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国焘“急谋党内统一”，毛泽东哼吟“难得糊涂”

    1936年1月下旬，国民党重庆行营下达“围困朱、徐股匪于川康边境地区的部署”，敌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

    红四方面军与敌人再次展开交锋。

    面对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粮草、弹药、兵员均得不到补充的困境，经过几天激战，红军损失严重，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北的康定、炉霍、道孚、甘孜一带转移。

    他们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而且还要翻越横卧在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和党岭山，它们的高度均在海拔5000米以上。

    爬雪山似乎爬出了经验：为了避开冰峰雪岭的风暴袭击，部队往往在头天晚上便开始爬山，到次日中午通过顶峰。但山上仍然寒风怒号，大雪飞飘，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积雪裹着沙石搅得天昏地暗，不少战士被暴风雪卷进了山涧或被埋进冰雪里。

    有一个战士，他冻僵了的躯体陷进雪堆里，却直直地从雪中伸出一只手臂，紧握着拳头。路过的战士掰开他的手一看，他手里握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

    刘如海，河南商城人，1933年入党……

    战友们噙着眼泪，取过党证和银元，为他向组织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殉难者永远长眠在大雪山里，活下来的人终于以殊死的抗争翻过了立地摩天的冰雪屏障！

    当红军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疾进时，被蒋介石招安并擢升中将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在守敌李抱冰部的指使下，勾结道孚德格大土司泽旺登以及甘孜寺、寿灵寺等反动喇嘛，组织武装，在这一带阻击红军。在红军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重镇时，他们拒绝和红军谈判，并杀死红军派去交涉的通司。

    几经鏖战，才将李抱冰部和当地反动武装击溃。

    这时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余人。有生力量大受损失，部队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和一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狗卵子！我们这是走的什么路？完好的一支部队现在玩掉了一半啦！”年轻气盛的陈昌浩开始在下面发起了牢骚，“我等以前嘲笑一方面军把兵玩掉了，现在我们却步了人家的后尘。当初不该南下，这下子倒证明了毛泽东的先天之见了……”

    这话自然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苦心栽培的亲密助手会在下面发牢骚影射于他，他颇有几分伤感。但他不动声色。他认为这种一遇点挫折就大惊小怪，是才识浅薄、资历不足、缺乏斗争经验的表现，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暂且原谅了这位助手。若是他人别说这样放肆，就是小嗔小怒，他也绝对不能容忍。

    然而，面对如此现实，他的心情并不比任何人更好受。陈昌浩在下面发的牢骚，也正是他心里所思所想的。

    他有时不知是因过于冲动还是过于烦闷，骑上他那匹白骏马独自在冷冽沉寂的旷野里奔来驰去，似要为他的这支陷入困境的队伍踏出一条通向胜利的坦途。

    下一步向何处去？

    他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陕北方面终于对张国焘公开成立第二“中央”的行为有了反应——

    就在1936年的春节前夕，朱德突然接到陕北发来的电报，电文中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已经到达陕北，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这封电报发得实在巧妙！看似发给红军总司令的，其实是让张国焘看的。是向张国焘打出的一个十分郑重而严厉的“黄牌警告”。

    因为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从莫斯科来了一位神秘的权威人物，他叫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张浩”是他在党内的代名。

    林育英从1932年以来在莫斯科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下属的劳工分会联盟的代表，同王明一起工作。1935年8月，陈云到莫斯科后，加紧派人回国与中央联系。但这并非易事。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了一些人化装成商旅，携带着无线电通讯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是在戈壁沙漠南边，他们被马家军骑兵或流窜的土匪消灭了。

    林育英这次是乘坐飞机先到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然后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他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没携带电台、文件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共产国际所有的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熟记在脑子里。他于1935年11月下旬到达陕北。

    一天，他在离保安不远的一个小村里与张闻天邂逅相遇，接上了关系。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前线指挥打仗。张闻天立即派人通知他们回来。林育英向毛泽东等作了汇报。

    要谈的事很多。由于长时间的长征和红军生存问题占去了毛泽东等人的全部精力，加上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因而对莫斯科担心的事情——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的联合，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的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战争危险，都了解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中国的地位突然显得重要起来。斯大林想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抵御日本，这首先需要国共两党休战，而共产党内部的争吵显然已为目前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陈述的情况后，对党内的纷争已见端倪。他要尽力使毛、张和解。他告诉毛泽东，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时可丢蒙古保存有生力量。这样可以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

    林育英需要马上同张国焘取得联系。因为他与张国焘是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1922年他即随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曾在武汉一家工厂里做工。1932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1月16日，林育英亲自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详细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尽快与四方面军的同志会晤。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欣喜若狂，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林育英“可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敌人袭击之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并在致电中指责毛泽东等人擅自率一、三军团北上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共产国际承认他所宣布成立的中央，“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鉴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另立中央的立场，中央政治局于1月22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林育英也在用无线电外交极力说服张国焘。同时也积极地在毛泽东等人中间进行斡旋与调解。他说：“过去的争论以及现在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这是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合党内统一。我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我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

    进而他提出在陕北设立西北局，在川康设立西南局。

    毛泽东戏谑地称林育英为革命的“和事佬”，并哼吟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诗句：“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接着又信手挥毫把“难”字写成“鸡”的字样，风趣幽默道：“看在革命的和事佬面子上，我等只好再‘难得糊涂’一次了。”

    林育英恭维地打趣道：“难得糊涂，就是超极清醒，就是大智若愚。”

    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二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报中建议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至于张国焘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报对于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但这一棒并不是为了把他打懵，而是促他尽快清醒。

    同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系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中央同意“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并将中央的“12月决议”（即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要点发给张国焘。其要点是：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对“左”倾的斗争。

    张国焘接到这两份电报后，他的相当敏感的政治嗅觉已使他感到：事态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他，必须寻求一种应急的策略以顺应这种变化。虽然他认为共产党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显然是对敌人的投降，如“韩文公之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从中窥见了一种“转弯子”的有利机遇与条件，一定要抓住不能再错过。

    他召集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人开会，传达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12月决议”的精神，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以观察大家的思想动态。

    朱德很清楚，林育英和张闻天的来电，是特意给张国焘铺了一个台阶让他好下来。于是说：“我想国焘同志应会拿出一种高姿态，以维护全党的统一，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陈昌浩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这边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办法还是可以接受的。”

    徐向前说：“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正是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不然，我等则无颜面告慰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们的灵魂！”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先对毛、周、张、博等人指责一通，说他们“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也不将共产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但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决定，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建议在目前紧急的情况下“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在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不难听出，张国焘是在与陕北的党中央以同等的身份讲话。

    之后，他找陈昌浩谈话时说：“在舆论方面，我们不能输，我们南下没有失败。不然的话，与陕北谈判就会失去砝码。”

    2.舆论攻势与变通之法

    又是阳春三月，山花烂漫。险恶的气氛似乎烟消云散。

    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川康地区，这对于企冀偏安西北边陲的张国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契机。

    张国焘一直注视着红二方面军的动向。年初，他已获悉，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后，转战滇西北地区。近日又获悉他们正沿雅砻江、金沙江向川康边的中旬、稻城方向疾进，预计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即可与四方面军会师。

    鉴于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出现和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合的新情况，张国焘沉郁、烦闷的心绪明显地好转起来，故而显出十分的宽容和大度，使朱德又恢复了红军总司令的实际职务，刘伯承也被重新起用，继续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甘孜、道孚、炉霍一带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

    张国焘欣然同意。

    为策应二、六军团顺利到达甘孜，即派出陈再道、王宏坤率领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击敌李抱冰部对二、六军团的堵截。同时，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定李先念、何长工等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粮草和各类物资。其热烈的场面不亚于当初在懋功迎接一方面军时的情景。

    此时，四方面军已控制了东起丹巴、南抵瞻化、泰宁、北至草地的大片地区。——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自慰引以自豪并以此当作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

    丹巴、甘孜、泰宁一带，原属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是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的土司、喇嘛场拥有大批土地、粮食、酥油、金银、牛羊，并且有自己的武装。红军在这一地区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和宗教政策，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并用借贷方式，筹集急需的粮食和物资。红军同雄踞康西的一些大土司和喇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藏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捐赠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红军则回赠一些武器弹药作为谢礼。

    张国焘借助达赖的“康人自治”、“建立大西藏国”的口号，于5月5日在甘孜组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用张国焘的话说：“达赖的建立大西藏国的目的是要使康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我们借用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兴番灭蒋，使番人真正独立与解放，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西康有名的孔撤女土司被推选为波巴依得瓦全国大会筹备会的委员长，日利土司任副委员长，督巴香根和德格大土司为正副秘书长。格达活佛在波巴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全国解放初，格达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波巴政府决定从公元1936年起为波巴共和国元年，并发表宣言称：“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后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现在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并宣告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或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必须与之建立友谊的联盟，订立各种平等互惠的条约。更希望于最短期内，得到各方之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

    张国焘在向大会致的贺词中说：“波巴依得瓦政府的成立不仅是波巴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而且是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的号炮！”“它将燃起全西北少数民族的烽火，去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宫、军阀的统治。一切忽视少数民族，说番氏是中国革命的障碍的机会主义都更一次证明了他们政治上的破产！”

    ——这不能不说是张国焘在此搞的又一个“杰作”。其用意和目的，是要在川康边建立大本营。他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曾这样说：“能在这个‘食古不化’的地域立住脚，并且得到藏民们的拥戴，彼此相安无事，确也实属难得的。”他当时所奉诺的信条就是列宁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批判的论断：如果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

    有了这么一块“相安无事”的栖身之地，张国焘急需要的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一场政治攻势，把4万人部队的思想、意志与行动“统一得像一个巨人一样”，集结在他的帅旗之下去战斗去拼杀。

    3月15日，他在道妥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说：“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钧等共有100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够顺利地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

    4月1日，他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中说：“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8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罪大恶极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6月6日，他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南下回顾与瞻望的长篇演讲——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途穷’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的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的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最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会笑的！”

    鼓掌。

    “现在，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这就是说，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贺的！”

    大鼓掌。

    “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来委员，三个候补委员。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热烈鼓掌。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结束了他8个月的党和红军第一把交椅梦。

    在此之前，朱德曾推心置腹地规劝他：不要太顾颜面，即快扯下“大王旗”，改弦易辙为时不晚，古人云：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陈昌浩也向他秉言直陈：与二、六军团会合在即，我们背着第二“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些被动，也不好协调与兄弟部队的关系；取消了，我们就主动得多了。其实，张国焘深谙变通之法，在此之前他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所频繁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党团会、活动分子会的目的，也就在于为他的这种“策略转变”进行的舆论铺垫。

    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仍以“难得糊涂”的姿态，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已接通电讯联络的任弼时，贺龙等：“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

    张国焘似乎很明白，这正是毛泽东等人的“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之伎俩，他也不妨就势来个“顺水推舟”。

    然而，扯下了“旗帜”，摘掉了“牌子”，撕烂了“面子”，他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凉的失落之感，他暗叹自己的运气不是太好，争来斗去总是毛泽东捷足先登，天时、地利、人和全让他占了，真是鬼使神差啊！一年来，总是在川康边转来绕去，是被使命所驱动？还是命运使然？

    他在1961年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叹道：“事态的发展，使我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张浩的这些电报当时给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他想着能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师，向那些久日未见的老朋友倾诉衷肠，以此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给目前窘迫的局面带来新的转机。

    但他猜测不透，贺龙和任弼时是否比毛泽东等人好交手？

    3.盼会合，迎来的却是埃德加.斯诺……

    1936年7月16日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乔治.海德姆，马海德是他的中文名），似乎是历史择定的一种“机缘”。毛泽东以当时最高礼遇——红枣小米饭、羊肉泡馍、山药蛋（土豆）款待这两位“不速之客”。

    于是，在保安城一个土窑洞里，在彻夜闪烁着摇曳的油灯下，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消瘦、头发密长、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以他稔熟的湖南乡音向两位外国人讲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为他们做翻译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享有“理论家”声望的吴亮平。现场还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时而辅之以幽默风趣的神态和手势，向他们谈了红军的创建与成长、成功与失败，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为中国寻找出路而不惜流血牺牲到达陕北的悲壮历程……随着毛泽东的娓娓道来，斯诺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深深地折服了。作为一个保持“中立”的新闻记者，决意要把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空前绝后的惊世壮举，传至四方，告之天下。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虽然在中央红军里还有一位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毛泽东与他之间只是争论和斗争，跟这种友好的外交显然不是一码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话要说。他希望将红军长征的这番壮举和重要的事情记入史册。找中国的作家、记者来写，他认为很难成事，因为国民党绝对会封杀他们的言论，而且会遭来杀身之祸。毛泽东想到了宋庆龄，请她在上海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陕北访问。宋庆龄得到这个请求后，就通过一番筛选，找到了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而后他们二人在西安集合，在张学良将军和董牧师的安排下，由中共保卫局局长邓发护送进入洛川苏区。

    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十多次交谈，一谈就是大半天甚至一个通宵。开始毛泽东讲的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后来毛泽东用了大量时间讲述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前半生。毛泽东把自己全部“家底”亮了出来，说的都是心里话。为了能真实反映毛的原意，吴亮平翻译成英文，斯诺用英文记下，然后吴亮平又把斯诺的英文记录翻译成中文由毛泽东审阅批改，再由吴亮平翻译成英文让斯诺成文。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请美国记者来访的真实目的是为毛泽东个人和他的红军战友留下“史记”。因为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处境非常危急，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元气大伤。毛泽东的真意是要斯诺记录下他和战友们的故事，使之能够流传下来，让国际上看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以此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理解、同情与支持。如果只为喊抗日口号，由国内的进步学生、地下组织撒发传单就行了，用不着要两个外国人冒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昏暗窑洞里坐在毛泽东土炕上访问。

    埃德加.斯诺1905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6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7月，斯诺来中国上海，担任美国报纸《密勒氏译论报》助理编辑，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1933年春天，他携新婚妻子海伦来到北平，先是担任美国国际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美国《太阳报》、英国《先驱报》特约记者，后又兼任燕京大学讲师——正是由于这种任职，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爱国进步学生，接触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了解到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中国黄土高原建立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这便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和向往。于是就有了他与青年医生马海德带着中共北方局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穿过国民党铜墙铁壁重重封锁”到达保安。

    1936年10月，也就在红四方面军抵至陕北前夕，斯诺结束了对红色根据地的访问，带着记得满满的16本笔记、30多个照片胶卷和电影胶片，以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赠送给他的沉甸甸的红军报纸、杂志和有关文件材料，满载而归回到北平。斯诺和海伦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于是数月之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写就。为对付国民党和日军的检查，书名改为比较含蓄隐晦的《西行漫记》。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被译为英、俄、法、日、德、意等10多种文字，传遍全球。当时在中国问世的《西行漫记》，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国外，一些医生、记者、作家、包括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都是看了这本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延安的。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仔细阅读了全书，被其内容深深吸引、打动，三次会见了斯诺。在罗斯福总统的坚持下，美国陆、海、空三军抽选的官兵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组成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毛泽东说：“美军是友军，是共同抗日的战友。”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战友护驾，毛泽东更是大义凛然、毫无畏惧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发生的颇有戏剧性变化与事件，都与这样一本书不无关联。这就是一本书的魅力和它所产生的源源不绝的效应伎然。所以毛泽东称赞斯诺是“中国的斯诺”。

    然而让斯诺感到遗憾的是，他在陕北采访期间没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主帅张国焘，所以书中也非常遗憾地缺少毛泽东与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这惊心一幕。

    直至今日，人们大都知晓斯诺的名字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其实，最早反映红军长征壮举的外国人并非斯诺。而是一个叫勃沙特的英国传教士。就在斯诺和马海德到达陕北保安时，1936年4月，随红军生活了560天之后的勃沙特终于获得了释放他的消息。

    勃沙特，全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比亚吉特.勃沙特，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名了。他自己也感到这名字不好记，写起来费时费工夫，干脆就叫勃沙特。他与红军“亲密接触”中，大家都叫他“老勃”或“老特”，他很高兴地应诺，感到很亲切。

    勃沙特1897年出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因此在他国籍记述上，有说英国的，也有说是瑞士的。1923年秋，26岁的牧师勃沙特被英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他属于信仰笃诚、恪守苦行精神的传教士。他为人谦和有礼，教人乐善好施，同时他对中国儒教文化颇为认同，说中国三教（佛、儒、道）与“西洋教”在很多地方有同工异曲之妙。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字——薄（勃）复礼。

    1934年秋，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六军团，突破湘江，翻越五岭，进入贵州镇远与黄平一带，与黔军展开激战。此时，青年牧师勃沙特和家人坐着滑竿从安顺地区做完传教活动正走在回来的路上，与红军不期而遇。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确有不少人是积极配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充当间谍，见于此，红军就把这几个洋鬼子扣留下来，去见军团长萧克。恰这时，萧克在黄平一个教堂里正在看找来的一张地图，但地图是法文，没人能看懂。勃沙特懂法文，萧克就让他翻译，然后用中文标注出来。干了大半夜，地图标注好了，从红六军团所处的位置一直到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路线都注明了。萧克对勃沙特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魔鬼，我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红军队伍。”勃沙特半信半疑，说：“我也是为穷苦人传教的，是为信仰而来。”考虑到勃沙特已熟知地图上的红军路线，还一时不能放他走。于是萧克很婉转地对他说：“薄复礼，不不，还是叫你勃沙特吧，你懂外文，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打仗，一起生活。”勃沙特应诺下来，后来红军缴获的一些英文报纸也由勃沙特翻译成中文，红军将领这才知道不少国内国际上刚刚发生的事情，包括国民党封锁追堵红军的行动和局势。这样以来，勃沙特便成了红六军团的职业翻译官了，萧克更不舍得放他走。

    在勃沙特看来，对于信仰的执着与真诚上，红军和他是一样的，只不过信仰的对象不同而已，而且他亲眼看到，红军的确是一支为穷人求解放，不怕流血牺牲，追求远大理想的队伍，这一点又与勃沙特传教的初衷相吻合，所以有开始的相互敌视、猜疑，逐渐淡化和消融。就这样，勃沙特跟随红军在充满紧张、惊险、艰苦鏊战的漫漫征途中，经历了一年半的腥风血雨，他同红军战士一样，几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在到达陕北之前，萧克这才答应放他离开部队，继续从事他信仰的职业。萧克设宴为他送行，并风趣地对他说：“勃沙特先生，今天，我们决定为你彻底摘掉‘帝国主义间谍’的帽子，还你自由，不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是朋友。”

    勃沙特几经转辗到了昆明。随红军长征一年半的亲历，一幕幕在他脑海里呈现——他立即着手整理这段难得而又珍贵的经历，仅用3个月，就撰写出一部长达288页并配有多帧照片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位英国籍的传教士，以局外人的身份被迫或者说不情愿地跟随红六军团长征，之后在很短时间里，便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描述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悲壮情景。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部记述红军长征的回忆录，英文书名是《TheRestrainingHand》，直译为《抑制的手》，后译为《神灵之手》。这部书一经问世，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仅两个月内连续两次再版，接着又由瑞士一家出版社译成法文再版。当时在欧洲各国的教堂内外出现这样画面：男男女女手捧《神灵之手》，聆听神灵的呼唤，继而虔诚地在胸前划十字，为东方那支受神灵护佑的穷人队伍祈祷祝福！

    日光流年，西方传教士参加红军长征的故事和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淹埋。今天，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和这位传教士。人们大都知道外国人写红军长征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

    20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博物馆工作的严强，从一位调走的同事手里接过来几本为学英语借用的英文书籍，真是无巧不成书，英文版《神灵之手》就落到了此书翻译者严强的手中。严强和另一位译者席伟不禁万端感叹：这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啊！我们从人们遗忘的历史尘埃里，意外地得到了这部以如此奇特的身份、奇特的经历、奇特的视角记录红军长征的奇书！

    严、席二人把译稿送给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左齐审阅、核实。在左齐长征时是红六军团的一位团长，他把译稿阅后又呈送原红六军团政委、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萧克。两位老将军看后，十分激动，十分感慨：勃沙特以他传教士的特殊视角，客观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个侧面，为西方世界了解长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传播了西方人与东方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友谊，值得尊重，值得怀念。

    1987年，当萧克得知已90岁高龄的勃沙特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便致信问候，还赠送勃沙特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画册。

    厘清历史尘埃，我们便知，勃沙特的《神灵之手》在伦敦问世一年后，即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发行。此书可谓生逢其时，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中国西北部那片黄土高原。

    在朱德总司令的窑洞里，45岁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那么专注而细致地端详着像农民老大爷一样的“红军之父”。史沫特莱说：“总司令，我希望你能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听口气像是给总司令下达命令，朱德惊讶地问：“为什么？”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是与斯诺的妻子海伦于1937年3月赴延安访问的。史沫特莱一生中有三四个崇敬的长者，一个是印度的尼赫鲁，一个是鲁迅，再者就是朱德，她对这样被称誉为“红军之父”的总司令已早闻其名，见到其人后，她感觉朱德就像父亲。朱德根据她的要求，每星期抽出两三个晚上同她进行交谈，从自己的出身家世谈起，一直谈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首次披露了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搞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激烈斗争。几十次交谈，为史沫特莱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提供了基本素材。

    这部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总司令60岁的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史学的角度看，此书极有价值的一个贡献是最早披露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的历史。据考证，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公开记述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牛津病逝，享年58岁。依照她生前遗嘱，遗骨安葬在中国土地上，葬礼要在她生前最为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进行。现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山公墓，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金色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4.甘孜会师，张国焘请任弼时当“包公”

    1936年7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会师。

    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中旬从湘西突围时，兵力约有两万，到达西康地区时，只剩下一万余人。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堵截的状态，二、六军团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转战到川黔边才得知川康地区有一支庞大的红军队伍。在与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络并向四方面军靠拢时，他们还以为中央就在这里呢（这期间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向红二、六军团发过指示电）！但是，很快情况便清楚了：党中央在陕北，张国焘在此另立的“中央”已在两支部队会师之前自行取消了。

    7月2日，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到甘孜，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人相会。

    然而，一年前懋功会师后不愉快的情景在张国焘的脑海里留下一块阴影。为避免或减少磨擦，他要他的部队与二、六军团的驻地相隔要远一点，也不要搞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

    张国焘以老大哥的身份亲切地称任弼时为“任胡子”，称贺龙为“贺胡子”，调侃道：“哈哈，二方面军就是被你们这两个‘胡子’统治着哩！并且你们二人都抱着一杆旱烟斗，干脆就叫你们‘胡子烟斗部队’吧！”

    任弼时端着烟斗抿着胡子道：“弼时虽留胡子，可在国焘兄面前还是小弟弟嘛！”

    贺龙也端着烟斗抿着胡子道：“国焘兄是元老，所以，我们的胡子和烟斗不足为凭！”

    任弼时32岁，贺龙已到不惑之年。他们自从湘西突围以来，几乎没有刮过胡子，实在太长了，就用剪子剪一把了事。不过因人而异，任、贺二人各留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却也相得益彰，显出几分葱茏的气韵与英武的神采。他们同张国焘虽不是故交，但很早就已相识。1927年，任弼时担任少共中央书记时曾被元老派的张国焘称他为“小弟弟”，在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二人皆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与张国焘是在八一南昌起义时认识的，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张国焘是中央特派员，起义失败后，二人在战火中匆匆分手。

    朱德与任弼时、贺龙称得上老相识了，所以一见面，朱德激动地说：“好哇好哇！你们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指挥！”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陕北！”

    重逢的欢悦沐浴着一张张布满风尘的面孔。久久地拥抱与相视代替了千言万语。

    朱德在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为了慰问这支“胡子烟斗部队”，四方面军把准备好的上百匹骡马和食物赠送给他们。二、六军团的一些战士倒是很乐意接受食物，而对骡马不太感兴趣。张国焘见状，便笑着对他们说：“同志们，到了此地，马是很宝贵的东西了！你有一匹马，就好比讨了一个老婆一样，为什么你们有老婆不晓得要呢？你们没听女干部说过，马比丈夫好！”

    笑，憨憨地笑，羞怩地笑，复而放声欢笑，无拘无束地笑，酣畅舒坦地笑……

    7月5日，贺龙、任弼时接中央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王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二军团、六军团番号不变，罗炳辉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7月27日，中央又批准二、四方面军成立西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

    中央的“动作’如此之快，是张国焘所始料不及的。同二方面军刚会师，他的部队就被挖走了一个军（本来就不属于他的），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当时并不晓得，这正是朱德与贺龙、任弼时达成的一个“默契”。后来朱德回忆起这件事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张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张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张国焘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他找任弼时深谈了一个通宵。从懋功会师到毛儿盖会议的争执，从何凯丰、张闻天的文章到毛泽东等人擅自率一、三军团北上，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全倒了出来。最后他说：“任胡子，你今天可要做一个铁面无私的‘包拯’，给一个公道的评断。”

    任弼时倒是很爽快：“好吧，小弟我就当一回黑老包！”

    任弼时、贺龙率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只是稍有耳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争执，但不晓得个中原委。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逢，故而大家都讳莫如深不愿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张国焘一古脑儿地把一切都端了出来，任弼时便怀着对党和红军的团结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来往的电文和有关材料进行查阅与研究，并决定找有关当事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甘孜驻扎休整。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派陈昌浩率工作组下到二方面军务部队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中央的新政策。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接到几大包宣传材料，打开一看，全是一些批判“毛、周、张、博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必读》小册子，王震当即作了果断的处理：“不能发，统统烧掉！”

    贺龙也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文件和材料。当他听了王震的报告后，说：“烧得好！去他妈的，这些材料不能下发！”

    贺龙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把已发下去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他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贺龙拿着一本小册子来到任弼时住处，见任弼时正专心致志地细阅摆放在桌上的一摞摞材料。贺龙把小册子往他面前一放，问：“弼时，这份材料你看过没有？”

    任弼时翻了翻小册子，说：“看过了。”

    贺龙说：“我已通知下去了，这些东西不能发！”

    任弼时说：“是不能发，这样不利于团结嘛！”

    贺龙装上一锅旱烟点上，“叭、叭”地抽着，沉思着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找他们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一、四方面军会合，本该是皆大欢喜，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手？张为什么成立他的‘中央’？我看这里有不少‘文章’啊！……”

    任弼时说：“我已经分别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同志谈过，了解了不少情况。我想再找徐向前谈谈，最后同张国焘交换一下意见。”

    贺龙说：“好！大敌当前，团结最重要。”

    当天，任弼时来到四方面军指挥部，见到了徐向前。这是他们首次晤面，但彼此大名早已耳闻。见面后互相说了些问妊的话，便言归正题。

    任弼时：“向前同志，你认为国焘等同志与中央的分歧在哪里？很想和你聊聊。”

    徐向前：“事实越来越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北上的方针是对的。国焘同志主张南下——恕我直言，南下和北上之争，就是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任弼时：“对头对头，就是这个实质问题。”

    徐向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是错误的，党内有分歧，可以开诚布公地谈，求大同存小异嘛！但是我劝他，他不听，说我只管打仗，无须过问政治。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任弼时：“听有些同志说，老毛率一、三军团突然离走，是你下令不许红军打红军，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向前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啦！”

    徐向前：“当时我心情万分沉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打，不能自相残杀，如果那样，我等将背千古骂名！现在，在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的干预下，国焘同志取消了‘中央’。鉴于目前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

    任弼时：“我拟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徐向前：“我赞同你的倡议。”

    张国焘等待着“包公”的裁决。在他看来，任弼时是最佳“调解人”，从个人感情上讲，任弼时这位“小弟弟”对他是比较敬重的，他相信任弼时通过一番了解和调查，会拿出一个令他颇为满意的结论的。

    他等待着。

    两天之后；任弼时果然前来登门造访。

    张国焘甚是喜悦，便以调侃的口吻道：“呵，‘包大人’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了，快——里面请！”

    他亲自给任弼时沏了一杯茶，接着又递上一支烟。

    任弼时接过烟，剥碎填进烟锅里，点上吸着。

    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说：“胡子老弟，有何高见，快和盘托出吧，我洗耳恭听。”

    任弼时郑重其事地表明他的观点：“通过走访了解，得出以下几点见解与国焘兄商榷：

    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中央的倾向；

    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出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何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

    “最后一点，请国焘兄恕我直言，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似乎太过份了，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听罢，许久不语。

    任弼时说：“国焘兄认为弟所言有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张国焘强颜一笑：“任胡子，我看你这‘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等人搞分裂呢？我们成立中央是被逼上梁山，正是由于毛、周、张、博私率一、三军团北上造成的。”

    任弼时磕了磕烟锅，笑着说：“国焘兄，这段公案留得以后再断吧。弟认为，兄既然取消了中央，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明智的。”

    张国焘说：“我建议在甘孜召开党的会议。”

    任弼时说：“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我劝国焘兄还是先暂且放一放，等适当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摆一摆，自会有个公正的了断。”

    张国焘本想再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但又不想扫“调解人”的兴，于是说：“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说：“那是当然。不过，我建议国焘兄最好不要再向下面发那谴责毛、周、张、博的材料了，这样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

    张国焘默然同意，接着又试探地问：“二、四方面军会合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任弼时说：“当然是北上，我们最好能一起走。”

    张国焘说：“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喽！”

    任弼时说：“只要我们的目标能早日实现，不要说三过草地，就是过10次20次也在所不辞啊！”

    张国焘说：“过了草地，就要同凶悍的马家军的骑兵作战，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将会吃大亏……”

    任弼时马上点将说：“听说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打骑兵很有一套，那就请他到二方面军当教官吧，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

    张国焘思忖了一下，只好说：“由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5.三过草地，张国焘与陈昌浩发生争执

    对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中央在两军会合前的5月25日即致电明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指出红军西渡黄河向陕、甘、宁发展，二、四方面军“直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张学良部），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很显然，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

    对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他在主持召开的二、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向北行动，迅出甘南”的计划。他说：“这个行动计划，从军事上来说，是企图拥有西北的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二、四方面军取道甘南，折而向西居于左翼，进而夺取青海和新疆。从政治上来说，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是要拥有陕、甘、宁、新广大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苏联的道路。……”

    这个计划的出台，似乎显得天衣无缝，给二、四方面军描绘出一幅无比灿烂的蓝图，使广大指战员精神焕发，勇气倍增。但他们一时还看不透张国焘对此计划隐含的另一层颇深的谋略：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大显身手的好去处；二、四方军北出后西进，与一方面军隔得远远的，不必受中央的控制，将来谁的势力大谁就是红色中国的主宰。

    在会上，朱德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纵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四方面军集结在炉霍地区的九军、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四方面军总部为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四军十师和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三十二军（此已编入二方面军）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率领，7月3日出发，经东谷、西琼寺、阿坎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7月中旬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和任弼时、贺龙经过一番谋划而做出的巧妙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为了保证几万人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红军总部派许世友率领骑兵师提前于6月27日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骑兵师30阗多名骑兵，扬鞭催马，翻山越岭，一路经过大小70多次战斗，筹集了两万多头牛羊和一批粮食。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的左路纵队到达阿坎地区，准备过草地。

    夏日的阳光依然把布满死亡恐怖的“萨格苏海”点缀得五彩缤纷，令人目迷神摇。

    行走在过去走过的路上，向着过去不愿行进的目标行进，张国焘不禁暗自叹发几多感慨。眼前的葛曲河仍然和去年一样水深不及马肚脐，昨天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他兴味索然，反觉胸腔里受了挤压般的窒问，脚下汩汩的溪流声和马蹄踏过草丛的寒宰声，在他听来比峡谷骤然袭来的急流狂涛更能刺激他的神经：难道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表真的正在陨落吗？

    他下意识地回头瞥一眼，只见朱德那黑釉似的脸膛泛着一丝憨淳的微笑，眼睛微眯着，好像在马背上入睡了；任弼时悠然地骑在马上，那只烟斗不管冒烟不冒烟总是叼在嘴上，显出几分青年老成的神韵。

    他收回目光，心里冒出某种疑忌的怪念头。

    过葛曲河时，设在河岸的兵站正给过路的部队分发缴获来的牛羊和物品，并且还有一批伤病员住在兵站里。朱德向张国焘建议说：“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程，四方面军的右纵和二方面军的同志在后面，他们会更苦。你看这沿途的野菜都被前边的部队挖光，他们跟上来时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兵站应当把牛羊和物品多留一些给他们。另外还有这些伤病员，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不能留下不管。”

    张国焘从沉闷纷杂的思绪中抽出来，当即向前面的部队发出命令：把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分到的羊和牛全退还给沿途兵站，留给二方面军。

    随即他把给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令警卫员牵来交给兵站，并声色俱厉地对兵站的人说：“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通知各部队，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和每一挂肠子，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后方部队和二方面军同志的生命！”

    任弼时分明从他的脸上和举动中看出了什么，马上走过来笑着说：“国焘兄，前后部队应统筹考虑嘛！把东西全部留下来，前面的部队应该分到的也没有了，这不就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吗？”

    张国焘强笑了一下，说：“我这个人，就专爱搞极端。”

    任弼时风趣地回敬了一句：“这说明国焘兄有‘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气度啊！”

    张国焘像被一团牛毛塞在口腔里，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时，朱德派人把兵站站长吴先恩找来了。

    朱德问：“吴站长，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员？”

    吴先恩答：“600多人。”

    “有多少副担架？”

    “100多副。”

    “有多少骡马和牦牛？”

    “200多头。”

    “有没有能坚持行走的伤病员。”

    “绝大多数都不能走动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吴先恩支吾着，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过草地路越来越难走，怎么把这批伤病员安全地送出草地，正是他最搔头的事情。

    朱德进一步询问：“200多头牲口驮的都是什么？”

    “全部是枪支。”

    “能不能把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

    “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支又怎么办呢？”

    朱德说：“枪支能背走的，还是尽量背走，背不走就毁掉。”

    “毁掉？”吴先恩不禁一怔，“总司令，方面军总部早在鄂豫皖时就立下了规定，枪支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丢枪就是丢命，毁枪是要严罚的……”

    正说着，张国焘气煞煞地走了过来，指着吴先恩厉声喝道：“总司令的命令你敢违抗？把枪支统统毁掉！毁掉！”

    朱德立刻接过话说：“好！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如果受处分，我替你顶着。”

    8月1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了包座，即致电表示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进发生困难。”同时指出：“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腊子口以北即脱离番区，地势宽敞，人烟稠密，便于部队之休息整理。”

    当天，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回电中央：“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河、岷州、西固进军，约8月中旬主力即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8月3日，党中央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务纵队先后向甘南挺进……

    8月9日，攻取天险腊子口……

    8月10日，抢占哈达铺大草滩……

    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占领渭源、漳县、洮州、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红二方面军抵哈达铺后则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一带发展。

    这时，共产国际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故决定派聂荣臻、左权率第一师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这样，三个方面军便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9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对红军即将大会合的形势十分震惊。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他急令重庆行营顾祝同派川军孙震、邓锡侯等军，由川北进入陇东堵截；令兰州朱绍良以王钧、毛炳文等军，在陇南堵截；令西安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等军进至平凉、固原堵截。

    敌情突变。

    9月14日至16日，毛泽东等接连电令“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硝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敌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详明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敌截堵隔断，“我一师现在静、会北端之单家集一带，准备配合。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四方面军的行动，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

    张国焘这时却改变了主意。

    他认为，敌军如虎扑来，一方面军主力又不能南下，只不过来一个师进行策应，这样一来一、四方面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实际上就变成四方面军单独迎敌。与数倍与我的强敌拼杀，定会吃大亏。

    他主张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西渡黄河，挺进青海，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这正是他北进意图的一部分。

    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南局会议。

    朱德在会上说：“眼下，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陕北根据地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红一师会合，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对于我们也不利。只有迅速北进，才能粉碎敌人的堵截，早日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陈昌浩被朱德说服，主张立即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与敌决战。

    此时，陈昌浩虽然很难领会张国焘西进主张的意图，但他却掂出了它的分量，似乎也察觉出张国焘隐秘的心机。他力图说服张国焘：在这种时候，不能当缩头乌龟，让人家捣脊梁骨说四方面军的人不讲信义！

    张国焘被陈昌浩的话刺痛了，激怒了，没想到他的一贯忠诚的支持者会突然站出来反对他。他忍无可忍地把北上以来塞满胸腹的郁忿发泄出来：“你懂得个鸟！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啦！我看你是想踩着成堆成堆的伙伴们的尸体为你个小小的政治局委员捞资本！……”

    陈昌浩顿时气血攻头，没想到自己一直所信赖和拥戴的上司会这般诬蔑他，贬斥他，抨击他，他感到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受到了无情的伤害，他拍打着桌子嚷道：“谁他妈狗卵子的是为自己捞资本？在这紧急关头，你又出尔反尔，提出与原计划相悖的意见，这叫我们向共产国际如何交待？要大家如何理解和执行？”

    张国焘挥手一劈，打断他的话：“你休要拿共产国际这项大帽子来压人！你要是想当官，我现在就把我的一切职务让给你！”

    陈昌浩反唇相讥：“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这也是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着想！”

    这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重大争执。

    会议开了三天，争吵了三天。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

    他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

    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来干！”

    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他意想会议能出现转机。

    朱德、陈昌浩等人又立即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开会。结果大家还是赞成朱德、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的主张被否决。

    张国焘无奈，只好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9月18日当晚，朱德和张国焘签署了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来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之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四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行军。

    岷州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开拔，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去了……

    6.西渡黄河，张国焘要在河西走廊另辟天下

    9月20日。漳县。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

    徐向前根据总部的部署，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

    张国焘急匆匆赶来，进门便对参谋人员说：“赶快把李特、李先念、周纯全找来开会！”

    徐向前见张国焘一副沮丧而郁愤的样子，急问：“总政委，怎么回事？”

    张国焘忿忿地说：“我这个总政委干不了啦，让陈昌浩干吧！……”

    徐向前大吃一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李特、李先念、周纯全等人赶来，听到张国焘斥责陈昌浩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瞠目而视。

    张国焘坐下来，抓起杯子呷了一口水，对大家说…‘刚开完岷州会议，朱、陈主张第一方案（即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开始我也是同意的。可是情况突然起了变化，胡宗南等部正调集重兵扑来堵截。陕北来电说，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只来一个师，这实际上是要我们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独立作战。鉴于百丈关失利，我不想再让部队蒙受损失，甚至断送红军。我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心有灵犀的李特马上说：“总政委的这一主张不正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吗？再说我们可以减少损失，另辟新的根据地。我看是他们（指一方面军）耍滑头，要我们单独与敌死拼。”

    张国焘说：“正是如此。可是陈昌浩不知喝了什么迷魂药，竟然在会上诬蔑说，这样做是缩头乌龟，是不守信义的行为，且拿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来压人。”

    周纯全接腔道：“昌浩同志怎么能这样呢？太过份，太过份了！”

    张国焘继续说：“陈昌浩还奉劝我，打仗的事无须我再过问，让我尽快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你们听听，这是规劝吗？这分明是要挟，是另有图谋，是想取而代之！”

    他的情绪很激动。另立“中央”的包袱似乎越来越重地压在他的心头，陈昌浩要他尽快去陕北解决党内争执的话里在他听来无疑含有让他去向党中央认错的意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凄然，声调也有些凄凉：“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大家见总政委如此伤心难过，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大家说还可以继续商讨。

    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即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抢渡黄河，占领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骑兵；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之敌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黄河，共取宁夏。

    部署即定，张国焘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发去密令：“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

    9月21日晚，待这一切布置就绪，他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速来漳县会商。

    朱德接到张国焘的电报，一夜没睡。

    他深知，这是他随四方面军行动以来又一次所面临的严峻时刻。22日）麦晨3点，他致电张国焘等：

    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拟宜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

    朱德在复电中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南局会议，“续商大计”。当天，他又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

    （甲）西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南局同志集漳县续作讨论，结果再告。

    （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请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

    天一亮，他即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赶了120多里路。

    9月23日，西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铺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再次召开。

    是北进，还是西进，朱德同张国焘展开激烈而尖锐的争辩。

    朱德：第一方案已向部队发布，现在又决定第二方案，这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所以我坚持第一个方案。

    张国焘：蒋介石已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截击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合，如果我们独立北进，十分不利。再说，能否与张学良达成西北抗日局面大有疑问。所以我们的战略计划应根据敌情变化而相机改变。

    朱德：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为什么不前去会合？

    张国焘：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围堵，向陕北前进，沿途与敌发生血战不可避免，而且所有的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人集中包围一处，这对整个红军来说更为不利。

    朱德：中央再三来电详明，二、四方面军北上，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陕北既可巩固，整个西北亦可成为抗日作战的枢纽。

    张国焘：我们西渡黄河，如握有河西走廊和青、新广褒地区，从政治意义上说，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从军事意义上说，可以分散蒋介石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介石在陕甘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朱德：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国焘同志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了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我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我完全负责！

    朱德：总政委应当协助总司令贯彻既定的方案部署！

    张国焘：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抗议并召开会议废除原决定！

    朱德：既然改变原方案，你要对这个改变负责任！

    张国焘：一切由我负责好啦！

    朱德：若强逼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仍坚持岷州会议原案！

    张国焘：你的意见可以保留！

    朱德：应把改变的决定报告中央！

    张国焘：马上就发报！

    ……

    与岷州会议的争论情景几乎很相似，但结果极相反：漳县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陈昌浩见多数人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只好妥协了，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但他仍坚持一点的是；让张国焘去陕北，处理党内分歧问题，以便为四方面军今后的发展作好准备。一年后，陈昌浩在向中央调查组的同志谈起这件事情时说：

    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定的路线方针显然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安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张国焘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这一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立局势。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对他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张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

    漳县会议结束当天，张国焘立刻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在河西走廊另辟一方天下。

    7.函电交驰，毛泽东不容张国焘再搞“单干”

    毛泽东不禁为张国焘要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西的主张深感惊忧。

    毛泽东认为，这是张国焘另搞“单干”的图谋。

    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指出：四方面军单独西进会顾此失彼，不仅使一方面军进攻宁夏的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先机占领静宁、会宁才可避免失败。

    9月23日，获悉张国焘在漳县改变了岷州会议决定，已命令四方面军停止北上向西开进，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立刻终止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速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并指出：国民党军毛炳文、胡宗南部将阻断四方面军西进道路，所谓出中卫地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恐是空中楼阁。

    毛泽东遂又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四方面军若决计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此事只好听他们做去”。但阻止胡宗南部西进目前仍很重要，应考虑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沉吟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

    周恩来说：“他背着个沉重的‘包袱’（指另立中央）嘛，想放又放不下来，想甩又甩不掉，所以只好来个‘避而远之’。”

    张闻天倒颇有一番意趣地说：“有两句俗言俚语说得好：一日‘千里姻缘一线牵’；一日‘捆绑难成夫妻’。任、贺诸君率二方面军转战湘、鄂、滇、黔、川，不畏千辛万苦，前来与我们相会，这叫有缘；而我们与张国焘相会最早，却是疙疙瘩瘩，争来吵去，很难相处为济，这叫无缘。”

    但不管怎样，他们无不关注着四方面军的行动，耐心等待张国焘对此作出的反应。

    他们一直等了三天。

    9月26日，张国焘向中央发来了电报，而且在一天之内连发四封。中央皆一一回电。

    张国焘在当日12时发来的电报中称：

    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现已按此调动，不便更改，务祈采纳。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中央回电：

    确悉胡宗南部在咸阳未动，其后继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一起组成军委主席团。

    张国焘在当日20时发来的电报中称：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长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如兄弟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中央回电：

    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如敌先占要地，我将遇绝大困难。

    张国焘在当日22时发来的电报中称：

    请重看廿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

    中央回电：

    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张国焘于当日22时又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中央于27日晨回电：

    迭接26日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

    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依照朱、张、陈9月18日发布的会宁战役计划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

    也就在张国焘接到中央第四封复电之前，率领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的徐向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给张国焘带来了一个极不美妙的现实：经探察并向当地老乡了解，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

    冷酷的现实又一次地击碎了张国焘美好的期待！

    他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再也找不到拒绝北上的借口了。

    “天不随人愿！命厄运蹇啊……”

    他内心发出近乎困兽于荒原漠风里的阵阵哀鸣！

    当接到中央的明令电后，他不得不表示尊重中央的意见。他对朱德等人说：“给陕北回电吧。既然他们明令停止西渡，我们只好奉旨北进。”

    朱德暗自笑他：你这个人哪，牵着不走，赶着倒行。

    27日当天，张国焘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

    （甲）为尊重你们的意见和指示，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黄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

    （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发，先头部队约10月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毛泽东等人接到来电，悬在各自心口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张闻天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匹爱尥蹶子的犟骡子啊，暂且驯服了！”

    毛泽东说：“他晓得回头就好。恐怕以后犟骡子还会尥蹶子哩，那就还由他跳好啰！”

    周恩来说：“应给他们回电，表示欢迎。”

    毛泽东当即说：“对！给他回电，并电告彭德怀、聂荣臻，为策应四方面军北上，派二师、七十三师和骑兵团立即南下与一师相呼应，迅占会宁，以取先机，接应四方面军。”

    9月2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任弼时、贺龙等，对四方面军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并告之他们策应的部署。

    9月30日，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上，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8.贺龙悄悄对张国焘说：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黄土塬上的秋天，深邃而高远。

    枣园里，密匝匝的枣儿已经满面红光；柿林里，黄澄澄的柿子灯笼般挂在枝叶间摇荡；老羊倌那一声声高腔《信天游》响彻云端，铺满了沟沟坎坎……

    老农民模样的红军总司令笑了，笑得像黄土塬上的秋天一样灿烂。这是他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笑得最爽朗最开心最舒展的一次。然而，当他首次向这位外国女记者披露长征途中红军内部发生争斗的有关细节时，笑容便从他那憨厚的脸上退去了。他说，长征途中出现的这一分裂。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毛泽东甚至作了被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打游击的打算。

    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混编后兵分两路，张国焘率领的共计7个军，8万余人；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7000余人，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而十五军团主力为原红二十五军，也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一直受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的影响到底怎样？十五军对中央和剩下来的几千人马态度又如何？在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之前，毛泽东等人心里没有太大把握。

    时间证明一切。事态很快发生了逆转：

    先是张浩的到来预示着一种祥兆，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对张国焘施加影响，以变通的方式处理分争。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毛泽东等人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都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他仗有强势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以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接下来怎样呢？张国焘南下路线失败。如果南下成功，他另立的“中央”就有可能成立了。可是，天违人愿，他率领的8万余人损兵折将减至一半，此时又出现陈昌浩对他产生了动摇和国际代表张浩对他的影响，这二“浩”叠加就提他这个“焘”的旋涡平抑了，使他处于极为被动孤立状态。

    再接下来是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北上，但他们并不知道会最后一直走到陕北。是张国焘、朱德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他们渡过金沙江，前来会合。他们接到电令后还以为找到了中央。张国焘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另谋他图，在川、青、藏创立根据地。其实，中共中央最初并不想让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掌握在张国焘手里，中央为得到这一密码费尽力气，几次要求张国焘将密码告知，当场被拒绝。

    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不仅是萧克，当初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作为毛泽东最信赖的林彪，听到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张国焘是军阀独裁时，林彪拍响桌子说：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不要瞎说乱放屁，有人有枪就是“槽头王”嘛！——当然，这个“娃娃将军”的话里藏有玄机。

    朱德回忆说：“二、六军团上来后，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张国焘）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张国焘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贺龙回忆起会师后与张国焘相处的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朱德对史沫特莱曾这样说：“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两位大胡子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说罢，朱德的脸上又绽放出笑容，像盛开的菊花状。

    1936年7月5日，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紧接着，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按着中央的意图，两个方面军终于携手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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