命理论家在反思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从中西欧具体情况出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了探索。通过“总体革命”这个概念，卢卡奇强调文化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调。葛兰西针对中西欧革命的失败，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见，卢卡奇、葛兰西等主张的革命道路，既不是政治先行的十月革命式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也不是经济先行的第二国际改良主义道路，而是文化先行的以文化和思想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道路。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理论家对欧洲具体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第二阶段：对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反思（20世纪30—60年代末）
第二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拓展与逻辑深化时期。这个阶段的历史大背景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与资本主义对峙。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法西斯兴起、二战、苏共二十大等，触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思考。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繁盛时期，出现了一些有重大理论影响的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主题。
1.法西斯主义批判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法西斯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正确地强调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社会意识的作用，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所以要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大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大众的畏惧自由、渴望权威的性格结构，使得希特勒的宣传能够见效。而这种性格结构是普遍的压抑造成的，因此消灭法西斯主义首先要消除压抑，改变人的性格结构。[150]
2.发达工业社会批判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文化层面的问题上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吸取西方当代思想资源（如韦伯合理化理论等）的基础上，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揭露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普遍异化状况及其深层原因。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对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揭露和分析。
第一，启蒙精神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批判地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性，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灾难中，这灾难是启蒙的胜利所带来的。换言之，启蒙是要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神话的非正义，通过启蒙理性来消除神话，但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时，理性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和压迫力量，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以解放人为目的的理性工具最终变成了统治和奴役人的工具理性。[151]
第二，工具理性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工具理性一方面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排斥了价值理性，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并带来了人本身的异化。具体来说，工具理性使人思维程式化，这就意味着人丧失自我，而自我的丧失也就等于自由的丧失；它又使人只关注计算、手段、效率、功用而回避那些终极性问题，忽视了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消解了人的生命的价值维度。
第三，科学技术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承认科学技术的后果具有双重性，但侧重点在于揭示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负面效应。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履行着意识形态职能，从解放人的力量变成了统治人的力量和“技术恶魔”，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自由个性。哈贝马斯更是直接将科学技术指认为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深入到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认为技术理性主义认定科学技术有发展的无限潜力和解决问题的无限能力，这是一种科学技术万能论。
第四，大众文化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流行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并不是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而是利用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产业，它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商业制作，单调重复、整齐划一，控制和操纵人的思想和情感，压抑和抹杀人的个性，具有虚假性、欺骗性、肯定性、单向度的特征，实际上是反文化。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大批量制造，结果必然使文化产品丧失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这样的文化工业就具有了控制和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能力，它对大众意识的控制和操控，主要是通过不断向人们提供整齐划一的、没有多少思想深度的大众文化产品来实现的。因此，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统治人们的一种新工具，在大众文化的统治下，大众丧失了批判意识，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和批判能力，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大众文化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152]，是支持统治、维护现状与麻醉群众的工具。
第五，消费社会批判。在西方消费社会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对消费社会展开了批判。根据对人性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追求物质享受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恰恰把物质享受作为自己最本质的需求，这种不属于人的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高兹提出了“需要的异化”这个概念，认为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被社会的流行趋势所驱使，是一种虚假的需要，是异化了的需要，这种“不需要”的需要之根源，正是资本主义本身。马尔库塞指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制造虚假的需求变成了它最必要的装置之一，实施强迫性的消费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人的最新的方式，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是现代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的真正秘密所在。
3.人道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的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总问题。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马尔库塞发表了长篇论文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弗洛姆指出，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地自我异化；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153]
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认可人性的存在，把对人的研究归结为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在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把人的问题搞清楚了，才能进一步去研究社会，即一方面研究现存的社会是否符合人的标准，另一方面研究按照人的标准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从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个维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充分高扬了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撇开了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来研究人的本性，所以没有能够超出抽象的人本主义范围。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的学说，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贯彻始终的人道主义”“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马克思形象是“青年马克思”，他们最推崇的马克思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提高人的自由，突出人的尊严和友爱，强调对人的普遍关怀，使人不仅作为阶级的人获得其解放的地位，而且要“使人真正地作为个人获得解放或主体性的地位”。人类文明或社会解放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得到充分的体现，实现人性的充分发展。
4.反人道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出了科学主义的向度，它力图与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性原则的倾向相抗衡，试图通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实证意义上的科学体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性。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反对萨特的人道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通过论证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他主张用结构主义方法，即强调事物各要素的结构关系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用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历史的发展，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否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强调卢梭和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经验科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马克思形象是“成年马克思”，他们最推崇的马克思著作是《资本论》，认为只有《资本论》才真正展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
（三）第三阶段：生态危机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在这个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转向了以弹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并进一步发展为全球资本主义。相应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越来越走向多样化，边界越来越模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思潮而存在，但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生态危机批判理论，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棵老树上的一朵新葩。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生产方式、制度上来考虑生态问题，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思考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克服生态危机的对策。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危机是与消费主义和技术理性关联在一起的，因为无止境的物质消费必然带来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对资源的惊人浪费和对环境的肆意污染，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如果失控，也必然加剧对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高兹指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尽追求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现有的经济模式，而应该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从总体性角度考察事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整体性的最根本含义是，世界虽然在表面上看是由分散的现象和对象组成的集合，但是在本质上，这些现象和对象是彼此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当我们把由部分构成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时，它就会表现出部分所不具有的特征和品质，即整体相对于部分的优越性。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是处在这些作为总体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个人的地位并不是由他个人的特性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所决定的。如果抽去了他们的社会差别，就成了历史和现实中都不曾存在过的抽象的人，这种人最多只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科学的对象。从整体性思想出发，马克思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而孤立地、片面地考察经济现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必须从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的联系中去考察整体内部的各个部分的性质和作用。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必然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从整体思维出发，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的鲜明体现。它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第二国际那里，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作为对一战之后中欧、西欧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发端。强调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取向之一，可以说，对总体性原则的推崇贯穿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性出发把握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反驳，试图通过主客体实践的辩证法去消解经济决定论，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他认为，经济决定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把形式和内容、思维和存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对立起来的片面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卢卡奇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是总体性的认识，而总体性的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直接的反思、反映，而是通过对主体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客体的理解，又通过对客体的理解而达到对主体自身的理解。这是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主体与客体互为中介的过程。卢卡奇指出，“在解释历史时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差异的不是经济动因的首要性，而是总体观点，总体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54]卢卡奇认为，整体高于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是隐含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原则，而马克思继承了这个革命原则，并将其用于考察自然与历史的总体的运动过程，将社会整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了社会整体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得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结论。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对经济决定论给予了批判，并对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解读。阿尔都塞认为，生产方式是由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不同层面组成的总体性结构。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主要体现为生产方式这个总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卢卡奇主要是在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强调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进步过程，阿尔都塞则把社会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总体，从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
卢卡奇、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总体性方法，要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考察社会，从物质、精神、心理等方面考察人，抛开孤立地、片面地考察经济现象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的联系中去考察整体内部的各个部分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整体大于局部，整体自有其所凸显的整体的特性，它不能还原为各个部分，单纯依靠还原与拆零不能真正揭示整体特质，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事物、考察社会和人的思维方式，即从整体和系统来考察的方式，也就是整体思维方式。
整体思维是系统地看待事物和问题，以防止片面性的一种哲学方法。整体思维的科学合理性源自客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客观世界是由自然、社会、人等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完整、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把握其整体面貌。人认识事物不仅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全面和片面的关系问题。我们认识事物，有的从主观出发，有的从客观出发，这是一种不同的认识出发点。有些人认识事物只认识事物的某一部分，没有把握事物的整体，这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片面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要系统地、完整地、全面地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片面地看问题，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前面所讲的盲人摸象一样，有的盲人摸到鼻子，对“象”下一个定义，“象”就是鼻子；有的盲人摸到尾巴，又对“象”下一个定义，尾巴就是“象”。从自己感知到或把握到的个别部位（部分）对“象”（整体）下定义，以偏概全，这就是片面的方法。与之相对应，全面的方法是，首先对这个完整事物的各个细节、各个部分给予一个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然后把各个部分、各个细节加以整合以达到对这个事物完整的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达到全面、完整的认识，就要提高看问题的层次，也就是要站在一定的高度看问题，跳出问题看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
整体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包含三个原则：（1）纵向原则。从纵的方面也就是时间维度去考察客观整体，把整体看成一个有机延续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整体思维也是一种过程思维、连续性思维。（2）横向原则。从横的方面，也就是从客观事物自身包含的各种属性来整体地考察它，使事物内在各个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清晰地展示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整体思维也是一种全面思维。（3）立体原则。从纵横两方面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综合，并按照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层次和结构，组成认识之网，再现客观事物的全貌。从这个角度看，整体思维也是一种系统思维。
在整体思维看来，系统就是一个辩证的整体。第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结为它的构成要素，也不能简单地看成它的构成要素的总和。第二，系统的各个要素并非毫无联系或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系统是整体和要素与要素和要素协同过程的集合体，是合乎规律并由各个要素有机组成的整体。第三，系统是动态和开放的整体。任何系统客体都是物质、能量、信息不断输入和输出的整体，是作为整体运动过程而展开的开放体系。总之，系统整体是整体与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在系统整体和要素中，整体起主导作用，各个要素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系统整体统一性的要求，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应该始终与系统整体保持内在一致的协调性。
整体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占据重要地位，“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中国传统哲学习惯将自然界（天）和人视作一个浑然整体，且宏观地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和事物的本质，探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相互影响。中国古代宇宙观认为，“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把宇宙看成一个空间、时间的统一体，这就是整体思维的体现。宇宙万物是个统一体，人自身也是个统一体。统一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要想了解各个部分，必须从宏观上了解整体、把握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一整体思维倾向，在中医学中得到了突出体现。中医学家们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密切联系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理活动中是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在病理变化中是相互影响的。中医学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的完整性，也关注人身心的协调性、人与自然环境的融洽性、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性。比如，中医学把人的“身”和“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重视七情方面的调节，使得情志得以疏通，气机得以舒畅。因此中医学的治疗注重从整体上恢复身体与心灵、人与外界的平衡协调，治标更要治本，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从内部结构考察事物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认为整体由多种矛盾构成，而后者认为整体仅由一对矛盾构成。在黑格尔那里，简单原始的矛盾是唯一决定性的力量。在马克思那里，原始简单的统一体消失了，代之以有结构的复杂整体。阿尔都塞指出，既没有只包含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也没有只分为两个部分的原始的矛盾统一体，任何过程都是具有多种矛盾的复杂结构。虽然在复杂结构的整体中各个要素具有主从关系，但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还原为或归结为另一个要素。在这一复杂整体的过程中，各种互相联系的矛盾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矛盾虽然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结构整体来实现的，所有矛盾都在促使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起了本质的作用。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主导结构的矛盾统一体，构成该统一体的各个矛盾具有不平衡性，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它的基本性质和运动方式。当我们说一种矛盾支配着其他矛盾时，不过是表明矛盾所处的复杂整体是个有结构的统一体，而在这种结构中，各矛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主从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整体就是结构，是现存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复杂整体本质上包含着一种矛盾支配其他矛盾，这种支配从属于复杂整体的结构，是结构决定矛盾，而不是矛盾决定结构。在矛盾与结构两者中，矛盾是从属于结构的，矛盾在结构的运动中，既不决定自己的趋势，也不决定自己的界限，它只是局部的、派生的现象，其作用已经被结构本身预先决定了。在理解一种矛盾统一体时，必须把通常的思考顺序颠倒过来，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够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阿尔都塞把历史看作“没有主体的过程”。在他看来，在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人只是关系的载体。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主体的话，那么生产关系及其他关系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
阿尔都塞的复杂结构的矛盾观，揭示了任何事物或过程都是多种矛盾的复杂统一体。矛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杂整体。所谓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形式、结合方式和排列顺序，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现代系统论研究表明，凡是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系统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结构是系统内在的、微观的、分析的特征，功能是系统外显的、宏观的、综合的特征，结构可从系统要素的关联中把握，功能则表现于系统与外界的联系。结构是现代科学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方式。世界上的系统各种各样、千差万别，就是因为每个系统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系统的结构，结构决定客观事物或系统的存在状态、运动形式和性能表现，并通过结构来表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事物的结构如同事物的运动一样，也是事物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
任何事物和过程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并且结构在事物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引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结构思维方式，即在认识事物时，必须从事物的整体以及多样性的联系，从要素的功能及其内在的复杂结构，从内在矛盾的复杂性及其矛盾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出发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所谓结构思维，就是强调从系统的结构去认识客观事物，并从中寻找最优结构，以获取最佳系统效能的思维方法。根据结构思维，事物的结构具有如下性质。
整体性。系统的结构是由各个要素或部分按照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只存在于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系统都是由其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系统的要素只有依靠结构的联系，才能变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也只有通过结构的中介，才能把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的属性和功能变为系统的整体属性和功能。同时，任何结构中各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和其他部分的关系存在的，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有序性，从而使结构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事物整体的性质不应从整体以外去寻找，而应根据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来说明。
有序性。系统的要素或部分是按照特定的秩序组成结构的，而并不是任意地结合。有序是系统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无序就是混乱，会导致系统的崩溃。结构是系统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其中包括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形式等。结构的有序性，是指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的层次性和等级性，是指事物各个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如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序列、时间上表现为发展的顺序等。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秩序，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秩序和规则，就是结构的有序性。任何事物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是一个井然有序、环环相扣的链条。当然，有序并不是机械静止式的绝对平衡，而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平稳。在一定意义上，把握系统的有序性，就是把握系统的结构。
层次性。系统的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结构。结构的层次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纵向结构的等级性；二是横向结构的多侧面性。纵向结构的层次性，即上下、高低等纵向等级关系，其中低一级系统是高一级系统结构的有机部分，具有包容、递进、发展、深入的动态变化关系；横向结构的层次性，则是指同一级复杂系统可以横向展开若干既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又各自独立平行的部分，具有相关、相联、相互影响的渗透融合关系。结构的层次性是复杂的，在同一纵向层次上有若干横向层次的交叉，同样，在同一横向层次上又贯穿着纵向层次。总之，结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因而总是呈现出时空上的层次性。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必须从事物的内在结构、层次出发分析认识事物，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一开始就陷入细节；也必须考察组成该复杂结构统一体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找到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稳定性。稳定，是指系统某一状态的持续出现。稳定性，是指系统在外界作用下具有的一种自我稳定能力，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自我调节、自我组织和自我更新，从而保持和恢复既有的结构和功能的特性。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或系统不仅都有一定的组成要素，而且这些组成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稳定的相互作用和联结方式。实际上，任何系统状态中都包含着不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的部分和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的部分，前者构成系统的结构状态。而结构本质上是系统的稳定联系，是系统要素的内部关系，是关于构成、联系、秩序和时空的内在规定性，实质上是一种相对“固化”了的内在联系。系统结构的稳定性源于结构的有序性，由于结构的有序性，就会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在相互作用时产生某种惯性，以维持系统的平衡，即显现出结构的稳定性。[155]
（三）前瞻性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
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空前改善，政治境遇也有了显著提高。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大唱赞歌。在他们看来，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虽然物质层面上的问题解决了，但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社会仍然是病态的、不合理的，甚至病得更重了，更加不合理了，因此必须对这个社会加以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不是简单地描述现象、就事论事，而是追根溯源，追到了工业文明的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呢？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就是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是通过使用理性，将自然对人的统治扭转为人对自然的统治，实现直线式的进步。启蒙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它的胜利却蒙上了灾难的阴影，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文明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重新回到野蛮状态的危险境地。也就是说，启蒙走向了它所反对的东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这表现在：第一，启蒙要破除神话、消除迷信，但它自己却走向了神话、迷信。第二，启蒙要正确认识世界，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歪曲了世界。现代的启蒙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用公式代替了概念，它要为世间一切事物找到发展的规律，这样在实际上是片面地理解了世界。第三，“启蒙精神”的出发点是增强人的能力，但使人软弱无力。现代社会的人有一种软弱无力感，在分工高度细化的今天，人们普遍地依靠专业人士、依靠权威，而不愿意自己费力搜集资料、独立思考并做出判断。第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反对极权主义，但它却在发展的历程中走向了极权主义。启蒙的背后是对自然的占有欲和统治欲，这种欲望也施加到了人类的头上，人类自身也成了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牺牲品。
自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乐观主义的文明进步论一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在文明进步论者看来，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科技进步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支撑这种文明进步论的一种重要信念。“知识就是力量”体现了人们对于自身理性的高度信任。培根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是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要认识自然，因此要研究自然，探求自然的规律。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理性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当它发挥到极致，也会走向自身的反面，从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简单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把倒退和野蛮寓于现在的进步和文明之中，现在的进步越大，倒退的风险就越大，现在的文明越发展，野蛮的威胁也越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启蒙辩证法体现了辩证法的一种具体应用——用前瞻的眼光动态地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这里的变化并不一定是正面的积极的进步和发展，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退化。因此，在考察具体事物时，不能只是静止地看它当前的状况，仅仅根据它的现状做出判断，还要了解它的过去，并且根据它的过去和现在对它的将来进行预测，这就是前瞻思维。在现实工作中，前瞻思维要求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依据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事物的发展趋势，确定长远目标，并以此推动现实的发展。
与前瞻思维相对立的是当下思维和静态思维。在工业社会中，高度细化的专业分工、相对独立的个人和繁忙的流水线生产，使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自身当前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当下思维和静态思维。但是，现代社会处于一种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动荡，处于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入21世纪，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当今人类已进入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在全球化态势之下，资源、产品、人才、信息都处于高速流动之中，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贸易等方面，也都在急速变化之中。就国内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新的矛盾、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陈旧的传统思维正在受到冲击，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思想观念，正在中国的高速发展进程中不断孕育产生。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大势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必须坚持前瞻思维方法。
作为一种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和未来的方法，前瞻思维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前瞻思维的作用。甲乙两人打赌，甲提出在60天内，甲每天付给乙100万元，乙第一天给甲一分钱，此后每天加一倍。乙一口答应，签订了协议。到第十天时，甲已经给了乙1000万元，而乙只付出几元钱，乙心里暗喜。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进账开始逆转，第60天时，乙总共收到6000万元，但应当付给甲超过2500亿元！在签订协议时，乙只看到这个协议在短期内会带给他巨大收益，却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对他而言，会在长期内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挽回损失的风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前瞻思维，只看到短期结果，而对长期趋势和未来的不利情况没有做出正确的预计。
（四）从心理和精神层面理解人
心理分析是一种颇有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心理分析范式之下，以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虽然正确地强调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对社会意识的作用，但没有进一步解释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性。而法西斯主义赢得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民众的心理。因此，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在于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分析方面，而弗洛伊德主义的长处则在于它对个人、个人的无意识的微观分析方面。但弗洛伊德主义把研究对象限制在个人及个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割裂了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因而无法全面解释个人的精神和心理，而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就能较好地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通过这种结合，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心理基础做了深入探讨，并进一步阐述了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利用意识形态巩固统治和遏制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制。
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三层性格组成理论，认为人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完全的潜意识即无意识，代表欲望，只按照快乐原则追求本能的满足，不受任何形式的个体意识和社会原则的约束，不知道任何价值、善恶和道德。“自我”大部分有意识，是现实化的本我，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它控制本我的原始冲动，压抑那些与现实相冲突的本能，使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超我”大部分是无意识，是人的良知或内心的道德判断。自我负责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进行协调。它一方面受到本我原始冲动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受到超我的道德压制。赖希改造了弗洛伊德的三层性格理论，把人的性格结构分为生物核心层、反社会层和社会合作层，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应着人的性格结构的反社会层，而这一层是由于生物核心层的健康冲动被压抑而形成的。赖希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大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大众的畏惧自由、渴望权威的性格结构，使得希特勒的宣传能够见效。因此，要消除法西斯主义，就必须从人的心理层面着手，消除普遍的压抑，改变人的性格结构，创造出能够自我调节的人类性格结构。
弗洛姆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一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在法西斯信徒中，施虐狂与受虐狂往往集于一身。二是破坏狂。通过毁灭和破坏来排除外界威胁。三是个人自恋与社会自恋。通过个人自恋和社会自恋，把自身认定为某个优秀圈子的成员，通过排斥甚至灭绝所谓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种族和堕落的阶级，来维护这个圈子的纯洁性和凝聚力。四是非理性煽动与盲从。法西斯鼓吹者的非理性煽动充分迎合了人们的内心愿望甚至审美观念，挑起了很多人的狂热，使他们在无思考和非理智中走向盲从。五是逃避自由与依赖权威的心理。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处于各种束缚之中，不那么自由，但是这种束缚无形中成为一种庇护、一种依靠，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在现代社会，人们脱离了各种束缚成为自由的个人，反倒不适应这种无依无靠的自由了，感到孤独，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感到不安全，这是一种随着分离和独立而来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因此，人们要逃避自由，要依赖所谓的权威，要从权威那里获得庇护，让权威来为自己做出选择。这就为法西斯的极权提供了土壤。在弗洛姆看来，只有通过爱与创造的活动才能真正克服个体分离的焦虑，根除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已经普遍摆脱了贫困，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贫困而主张革命的理论基础已经被改变了，但这不等于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改变了，它仍然需要改变，只是变革的理由不再是贫困而主要是“人性的被压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精神上的枷锁，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就需要综合弗洛伊德主义的方法。这样做，不是要用心理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心理学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马尔库塞强调，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各种压抑，统治的权力不仅操纵和支配了意识，而且还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所以首先要进行人的心理革命，改变人们的欲望、需要、情感等，形成一种新的内在的心理机制和反抗压抑的心理结构，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剖析现代人的病态性格来探明法西斯主义兴起背后的心理机制，并通过揭示人的生存困境来批判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病态。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人的性格结构、心理机制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强调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微观革命对人的解放的作用。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和理解“人”的思维方式，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微观为主的心理分析思维方式。人不同于动物，人除了具有动物性的本能，还具有意识，也就是说，人有着动物所不具有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根据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思维方式，要认识自己和他人、分析人的行为及其动机，既要从宏观角度来考察人的社会性，从政治、经济层面研究社会对群体的影响，也要从微观角度来考察人的个体性，研究社会和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心理形成的影响，研究人的性格心理机制；既要从理性角度来考察人，也要从动物性和本能角度来考察人。
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考察人的需要，则会得出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类似的结果。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层次。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对应人的本能和动物性，也就是个体要保证肉体的存在和延续。吃饭、睡觉、繁衍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在这方面人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而环境不安全可能导致个体受伤甚至死亡，同样会威胁个体的生存，所以安全的需要也归属于人的本能和动物性。情感归属和尊重的需要对应个体的情感和意志，就是要保持心理的平衡与安稳，寻求存在感。而他人对个体的尊重能够给其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系也能让个体体验到存在感并感受到生命的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应人的纯粹精神，就是人在社会中发掘自己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追求自我完善，发现自己的潜能并实现潜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精神满足。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及对工作方法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一些抽象人本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我们不完全赞同。但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哲学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思维方式可以转化为我们领导干部解决问题且做好工作的方法。
（一）宏观整体思维与工作方法
由上可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用整体眼光看问题的整体思维。在这方面，它作了许多论述。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运用整体思维方式，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8世纪以前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整体性是事物存在的基本特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作为整体、系统而存在的。这对今天我们领导干部的启示在于，在工作中要坚持整体思维：在具体工作中，只有把事物放在它固有的联系中加以考察，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找到解决问题和做好工作的方法。在现实工作中运用整体思维方法，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力戒坐井观天，注重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
领导干部不必事必躬亲，必须具有从宏观着眼来把握整体的全局思维能力。陈澹然有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应该从总体、全局的角度去考察，不能仅仅为了自己负责领域内某个局部的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因小失大。进一步来说，领导干部不能把眼光只盯着自己负责的领域、自己的任期，要放眼开去，看到自己所负责的领域与所在的地市及省份，乃至全国的关系，看到自己的工作与国家未来发展的关系；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置整体利益于不顾，为自己任期内的政绩、短期利益而置国家未来的发展、长期利益于不顾。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是一个局部。在这个局部内工作，很容易只看到局部的问题，而不去把这个局部问题放在整个大局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对局部有片面的认识。人的眼睛看问题总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人的视野只能看到他能触及的地方，这是生理的眼睛。还有一双社会的眼睛，即在一个单位工作，往往只看到这个单位的情况和问题，看不到整个单位以外的其他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单位的问题与大局的问题是内在相关的，它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为了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我们要力戒坐井观天，井底之蛙是难以观看整个天空的。因此，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领导干部在其工作中，都应该具有战略眼光，从自己所在的圈子中跳出来，从全局着眼来思考问题，把立足点和落脚点真正放在服务大局、推动整体发展上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进程有机结合起来。
2.力戒只站在自我的立场看待事物，提倡换位思考和双向思维
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往往容易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别人的观点有可能是片面的。这种自以为是，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力戒自以为是，提倡换位思考和双向思维；要注重吸收他人的认识成果。因为我们自身总是具有局限性的，利用他人的认识成果可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认识。比如，在一个单位，领导与群众由于所处位置、分工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不同。这时，领导干部就应多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认识达到全面；反过来，群众也应多站在领导决策的角度来看问题，即假如我是领导我怎么看。如果双方都能换位思考和双向思维，双方就能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如果自以为是，是很难达到全面认识的。在这里，提倡多一点儿自以为非，对我们全面认识事物是有好处的。
3.力戒只从一个角度看待事物，要多角度全方位看待事物
缺少整体思维，容易走向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把重点当成唯一。《佛经》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做客，一开始主人做的饭菜可能盐放得比较少，味道很淡，客人吃得不怎么香。后来主人又往饭菜里放了一把盐，客人一吃觉得很香，他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来，即饭菜之所以香，关键在于这一把盐。他把这个认识带回家里，做饭时，油和调料都不放，只放这一把盐，结果把饭做得一塌糊涂。这是把重点当成唯一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改革开放以前一段时期，我们曾把政治当成唯一，强调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意味着政治是重点，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结果其他的问题都放在一边。1978年以后，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命题就意味着经济建设成为重点。但我们有些人又把这个重点当成唯一，所以一手硬一手软就出来了，只抓经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又出现了偏差。在经济建设过程当中，GDP是很重要的，是个重点，结果有些地方又把重点当成唯一，那就是GDP至上，只讲GDP。GDP本身没有错，GDP是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问题就出在GDP至上背后的那种“把重点当成唯一”的思维方式上。只片面追求GDP至上的经济增长，那么，什么环境污染、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民生问题、全面发展问题都会放在一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都出来了，结果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失衡。过去，我们忽视资本、批判资本。在1953年到1956年，我们国家搞“一化三改造”，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把资本给赶跑了，后来我们中国人得了“恐资症”，“谈资色变”，割资本主义尾巴。1992年以后，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利用资本要素，结果，我们中国人把赶走的资本又非常热情地请了过来。现在，我们认识到资本很重要。但有些人又把资本的重点变成唯一，仅仅看到资本的积极作用，而看不到资本的负面效应，以为只要有了资本就能发展经济，有了资本什么都可以不要了。还有，学生的成绩很重要，但有些老师、家长、学生都把成绩看作唯一，而对学生的健康人格、心理世界、人格素质、全面发展这些方面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力戒把重点变成唯一，要全面地看问题。
（二）微观心理分析与工作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十分注重微观分析，用心理分析的眼光看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启示在于，在具体工作中，既要注重宏观把握（但要避免抽象的所谓宏大叙事），也要注重微观分析，善于运用心理分析来解决问题、做好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深入人的内心世界，重视人的精神和心理需要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日渐重要。在物质生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地位的提升、自我发展的机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权利的表达等精神和心理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的幸福感更多地来自主观的东西。精神激励，就是基于人的精神和心理需要的一种主观激励方式，是指精神方面的无形激励，包括向下属授权，对他们工作绩效的认可，确立公平、公开的晋升制度，提供学习和发展并进一步提升自我的机会，实行灵活多样的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以及制定适合每个人特点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等等。精神激励是领导者用思想教育的手段倡导组织精神，调动下属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方式。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应多关注下属的心理健康和思想状况，利用观察、谈心、参加集体活动等形式，深入下属中去，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他们的想法，把握他们的个体心理活动特点。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春风化丝雨，润物细无声，就要采用和善友好的态度，对下属的习惯、特长、愿望、兴趣爱好等给予尊重，并给予他们发展进步的机会，尽量创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缓解下属心理压力。这样，下属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真正的重视，从而达到精神激励的目的。
2.加强自身心理疏导和调适
在瞬息万变、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来自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使许多人背负了各种心理问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情绪危机和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问题往往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甚至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心理压力、心理健康和心理调适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
什么是心理健康呢？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的、持续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对外界能良好地适应，并且充分发挥其身心潜能。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心理学家将心理健康的标准描述为以下几点：（1）有适度的安全感，有自尊心，对自我的成就有价值感。（2）适度地自我批评，不过分夸耀自己也不过分苛责自己。（3）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适度的主动性，不为环境所左右。（4）理智、现实、客观，与现实有良好接触，能容忍生活挫折的打击，无过度的幻想。（5）适度地接受个人的需要，并具有满足此种需要的能力。（6）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的动机和目的，能对自己的能力作客观的估计。（7）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个人的价值观能适应社会的标准，对自己的工作能集中注意力。（8）有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9）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需要改变自己。（10）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在不违背社会标准的前提下，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既不过分阿谀，也不过分寻求社会赞许，有个人独立的见解，有判断是非的标准。根据以上标准，心理健康的正面表现有：积极应激、情绪稳定、自控力强、耐受力强、协调力强、自尊、自信、自强、乐观、愉快、大方、幽默、乐群、精力充沛、心胸开阔、认知客观、能专注于工作等；负面表现有：情绪不稳定、自控力差、压抑、焦虑、失眠、孤独、自闭、自卑、自负、消沉、恐惧、忧郁、颓丧、暴躁、攻击、酗酒、迁怒、敏感、多疑、失衡、思维混乱、心因性疾病出现等。
作为一种特殊群体，领导干部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往往比一般群体承受了更多、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工作绩效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也取决于他们的心理素质。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自身的心理健康，不仅是领导干部履行自身职责、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客观要求，也会影响到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因此，领导干部应注意培养健康良好的心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极主动疏导和调适自己的心理。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心理调适的主要方法有：
一是有取有舍。在工作和生活中把握好尺度和分寸，既认真尽职，又避免完美主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压力是客观存在的，领导干部要学会管理压力，不是逃避压力，要把压力调节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充分享有压力带来的益处。
二是有张有弛。在高强度工作中，要学会自我减压，学会放弃，坚持积极的业余爱好。即通过肢体行动，如运动、冥想、肌肉放松、倾诉、音乐、旅游等行为减压方式，消除肌肉与精神紧张，释放压力，获得身心的放松与平静。
三是有进有退。在打击挫折面前调整心态，自我疏解，避免非理性反应。领导干部应认识到挫折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挫折的利弊两重性，提高自身的挫折耐受程度，从而迅速从挫折中恢复，减少心理伤害和负面影响。
四是及时消解负面心理因素。许多医学专家认为，良好的情绪本身就是良医，人体85%的疾病可以自我控制。只要心情愉快、精神松弛，余下15%的疾病也不必全靠医生治疗。生理学家把情绪称为“生命的指挥棒”“健康的寒暑表”。在高度复杂和紧张的工作中，应及时排除各种负面情绪和不健康心理，增强自我调控能力。焦虑、忧郁、恐惧、妒忌、报复等负面情绪和心理往往使人失去冷静，降低人的自控能力，还可能导致过激行为，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情绪管理不是简单的心理抑制，更不是表情控制。情绪管理的基础是掌握正确的认知方法。一味地压抑不利于身心健康，但随意地宣泄也不是明智之举。情绪管理主要有如下方法：（1）幽默法。它是领导干部情绪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工作和生活中，应经常保持幽默，这可缓解矛盾、调节情绪，给人带来欢笑，征服忧愁和烦恼，促使你的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状态。（2）口诀法。和尚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事，开头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失沉稳、不失镇定。这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帮助他们平复内心的巨大波动。我们可以自己定出一句口诀，形成条件反射。每次遇到危难都念这句话，自己一下就会感到轻松很多。（3）远望法。遇到困难的时候往远看，就会发现克服困难的方法，也会增强对当时压力的应对信心。[156]
五是遇到心理障碍自身难以排解时，及时寻求心理援助。首先是寻求亲人的理解和帮助，其次是向心理专家咨询。
六是建立正确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认知是造成人们心理压力的一个主观原因。领导干部一方面要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接受他人的评价和反馈，通过人与人的比较来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自己的外在行为或心理活动的表现来了解认识自己。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领导干部的自我认识往往难以达到全面和准确，容易出现自我预期与现实状况之间的错位，导致一些心理问题。这时，可以通过优化思维方式、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培养幽默感等方式，改善认知因素的结构，克服和缓解心理压力。
3.恰当发挥情感因素的作用
情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很多场合，情感可以为理性开道，打开工作局面。作为领导者，不管语言多么动听，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带着情感，就打动不了人心；如果对下属没有深厚的情感，就难以使其产生认同感并调动其工作热情。当然，情感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必须辩证认识和恰当发挥情感因素在工作中的作用。情感性关系往往存在于较小范围，是一种较稳定和长久的关系。领导干部如果过分重视情感性关系，将其当作协调人际关系的唯一方式，则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领导干部与上级、同事和下属之间，可保持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不应过度，不应将个人感情置于工作职责之上。交往双方应注重平等和互相尊重，并遵循道德法则。这种关系往往能更持久，是领导干部应该提倡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
（三）前瞻思维与工作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前瞻思维，对我们领导干部也有重要启示。用前瞻思维进行预测时，对未来大体上可以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判断。这样，在工作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思路。
1.底线思维与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着重从负面考察人类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过度发展在未来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从这种思维出发，能够对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保持警惕，这就是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一种重要的前瞻思维，是指认真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且接受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这就是一种底线思维的体现。
底线思维与风险预防联系在一起，它要求着重对未来的风险进行防备。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先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指出，风险在人类社会一直存在，但现代风险在性质上与过去的风险完全不同：一是在物理和化学领域里的现代风险是看不见的；二是产生这些新型风险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而风险管理就是要处理现代化本身引起的偶然性和不安全性；三是随着人类技术能力的增长，技术发展的后果变得难以测算，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逐渐演变成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现在人们所谈论的风险社会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但实际上，现代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现代风险。因为现代化使高度专业的领域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互依赖性，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单独处理和管理现代风险。现代风险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或自然科学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社会问题。由此，在贝克那里，风险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并被全球化扩散和放大了。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虽然技术进步的力量带来了财富的剧增，但财富日益为风险产生的阴影所笼罩，表现为现代化的风险后果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风险不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与工厂相联系的危险那样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跨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因此，当前的风险是世界风险。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来临，给传统风险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风险、维持生存与发展，不仅是每个国家，也是每个组织、每个人不得不直面的课题。为了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应当树立底线思维，聚焦于矛盾双方动态转化，着眼于负面后果，并提前建立防范体系。短板原理告诉我们，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从制定宏观政策到出台政策再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案，都需要准确地找出短板，在此基础上判定底线，制订行动方案。“有备无患”，就是基于底线思维的一种积极行动的观念和防范意识，只有“有备”才能做到“无患”。不仅如此，在防范的同时，还要致力于矛盾的积极转化，从坏处准备、向好处努力。因此，在复杂局面下做最坏打算，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领导干部在处置各类事件时，往往面临纷繁复杂的影响事态变化的多种因素，有些事态的变化和发展十分突然，如不提前防备并制定防范措施，就极易导致全局失利。突发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偶然中有其必然，都有先兆可寻、有端倪可察。事件的发展往往有一个从潜藏到开始显露到公开化的渐变过程。把握处置事件的规律，就是要把握其“由隐到显再到热，由微到小再到大”的规律，从而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将突发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领导者处置事件的预见能力，往往来源于这种超前意识，而超前意识又来源于领导者的经验积累，来源于对事件产生、发展规律的把握，对可能产生的主要问题的关注，以及理性分析判断的能力。总之，各级领导干部应善用底线思维，认真思考、小心求证，以积极的态度前瞻风险，准确预测和判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在实践中既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又稳妥把握、务求必胜，能够防患未然，化挑战为机遇，掌握实践的主动权。
2.机遇思维与注重抓住机遇
与底线思维相对应的是机遇思维。在实践和探索过程中，能够在普通状况或不利状况中发现机会，或者能够捕捉到出乎意料的新情况并加以充分利用，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机遇思维。我们看形势、作决策，都要坚持“两点论”，既看到不利一面，又看到有利一面。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入分析世情、国情，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迎接挑战，争取有更大作为。如果说底线思维是在有利局面下探寻不利因素的话，那么机遇思维就是在不利局面下发掘有利因素。机遇思维在工作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平时做好准备，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机遇打下基础。对此，西方有一句话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中国古语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可否认，机遇和幸运往往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契机。但究其实，一个人成功的必然原因并不在于机遇和幸运本身，而在于此前他所做的长期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这种积累和努力，仅凭机遇和幸运，即便他侥幸成功，这种成功也不会长久。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运用机遇思维，就要求我们从小事做起，注重细节，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任何一件大事，都由若干小事构成，只有在小处努力且把细节做好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虽然细节有时显得微不足道，但有时却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得失。有家公司招聘高级管理人才，一群应聘者前去复试。许多人都很自信地回答了考官们颇为简单的提问，可他们都没有被录用。轮到最后一个人，当他走进房门时，发现干净的地毯上扔着一个纸团，一丝不苟的习惯使他弯腰捡起纸团。这时考官说：“请看看您捡起的纸团。”这位应聘者打开纸团，上面写着：“热忱欢迎您到我们公司任职。”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成就了一个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后来这个人还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裁。
二是在阻力中发现动力，在挑战中发现机遇，果断抓住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曾经有一家美国的制鞋公司寻找国外市场，公司总裁派了一名推销员到非洲某个海岛上的国家，让他了解一下能否向该国卖鞋。这个推销员到非洲后给总部发回一封电报说：“这里的人都习惯赤脚，不穿鞋，这里没有市场。”随即这名推销员就离开了那里。总裁随后又派去另一名推销员。第二个推销员到非洲后也给总部发回一封电报，说：“在这里的发现让我异常兴奋，因为这里的人都是赤脚，还没有一人穿鞋，这里市场巨大。”于是这个公司开始在岛上卖鞋，并通过适当的营销策略，最终成功地开拓了这个小岛的市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当处在不利的处境时，一定要利用自身的智慧和不利处境提供的资源来转危为安。当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有八万人，国民党军有几十万人。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下三万人，国民党军有几十万人，我们工农红军处在严重的不利情境中。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人可能会陷入悲观，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能在其中发现这个不利处境提供给红军最大的资源，这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就是绝处求生的意志，这是人在不利处境中激发出来的一个最大的思想资源。毛泽东同志和当时的其他领导人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最大资源，变不利为有利，这就是用转化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当一个人处在逆境时，不要仅仅从不利因素看不利处境，应该认识到，目前所处的不利处境也会提供许多将来成为有利的思想资源和其他的资源，要利用这些资源做转化工作，把阻力变成动力。在逆境中做出判断和预测，应把握好“三个依据”：第一，依据当前情况，判断不利和有利因素，预测事态变化发展趋势；第二，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源，分析各种方案的可能性，以选择最佳方案；第三，依据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推演，预测处置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
（四）结构功能思维与工作方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功能思维的内容。结构功能思维意味着：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结构的变化决定功能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合理的结构促进系统功能的优化，不合理的结构造成系统功能的内耗，通过结构调整能够实现功能的优化。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的结构就是构成这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事物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就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经济体制的背后是经济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政治体制的背后是权力结构问题，文化问题、文化体制的背后是文化结构问题。领导干部在认识中运用结构功能思维，就是要通过考察事物的内在结构来理解事物；在实践工作中运用结构功能思维，就是根据对事物的认识积极进行结构调整，并寻找最优结构以获取最佳效能。
结构功能思维在社会学上的运用，就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种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体现了结构功能思维。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矛盾关系体，社会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体。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在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
田忌赛马，就是一个著名的在现实中运用结构功能思维的例子。在赛马过程中，田忌所掌握的资源没有变化，也就是系统的内容没有变化，而只是通过出场次序变化也就是结构的调整，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整体的功能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当部分、要素以合理有序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会具有全新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157]马木留克兵骁勇善战，单打独斗或小群体作战是其擅长的，却没有良好的大群体战术，也就是大群体没有好的结构，人一多不但发挥不出个体的优势，反而打不过人数少但井然有序、结构良好的法军方阵。这就是内容不变但结构优化所带来的整体优化。
在用人上，结构功能思维也能发挥作用。一个好的团队应该具有年龄、知识、能力、性格等结构上的互补，并通过择优的结构形成最大的人才能量。如果能力单一，团队的总能量就会降低；如果年龄无差距，团队就会同步老化；如果性格雷同，就会增加摩擦和内耗。在完成简单的任务时，同质结构的群体效率较高；在完成复杂的任务时，异质结构的群体有较高的效率。[158]
现在中央强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注重结构性问题与结构思维和结构分析。在经济领域，结构调整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手。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结构调整包括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结构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产业布局、分配结构的调整等。
由此，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运用结构功能思维，首先要把握事物内部的结构要素，然后把握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再进一步把握事物的结构对事物存在、发展的影响，把握事物的结构对事物功能的影响，最后要学会有效调整结构。
典型案例
在此，我们选几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如何具体运用整体思维、心理分析思维和前瞻思维，进一步做好工作的领导工作方法。
（一）用整体思维看待历史和现状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整体思维是从宏观和全局上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可以说，整体思维是我们治国方略的重要哲学基础。从整体思维出发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发展大局、发展方向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全面的把握。
1.从整体思维出发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作为整体运动发展过程而展开的开放体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这种整体性表现得越来越显著，以至于有“地球村”的说法。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局部的国家和民族放在世界的整体中加以考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中只是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考虑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世界整体这个背景。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由于航天技术、信息高速公路、远程通信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商品、劳务、资金、技术和信息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通成为可能，且促进和强化了世界各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各国经济的整体性联系，使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仅仅依靠自身的封闭式的发展道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从世界大环境中获取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精神资源，在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整合国外的先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经济资源和民主化推进的政治资源，以及优秀的文化资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本国、满足本国现实需求的同时，也要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综合考虑自己发展和他国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和共同发展，坚持走依靠本国力量而非掠夺式的发展道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以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运用整体思维的集中表现。
2.从整体思维出发看待社会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全面”居于首位。何谓“全面”？从横向上来说，就是要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相关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发展为代价，而应该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五种基本的生产为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可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多元的，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但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因为人具有多方面的、分层次的需要，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并且这些需要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所以社会生产应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不断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纠正了单纯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的片面看法，强调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进步、文化观念变迁、人的发展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认为这些要素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发展必须既着眼于整体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一致，使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也着眼于人的多方面需要。因此横向上的“全面”，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整体推进，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是城乡区域携手共进及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这一认识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从根本上说，就是使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从而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形态。从纵向上来说，就是要把过去、现在、未来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看，社会发展是“经济—自然—社会”大系统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过程，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要实现这个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自然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既保证当代人的发展，实现发展的代内公平，又不牺牲下代人的发展，实现发展的代际公平，保证代际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纵向上的“全面”，是指统筹考虑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当代人的幸福与子孙后代的幸福，减小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和对资源的消耗，力争以最小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代价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满足未来人的需要，既要提升当代人的幸福指数，又要做到不欠子孙后代的债。
3.从整体思维出发看待历史
从整体思维出发看待历史，要求我们把社会看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的整体过程，承认和尊重历史。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事物是由历时性的纵向的各个环节或阶段组成的有机整体。考察历史，必须注意它的连续性，否则就会使整体遭到破坏。一般而言，人们容易看到横向整体而忽视纵向整体，因为从时空特点看，横向整体是容易感知的，而纵向整体则超越了现实的时空。没有深刻历史感的人，绝不可能有深刻的现实感。只有尊重历史，肯定民族英雄和先烈的丰功伟绩，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才能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
（二）用心理分析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心理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因素。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心理有如下共同特点：一是自发性。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自发性的事件。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是源于某些人的教唆或者某些团体的策动，但是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并不是受到明确的指令后参与的，而是在群体气氛的感染下参与其中的。所以，对群体性事件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他们是自发的参与者，而不是自觉参与其中的。二是狂热性。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是在群体氛围与激情的感染下被卷入群体、参与其中的。在群体性事件中，每个参与者的情绪都十分激动，处于狂热之中，参与者的行动完全被激情所支配，往往不考虑行为的后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一个情绪上的相互感染与情绪激发、情绪释放的狂热过程。三是非常规。在群体性事件中，一般的道德规范和理性约束常失去作用，参与者的行为往往不受道德、社会文明准则的约束，参与者也大多不考虑其行为给自己与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这种非常规性，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一旦产生，就具有对社会的危害性。[159]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因素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因素，这些因素是通过人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从心理层面来看，引起群体性事件产生和扩大升级的心理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心理上的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日趋加速，占有社会财富多少的差距日趋增大，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一些社会群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处于被边缘化和弱势的地位。这种被边缘化和弱势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这种不公平感或被剥夺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可能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现实。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心理对社会和外界的期望与自身所处的现实之间产生差距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当人们认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权利受到了威胁，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这时人们的心理就会失衡，进而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外界诱因条件的作用下，这种心理上的不公平感与资源、信息和物质权利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二是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与群体社会认同感的降低。社会认同感与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而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道德规范的失衡和社会控制的降低，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社会控制手段具有法律控制、制度控制、道德控制和舆论控制等多种形式，其中法律控制和制度控制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手段，而道德控制和舆论控制是柔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具有长效性。如果一个社会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具有集体接纳的价值取向，就能够形成社会成员共同的行为准则，而共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社会成员之社会认同感的形成。社会认同感是维护社会稳定最为有利的力量。因为当社会成员具有社会认同感时，就会形成自觉的保持社会身份、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动力。但当一个社会所提倡的价值取向不被社会成员认可时，社会成员就缺乏维护这种社会结构的心理力量，他们就容易在外界诱因诱导下，产生群体性的反社会行为。三是群体性事件中个体的匿名性与个体责任感的丧失。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并不都是某些直接利益的相关者。因为群体的破坏性行为不会使个体产生心理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这就导致了群体中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采取放纵而不加约束的态度。而这种不加约束与破坏性的行为本身，主观上可以给个体带来情绪上的发泄与报复社会的快感，客观上则会推动和加速事态不断扩大与升级。[160]四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压力加剧引发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承受的社会环境压力、工作压力、个人成就压力更为突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容易焦躁、愤怒、言行过激，容易通过群体性事件宣泄情绪、释放压力。五是媒体快速传播下人们的模仿冲动。随着当代媒体种类的增多及快速发展，在群体性事件中，媒体的作用日趋增大，媒体的介入导致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自由度、透明度也高。在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中，有时有关部门为保稳定及尽快平息事件，总会“尽可能满足”闹事人的要求，这使得一部分人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政府才会重视，事情才能得到解决，于是他们一旦遇到问题，便也刻意模仿尝试，且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161]
（三）用前瞻思维看待国际金融危机
2007年9月，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深重灾难。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指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全球经济刚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但这种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不断提高的脆弱性，潜伏着危机，“这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终于有一天，令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变成了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他分析说，美国刺激房地产消费的政策给经济带来繁荣，但也累积了泡沫，而泡沫没有不破灭的，这就出现了美国次级抵押市场危机。金融创新非但没能分散和抑制风险，反而加重了风险，使次贷危机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162]2008年，极少问政的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向学者们提问：全球经济学家为何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严重到如此地步？事实上，并非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而是为数不多的预警声音被淹没在由此前的成功带来的过分乐观的喧嚣之中了。在回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林毅夫指出，当就2007年的次贷危机进行讨论与研判时，多数经济学者没有意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当时认为，30年后主流学界一定会忘记这件事情，它顶多就是在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上一个很小的方块。在他们看来，次级债钱不多，只有7000亿美元，相对整个金融市场的量来讲是非常小的。他们自认为对世界经济大萧条、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破灭经济停滞、墨西哥危机、俄罗斯危机等的原因非常熟悉，所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林毅夫当时就问，他们那些错误你们大概都不会重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原因。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好像每次危机，它的触发原因都有所不同，你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一些新的原因导致再次发生经济危机呢？但当时的学者极为自信，称“哪儿有什么东西会不知道呢”。美国沃顿商学院管理系的温特教授说，最让人惊奇的是，不管是从理性上还是从财务角度上，许多严谨的人竟然愿意相信房价会不断上涨这种荒谬的想法，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常识：房价的上涨速度无法永远保持比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更高。温特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假设所有市场参与者（银行、贷款机构、借款者和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出理性的决定，就像他们是总能做出最有利的财政选择的经济学家一样。这种认为人们总会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并不那么可靠，否则人们就不会做出那种自我毁灭的事，比如申请他们还不起的抵押贷款（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同理，如果金融公司的高管是完全理性的，他们也不会投资那些由危险的抵押贷款所支持的金融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思维方式导致的危机，是客观冷静的思维被人们对自身的理性过分自负或人性中的贪婪所压制而导致的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为提高房地产资金的流动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的正面作用是建立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的，当房价上涨到严重背离价值时，这种正面作用就会逆转。一遇信贷紧缩，大量贷款人无力支付按揭款，之前的金融创新就会导致银行的亏损加倍甚至倒闭。关于这种逆转，中国古代有许多精辟的说法，如盛极则衰、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等等。也就是说，当一个事物的度达到了极限，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正是辩证法的精髓所在。金融危机验证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所揭示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一旦超过某个限度，起正面和进步作用的积极因素也会反转为起负面和退步作用的消极因素。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会自动地恰到好处地停止，而会一直持续直至超限，这种超限往往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有的人明白这一道理，却做不到防范。原因是，要么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智慧，难以判断出事物的发展在什么条件下或在何时发生逆转，要么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灾难或危机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更多地运用前瞻思维，关注风险，谨慎行事，居安思危，早做准备，即便不能从灾难或危机中完全抽身，也能在灾难和危机到来时做到损失最小，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进行分析，跳出固定思维模式进行思考，是充分发挥前瞻思维作用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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