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都简述

    地理位置处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元中都，存在时间虽然较短，但在元朝都城制度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中都的兴废

    元中都建在元朝的隆兴路内。隆兴路原为金朝时的抚州（州治在今河北张北县），辖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四县，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户。①（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昌州亦同时划入隆兴府。当年十二月在此建立了行宫。②（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卷五，《世祖纪二》）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③（《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辖昌州和高原、怀安、天成、威宁四县。

    大德十一年六月二日（1307年7月1日），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次年七月六日（1308年7月23日），“旺兀察都行宫成。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④（《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朝的都城由此变成了三个。

    海山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海山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元仁宗）。四月二十二日（1311年5月10日），“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将隆兴路改名为兴和路，仍辖一州四县（昌州后改名为宝昌州）。按照元后期的统计，兴和路辖有八千九百七十三户（比金朝时减少两千余户），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人。②（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元武宗海山选择在游牧与农耕地区分界线上设立中都，似乎是要用中都取代上都。但是从元武宗长期在草原生活的背景和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微妙关系来看（详见本书下篇第五章），元武宗更讨厌的应是大都宫廷生活及其人际关系。中都的设计思路也是正都的布局，所以元武宗的真实用意可能是以新建立的中都来取代设立在农耕地区的大都，所以元武宗刚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就废掉了中都的建制。

    二、元中都的布局和建筑特征

    元中都遗址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城北十五公里处，俗称白城子，在《口北三厅志》中被误认为北羊城遗址。20世纪90年代初，张北县文物、史志工作者对白城子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综合该遗址出土的元代文物，确认此地为旺兀察都行宫即元中都遗址。③（参见贺勇、李惠生、马逵：《元中都遗址认定及其历史考古价值》，载《文物春秋》，1998（3））1998年8月至10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中都遗址内进行了一次小型试发掘，出土了少量建筑材料。调查和考古发掘为认识中都的本来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宫城。中都宫城坐落在全城中央，城垣长六百一十米，宽五百五十五米，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基宽十二米。宫城城墙用夯土筑成，四角有外包砖角楼。宫城四面各开一门，城门宽约八米至十米，无瓮城。

    中都宫城城垣正中现有一长一百一十六米、宽四十八米、高三点一米的大台基，上有柱础遗迹，并出土过汉白玉螭首、琉璃瓦等建筑材料，显然是中都的主体建筑。从柱础的位置看，应为正面呈工字形的宫殿建筑。①（参见董向英：《元中都概述》，陈应祺：《略谈元中都皇城建筑遗址平面布局》，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中都———旺兀察都行宫》，均载《文物春秋》，1998（3））

    （2）皇城与外城。中都皇城东、西、北城墙距宫城城墙一百米，南城墙距宫城城墙二百米。皇城城垣长九百一十米，宽七百五十五米，平面亦呈长方形。

    中都外城城墙距宫城城墙八百五十米。外城东、西城墙各长两千三百一十米，南、北城墙各长两千五百五十五米。

    中都皇城与外城内，发现不少建筑遗迹。在外城北城墙内，有一个二百米见方的台基，显然是大型建筑的遗迹。

    （3）建筑材料。元中都遗址及其附近村庄中，发现最多的是石柱础，大致分为两种样式。一种是长方形底座青灰石柱础，底座长一百厘米，宽八十厘米，高五十厘米：另一种是方形底座汉白玉石柱础，底座边长四十五厘米，高二十七厘米。

    中都遗址出土汉白玉螭首四件，形制、尺寸与上都出土的汉白玉螭首相同。

    中都出土的建筑材料，还有角石、盘龙纹方砖、盘龙纹瓦当、盘龙纹滴水、黄绿釉龙纹瓦当、黄绿釉龙纹滴水等。

    （4）器物。中都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元朝器物，既有瓷器，也有铜器和铁器。瓷器中，有磁窑产品白釉赭彩花卉罐，龙泉窑产品青瓷碗和钧窑碗等。铜器中，有八思巴文兴和路广储仓印、至大四年铜权、莲花灯、双鱼纹铜镜、摩羯纹长柄镜等。铁器则有大铁锅，与上都遗址出土的铁锅形制相同。②（参见李惠生、赵桂香：《元中都遗址及其周围村庄出土的元代文物》，载《文物春秋》，1998（3）。）

    由于资料和考古发现的限制，只能将中都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与大都、上都作初步比较。

    以外城城墙计算，元朝的三个都城，大都占地面积最大（大都城东墙长七千五百九十米，西墙长七千六百米，南墙长六千六百八十米，北墙长六千七百三十米），约五十平方公里：其次是中都，占地面积约五点九平方公里：再次是上都，占地面积约四点九四平方公里。

    大都、上都和中都三个都城都有皇城。皇城的位置，大都在城市南部居中处，上都在城市东南部，中都的皇城则坐落在全城的中央。宫城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只有中都的宫城建在皇城的中央部位。

    宫廷主体建筑采用“工”字形布局，是元朝宫廷建筑的特点。元中都宫廷主体建筑，采用的就是“工”字形布局，与大都万安宫、上都大安阁的平面布局一样，可见其是一脉相承的。

    将城外的河水引进都城，甚至人工开渠，解决都城内的用水问题，是元朝都城设计的一大特色。大都城的引水进京已有学者研究。上都城旁的铁幡竿渠虽然绕城而过，但城内也有河渠遗迹。尤其应注意中都的引水工程。中都遗址南现存一条从忽察都淖引水为护城河的水渠遗迹，现宽10米，深1米。中都宫城东、西、南墙下各有一水道，直通皇城外。宫城下水道口用石条、青砖、白灰勾缝砌成，高约两米，外栅铁栏杆。①（参见董向英：《元中都概述》，载《文物春秋》，1998（3））

    尽管现在已不见元朝的宫廷建筑，只能以文献为据推论其原有规模，但研究者往往忽视了元朝都城建筑材料遗存，很少从建筑学角度对当时的建筑材料应用进行探讨。在元朝三个都城的出土文物中，中都出土的建筑材料最多。就已发现的建筑材料而言，大都、上都、中都的宫廷建筑材料无论是用材还是材料的纹饰基本相同。我们不仅应该注意柱础、条石、地面砖、方砖、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的形制和质地，还应认真考虑这些材料的来源。尤其是草原都市，其建筑材料主要是就地取材还是大量从中原运来，依然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三、抚州—隆兴路—中都—兴和路在元朝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自成吉思汗南下攻金、金朝皇帝迁都于汴梁之后，抚州道就成为从中原前往草原的重要交通路线。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奉旨前去西域觐见成吉思汗，走的就是抚州道。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下了经过抚州前后的情况：“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野狐岭下，蒙古军曾大败四十万金军，丘处机等人亦在此凭吊战场。此后，“北过抚州，十五日，东北过盖里泊，尽邱垤碱卤地，始见人烟二十余家，南有盐池，池迤逦东北去。自此无河，多凿沙井以汲。南北数千里，亦无大山。”

    此后，抚州道成为通往漠北的驿路正道。从燕京北上，驿路要经宣德、宣平，出野狐岭，过抚州，转向东北，行至滦河上游，然后继续北上。元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前往漠北去见忽必烈，走的就是这条驿道，并留下了更明确的记载：“至宣德州，复西北行，过沙岭子口及宣平县驿，出得胜口，抵扼胡岭（即野狐岭———引者）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岭而上则东北行，始见毡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寻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中有廨舍，乃国王（木华黎———引者）所建也：亦有仓廪，隶州之盐司。州之东有盐池，周广可百里，土人谓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垒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筑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驿，始入沙陀。”①（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〇，张德辉《纪行》）

    李志常和张德辉的记载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野狐岭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界点。二是野狐岭是“汉地”驿站与蒙古驿站的分界点，而这条驿道，就称为“孛老（孛落）站道”。三是抚州及其邻近地区，经过战争之后，人烟稀少，抚州城已经荒废。

    忽必烈即位之前，往来于这条驿道的人很多，不少人留下了诗作。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僧子聪（刘秉忠）著有《过也乎岭（野狐岭———引者）》和《桓抚道中》两诗：

    一夜阴云风鼓开，岭头凝望动吟怀。烟分雪阜相高下，日出毡车竞往来。天定更无人可胜，智衰还有力能排。中原保障长安道，西北天高控九垓。

    老烟苍色北风寒，驿马驱程不敢闲。一寸丹心尘土里，两年尘迹抚桓间。晓看太白配残月，暮送孤云还故山。要趁新春贺正去，朋头年不愧朝班。①（刘秉忠：《藏春诗集》卷二）

    忽必烈幕府的另一个重要谋士郝经，在《北岭行》中，有“中原南北限二岭，野狐高出大庾顶”的诗句，并著有长诗《沙陀行》，不仅描述了沙陀的自然景象，还铺陈了草原地区的生活和蒙古君王的卓著武功。②（参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〇）

    两都制度确立之后，从大都前往上都，开辟了以下四条道路：

    （1）驿路。驿路改为在怀来北上，不再经过隆兴路。驿路全长八百余里，设有十一处驿站。

    （2）黑谷东路，俗称“辇路”，是皇帝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专道。该路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全长七百五十余里，设有十八处纳钵。

    （3）东道。经古北口赴上都的东道，全长八百七十余里，也是一条“禁路”，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

    （4）西道。西道就是原来的“孛老站道”，依然通过隆兴路辖境。在驿路改线之后，这条道路变成了“专一搬运段匹、杂造、皮货等物”①（《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的运输道路。

    尽管一般人员前往上都不再经过隆兴路，但是这一地区在元朝交通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皇帝每年“东出西还”，也就是从大都出发后经辇路到上都，但是从上都南返时则要走西道。为此，在西道上共设置了二十四处纳钵。从进入隆兴路境到沙岭，设有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隆兴路、野狐岭、得胜口、沙岭九处纳钵，其中野狐岭的纳钵，建在山岭上。②（详见本书下篇第二章的考释）

    隆兴路改为兴和路后，野狐岭（隘狐岭）、石垛岭、危台岭和萱草岭，仍是该路下的四个重要山岭。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

    正是由于这条道路重要，元朝政府特别注意维护道路的畅通。泰定二年和三年（1325—1326），特别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④（参见《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既然皇帝每年都要经过这一地区，就必须建立专门的供应机构。元顺帝朝跟随皇帝往来上都的周伯琦所记兴和路的情况是：“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城郭周完，丛多，可三千家。”⑤（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这里距太原一千余里，太原人迁来定居的甚多。

    四、抚州—隆兴路—中都—兴和路在元朝军事中的地位

    抚州在成吉思汗时期曾是大蒙古国与金朝反复争夺的地区，在野狐岭下，进行过决战，所以这一地区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抚州乃至后来的隆兴路，正处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线上，又是皇帝南来的交通要道，即便在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不能忽视这一地区的军事价值。

    为保证两都的安全，忽必烈建立了侍卫亲军组织，分设二十余卫，分屯于大都、上都及“腹里”地区。编入侍卫亲军的士兵，大多是来自其他军队的精锐之士。①（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组织的职能》，载《中国史研究》，1987（3）：《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见《元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设立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②（参见《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卷九九，《兵志二·宿卫》）西域卫主要由阿儿浑人和回回人匠组成，所以又称为“阿儿浑卫”③（《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纳传》：卷一三三，《脱力世官传》。参见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见《元史论丛》，第4辑），驻地就在兴和路下的荨麻林（今称洗马林）。荨麻林在得胜口旁，在这里还建有御花园，“杂植诸果，中置行宫”，有几种水果是从西域传进的，所以称为“回回果”④（周伯琦：《扈从集·后序》），这显然与驻扎此地的西域卫有直接的关系。

    西域卫屯驻在这里，除了保护西道的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大量制造兵器。马可·波罗指出，在荨麻林居住着大批阿儿浑人和回回人，附近就是一个制造武器和军需的城镇兴和。⑤（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1~185页）这一说法可以得到汉文史料的印证，隆兴路确实有隶属于武备寺的军器人匠局，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⑥（参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此外，为保证西侧的安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⑦（《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燕只哥赤斤和红城都在大同路治下，后来专门设立了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管领屯田军。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改万户府为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⑧（参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均将改府为卫的时间系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此时，大同路已划归中都辖区之内，所以在中都范围内，有西域卫和大同侍卫两支卫军。元武宗死后，皇太后答己将大同侍卫移属徽政院充役，建造五台山寺庙（至大四年四月）。①（参见《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延祐元年（1314年）十一月，改大同侍卫为中都威卫，此卫正式划入后宫系统。②（参见《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因为后宫系统当时已有左都威卫和右都威卫的建置，所以将此卫命名为中都威卫。此时，中都早已撤销，中都威卫的得名，与中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抚州—隆兴路—中都—隆兴路—兴和路所辖地区，不仅在交通上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因地形险要，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地位，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元武宗海山之所以把这里选为新建都城的城址，显然是考虑了这些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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