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勇

    我对纯粹乡村的最后记忆止于2001年的那个色彩斑斓的夏天。我所以称那个夏天为色彩斑斓，是因为在那个夏天里我迷上了摄影。摄影使我对庸常而苍白的生活充满朝圣般的热爱，摄影也让发生在我们渐走渐远的岁月中的一些感人的影像永远定格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里，使我们在浏览这些影像时又重新走进了那段具体的事件。所谓的纯粹乡村的最后记忆是关于张北一个叫马裕村的记忆。

    张北的马裕村是躲在无数丘陵背后的一个很小的村子。我们所以走进马裕村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一块聚集了很多珍贵鸟类的湿地时迷路了，所以我们就走进了马裕村。我们一走进马裕村就被马裕村的那种只有在黑白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纯粹乡村影像所迷住了，因为我在被斜阳覆盖的马裕村的村中央看到了一株历经数百年风霜的老柳树。老柳树的躯干虽已斑痕累累，但却仍然枝繁叶茂。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老柳树的枝干上建造了无数鸟巢，老柳树的下边还有一口古老的砖井，砖井上架着经年的辘轳，辘轳左边的青石板上坐着两位年轻的女人。女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飞针走线地纳鞋底。年岁稍长的女子用于纳鞋底的针似乎有些钝了，不时地在自己黝黑的发上蹭一蹭。望着女人在发上蹭针的动作，我忽然想到了母亲。母亲的一生似乎都在纳鞋底，母亲纳鞋底的针钝了也在头发上蹭，母亲将她的一生都纳进鞋底里去了。母亲已于2001年的冬天去世了，每当我想到母亲，都有一种无法触摸的痛。

    似乎受到年长的女子感染，年轻的小女子也开始在头发上蹭针，我想她用的针也一定钝了。在两位女子纳鞋底时，正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在她们周围觅食，老母鸡咕咕地叫着，小鸡崽们的叫声却是柔弱的，我还听到了两位女子的一段对话，年长的女子问这回谈成了吗？年龄小的女子脸就红了一下说正谈着呢。年长的女子就嗔怪地笑了说成了就成了，还瞒嫂子！

    年龄小的女子脸又红了一下说真的还……还没最后定呢。就在这时我按下了快门。我的动机是卑劣和龌龊的，当我按下快门时，我看到了老柳树右边正有几株向日葵和几株豆角秧在温暖的阳光下茁壮生长，我想这几株向日葵一定不是梵高笔下的向日葵，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太名贵太有功利性，这几株向日葵在寂寞时光里缓慢生长着，没有人会关心它们的欢乐与忧伤，它们鲜艳的色彩虽然富有诗意，但这种诗意是融入庸常日子的宁静诗意，于是我对着向日葵又按下了快门。

    现在这组照片就珍藏在我的相册里，我在一些无奈的时光里翻阅这些照片时，就会想到马裕村和坐在村中央老柳树底下纳鞋底的两位年轻女人。

    2010年我去张北，参加“河北作家坝上行”启动仪式时，曾向一名文联的书法家问起过马裕村，书法家笑着说，马裕村早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我瞪大眼睛问。书法家似乎有些责怪我的孤陋寡闻，他说，您不知张北在搞新农村建设吗？现在农民都住进高楼了。书法家在说这句话时还带着一点炫耀。我说那么农民以后就不种地了？书法家说怎么不种地了，地还是要种的，农民只是从平房搬进了高楼。我说以后农民还养猪养羊养猫养狗养鸡吗？书法家似乎认为我提的问题很笨，竟然很欧式地推开双手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知道。

    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知道全球化的乡村在渐渐地消失吗？上帝知道溶溶的月光下不会再有羞涩的女孩等待自己心仪的小伙吗？今天乡村的爱情也走进了霓虹闪烁的豪华会馆，走进灯红酒绿的酒吧，走进了纸醉金迷的KTV包间。乡村的女孩比城里的女孩一点也不逊色，她们也将黝黑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橘红色、酒红色、棕红色还有粉红色！只是没有了乡村的原始色。今天，你若对出生在80后90后的乡村女孩提到纳鞋底摇辘轳，她们会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你，她们会说，难道你会穿着千层底的布鞋上班吗？难道你家里还有两畦黄瓜等着你去摇辘轳浇灌吗？是的，姑娘们问得非常有道理。我去上班时穿的是棕色的老人头皮鞋，我吃的黄瓜和各种蔬菜是从超市买来的，我所有的行为似乎都和乡村只有间接的关系，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农民的血液，我二哥的责任田里埋葬着父母的骨灰。在雨意低绵的清明的日子里，我和大哥开着私人的小轿车来给父母上坟，当我们将一铲铲新土添到父母的坟上时，我们就想到了父母这一生真的不容易，他们含辛茹苦地将我们四个人养大，日子刚刚有了一些变化，他们就和他们心目中的乡村一起去了。应该说真正的乡村影像是存在父辈的记忆中的，他们知道溶溶的月光下会有痴情的青年男女到打谷场的白杨树下约会，他们还知道在北方漫长的冬季烧得暖烘烘的火炕上，会有一些不安分的男女偷情，而偷情的代价是惨重的，偷情的男人不是喝下农药了断送了鲜活的生命，就是默默地甘心为对方奉献屈辱的一生，让自己失去男人的尊严，抑或是让自己笔挺的腰杆变弯。

    在我七八岁时，我曾和故乡最好的伙伴王拴儿拿着他哥送他的大号手电筒四处乱照，我们在故乡村后的机井房里看到过富农孙长河的儿子孙富有搂着一位叫春草的俊俏姑娘亲嘴儿。为此，人高马大的孙富有因为我们发现了他的私密，一时间还给我和王拴儿跪下了。在他的长跪不起和春草哀求声中我和王拴儿悄悄地溜回了家。回家以后我们竟然对任何人也没提起这件事，因为我和王拴儿的守口如瓶，多年后在孙富有因收废品而大富大贵后，还曾专门请我和王拴儿喝过一次酒。在那次喝酒时孙富有哭了，他说我和王拴儿就是他的再造父母，假如当时我们要把这事说出去，他哪里还会有今日呀！

    我和王拴儿虚情假意地说这事能说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其实当时作为孩子的我们不是不想说，是怕说出去连累了自己，因为我和王拴儿家里的成分也不好，自己的生存尚且不保呢。

    乡村渐渐尘封在岁月深处，我曾在2005年夏季的一个雨意缠绵的周末，一个人悄悄地坐上了去青海的火车。我想到西北歌王王洛宾生活过的地方去寻找歌王的足迹，然而我的寻找显然是徒劳的。7月的青海湖是寂静的，散漫的油菜花在宁静的时光里缓慢盛开，却没有油菜花一样美丽的姑娘在翠绿的草滩上牧羊。一切都是寂静的，时光是寂静的，油菜花是寂静的，青海湖也是寂静的，而我却是哀伤的。我知道我不会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找到那个美丽迷人的牧羊女，我也知道王洛宾早已成为过去时，但我仍然要去寻找，我要去寻找什么呢？其实我的寻找就是一种和青春有关和故乡有关和诗以及音乐有关，更和梦想有关的乡村情结。

    我的祖国有很辽阔的广大疆土，我们众多的民族又是农耕的民族，一个农耕民族应该有很深的乡土情。然而我们又是一个很容易遗忘的民族，我们昨天还陶醉在烟雨朦胧、牧童弄笛的春天里，今天就适应了霓虹闪烁、由钢筋水泥构建的冰凉城市。乡村各有各的不同，而千百个城市建构却如出一辙。

    每一个漂泊者的内心都珍藏着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是温情和诗意的，在你漂泊的途中乏了累了，你的灵魂就会回归故乡，因为你故乡埋藏着你的父母及至你祖父和你祖父的祖父的根脉。这块热土总在你最潦倒的时候收留你，它不但为你奉送故乡宽厚慈祥的微笑，还用温情的双手将你心灵的伤口抚平。

    音乐家肖邦是深爱他的故乡的，他漂泊的足迹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口袋里都会装着一抔取自故乡的泥土。

    我曾在一些宁静的黄昏一个人躺在潮白河边翠绿的草滩上，静静地聆听肖邦的练习曲和小夜曲。肖邦的小夜曲虽然缺少振聋发聩的优美激情，但他的节奏却悠扬婉转，像山野间潺潺流淌的小溪，是来自大自然和谐的天籁之音，他不像其他音乐家那样地矫揉造作和华美，他是自然天成的，所以他是伟大的，因为他的内心里装着他波兰的故乡。

    故乡的袅袅炊烟让他的音乐变得温情脉脉和诗意盎然。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对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说：“你们深爱你们目前的生活，单这爱就使你们的生活美好，不是贪心与势利，但城市只能产生做买卖的公事房，不是人住的家，公事房永远不会得到美的。”

    我们说艺术是无国界的，泰戈尔的文学成就不属于印度，它属于人类，就像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但他们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是有国界的，泰戈尔在漂泊的途中是深深地思念他的故乡的，虽然在泰戈尔的成长过程中故乡并没有给他足够的自信和尊严，甚至还让他蒙受了很多耻辱，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热爱他的故乡的，他说我作为小孩时东方还不曾露白，宇宙暗森森的，我们不曾充分地明白我们自己已经出生在一个伟大的时期里。

    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都接受了故乡的润泽和滋养，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装载着一方故乡的泥土，每个人的创作最后都是一部真实的个人成长史，而我们的故乡在哪儿？我们在去四处云游时到哪里去取一抔属于故乡的泥土？

    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古国曾经是个夜郎自大的封闭国家，她几乎不愿对世界打开她紧闭的国门，她以为她是地球上最聪明最杰出的国家，于是便紧闭国门。当有一天我们打开国门以后才发现，原来我们落后了，欧洲国家还在我们使用算盘时就发明了计算机，紧接着是电脑和互联网。既然落后了我们就要有紧迫感，当然我们很快也有了电脑和互联网，我们一拥有电脑和互联网，故乡的概念就模糊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丧失，但即使是暂时丧失也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一打开国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疏远了，其实这不是打开国门的错，这是我们认识方面的错误。“文革”期间我们的国门是紧紧封闭的，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近吗？父与子，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近吗？

    一个拥有故乡情结的人不管走出多远，心里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乡情结，即使他故乡的土地贫瘠而荒凉，他也在深深地爱着他的贫穷的故乡。

    散文家张中行的故乡早已经没有了亲人，为此，他曾黯然神伤。在很多宁静的黄昏，他站在京城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眺望着东南方向，他眺望的方向就是他故乡的方向，他多想回归故乡呀！他多想睡一睡故乡的土炕，喝一碗浓稠的小米粥呀！然而故乡已经没有一双熟悉的目光，更没有承载他瘦弱身体的暖烘烘的土炕。

    是因为姐姐红舒写《杨沫初恋》去找了张中行老先生，张老先生才真正找到了故乡。1986年至1996年，张老先生曾无数次到我家做客，张老先生一到我家就要住土炕，喝妈妈熬的小米粥，吃陈年老咸菜。午后或黄昏，张老先生还要和爸爸坐在小院的丝瓜架下喝茶，聊北京的胡同和经年的往事。

    因爸爸早年是在北京读书和生活，四十年代曾受聘于潞河中学，是着名作家刘绍棠的老师。老哥俩儿一聊起早年北京的琉璃厂和天桥，情绪就变得很亢奋，似乎那些尘埋的往事就发生在昨天。

    麦季过后，张老先生还让我陪他到村西的大堤，听紫荆丛子里边的蝈蝈叫，看西天边的云卷云舒。对于故乡，张老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对于所有离开故乡的远行者，故乡就是一铺暖烘烘的火炕，就是一缕袅袅升腾的炊烟。什么时候你走累了走乏了，生命就要接近黄昏时，故乡这铺暖烘烘的土炕就是你最后的归宿。”张老先生虽然是一位国学大师，但他的那种传统文人的关于故乡的感觉，亦和其他的文人没有多少区别。

    乡村的感觉无疑是温暖的，我真不知道对于一个没有故乡情结的漂泊者，他的寂寞和痛苦抑或是悲伤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释放。着名散文家周晓枫女士没有对乡村的那种个体实验的感觉，她对乡村所有的认知都是通过阅读得到的，阅读也可让一些善于思索的写作者对乡村有深刻的感悟，但如果你没有身体力行地在一些宁静的黄昏到乡间小路上去聆听牛铃摇落夕阳，去被溶溶的月光沐浴的打谷场上感受天籁般的优美意境，去用超极限的无奈面对每一个渐渐向你走来的苍白和沉重的日子，你就无法去诠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因为你心目中的乡村形象是相对具体的，而你却忽视了乡村太多用想象无法完成的细节。对乡村的感觉是纠结的，它诗意而沉重。我在孙村生活的那些年代里，曾无数次遭遇乡亲们那种绝望和无奈的眼神，当年孙村备受村人尊重的乡村哲学家孙万山老人曾感慨地说，争啥？咱老百姓也就是大地上的一株草，遇到风调雨顺咱就长得茂盛一些。一边说着孙万山老人还会发一声无奈的叹息。

    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走远，就像牧歌要从草原上消失一样，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处用玉米秸秆围起来的农家小院，玉米秸秆上爬满了绿色的豆角秧和牵牛花。粉红色的牵牛花是喇叭状，牵牛花娇艳的喇叭筒里注满了晶莹的露珠，而一位梳着麻花辫子的少妇正站在绿篱笆的一株杨树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和一位年老的女人说话。

    全球商品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人所守望的那种乡村情结的严峻挑战，今天我们很难再找到一处不被商品所占领和浸润的土地了，那些自然天成的美丽景观，本来曾经美丽得让人心灵战栗，现在却让庸俗的当代人贴满了不堪入目的补丁。他们将绿色的植被砍掉，在以前生长翠竹，生长合欢树的地方盖起了庙宇，庙宇的香案前跪拜着一些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当然也跪拜着一些贪官和恶徒，他们因贪婪因罪恶而变得十分宿命，他们以为只要向佛进行忏悔，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享受利用贪婪和罪恶所获得的果实，这些庙宇像一块块丑陋的补丁，让乡村大地变得躁动不安和深深地疼痛。

    每一个有乡村生活史的人都有一方依托灵魂的温情热土，抑或还会有一条乃至多条汩汩流淌的美丽河流，这方热土和河流是他们牢牢守望的精神家园，他们的心理路程或多或少都会受这方热土和睿智的河流所影响和浸淫，有很多杰出的作家一生都在写身边的这片热土和河流，如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和中国作家陈忠实以及孙犁，他们所歌颂和描写过的土地和河流因他们而变得千古流芳。

    我曾走过中国太多被掌握宣传话语权的旅游公司说成最富有魅力的所谓原生态乡村，它们被宣传得神秘和富有诱惑性，但当你走进它时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原汁原味的乡村村民，他们的商品意识其实比我们很多来自京城的知识人士的商品意识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们在安徽的农村，当地村民竟然将雪里红当做梅菜来卖，把葫芦条当做干竹笋售出。

    大美的绝色自然风景只要和商品联系在一起，就会失去它灵性的大美重量，很多走过太多所谓原始乡村的人，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与其去那里看一些早已失去本真的村庄去上当受骗，还不如约三五名好友在你生活的地方找一片水草茂盛的去处喝啤酒吃香肠，谈尼采，谈梭罗，谈生命的起源和世界末日。

    乡村风景是无法复制的，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是无法复制的，就像一个人的面庞曾被克隆，但你可以克隆他的思想和感情吗？

    今天我们的城市被克隆了，一个城市的模样就是千万个城市的模样，而属于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的内在文化和精神，我们却无法找到。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我去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就等于去了中国的一千个城市，这些城市的高楼让我仰视，但不能让我仰视的是这些城市都共用了一个造型。”这些造型却显得平庸和缺乏深刻的人文内涵。

    我们的城市被克隆了，我们乡村也在被克隆，那么我们生活中不被克隆的还有什么？

    一个文化团体曾经搞了一个征文大赛，大赛的主题是寻找中国最优美的乡村，一位文友建议我写，我嘲笑地说中国哪里还有最优美的乡村呀！最优美的乡村在远逝的岁月深处，在泛黄的黑白照片里，在我们懵懂的童年记忆里。

    让我们苦苦守望的乡村真的在渐渐消失，那些用来饮水的老砖井，那些把女人的容颜都纺老了的木制纺车，那些结构简单的黑白露天电影，那些残破的土墙头，那些银白色的月光下我们所大声歌唱过的美好的歌谣……乡村的一切都在消失，乡村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准城市化，而失去乡村依托的漂泊者还能找到自己的根脉吗？

    我曾在去年麦收后的一个宁静的黄昏，从孙村村西走到村东，我想看一眼儿时用来藏猫猫的麦秸垛，可我的寻找是徒劳的，我找遍了整个村子，也没有找到一个麦秸垛。村人告诉我说，麦秸在收完麦子以后就被烧掉了，况且即使不烧掉又有什么用呢？村里所有人家烧饭都用煤气炉了，用电饭煲了。

    他们这样对我说时似乎在面对一个外星人。我没有责怪他们对我的这种看法，但我却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悲哀，儿时因为想让自己家的灶膛火焰熊熊，我曾背着硕大草筐在刚刚收割后的麦田里艰难行走，我想在生产队的麦田里拾到一些收割后遗落下的麦秸，然而我的寻找和收获是甚微的。我几乎将一百多亩麦田都走过了一遍，可我硕大的草筐里只有少量麦秸，因为像我一样到麦田里寻找麦秸的人很多，他们寻找的结果似乎都不乐观。

    七十年代的乡村麦秸是主要的燃烧原料。它们让乡村上空的炊烟袅袅，哪一家的烟筒里不再有炊烟袅袅，哪一家的燃料或者是口粮就出了问题，这时那一家的男主人抑或是女主人就会牺牲自己的尊严，堆起一脸谄媚的笑容去找生产队长。

    我们村当年最美的少妇刘淑芹家里就曾断了柴火，为了重新让自己家里的灶膛火焰熊熊，刘淑芹在队长的女人回娘家的晚上，为好色的队长解开了自己紧紧扎着的腰带。刘淑芹因为和队长好，当年占了队里很多便宜，在生产队解散以后，当年的队长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他仍想找刘淑芹干那事儿，这时的刘淑芹已经拥有了两年也烧不完的硕大的麦秸垛和两年也吃不完的小麦，队长因为刘淑芹的薄情寡义，竟然在炎热的夜里将刘淑芹家的麦秸垛给点着了，因为纵火罪队长被判了一年徒刑，队长被释放后因为生存无计，便喝了农药结束了自己卑微的生命。

    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乡村不是诗亦不是童话，真实的乡村充满了生命的沉重与生存的苦难，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才鲜活和使人充满深深的眷恋，因为它让我们懂得了追求幸福需要付出生存代价。

    我的太多苦难来自于乡村，然而苦难却让我在生活中获得太多的悲悯，我知道我的悲悯什么也无法改变，它只能让我更加孤独和无奈。但我还是深深地热爱着那个曾经给了我苦难的孙村，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埋葬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曾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苦难。然而苦难并没有压倒他们，是无情的岁月带走了他们，无情的岁月也要带走我还有孙村所有的人。

    有朋友从法国的普罗旺斯回来，他说原来以为法国有多好呢！这回看了普罗旺斯才觉得咱们的生活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他们住的都是些什么破房子呀，一进屋黑咕隆咚，也他妈太原生态了！我说你说对了，普罗旺斯人追求的就是一种原生态生活，他们和自然共生共存，他们没有大喜或大悲，他们宁静而散淡地生存着，他们的生存不是盲目的，他们是要给这个浮躁而又忙乱的世界树立一种最优秀的生活模式。他们告诉我们生存其实不需要拥有太多的金钱，他们还告诉我们生存其实不需要把地球弄得这样乱七八糟，为了我们头顶上能有一片不被污染的天空，为了大地绿草如茵，为了大自然能和我们和谐相处，他们让每一株绿草每一片落叶都能找到生存的尊严。普罗旺斯人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拥有最伟大的贡献，可我们今天的人们已经将地球搞得千疮百孔了，我们此时才想起了普罗旺斯。

    文明不是对地球资源掠夺和资源浪费，文明是一种最俭朴的生活态度。

    文明正在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乡村苦苦地守望着，我们也有很多乡村是文明的，他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和动物和谐相处，然而我们的乡村正在渐渐消失，可我最宝贵的财富是关于乡村的，乡村给我留下了永远鲜活的记忆……（《散文百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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