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仕江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话折射的现实语境，曾让手持粉笔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长颇感得意，以为找到了抽打脑筋转不过弯的孩子的有力鞭子。于是那个貌似犯了错误的孩子就会沉默地低下头，他究竟想了些什么？

    当时懵懂的我生活在蜀南丘陵，对此话不以为然。

    像蚯蚓一样弯曲的丘陵，风能吹到的地方就有路。但我不知那样的路能否将风延伸？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风里，目及之处总能够闻到路上飘来的气息。至于这些路究竟能让人走多远？路上从古至今踏过多少不平凡的人，山里的长者不得而知。他们根本不会像我一样打听或思考诸如此类无关个人痛痒的小事情。日月更替，年年重叠，岁月青了又黄，父辈们挑着季节的担子踩出纵横交错的路，看上去比丝绸更美。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一条属于自家的“彩之路”，下雨天路面升起青苔仿若邻里乡亲锅里的清水煮白菜。那些路，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庄稼。到了收获季节，站在高冈上听风眺望，满眼都是红蓝黄绿青靛紫的路。

    路上挂满了白萝卜与红苕藤，就连桑树枝也披挂上了婴儿的尿布，那是人丁兴旺的旗帜。走在路上的劳动者，从不抬头望一眼天空，更没欣赏风景的习惯。他们像蜗牛，背着重重的粮食爬坡上坎；一点一点地爬，沿着横七竖八蜿蜿蜒蜒的路爬，喘着厚厚的粗气，直到田野在布谷鸟的歌声里空缺，这时家便成了缤纷的粮仓。

    十万只蜷伏在树梢的蝉声如同唢呐庆典丰收。

    秋天的蝉声如同季节的挽歌。我在风里听来的只有年少的寂寞，但不悲伤，村庄的喜悦与我无关。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一个人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路，走出村庄，走出这片宛如桫椤谷的隐秘之地。

    在来来往往的人眼里，还有一条路是被村人的眼睛盯亮的，那是一条滋生希望的路，它随父老乡亲的脚步翻山过岭一直通向以两块石头命名的双石镇。隔三差五的逢场天，村人们的买卖交易、荤素生活几乎通过双石才能得以实现。归来时，三三两两的村人总能用背篓或口袋装回一些捕风捉影或缺斤少两的消息——哪个谁谁谁天不见亮就被一个蒙面人杀了，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哟；谁家如花似玉的青头姑娘跟着街上毛线铺子里的老男人好上了；哪村哪户王麻子家刚刚卖了老母鸡的钱被一个穿红衣服的女扒手统统摸走了，他说下次逮着她不宰掉她的“三只手”就让双石的人不要叫他王麻子了；还有骑摩托的小伙子喊了一车的人来把一个开公交的老几打得满地乱滚，血流了一条长长的街，不知出了啥事……

    我伫立在麦田与竹林之间，假装闻麦香。

    那些走近又走远的赶场人，一定没太在意小小的我。他们传递的消息常常被我惊恐万状地带到山坡坡上去，当一个人也没出现的时候，我赶紧借狂风将它们吹得逃之夭夭。我想双石镇是不是天天都有流血的事，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镇呢？我爬上桑树，双脚交叉紧紧地靠住树枝，任凭阳光照进我的破衣裳。我想看得更远，但我最终与双石镇无缘，闭上眼，就连梦中它也未能出现。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双石镇曾经或未来的格局，因为在我记忆里，它一直处于遥远的状态。我拒绝像其他小孩一样跟着大人撵路去双石，那时我就连买泡筒吃的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也拿不出来。

    我更喜欢独自走在这条属于安静的路上，看那些赶场人从镇上归来时的表情，听他们讲惊心动魄的见闻。

    正午的路铺满了阳光，氛围宛如油画里的恬静。我们的学堂就在大风随时光顾的山坡坡上。我不怎么喜欢那些风，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没有翅膀的人。老师说只有蒲公英才有翅膀。除了风，路上的露，我也不喜欢。因为露常常不顾情面，打湿我唯一的帆布胶鞋，让我的脚趾在课堂上冷得生疼。路的两边，耸立着一行行排山倒海的红苕堆堆，恰似一个个孩子的小坟茔，上面爬满了青油油的红苕藤，藤里夹杂着肥肥的泥秋蒜和迎风招展的狗尾巴花。

    而坟茔前正在开花的玉米就像孩子们摇曳的墓碑。遇到勤快的庄稼人，坟茔上朴素的草儿都将在一场雨水的背后惨遭锄奸。从此堆堆上裸露的沙粒在阳光下不再含羞。含羞的只是沙粒中的蚯蚓，它们跟随那些不幸的草儿连根拔起。它们昼夜寻找回归的路，趁庄稼人毫无防备之时，它们想尽早钻进红苕的心里去享受幸福。

    除了路，知道蚯蚓鬼把戏的人并不多。我也只是偶尔路过，停下来看着蚯蚓的脸，在雨中想想蚯蚓的处境罢了。

    它们有时比没有带伞的过路人更可怜！

    这条路的伴侣除了我，还有躲藏在竹林里的小花猫与大公鸡。有时它俩在竹林里忽然随风而舞，随一股热风钻到路面上来。大公鸡望着从树叶缝隙里遗漏下来的太阳光，昂起脖子，尖叫一声。其实它俩是在偷听水边读书郎讲蒲公英的故事。当背着书包的读书郎走远之后，它俩开始交头接耳。一只画眉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小花猫闻到风吹草动便嗖嗖地跑到了树梢上。

    大公鸡却在水边低头审视小花猫倒在水中的影子。它俩之间相互张望，相互猜忌，相互欣赏，却又相互不买账，距离美得真可以叫若即若离。当一个挑着柴禾的劳动者脚步声重重地走过，它俩彼此摆了摆头，一唱一和，声音高低不平，经过风的洗涤与传诵，便有了自然的多声部效果。那分明是一首绝版的乡村情歌，比蒲公英的故事更温暖，比牧童的笛声更清寂，比一粒种子的梦想更生动，比一座村庄的历史细节更遥远……大公鸡把摇晃的身子唱得潇潇洒洒，把小小的脸庞唱得大红大紫；小花猫在高空中清脆的声音敌不过大公鸡在地面上的引吭高歌，它绝望地哀怨几声后，一气之下“呼儿嘿哟”

    从树梢上纵身落到地面，翻了几个滚儿，然后学着大公鸡的模样大摇大摆走过荷叶铺出的田埂，它俩谁也不搭理谁，各自分道扬镳找要好的伙伴去。

    风数着泥土里新生的绿，微微笑了。

    就这样，那条路留下了我永远叙述不完的细节。而我的影子便是细节的主题，在经年的冷暖风寒中，常常被异乡的月光拉得长长。有时，那条路就像一条裹得像绳子的红领巾闪耀在我眼帘。多年后，才发现我一直不曾停止奔跑，可我的速度怎么也驱不散那个影子。它被紧紧地系在红领巾的结上。

    无论时光往哪个方向追，最终我看见我的影子依然停在那条阳光铺就的路上岿然不动。

    我问路，那是另一个我吗？——比宣纸上抖落的苍白水印更顽固。他是童年里融化不了的心魂，他注定了伴随我的一生之忆。

    当我注定不再经过那条路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那片寂寞的丘陵。这一走，便是十八年。我以为我早已忘记了深藏在丘陵里的路，尽管偶有回来，但我不是特意回来，顶多算得上无意路过。每一次路过，村庄都在给我陌生的脸色看，那些五彩的路仿佛眨眼便从父亲烟斗里随风飘散了。我问路，缭人的香烟将那么多路带到了何处？是父亲愁绪的香烟焚化了村庄里的路吗？

    许多看见或看不见的人或物都在烟尘里慢慢飘散了，唯一无法飘散的便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路。我一直记得在雨天里同儿时伙伴穿着布鞋走过干干净净的路——紧挨着墙壁的路，拐过两家邻居的屋檐，可以横跨一步抵达表哥家。

    路上三步或五步的地方堆积着等待冬天的柴禾，它们如同柴禾的主人，笑容总是温暖迷人。

    可如今表哥的家早已废墟一片。连接着表哥家的邻居房屋也只剩下一匹残墙。野花乱开，蜘蛛网早已编织好未来的遗迹。就连过路的狗也懒得多看一眼这村庄里呈现的残局了。

    多年前的表哥从那个雨天出走南方后，就再也下落不明，他除了丢下一个“油水大的杀猪匠”称呼，还丢下了一沓厚厚的债务。他刚消失时，还有人站在他家门外，诅咒他会被猪的魂喊去见阎王爷，原因是他买了人家的猪，没有及时还钱，且一拖再拖，一年又一年，就拖得不见了人影。时光荏苒，哪知那些诅咒表哥的人，却一个个先表哥一步见了阎王爷。

    苍天无眼，村庄无言。

    表哥还活着。在他没有退路的南方活着。只是他的出走提前宣告了村庄里有关诚信与亲情的路由此断裂，即使我的回忆充满强大的磁场，也无力将他与亲情的血脉连接。他最终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一片废墟也不愿见他回来。不久的一天，我们行将听到他客死他乡的消息。那时，无人替他落泪。他的心魂难归故土，属于他的路早已被天空收容。在母亲看来，苍天是有眼的。只是我从未看见罢了。许多人一定不会相信表哥真的死了，只在眼下的日子里承认此人早就没出现过了。

    其实这和死了又有多大区别，表哥的死与一条看不见的路有关。

    他堵死了回家的路。

    尽管表哥的路不见了踪迹，但我还能看见少数映在路上的影，那是老一辈的劳动者最为美丽的影。自从他们谢幕村庄后，有的路也就随着他们的谢幕而谢幕了。有一些问路者是我后来遇见的，他们是劳动者的后代，听说他们从小镇回来寻找一种叫则耳根的美味草！他们前些年离开村庄住进了双石。

    他们的父辈曾经与庄稼朝夕相处，与土地亲密接触，没有路就问天要路，遇到前方是山，就拿自己的命去问山要路，他们与山撞得头破血流，路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从自己开创的路上走到自己的田野中去挖梦和黄金，但后来他们有的发现那条路是横亘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他们开始背叛与反抗。

    于是有一天，不知是谁站在田埂边大声地吆喝了一声，他们便三五成群放下手中的武器，坐到了麻将桌上渠长城。他们的罢工开始让田野中的路失去方向，同时失去方向的还有那些东倒西歪的玉米和麦子——它们好比一群没有主张的人，在大风里沉沉浮浮，风最终未能喊醒他们沉睡的灵魂。那样一群人，注定走不出自己的路。如同那一群飞不过喜马拉雅的山鹰狼狈。

    现在，我能看见的只有那条通往双石镇的路——它像年老体衰的村民一样经常打针吃药。路的医药费统统出在村民头上，而村民的病却无路可治。

    在座落有观音菩萨的路口，我每次来往看见的只有围着麻将打磨时光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几个胡子拉碴的老单身汉。他们曾经都是我亲密的邻居，只要路过屋檐下招呼一声就可以上桌拿碗吃饭的邻居，如今碰面却都成了陌路人。

    更多时候，我的来与走没有影响他们搓麻将的表情。

    我一边走，一边放眼当年那些盛产稻谷与红苕的包产地，可我目及之处只有枯草、冻土，还有新鲜的坟坝。

    再走远一点，看见的是白鹤，妻妾成群的白鹤在乱草丛中飞奔、嬉戏，任人大声吆喝，赶也赶不走。此时，人在动物的眼睛里是那样地无力与孤单。

    我蹲下身，仔细地看了看近处的白鹤，惊奇地发现了一窝鹤蛋，光滑如珍珠。

    更让人意外的是，当我走到曾经那条随阳光滋生细节的上学路时，我遇到了一头比小牛更壮的野猪，它虎视眈眈地“恨”了我一眼，顿时让人毛骨悚然。

    我再也无法往前走了，比人更高的野草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怕我会遇见狼。

    我问我的路，是谁偷走了我的路？

    当年的路，影子也找不见了。但我看见了它被开垦种庄稼的痕迹。那是哪一户人的庄稼，怎么种下就不管了？莫非连收获的季节也忘了？有一天下午，在前面一块野地头的麦子林里，我竟然看到了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很艳——它让我想起小时候上学路上常常无缘无故流鼻血的经历。那时村人没有用卫生纸的习惯，只能仰起头，一只手捂住流血的鼻子，一只手扯胡豆叶或艾草叶在掌心揉烂对付止血。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生纸旁边居然藏匿着一只银黄色的兔子，和麦子的背景几乎融为一体。我分不清那是家兔还是野兔？若是家兔，可四野早已无人家。兔子的出现不免让我有些惊喜，我差点像小时候山坡坡上的庄稼人那样放开喉咙大叫一声“打野兔了！”但我没有，我怕吓着了兔子。我停下脚步，不敢再往前走。我想对兔子传达一个信号，我和它或它的同类一直是很友好的亲人。那只兔子接收到了我的信息，它没有立即隐入麦丛，而是竖起双耳，也停下来看我。我断定这只兔子迷路了，像我一样找不到通往前方更远的路。兔子也在问路。但我无能回答它。我只认为这个时候的兔子是幸福的。田边地头野草茂盛，它们左右逢源，天天都有享用不完的大餐。没有了路的田野，兔子比人更安全。当麦子从青纱帐变成黄纱帐，它们在金色的帐子里自由舞蹈，或呼呼大睡，或结伴同行，或接吻拥抱，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人类寻求的另一个天堂吗？

    细问山上人家，才知过去那些庄稼人多数举家去了双石。有的走得更远一些，去了别人的城市。他们把路也一起带走了。

    遥知当下谁与庄稼的感情最深，当然只有美丽的野兔了。

    我又站在了山坡坡上，风继续吹。堰塘里不再有水，坏死的泥泞大张着嘴巴，学堂早已成为一片空地。一群瘦骨嶙峋的麻雀散落其中，它们风中的呻吟，让我想起旧年的学生娃在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发出心慌的声音。抚摸旧年长在岩石里那棵美丽的山楂树，上面曾经刻着的名字已长成斑驳粗大的结，即使亲历者也无法辨认那些遥远的人或物了。不远处的沙地操场全被一片橘子树覆盖、占领，树下的草莓正在绽放白花花的朵朵。

    我终于转了个身。

    绵延的高速路，怎能消化满目的惆怅？回到几百公里的城以后，腹中一直胀鼓鼓的，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躺在沙发上，梦尚未出发，丘陵里漫山遍野的荒田荒地荒草向我猛地倾斜过来，幽灵一样的风吹拂着芦苇摇来摇去的身影，它们让我的咽喉在这个寂静的春天不敢说一句多余的话，因为我的话语里埋葬不了走失的人烟。庄稼没有人种了，房屋无人住了，野草把路都长满了，我原来所在的村子有五百多人，现在只有二十多人了，我刚迈出城的脚，不知该往哪里插足，一时之间，总感觉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那条路，还是那条路，比村人病痛更多的路，它不但没有给村人带回可信的财富，相反，它带走的比带回的更多更多。有时，它带回的除了一点点沾满病菌的人民币，更多的是未知的起因与终果的死亡，还有在城里无处寄放的骨灰。村庄里青壮年劳动力一个不少地被一条路带走，带去远方，带走遗忘，带到繁华的城市就再也没有回来。是他们抛弃了村庄，像所有的寄居者一样，他们并没有得到城市的宠爱。多年以后，他们又会带着儿子的儿子和女儿的女儿，带着一生最痛的伤来到这里寻根，好像他们根本没来过这个村庄，没有出现在这里一样——他们终究死在回不去的路上。

    突然，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城楼快要攀上天空的夜晚，好大一朵月亮穿行在十五楼的窗前。此时，有些灯光还是醒着的，对于我来说，此时醒着并不能代表孤独，我相信深夜里清醒的人总有一天可以听见独立的声音。

    他说，换句话说，在城市还没有吞进嘴里的一些叫着乡间的地方，路，一天天走的人少了，一天天地，也就没有路了。这是不争的真理。他捕捉到一个天大的秘密，但他不敢在鲁迅面前说大话！风，早就预知了这一切——答案就是当年那个貌似犯了错误的孩子低头所想的。

    那时他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风把他满头的野草吹得十分茂盛，他头埋得越来越低，他在问路。

    路还在那里。问路者走远后，他说，不必担心，终归有一天，他们还会从时间的源头，原路返回！

    （《广州文艺》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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