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去她那儿。
我拍了半天门,余怡兰才老大不情愿地开了门。我见到的是一个怒发冲冠张牙舞爪的恶鸡婆。
“王开你只怕是个苕货。你的硕士白读了。”
我说:“这世界上有几个像你这么聪明的。”
她说:“我不聪明我总不会把一个陌生的女孩带到家里来坐月子。那多晦气呀!”
我说你没有损失什么吧?
她说我没有清理,我懒得清理了。
屋子里乱糟糟的,这是她自己弄乱的,估计她检查过,她的情绪很不好,处于激动中,她没有旅行带回来的疲惫与愉悦,有的只是亢奋和烦躁。
我想起她的一把钥匙还在我手里,我拿出来给了她。我说:
“人家是多么崇拜你。”
“屁用!”她说,“你没有听我的节目,你听了我的节目,你每天要打十个胎!你干脆成立一个免费打胎中心,你是这个中心的主任,你适合做这个官。”说到这里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像个神经病。
她笑得不能停下来了,笑得弯下腰去。我痛苦地看着她,我说:“算了算了,你会笑死的。”
笑够了,她坐下来,一句话也没有了。呆坐着,说:“他妈的。”
我说:“人家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假如我没有收到她的信呢?”
“是你派我去的呀。”
“我没有让你成为人家故事里的角色。你今后记住一点,你不要成为这些故事里面的角色。”她教育我。
我摇摇头,我说:“我经常成为我们采访的故事里的角色。”
“我不想,”她说。她摊着手说:“王开,这多不吉利,你想想吧,我自己的房子我都没有坐月子,别的女人却在我屋里坐了月子。这不是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力吗?这不是等于在说,我没有生育能力了?我还想要一个儿子呢。你想一想吧,我现在真是烦死啦!烦死啦!我预感我大祸临头,非死即伤。”
“胡扯!那个台湾老先生呢?”我故意这样问。
“那个老杂种,他妈的。”
她半夜回家,肯定不顺畅,一气之下所为。我还是故意地说:
“你的要求可能太高了。”
“扯蛋!我只要求他把我弄到台湾去,至于他娶不娶我无所谓。”
“去不了?”
“那老狗日的给我扯烂棉花,说我根本不能去台湾,去了他儿子女儿会把我撕成八块,他吓唬我。他还说就是明媒正娶,从现在起登记排队,台湾每年只批准一千对左右入籍台湾,这样等起码要等二十年,那时候他都入土了,说免得误了我的青春。你说这家伙,他为什么早不说!”
“嗖”地一下,一个沙发靠垫甩过来。把我当作了那位台湾老前辈了。
“你说怎么办,王开?你给我出主意呀。”她吼我。
我说:“他住哪儿?”
“台湾呀。”
“台湾哪儿?”
“高雄。”
“这就对了。找东南沿海解放军,一颗导弹打过去,把他个老狗日的一炮打飞算了。他打你的炮,你就不能打他的炮吗?反正迟早是要打的,不如你先动手,国仇家恨,一炮了之。”
“王开,狗日的,这下够你笑话我了。我说你们男人怎么都一个样,他妈的,我这下才算看透了。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欧洲的,白人黑人我都看透了,都一个德行,抽鸡巴不认人!”
“我怎么还认得你?”
“那你离婚呀,王开!”
“你跟我结婚吗,跟一个穷光蛋结婚?”
“你根本不敢离婚,你这个胆小鬼,阳痿!你说对了,我不会嫁给你,你这个花花公子。吃碗里,护锅里,谁有你这么滋润!”
“算了吧,余怡兰,咱们交往这些年,掰指头算一算,你那床我睡过几次。”
“王开,还没够,一个晚上要用老子三四个套子。最多一次用了六个,差一点没把老子整死。你以为我都忘记了。”
“你记成别人了。”
“混蛋!”
我就去抱她,我说:“行了吧,我今天给你消消火。”
然而她一把打开了我的手,河东狮吼道:
“滚!”
我愉快地滚蛋了。我想起我得尽快去看看那个被凶恶而虚伪的余怡兰赶走的女孩焦艳,现在怎样了,会生我们的气,骂她,骂我吗?余怡兰怎么不顾后果了呢?
然而,当她说希望我也是希望她不要成为那些救助者(她认为只是被采访者)故事里面的角色,事实上她已经成了角色,进入了,而且是蛮横地进入了。她为什么如此地不近情理,如此地不仁不义?这不是给那些满怀希望的求助者们心上插刀,伤口抹盐吗?
我先打了个电话,焦艳不在。那边说,焦艳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了,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好像有预感。这预感是余怡兰给我的。余怡兰做得太绝情了。余怡兰是这样一个女人。在电波中与那些听众相遇,她与他们微笑着,侃侃而谈,俨然一个大姐。电波是虚幻的——她一定相信那是虚幻的。听众,是一个虚幻的词,她当然不会得罪那些虚幻的听众,不管是打工仔打工妹还是七八十岁的人;她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着装,隔着遥远的电波,她与他们交谈,那只是一种工作,跟空气交谈一样,但是,当这些蠢里蠢气的、幼稚不堪的,一副脏相的听众出现在她的屋子里,他(她)就不是听众了,不是那种与她共同创造了一个深夜受欢迎节目的听众,而只是一个乡下佬,一个打工妹,一个有狐臭或者牙周发炎的兀然闯入者,敲门搞推销的骗子,等等。她必须对他们警惕,怀疑,排斥,拒之门外。
我在晚上又打了一个电话。还是没有回去。她出事了吗?她自杀了?她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了?她卧轨?——在深夜。
我想到在深夜阒无一人的大街上,走着一个刚刚刮过宫的弱女子,虽然不像电视上踉跄在大雨里,直至因虚弱昏倒,但这个城市初冬的大街依然是寒冷的。这个茫然无助的女孩,在陌生的城市里,想到她的热望骤然冷却,被人投进冰窟,她因为阅历太少对一个人的盲目崇拜却被现实击破了,刚才那个女人把她请出温暖的屋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有冷酷无情,文化人终于撕下了虚伪的面具,虚伪啊,虚伪,难道这世界还有美好和可爱可言吗?她于是眼一闭,跳入江中……
森冷的江水就像淹没了我一样。让我窒息,不寒而栗。
这事我的介入是不是错了,上帝是否要让我领教一次因行仁义而带来的意外伤害?
我终于在锲而不舍的电话里得知焦艳回到了办事处。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翻遍了报纸,注视到每一个被报道的死者。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女死者与我有关,这绝对是我杀害的,因为我的挽留而使她受到了伤害。
然而这样的故事没有出现,谢天谢地。我没让焦艳听电话,我随即去了那儿。
我要向她当面讲一讲关于余怡兰为何发火的事。我要假余怡兰之口向她赔礼道歉。
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也是可以预料的,我去了没有受到欢迎。我看到那个姓焦的女孩正在平静地打扫办事处(也是招待所)的走廊,在拖地。她不热情,我一点都不怪她,我在想,这很好,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圣经》上的话。她没事,比什么都好。
“我求你别来了,”她说。她把我引到楼梯口的暗处,竟向我作揖,“求求你王记者,你别来了行吗?”她叫我王记者,不叫我王大哥了。这个女人也像余怡兰一样无情吗?是余怡兰传染了她吗?恶和不义都是容易传染的,真的。
我说行啊。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我很担心你。
“谢谢你,谢谢你,”她连连小声说,要离我而去。
我想我只能走了,我很尴尬。我为何尴尬?我做了什么错事?我对不起她吗?我说:“小焦,请你原谅。我是说请你原谅阿兰姐姐。她那天半夜回来,也是因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感情麻烦。她心里不舒服。她虽然在电波里给人排忧解难,可她也是个人。你见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她,而电波里的她,有时其实是强忍了心中的痛苦,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其实听众哪儿知道,每个人都会有烦恼,都会遇到不顺心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看她的眼色,她慌张的眼色。我感觉到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人,我以为只是一个一般的路人而已。但我的头上遭到了一记闷棍。咚地一声,我就从头到脚酥麻了,就软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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