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耀这个人物，在清光绪中叶至民国八年，是汴梁城著名的光棍，独霸杠局的杠头。是时的士大夫阶级褒其豪爽豁达，肝胆照人，称之为名士，尊之为先生；一般骚人墨客，赞其倜傥不羁，滑稽风流，誉之为诙谐家；城市贫民，因其常解义囊，时受赈助，呼之为鲁善人；而走江湖的，更以其有求必应，讲江湖义气，公认为众望所归的把子，三百六十行的“点穴师”。因之声震中州，誉满梁苑。迄今汴市八十岁以上的耆者，对其一生之所为，仍津津乐道。
以上《汴梁琐记》中的一段颂赞文字，说的就是我鲁公。照今人交往之规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鲁名耀字明远，祖籍山东，迁居大梁，生于公元一八五六年，卒于公元一九一九年，享年六十三岁。自幼家贫，父母早亡，无力供读，仅上二年私塾。一百三十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来，还依稀记得，其时学习算不得努力，但写字背文诵诗都还算得伶俐，这也为日后飞腾垫了基础。说飞腾，不仅词不确切，意也过了。然无论如何，一世活得还算精神，乐哉悠哉，洒洒脱脱，现今的世人，是万万不能和我并论的。可惜死得过早，成了一种后悔。不过话又说回来，死也就死了。有一段年月，你们千万世人，都如学生跟着先生诵书一般，齐声高呼：“人总是要死的，只要死得其所……”我们那边的人听了，觉得这话在理。我想我死了，也算得了其所。活着精神，死了也自然精神。向你们招呼一声，这是因果。
客官，以下便是正文。
清光绪中叶，仲春时节有一日，风和日丽，东京城里的国槐，其时候叶都墨绿，枝条被旺盛的汁液鼓胀着，鞭子般扬在空中，大叶井然有序地叠在枝条上，把大街小巷裹在浓荫里。城中心的鼓楼广场南，大相国寺东门大街，就是现如今人们到京必游的马道街，在树荫下伸展着，来往行人闲散商客如雨天蚂蚁搬家在街面拥涌。脚步声、唤卖声、寻人声、吵闹声，汇成一条浊水大河，翻翻滚滚。酒楼、饭店、香药铺、茶肆、戏园，像礁石般稳在那河水中，把千万种声音撞得哗哗稀碎。这个时候，正是午饭的当儿，从鼓楼西北角的“京古斋”下走过来一个人，穿件薄布长袍，油污把本色盖了，一身都是亮腻腻的脏，像是剃头匠的洗刀布，谁见了都觉恶心。他相貌极是平常，长脖子尖嘴，眼又小又圆，走路有些微趔趄。肩上背一个脏污叉褡，内里鼓鼓突突。他来到鼓楼广场四下打量一阵子，从叉褡里取出一副香骨板。这香骨板是两条牛的大腿骨，干了，呈出黄白色，上扁下圆，如半个扇面，下端的自然手柄末梢上，系了多色的红绿绸条，上端中心骨的两侧旁，打了两个不透眼，各系一对铜铃，饰着五彩丝穗。他略一定神，两手就各执一块香骨板，在空中哗哗一摇，把周围的人先警醒一下，然后两板相敲，铃铛伴奏，高声唱起来：
平生头次到东京，一步三迷难出城。
东瞅瞅，西看看，眼前一片杂货店。
杂货店，杂货行，走过苏州漂过洋。
海参海带出海外，陈州出的黄花菜。
黄花菜，不用刀，做时不离花胡椒。
小小胡椒圆又圆，漂洋过海到河南。
花椒小小麻又麻，出在东北山旮旯。
不是香料卖的贵，一道关口一道税。
说真罗，唱真罗，掌柜报税我见过。
长的香，短的炮，初一十五它先到。
大火鞭，小火鞭，逢年过节它占先。
黑糖香，白糖甜，谁要买糖来找咱。
东街大嫂有了喜，来买咱的江南米……
这人唱的是“莲花落”。莲花落需有竹板伴奏，就像那段年月时，学生们打着竹板唱“竹板一打哗哗响，有段佳话我来讲，俺村有个王大娘，忆苦思甜泪汪汪……”那样唱，离开竹板是不能出口的。可这人，不仅不用竹板唱，且香骨板还敲得那么有节奏，铜铃也响得那么有致，这就把人惊了。接下去，又听他唱出那么一排子马道街的杂货曲。于是，街头上立马围起了人群，像看名旦演戏般把他围起来。半是热闹，半是惊疑，人们都站着不动，静静听着，只几个矮子在人的胳膊弯下朝里猛挤。短短一曲莲花落，唱尽了马道街杂货经营、花色品种、产地来源，着实让东京客商大开眼界。当他唱到“生意好，生意旺，光卖现钱不赊账”时，从人群里挤进去一位先生，眉开眼笑，不言声，拿出几个制钱塞进他的叉褡，转身便出了人群。
这先生是马道街专门经营作料的“兴隆香料店”的掌柜。那唱莲花落的松松肩上叉褡，瞅着掌柜后身，转口就唱道：
生意好，样样全，掌柜不在乎几个钱。
赏了钱，我道谢，再到下边把盘缠借。
唱罢，他以惯常的“紧三下，慢三下，不紧不慢又七下”，连击十三而告终。最后一下击过时，立即两板相合，以手扪之，余音未发，戛然而止，然后朝着四方三鞠躬，共计十二礼，又收了几个制钱，走出人群，就正式进了马道街。
这马道街本是东京的繁华去处，商业中心。原名叫寺东门大街，因为坐落在大相国寺的东门前，这么叫了数百年。可到了明代中叶万历年间，坐镇东京的周王六世康王勤熄，笃信佛教，又酷爱骑马，时常驾临大相国寺拜佛听经课，他和他的随从就把坐骑拴在这条街上。日月久了，为了方便，就在街南建下马房一座，有专人为其照料马匹，寺东门大街也遂被他改名为马道街。到了明末时期，黄河一次泛滥，马道街也随之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空空的一片阔野水洼。水息后，大相国寺西面的铁佛寺以东，迁徙来了二百多户人家，多半是陕甘的回族难民，他们中间有一批伊斯兰教马贩子，在此做起贩马生意。马道街成了试马场。到光绪十五年前后，有位南方富商，姓王，在铁佛寺南开了个百货铺子。字号为“洋货大商店”。随后，马道街两侧就多了许多店铺。到清光绪中叶，这儿已经是店铺林立，商人熙攘的好去处。窄窄一条街上，店铺门前的镀金字号牌，长的，短的，宽的，窄的，竖的，横的，一街两行，满满悬挂，极为醒目照人。这些字号，异常讲究，文章大都做在“吉利”二字上。如福、祥、乾、盛、仁、利、泰、益、丰、昌等，最有名的是老字号中兴楼、乾坤堂、马豫兴、元隆、老宝泰、义丰厚。
此时，那唱莲花落的，进入马道街，两只小眼朝上吊着，盯着那些字号牌，痴怔一会儿，又打起香骨板，哼出一首油滑律诗来：
顺裕兴隆瑞永昌，
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
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
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合生成广，
润发洪源厚福长。
念罢，走到马道街中间的“宏财馍店”前，看看那又白又大的麦面馍，朝掌柜深深鞠了一躬，把香骨板向前一伸，旋即拉回来，“擂鼓三通”以壮声色后，便振振有词道：
拜罢他，再拜你，看看掌柜的好生意。
走就走，挪就挪，掌柜卖的好蒸馍。
馍又暄，面又硬，买主看看都高兴。
蒸的卷子四方方，一个一个摆桌上。
你的蒸馍圆又圆，能卖五湖四海钱。
光卖蒸馍还不算，余外还带机器面。
面条好，秤公平，买主吃了都传名。
唱的掌柜高了兴，顺手拿钱朝我送……
这店掌柜是个胖老头，腰里围了白腰布，听他唱完了，朝他肩上拍了几下，问：“哪里来的？”他说：“山东。”“好嘴口。”“不敢，儿子是跟着老爹你学的。”那掌柜一笑，从腰布兜里取出一个制钱，外加一个雪白蒸馍递给他，他就又深鞠一躬，退着出了“宏财馍店”。
就这么，见了“顶德理发铺”，他唱“七步走，八步留，一行青丝挂门头。不论公子与王侯，按着头皮水中揉……”见了“同仁药铺”，他唱“同仁号，喷喷香，施礼搭躬拜药王……”见了粮行，他唱“三步高，两步低，迈步来到粮行里。先开粮行汉钟离，后开粮行伍子胥……”走过短短一条马道街，他统共唱了二十余段莲花落，讨要了二十多个制钱、一个蒸馍、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几天的饭食有了着落，他刚想坐下把两根油条吃下去，忽然一转身，发现身后竟围了十几个讨饭花子，一个个脏污衣服，蓬头垢面，大的有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小的是十二三岁的孩娃儿，眼睛都盯着他的手，眼珠仿佛立马就要流出来。那架势，仿佛他偷了他们物件儿，不还时就要下手抢。
看着这帮讨饭花子呆了一会儿，他问道：“谁是‘当家的’？”
老汉问：“你是刚入城？”
他答：“从山东来的老二。”
老汉说：“东京的花子少‘教行’，都是‘单杆儿’讨饭吃。”
他想了想，道：“世上三大帮，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的杆儿为一帮。‘丐儿不成帮，饿死没人扛’。没有教行哪成呀！”说着，把油条分给孩娃和老汉几个“杆儿”，又从叉褡和长袍袖里取出制钱，一人分了一个，把香骨板往叉褡里一丢，将叉褡摔在肩上，朝着铁佛寺扬长去了。
他腿虽趔趄，路却走得极快，随着两只胳膊的摆动，叉褡在他肩上一跳一跳，若不是长袍屁股那儿有一片格外油亮的污渍，你断然不会觉出他是一个单杆儿叫花子。
此人便是我鲁公。
是年我二十九岁，饭已经讨要了十余年，南到武汉，东至徐州，西到洛阳，北过黄河，在“穷教行”当家也很有几年了，叫花子这碗饭已吃得轻车熟路。要不然，莲花落怎么能唱得那么溜口儿。
要讲我活的一辈子，就得从我初入东京说起来。为了能在东京“穷教行”里成为当家的，我从大南门入城后，先在小巷子里讨了三天吃，闲下时就去马道街观景，夜间宿下来，就编那莲花落的曲段儿。在徐州讨了三年饭，我是香骨板丐帮的当家儿，到黄河北时，又作徒儿学了莲花落。如今的东京老翁，你若问起旧时的丐帮儿，没有人不知道我鲁耀的，拿香骨板来唱莲花落，就是从我鲁耀开始的。可惜我弃丐抬扛后，这就绝了后人。
说那一夜，我借宿在马道街南头马市草棚下，那儿有一垛谷草，圆圆盘在贩马交易场的边儿上。四月天气，昼暖夜寒，交易场上旋着没有方向的小夜风，马粪的香味和马道街两边国槐的腥鲜气息，在交易场上兜着圈子。东京城里的灯光，明明灭灭，比徐州、洛阳多了许多，到深夜时，还能不断听几句戏园唤出的包拯腔，又粗又哑，好舒服！我把谷草垛抽出一个洞，钻进去，又用谷草堵了洞口，听着戏文做着梦，肚子圆鼓溜饱，头枕着叉褡，叉褡里还有几枚制钱，睡得痛快差不多就要死过去。那一夜我想：东京人好爽快，我怎的没早点来到东京哩！记不起是我睡着以后戏园歇戏的，还是戏园歇戏了我才睡着的，只记得来日醒时，我推开洞口谷草，日头从东天已跳出好高，斜照在谷垛儿上，把我的眼珠都刺进了脑瓜仁。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眼珠再从脑瓜里走出时，一下就看到十几个讨饭花子从谷秆堆里钻出来，扑扑拉拉跪在我面前，齐声叫道：
“师傅！”
我一怔。
这些“单杆儿”都是昨儿得了我制钱的花子。他们不含糊地跪在我前边，眼却瞟着站在一旁的花子老汉儿。那老汉见我怔着，眯眼笑，朝我靠了几步。
“贤侄儿，我们是东京的‘竹筒帮’，竹筒吹得粗，人都听厌了，讨不来饭。我饿着没啥，不能饿着这些小杆儿，你就收下他们，立个穷教行，建个莲花帮，做个当家的吧。”
我想了想。
“你的岁数比我大得多……”
“你的道行深，”老汉说，“我在东京要了五十一年饭，唱莲花落的见多了，可就你贤侄才真真是见啥唱啥，逢啥编啥，不是先编后唱的，你要不当家才是瞧不起我们哩……”
这般的，我入城三天，就立了一个莲花帮，做了当家的。当家的有当家的好处，管着一帮人，逢年过节也必然有礼送来。但当家的要让在行的老少们日日有饭吃，这便是难事。
光绪临末时，我鲁耀改了行当。
丐帮不漂流，是要慢慢绝食的。能耐再大的杆儿，也不能死插在一地不动，哪户人家也不肯终日打发面熟的叫花子。
终于，当“知客”了。
知客是殡丧婚娶中的帮忙打杂人。诸如招待客人，烧纸递香，搀扶孝子，收拾桌面，端菜添酒，担水扫地，洗锅刷碗；代婚娶主家收拾洞房，搬运陪送嫁妆，招待贺宾，安桌让座，次日回门引婿，祭祖行礼，拜见岳家亲辈，如此等等，七七八八，都是知客的活儿。做一次知客，不仅有几天的好酒好菜，而东京红白事，向来有“捎包”习俗。为了酬谢知客帮忙辛劳，一般是白事赠送单数礼品，红事赠送双数礼品。礼品也大都是吃食蒸馍油货和纸封制钱。为了肚子，我鲁耀也少不掉四处打听谁家死人，谁家娶媳，偌大个东京城，红事白事总不间断。
遇了白事，走过去，首先在死人灵前磕三个响头，烧一撮纸，然后找到主人。
“家里缺帮手吧？”
主人怔一下：“不缺。”
“孝子总缺吧，你把我当成儿子孙子都行的。”
主人只好说：“你去问总管，他那儿有事干。”
遇了红事，先在主家门口点放一挂百响小鞭，然后进去说：“我贺喜来了。”
贺喜自然让主家高兴。
“你去问总管哪儿缺人手？”主人说着，递给一个蒸馍，于是鲁耀他就成了喜知客。
知客做得久了，程序熟了起来，慢慢办事就越发干练，殷勤周到，开始有小户人家请他做总管。他也能处处为主人着想，筹办筵席，购买肉菜，封礼收礼，都十分节省，一时间竟成了东京城的红白人物，连高门大户遇事也得请他操劳。
说这年夏天，多雨，东京城像煮在锅里的猪杂碎，到处都稀稀水水，日头一出来，满城街巷都是反照的光团儿。西城有条胡同叫豆芽胡同，其状也如豆芽一般，胡同口窄小得仅能走进一辆手推车，里边细长，深处稍稍一拐，展出一片地面，亮出一个阔大门楼，这就是豆芽街上的“豆”，户主是在书店街经营土杂货物的“恒大杂货店”的老板，姓程，人称程掌柜。程掌柜的儿子二十早过，定于初三婚娶寺后街一位女子，可因本月天气连阴，雨水勤注，豆芽街地势太低，积水多，阴气大，于喜不利，就把“好期”推后三天，改为初六。怕初六胡同路面不干，又专门推来一车沙土，在胡同口的豆芽尖上堆起一个小坝，以防主街上的雨水再往里灌。到了初五这天，街上还存着积水，胡同里却干了路面。
这当口，他来了。
“程掌柜。”
“有事？今天恒大货店不开业。”
“贺喜贺喜！我姓鲁名耀，明儿来给你老打打杂，做做下手咋样？”
程掌柜是个讲究人，看看他长袍上的一身脏污，说：“谢谢了，我人手齐全。”
“真的？”
“真的。”
站一会儿，他猛一转身，走了。
初五夜，程家好不热闹忙乎，一个豆芽胡同进进出出，塞满已来帮忙的喜知客。拉桌搬椅，砌灶蒸馍，动刀切菜，叮叮当当，吆七喝八，人手其实极缺。
他站在豆芽梢儿上，望着那一派景致，呆了大半天，摔出了一句话：
“奶奶的程掌柜，看你让不让老爷当知客！”
说毕骂完，就隐进树影里。
三更时分，知客散尽了。五更时分，程掌柜睡不着，起床推门一看，可了不得，长长的一条豆芽胡同，满是积水，腿膝盖儿深！在清清的月光下，明明亮亮，堆在门楼下的桌椅板凳，船样在水面游动。连夜蒸下的一簸箩白馍，泡在水里成了白浆。程掌柜心里忽悠一下，腿一软，差点倒下去。他哗哗趟着积水，到胡同口一看，那沙土小坝被人掘开了，满街雨水都灌进了胡同。日头一出，新媳妇的花轿就要抬过来，程掌柜急坏了。知客们都不在，只好找来铁锹，堵住坝口，亲自用桶往外倒水。哗啦——哗啦——没几下，已累得腰酸背疼，脚下又冷得寒战，便“娘”地叫一声，直起腰，道：“我得罪你们谁了呀！”
这当儿，从街头晃过来一个人，走路一摇一摇，在水色的月光里，像竖漂的一截黑木头。他摇到胡同口时站住了。
“程掌柜，一早就忙呀？”这人就是鲁耀。
掌柜叹了一口气：“人心都叫狗吃了。”
“看您老年纪这么大，怎能干了这活儿？”鲁耀说着，将长袍往腰间一挽，脱掉鞋子，跳进水里，操起水桶，哗哗就倒起水来。瘦身子一弯一直，一提一桶，比掌柜的手儿快了许多。
到天将亮时分，月落了，仅余几粒星星在城上空闪着，街面朦朦胧胧，国槐的影子都融进了黑色里。豆芽胡同的水也基本完了，鲁耀丢下水桶，扶腰站起来，朝身边的主人看了看，笑一下。
“不误你家娶媳妇吧，程掌柜？”
“我不亏待你。”程掌柜说着，回身在门楼下取来一兜蒸馍，递给他，“晾干就能吃。”
看那馍都是经过水泡的，鲁耀没有接。
“饭时我和知客们一道吃……”
掌柜说：“我家知客人够了。”
把眼吊起来，鲁耀将桶扔到墙根下。
“程掌柜，东京的红白事，还没有谁家不请我鲁耀去充知客的。”
程掌柜很坦然地笑一下。
“下次吧，我家二少明年娶。”
他转过半边身。
“那我就走了。”
“多谢你帮忙……”
走了半步，他停下来。
“真走了……”
掌柜朝豆芽胡同里转过身。
“不远送。”
再没说啥，他从程掌柜手里夺下那一兜水泡蒸馍，三脚两步就出了胡同口，朝着鼓楼大街走去。
东天已经透红，日头露出半张脸。东京城干干净净，树在红光里微微摇着，叶子嫩得滴水，房屋楼店都洗得了无纤尘。豆芽胡同口的两侧，大红“喜”字已经贴了出来，极为醒目招人。就这时候，忽然来了两个讨饭花子，一人手举托盘，上摆米糕、芝麻条、烧饼、油饼各一个，为四色礼品，一人手拿浏阳产的百响小鞭一挂，到胡同口“砰啪”一放，大声叫着“贺喜贺喜！”朝程家门楼去了。
东京的喜事有规矩，凡送礼的如若不以宾客相接，请上桌吃喝，就需加倍封礼相还。总管的案头放有一叠红纸，就是以备封礼之用。一般还礼都在五百制钱到一贯之间。自然“杆儿的”叫花子是不能请上桌的，既然他们托盘置礼送来，就得厚礼还去。
有个快腿知客回去报信，说叫花子贺礼来了。
总管问：“掌柜，还礼吧？”
“还。”
“多少？”
“八百。”
于是总管将八百制钱用红线穿了，红纸一裹，让快腿知客送了出去。
两个花儿接了八百钱，千恩万谢，一再祝福，出了豆芽胡同。
然而，这里前对贺喜的花儿方去，后对紧跟又来。一样的衣服破烂，一样的满脸脏污，一样的四色礼品，一样的浏阳小鞭，一样的拿去程家八百制钱。日未升三竿，程掌柜就接了这样九对贺礼叫花儿，赔去制钱七八贯。
正在应接不暇的当儿，胡同口突然接连鞭响，噼里啪啦，炸得豆芽胡同一抖一抖。总管以为是花轿来了，措手不及，忙派知客出去察看，谁知竟是二十多个讨饭花儿，全部手举托盘四礼，破衣烂衫，不等鞭炮烟雾散尽，就涌进胡同里，“贺喜！贺喜！”“掌柜的，下人给你送福来了！”“祝你家早得贵子啊！”叫叫嚷嚷，潮水一般卷到程家门楼下。
总管不敢接礼，接了就需二十贯钱送出，于是忙去问主家。
“咋办？”
“不理他们。”
“不便吧？”
“东京的叫花子百百千千，打发得起吗？”
如此，总管就把这帮贺人硬拒了，任他们在门楼下恭的贺的吵翻天，就是不派知客去收托盘上的礼。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叫花儿们看指望不大，就收起托盘，怏怏走了。
不久，新娘真的来了。一顶花轿被红绿绸布的缠花包裹着，八个轿夫都是民间汉子，身体结实，又懂轿行，一闪一闪，起起落落，缠花在轿上飘飘摇摇，远远望去，像是由南向北移动着的一棵开满花的树。两个响器班，分列花轿两侧，共吹着一曲《百鸟朝凤》，声音舒展昂扬，流水般在街道潺潺作响。看热闹的居民前拥后挤，鞭炮不间断地在人头顶炸响。快腿小二在拐弯处招风见了，忙回身到程家禀报。跟着总管和搀扶就从门楼出来，迎到胡同口上，将红地毯一节一节铺满豆芽胡同。
可事情万万也难以料到，当新娘子到胡同口下轿时，突然从对面人群中又闯出十余个讨饭花儿，都是三十几岁，结结实实，一个个头戴孝布，身穿麻衣，手持招魂幡，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号啕大哭，声音嘶哑，破喉烂嗓，爹呀娘呀，妻的儿的，哭得惊天动地，真如丧了考妣一样。
事情来得突然，轿夫一见这些汉子孝子，搁下轿子就呆了。响器班一向还没遇见过“红白相撞”，一人止吹，全班就乱了调儿，稀稀拉拉，此起彼伏，慢慢两班响器都止了吹打。街面上除了十几架嗓门的狂哭，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丁点儿也不悲哀，却十分热闹，围观的市民一下把花轿晾到一边，朝着孝子围过来。
新娘子下轿后，原本还有很多程序，可这会儿喜丧相遇，为了躲避，也顾不了许多，一出轿门，搀扶拉上就跑，慌不迭儿，嘴里叫着：“躲邪！躲邪！躲邪！”
新娘子知道自己出嫁遇上了白丧，一过程家门楼，起先还是哀哀地压着嗓子哭，和新郎拜天拜地时，听那门外孝子仍在嚎吼，越发觉得晦气，便索性哭出音来。娶妻嫁女，本来一桩喜事，没想到闹出一片哭声。掌柜急了，叫道：“我哪儿做了孽事啊！”抱头蹲在上房不动了。
总管急了，亲带几个知客出外搀孝相劝，不仅劝不动弹，那十几条汉子孝子反把脸转向豆芽胡同里的程家门楼，哭得更加厉害。没办法，只好回去减了婚娶的繁事，匆匆把新娘送进洞房。找到主人问：
“掌柜的，你得罪下了谁？”
掌柜说：“我得罪过谁？”
“那是几个恶作的叫花儿，像要叫你破财的。”
“豁上吧，每人给一千制钱去……”
一个知客送出去十几贯，一会儿又原封不动把钱拿回来。
“狗日的不要……就死哭，劝不动。”
这时候，一个常做知客的出来说：“这怕要由掌柜亲自出面请鲁耀先生调停哩。”
程掌柜听了，怔怔，坐在罗圈椅上木着脸，连吸十几袋水烟，让总管带着二十贯制钱出去了。
不一会儿，鲁耀来了，背着叉褡，后边跟着掌柜和总管。他到众孝子面前，从叉褡里取出钱来，朝每个孝子面前扔了一贯，说：“都他妈别哭了，程家总管有事，我接总管了，你们都是知客，快都进屋洗罢脸，端菜上桌，宾客都在等着呢。”
果然，十几条汉子，从头上扯下孝布，擦把脸，把孝布和麻衣往一堆儿卷了，笑嘻嘻跟着鲁耀进了豆芽胡同。
今日东京相国寺中藏的《相国寺竹枝词三十首》中有诗云：
上通抚道下通猴，
屁股常年一片油。
三十六行相国寺，
无人不拜鲁杠头。
这诗是我死后作的。记得在世时，并没有文人这般抬举我鲁耀。人的作为能入诗，能留后人，可想活着也算得有作有为了，不然谁肯枉费笔墨呢。自从在程掌柜家做了总管，我就不做知客了。城内的数百条街道胡同，没有谁家不知道“红白总管”鲁耀的。马道街、相国寺、龙亭、铁塔、禹王台、砚庆观……无论到东京的哪个地方，人们都熟识我，见面不是称我“鲁总管”，就是叫我“鲁先生”。做了总管，成了人物，就有了财存。有了财存，我就在现省府前街买了房子宅院，开了“明记杠局”，成为鲁杠头。从那时候起，我在东京就有了自己的营寨，开始了我鲁杠头辉辉煌煌的一辈子。
《如梦录》中的《形势纪第二》开头道：
东京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势如卧牛，故名曰卧牛城。城内周府前有兴龙桥，又有左右两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迤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谓之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
我所置宅院就在卧牛城西南，离钟楼不远，地皮约有半亩余地，房是青砖青瓦，四合院子，院里有梧桐两棵，树皮四季都分外滑润，涂油似的。夏天树皮上生出很多苔丝，地上潮潮一股湿气，十分凉爽；冬天则温暖舒适，宜人可意。到第二年秋天，省府前街有家杠局，经营不善，生意被曹门大街一家杠局夺了，我出面请客，把这家杠局盘让过来，于是，旺火添柴，势头大振。
杠局，是专做抬死人生意的。
我的“明记杠局”临街是三间门面瓦屋，门头上的字号用金色漆了，棺材抬手没有固定身子，都是“莲花落”帮的徒弟们，有死人就抬，就吃喝。没死人就上街去唱去讨。这买卖别无所盼，就盼着东京多死人。多死人才会有兴隆好生意。然东京人并不为杠局多死，要赚钱就要把曹门大街的杠局也掀倒，让明记杠局在东京独家经营，独赚死人银两。
我原想和曹门街杠局好好斗上一番，不想那杠局竟那么稀软，像是纸扎的，经不起我鲁耀一脚踢，只一指碰碰就破倒了。
事情是在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小二过来对我说，当家的，该请先生写对联了，杠局过的是头一个年，对联要吉利。我说，你去曹门大街看看，看他们局的大门上写的啥。小二跑步去了。
约有一碗饭工夫，小二回来递给我一张纸，上边请人抄了他们局门的对联：
天龙义气高百斗德必有邻
司马文章壮千秋群贤毕至
门额上写的是：
关雎志喜
我把那纸一团，扔了。
“字好吗？”
“请书院先生写的？”
“啥价？”
“一副对联就给了一千。”
“你去，到书店街联市上把写字最差的给我叫过来，一副对联给五贯。”
“掌柜……”
“去，在联市上唤唤，看热闹的越多越好。”
对联市是春节前自成的，每年都在鼓楼北的书店街，路边上摆下桌子，一个挨一个，桌上都放着笔墨纸砚。纸是割好的对联纸，宽宽窄窄的红条儿耷在桌角，砚台压着，在风中哗哗地动。每张桌前，站着一个先生，手插在长袍袖里，有人从前走过，就忙问：“写不写？”人说：“看看。”“来吧，不光字好，文也吉利！”“价呢？”“随你便。”这就成了。酬劳早已形成惯例死价，无论字好字坏，都要给上百个制钱。只有那些字迹确实不好的，才躲在联市的角落里，歪歪扭扭从老黄历上抄一副，红脸青筋地和小门穷户的主人吵吵争争。
我的小二到鼓楼下站住脚，面向联市大声唤：
“我家掌柜要写对联啦，哪位先生去？”
叫声不落，就有六七个先生提着毛笔抢过来。
“远不远？”
“不远，省府街。”
“这么远，价得高些。”
“一副对联五千制钱！”
“真的？五千！”
“真的，五千。”
“掌柜是谁？”
“鲁杠头。”
“走吧，我去！字是东京一流的，相国寺的门联就是我写的。”
有个先生扯住了我家小二的衣袖子。
小二道：“鲁掌柜说了，字写得好的不要，谁的字差谁就跟我去。”
人群哑了一会儿。
“傻子……”
“羊癫疯吧……”
这六七个先生离开我家小二，回了各自桌前。小二看没人应招，就到鼓楼下边，找到一个写字手抖的老汉。
“你去不去？”
“你闹啥耍儿？”老汉说。
我家小二取出五贯制钱往老汉桌上一摔：“你说去不去！”
老汉一怔，收起钱，就提笔和我家小二一道来了。后边跟了一旗子看热闹的人群。
拉过桌子，铺好红纸，小二把墨磨好。
老汉说：“鲁掌柜，我字真的写不好。”
“写吧，我就看上了你的字不好。”
老汉在砚台上磨磨笔：“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还是‘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
“你照我说的写。对联是：东京窑子分三等，明记杠局下九流。”
“……”
“写吧，就照我说的写。”
老汉的笔硬在台窝里。
“鲁掌柜，过年……图个吉利。”
我从老汉手中接过笔，用剪子把笔尖剪岔开，塞到他手里。
“娼妓立不起贞节碑。你写就是了！”
迟疑一下，老汉拿起岔笔，在对联纸上写下了“东京窑子分三等，明记杠局下九流”。他手鸡爪疯般哆嗦得很厉害，笔尖岔着，字一个一个朝前倾，起笔开岔，落笔开花，每个字都像一片秋后的污树叶。该粗笔没粗笔，该细笔没细笔，横不平竖不直，大字比海碗要大，小字如勺口一样，搭配极不均匀。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字！
写完了，小二把对联提走，上联“东”字的墨汁在纸上开了一条河，一下流到对联尾，就像娃儿尿一般。
老汉望着对联，道：“掌柜，你是咱东京有头有脸的人……”
我说：“左门板上写：欺世盗名；右门板上写：男盗女娼。”
老汉写下了。
“门额上写：横走天下。”
写完对联，我立刻和小二一道贴在了杠局门上，不等糨糊流尽，门口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居民、商贩、老人、孩童，黑黑挤了一片，那年过节天气格外好，年前下了雪，二十八九就已干尽了，也没风，人都穿了新衣，脸上溢着喜悦和满意，看了对联，更是快活许多。念念笑笑，笑够了又回头读一遍，不等天黑，这对联就走进了东京各家住户。曹门大街的杠局掌柜还专门派人把它抄了回去。
初一这天，东京城热闹异常。欣赏对联的闲人和一群一群去拜年的礼节人，在大街小巷窜来窜去。千岁们的木轿子，在街上像端午节游龙船样荡荡漂漂的。尤其好看的是姑娘小姐的花衣服，一件一件都不一个款式，不一种花色，聚到一块儿，活脱脱如龙亭后的花园子。过年节，单杆儿的花儿们没地方去，都聚在杠局里。大伙儿一早起来，由局里出钱买肉买面备下年食，一齐动手满满包了一柜台饺子，饱饱吃完后，坐下听我合计一阵子，就都齐哄哄地朝曹门大街热闹去了。
曹门大街很宽敞，多是民居，临街铺子并不稠密。过年的时候，商业街清净了，居民街自然热闹。半晌时分，拜年的都已拜过，看对联的也都饱了眼福，赌博的围到了桌子边，其余人就都在街上议论着张长李短，一堆一堆，反和平日商业街商谈买卖一样。我家杠局离曹门大街不远，仅隔两条巷子，拐上几个弯也就到了。我那莲花落帮里的杆儿们，结成二十几个人的团伙儿，一入曹门街口，就齐声唱起来：
王八戏子吹鼓手，
剃头修脚下九流，
水旱窑子带小偷，
算算不够下九流。
向西看，有有有，
凑上明记鲁杠头！
鲁杠头，下九流，
抬杠的肩上没有圣人头。
开杠局就是下九流，
下——九——流！
这唱声齐齐整整，很有节奏，一下把曹门街的人都吸了过来。他们前边走着，人群在后边跟着，到曹门街中时，停下来，一个个抬头摇脑，把唱过的莲花落曲段连续唱了三遍，那声音山崩地裂，粗野宏大，把街上的房屋都给唤抖了。
那嗓门下边就是曹门街的杠局。
杠局的掌柜先还出来凑热闹，我看见他听了一遍莲花落段儿，就退回门里，把局门反闩了。
杆儿们在曹门大街一直唱到午时候。
整整一天，这个局门没有开，没有人走到街上来。
过了年，这家杠局再也没开业。
终于就被我给掀倒了。好痛快！
这杠局掌柜是书香世家子弟。祖爷、爷都考过进士，到他爹这一辈，不争气考了个秀才。到了掌柜这一代，屡考不第，终于连秀才也没能考上去，才开了个杠局经营着。由此看，读书人果真是死要面子的。说杠局下九流你就下九流了吗？人活着，处处都要顾面子，那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反没有面子了。你要想着面子就是一张皮，撕下不要了，那你的日子反会过得鲜活宽绰，轻轻快快。人的日子快活舒展了，自然有人瞧得起，面子反而大起来。
顾面子，曹门街杠局歇业了，东京就余我一家杠局，谁家死人都得请我鲁耀抬，我在东京反而有了大面子，有了大经营，有了好过的大日子。我这样说你们信不信？东京的人信。老年人是百分之百的信。去年，也许是前年，或许更早些，我从阴间出来逛逛，在东京北门遇到一个熟人。其实我对他已记不太清，他说他十七岁就进杠局抬过杠。那天，天气温暖极了。初冬季节里，没有风，日头悬在顶上，又黄又白。树叶大都已从树上落下。草梢全部干了，只根部还透着青色。那时候，城墙废了许多，砖被人刨走了一半。我们俩就靠在城墙的破壁上，脸对着脸。我没想到他老得那么快，十七岁进杠局，一转眼他的胡子就全白了。眉毛也跟着胡子花白许多。他是拄着拐杖来城墙下取暖的。一见我，就嘴不停地说开了。
鲁掌柜，你把我忘了？他说，我可一辈子忘不了你。开了明记杠局以后，你为了迎合东京城的百姓心儿，在局里创设了“龙头凤尾”大杠，记得吧！你到处说用“龙头凤尾”大杠埋人是表示哀荣，是儿女们最后向父母表示孝心。其实，什么龙头凤尾呀，就是把大杆头上刻条龙，用红漆涂了，在大杠尾上刻个凤，用绿漆涂了，这就把杠费抬高了十贯钱。还把盖棺帏罩分为彩绣红缎、五彩红绸、普通红布三等，把抬棺杠手分为八人抬、十二人抬、十六人抬、二十人抬四级。在杠局门口贴上海报，说对父母一等孝心请用二十人抬杠，彩绣红缎盖棺；二等孝心请用十六人抬，五彩红绸盖棺；三等孝心请用十二人抬，红布盖棺。还说只要儿子有一等孝心，用二十人抬，给八人抬价，局里也绝不要账……鲁掌柜，可真有你的。这一来，做儿子的殡葬父母，谁还好意思用三等四级的？谁不争着最后做次孝子呢？就是那些平日对父母不孝的儿子，老人死了，也想用二十人抬杠，彩绣红缎盖棺，让响器响着，在东京城里，露一次孝子脸。多排场呵！这样，一般人家，纵不富裕，也只好比比攀攀，争着出大价请你了……掌柜，你行，你真行！我活了八十六岁，没有见过东京有你这样能经营的人。这样着，杠局的抬价翻了一个个儿，百姓们还高兴哩。咱莲花帮的杆儿日子好过了，没有人为一口饭食再去编唱莲花落，明记杠局足足养活起大家伙。你也从此娶下嫂子了。可这嫂子大家不如意，你为啥竟就如意呢……
是春天吧？记得是春天，东京城里到处飘着杨柳花絮嘛。花也开了，禹王台里种的花，都一点点地裂绽着，露出红的白的黄的花朵儿。在城街上，还可以看到一群群鸟儿和鸽子。现在不行了，人多得要炸城，鸟不敢进城了。那时候鼓楼、钟楼、相国寺、铁佛寺、砚庆观、大宁坊、永安坊、宣平坊、安业坊、新昌坊、崇仁坊、惠和坊、广福坊，到处都是一群群觅食的麻雀和燕子，鸽子敢往人的肩上落。要在眼下，吃绝它们了！就那个时候，春天，有一位恶僧持“万善同归”的化缘簿，来到相国寺后街的药铺葆豫堂门前，把特大一个铁钵盂“砰”的一声放在门口，使顾客进不得门去，进行“恶化缘”。要挟这家巨富老板施银百两，不给就死不离去。百两银子，耍儿的？老板当然不给。不给那僧就不走，日夜在堂门口儿佛号着，念念有词。他是僧人，老板奈何不得，只好给了白银五两，谁知他连理也不理，宁死也要从葆豫堂拿走一百两。就这么，谁也劝不下，整整三日葆豫堂药铺没法开业，末了，只好来求你。
老板说：“你去叫他走，给你五贯酬金。”
你没有理老板，吸着水烟，笑了笑。
“十贯。”老板加价了。
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你说：“万善同归……十贯就够了？”
老板有些气：“给你十五贯！”
你说：“二十贯！”
他说：“鲁掌柜，你心太黑啦。”
你说：“我又没有去找你。”
他说：“你把我打死抢走药铺吧。”
你说：“人家发烧抓药你还收三贯制钱哩。”
老板哑了，默默站一会儿，咬咬牙。
“定了，二十贯。”
定下了二十贯酬金，你到会馆胡同海棠书寓找了个妓女来——这就是我们的嫂子了。她是个老妓女，十三岁就做皮肉生意啦，一口气做下了二十年，老了，脸上皱纹一条挨一条，不知她十六七时何样儿，现如今可真是不入眼，东京常逛窑子的人都叫她“蒙天网”。她来了，脸上涂着厚粉，满头扎了绒花，手里拿着一尺长的竹制折叠扇，屁股一扭一扭扭到葆豫堂药铺前，站在化缘僧的背后边，用扇子在恶僧头上猛地敲一下，大声叫：
“喂！你叫我找得好苦啊。在局里住了两夜不给钱，你不是坑我嘛。”
这僧扭回头，吓了一跳。
“你……认错人了吧！”
“错？你这秃驴，和我用一个枕头我能错认你？”
“你……”
“别说啦，快给局钱吧。”
说着，蒙天网就伸出粉手去抓那僧的衣领儿。那僧二话不说，推开蒙天网，抱起铁钵盂扭头就走，慌得手脚不停，蒙天网还在后边骂着：“秃驴，快给送局钱！”
看的人全都笑了，称为快事。
不等人走尽，你从药堂走出来，把一袋制钱递给蒙天网。
“骚货，给你四贯酬金。”
接过袋子，蒙天网看了看，咧了一下嘴。
“鲁掌柜，就给这一点儿？”
“少？”
“少。”
“嫌少你不要！”
说着，你车转身子，气昂昂地走了。
蒙天网盯着你后身，跺了一下脚。
“鲁杠头你个龟孙！”
谁能想到一个娼妓敢骂鲁掌柜？你听了，转过身，我清清楚楚记得你问她：
“你骂我啥儿？”
“龟孙。你敢咋样我？”
想不到你又踅回身子来。
“蒙天网你好大的胆！”
“怕你呀，我蒙天网也一样是个不要脸的人！”
你到蒙天网面前站住了，看一会儿，快步到葆豫堂里取出那余下的十六贯制钱，扔到她手里。
“你蒙天网是东京第一个骂我龟孙的。算你有骨头，这二十贯钱全给你！”
接过钱，蒙天网笑了笑。
“你好孝顺，要进海棠书寓我两夜不要你的钱。”
“我要进窑子就把你娶到杠局里。”
“你要娶我了，我把你侍候得服帖死。”
“敢定？”
“老鸨早想赶我了。”
“那就定了。”
“你要反悔是龟孙！”
“那就让你蒙天网当龟孙吧。”
都以为是儿戏，谁知这是真的。那时候，杠局的生意好红火，你在东京也买了大小七个宅院，不要说娶娼妓为妻，就是娶商家小姐，也是一句话的事。且东京的娼妓，不说整个东京城，单会馆胡同和第四巷的青楼、书寓、烟花院、勾栏院就有二十六家，明妓有一百八十六人，暗娼就不要说了。操卖皮肉生意的女子，哪一个都比蒙天网长得好……鲁掌柜，你当初真是鬼迷心窍了。
娶蒙天网那天，你把整个东京都给惊动了。一个老妓女，坐在八抬大轿上，抬的人都感到心里不舒服。前后还有响乐奏着，到马道街口，你还特意交代让轿子停下热闹了大半天。那一天是端午节。记得蒙天网将要走出寓院时找过你。
“一辈子嫁一次，择个日子吧。”
“端午节。”你说。
蒙天网不高兴。
“这日子不吉利。初六嫁，只差一天。”
“初五。两个龟孙成亲还择啥日子！”
“图吉利的嘛。”
“咱就偏择不吉利的日子破破俗，看老天爷能把你我咋样儿。”
端午节是热闹日子，东京人说是过小年，人都聚在鼓楼下边闲荡儿。花轿到了，鞭炮手在鼓楼前长长放了一挂千响鞭，噼噼啪啪炸得白烟四起，炮纸落叶样从空中盘旋落下，火纸味香喷喷地刺鼻子。两响炮一个接一个，“叭”地升到高空，到鼓楼顶上，又“叭”地炸出一个火花。鼓楼四周的国槐叶，被炸得飞飞扬扬。那时候，人真的多。都不是看热闹，不是看花轿，而是想看看你鲁掌柜为啥要娶一个老妓女。
“图啥呀？”
“不知道。”
“鲁掌柜白白聪明一世，到头来却栽倒在一个老娼怀里了。”
……
鼓楼街、马道街、寺后街、书店街，四条街的人都朝着十字街心挤，庙会也难有那么多的人。蒙天网一辈子也想不到她会这样露脸儿，她端端坐在轿子里，不知道她把头上的红盖布掀掉没掀掉，没准她早就掀掉偷看热闹了。蒙天网肯定不会像十七八大闺女那般害羞老实，谁也不知道她经过了多少风月之事。
要说开心适意那天不是你，也不是她，而是乐班子。你给的乐钱高，他们吹得卖力，一见那么多的人围住，除看一眼花轿，就都把目光搁在乐班上，就更加起劲了。全都脱了上衣，露着一肩黑肉，把号口、笙背对着蓝天死吹，《鸟归林》、《凤飞回》、《小河流》、《百草园》、《林中风》的乐嫁曲子完了，就吹古戏曲。《穆桂英挂帅》、《杨家将》、《大出征》，一曲一曲，不停儿。一个吹大笛的汉子，满脖青筋鼓跳，从一开始仰天长吹，到最后一曲终了，汗如雨注样从头往下落，当乐班收曲时，他吹收乐笛，一声长长颤颤的音响，宽厚洪亮，从笛筒里飞出来，在鼓楼顶的铃铛上，萦绕半天不肯散去，那一晌的工夫足能抽上十几袋水烟丝，把看的人们都给惊呆了，且还是从音低到音高，一直扬上去，直到那汉子累得突然头一晃，木桩似的倒在地上才结束。
硬是把这汉子给吹得累昏倒了。
真饱眼福。真开眼界。东京城是第一次见到吹鼓手累昏的。
不知道第一夜你和蒙天网是如何过去的，杠局的人差不多都进窑子过夜。一等窑子也有人进。对房里的事没人愿意多打听。杠兄弟们想知道你为何偏偏喜欢蒙天网，蒙天网有啥招儿使你俩的日子过得那般贴切儿，到死你们没有吵过一句嘴，脸上从没见挂着忧愁不和啥儿颜色的。
那个月，月底发赏金，大伙都在杠局里，有个小二问了你。
“掌柜，嫂子还会生娃吧？”
你那天正在算账，听了问话没抬头，把珠子拨得哗哗响。
“生啥？”
“娃。”
“屁。”
“那你看上了嫂子哪？”
你看这小二问得认真了，就把算盘放到柜上说：“我看上了你嫂子是个不知愁的人。东京的一二等窑子我都进去过，哪个女的都是接客一脸笑，客走一脸愁。只有蒙天网能想开。老鸨说她进馆二十年，没见掉过一滴泪，天天日子都开心。”
你说有天你问她：“为啥不趁早嫁人呀？”
她说：“妓院好，来的男人脸上都是堆着笑。”
你说：“当婊子还欠笑脸呀？”
她说：“东京日子最苦的是婊子，不当婊子了，嫁个男人再脸上三天两头挂着愁，那一辈子都是愁日子；啥过头，不如死的好！”
“你怕男人愁？”
“愁是女人的事。东京的男人遇事就发愁，不是男子汉！”
“你不愁客人不找你的日子呀？”
“到了那年龄，我就去死啦，愁日子我一天也不过。”
就这样，你对大伙说，你就和蒙天网对上脾性了。你说你就看上了她的不知愁。说人活一世，“快活”二字。别的都是假的，快快活活一辈子才是真的。
我问你：蒙天网和你是咋样把日子打发快活的？
你说人在日子里只要不要脸，准都会有好日子过。
想想也是的，人的日子过得难，不就是太要脸面了？要处处都摆出一张不要脸的脸，该少受多少无端的怨罪呀……
那一天，是你鲁掌柜和我们大家伙第一次坐下认认真真说话儿。说的全是心里话。可是谁信呀，人不要脸还要啥？人活一世不就是要装结实一张脸面吗……
天黑得真快，好像没一会儿，日就西偏了，又过没一会儿，就终于落了山。红光像血样摊在东京的楼堂上，宽敞的街道上，晒暖了的房墙、城墙、地面慢慢凉起来。起了风。不大，徐徐的，把细碎的槐叶朝南卷。城墙下一会儿就蓬蓬松松卷起了一条叶楞子，黄灿灿的，很鲜艳。有一群乌鸦从东京上空斜着飞过来，落在城墙上，蹬下一片虚土，掉在他肩上。他说该走了，天马上要黑下，东京常停电。看看城外，远处的庄稼地都不见轮廓了。我扶他站起，送了他一程。八十多岁了，走路离开棍子就要倒下去。路上我问他儿子媳妇啥样儿，他摇了一下头。问他孙儿和孙儿媳啥样，他就那么老态地笑一下，啥没说。过一会儿，他问我：“那边好？”我说好。他说那边要好我回家拾掇一下就去吧。我说你来吧，我提前把你住的地方扫一扫。他说，你是掌柜，哪能哩。我笑了。
就分了手。
听他一晌叙旧使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将进入民国时，有次我受人白眼，其实还是很要脸面的。
东京偏中的山货店街有个茶园，四四方方的，用墙围了，里边垒出一个不高的台子，台前设有方桌三十张，每桌空下台前正面一方，其余三边例坐三人。桌上放茶壶一把，杯子三只，瓜籽一盘，到日后晌开门，由第四巷歌妓到茶园清唱，偶尔也有些杂耍和戏班到茶园演演。茶园也是戏园。那天，我去晚了，坐在后边。歌妓是第四巷双雁书寓新从苏州买的妞儿，白白秀秀，能弹能唱，有一腔好歌，当时东京人都叫她“白芍药”。开始，她唱的多是南方小调，东京人不懂，并没多少人来这茶园。后来她在书寓关起门来学河南梆子，三个月不到，竟就学会了，几天时间就唱红了东京城。我是听小二们说的，闲下时就来了。恰巧杠局那天城郊一个大户人家里抬棺材，没有赶早。我一人坐在后排桌上，听白芍药唱《半夜寻媳家》，喝着茶，嗑着瓜子，很有味儿。那时候，东京人都很会做生意，为了不误客人听戏，茶园老板专门备下一个水烟袋，上好白铜制的，很精细，锅很大，三五口决然吸不透。到戏唱到动人时，就有个小二拿着烟袋，装满水烟丝，燃起来，弯腰从桌子缝间走过去，把烟嘴塞进看客嘴里边。看客不低头，眼依旧盯着台子上，呼噜噜吸几口，顺手取一两个制钱递出去。小二接过制钱，拔出烟嘴，就慌忙塞进别个看客嘴里。动作快些，刚好一袋烟打发一张桌上的三个人。看客来茶园都是不带烟的。自从开了杠局，我的烟瘾就特大起来，那次，瘾也犯得厉害，等半天小二还没走过来，直到白芍药唱了六七段，一个精瘦的家伙才提着水烟转过来，到我的桌前，刚好上桌抽完，新装一袋。我把口水咽进肚里，等着他把烟嘴往我嘴里塞，两眼打量着白芍药一飘一飘的裙袖子。过一会儿，又过一会儿，半晌儿我的嘴里还是空的。等急了，我收回眼一看，这小二竟隔过我的桌，把烟嘴儿伸进了一个架眼镜的先生嘴里。
我知道这小二嫌我脏。
“喂！”
“哎……稍等。”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那明儿就叫你知道知道。”
正说间，茶园掌柜过来了，端了一铜盆凉水，里边放了一条白毛巾。过去的茶园和现在的礼堂、剧场没法儿比。那当儿，台上搭个棚子遮遮太阳挡挡雨，看客都是要露天就坐的。大夏天，日烈时，掌柜或小二要端着水盆到每张桌前给人拧毛巾擦脸。这不，掌柜随在小二身后过来了，到了我前边一张桌时，我等那三个看客擦完脸，他端水朝我走来时，我说：
“掌柜，你那小二贵姓？”
掌柜答：“你稍等，那边天热。”
说着，这掌柜竟端着一盆水从我面前过去了，到中间一棵小树下，从裤腰上抽出一条新毛巾，在水里浸浸拧干，递给了一个有人帮着打伞的客主儿。
我问：“那人是谁？”
邻桌答：“开封县知事。”
我听了，拿起茶壶盖子在桌上敲了三下。
知事扭回头，瞪了我一眼。
掌柜忙回身朝我歉疚地笑一笑。
当着知事和掌柜的面，我把茶壶里的余水往瓜子盘里一倒，起身走了。
我鲁耀不要脸，是我鲁耀的事，然你茶房不能不给脸！
来日，茶园还是白芍药卖唱，我就购票三十张，发给三十个讨饭花儿，另又每人给制钱五十文，为茶资零用。待茶园门一开，这三十个讨饭花儿，一拥而进，一人坐了一张桌子，都是赤着上身，终日不洗脸的人，又都各端一个烂碗，盛着宿羹酸饭，摆在桌上，怪味弥漫茶园各处，一刻儿苍蝇纷至沓来，越发腥臭。后来的客们睹此情况，均抽鼻而去。
这天，茶园少卖茶座三分之二。
下一天，依然如此。
第三天，掌柜突然闯进我家宅里。
“鲁先生，得罪你了……”
我还没起床，翻了一个身。
“啥儿事？”
“你抬手让我开园吧，两天没人买票了。赔不起呀……”
“我碍了你生意？屁话嘛！”
“鲁先生……”这掌柜叫着，竟一脸少骨缺硬的样儿跪在了我床前。
“两个事……”
“说吧鲁先生。”
“一是拿三十贯制钱。”
“成的，我立马就送来。”
“二是我局里有个小二，人瘦小，抬不动杠，你把你那送烟小二辞了，让他去。”
“这……也成，鲁先生，月底就辞。”
这么着，我又拾起了自己的脸。招回了那三十个讨饭花儿，从掌柜送的钱里扣除十四南贯，给每个花儿赏了二百文。
他们说：“谢谢当家的。”
我扬起脖子大笑。
“这是龟孙请的客，谢我个屁！”
冬季时，东京城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尺余厚，满城都是白亮。很多槐枝都被压裂了。塌了不少房。这雪是下在民国元年。大相国寺后院的房子整整倒下一排，有个和尚被砸死了，主持僧让鲁耀来看看，把这和尚埋到城外寺坟里。
东京相国寺是个富庙，有庙产七十余顷，按年定期收粮，寺外有寺房七百余间，按月收租；寺内地皮，给商人使用，要按日缴费，这收入远不是一般商贾所能比的。凭着这些，主持僧就有很高的地位。所结所交，也都是东京有头有脸的上层人物；然而，鲁耀却也和主持僧有很深交往。这日在寺内吃了饭，商量了一应棺埋和尚之事，他听主持僧说开封知事要调往淮阳，因在东京欠各商号银子三千余两，怕被扣下，不日将要偷偷先走。
僧是闲言，鲁耀却留了意。
开封县官场中的人，一向是被称为“赔缺”的，而杞县、太康、淮阳等地的，则是“富缺”。清代时，东京这里上有抚、臬、道等各司衙门，其一应开支，多半是就地筹措解决。入了民国，东京为河南省会，督军、省长以下五厅、八处，开支比清代更加繁多。开封县署征收粮秣银两，从不上缴，都是应酬这些。知事为了疏通官路，粮秣银两不够，就到东京城里商贾手中借筹。因而每任知事，在开封县署虽无油水可捞，但都多则干上半年，就可调往“富缺”聚财。
现任知事到了淮阳，欠银其实也就一风吹了。鲁耀是认识开封知事模样的，在山货店街的茶园见过一面。这知事瞪过他一眼。知事瞪了杠头一眼睛，杠头会立马忘掉吗？
从相国寺出来，他直到马道街，无论哪家商号，见门就进。
“龟孙，开封知事可借过你的银两？”
“借过。”
“该你龟孙倒霉，这龟孙要调到淮阳了，雪化了就上任，你龟孙还不快去讨账呀！”
几句话说完，转身又进另个铺里。
“鲁掌柜来啦？”
“你龟孙借没借给开封知事银子？”
“没呀。有事？”
“你个龟孙走运……”
说句半截话，不管别人后话咋问，他概不作答，双脚踏着厚雪就进了下家店里。这样从午时饭后，到夜饭之前，他跑遍东京各大商号，给知事的欠户通知了一个遍。
第二天，依然纷纷飘着大雪，北风呼啸得厉害，就有一批大户商贾到开封公署找知事讨还银两。你去我回，我回他去，来来往往，走马灯似的在公署大堂里走动，直到天晴雪化数日，知事也不能离府上任。
欠钱必还，这是公理，知事对他们奈何不得。然淮阳那边，晚去一天，他私囊就要少得数百两，损失不可估计。如何？有幕僚劝他请鲁耀出面援助，他就备下了酒席，让幕僚来请。
鲁耀说：“回去给知事道声谢，说我鲁耀穷，长袍脏了，不便前去。”
这幕僚作难。
“鲁掌柜，去吧，好歹他是个知事哩。”
鲁耀火了。
“知事怎样？我杠局从东京衙门抬出的死人多了，哪个都比知事大！你开封知事死了我还不抬呢！”
幕僚走了。
静静过了三天，一早鲁耀还睡着，突然有人唤门，开开一看，是相国寺主持僧陪知事站在门口。他就说了几句歉话，把二人迎进屋里，把主持僧让在一把铺垫椅上，将火盆端在僧的脚下，又回里屋转了一圈，端出一个硬板凳，上边满是尘土，还放了一块脏布，一副很随意的模样，将板凳顺手放在火盆远处。
“你坐……”他对知事笑笑，“我这宅院是下九流们才来的。”
知事脸上白一下，迟疑一阵，坐下了。
“鲁兄……”
他自己坐到一张铺垫藤椅上。
“东京人都叫我龟孙的呀。”
不好开口说话了，知事就从兜里取出一个单子递过去。
接过一看，是一张礼单，除了一批绸缎布匹外，还有五十两白银。他在礼单上前后扫了几眼，又把礼单还给了知事。
知事急了，站起来。
“我到淮阳给你补，只要能脱身……”
把脚放在火盆上，他瞟了知事一眼。
“看你不像世家做官的……”
“不瞒鲁兄说，赴考前也要过几年饭……”
乜斜着知事，他说：“原来你也当过下九流？”
知事脸上缺血了。
主持僧踩了一下他的脚。
鲁耀的眼珠滚一下，不再吭声，僵了好一会儿。
“记住你当过下九流就行了。”他说，“礼我不收，你明天就起身上路，到淮阳要给淮阳人留下一碗饭……”
嘴唇有些抖，知事想说话，没能说出来。
主持僧又拉了一下鲁耀的衣袖子。
“看在方丈面上，”鲁耀说，“那些欠账的商号，我全替你应酬了。”
把知事这么着戏了一番，送走他们，他立刻让小二通知各有账商贾，明天日出时赶到县署点名清账。
次日，东天一透白光，鲁耀坐下一辆新轿车，套两匹快骡，提前赶到公署，从知事手里要清单。待日出时分，他到大堂前一看，东京各欠主都已到齐。黑黑站了一片，堂前乱乱停着几排马骡车子，他咧嘴笑着，走到大家面前。
“龟儿子们都来了！”
骂过，从袖里取出账单，读了一遍，问有错没有，都说没错。他便大声接着道：“我鲁杠头借过知事三千两白银，这账我还了！昨儿半夜我让知事去了淮阳。都滚吧，大冷的天，以后都到杠局讨账去！”
说罢，他就钻进了快骡轿车里，扬鞭嘚嘚地前边跑了。待大伙醒过神来，他已离开大堂好远。
于是，在人群里响起了一片“鲁龟孙，你昨不早死啊”的叫骂声。
知事就坐在鲁耀的轿车里。
他把知事一直送到淮阳县公署。
半月后，知事派车把银两从淮阳送来。鲁耀照账单数目，一一包之，查对无错，又装上自己的轿车，在正午时赶到马道街南端，从第一店开始，把所欠银两从车上拿下，到店里往柜台上掷去。
“龟孙，这是你的！”
然后，进入第二店，再一掷。
“所有账户就你龟孙小气，听说你真想去我局里讨账？”
“没有的事，鲁掌柜。”
再入第三店……不到半日，三千多两银子，几十个欠户，全都还完竣事。债户们均对他赞不绝口。他也由此闻名于官府，凡到开封署里任职的知事，一入城里，都要破例到宅院或局里拜见。这已成为东京美谈，不仅眼下东京很多人知道“鲁耀戏知事”，且连“龟孙”二字，东京居民到今天还时时挂在嘴上。老子对儿子，母亲对女儿，骂龟孙是家常便饭。同学、朋友、亲戚、同事、上下级，一见面，都要问声“龟孙，吃饭没？”或“龟孙，去哪？”
可见鲁耀影响之广大深远。
东京的老人教育子女，都是很愿用鲁耀说例的。耆翁的酒桌上，棋盘上，晒暖的坐石上，开口就是这样的话题：
鲁耀？人家那活着才叫活着。我们这活着都叫死了。民国三年，我大哥五十五岁，和鲁耀一年生。那年大哥死了。痨病。死在无名胡同里，一间马草棚，我弟兄俩住了一辈子，天那个冷呀，锅里的冰凌，火都烧不化。哥死了五天，躺在草棚下，冻得铁一般硬。我不忍心让哥死了没有屋子住，薄板也得给他钉一副棺材，让他暖暖冷身子。有人让我去找鲁耀，我就求情到了杠局。进门便见到一个穿黑长袍的人，瘦鸡一样立在那儿。
“鲁先生在局里吗？”我问。
“这儿没先生。”那人斜了我一眼。
“就是杠局鲁掌柜……”
“我就是。”
我一怔，忙跪下来磕了一个头。
“先生，能不能借副棺材钱……”
“半副也没有！”说着，鲁耀起身走过来，拿脚踢了一下我肩膀：“爬起来，想跪你到别的局门口，五尺汉子腰上没骨头不觉丢脸啊！”
没料想鲁耀是这样一号人，我肩膀疼着，战战兢兢地起来。
“鲁先生……”
“你叫我鲁杠头。”
“哎，鲁……杠头，我哥死了五天啦……”
“没埋？”
“没钱钉棺材……”
“你做啥经营？”
“要饭。哥儿俩都是‘杆上的’。”
鲁耀怔了一下，停了半晌接着说：
“你走吧，明儿太阳出来装殓你哥。”
“真……的？”我忙跪下磕了一个头。
“没腰骨！”他这么说着，白我一眼，不等我起身，就进了局里。
回到家，我将信将疑在哥的身边等了一夜，第二天，日出时，我到胡同口瞭望着，果然鲁耀来了，后边跟了几个杠手，抬了一副棺材。我把他们迎到草棚里，望着停在门口的两寸厚的薄棺，真想再给他磕几个头，可又生怕他厌，就道：“替我哥谢你了鲁掌柜。”
他没有回谢，却问：
“你哥俩讨饭在不在‘教行’？”
“在。”
“哪个帮？”
“出外时唱莲花落，回东京后，因为你在城里把莲花落唱绝了，就再也没有开过口。”
鲁耀绕着我哥的尸体转一圈。
“你们咋不入我的莲花帮？”
我盯着他长袍上的黑油渍，不敢答。
他笑了。
“恨我这个当家的吧……”
“哪的话，”我忙说，“我是要去做徒的，我哥他……”
“咋？不让？”
“也不是，他说东京莲花帮有点……”
“有点啥？！”
“先生，他死过的人，你别和他太计较……”
“说就是了，东京没人比我杠头肚量再大了。”
“说……莲花帮有点不要脸面，像赖子……”
我说了，他听了。罢后，他竟咧开大嘴哈哈笑了一声，回身撩起我哥脸上的一块破布，怔怔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起身对我道：“大东京只有半个人认识我鲁杠头的，这就是你哥哥，也算半个知己了。”然后，他又对那几个杠手说：“回去，把这薄木棺材抬走，到‘星辰长寿铺’捡最好的棺材买一副，再到局里拿上彩绣红缎，叫上二十个人，我要用‘龙头凤尾’大杠把这半个知己送到天堂去！”
我傻了。
这是真的。为了筹划葬埋，我哥又推迟了一天入棺下葬。埋那天，一副四寸厚的特大黑棺前，刻下了一个桶口似的金色“祭”字。红绸红缎，满裹棺材，龙凤大杠，将大棺架起来，前后十条小杠，全都是油浸漆涂了几遍，二十个抬手，黑衣裹身，白布束腰，高高大大，将棺材举在空中。日出时分，出了无名胡同。冬日暖阳，把东京城照得透亮儿。棺材在日光里，闪着乌色光泽。一批出钱买来的孝队，个个身着重孝，举着纸扎的童男童女、马匹牛羊、金山银山、银斗金斗，红红绿绿，在鲁耀娶妻的那班响器吹奏下，缓缓从东京城里移过去。
一切都是按喜丧操办的。
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花儿，终时享受了官宦巨商才能有的厚葬，这就像一股风样在东京城吹来吹去，把睡懒的人们，从床上刮起来。各家门口都有几个揉眼的人们在议论。还有一大旗子不怕冷的娃儿们，紧紧跟在孝队后边看热闹，追去很远很远，还不肯离下。我哥活着，万也没有想到，他死了鲁耀会这样厚对他。且每到十字路口人多处，鲁耀都亲自抬上前杠，压着步子，好不抬人眼目。
“看，那不是鲁掌杠！”
“哟……亲自抬呀？谁死了？”
“讨饭花儿，葬钱都是鲁耀出。”
“天……讨饭的好福气！”
“鲁掌杠也真个大手呵……”
怪的还在后边呢。棺过鼓楼时，他忽然把一个孝子叫出来，令其脱下孝衣，三下两下穿在自己身上，戴上孝帽，站到了孝队最前边，像儿子样抱着我哥的牌位，把头勾起来，从鼓楼闹区走过。
他这一走，就像日月从天上降到地上了，把整个东京都照得耀眼。羊肠小街、宽阔大道、老字商店、新号铺堂、低矮瓦屋、萧条国槐都在这光里得了许多神采。一根抬杆，一条孝布，让杠局鲁掌杠像一把软刀在东京百姓心中深深刻划了一下似的，没有疼痛，却有不死不灭的记忆。东京人从此百分之百认识了明记杠局的鲁掌杠，州官府吏、县署知事，既是遍走天下，善事无尽，东京人也不会像记鲁耀一般记住他。
现今东京有位先生姓陈，他在几年前写有文章叫《开封杠头鲁耀》，向世人介绍我。我在世时没有见过陈先生，也许是见了忘记了。那文章还是很有几分像我的，你看他文末总结的几句话：……他（我鲁耀）初则以帮闲渔利，继用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嗣用无赖而压倒无赖，揭开画皮，亦不过如斯而已。较之徐文长之所作为，不仅逊色，又何止云泥之隔。
由此便知，死了的人，那讨饭花儿是半个认识我的。活着的，陈先生也算半个。说半个，也许陈先生感到委屈，其实人能认识人的一半，已经不易，没有很大几分眼力，连一分也是不能认识的。我说陈先生认识我一半，并不因他说了我盖棺定论的话，而是因为一次，我在他书房听到了他向我说过我的一件世人不知的事。
他说，你忘了？那件事是在你名盛年老的时候呀。
东京有位革职的捕头，身如檩梁，又精拳术，在东京也算得一霸。无职在家，空有一身气力没处耗用，就变得酗酒好事起来。他对你之声名，总觉愤愤不平，想把你在东京的声名压下去，便买来一张红帖，上写：“有种的，请于明日黄昏时到禹王台空地见！”接着，又在旁边绘了一把匕首，派人送进了杠局。
其时，你正在吃饭。接过请柬看了，瘦脸立马白下，手也跟着抖了。
蒙天网见了，问：“啥事？”
你答：“朋友死了。”
入夜，你再也不能安睡，在床上翻了一夜。一生风顺横行，从没遇过动手之事。你知道，动起武来，自己压根不是对手。可若要不去对阵，就终生落下笑柄。没法，来日只好邀了几位亲朋杠手，走遍东京，买了一副最好的柏木棺材，让小二们送到禹王台东边草地，嘱咐大家，躲在边上林地，若捕头真的动手了，就将你尸收回来，好生继续经营杠局。
说来日，草地上一片安静，鸟也没有。高高的禹王台像山样竖着，东边荒野地里，十分开阔，草茂林密。有风，一丝一丝从林间透过来，带着响儿，在草地上来回旋着。落日的黄色，明快地从西边挤进来，像一条条的黄带子，直绷绷地展在地上。搁在草地的棺材，阴森森地透着一股凉气。你早早去了，坐在棺材头上，依然穿着那件黑脏袍子，拿了一瓶上等好酒，一只老字号“马豫兴”的烧鸡，两腿盘着，撕吃一口烧鸡，喝一杯酒，大有一醉方休的样儿。
待日头将尽，黄光慢慢退下，草地上开始有了昏色，捕头来了。其摇着大肚，一脸杀气，往你面前一站，就如东京北郊的半截铁塔。
这时候，你倒上一杯酒，慢慢放在棺材上。
“捕头，你何必跟我过不去，人行一路，各有各的活法，我鲁杠头在东京并没碍你啥事儿呀。”没想到你一生洒脱，也会说这话。
“现在东京人都说你是汉子，没有人知道我这捕头啦！”捕头说这话时，有一双红红的杀眼。
“我鲁杠头大腿也没有你的胳膊粗。你要肯免了此事，我愿给你几百银两……”
捕头笑了笑，拔出匕首飞扎在棺材上。
“银两我不缺，有种，你可自戕之，没种，跪下给我捕头磕个头。”
闭了一会儿嘴，你说：“何必呢……”
捕头死眼盯着你，道：“人求自在。我捕头活着，就容不得东京有人比我活得更自在！”
那一会儿，你好像认真想了想。
“也是。不过……没别的法儿？”
捕头把眼珠滚到匕首上。
“两条路，捡吧！”
你毅然端起酒，一饮而下，又满满倒上一杯递过去：“请捕头饮下，让我生前结个好汉！”
捕头冷笑一声，接酒喝了，可不等酒干，他就如倒屋的房梁一样，横在了草地上，两眼呆痴，口吐白沫，慢慢不动了。
“来呀！”
大叫一声，你把酒和烧鸡从棺材上扫了下去。话音落下，从林地扑出来十几个杠手汉子，抬猪样把捕头抬起扔进了棺材。
接下，你派人先到捕头家里索还棺钱，再派人到捕头的亲戚、朋友、熟人家里报丧，又派人到官府上报验尸。一时间，草地上热闹起来，遍是灯笼。等官府来人到了，打开棺材，就闻到熏人的酒气，摇了半天，捕头才睁开眼睛，说了句“娘的，杠头……”就被家人抬走，一路上熟人责怪，官吏嘲讽，邻里耻笑，回去就气郁而大病……
后来，捕头死了。人都说他是死在暴病上，其实他是死在你那酒杯的机关上，死在那机关下的烈药上。他死了，是你局里抬的杠，很隆重，很盛势，用的自然是一级龙杠凤布。而且你不收捕头家杠钱，还亲去捕头家吊唁，送吊礼十两白银。你的吊礼是捕头家最大的一宗，局外人都以为你和捕头是挚亲好友，没人知道捕头是死在你手里……
“陈先生是咋样知道这些的？”
不答，陈先生笑了笑。
“不能说是我杠头害了捕头。”
“是你活得自在害了他。”
我不再说什么，也笑笑，就离开了陈先生。
那只酒杯机关下的一点烈药是不会死人的，但我万也难以想到，捕头的气性那么大，气量那么小。这号人，是自己在路上走着，那么宽的大马道，也容不得别人走到他的前边去。他容不得别人比他活得好。吊唁时我去看了捕头，只一个月的光景，他的大肚塌下了，躺在床上显得那么扁。那两个捏碎过青砖的拳头，无力地搁在板垫上，曲弯的手指，似乎很想有力地握在一起，捏成一个东京最为骇人的拳头，却终于无力地分开了，像椿树枝一样岔开来。仿佛这一点是他最大的悔恨。使五官也和他手指一样，涣散地分开来摊在那张毫无光彩的脸上。
两只眼睛微微睁在两个深坑里，像要努力最后看一眼什么，却终于不能满足，只好就那么痴痴地睁着，多少人都用手在那眼上抹了一下又一下，他就是不肯闭。
我去了，慢慢掀开了捕头脸上的白洋布。
他看着我。我一直以为他那时真是眯着眼睛看着我，就和别人一样，用手在捕头眼上从上到下抹了一把。
“捕头”，我说：“合上吧，你这一生也够威武啦。”
我手起来，他的眼睛重又睁开，阴冷的眼皮，薄冰样从我的手指下滑过去。有一丝凉意，从我的手指渗进了我心里，使我的心微微随着抖了一下。我又定心看了一眼，仿佛捕头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仿佛那灰蒙蒙的眼珠认出了我。那时候，我认为我已经知道捕头心里想的是啥，又把手放在捕头的眼皮上捂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宽心走吧捕头，我快六十三啦，在东京横不了几天了，随后就去找你。”
我抬起手。
果真，捕头的眼睛合上了。
所有看见的人，都惊得呆着不动。
我也惊。
尽管我知道，人死后不肯合眼。只要拿手在那眼皮上放一会儿，把那冷下的眼皮再暖热，往下一抹一按，就会合上的，可我还是很惊异。因为捕头到底已死过两天了，暖不热了。因为我说了“我快六十三啦，在东京横不了几天了，随后就去找你”的话。我想我不说这话捕头是不会闭眼的。他是听了我的话才宽心走了的。
六十三了。
不小了。
也许真是该走了。
人不能总活在这世上。
从捕头家回来，很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身上不再像先前那么有气力。
一天，妻在烧饭。
我说：“杠头老了。”
她没有看我。
“是老了，夜里也不如早先有劲了。”
“也许该死了……”
她依旧不看我。
“像你这样横着活了一辈子，是该死了。”
猛一震。我盯着不看我的妻，想：真是该死了，横着活到了顶上的人，不死别人就没法活，别人要活你就不能活。都活着你就得从顶上退下来。退下来是不行的！
该死了，就要死个痛快。活得痛快，也要死得痛快。死得不痛快，就不叫一辈子。
生辰那天，我没有破费，只用几两银子，弄来几样菜，两瓶酒，还有瓜子小吃啥儿的，在宅院摆了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到书院邀来几个秀才。大家围着吃聊。在暖冬的日光里，懒散地分开坐着，说了不少话。最后，我朝身边一个老秀才头上拍一下，说：“你我都这般年纪，难活几天啦。人死了以后，再送挽联，不知让哪龟孙看，你先给我来上一副，让我杠头先睹为快。”
随即，让小二拿来笔墨纸砚，搬来一张条桌。老秀才略微一想，就提笔写了两句：
急公好义，誉满汴地；
息事宁人，名驰中州。
看了，我在老秀才屁股上拧一把：
“老拍手了……”
秀才立马红了脸。我从他手里接过笔，递给一个私塾先生道：“你来。”
先生握上笔，沉吟良久写下一联：
扶弱抗强，压倒捕头汉；
怜贫恤苦，积德一辈子。
我想拍一下先生的肩膀，说你和秀才是一道货儿，都是奉承的好手，又一想，也许我死了，他们真会这样写，就把抬起的手重又收回来，看了看二人写的挽联，想了一阵，接笔改写为：
自封窑子下九流，
独霸杠局大半生。
几位秀才看了，先是沉默一阵，谁也不说话，都盯着我的脸，见我依然是一副戏相，就挑剔起字眼来。
一个说：“‘窑子’欠雅，入不得诗联的。”
又一个说：“‘独霸’刺耳了……”
还有一个说：“‘下九流’和‘大半生’都贬了鲁掌柜。”
秀才到底还是秀才，都能从联中找出病来，两句短联，你停他接地议论了半晌。末了，问我大家谈的对不对，我就仰起脖子大笑了一声。那一声也如吹鼓手们吹到最后的收乐调，好大一会儿还没把要笑的气用尽，直笑得秀才们莫名其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说漏了嘴，谈联时说了行外的话。待他们都回想到自己的话不在行外又惊疑地看我时，我草草在挽联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何刺耳雅不雅，
最怕当面假奉承，
等到入棺来骂我，
声音再大听不成。
秀才们看了打油诗，齐说：“鲁掌柜，你可真想得开。”
我笑笑：“是老鳖别怕喊王八，做娼妇就别立贞节碑，不要脸就能过上好日子。”
说笑一阵，大家都散了。
此事是在我将死的前半月。后半月，我很忙乱，急匆匆干了很多事。《汴梁琐记》中记述了，写得还算有眉有目，依文讲来，供看客了解。
嗣即将所置房产，仅留住宅一处，余悉变卖。所得房价，购小米数百石，查询城郊贫苦人家，或三斗，或五斗，夜晚暗送之，向不示姓名，即问之亦不答。有知之者，表示感谢，鲁故作不知，大骂：“除非龟孙才干这傻事！”慈善之名，更不胫而走。又遍招全市结婚娶亲的花轿铺经理曰：“红白事，本为一体，不应分两家。我独干杠局已几十年，骂过我龟孙没有？”众皆否认。鲁大笑曰：“不是真心话！”谑笑之后又曰：“龟孙，不能叫我独当，你们也该分担一份……”即将“明记杠局”招牌销毁，添设花轿，同时全市花轿铺都兼做殡埋生意。从此，红白合为一家了。旋又招集所识的光腚猴（乞丐）、要饭花子头。笑曰：“我快休矣！我死后，难道汴梁城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龟孙吗？”随按每人情况资助若干，作小本经营，如未婚娶，速代寻对象，使人成家。结婚夜晚，例必前往闹房。临别，迫使新妇骂声龟孙，方大笑离去。
我死的那一夜很冷，没有月光，风呼啸着，在窗外响得很厉害。急急落下的白冰粒，刷刷地被风摔在地上、房上、树枝上，很快就结成薄冰，紧贴着东京城表面。躺在床上，我觉得有些冷，身子在被窝里抖。我叫妻送来一床新棉被，对她说：“我觉得我好像要走了。”
她盯着我：“你怕？”
我笑她一下：“要怕我就留下了。”
然后，我对妻说，我死后不要开吊，不要收礼，不要待客，不要念经，不要上供，不要用龙凤大杠抬棺，把我赤条条利索索一埋就行了。
妻有些不解。
“你是临死要对银两抠一回？”
把她拿来的被子盖在身上。
“活人办的事全是假的，”我说，“我真真假假埋了一辈子死人，不能死了，也让活人真真假假把我埋在地下。”
“没有啥说没？”
“你去睡吧。”
她走了，我起身写了一张条子压在桌上，往被窝一钻，一会儿就睡了过去。床上变得好暖和，被窝里如有一团儿火。睡前我想了想自己没父没母后，从私塾学堂出来要饭，到东京安营前那二十多年讨饭日子，就笑着睡去了。
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笑挂在脸上，到入坟盖棺前都没有收起来。
我活得痛快，死得也痛快。
死后，妻到我身边，见了桌上压的条子，就让一位先生抄在两条白布上，高高悬在了门口。
那条子上，是我自写的挽联：
膝下无儿，讲交情，来当半天孝子；
棺中有耳，是朋友，再骂几句龟孙。
我是在宅院堂中停尸三天被送到那边的。旧时局里的抬手们，按我对妻的临终后话，没有用龙凤大杠抬棺，而是分两班用四十个人肩扛着六寸厚的柏木棺材，把我送走了。活着满意，死后我也依然满意。葬时的盛景，是我在世间没有想过的，也难以想得到。路祭的人，黑一片，白一片，山山海海，多极了。东京地方志中，对此作了记载：
（鲁耀）出殡之日，路祭者数百起，全市各行各业，几为停市。四乡农民男女自备孝服参加送殡者万余人，途为之塞。自晨八时至晚七时，仍未出宋门。身后哀荣，多叹为罕见。
有次，我从那边过来闲看，见我的墓碑上，所镌短文是：
鲁公讳耀，字明远，祥符县人。好交游，急人难，善诙谐，有术智，为人之所不敢为，道人之所不敢道，忤漫不羁，口齿生花，岂曼倩之再现，文长之复生欤！？第无意上进，甘于淡泊，布衣终身，如浑金璞玉，未成大器，惜哉！然快人快事，生死洒脱，亦足不朽矣。
我笑了笑。
这就是我鲁公活过的一辈子，好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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