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下面分别加以说明①（关于上都城遗址的勘测，主要依据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5）），同时也参考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所编的《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同时就宫廷生活略加叙述。
一、宫城
宫城在皇城的中部偏北，东西宽约五百七十米，南北长为六百二十米，略呈长方形。城墙用黄土版筑而成。城墙外层在地基上先铺一层五十厘米厚的石条，然后以青砖②（青砖的体积为34厘米×19厘米×7厘米）横竖交替砌起。在青砖与土墙之间，夹一层厚一百四十厘米的残砖。城墙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点五米。宫城四角建有角楼。
宫城的东、南、西三墙正中各设城门一座。元代周伯琦的诗中说：“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③（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他把三门的名称都讲清楚了，宫城的南门是御天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当时大都宫城的南墙正中是崇天门，东墙是东华门，西墙是西华门，可以看出上都和大都宫城城门的名称是相对应的。三门之中，南边的御天门最为重要，它与皇城的南城门在一条线上，是出入的主要通道。每年巡幸时，“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步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内门曰：御天之门”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皇帝在上都期间下达的诏旨，都要在御天门上发布，再送往大都，转发各地，“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训诰，万年天子固皇图”②（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诏书发布时，举行隆重的仪式，“大乐出端门，金龙日正暾。千官齐跪听，百姓列行屯”③（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御天门听诏》。诗中的“端门”泛指宫殿南面的正门）。诗人有“御天门下百官多”④（《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按，郑潜字彦昭，元末明初人。其诗集名《樗庵类稿》，早已散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编成两卷。）之句，应即指百官集合听诏而言。19世纪末，御天门保存比较完好，门上端拱形砖门洞尚在，今已不存。只有门洞遗址两侧仍各有一巨大台基，使人们想起当年这座宫城正门的雄伟面貌。关于东华和西华两门的记载极少，可以知道的是，每年举行游皇城仪式时，队伍要“从西华入，然后登城设宴”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参看本书下篇第七章）
宫城外二十五米处，有宽约一点五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面有一条环城街道。宫城以南有一片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宫城内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多有一周围墙，有的作一进二进院落，有的是东西相连的跨院。②（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97（5））据估计，主要宫殿基址共三十余处。其中西北隅较多，有建筑台基十七处：东北隅较少，有八处：南部则比较分散，有各种台基十五处。③（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宫城中最主要的建筑是大安阁。“大安阁，故宋汴熙春阁也，迁建上京”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金代灭亡以后，汴梁（今开封）城内的宫殿毁坏殆尽，“惟熙春一阁岿然独存”⑤（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八，《熙春阁遗制记》）。忽必烈为了在上都营建宫殿，就于至元三年（1266年）拆迁熙春阁，经由水道陆路，将材料运往上都。拆下的木材以“万计”，在黄河运输时，“整桴而下”的军士就有三百人，还动员许多民工“壅遏水势”⑥（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三，《总管陈公去思碑铭》）。在汴梁时的熙春阁“高二百二十尺，广四十六步有奇，从则如之”。有中阁，有耳房。中阁五间，每间二十四尺：左右耳房各二间，每间十八尺。“阁位与平座叠层为四”，“实为阁位者三”，也就是中阁三房。全阁“飞翔突起，干青霄而矗上”，令观者有“瑰伟特绝之称”，“神营鬼构、洞心骇目”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八，《熙春阁遗制记》。按，东西曰广，南北曰从）之叹。就在拆迁熙春阁的同年十二月，大安阁便于上都开始营建。⑧（参见《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可见拆迁运输的速度是很快的。
元代的许多诗人提到这座雄伟瑰丽的建筑，都把它视做上都的象征。“大安御阁势岧亭，华阙中天壮上京”⑨（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次韵王师鲁待制史院题壁二首》）：“曾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曾”疑应作“层”。）：“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②（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竹枝十首和继学韵》）。这些诗句都着重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之雄伟气势。“大安阁是延春阁，峻宇雕墙古有之。四面珠帘烟树里，驾临长在夏初时”③（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延”疑系“熙”之误）。所谓“古有之”，显然指它系将熙春阁改建而成。“峻宇雕墙”、“四面珠帘”，则又显示出它的庄严富丽。
国家的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元代诸帝继位时，都要召集王公贵族，在上都举行传统的忽里台（蒙古语音译，意为大聚会）讨论推举。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却是登上帝位时必须履行的手续。皇帝推定后，就在大安阁举行即位仪式。例如，元成宗铁穆耳“即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④（《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又如，元武宗经过宫廷斗争，夺得帝位，在处死对手之后，“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大赦天下”⑤（《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除了即位仪式之外，元灭南宋后，南宋幼主被送到上都，“世祖御大安阁受朝”⑥（《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这是象征着统一全国的大事，所以也要在大安阁举行。至于一般的政务活动，都在宫城内其他宫殿或西内进行。大安阁的上层，设有释迦舍利像①（参见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有时就在阁中做佛事②（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一》“至治元年五月丁亥”条）。
忽必烈信任康里人阿沙不花。“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阁，望而见之，指以为侍臣戒。一日，故命诸门卫勿纳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诸门卫皆不纳，乃从水窦中入”③（《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康里是中亚的一个民族）。可知宫城中杂草丛生。忽必烈能看见阿沙不花跣足而行，想来应是当时在阁的上层，居高远眺之故。宫城除了城门之外，还有水窦（洞），应是从城外引进水源的通道。元武宗时，“尝奉皇太后燕大安阁，阁中有故箧，问（宦官李）邦宁曰：‘此何箧也？’对曰：‘此世祖贮裘带者。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帝命发箧视之，叹曰：‘非卿言，朕安知之。’”④（《元史》卷二〇四，《宦者传·李邦宁》）可知大安阁有时也用来宴会。而忽必烈贮藏自己衣物为后代华侈之戒，又与在大都大明殿墀前移植草原上的莎草用意相同。⑤（参见本书上篇第三章）“玉衣高设皆神御，功德巍巍说祖宗”⑥（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显然是指此而言。
元人虞集说：“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前殿矣。规制尊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〇，《跋大安阁图》）虞集所说不完全正确，建大安阁不是忽必烈为藩王时所为，而是在称帝之后。但他指出大安阁系就熙春阁“稍损益之”而成，以及大安阁是上都宫城的正殿，则无疑是合乎事实的。他还说，元仁宗时，著名界画⑧（指用界尺作工具，描绘宫殿楼阁的绘画）作者王振鹏曾绘《大安阁图》，“当时甚称上意”。可惜的是，这幅画早已失传了。
根据考古调查，宫城中心丁字街北有一处宫殿遗址，台基长宽约六十米，高约三米。台北又建高二米、长宽为二十五米及三十米的殿基。整个台基剖面呈凸字形。大殿东、西、北三面有宽约八米的砖铺地面，南面两角有小型建筑遗迹。殿前有阶级上下。前面已说过，熙春阁广、从相同，呈正方形，大安阁应亦如之。这一处宫殿又处于宫城的中心点。因此，似可断定它即是大安阁的遗址。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大安阁后寝殿、后廊①（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大元官制杂记》），皇帝在这些地方接见臣僚，处理政务。前述凸字形遗址的北部突出部分，也许就是后寝殿、后廊所在。
上都宫城内的宫殿建筑，主要有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阁、睿思阁、仁春阁等。其中以水晶殿比较重要。
水晶殿大概是以奇特的构造命名的。大都宫城中“有水晶二圆殿，起于水中，通用玻璃饰，日光四彩，宛若水宫”②（萧洵：《故宫遗录》）。上都的水晶殿料亦相似。诗人云，“谁道人间三伏节，水晶宫里十分秋”③（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冰华雪翼眩西东，玉座生寒八面风”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冰华雪翼”之喻，可能就指“用玻璃饰”而言。而殿中陈列玉座，更形凉爽。因此，元代皇帝常在殿中举行宴会，或处理政务。“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②（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至正十三年（1353年），周伯琦奉命到平江（今苏州）祀海神天妃庙，便是在水晶殿接受元顺帝的委派的。③（参见周伯琦：《海道经》附，《供祀记》）
洪禧殿内，“镂花香案错琳璆，金瓮蒲萄大白浮。群玉诸山环御榻，瑶池只在殿西头”。“彤庭两壁画燕山，绛阙金城晻霭间”。洪禧殿内有“金瓮蒲萄”，皇帝常在这里开设酒宴，故诗人又云：“颇黎瓶中白马酒，酌以碧玉莲花杯。帝觞余沥得沾丐，洪禧殿上因裴回。”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颇黎”即玻璃，“裴回”同徘徊。）“睿思阁下琐窗幽，百宝明珠络翠裘”：“牓题仁寿睿思东，星列钩陈绣阁重”。睿思阁和仁寿阁，紧紧相连，大概是规模较小但构造精致的建筑。香殿可能亦是供佛的场所。宣文阁则是皇帝阅览图书的地方，“延阁图书取次陈，讲帷日日集儒臣。墨池云合天光绚，东壁由来近北辰”⑤（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颇黎”即玻璃，“裴回”同徘徊。）。元文宗时，在大都宫中建奎章阁，元顺帝时改名为宣文阁。上都也有过奎章阁。⑥（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七月，“壬辰，帝幸大安阁。是日，宴侍臣于奎章阁。”见《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上都宣文阁亦应是奎章阁所改。以上这些殿阁在宫城内的准确地点，现在都无法可考了。
在宫城北部城墙中间，有一“阙式”建筑遗址。台基与城墙等高，外包青砖，东西长约七十五米，中间凹入部分宽二十五米。台基上发现各色琉璃瓦残片。⑦（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5）。按，《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所记长宽不同）这是宫城遗址中最高最大的一处。有人认为是“中央正殿”的遗址，有的认为即大安阁所在。这种看法似可商榷。试以大都宫城与上都宫城相比较，对此便可以有清楚的认识。大都宫城北门称厚载门，“上建高阁，环以飞桥，舞台于前，回阑引翼。每幸阁上，天魔歌舞于台，繁吹导之，自飞桥而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①（萧洵：《故宫遗录》）。上都北城墙上的“阙式”建筑，应亦是一高阁，即穆清阁，“北阙岧峣号穆清，北山迢递绕金城。四时物色图丹壁，翠辇时临喜太平”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北阙”明言穆清阁的位置和形状，“北山迢递”之句表示在阁上远眺的景色。阁内绘有“四时景色”。游皇城时，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只有在穆清阁才有可能。有的记载说穆清阁“连延数百间”③（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可见确实规模较大。
元英宗即位后不久，宫廷斗争激烈，部分权臣密谋废立，“帝密得其事，御穆清阁，召拜住谋之”，遂即命拜住“率卫士擒斩之”④（《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上（元英宗———引者）尝坐穆清阁，顾谓王（拜住———引者）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谏者乎？’王对曰：‘槃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徵敢谏之臣。’上称善”⑤（黄溍：《金华文集》卷二四，《郓王神道碑》）。由这些记载可知，穆清阁是元英宗经常起居处理政务的场所，则其建成必在此以前。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重建穆清阁”⑥（《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是在原有基础上重建，不是新建。
除了上面提到的殿阁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
鹿顶殿。延祐七年（1320年），元英宗“为皇后作鹿顶殿于上都”。至治元年（1321年）八月，“上都鹿顶殿成”①。（《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歇山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罢上都歇山殿及帝师寺役”②（《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但泰定元年（1324年）十一月，“作歇山鹿顶楼于上都”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应即前一工程的恢复。
崇寿殿。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修上都洪禧、崇寿等殿”④（《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洪禧殿已见前述。
楠木亭。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七月，“帝幸楠木亭”⑤（《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隆德殿。“（至元）六年五月六日，上都隆德殿前，枢密院奏……”⑥（《大元马政记》）
万安阁。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上都万安阁成”⑦（《元史》卷七，《世祖纪四》）。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御万安阁”⑧（《大元官制杂记·初立巡行劝农司条画》），处理政务。
清宁殿。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徙上都清宁殿于伯亦儿行宫。⑨（参见《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元人王士点将清宁殿与水晶、洪禧、睿思、穆清并列于上都宫殿。伯亦儿行宫不可考。
统天阁。元代有的记载提到“大安、统天（二阁上都）”，可知又有统天阁。
宫城中主要是宫殿楼阁，还有宫学和官署。宫学是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建立的，“以教世戚、勋臣之子孙，建学舍内苑，以严中外之别”。这些学生都是怯薛成员，“皆入侍帷幄，出备警跸”.。每年皇帝到上都，学生随之而来，教师（授经郎———引者）亦在扈从行列，在上都宫城中继续授课。“黉舍重开大殿西，牙符给事籍金闺。吾伊日课青简，挥染还看写赫蹄。”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吾伊”，读书声：“金闺”泛指宫门，意谓学生隶籍宫禁：“赫蹄”，薄纸）诗中所说“大殿”应指大安阁，宫学可能在大安阁之西。本节开始时曾引用“三门相望凤池连”之句，“凤池”指中书省。由诗句可知中书省应在三门相望之处，即宫城南部，其他官署亦应有在宫城之内的，但已难考定了。
“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②（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③（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碧草中”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宫城之内，殿阁之旁，丛草之中，时有骏马、驯鹿、驯兔自由往来，出没其间，这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麀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⑤（《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这首诗描绘出了一幅上都宫城行乐图，而青草丛中的麀鹿，则是图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它体现了作为避暑行宫的特色。
二、皇城、外城和关厢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两千二百米。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版筑，现存遗址高约五米，下宽十米，上宽二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一千四百米。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但皇城城墙虽亦用黄土版筑，表层却用石块堆砌而成。墙身残高约六米，下宽十二米，上宽二点五米。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皇城南、北各有一门，东、西各有两门。外城东墙的门就是皇城的门，南墙除皇城的城门外另有一门，西面一门，北面两门。皇城和外城的所有城门门外都筑有瓮城，有的是方形，有的是马蹄形。⑥（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97（5））元代诗人常提到上都的石城，“山拥石城月上迟，大安阁前清暑时”①（《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上京次李学士韵》），“往来饮马滦河秋，滦河斜抱石城流”②（陈旅：《安雅堂集》卷三，《苏伯修往上京王君实有诗伯修征和章》），都是指皇城而言。
“偶因试马小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明德城南万骑过，御天门下百官多”②（《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在前一首诗的后面，作者杨允孚自注云：“明德门，午门也。”午门一般指宫城南门。元代大都宫城的南门叫崇天门，皇城的南门叫灵星门，外城的南门叫丽正门，没有午门之名。但民间有时称崇天门为午（五）门。③（参见萧洵：《故宫遗录》）前一节已说过，上都宫城的南门是御天门。在上都按照习惯可以称为午门的，应是御天门。同时，从上面所引诗句中可以看出，明德门前是万骑驰骋和试马之处，如明德门是宫城南门的话，试想在皇城之内岂容如此放肆。因此，明德门是午门之说，似是诗人的疏忽。它应是皇城南门，而非宫城南门。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南下。南宋朝廷派遣祈请使到北方，后来南宋灭亡后，南宋少帝、太皇太后等亦被押送北上。四月二十二日，祈请使一行到上都开平，“入昭德门，宿城内第三衙官房子”。过了几天，“太后、嗣君”一行来到，“至昭德门官舍安歇”④（《钱塘遗事》卷九，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昭德门”应系“明德门”之误。“昭”与“明”两字字形相近，容易混淆。如果明德门是宫城南门，则南宋降人被安排在宫城之内住宿，这显然是讲不通的。这批降人来上都后，住在皇城之内官舍之中，则是比较合理的事。
见于记载的上都城门，除了前面所说之外，还有东门、小东门、西门、小西门和南门、北门、复仁门等。
东门。元顺帝时，伯颜设计杀权臣唐其势，因“其余党皆在上都东门之外”①（杨瑀：《山居新语》），率部众前去除之。
小东门。“惹雪和烟复带霜，小东门外万条长”②（《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上都柳枝词》）。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代统治集团内部火并，一派军队来攻上都，守城者“引兵由小东门出，与之大战卧龙冈，败之”③（《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
西门。至元十三年（1376年）五月初一日，南宋小皇帝等出西门五里外，跪拜蒙古“家庙”。④（参见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
小西门。“窈窕仙姝出禁闱，小西门外绿杨堤。王陵公子多豪纵，缓勒骄骢不敢嘶。”⑤（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小西门外草漫漫，白露垂珠午未干。沙漠峥嵘车马道，半空秋影铁幡竿。”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
南门。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初二日，南宋皇帝、太皇太后等“尽出南门十余里”②（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到行宫向忽必烈行初见进贡礼仪。又，元代杨瑀记上都风俗，“每岁七月半，都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③（杨瑀：《山居新语》）。
北门。“阴山分脉自昆仑，朔漠绵延回北门。遥见马驼知牧地，时逢水草似渔村。”④（《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复仁门。泰定三年（1326年）五月，“修上都复仁门”⑤（《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元人诗，“复仁门边人寂寂”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在上述各门中，东门和小东门无疑应是皇城东边的两门。按照一般的对称原则，皇城西边的两门应是西门和小西门。至于外城的西门叫什么⑦（上都关厢有“大西关”一名（《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外城的西门有可能叫大西门。），上引记载中的南门和北门是泛指其位置方位还是确定的名称，复仁门又是哪座门的名字，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在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寺观和手工业作坊，但是确切的位置已很难考定。大致可以知道的是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的所在。⑧（参见本书下篇第七章）元世祖忽必烈于上都的“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⑨（袁桷：《上都华严寺碑》）。乾为西北，艮为东北。经考古调查，在皇城的西北隅和东北隅确有两处较大的寺院建筑遗址。东、西的“老子宫”道观应亦在皇城以内。“玉堂近与琳宫接，清夜步虚声最闻。”“玉堂”即翰林院，它的“视草屋三间”，与道观为邻，又与“宸居近”，亦应在皇城之中。另一处方位大致清楚的建筑是孔子庙。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忽必烈就“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可知在此以前已建成。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至元六年（1269年）落成，位于“都城东南”。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重加修缮，“增廊庑斋厅”③（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四，《上都孔子庙碑》），在庙西北增设学堂，供国子生读书。考古调查中发现皇城东南角有一座前后两殿的遗址，外有围墙，西北连一小院落，可能就是孔庙所在。④（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97（5））
外城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自皇城北门瓮城西墙起，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直抵外墙土墙，宽约二米，把外城隔开，南北不能相通。北部主要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冈，地势比较平坦，没有街道。山冈中部靠南有一座石砌大院遗址，院内未见建筑痕迹。南部有两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靠近街道有不少建筑遗址。
外城北部显然是皇家的园林。元代诗人所说的“北苑”，应即是这块地方。“古木阴阴覆苑墙，雁程霜早碧云长。”这里有“高榆矮柳”，“金莲紫菊”①（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和友人北苑马上四首》），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显然，这是出于豢养禽兽和培植花木供统治者玩赏的需要。元代记载中，又有御苑、御花园、内园、瑞林苑等名称。御苑②（“丞相簪花御苑回”（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或御花园③（“御华（花）园路接柴场”（《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显然是对皇家园林的流行称呼。瑞林苑④（参见王士点：《禁扁》卷乙）可能即北苑，一为正式名称，一则因方位而起的习惯称呼。当然也可能是北苑中的一部分（如上述遗址中的石砌大院）。内园“芍药迷望，亭亭直上数尺许，花大如斗”⑤（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也应是北苑中的一处特定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据考古调查，东关长约八百米，西关向西延长约一千米，南关长约六百米。只有城北没有与城门相连的关厢。“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⑥（《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西关车辆繁多，而且是“马市”⑦（《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滦河》）所在，估计应是商业区。东关邻近皇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往往把他们带来的部众安排在这一带居住，因而帐房如云。前面已说过，元顺帝时，权臣唐其势的死党都在东门外，其手下大将剌剌就住在帐房之中。⑧（参见杨瑀：《山居新语》）南关在明德门外，这是进入上都的主要通道，也就是“御道”所经，这一带的繁荣自不待言。
上都城的东、西各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粮仓。东边的叫万盈仓，西边的叫广积仓，每年可收贮粮食三四十万石。两仓的形制完全相同。⑨（参见本书下篇第六章《上都的经济生活》）考古调查表明，西关外有一处建筑遗址，东西宽一百五十米，南北长二百一十四米，有院墙，墙内南、北、东、西各有房屋遗址。东关外也有规模相同的一处遗址。大致可以确定，东、西关外的这两处遗址应即是万盈、广积两仓所在。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降人来到上都时，发现这里“屋宇矮小，多以地窟为屋。每掘地深丈余，上以木条铺为面，次以茨盖上，仍种麦、菜，留窍出火。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周土墙”①（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当然这主要是指一般居民的房屋。元人的记载也经常提到上都的“土房”、“板屋”，从南宋降人所述来看，“土房”和“板屋”实际上是一回事。“土房通火为长炕”②（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三，《上京翰苑书怀》），“土床长伏火，板屋颇通凉”③（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土房”和“板屋”中都有生火的土炕，供取暖和做饭之用。这种“土房”、“板屋”是不很牢固的，经过冬天冰冻，春天融化之后，往往会变形，东倒西歪：“腊冻彻泉地坟起，土膏春动消成洼。千条万条壁缝拆，十家九家屋山斜。”④（《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上都的道路是泥路，路面较狭，一遇下雨就难以通行，“市狭难驰马，泥深易没车”⑤（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上京杂咏》）：“天街暑雨没青泥”⑥（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上都夏天气候变幻无常，常常是“雨声才断日光出”，但街道之上已是“黑淖如糜拨不开”，以致“羸马巡檐行踸踔”⑦（《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
滦河流经上都城的南面，距城不过三四百米。上都常被人称为滦京、滦阳，即由滦河而来。“滦水萦回草满川，皇都佳气郁满天。”⑧（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滦河东出水萦回，叠坂层冈拥复开。”⑨（张翥：《蜕庵诗集》卷三，《上京即事》）上都城与滦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滦河水势变化无常，平时清浅可涉，但逢气候变化，有时也会奔流成川。“北风卷雨城南去，明日滦江水又多”.，就是写的这种情况。“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驱车直渡滦河水，千里青山半月程”.：说的则是河水平浅时的情景。“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①（迺贤：《金台集》卷二，《塞上曲》）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滦河的风情画。滦河中从来没有船行驶，上都人不识船为何物。元顺帝时，有一位平江（今江苏苏州）漆匠王□□用皮制成一船，内外用漆涂饰，拆成数节运到上都。这艘皮船在滦河中往来游弋，船中可容二十人，使上都居民大开眼界，叹赏不止。②（参见杨瑀：《山居新语》）但是他的这一创造似乎并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传说上都所在地原是海，海中有龙。刘秉忠建城时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以镇之。“铁竿屹立海水竭，卧龙飞去空冥冥”③（《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伍良臣《上京》）。铁幡竿“高数十丈”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铁幡竿所在的山就叫铁幡竿山⑤（参见《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铁幡竿下草如茵，淡淡东风六月春。高柳岂堪供过客，好花留待踏青人。”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一处名胜。考古调查在今上都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二点一米、宽一点一米、厚零点六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两个长宽二十六厘米及三十厘米、深十六厘米的小洞，这是一种树竿座，可能就是铁幡竿的座基。⑦（参见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97（5））
铁幡竿山下有排水渠。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召公（郭守敬———引者）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可。’执政吝于工费，以公言为过，缩其广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谓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⑧（《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守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据此可知，修铁幡竿渠的目的是为了排泄山水，这一工程是在大德二年（1298年）进行的。设计者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但是施工时却修改了他的方案，以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大德五年（1301年），王伯胜率军扈从上都，“天久雨，夜闻城西北有声如战鼙然，伯胜率卫卒百人出视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锸，集土石、毡罽以塞门，分决壕隍以泄其势，至旦始定，而民弗知”⑨（《元史》卷一六九，《王伯胜传》）。大水来自西北，显然就是铁幡竿山一带，足证元代修渠的原因就在于保障城市的安全。而在大德三年（1299年）大雨以后，排水渠并没有及时加工修理，以致过了两年又出问题。此后是否整修，已不可考。现在上都城西北二三公里处有一个宽约一公里的山口，有一道古拦洪坝的遗迹。坝西头留溢洪口，下接溢洪渠，南流入滦河。
三、西内与昔剌斡耳朵
元代的记载常常提到西内、昔（失）剌斡耳朵、棕殿（棕毛殿），这些名称所指的场所都在上都城外。
先说西内。“西内西城外，周围十里中。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翠殿光凝雾，璇题影曳虹。鸣銮时一幸，草木尽祥风。”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皇舆吉日如西内，马酒新羞白玉浆。”②（同上书，《上幸西内，望北方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大驾留西内，兹辰祀典扬。”③（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此外，“淡墨轻黄浅画眉，小绒绦子翠罗衣。君王又幸西宫去，齐向花阴斗草归”④（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此诗前两句描写上都宫城中宫女的打扮，后两句即表现君王出幸后她们的闲适生活，可见“西宫”必在宫城之外。“西宫”应即西内。“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西内应在草原之上，山麓或群山之中。
从上诗可知，西内被视为离宫。不少诗歌述及上都的离宫，如：“离宫金碧郁岧峣，只隔滦河一水遥。知是上林进果来，铃声隐隐转山腰。”⑤（王沂：《伊滨集》卷一二，《上京诗》）“岧峣”，高峻之意。这座离宫金碧辉煌，形制高耸，要经过“山腰”才能到达，可与上引“山色”相印证。又如：“凤楼春暖翠重重，内禁门开晓日红。宝马香车金错节，太平公主幸离宫。”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再说昔剌斡耳朵。在元代文献中，失剌也作昔剌，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音译。斡耳朵是营帐。昔剌斡耳朵就是黄色的营帐。元代北京的方志《析津志》说：“[昔]剌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①（《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按。原缺“昔”字，今补）可知在忽必烈时已经建立。昔剌斡耳朵是举行“大宴”即“诈马宴”的地方。元末王祎说，至正九年（1349年）曾“大宴失剌斡耳朵”②（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三，《上京大宴诗序》）。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毳幕承空拄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葡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赐酺千官醉，恩觉中天雨露低。”诗后有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③（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元末诗人迺贤有诗《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④（见迺贤：《金台集》卷二）显然，柳贯所说的“御宴”就是“诈马宴”。
值得注意的是“诈马宴”又与棕殿有关。“平沙班诈马，别殿燕棕毛。”⑤（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燕和樊侍中侍御》）诗人袁桷在描写诈马宴的诗篇中也提到，“沈沈棕殿云五色”⑥（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棕殿沈沈晓日清”⑦（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六，《内宴二首》），“沈沈棕殿内门西，曲宴名王舞马低”⑧（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二，《伯庸开平书事次韵七首》）。这样，可以知道，诈马宴是在棕殿举行的。因此，棕殿应与昔剌斡耳朵是指同一事物。“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因何掣，圣驾棕毛殿里回。”诗后注云：“棕毛殿在大斡耳朵。”⑨（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诗作者所说大斡耳朵显然指的是昔剌斡耳朵，棕殿与昔剌斡耳朵的关系从这首诗可以得到证实。袁桷反复以“沈沈”来形容棕殿，说明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在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汗曾在漠北和林附近山中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契丹帐殿”，供避暑之用。“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剌斡耳朵。”这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覆有织物”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70页）。元定宗元年（1246年），传教士普兰诺·加宾尼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正值贵由汗即位之际。据他记载，选汗大会是在称为昔剌斡耳朵的可容两千多人的大帐幕中举行的，帐幕四周围有木栅，蒙古的王公贵族及其随从就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屯驻，排成一个圆圈。木栅有两个大门，一个门只有大汗才能出入，其余人都从另一门进去。与会者全体每天换一色衣服。②（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60~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从以上所述，可知和林的昔剌斡耳朵在离城不远之处，其形制为帐幕（可能采取了汉族建筑的某些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契丹帐殿”），但是固定的。帐幕上覆以毡子和其他织物。帐幕的规模极大，可容一二千人。蒙古选汗会议（忽里台，即大朝会）就在这座帐幕中进行。
忽必烈显然继承了大蒙古国的传统。他在上都城外也建造了昔剌斡耳朵，亦即棕殿。这座棕殿是“帐殿”③（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也就是说其形制为帐幕。帐殿上部分或全部覆以棕毛，故以此命名，但同时依据蒙古传统在蒙古语中仍称为昔剌斡耳朵。蒙古的王公贵族在大聚会时都要举行诈马宴，重要政务都要在诈马宴上决定。上述选举贵由汗的大会每天换一色衣，就是诈马宴的一个特征。而上都的诈马宴，正是在棕殿亦即昔剌斡耳朵中举行的。
上都棕殿最早见于记载，似是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马臻的诗。④（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辛未，“新作棕殿成”。泰定二年（1325年）闰正月癸酉，“作棕毛殿”⑤（《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两条记事时间相隔很近，是重复记载还是确曾建造两处，不可考（元代大都亦有棕殿）。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此前后确曾对上都棕殿进行重建或改建。据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记载，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铺设，省下随路民匠为之。九月十三日输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⑥（《大元毡罽工物记》）。从地毯的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千人以上。前面提到柳贯所说在昔剌斡耳朵有可容数千人的“毡殿”，应该就是棕殿。蒙古人的帐房一般称为毡房，毡殿之名应即由此而来。
那么，昔剌斡耳朵与“西内”又是什么关系呢？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周伯琦扈从上都，他说：“车驾既幸上都，以是年六月十四日大宴宗亲、世臣、环卫官于西内棕殿，凡三日。”①（周伯琦：《扈从集·后序》）三日大宴，就是诈马宴。棕殿在“西内”，可见“西内”就是昔剌斡耳朵的所在地。
从记载来看，“西内”还有其他宫殿。周伯琦有一首诗，题为《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宫进讲纪事》，首四句是：“黼扆临西内，文臣侍大廷。曙光团露瓦，暑气散风棂。”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可见慈仁宫在“西内”。周伯琦的其他诗篇多次提到他在慈仁宫“进讲”、“谢恩”。据他说，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佛朗国遣使献马，“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③（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天马行应制作》。按，献马者是教皇特使马黎诺里）。与周伯琦同时的许有壬的一首诗，题为《宴慈仁殿，周览山川，喜而有作》④（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这座殿在山野之中，故在宴集时得以“周览山川”。这首诗可以作为慈仁殿（宫）在“西内”的旁证。此外，龙光宫可能也在西内。周伯琦关于诈马宴的诗中说“天子方御龙光宫”⑤（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元末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欧阳玄在《天马颂》的序中说：“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朗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朗貌以为图。”⑥（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西内”范围甚大，至少包括棕殿和慈仁殿（宫），可能还包括龙光殿（宫）。其中棕殿规模最大，是“西内”的主要居所，它应是一座帐殿。慈仁殿（宫）和龙光殿（宫）的具体情况不详。昔剌斡耳朵一名，有时用来专指棕殿，有时也用以泛指“西内”。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监察御史崔敬上疏“谏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阁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所以保养圣躬，适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备宴游，非常时临御之所。今……国家多故，天道变更，臣备员风纪，以言为职，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机之暇，则命经筵进讲，究古今盛衰之由，缉熙圣学，乃宗社之福也。’”①（《元史》卷一八四，《崔敬传》）上都本是避暑之地，但元代皇帝并不以此满足，又专门设立了“备宴游”的昔剌斡耳朵。元顺帝经常居住在昔剌斡耳朵，宴游享乐，所以崔敬才会上谏，要他“还大内，居深宫”，也就是回到上都的宫城之中。昔剌斡耳朵亦即“西内”与上都宫城的关系，从这件奏疏中可以看出来。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少帝、太皇太后一行投降后被送到上都。五月初二日，“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宰执同属官亦列铺设金银玉帛一百余桌，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行宫殿宇宏丽，金碧晃耀。诸妃诸王皆升殿卷帘列坐。皇帝、皇后共坐溜中，诸王列坐两序。……班退，升殿，再两拜，就留御宴”②（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金碧辉煌的行宫应该就是昔剌斡耳朵，但其所在地是上都南门外十余里处，与后来的“西内”不是一个方位。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先在南门外，后来迁至西方，一是出南门折而向西，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载的讹误。但从此事可知，早在忽必烈时代，行宫（即昔剌斡耳朵）已是皇帝经常逗留并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上都草原中的行宫，可以随时拆卸③（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5~192页），无疑就是指昔剌斡耳朵。
四、宫廷生活
元代皇帝在上都期间，宫廷中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
不断的各种名目的大小宴会，是上都宫廷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名诗人萨都剌写有《上都杂咏五首》①（见萨都剌：《雁门集》卷六），全都以宫廷宴会为主题，请看：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内家宴罢无人到。面面珠帘夜不收。
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中官作队道宫车，小样红靴踏软沙。昨日内家清暑宴，御罗凉帽插珠花。
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
在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是诈马宴，也叫质孙宴。质孙，一译只孙，蒙古语jisun的音译，意为颜色。皇帝举行宴会，出席者要穿皇帝颁赐的贵重服装，即金织文衣，每次一种颜色，按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其位，故称质孙宴。“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②（《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燕飨》）“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③（《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质孙服是衣、帽、腰带配套的，上面装饰珠翠宝石。“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诈马是波斯语j.mah的音译，意即外衣、衣服。事实上，质孙和诈马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即宴会上穿的一色、衣服。①（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见《穹庐集》，247~254页）
周伯琦对上都诈马宴有过概括的介绍。他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至元六年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二十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袁桷、贡师泰、杨允孚、迺贤等人都曾亲身经历，并写下了诗篇。其他记载中也有所提及。
诈马宴参加者主要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其他官员亦得列序。参加者服质孙衣，一日一换。所骑马匹是“彩丝络头百宝装，猩血入缨火齐光”③（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装马”疑即“诈马”，jimah的另一音译。“火齐”，宝石），而且“以雉尾饰马”，“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④（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山椒”，山顶）。宴会共举行三天，时间选择在六月的吉日。⑤（杨允孚说“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疑误，周伯琦明确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的诈马宴是六月二十一日。王祎记至正九年（1349年）的昔剌斡耳朵大宴是六月二十八日。《王忠文公集》卷三，《上京大宴诗序》）宴会开始时，“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汗皇帝礼（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札撒”就是法令，宣布成吉思汗的有关法令，使与会者知所畏惧警惕，然后宴会能顺利进行。“须臾玉卮黄帕覆，宝训传宣争首。”⑦（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宝训”即成吉思汗的“札撒”。宴会上的饮料和食物非常丰盛，“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蒲萄凝紫玉。驼峰熊掌翠釜珍，碧实冰盘行陆续”⑧（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五，《装马曲》）。“大宴三日酣群悰，万羊脔炙万瓮酿。”⑨（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宴会上有教坊女乐和角牴（摔跤）表演助兴。“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牴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凤笙屡听伶官奏，马潼频烦太仆添。”②（迺贤：《金台集》卷二，《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舞转星河影，歌腾陆海涛。齐声才起和，顿足复分曹。急管催瑶席，繁弦压紫槽。”③（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宴会都要到“日暮”、“秉烛”时才告结束。④（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迺贤：《金台集》卷二，《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
元代有人说：“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⑤（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吕公神道碑》）蒙元统治者重视宴会，其主要目的在于显示自己对属部的恩惠，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过去存在过的军事民主主义遗留下来的痕迹，但其性质已大不相同。
狩猎也是“国朝大事”。大蒙古国时期，诸汗都很重视“打围”（狩猎），规模很大，每次常出动数千人甚至上万人。这既是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习惯，用以维系内部的团结：又是锻炼将士作战能力的一种办法。“打围”实际上是一项军事训练活动。元代诸帝继承了这一传统。每年春天，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⑥（《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鹰房捕猎》）。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狩猎有固定的场所，主要是三不剌（北凉亭）、东凉亭、西凉亭和察罕脑儿（白海）。
三不剌又作散不剌、三卜剌、三部落、甘不剌川。地点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董承旨从北回，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书六绝》。按，董承旨即董文用，时为翰林学士承旨）。元成宗即位于上都后，即“巡狩三不剌之地”，流连忘返，“不以时还”⑧（《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按，《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作“三部落”）。大概就是这一次“打围”，所获猎物“饶常岁”，“青兕黄羊以万筹”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董承旨从北回，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书六绝》。按，元成宗即位后去三不剌，董文用从行。可知王恽所记应即此次之事）。元英宗即位后，巡幸上都。据随从者柳贯记：“八月二日，大驾北巡，将校猎于散不剌，诏免汉官扈从。”①（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而在《元史》中提到此事时，一作“帝幸凉亭”②（《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延祐七年八月戊午”条），一作“帝猎北凉亭”③（《元史》卷一八〇，《赵世延传》），可知三不剌即北凉亭。除了北凉亭之外，又有东、西凉亭。“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狩）至此，岁必猎校焉。”④（周伯琦：《近光集》卷一，《立秋日书事五首》）
据波斯史家记载，在建造开平城之前，忽必烈“在其东面为自己的一座名为凉亭（Lnktn）的宫殿打下了基础”⑤（[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5页）。但是正式派遣军队修建东、西凉亭，则是平南宋以后的事。⑥（参见《常山贞石志》卷二一，虞集《皇公墓志铭》）至元十四年（1277年）八月，忽必烈曾“畋于上都之北”⑦（《元史》卷九，《世祖纪六》），似可认为即在北凉亭“打围”。凉亭实际上是皇帝的御用猎区，而三个凉亭又都于忽必烈时开始经营。由于北凉亭距离较远，元代诸帝去的次数不多，一般均在东、西凉亭“打围”。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忽必烈下令“禁上都畿内捕猎”⑧（《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就是为了充分保证皇帝“打围”的需要。
除了三个凉亭之外，在往返两都的途中，元代皇帝也常常举行畋猎活动。如察罕脑儿设有鹰房，豢养猎鹰，每年巡幸队伍经过这里，“必校猎焉”⑨（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元英宗“北幸回銮，次止抚州校猎，获禽物盈且多”。元代有不少诗篇描述了皇家在上都的大规模畋猎，如：“离宫秋草仗频移，天子长杨羽猎时。”“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秋狝声容备，时巡典礼稽。”“鹰房晓奏驾鹅过，清晓銮舆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骑马，一时随扈向凉陉。”
皇帝的巡幸队伍中有不少喇嘛。到达上都后，宫廷中不断举行各种法事。宫城之中，常常出现“西梵祝厘环地坐”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滦阳杂咏十首》）的局面。
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中》）。后来，在大都城南建立天坛和太庙，举行祭天祭祖仪式，主要行用唐代制度。③（参见《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但在上都则仍然保持了蒙古族传统的祭天祭祖仪式。“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妳子。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礼毕，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与之：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④（《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祭天之后不久，又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是日择日南行。”⑤（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祭祖时皇帝、皇后到西内，在西内举行。⑥（参见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幸西内，望北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后至元三年（1337年）七月“丙午，车驾幸失剌斡耳朵。太白复经天。丁未，车驾幸龙冈，洒马乳以祭”⑦（《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丙午”、“丁未”是相连的日子。可知元顺帝先到昔剌斡耳朵亦即西内，次日到附近的龙冈祭祖，以马奶酒为祭品。祭天、祭祖是隆重的典礼，祭祖尤为重要。元代名诗人萨都剌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⑧（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即事五首》）“向西北”是指祭祀仪式的地点，但举行宴会应是祭祖以后的事，不应与祭天仪式连在一起。⑨（杨允孚说：“每年八月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滦京杂咏》卷下）上引周伯琦说在祭祖之时，“择日南行”。可知祭祖之后，必有马奶子宴）也许诗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南宋的少帝、太皇太后等被送到上都的第三天，“早出西门五里外……北边设一紫锦罘罳，即家庙也。庙前两拜。太后及内人各胡跪，福王、宰执如南礼。又一人对罘罳前致语，拜两拜而退”①（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罘罳就是屏风，有时也用来指官阙上交疏透孔的窗棂。这里所说的家庙，应指元代皇帝的家庙，所以南宋降人才会以胡跪去拜见。在此以前南宋的使臣曾说蒙古的穹庐有一种样式“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②（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也许所谓“紫锦罘罳”实际上是外蒙紫锦的穹庐。蒙古人在草地上没有家庙之制，这里所说可能是指前朝某一斡耳朵（营帐）。③（蒙古制度，诸汗死后，其营帐仍然保存）
有的贵族也在上都举行祭奠先人的仪式。元文宗时，太平王燕铁木儿祭奠其先人石像，“像琢白石，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曰：旭泥白。负重台架小室贮之，祭以洒湩。注彻，则以肥脔周身涂之。从祖俗也”④（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陪石大夫太平壬祭先太师石像》）。向石像灌酒，用肥肉涂抹石像全身，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习俗。燕铁木儿是钦察人，钦察（Kipchak）是中亚的突厥游牧部落。这种“祖俗”也许是钦察人的习俗。
元代皇帝在上都期间，还要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主要有角牴、竞走和歌舞等。
角牴就是摔跤，这是蒙古人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列朝皇帝都在宫廷中举行，杰出的角牴士会得到优厚的奖赏。诗人记述了上都的角牴比赛。“红云霭霭护棕毛，紫凤翩翩下彩条。武土承宣呈角牴，近臣侍宴赐珠袍。”⑤（《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郑彦昭《上京行幸词》）“黄须年少羽林郎，宫锦缠腰角牴装。得隽每蒙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⑥（王沂：《伊滨集》卷一二，《上京诗》）
竞走亦是在大都和上都经常举办的活动。“皇朝贵由赤（即急足快行也），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锭，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①（杨瑀：《山居新语》）这种竞赛的方式已和现代差不多。竞走的距离据记载是二百里，时间是从黎明开始。②（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健步儿郎似云，铃衣红帕照青春。一时脚力君休惜，先到金阶定赐银。”③（许有壬：《至正集》卷二七，《竹枝十首和继学韵》云，蹑云，原谓骏马奔驰如蹑浮云，此处用以喻竞走者速度之块）
皇帝巡幸上都时，教坊司所属乐人都要随从。“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④（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她们的“供奉”就是表演歌舞。“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⑤（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这里所说的“官妓”，亦即教坊女乐，她们天明就要到宫禁之中“供奉”，月明才得离开。“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⑥（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五，《和王左司竹词十首》。按，这是马祖常次王士熙竹枝词所作，以上都宫廷生活为内容。“云门”，古乐名。）这两句诗写的就是教坊在上都宫廷中表演的情况。宫女中也有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元代中期名诗人王士熙描写一位李宫人的遭遇，她擅长琵琶，曾随来上都。“鸾舆五月幸龙冈，宣唤新声促晓妆。拨断冰弦秋满眼，塞天云碧草茫茫。”⑦（《皇元风雅》卷一二，王士熙《李宫人琵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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